在雅罗斯拉夫（Yaroslaval），一个大学教授邀请我去做演讲。但是，在最后时刻，教区牧师，或者说大学校长，由于外界的压力而取消了这次讲座。他们反对我的反进化论观点，还有我的克利须那背景。教授试着让校长改变主意，但是失败了。所以，教授安排了我在大学附近的礼堂里进行演讲。来听讲座的学生和教授挤满了整个演讲厅。我想，如果讲座按期在大学举行的话，来的人应该会更多。
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西伯利亚的秋明市（Tyumen）。也是大学的教授安排我在那里演讲，也是大学校长最后取消了讲座。教授就安排我在俄罗斯科学院（Institut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演讲。就名气而言，这里比大学有名得多。科学院的主任说，没有人能够给他施加压力。学生们和教授坐着公共汽车来到了会场。演讲厅坐得满满当当的，还有几十个人不得不站着听讲座。教授告诉我，他已经在大学里通知了本次讲座的信息。在校长取消演讲之后，每个人都想听听我到底会说些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排斥我的演讲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科学和宗教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也不会混淆在一块儿。但是，这是一个现代神话。200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了学术书籍《有神论语境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istic Contexts）。这本书是由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赫德利•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编辑的，书中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前沿历史学论文。书的封面上写道：“这是一个广泛公认的假设，科学和宗教从根本上排斥对方。但是，最新的史学著作证实了宗教信仰也应该进入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文化中，成为现代科学的食粮。这些新的著作证明，宗教观念不仅能够激发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还能够改变主要科学理论的实际内容。”
甚至连达尔文也把上帝和科学混在一起。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提到的实际问题是：是上帝分别制造出了每一种物种，还是上帝只是制造了一个，或者让一些物种直接产生，然后让剩下的自行进化？达尔文以这种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生命观中有一个巨大的力量，以其多种能力和悄无声息的姿态，在最初的时候创造出了几个或一个生命形式……如此简单地开始，无穷无尽地变化，形成最美妙的形式，并且正在进化。”（《物种起源》）。他的这番话有点深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造物者悄然地制造出了一个或几个生命，剩下的就开始进化。所以，如果在大学里的研究者禁止了我的发言，那么达尔文也应该被禁止。在真实的科学世界里，一些科学家也混合了上帝与科学观。使他们的观点看上来更科学化而不是纯粹的宗教性，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宗教。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强迫大学阻止研究者讲述由宗教激发的观念，只要这些观念是基于科学证据和理性分析的角度提出的。
雅罗斯拉夫和秋明的偶然并不能代表整个俄罗斯之行。我去了俄罗斯的十个城市，在大多数地方，我的演讲都没有受到阻挠。但是，我希望在其他地方免遭封禁，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专栏叫做“被禁止的考古学家”。
44.洛塔尔是一座吠陀城市吗？来自印度堪舆学的证据我最感兴趣的是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当然，我觉得其他问题也很有意思。其中之一就是印度吠陀文明的历史。我所说的吠陀文明是基于《吠陀经》的描述，它是古代印度的知识典籍，其中涉及到了人类的起源。目前的主流学术观点认为，吠陀文明是在3500年前从西北部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但是，传统的吠陀文明支持者则认为吠陀文明是一直存在于印度次大陆上的。在这篇文章中，我说一说支持后一种观点的考古证据。根据吠陀建筑系统中的堪舆学（Vastu）原理设计的古印度城市中心超过了3500岁。
吠陀建筑系统最古老的证据保存在《摩呵婆罗多》中。根据它的描述，吠陀建筑系统是在5000年前的印度形成的（现代世俗学者认为是300年前）。堪舆学不仅可以用来设计私人建筑，还能够用于整座城市的建筑的修建。堪舆学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原人（vastu purusha）”，即堪舆学的一个人体形象。关于原人起源的解释有很多。比如：在创世之初，阿修罗（asura，恶魔）反对半人半神。半人半神的领袖梵天（Brahma）把恶魔压倒在地面，半人半神站在自己的地方围着他。梵天把恶魔叫做“原人”。为了提供一些慰藉给恶魔，梵天命令任何人在修建任何建筑时都要通过献祭和崇拜平定他的怒气。
原人的形式在《梵天原人曼陀罗》（vastu purusha mandala）中有着生动的描绘。曼陀罗是一种方形的坛场。方形代表的是神圣的秩序，而圆圈代表的是无序的真实材料。原人被描绘成一个面朝地面爬着的男人形象。头部枕着东北角，脚的位置朝着西南。右膝关节和右手肘在东南角交叉在一起。所以，原人形象是一个被扭曲了的方形形象。曼陀罗的中央方格被分成了64（8х8）或81（9х9）个小方格，每个方格都由一位半人半神居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压着原人的身体。
原人图案也用于城市设计。一个新城市修建的第一步就是压平地面。地面被压平之后，就要画出一个梵天原人曼陀罗的图案，这是设计的基础。这种曼陀罗的普遍形式就是坛场。许多印度城市，比如斋蒲尔（Jaipur），就显示出了这种原人图案的特点。
几个世纪以前，在印度曾出土了许多古塔，距今有4000年或5000年。最有名的在印度河流域（现在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包括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哈拉帕被学者们用于定义整个古塔文化（哈拉帕文明）。但是，学者们对于文明的特点也有着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这种文化属于吠陀文明，是目前占据印度的主要文化。其他人又说不应该属于吠陀文明，因为吠陀文明是在那之后很久（3500年前）才进入印度的。问题就是关于哈拉帕文明的著作并没有被所有的学者所接受。一些学者相信吠陀典籍，另一些又倾向于非吠陀文明的文本。这种情况仍然在讨论中。我自己则支持吠陀文本，因为它在提供关于文化的考古证据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2008年春天，我调查了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境内的“哈拉帕”城市洛塔尔（Lothal），这座城市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我来这里是为了确定这座城市是否带有印度堪舆学的特点。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当时建造洛塔尔的人有所了解。如果这个城市是按照堪舆学的原则设计的，那么就表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是属于吠陀文明的一部分。
在洛塔尔，我看到了遗址和第一阶段的遗址构建计划，这些东西可以回溯到4400年前，比被认为的吠陀文化进入印度的时期早了1000年。这项构建计划证明了洛塔尔是以正方形的形式修建的，每一边都面向北、南、东、西的基本方向，而且也符合堪舆学中的标准网格。根据堪舆学的设计原则，一座理想的城市的西方和南方要比北方和东方略高。在洛塔尔，南边很高，然后向北边和东部倾斜。堪舆学专家认为，这些面向基本方向（北，南，东，西）的房子设计得很好，但是这几个角都暴露在了恶魔的影响下。在洛塔尔，所有的建筑都面向主要方向。道路从北向南，从东到西，也显示出了堪舆学的特色。根据堪舆学书籍，废水应该流入北方或东方。我发现，洛塔尔主要的排水系统也像城市简介上说的，是朝着东边的方向。
根据风水设计原理，四种社会阶级（工人、商人、官员和祭司）应该各自位于城市的西、南、东、北四个方向。洛塔尔的西面是工作坊，东南边是商业中心，那里有一个仓库。城市规划中有雅典卫城（acropolis），是城市统治者刹帝利（kshatriyas）的居住地，从城市中央一直延伸至东部。洛塔尔北部边界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公共的火坛，这里是祭司（梵天）的所在地。总之，四种阶级都有相应的位置。梵天原人曼陀罗北边的主要神灵是月神苏摩（Soma），由于月亮的规律，苏摩往往被认为是“四分之一的男人”。在洛塔尔较低的地方，住着大部分的居民，他们都住在城市以北的半个区域；城市南边的一般区域则被贸易仓库、雅典卫城和工作坊占据着。
洛塔尔的城市规划中还有一个在西北边界墙外的一片墓地，考古学家S.R.罗（S.R.Rao）在这里进行了挖掘，他认为这里发现骨架的数量相对于城市规模来说过于少了。他估计人口只有1.5万。所以，他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使用的火葬。东北部按照81方格设计的区域的主要神灵是罗加（Roga），为疾病之神；罗加的下面是帕帕亚斯（Papayakshman），消费之神；帕帕亚斯之下是肖莎（Shosha），为削弱之神。而埋在墓地中的人都是遭受过被认为是不祥的疾病而死去的人，他们可能不适合被火化。一个可能的风险是，就考古学意义而言，火葬场的地点应该在洛塔尔西南角的现存的干涸湖岸上的边界墙外，因为梵天原人曼陀罗的正南方被死神阎魔所毁。而占据西南角的是神化的远祖毕多罗（Pitarah），或者是存在于生活之中的衰亡之神尼利提（Nirritih）。这样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印度的城镇，河流通常是从北流向南，所以在河边设置火化地点是想让河水把城镇中的不祥之物带走。
在观察洛塔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符合堪舆学的城市设计。这个城市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存在的。在《摩呵婆罗多》中也提到了堪舆学，它被认为是吠陀文化的一部分，也由此证明这座城市也是吠陀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同样也可以认为，《摩诃婆罗多》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
45.为什么只有石器？
2008年11月下旬，我在迪拜（Dubai）举行的一个关于史前器物研究的国际会议上做了演讲。这次会议是在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举办的。我演讲的内容是关于《考古学禁区》。后来，一个听众问了我一个熟悉的问题：“如果，就像你说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类存在了数百万年，数千万年，那为什么你提到的大多数证据都是石器，或者是像石器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高科技或先进的证据？”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需要牢记的一件事是，我相信人类文明在超过数百万年的岁月里，都会从产生走向消亡。所以，现代人类的文明在远古时期产生后，也存在过一段久远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人口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以我们认为的原始方式生活着。所以，经过时间的流逝和人口的减少，先进的文明还会剩下些什么呢？我们宁愿认为我们的摩天大楼和机械一定会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但是，这种想法并不真实。研究这些东西的科学家们都明白，我们的纪念碑式的大楼和器械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通过2008年初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播放的“人类之后的生命（Life After People）”这种电视纪录片，广大听众都会接受这个所谓的科学真理。这个节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2008年3月，在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也播出了一个类似的节目，叫做“后果：零人类（Aftermath：Population Zero）”。这些节目的前提都很简单：我们假设人类从今天的地球上消失，那么，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所留下来的物质文明会发生什么？《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的作者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还制作了他自己的电视特别节目。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场景：七十五年内，大多数的机械、汽车、飞机和轮船，除了在一些非常干燥的地方，都会被自然腐蚀得面目全非。植物也开始在城市中生长。没有维护，公路会被植物全部覆盖，也会被损坏，然后逐渐消失。因为大坝和堤防渐渐地毁坏，肆无忌惮的自然火会侵略许多乡村和城市。洪水也会蔓延许多城市，尤其是海岸城市和河边、溪流边的城市，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城市。木质房屋，如果没有被大火烧毁，也会腐烂消耗或遭白蚁侵蚀。植物的生长和下降的雨水会破坏砖石结构，油漆也会脱落，致使暴露的金属表面被氧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也会渐渐锈烂。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水灾、火灾、地震，还有被植物的生长降解，桥梁会落入江河，摩天大楼会倒塌。从现在起经过1000年，纽约这种庞大的城市中心也会被弄得难以辨认，成堆的瓦砾堆中长满植物和森林。所有的文明标志都会被消解。1万年之后，人类存在的标记可能就只剩下吉萨大金字塔（Pyramids of Giza）这种石建筑物。飓风、台风、龙卷风、地震、火山爆发，都可以去除地球上大面积的人类居住痕迹。新的冰河时代的冰川也会冲刷地球。这些过程可能会历经数百万年乃至数亿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经过这些过程，不会留下我们的那些高科技文明的迹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考古学禁区》中很多证据都是石器或类似石器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1871年，史密斯研究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研究者威廉•E.杜布斯（William E. Dubois），报告了在美国伊利诺伊斯州将军县（Marshall County）的劳恩山脊（Lawn Ridge）钻井中发现了一个铜币状的物体。这个圆形的铜币状物体两面都刻有人类图案和未知的文字说明。这份报告被发表在《美国哲学学会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871）。A.温切尔（A. Winchell）在他的《地质学的光芒》（Sparks from a Geologist’s Hammer）这本书中也探讨了这件事情。
针对这些材料，我的研究助手和我得到了钻井勘探的记录。这份记录是一份钻井的地层表，指出埋存铜币状物体的地层大约在144英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铜币会存在于这个水平的粘土沉积中。铜币外的一层粘土可以使铜币免受侵蚀。我们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斯州的地方地质调查局，咨询114英尺深的地层沉积。他们说这个沉积层应该出自雅茅斯间冰期（Yarmouthian Interglacial period），距今20万-40万年。这真的很惊人，因为按照目前主流的理论，向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类不可能出现在那个时候。实际上，8世纪在吕底亚（Lydia）发现的铜币被视为第一枚铜币，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土耳其境内。相似的钱币在中国和印度河流域也有发现，但是，劳恩山脊的这个证据证明了铜币在这之前就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可以达到40万年的历史。当然，铜币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实际上，我说的这些案例都还是属于石器类。我应该指出，石器对于人类来说就像电脑，电脑也是人类存在的标志。比如，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早期始新世地层（5000万年）中发现的石臼和石杵，这类石器是科学家公认的现代人类才能拥有的器物。这些发现都被政府地质学家惠特尼发表在他的专题著作《加州内华达山脉的金矿》中，这本书由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出版于188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博物馆中也收藏着其中的器物。
但是，我想象在5000万年前，加利福尼亚的人们不仅会用石臼和石杵，还会用手提电脑，拥有摩天大楼和汽车。那么5000万年后，这些东西还会剩下吗？不会。我们的大部分石器经过数百万年的岁月都不能保存完好，何况高科技产物呢？它们又怎么能逃得过时间的蹂躏？所以，尽管人类拥有强大的高科技水平，也会像500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一样，只剩下石器。
我也不能说所有的高级文明的痕迹都不存在，但是我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可能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以至于难以辨认。几年前，我和一些考古学家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讨论组。我却不能谈论我自己。他们谈论了这个问题：如果像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在一亿年前就存在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的标记又是什么样子？最后，他们认为我们不会看到很多痕迹，能够看见的就只是一些色彩斑斓的砾石。除非我们能够完全真实地看到这些东西，要不然我们可能会忽略它。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科学家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找的是什么。今天并没有很多科学家真正地在寻找古代的先进文明。所以，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要激发新一代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去寻找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做到了，后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陌生的东西，他们可以检测这些物质，也可能会发现砾石中的矿物成分不是自然形成的，以证明古代人有着发达的技术制造出这些混合物。
我在《考古学禁区》中提到的证据只是沧海一粟。无论如何，关于人类文明水平的问题，或高或低，都被认为是人类存在的证明。不管我们看到的是高级文明还是低等文化，最重要的是，人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至少我能够证明像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类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亿年。对于他们经历了漫长时间后的先进技术水平的细节研究就是后续的研究课题了。
46.来自历史深处的玻利维亚脚印
我第一次了解到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极其古老的玻利维亚脚印（Bolivian footprints），是在2008年5月，夏威夷大岛（Big Island of Hawaii）上举行的科纳地球转变会议（Earth Transformation Conference on the Kona）上。当时，我被邀请到那儿做一个关于《退化论》的演讲。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来夏威夷。
我第一次到这里是在我8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到这里度假。我去了启劳亚火山（Kilauea），这里是贝利火女神（goddess Pele）的故乡。我们的夏威夷导游让我把一些水果扔进了火山的火坑里，然后给了我一个贝利的护身符，并告诉我当我进入火山区域时，贝利女神会保护我。
五十五年后，我发现我自己在一个冰岛的美国海军气象站。那是在1972年，赫克拉火山（volcano Hekla）爆发之际。我的一个朋友租了一辆路虎，驱车穿过黑色的沙漠和冰川溪流到达了赫克拉。中世纪时，赫克拉被认为是地狱的大门，后来，凡尔纳（Jules Verne）在他的传记《地心之旅》（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中提到了这个火山。不管怎么样，我们开了一英里，到达了岩浆流。我们看了看四周，然后爬到了一座流着岩浆的小山顶部，开始吃午饭。地面开始摇动，我们赶紧跑下山，逃回车里。然后，我们一转身，就看见岩浆从我们刚才坐过的小山中喷涌而出，一缕灰烟直冲云霄。这只是一次小型的爆发，也够让人激动的了。我的朋友看着我说：“我们是幸运的，还没有死掉。”我突然想起了贝利女神，我说：“也许这并不是运气。”在我的夏威夷演讲中，我也谈到了这个故事，当然，我也讨论了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
第二天，5月17日，我听了从玻利维亚来的UFO研究家路易士•费尔南多（Luis Fernando）的演讲，他的演讲标题是“外星指引：安第斯山脉和的的喀喀湖的净光兄弟（Extraterrestrial Guides：The Great White Brotherhood in the Andes and Lake Titicaca）”。费尔南多通过译者传递他在西班牙演讲的内容。最近，他在玻利维亚发现了一些和考古学禁区领域相关的证据。一些科学家在的的喀喀湖附近发现了一些现代人类的脚印，这些脚印有数百万年的历史。那天晚上，我和费尔南多，还有会议主场的绅士，也就是费尔南多的译者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在院子里，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脚印的信息。
当我回到洛杉矶时，我开始查找在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公布的关于脚印的信息。2008年5月29日，玻利维亚信息部（ABI）公布了一篇报道（译成英文的），详细地介绍了这个证据。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些信息也被研究者公布了出来。所以，迄今为止我了解到的信息如下：脚印最初是在的的喀喀湖附近由村民发现的。他们把这些称为印加人（Incas）的脚印。一个叫皮曼特尔（Pimentel）的妇女描述，一个工人协会的顾问拍了脚印照片，然后交给了研究者。研究人员米兰达（Miranada）说，其中一个脚印长29.5厘米（11.6英寸），可能属于一个1.7米（5.6英尺）高，体重70公斤（154磅）的人类。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脚印是在中新世的地层中发现的，大约有1000万-1500万年的历史，中新世的时间范围从500万年延伸至2500万年。
如果最初的报告可靠的话，那么玻利维亚的脚印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前我曾提到，目前的科学家认为，现代型人类是在1.5万年前才出现在非洲的，还是从最原始的类猿祖先进化而来。玻利维亚的证据和其他大量的证据一起，颠覆了这种说法。我仍然记得现在的多数科学家相信现代人类是在600年前才离开非洲的，而进入美洲的时间是在1.5万年前。所以，玻利维亚的脚印同时痛击了人类起源的主流观点和关于美洲人的主要观念。
玻利维亚的脚印和其他的大量证据证明了现代型人类在美洲已经生活了数百万年。我可以给出一些这样的例证（细节性的描述请参照《考古学禁区》）。北美洲最古老的证据可以把北美的历史推回到数万年前。1852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了一篇报道：麻省（Masschusetts）的道切斯特（Dorchester）附近，工人们在修建一座建筑物时，从15英尺深的地下挖出了一个漂亮的金属花瓶。根据现代地质学家的观察，发现花瓶的地层具有6亿年的历史。1968年，威廉•麦斯特（William Meister）在犹他州（Utah）羚羊泉（Antelope Springs）附近寻找化石。他劈开了页岩，发现里面清楚地显现出一个人类鞋印，鞋后跟磨损的位置也完全正常。这个鞋印化石中带有一个寒武纪典型的三叶虫化石。现代地质学家认为，鞋印所在地层应该超过了5亿岁。1862年，《地质学》（The Geologist）杂志发表了一篇现代型人类骨架的报道，这副骨架是在伊利诺斯州的马库平县（Macoupin County）离地面以下90英尺处发现的。这个地层也有3亿年的历史。根据这篇报道，骨架上方是一层厚厚的完整的板岩。这说明骨架是原位沉积的。更有意思的是，根据1891年6月11日《莫里森城时报》（Morrisonville Times）的报道，在一块煤中发现了大约3亿岁的金链。1880年，加州的政府地质学家惠特尼在由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出版的《加州内华达山脉的金矿》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加州金矿中发现的人类骨头和器物的报道，发现这些考古证据的地层也是现代科学家认为的5000万年的始新世早期。188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在地下36英尺深的地方挖到了一个现代型人类头骨，头骨上方是厚重而完好的石灰岩层。这也证明头骨不是从其他地方进入地层中的。依照现代科学家的观点，头骨埋存的地层历史在100万-150万年之间。大约在同一时代，普拉塔（La Plata）博物馆的收藏者在阿根廷蒙地贺摩索（Monte Hermoso）的上新世早期地层（300-500万年）中发现了现代型的人类脊椎骨。1909年，阿根廷人类学家弗洛伦蒂诺•阿米吉诺（Florentino Ameghino）公布了这个发现。1889年，伊利诺斯州南帕的自流井中，工人们钻井时，在地下30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一尊小型人像。出土泥像的地层也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1915年，卡洛斯•阿米吉诺（Carlos Ameghino）在阿根廷的米拉马发现了由现代人类制造的器物，发现这个物体的地层历史为300万年。1921年，同样的地层中又发现了一块人类的下颌骨碎片。几年前，考古学家西尔维娅•冈萨雷斯报告了在墨西哥中部的瓦尔斯齐洛（Valsequillo）储层发现的人类的脚印。地质学家保罗•雷恩在2005年用放射性测量法测出的这个埋存脚印的火山岩年代是130万年。我可以继续给出更多的例子，但是我想，上述例证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玻利维亚的最新发现符合了整个证据范式，这个范式就是证明远古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于美洲大陆。而且，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还有更多。可惜的是，因为科学界的知识过滤系统，在当今的所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科书中都看不到它们的痕迹。
47.肯尼亚相信吗？──科学家误解新的足迹证据在我的著作《考古学禁区》和演讲及访问中，我通常会提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有关遥远的人类古代的考古证据的例子。我的批判者，甚至我的拥护者，都对这项证据质疑。他们更愿意听到一些关于新的证据的报告。
对这些人，我的回答是极遥远的人类古代的证据无论何时报道出来还是遥远的人类古代的证据。对“旧”证据的质疑是建立在令人质疑的想法上的，即认为“新”证据更好。据说，很早以来，科学就做出了显著的进步。
要是这种假设能够被接受，目前这种“新”证据的状况在一百多年后又是怎样的呢？会突然变成不正确的了吗？科学证据有有效期，并在有效期后会自动变得无效吗？我不这么认为。要是那样的话，唯一获取可靠证据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推向时间的尽头。最后的事实就会成为真相，而过去所有的证据都会当做假相而被遗忘。
但事实上，我们是不会那样不断地做出判断的。人们对“旧”证据的判断是很有选择性的。考古学的教科书自19世纪和20世纪初以来充满了发现。如原始的尼安德特人的发现（1857年报道过），原始直立人的发现（1893年报道过），原始的南方古猿的发现（1925年报道过），以及其他一些发现。由于这些发现都支撑着目前人类进化的主导理论，因而不易被指责为“旧”的证据。而对人类进化主导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理论依据则是采用的另一套标准。要是这类证据也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产生的，它就会被当做“旧”证据而摈弃，并由此而变得不可靠。
1950年1月1日凌晨以前，科学给出的所有证据都会自动过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了相对论。该理论至今仍广为接受。另外，还可以举出成百上千诸如此类的例子。
此外，在我的《考古学禁区》的研究中，我建议对从达尔文时代开始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所有考古证据进行历史调查。因而，我当然不会将我的研究仅限于较新的证据范围内。我会涉及到整个考古记录。而在我调查了整个考古历史之后，我发现考古学家和其他地球科学家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早已针对遥远的人类古代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尽管针对遥远的人类古代的证据最早出现于科普性文学作品以及由调查者发表的专业的科普性文章中，但这些证据在二级科普性文学作品中还是存在很大程度的缺失，如教科书和调查研究报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是由于知识删选的过程所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支撑主导理论的证据就会通过知识的筛选，违背主导理论的证据则无法通过。很显然，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到目前为止仍在进行。
要是人们想要得到遥远人类古代的证据的最新实例，我可以给他们这样的例子，因为我在过去经常做这样的专栏。现在，我也将再一次做这个专栏。
这儿有一个已引起我关注的最新实例：今年早些时候，以英国波恩茅斯大学（Bournemouth University）的马修•班尼特（Matthew Bennett）为第一作者在内的研究者们，在2009年2月27日的那期科学杂志上声称，他们在肯尼亚的伊勒雷特（Ileret）发现了足迹。这些足迹是由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约翰•K.哈里斯（John K.Harris）所带领的古生物学家，联合肯尼亚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enya）一道发掘出来的，并且是在150年前的岩石层中发现的。而其中，年代主要是通过研究足迹层中的火山沉积物而得来的。足迹是在两层岩石中被发现的，上层包含三道足迹（其中两道各两个脚印，另一道七个脚印，还有一些单个的脚印），底层包括一道有两个脚印的足迹和一个单独的脚印。
班尼特博士对这些脚印进行了三维成像。他还对当地现代人的脚印做了数字影像。他发现，这些古代的脚印和现代的脚印极其相似。研究者们指出，古代的足迹展示出了现代人的脚在解剖学上的全部特征。作为进化论者，研究人员当然不会相信这些像我们一样的人类出现在150万年前并留下这些脚印。那么，他们如何解释这些印迹呢？他们把这些足迹归因于东非直立人，一个非洲直立猿人的种类。
但是，没有人知道直立人的脚长什么样，因为没有人曾经找到过直立人的脚骨。事实上，就科学界今天所知的拥有一双和现代人极为相似的脚的唯一生物便是我们这样的人类。因此，严格意义上，从科学的观点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足迹归因于像我们一样的人类。而这将把现代人种的历史从目前可接受的15万年延长到150万年。
非洲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德国研究者称，1913年，他们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了一副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骸骨，它牢牢地嵌在了峡谷的二号上层。这说明骨骼的历史至少有110万年，甚至可能长达170万年。理查德•利基称，在肯尼亚的托卡那湖边的底层中发现了一具拥有190万年历史的股骨，这具股骨和现代人的股骨极为相似。
这群曾在科学杂志上报道过肯尼亚足迹的研究者们称，他们为“这些足迹本是现代人类的脚骨所留下”的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古老的证据。没错。1979年，玛丽•利基称，在坦桑尼亚一个名叫莱托里的地方发现了足迹。这些足迹是在具有370万年历史的固化火山灰岩层中发现的。年代测定是采用钾氩年代测定法完成的。在最早发表于《国家地理》的报道中，玛丽•利基曾提到莱托里的脚印和解剖意义上现代人的脚印没什么区别。古生物学者蒂姆•怀特（Tim White）引用唐•约翰逊（Don Johanson）的著作《露西》（Lucy）中的话说：“毫无疑问，他们就像现代人的脚印一样。”1981年，体质人类学家拉塞尔•塔特尔（Russell Tuttle）在一份科学刊物《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中写道：“这些印迹的形状和那些习惯赤脚的人类跨步时的足迹没什么区别。”
就肯尼亚足迹的问题，有一个关于如何在人类起源研究中进行知识筛选的实例。我们可以直接从研究人员的面部获知遥远的人类古代的证据，却无法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研究人员竭尽全力，使他们的证据合乎人类起源的进化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将肯尼亚足迹归因于一种类人猿、直立人的足迹，尽管除了对人类进化现有理论的盲目虔信，没有任何真正的理由支持这么做。
最近，有关该知识筛选过程的另一个实例源于墨西哥中部瓦尔斯齐洛（Valsequillo）储层附近的一些足迹的发现。2005年，地质考古学家冈萨雷斯在《自然》杂志中宣称，她在那儿的火山沉积物中发现了许多足迹。她说，这些足迹很像现代人的脚印，并且大概有4万年的历史。随后，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们在保罗•雷恩的带领下，对这些火山沉积物的年代进行了放射性测量的研究，并在《自然》杂志的一份报告中做出推断，认为这些火山沉积物大概有130万年的历史。根据测定年代的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所言，这份报告排除了足迹是由像我们一样的人类所留下来的可能性。
人类起源研究的权威克里斯•斯特林格在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中讲道：“新的年代测定法是美洲大陆上人类的任何可靠证据所遥不可及的。一些专家质疑这些印迹是否真正是人类所留下的，对这个问题，目前还需仔细地重新调查一次。”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印迹不是真正的脚印，而只是存在于岩石上的一些与足迹类似的印痕。
对于这种假设，冈萨雷斯答道：“即便我们错了，这些火山灰也确实具有130万年的历史。当然，这不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理由。将这些印迹作为足迹来报道，是因为对其特征的阐述不可以熟视无睹，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建立一个美国人的模型。”
我同意冈萨雷斯的看法，我相信最科学合理的结论就是这些足迹是人类的，且它们具有130万年的历史。巧合的是，它们和肯尼亚足迹的历史相同而已。
48.大自然的智商
几年前，我在欧洲研讨会和讲座上谈论我写的书《考古学禁区》。在比利时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匈牙利科学家，人类文化学家伊斯特凡•塔斯（Istvan Tasi）向我走来。和我一样，他也是奎师那知觉运动协会（Krish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成员之一。他问我能否去匈牙利，就我的课题做一次讲座。我回答道，我很乐意这么做，但我有一些条件。首先，我的书要以匈牙利语在那儿出版。然后，到我要来的时候，整个行程不仅要包括对各大学和科学协会的演讲，还应该包括对公众的演讲。并且，还应当有媒体访问。塔斯回到了匈牙利。他找到一个出版商，该出版商愿意出版一套《考古学禁区》的匈牙利节略版本。正如我所要求的那样，他还安排了一次作家出游。因而，我来到了匈牙利，履行了这次行程。演讲获得了大学听众、普通群众和媒体的良好反应。塔斯陪同我前往全国各地，并担任我的研讨会和讲座的翻译。塔斯对于我这样一个吠陀的反进化论者所具有的影响感到些许吃惊。当然，对于我所介绍的内容也存在着一些反对的声音，但这些反对声似乎恰好引来了更多的观众和更多的媒体访问。
塔斯告诉我，他想继我之后继续挑战进化论。我告诉他这是有可能的，但建议他先写一本书。一本书可以赋予他公信力，并为演讲和访问创造机会。因此，塔斯便和另一名年轻的匈牙利科学家及奎师那知觉运动协会成员、生物工艺学家霍亚佐（Hornyanszky）开始研究并撰写一部名叫《大自然的智商》（Nature’s iQ）的书。这部书是关于动物行为的，其内容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解释背道而驰。塔斯让我给书写个前言，我很欣然地接受了。这本书最初是以匈牙利语出版的，正如预期的那样，该书引起了当地科学界和普通群众的关注，很畅销。塔斯在家乡做了一连串的演讲和访问。接下来，我还让我的出版商──火炬之光出版社的泰勒对此书加以关注。目前，这部书已经被译为英文了。
在书的开始的部分，塔斯和霍亚佐采用了智能设计的原则，不再是针对生物学的类型而是针对动物的行为。有关生物学的类型，智能设计理论认为，生物学上的复杂结构是由彼此互动的多个部分组成的；这些部分必须同时出现，以便该复杂结构能够对有机体产生各种有效的作用。因此，这些复杂的生物分子结构不可能按照进化论中所提到的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方式来产生。他们一定是被设计过的。同样，许多动物的行为也很复杂。它们是由许多行为元素组成的，这些要素也必须同时出现，以便这些行为可以实现并体现有机体的存活价值。由此，这些行为呈现出不可约化的复杂性；也因此，它们不可能按照进化论中所提到的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方式来产生。它们一定是在高智能的排列下产生的，这在吠陀宇宙学中被称作超灵，并存在于所有生物的心中。
本书的每一页都配有大量精美的全彩色图片，并拥有数以百计的范例。下面，我将从这些范例中选取一个来加以说明──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鸟叫眼斑冢雉（Leipoa ocellata）。为了成功地繁殖，它们产下蛋后，必须让蛋在93.2华氏度的理想温度下保存9个月。哪怕这些蛋的保存温度仅比理想温度偏离了几度，这些蛋也不会孵化。因此，公眼斑冢雉会使蛋的温度与理想温度的差值保持在上下1.8华氏度的范围之内。那么，公鸟是如何以复杂的行为办到这一切的呢？
冬季，一对交配的鸟会在地面挖掘一个深5英尺、直径15英尺的洞穴。它们会将洞穴填满嫩枝、树叶和其他植物残骸。所有这些都会浸泡在雨水中。接下来，鸟儿们会给这些蔬菜类成分铺上沙粒。完成的土丘大概有5英尺高，内有空洞供鸟儿下蛋。在春天，母眼斑冢雉会在这个窝中下一些蛋，而公眼斑冢雉会把窝覆盖起来。这些蛋会因腐烂的植物所产生的温度而孵化，但温度必须始终保持接近93.2华氏度。
为了检测温度，公鸟把喙伸进土丘，并用它的长舌头做温度计。春天，随着温度渐渐变暖，腐烂的果蔬类成分所带来的热量会促使蛋的温度上升到一个危险的高度值。在这种情况下，公鸟就会移开土丘上方覆盖的沙粒来散发热量。夏天，火热的太阳成为造成危险高温的主要原因。因此，眼斑冢雉会加更多的沙粒在土丘的上方，从而降低温度。秋季，温度转冷，植物产生的热量也会减少。白天，公眼斑冢雉会移开土丘的较上层，以便太阳可以温暖鸟蛋，而在夜间，它又会再次盖上鸟窝，从而保持洞穴温度。
要是公鸟做得好的话，鸟蛋就可以顺利孵化。这些公雏鸟也可以最终长大，并在它们交配的时候完成同样的保温行为，而不需要再去学习。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就意味着这项行为是由基因编码所决定的。当然，眼斑冢雉也有可能是由其他一些鸟类进化而来的，这些鸟可能不具备该项复杂行为，却恰好坐在了它们产下的鸟蛋上并为蛋的孵化提供了热量。一些人可能认为，该过程还会有一些中间的步骤。只是中间步骤是不会对有机体产生生存价值的。这种鸟要繁衍，其复杂行为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必不可少。从公鸟的一方来看，还需具备以下几个要素：挖掘一个合适尺寸的洞穴的知识，为洞穴底部填充植物性物质以便最后能腐烂并产热的知识，为植物性物质覆盖沙石的知识，筑造一个产蛋窝的知识，让母鸟在窝穴达到合适温度再进入并产蛋的知识，让产下的蛋保持合适温度的知识，用复杂的方式重新修筑土丘以确保蛋在温度的日常和季节性变化下恒温的知识。太神奇了！似乎在这种鸟产生更高智能之前，这种精心筑巢的行为就已经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