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的维特沙洛斯遗址之行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访，以后，我希望能够得到允许进入这幢大楼，近距离地观察被维尔特斯定义为人类的这些脚印。如果能够得到这些脚印的照片和复制品，并和其他已知的原始人类的脚印相比较就更好了，比如说像1998年在南非开普敦（Cape Town）以北大约60英里处的海岸的砂岩上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类的脚印。这组脚印化石大约有11.7万年的历史。我也想比较一下在法国的特拉阿玛塔（Terra Amata）遗址发现的原始人类足迹，这个足迹是显示现代人早在大约40万年前（尽管特拉阿玛塔一向被认为是直立人的发现地）就出现的有力证明。事实上，在欧洲有着更多的直立人遗址，尽管实际的证据表明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是晚期智人。在这些欧洲的遗址中，有一个位于德国北部的舍宁根（Schöningen），在这里出土了最古老的先进的长矛，这些长矛的形状很像现代的标枪。通常情况下，这些长矛被认为只属于现代智人，但是这个遗址的出现的时期，也是多种直立人存在的时期。
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我在维特沙洛斯遗址中闲逛，我对这里更多的印象是这里是一个知识过滤过程运作的案例。能证明是现代人物种的原始人类的证据已经被公众认为成了证明这些原始人类是直立人的证据。
4.探秘《古迹》：考古学中的信息造假与压制在《考古学禁区》中，我提供了很多关于考古学中信息欺骗与压制的案例。当然，在这本书中，你只可能找到你想要的和这个标题相关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和例子的提供者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反叛者和局外人。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我能够在最近关于《古迹》（Antiquity）的编辑中确认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喜。《古迹》是考古学建设中的一个文化标志。
你也能在2001年6月出版的《古迹》中找到关于为人非常坦率的主编西蒙•斯托达德（Simon Stoddard）和副主编卡洛琳•梅隆（Caroline Malone）的信息。我在很多考古学会议上都遇见过他们并与之交谈，比如世界考古学大会，我在大会的出版发行区见到了他们，那时，他们就像最初级的职员一样，正站在桌边谦恭地向人们推销他们的杂志。在这样的场合下，我和他们两位分别进行了一些交谈。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很专业的考古学家，我听说斯托达德在一个会议中还提交了他的论文，那是一篇关于古典时期西西里岛（Sicily）的解决模式的论文。
我和《古迹》之间还发生过一些小故事。1993年，当《考古学禁区》首次发行时，居普良•布鲁德班克（Cyprian Broodbank）这样描述《古迹》的新书部分：“所有的理由和证据都显示为什么现代人类不是最新的而是最古老的，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奇怪的编写占满了这个粉红色封面的每一个不同寻常的空间。”布鲁德班克对《考古学禁区》也进行了评论，我也把这些言论放进了书中，这次（1999年3月）《古迹》新书部分的评价是由尼古拉斯•詹姆斯来完成的：“《古迹》有着包容性，它也接受了一些另类科学家，像克莱默。克莱默在这里也回顾了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反应，我们的部分评论甚至也会被引用到书的封面上，和理查德•利基的[如原文所述]还有──安静！──格雷汉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一起。打开这本巨著，我们会在其中找到我们完整而忠实的评论。”现在，在《崛起的亚特兰蒂斯》中，布鲁德班克的评论又回来了！
让我们一起回到正题上。继续讨论《古迹》2001年6月的两位编辑，斯托达德和梅隆首次注意到了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塔利班最近销毁了坐落在巴米扬佛像谷（The Buddha in the Bamihan valley）里巨大的石雕佛像，这绝不仅仅只是考古学历史上仅有的艺术摧毁和偶像破坏。他们意识到，早期的基督教信徒也破坏了一些希腊和罗马的雕像和建筑。之后，斯托达德和梅隆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们所谓的“一种明显的考古学上的偶像破坏主义……非出版的现场工作”。考古学家常常有一种习惯，那就是喜欢挖掘出一些东西和事件，之后，又延迟关于这些事情的发表和公布，有时候，这种延迟会长达数十年。因此，他们挖掘出的和世界考古学有关的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发现的这些情况并没有正式地报告给他们的同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出版也是对于考古学证据的一种毁灭行为。在没有出版或者公开的这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常常会向他们的同事否认他们已经修复好了的那些古代器物。
一位评论家曾经指出，大约有80%的意大利考古学资料都没有被发布。
这很有意思，也有着更多的意义。斯托达德和梅隆接着谈到了“另一种维度的考古学破坏主义……那就是伪造”。由此，从这里可以深入到我所讨论的领域，这领域就是考古学禁区。他们注意到在这种压制之下的考古学家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有时候他们会欺骗大众：“我们记得遇见过一位杰出的同事，他通过对一家博物馆商店里的迈锡尼（Mycenaean）陶器碎片的创造性再利用，把迈锡尼陶器碎片的分布区域扩大到了托斯卡纳（Tuscany），”换句话说，他们的杰出的同事，从一家博物馆的储藏室里拿走了迈锡尼的陶器碎片，并且把这些碎片埋在了托斯卡纳，还声称他是在那里发现了这些陶器碎片。当那位可疑的同事把这些陶器碎片带到了他所谓的发现地并且把他们扩展的边缘地定义为这些碎片的发现地，还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博物馆的时候，他的骗局就暴露了。斯托达德和梅隆敏锐地觉察到，仅仅通过研究这些科学家的那位同事所发表的那些学术作品的话，他的这场骗局是不会被发现的。这件事情提醒了我们：“考古研究终究是基于信任的，这种信任则意味着我们所发表的东西必须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这种信任常常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不知所踪。
斯托达德和梅隆在他们的编辑中也加入了考古学家保罗•本（Paul Bahn）对当代考古学中学术欺骗的深思。保罗发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日本考古学界的翘楚藤村新一（Shinichi Fujimara）身上。在去年年底，日本的一个遗址中安设的摄像机记录下了藤村在遗址中埋设古器物的画面，这卷录像带中的照片被刊登在了日本《每日新闻》（Manichi Shimbun）的头条。藤村，这位担任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Tohoku Palaeolithic Institute）副理事长的考古学家，承认在上高森（Kamitakamori）遗址发现的65个古代石器和在总进不动坂（Soshinfudozaka）遗址中发现的29个石器中，总共有61个石器是他自己所埋设。本在和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合著的考古学教科书中对高森遗址中发现的古代石器也有所描述。
除了故意伪造考古发现之外，本也列举了其他一些比较普遍的考古骗局，包括：（1）曲解或是极度盲目推崇部分考古学证据；（2）夸大其词；（3）阻止同事接近史物或数据资料；（4）通过批判和反对阻止出版发行，并阻碍它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表述；（5）用凶狠和蛮横态度来对待轻微的批评，尤其是针对和威胁年轻的同行。他们所列举的这个列表还在增加。
本声明道：“上述的这些造假和欺骗行为一直泛滥在所谓整体的考古学中，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将这些罪犯公开，尽管在考古会议的走廊和门后常常会听到对于这些罪犯的抱怨声。即使在这里，我也不能说他们是谁谁谁，因为对他们的暴露会把我和这本杂志推上法院──尽管在我的书中我能够引用上述这些造假行为的具体事例。”本认为这些造假和欺骗行为还在继续，因为“没有人，至少没有一家媒体，会去求证这些事实；或只是因为大多数人发现他们很难相信学者们能如此肆无忌惮地说谎和欺骗。”
在以后的出版中，也许我们应该为《古迹》申请一项合法的保护基金，好让斯托达德和梅隆能让本顺利地说出那些进行学术造假的学者的名字？不管怎么样，对于在考古学禁区学习的学生来说，竟然没有一个考古学（考古）造假行为能引起他们的惊奇，至少我对此是很惊讶的。（我用一天的时间可以说出几个造假科学家的名字。）地质学家弗吉尼亚•斯蒂恩•麦金泰尔（Virginia Steen-McIntyre）的事例就是科学造假和压制的情况。麦金泰尔和她的同事们运用了各种技术，推测出了墨西哥霍亚勒克（Hueyatlaco）遗址的年代是在25万年至30万年之间，这个遗址所发现的石器是由考古学家定义的现代人类才能造出。但是这些定义现代人类的科学家，他们接受现代人类的最近一个起源是在10万年前，甚至也接受现代人类是在2.5万年前进入美洲，但是他们拒绝承认麦金泰尔所发现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出现在25万年至30万年之间。当麦金泰尔也极力反对他们的质疑时，她遭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就像本所列举的那些压制，最后麦金泰尔甚至失去了在相关领域工作的所有机会。就我个人来说，我也遭遇过类似事情。我和制片人比尔•科特（Bill Cote）在NBC电视特别节目“人类起源的秘密（The Mysterious Origins of Man）”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当我想看来自加利福利亚（California）金矿中发现的不同寻常的石器时，都会受到阻碍，它们自被放进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博物馆储藏室之后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我们也发现，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生物学家杰瑞•里普斯（Jere Lipps）率领的一些正统的科学家们，在忙着阻扰NBC的广播节目。如果他们的阻扰失败了，那么另一个寒武纪研究学院（Cambrian Studies）的古生物学家艾莉森•R.帕尔默（Allison R.Palmer）就会试图得到联邦通信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支援，来惩罚NBC，因为这档节目直接驳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论点。
但是，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岌岌可危。在我对吠陀认识论（Vedic epistemology）的研究中，我了解到，所有学科的学术资料都会被四种缺陷所影响。这四种缺陷是（1）karanaapatava，不完整的意识；（2）bhrama，误解；（3）pramada，错觉；（4）vipralipsa，欺骗。如果你观察地够仔细，你就会发现各个学科领域中的那些丰富的例子。通过这类有着这些缺陷的知识系统所得出的结论自然而然地会引起质疑，尤其是运用其他方法获取知识的过程，比如说从包含着古老传统智慧的神圣庄严的作品里获得的知识。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依赖着印度古代梵语作品中对远古人类的表述，指引着我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研究的殿堂。巴比伦国王、中国的皇帝、埃及法老和玛雅历法，这些都是遥远古老的智慧，他们都能指引和帮助研究者们了解人类在这个星球（和在其他星球）上的历史。
5.比利时邦色里的哥斯拉文物
2000年秋天，我收到一封让我在第24届国际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学联盟大会考古史研讨会上的发表我的论文的邀请函，这场大会是2001年9月在比利时举行的。我接受了邀请并且决定在这个会议上发表我的这篇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关于19世纪的比利时地质学家艾美•路易斯•儒托特（Aime Louis Rutot）在烈日市（Liège）以南10公里的小镇邦色里（Boncelles）的发现。
1906年，埃米尔•德芒克（Emile de Munck），一个考古文物收藏爱好者，探索了邦色里附近的一个沙坑，他在一个渐新世（Oligocene stratum）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粗糙的火石工具，这些工具大概有3000万年的历史。德芒克把他最初的发现报告给了儒托特，儒托特当时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自然史博物馆（The Royal Belgia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s in Brussels）的管理员。接着，儒托特和德芒克在邦色里收集了另一些石器，1907年，儒托特写下了关于他的这些发现的报道，并把它题为“一个严肃的问题”（A Grave Problem）。这些在邦色里的原始器物对20世纪早期的考古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我不在其列。我的工作是考古学史学领域，在古代的印度历史作品的影响下，我对宇宙古史感兴趣，它可以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存在于这个星球上，这可以追溯到亿万年前，地球开始诞生的那一刻。尽管我的历史研究是以《往世书》（Puranas）为理论视角，但这并不代表我就会不加鉴别地接受每个符合《往世书》中关于远古人类表述的考古发现。我的程序是查阅主要的发表作品，只要有可能，我会亲自去探寻每个遗址，检查收藏的文物，研究已存的档案、通信、现场记录和地图。然后，我才会对那些考古发现得出我自己的判断。
2001年7月19日，我参观了自然科学皇家比利时学院（The Royal Belgian Institute of Natural Sciences）的考古学分部，陪同我的是一个摄影师助理。学院位于儒托特曾经工作过的自然史博物馆右边。我通过查看儒托特的信件开始我的工作。儒托特对邦色里的报道，虽然有争议，但是却仍然得到了几个相关部门的支持，他们给儒托特的信件内容主要是：（1）赞成他的报道；（2）请求在博物馆展示石器标本；（3）联系在即将开始的科学会议上儒托特的发言并进行讨论；（4）承诺为以后的邦色里考古挖掘提供资金援助。
第二天，星期五，我向一些研究院的考古学家们提出我想在周末的时候调查一下邦色里。这些考古学家们告诉了我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整个邦色里已经被过度开发为一些工厂和购物中心了，至于遗址，极有可能已经被掩埋了。但是，我还是准备去试一试。
儒托特在他的报道中说那个地方的石器发现地是：“采砂场位于从迪尔弗特（Tilft）到邦色里的主大道旁，再走500米就到达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叫做雷斯高赫（Les Gonhir）。”通过我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朋友介绍，我找到了一个愿意在星期六驾车载我和我的助理的年轻人。在上午晚些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位于迪尔弗特路上的邦色里。我们找到了那个十字路口并在这个路口旁边停了下来。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正在路上散步。从他身上，我们知道我们正站在仍然被叫做“雷斯高赫”的地方。我们询问了关于采砂场的情况，他给我们指出在这条路前面几百米的地方确实有过一个采砂场。他画了一张地图给我们，于是我们便找到了那个老旧的采砂场。一个垂直高度约15-20米、长大约200米的地层就暴露在我们眼前，我拿出儒托特在他的报告中所描绘的图纸，和我眼前的做比较后，我确信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儒托特所描述的地层。
在返回博物馆的一周里，我再一次地遇见了自然科学院的负责人。我和他一起进入了博物馆的储藏室，拿出了几盘儒托特在邦色里发现的石器，我们把这些石器装进了一个手拖车里，推着这辆手推车进入了考古实验室。我和我的助手开始一一检查这些成千上万的石器。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验证儒托特的报告。最后，我总算找到了数十个符合儒托特报告中的石器。我不知道怎么完成这项工作──或许我可以通过一些精神的力量？
这里的一个职员，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从他的办公室来到了考古实验室。我向他展示我是怎样找到那些符合报告中插图的石器的。接着，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找到了在邦色里的那个采砂场。（几天前，他曾经告诉我，我不可能找到采砂场。）他问道：“你找到石器了吗？”这不是一个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认为儒托特造假现象的一种讽刺。他的这种开玩笑的态度也是考古压制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旨在压制令他们感到不悦的考古证据。这种不悦在他们发现对方不是很认真地要持有这些考古证据时才会消除。
如果邦色里的石器是来自早期的更新世（Pleistocene context）而不是来自渐新世的话，他们仍然会在任何当代的权威会议上讨论这些石器并且让这个发现传遍欧洲，但是，当代的考古学家们都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着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祖先是来自500-600万年前的观念，所以也就难怪这些考古学家觉得有必要地拆穿这些他们认为是谎言的渐新世的3000万年前的石器了。
6.对哥伦布的歉意：一份ISAC年度会议上的报告2001年10月11日清晨，我到洛杉矶（Los Angeles）国际机场搭乘航班飞往佐治亚州（Georgia）的哥伦布（Columbus），在那里，我将参加美国文化研究所（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s）举办的会议（以下简称ISAC），并在会议上作发言。ISAC致力于“调查前哥伦布时期和美洲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正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在前哥伦布时期，除了被北欧海盗短暂地侵入过之外，美洲人和其他旧大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ISAC研究人员报告说有丰富的证据表明，美洲和各种旧大陆的文化中心之间存有过相互交往的痕迹，比如说欧洲、印度、中国和埃及。
我在几年前就开始准备去哥伦布了。当《考古学禁区》首次出版时，大卫•哈彻•奇尔德雷斯（David Hatcher Childress）阅读了它，并在他的《无限冒险》的主要书目中提到了这本书。之后奇尔德雷把这本书介绍给了路易斯安那州沙土协会（The Louisiana Mounds Society）的会长亨特（Jean Hunt），并建议她在协会的通讯中写一篇关于此书的评论。亨特联系上了我，还写出了一篇精彩的评论。而她也成为了《考古学禁区》的粉丝，还向研究早期美洲的许多人推荐了这本书。比如，她把我介绍给比尔•科特，科特邀请我参加了他制作的在NBC上播出的电视特别节目《人类起源的秘密》。亨特也把《考古学禁区》推荐给了ISAC后来的所长约瑟夫•B.马汉（Joseph B. Mahan）博士和ISAC的官员文森特•穆尼（Vincent Mooney）。马汉和穆尼也分别邀请过我参加ISAC的年度会议。但是那一年，我已经安排好了进行《考古学禁区》的世界巡回宣传，所以我没有能够参加。去年，穆尼又邀请我在ISAC年度会议上发表我的论文，这一次，我欣然接受了。但是不幸的是，在会议召开之前，穆尼就去世了。
我到达了哥伦布机场，很讽刺的是，一个致力于毁坏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组织总部就设在这里。我注意到机场里严肃的军事氛围，这些军队驻扎机场附近的本宁（Fort Benning）。拿回行李后，我见到了ISAC的会长莫顿•A.哈瑞（Morton A.Harris），他是一个真正的南方绅士；还见到了ISAC的秘书卡洛尔•塞兹（Carole Sides），他曾经成功地组织过许多这种会议。在饭桌上，我不得不拒绝一些酒水和小吃，因为我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也是哈瑞•奎师那的信徒，我必须遵守这些戒律。当我向大家解释我的饮食习惯时，坐在我们这一桌的会议发言者理查德•弗拉文（Richard Flavin）告诉我他有时候会在波士顿（Boston）奎师那寺庙里吃一些素食。
我主要感兴趣的不是前哥伦布时期新旧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而是现代人类的起源。根据正统科学家的说法，现代型人类是在10万年前存在的。所以我要找的是在这个时间之前现代人类存在的证据。在我的ISAC演讲中，我提出了美洲人存在的历远远超过了10万年。我提到了一些案例：加拿大诗光达（Sheguiandah）的石器（12.5万年）；加利福尼亚卡利科（Calico）的石器（20万年）；伊利诺伊斯州（Illinois）劳恩山脊（Lawn Ridge）的铜币（20万年）；墨西哥霍亚勒克的石器（25万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The Buenos Aires）的头骨（100万年）；爱德华州（Idaho）纳帕（Nampa）的人类泥塑（200万年）；阿根廷米拉马（Miramar）的燧石箭头（300万年）；加州金矿（The California gold mine）的骨骼和石器（5000万年）；伊利诺斯州马库平县（Macoupin）的人类骨骼（大约3亿年）；犹他州（Utah）羚羊泉（Antelope Springs）的人类鞋印（5亿年），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金属花瓶（6亿年）。
在其他的演讲中，有一个发言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个发言是来自卡尔•约翰•内森（Carl Johannessen）的“前哥伦布时期植物横过大洋的图片证据”。这些图片是印度南部寺庙里的一些神灵的照片，所有神灵的手上都举着玉米穗。而这些庙宇都有超过上千年的历史。玉米最初起源于美洲，按照标准的历史观点，它不可能在500年前，哥伦布探险之前进入旧大陆。
古代梵语作品不仅仅提到了人类是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还说到了印度吠陀文化遍布全世界。其他的发言者指出，还有一些能够证明印度和美洲之间存在联系的标志性证据，比如中美洲神庙里的荷花和大象图案。按照标准的说法，在神庙建造的时期，也就是哥伦布航海之前，荷花和大象是不可能出现在新大陆的。有一天，我想做一次证明印度和美洲之间（和世界其他地方）有联系的证据的全面研究，并把它们总结在我的书中。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的斯蒂芬•杰特（Stephen Jett）教授，是提倡前哥伦布时期跨海联系研究的领头羊。他目前正在写一本总结这些证据的学术书籍。在哥伦布举行的会议上，他的演讲证明了在古代，各种文明都有船只和航海能力来实现与新大陆之间的交流。
在哥伦布，我很幸运地见到了格罗利亚•法利（Gloria Farley），她是一位著名的早期美洲研究家。她说她一直都想见我，我在《考古学禁区》中提到的一个反常案例是来自她居住的城市，俄克拉荷马州的哈文纳。
1928年，阿特拉斯•阿尔蒙•马西斯（Atlas Almon Mathis），在哈文纳（Heavener）以北两英里处的煤矿里工作。钻井可以下降超过1万英尺。有一次，马西斯和其他的煤矿工人在煤矿深处用炸药爆破出一个新“房间”，在一份署名的陈述报告中，马西斯说道：“第二天早上，我在煤室地上发现了几块水泥块。这些水泥块每块有12立方英尺，表面非常平滑，六个面光滑得甚至可以到外面当镜子照。但是这里满地都是这些水泥块。我用镐劈开了一块，里边是平整的水泥。”马西斯接着说，“当我想用板子撑起新煤室时，地坍塌了，我差点没逃出去。当我又回到那里时，那里出现了一面由那种水泥砖砌成的石墙。在通风口100-150码以下，另一个矿工也爆破出了另一面石墙，二者极为相似。”（《考古学禁区》）这个水平上的煤几乎有着3亿年历史。
善良的法利给了我一本她写的《一览无遗：古代美洲的旧大陆记录》（In Plain Sight：Old World Records in Ancient America）。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籍，记录了刻在石头、贝壳和金属上的反常铭文。马汉博士这样形容道：“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再相信是哥伦布甚至是列夫•埃里克森（Leif Erickson）发现了美洲。旧大陆的证据显示几个世纪之前，那里的人们就翻译了在过去的45年中，作者小心翼翼地记录在石头或其他艺术品上的文字。”法利在哥伦布会议上的演讲是关于在北美发现的旧大陆的影币。
我在会议上遇见的另一个老朋友是考古学家尼尔•斯蒂德（Neil Steede）。我们的上次见面是在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在维也纳（Vienna），我们都在由克劳斯•唐纳（Klaus Dona）组织的“未解之谜”的会议上发了言。这个会议和唐纳从世界各地收集的私藏和从博物馆收集的反常石器有关，在会议上，他也展示了他这些前所未有的收藏品。据我了解，斯蒂德是ISAC的副会长。他是著名的考古天文学者，他展示了玻利维亚蒂瓦纳科（Tihuanaco）寺庙中的遗迹，都是对应着冬至和春分的时间点的。这些神秘存在于1.2万年前。在ISAC会议上，他谈论了在墨西哥科马卡科（comalcalco）发现的日晷，也展示了罗马日历和玛雅骰子的相同点。斯蒂德还参与了在霍亚勒克遗址的新研究。他也告诉了我一些研究结果。
哈瑞邀请我会议晚宴之后聊一会儿。我就讲了考古学造假的问题，这些内容在我上一次的《崛起的亚特兰蒂斯》专栏中也有涉及。
我可以向《崛起的亚特蒂斯》的读者推荐ISAC年度会议，这是一场顶尖的学术盛会，在会议上你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各式各样发言者的高质量的演讲，这些发言者从大学教授到业余专家，各种声音都汇集在这里。听众们在三天的课程活动中也有一些时间和发言者进行交流。如果想了解每一年的年度会议的信息，读者可以写信到：美国乔治亚州哥伦布市2707邮政信箱ISAC收，邮政编码：31902。即：ISAC，P.O.Box 2707，Columbus，GA 31902，USA.
7.捷克的邀请：被禁止的考古学家在布拉格2001年秋天，一家主要的捷克出版商沃尔沃克斯格罗贝特（Volvox Globator），购买了我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的出版权。所以在2001年11月6日，我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的航班离开了洛杉矶经由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飞往布拉格（Prague），在捷克共和国做巡回宣传。第二天，当飞机穿过云端准备下降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Schiphol）机场时，突然从窗外闪过了一道亮光并爆出一声巨响。我觉得就好像一把大锤击中了飞机一样。由于9.11事件的影响，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被恐怖主义者的地对空导弹打中了。但是结果我们只是被闪电击中。然后我们就安全着陆了。当中转联程航班离开阿姆斯特丹飞往布拉格时，阿姆斯特丹依旧笼罩在狂风暴雨中，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又第二次被闪电击中。阅读过“引擎起火”的飞行员使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之后又把飞机停在了史基普机场。难道是有人想传递什么信息给我？几个小时候，飞机又起飞了。虽然我到达布拉格的时间延后了，但是我还是遇到了从布拉格奎师那神庙来的两个人，他们帮助我安排了一下我的行程，然后就开车把我送到了市郊的神庙，我会一直待在这里。在这里我也和其他的组织者、翻译进行了一些简短的会面。接着我们开始检查第二天的行程。吃过晚餐后，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组织者在布拉格的历史中心伏尔塔瓦河（the Vltava River）边的俱乐部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出席会议的人有捷克国家电视台、纸媒和所有的广播媒体的代表。我在开场白中表达了我一直都想来捷克的愿望。我一直认为布拉格，这座诞生了卡夫卡的城市，是一个十分具有革命性的文化城市，这座城市的新观念、新思想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就已经在地下传播开了。所以这座城市很适合我，一个被禁止的考古学家，为了出版他的书而来到此处，这本书记录着挑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达尔文人类进化论的考古证据。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在捷克国家电视节目上出现了3次。11月12日，我在著名的布拉格书店之一的“渔夫”（Fisher's）进行了签售。之后我在欧洲最古老的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举行了演讲。我是被哲学系教师邀请到那里的。演讲厅坐满了学生和教授，他们都提出了许多问题。11月13日，我在捷克主要的网络提供商的网站上（chat.volny.cz）做了一次现场采访。在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其他演讲，媒体参访，书店签售，整个行程都让人激动不已。
当然，对于我在媒体上的讲话也不全是良好的反应。在我离开捷克回到洛杉矶时，捷克的一个主要报社《人民报》（Lidove Noviny）在科学版刊登了一则著名的捷克人类学家瓦茨拉夫•凡卡塔（Vaclav Vancata）写的对我带有讥讽性的评论。这则评论题为“被掩藏的人类历史：纯粹无稽之谈”（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Sheer Quackery）。凡卡塔完全扭曲了这本书的本质，他还呼吁公众不要阅读它。我发了一封回函给编辑，要求他们发表这封信。2001年12月4日，科学版的编辑马丁•阿利尔（Martin Uhlir）回复了我：“很抱歉让你觉得你的书被扭曲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想刊登你的回函……说句实话……我们只是捍卫官方科学话语的保守科学发言人。”这真是一封在意料之中的回信啊。
几天后，当我知道文化事件版的编辑在看见了我给凡卡塔的回函后准备不顾科学版编辑的反对发表这封回函时，我实在是感到意外的惊喜。我的回函内容如下：凡卡塔博士让我想起了一个父亲在吓孩子时所说的话：“壁橱里有个怪物，所以你最好别打开壁橱的门，要不然怪物就会把你抓走。”作为一个正统科学家的代表，凡卡塔博士想吓唬捷克的读者们不要打开我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他警告说，如果他们打开了这本书，就像反对父亲的建议那样，那么他们就会被怪物的“纯粹无稽之谈”袭击。当然，一个聪明的孩子可能在听从的同时会偷瞄一下壁橱里是不是真的有怪物。我希望捷克的读者们不要被凡卡塔博士的故事吓到，可以勇敢地打开这本书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他们也应该知道凡卡塔博士不能代表所有学者和科学家。《被掩藏的人类历史》在主要的考古学杂志和历史学杂志上都有评论。在《科学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上，历史学家乔•沃达克（Jo Wodak）和大卫•奥尔德罗伊德（David Oldroyd）有一篇很长的评论。他们认为，对古人类学来说，这本书是一个真正的贡献，因为“历史材料……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详细的检查”，这本书让人们开始注意“缺乏确定性的科学真理”。《人类学研究》（L’Anthropologie）中，考古学家玛丽蕾娜•帕娆-马蒂斯（Marylène Pathou-Mathis）写道：“克莱默和汤普森做了一个带有挑衅性的工作，提出了对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一个时代的观念产生的影响的质疑。这些观念可以迫使研究者按照科学界公认的既定概念来做出定位分析。”她总结道，“这项工作的丰富记录……并没有被忽略。”在《科学史英国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考古学家蒂姆•默里（Tim Murray）这样形容这本书：“可以确定的是它为考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历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案例纲要，这会更好地使人们思考怎样用考古学来描述一个人的认识论和价值观。”而且，每一年，我都会被邀请到世界各地的科学社团，大学，考古学专业会议和科学史会议上做演讲，而我基于我这本书观点的论文也一直被一些专业文学期刊所选用。凡卡塔博士对这本书和它代表的工作给予了粗暴的排斥，把它作为一种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分享的纯粹骗局。”
凡卡塔博士指责了我在书中提到的来自早期考古史中的许多案例（违背目前人类起源观点）。如果你看看任何正统的考古学教科书，你当然也可以找到许多来自早期考古史里的案例，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 man，1856），爪哇人（Java Man，1893），北京人（Beijing man，1929），和一堆其他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发现的人类。博士当然没有指责这些证据。他不满的只是当一个考古发现和他的思想冲突时，他就会突然害怕他的那些思想会成为“老”证据。我想知道凡卡塔的这些奇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所有的科学家已经在2000年1月1日的午夜之前抛弃了啊。这真是愚蠢的想法。17世纪的伽利略，18世纪的牛顿，20世纪初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他们的工作直到今天都还是被人们所接受。
无论如何，我在书中提到的发现都是来自最近的考古史。我也非常高兴地听到凡卡塔博士同意我的关于南猿和能人的观点：在大部分的教科书和博物馆中，都把南猿和能人过于人类化了。
我并不介意凡卡塔博士不同意《被掩藏的人类历史》中所记录的案例，但是我反对他把我的书看做无稽之谈。他的这篇洋洋得意的评论更多的是在羞辱我的工作。我随时准备去布拉格和凡卡塔博士进行公开的辩论。
8.基督教创世论、奎师那创世论和人类物种起源长期以来，达尔文主义者都认为极力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一定是基督教创世论者。可能这就是《考古学禁区》引起他们惊讶的原因。
在《地址考古学》1994年的一篇《考古学禁区》的评论中，肯尼斯•菲德尔（Kenneth Feder）说：“这本书……代表了一些以前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我们可以称它为‘奎师那创世论’。这种称呼绝无不敬之意。作者的这种基本假设是惊人的：……人类进化论的普遍范式……完全站不住脚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压制违背我们普遍范式大量数据的被动阴谋（作者称其为‘知识过滤’）……这个传说中的证据揭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类可以回溯到我们一直注意的上新世（Pliocene）、中新世、渐新世、始新世（Eocene）和更远的时代。’”
菲德尔总结道，“我们知道当我们把犹太──基督教创世说的字面解释和人类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得出科学的创世论。我们好像现在也知道当我们把印度创世说的字面解释和人类古生物学结合在一起时会得到什么，那就是《考古学禁区》里的反进化论的奎师那创世论，这本书中论述了人类并没有进化，现代人类的化石证据也可以回溯到当前曼梵达拉期（manvantara）开始时。”当然，我不能发明这些证实人类存在于数亿年前的化石证据。我在给菲德尔的回信中说：“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把达尔文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人类古生物学结合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得到人类起源的进化论派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人类是从猿类进化而来，而现代型人类的化石证据也只能回溯到10万年前。”
现在，我谈谈我和关心人类进化的基督教研究者们的关系。他们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圣经创世论者，他们相信是上帝在1万年前直接创造了地球和人类。这些年轻的地球创世论者大部分来自保守的基督教派。第二组基督教研究者相信上帝创造人类，但是却是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过程创造的。这些研究者都是有着自由主义新教和主流天主教背景。第三组，是新基督教学者，他们相信智能设计运动。他们保留着含糊的圣经信仰。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达尔文进化论。
我和第一组年轻的科学家们有相当好的关系，尽管我年纪大了，也有着吠陀信仰。在这群年轻的科学家所创办的主要期刊《创造研究社季刊》（1995年6月）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考古学禁区》的精华版《被掩藏的人类历史》的积极评论。作者莱恩（Peter Line）说：“这本书对任何对人类起源感兴趣的人来说，是必读之选。”我也曾经参加过基督教创世论者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我在节目中说：“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地球也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或者上亿年时间，人类也从生命之始就存在于地球上，我们并不是像达尔文主义者想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
有时候，我也会和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一起讨论地质测年法。他们不认为他们所知道的测年法是完全没用的。但是我也没有发现它们很可行。地质测年法可以对照树木的年轮，它们可以回溯到上千年的时间。北极每年落雪的记录和南极冰核融化的记录也可以回溯到几十万年。树木可以每年长出不止一个年轮，冰核每年也会不止一层，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观察树木年轮和冰核可以增加各种化学和放射性测量方法的准确性。
我个人认为这种测年方法可以给出大致准确的时间。我的意思是，通过这种测年法得到的时间可以大致对应古印度梵语作品给出的生命史时间。根据印度的梵语古籍中描述，目前的创造循环开始于2亿年前。而且，多种特定的测年法在测定特定的情况时也会得出不准确的结果。比如，如果测定的物体含有污染物时，那么就会导致测定法给出的时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方法是用得恰当，得出的结果也会大致准确。
对于向达尔文主义妥协（上帝创造了人类，但是却是通过进化过程）的基督徒，我发现了两个问题。首先，他们不得不放弃《圣经》的任何字面解释，因为原来的字面解释是上帝是通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人类的。《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到上帝创造人类是通过让他们从猿类进化的。第二点，他们把他们的理论和人类进化论绑在一起，这就和大量的实物证据相冲突：现代型人类的骨头，脚印和石器都有数百万的历史。然而大多数天主教和自由新教的学者和科学家都已经采用了目前的达尔文进化论解释人类起源。
但是我也一直尝试去改变一些想法。几年前，纽约州的天主教机构尼亚加拉大学哲学系的主任邦纳特（Bonnette）博士，通过电邮联系上了我。他正在以普通的天主教观点（上帝通过进化过程创造了人类）写一本关于人类进化的书。但是后来他读到了《考古学禁区》，从而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重新写这本书。在新的书稿中，他认为对于这些记录在《考古学禁区》中的远古人类证据，基督教学者可能曾经更倾向于《圣经》中上帝直接创造人类的解释。邦纳特写道：“学术研究，比如像《考古学禁区》，提供了合理的地层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证据，都是关于先前提出的过渡人类的，比如说直立人。这类证据可能会引起人们对目前人类进化论的质疑……如果人类没有近乎，那么亚当和夏娃就的祖先就不是过渡人类……（而且）亚当和夏娃直接的神圣创造……也会靠不住了。”邦纳特的《人类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the Human Species），作为哲学书籍系列，2001年由主要的欧洲学术出版商出版。这本书很值得对基督教在人类进化问题上的来龙去脉感兴趣的人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