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设计理论的基督教徒，比如说威廉姆•布斯基（William Dembski）和迈克尔•贝赫（Michael Behe），我和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关系。贝赫参加了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举办的关于被禁止的考古学的讲座，当时是在他的大学举行的。在讲座开始之前，我们也曾经一起吃过晚饭。他对违背达尔文人类进化论的化石证据很感兴趣。《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lip Johnson），同时也是现代智能设计运动的首席发言人，曾经为我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写了一篇序，他在这篇序里鼓励科学家“检验那些没有放进教科书中的证据，还有他们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所做过的论文。”
我和研究人类进化的各种基督教学者的关系是某个更大策略的一部分。在今天的世界，我们都处在整个现实的一个主要的重谈判（renegotiation）的中间位置，这种重谈判每隔几个世纪才会发生。我们正在放弃现实的机械观和严格的物质观，并且正在转向一个融合了微妙的思想能量和意识的观念。这种重谈判的参与者很多：主流科学家，另类科学研究者，宗教家，新时代的弄潮儿，以及更多的人。作为这种重谈判的一个成员，我的策略就是和其他成员站在一起，我和基督教研究者的关系就是这个策略的一部分。
9.印度坎贝湾的水下废墟：雅利安人入侵假说会沉没吗？
2002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在印度海得拉巴（Hyderabad）举办的会议，印度政府科学技术部的部长穆利•莫洛哈拉•乔西（Murli Manohara Joshi）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他证实了印度国家海洋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 Technology）的海洋科学家，在离印度西北部海岸30英里的坎贝湾（The Gulf of Cambay）发现了一座水下废墟。海底声纳图像揭示出了一个巨大的坚固的矩状城墙建筑，这些建筑大约占据了9英里的古老河床，现在正位于水下40米的地方。为了证明这些声纳图像显示的事人类建筑，科学家们捕捞了2000多件文物，包括次宝石、石器工具和人类骨头。从水下遗址中取出的一块木头用放射性碳测出的时间是在9500年前。
如果这个时间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坎贝湾的水下遗址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可以回溯到公元前7500年。之前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居住城市是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但是这座城市也只能回溯到公元前7000年，其城市规模也比坎贝湾的古城小得多。
和古城时间同样重要的还有古城居民的文化定位。如果结果证明这里的居民是印度吠陀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这对印度历史来说，将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发现。
印度的历史古籍《往世书》，告诉了我们吠陀文明不仅在9500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比这个时间更早的年代。的确，《往世书》中记录了印度的吠陀文明存在了几十万年，甚至是上亿年。
当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强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占领印度的时候，欧洲学者就很不情愿接受印度的古老文明。对于印度的梵语古籍和欧洲语言之间的明显联系，他们也觉得很困扰。如果历史和语言的证据都是确凿的话，那么印度文明很有可能就比欧洲文明更加古老，而欧洲文明也可能实际上是来源于印度文明。为了避免得出这种结论，欧洲殖民学者们捏造了欧洲是印度文明的摇篮这个事实。他们提出，公元前1500年，欧洲人的一个分支雅利安人（The Aryan）从俄罗斯南部（或附近什么地方）迁移到了印度。雅利安移民的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大多数欧洲和许多印度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们坚持认为印度次大陆上的城市确实超过了3500年，比如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然而这些城市却不属于吠陀文明，即使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念。
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梵语古籍并没有提到印度人的祖先是从印度以外的地方迁移到此的。而且，南印度所有地理名称都有相关的梵语来源。如果说梵语的人是侵略者，我们就会看见许多山川、河流，还有其他地点的名称都会反映出一种早期语言的特色，比如北美成千上万的地理名称（密西西比、马萨诸塞、康乃迪克等等）都反映出了前欧洲居民的语言特色。
印度文明的时间范围尤其让早期的欧洲殖民学者觉得麻烦。18世纪时，大多数欧洲学者和科学家都依赖着《圣经》的解释，他们相信地球本身还没有1万岁。所以梵语古籍里记录的广袤时间就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还是有一些欧洲学者小心地保存着印度长长的历史年表，但是他们的同事还是让他们感到失望。1802年，约翰•宾特利（John Bentley）在他的《印度天文学的历史观》（A Historical View of the Hindu Astronomy）中就提到了这类学者：“他想办法维护这些印度古籍……也试图推翻这些带有马赛克的解释，并且还动摇了我们的宗教根基：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了印度古籍中的描述，就像他希望我们做到的那样，那么这些带有马赛克的解释就全部都是一个寓言，或者一部小说了。”当然，这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之后以及现在的一些神学者也把《圣经》创世论中的“天”解释为宇宙学意义上的长时间。而且《圣经》短年表在那时还占有主要地位。
宾特利认为印度历史的广袤时间概念是《婆罗门书》（brahmanas）的一项最新发明，他希望“硬说他们自己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宾特利无法容忍这样，他建议《往世书》历史应该压缩到和《圣经》短年表中的几千年相对应。这就是发生的事。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梵语古籍告诉我们吠陀文明存在了数十万甚至数亿年的时间。而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又告诉我们这种说法完全是虚构，吠陀文明仅仅是在3500年前才进入印度的。印度次大陆的任何一个比这个年代更久远的城市都应该属于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ulture），大多数主流科学家也把吠陀文明排除在外。
如果在坎贝湾的这个9500年前的水下城市居民是属于吠陀文明的，那么当然，这就完全可以摧毁在3500年前，吠陀文明是通过从欧洲或者中亚地区迁移到印度的雅利安人带来的假说。反而梵语古籍的记载更靠得住，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证明吠陀文明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更久远时间的研究道路。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考古学家理查德•麦迪（Richard Meadow）会说：“这个考古发现是如此重要，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来建立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就像我们揭开泰坦尼克（Titanic）的沉没废墟一样。”（《今日印度》[India Today]，2002年2月11日）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很具有吸引力。但是麦迪对哈拉帕做了广泛的研究，他是强烈坚持雅利安人移民假说的考古学家，而且他也指责过对坎贝湾水下废墟的推论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也许会有一个国际项目，但是像麦迪这样的人就会试图控制研究的方向和得出的结论，以避免雅利安人假说受到威胁。
我对印度科学家的建议是自己来主导这个研究：如果有任何国际组织的介入，那么你们肯定会失去对研究方向和研究结果的控制。
坎贝湾的水下废墟并不是这个区域发现的第一座水下城市。20世纪70年代，在坎贝湾以北不远处，印度海洋科学家S.拉奥（S.Rao）公布了一个水下古城的发现，这座水下城市位于现在的德瓦尔卡城（Dwarka）的海域。难道这就是梵语古籍《薄伽梵歌──圣典博伽瓦谭》（Shrimad-Bhagavatam）中记载的传说中的德瓦尔卡古城？根据这项记载，德瓦尔卡古城有着宏伟的建筑和宽敞的街道，它是奎师那的都城，而奎师那被视为神的主要化身。《圣典博伽瓦谭》记载了当奎师那在5000年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海水就会淹没德瓦尔卡。拉奥给出的年代有问题，让我怀疑要么就是他给出的时间不对，要么就是奎师那时代的德瓦尔卡古城应该不是出现在这一海域，坎贝湾发现的9500年前的水下城市和5000年前的吠陀古城处在同一区域的可能性更大。
印度的吠陀文明建筑遗址不仅仅在水下可以找到，它们也一直站在印度次大陆的土地上。我在最近参加海德拉巴（Hyderabad）会议的南印度巡回演讲过程中，就参观了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维杰亚瓦达（Vijayawada）的马里卡纠纳神庙（The Mallikarjuna temple）。这座神庙所在的山坡上，可以坐看克利须那河（The Krishna River）。目前的这个庙宇结构是查库拉（Chakukya）王朝的国王特里布万•马拉（Tribhuvana Malla），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第一座神庙应该是由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中记载的国王尤帝士提尔（Yudhisthira）在5000年前建造的。整个印度有许多这样的遗址，大部分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印度找到愿意帮助我记录这些纪念碑真正历史的考古学家。
但是现在我的重点是坎贝湾的水下遗址。如果它真的属于吠陀文明的一部分，那么雅利安人移民假说就将沉入海底。
10.图迈：原始人类的革命也太多了
每隔半年左右，我就会看到一场“革命”在原始人类学中发生。2002年7月，我又看到了一次。我的朋友和热衷者从各大网站上收罗了信息给我，这是一些关于乍得的这个新发现。
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所谓的“革命”也太多了，弄得我头疼。第一个新标本是地猿（Ardipithecus），之后又是千年人（Millenium man），然后又是米芙•利基的平脸人（Kenyanthropus）。每种原始人类都号称是革命性的发现。但是现在还有人会为了这个大惊小怪吗？很难了，但是现在革命又来了。
最新的发现是撒海尔人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这个生物被宣称是一个原始人类，人类的祖先，生活在中非乍得的撒海尔（Sahel）境内。它的名字中有人类这个词，这就会让我们误以为它一定是像现代人类直系祖先。媒体倒是很快就消化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时代》（Time）杂志7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来描述它，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们所有人的父亲？”（Father of Us All？）显赫地印在文章的顶部。头骨的图片的附着说明是：“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出现了一张有着700万年历史的面孔。难道……他就是我们最初的父亲？”哦，拜托！
为了更进一步宣传这一大块猴子头骨的人性特征，发现者之一的米歇尔•布鲁纳（Michel Brunet）还在电视节目上大肆渲染他把所谓的祖先头骨捧在手上时有多么激动。难道他还流泪了不成？当然，也得为这块头骨取一个可爱又人性化的名字，这样就可以再次博得公众们的同情。他们为它取了一个别名叫“图迈”（Toumai）。在当地的语言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生命的希望”。眼泪倒是迎来了原始人类学界的资助。
所有对这个原始人类的大肆宣传都是基于进化论假说，进化论建立了一种毫无疑问的观点：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是由更原始的类猿生物进化而来的。所以，当科学家们发现了任何400万至700万年前的类猿头骨时，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地在这些骨头上找出一些类人特质，然后就可以把这些骨头称为人类的祖先。
著名的露西（南猿阿法种）骨骼的发现者唐•约翰逊（Don Johanson），在他的著作《露西》（Lucy）中承认道：“没有任何事物是能够完全摈弃偏见的。我有；每个人都有。化石搜寻者也有……对每个想寻找原始人类的人来说，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深究人类进化路线的开始。如果你的研究能回到300万年前，就像我一样，那是很诱人的，因为你就会开始发现人类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你也就会睁大眼睛寻找300万年前的化石证据的蛛丝马迹。”约翰逊这种说法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把在和露西同一个区域发现的骨头首先定义为人类。
今天，化石搜寻者更感兴趣的年代是600万至700万年。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段应该是第一个原始人类出现的时候，它从进化线中分离出来，另外一分支就产生了现代大猩猩。所以他们一方面希望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要非常古老，但是同时他们又希望这些化石能够显示出人类的特征。付出的全部努力也许会非常冒险，就好比在广阔的天空中找寻一个带有人类特质的云朵。当然，也许你会找到那些云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找到的就是人类的祖先。
恐怕你会认为我这个被禁止的考古学家在利用自己的专栏迫使你接受我独特的观点，我提醒你注意这个事实，在原始人类研究领域中，即使是一些著名的传统科学家也不会赞成乍得发现的证据就是人类的祖先。布里吉特•森努特（Brigitte Senut）和其他的科学家，比如说英国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他们认为乍得的这个发现可能就是一个雌性猿的骨头，有点像大猩猩，和人类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也就是说，图迈根本就不是一个原始人类，所以也就不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不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也不是“真正的父亲”。（《科学新闻》[Science News]，7月13日）
让我们看看图迈头骨——所谓的人类特征──粗壮，平直，像遮阳板一样的眉峰突出在眼眶周围。这如果被视为人类的特征显得很奇怪，我们认为的现代人类（晚期智人）没有这种特征。现生猿类和猴子也没有这个特征。700多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成员──已经灭绝了的非洲猿人也没有。但是，现在被多数科学家公认为现代人类祖先的直立人却有着又直、又粗壮、像板一样的眉峰。直立人被认为是在180万年前出现的，一直延续至30万年前。尼安德塔人也有这种粗壮突出的眉峰。所以在此基础上，他们才会认为图迈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原始人类学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路易斯•利基反对将直立人和尼安德塔人（和南猿）作为人类的祖先，就是因为现代人类没有那种奇怪的眉骨。在路易斯的《亚当的祖先》（Adam’s Ancestors，1960）中，他说道：“智人的眉骨是在每个眼眶之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在鼻子上方，横向延伸然后稍微向上和第二部分重叠，两边都是从最边缘处开始分别到达左右两边的眼眶，两个部分都会稍微向内和向下延伸。所以，在每个眼眶的中间，都有两个部分的重叠。”而直立人的眉骨则是在眼眶上方连成一块单一的骨板，所以直立人“并不是人类进化的原始阶段，而是人类进化更专业的一个分支，从这一点来看，任何直立人都不是人类的祖先。”利基认为，进化过程不可能是从没有突出的眉骨到有突出的眉骨，之后又回到没有突出眉骨的阶段。我同意利基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图迈那种突出的眉峰就不能认为是人类祖先的证据。
但是反驳图迈的最大理由是一系列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骨头、脚印和器物，这些东西都比图迈的时代更古老，可以把人类的历史推回到更加遥远的过去。这一系列证据在《考古学禁区》中都可以找到。比如说J.D.惠特尼（J.D.Whitney）博士，在他的《加州内华达山脉的金矿》（The Auriferous Gravels of the Sierra Nevada of California，1880）中，公布了一个在有5000万年历史的岩层中发现的人类骨头和器物，这本书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这些考古发现包括寇•保罗•K.哈布斯（Col.Paul K.Hubbs）在泰博山（Table Mountain）的情人矿的矿井中发现的一块人类头骨碎片，这块头骨碎片现在被收藏在波士顿的自然史博物馆，当时发现碎片的时候，它正埋存在180英尺以下的金矿沉积中，和猛犸象的骨头化石挨在一起。发现化石的地层是从厚厚的火山沉积中分离出来的，火山沉积有90万年的历史。惠特尼写道：“必要的事实是，情人矿是从上一直垂直至顶部，不可能会有东西会从地面掉进地底，而且，钻井埋没之后，也有专门的铄石隧道。所以毫无疑问，标本是来自泰博山的地下的沉积（金矿的砂砾层）。就如同哈布斯确定的那样。”还有一些更加久远的关于人类骨骼残骸的报告。我们找到了1862年12月版的《地质学》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关于一副完整的现代型人类骨架的报道，骨架是在伊利诺斯州的马库平县的地层中发现的，地层年龄大约有3亿岁。
所以，科学家在古老的猿类头骨中寻找人类祖先的特征只是徒劳。他们在图迈头骨中寻找人类特征就像水中捞月。当科学家们接受人类不是由猿人进化而来，而是一直存在于地球上这个事实时，原始人类学中的真正革命才会到来。
11.乌克兰的冒险
2001年，我去了乌克兰两次，在科学家、学生和普通的公众面前宣出考古学禁区的信息。
第一次是在春天，我在基辅（Kiev）的乌克兰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Sciences）进行了一次演讲。我概述了《考古学禁区》中记录的远古人类的证据。我也谈到了我的吠陀研究背景：印度古代梵语典籍《往世书》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最后，我讨论了知识过滤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正统的科学讨论会中就排除了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
在参加这类会议中，一些来自专业考古学家队伍的极端评论者（我把他们称为“基要派达尔文主义者[fundamentalist Darwinists]”）常常让我感到很烦扰。这些极端的评论者希望完全禁止我的言论和我在科学界的工作，但是科学界，除了这些极端评论者之外，至少都对我的观点表示宽容。
在考古研究所的演讲还算顺利。大约有55个考古学家到场。科学院的一个院长介绍了我。之后，一些科学家还购买了俄语版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尽管多数人都说的是乌克兰语──和俄语相关的一种斯拉夫语，但是他们也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我也希望乌克兰出版商最后能够引进乌克兰语版的书。演讲后，一些科学家和我进行了交流，还告诉我他们自己经历的知识过滤过程。其中一个考古学家陪着我一起走到了车旁。他说他非常感谢我的演讲，几年前，研究所的科学家每个星期都会有例会，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深入地讨论基于他们自己的考古研究实践的基本假说，但是近年来，这种讨论就停止了。他说我的研究会使他们重新想起这些东西。
春季之旅的另一个精彩部分是参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的历史博物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市，曾经对外封闭，因为其导弹工厂和其他极端机密建筑的存在，所以对游人实施限制。当我到达博物馆时，我遇见了那里的馆长，他把我介绍给了考古收藏部的拉里沙•楚瑞诺娃（Larisa Churilova）博士，她带着我参观了考古证据。从她那儿我了解到一些有趣的信息。她向我展示了古老的墓地、骨骼，还有一些随葬的骨头。她认为，这个地区石器时代的人们相信轮回。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作为一个吠陀哲学的学生，我实际上也接受了轮回的思想。我问她是否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她说没有，因为许多专业期刊的编辑都不会认同这种对考古证据的文化解释。他们只是想印刷一些像“一块长约两厘米的石头片在一米深的地下被挖出”这样的东西，而不会涉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制造出它是有意识去做什么的任何观点。
博物馆中的其他物品也显现出和印度吠陀文化有关的特点。除了违背达尔文进化论的远古人类证据之外，还有一些证明吠陀文化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证据。许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考古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地区的吠陀文化的标记，他们认为，吠陀文化起源于乌克兰南部的大草原，然后在大约3500年前才进入印度。但是我更相信吠陀文化一直存在于印度，在乌克兰南部发现的吠陀文化的标记仅只能代表吠陀文化从印度散播到全世界。
在我第一次的乌克兰之行中，我也在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顿涅茨克（Donetsk）的一些大学里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做讲座，也有机会通过一些公开演讲和媒体采访与普通公众进行了交流。在主要的国家和城市新闻报导中都有关于我和我的研究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从美国来的有争议的考古学家说人类不是由猿人进化的（Humans Are Not Apes Says Controversial Archeologist from USA）”。
春季的这场旅行让人回味不已，所以我在秋天的时候又来到了乌克兰，拜访了乌克兰另外三个主要的城市──哈尔科夫（Kharkov）、敖德萨（Odessa）和里沃夫（Lvov）。哈尔科夫像乌克兰的匹兹堡（Pittsburgh），是一座强硬而脏乱的工业中心──但是，像匹兹堡一样，也有它文化的一面。在哈尔科夫，我在科学之家（House of Science）见到了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都是来这里听我的演讲的。敖德萨，位于黑海海岸，有点像新奥尔良（New Orleans）──是一座有着悠久的走私和黑市历史并融合着各种文化的喧嚣城市。
除了日常的大学演讲和媒体采访之外，我还见到了敖德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人类学家鲍里斯•莫哈（Boris Mukha）博士。敖德萨地下的一部分是绵延的蜂巢状砂石洞穴。这些洞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游击队用来有效地抵御德国的侵略，但是里面也填满着一些沉积物，在这些沉积物中，也许还能找到数百万年前的动物骨头化石。莫哈博士向我展示了他的一个收藏，是距今300万至400万年前的动物骨头，上面显示出了像是被原始工具打磨过的痕迹。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上有一些钻孔，这不禁让我猜测在数百万年前，太空游客射杀了它们。但是仔细检查了这些骨头后，就推翻了这个独特的观点。看上去，这些骨头上的痕迹是有意为之。除了钻孔之外，许多骨头的边缘都被磨削得很锋利。
莫哈博士告诉我，当这些骨头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专家面前时，他们认为这些痕迹很明显是有智生命留下的。但是当知道了骨头的年龄时，他们就改变了主意。莫哈博士提交给俄罗斯期刊《自然》的一份报告被驳回。这让我很奇怪，这个骨头看上去至少属于可以归为南猿水平的原始人类。这个证据可以证明在300万至400万年前，敖德萨周围的环境是像非洲热带草原一样，温暖而干燥。但是科学家们却反对这个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南猿不会存在于非洲以外的地方。所以敖德萨的骨器又成为了知识过滤的牺牲品。
我认为，动物骨头上的痕迹可能是300万至400万年前居住在乌克兰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型人类留下的。我在《考古学禁区》中展示了大量的人类骨头和器物的考古证据，这类证据都能证明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那时已经存在于世界各地了，甚至在比这个年代更早的时候，现代人类就已经出现了。
被我的研究所激发，莫哈博士和他的合著者现在正在进行一项反常考古证据的研究工作，这些反常证据都是由欧洲东部早一代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的。我一直希望能够看见这篇报道，因为这又可以给被禁忌考古学增加新的案例。莫哈博士还给我看了一个17世纪的俄罗斯旅行者耶维利亚•克雷夫（Yevlia Chelevi）在土耳其时在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巨型人类的描述。
离开敖德萨之后，我去了里沃夫，它位于乌克兰遥远的西部地区，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典雅城市。我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公开演讲，到场的听众大约有500人。之后，一个研究生大声地提出了纯理论性的反对意见，当我问他是否能就我的的观点提出一些具体的针对意见时，他却没有办到。就像春天之行一样，之后我乘火车去了克里米亚（Crimea），在雅尔塔（Yalta）休息了几天。我在那里完成了我即将出版的书《退化论》的前言部分。这本书在2003年秋天就可以和广大的读者见面了。雅尔塔，因其位于南部，所以常常成为逃避俄罗斯和乌克兰寒冷冬季的好去处。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在雅尔塔也有行宫，这座行宫在1943年曾经举行了一次著名的战时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斯大林（Stalin）、罗斯福（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我在雅尔塔的最初两天是晴朗的日子。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上，可以看见干燥的山峰直落海面，带来了加利福尼亚式的空气。但是来自西伯利亚（Siberia）的东部风却带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寒流，雅尔塔下起了雪。在搭火车去基辅之前，我都是靠着一碗热腾腾的加了酸奶酪的罗宋汤抵御寒冷。后来我就从基辅乘飞机回到了洛杉矶。
12.朗迦难德寺：对印度南部古代寺庙的调查2002年2月，我在南印度做演讲。在一些城市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我讲了关于记录在《考古学禁区》中的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这些证据非常符合印度古代典籍《吠陀经》中关于远古人类的描述。所以我的演讲内容很受印度学者和普通公众的欢迎。
在金奈（Chennai）──马德拉斯（Madras）的城市，现在是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首府──我待了几天。在一个休息日，旅游组织者安排我参观了位于古代山坡顶上的蒂鲁伯蒂（Tirupati）寺，就印度的寺庙来说，这里每年都吸引了最多的游客。另一个休息日，我拜访了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这里也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圣地。在这里，我参观了瓦拉达拉贾（Varadaraja）神庙。
在甘吉布勒姆，我遇见了一个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的印度考古学家。我告诉他我不仅仅对远古人类感兴趣，也对印度的吠陀文化历史有兴趣。考虑到这一点，我给他看了圣恩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为16世纪的神之化身柴坦亚•玛哈巴布（Chaitanya Mahaprabhu）的传记《永恒的柴坦亚经》（Chaitanya Charitamrita）写的评注：“据说在迦梨（Kali）时代的289年，一个叫筒达若迪帕地（Tondaradippadi）的阿尔瓦（Alvar）出生了……他修砌了朗迦难德寺（Ranganatha temple）的第三面边界墙。”这里透露了关于印度吠陀文明的一些信息。为了证明这一点，需要先对朗迦难德寺和吠陀的时间系统有一些了解。
朗迦难德寺，在泰米尔纳德邦境内，它是印度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寺庙。位于高韦里河（Kaveri River）中部的一个巨大的岛屿上，寺庙的中心建筑被七面宽广的边界墙围绕。根据一些说法，七面墙代表七种覆盖在永恒自我──阿特马（atma）的物质。朝圣的道路要通过七面墙的大门，所以朝圣的过程就代表精神实现的过程。
根据吠陀宇宙学日历，构成历史循环的时间段被称为时代（yugas）。每次循环都要经过四个时代：黄金时代（Satya Yuga），杜帕若时代（Dvapara Yuga），特雷塔时代（Treta Yuga）和迦梨时代（Kali Yuga）。四个时代循环一次的时间要持续432万年。一千次时代的循环才相当于梵天的一日。根据传统的日历，我们现在是处于迦梨时代。迦梨时代是在5105年前开始的，也就是西方日历的公元前3102年。所以迦梨时代的289年就相当于西方日历的公元前2813年。这就意味着南印度阿尔瓦（或圣徒）筒达若迪帕地是出生在4816年前。如果是他修建了朗迦难德寺的第三面边界墙，也就是吠陀神庙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朗迦难德寺存在了至少5000年。
这就违背了西方关于印度吠陀文明的标准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吠陀文化在印度的时间不超过3500年，所以如果可以证明朗迦难德寺的第三面墙真的可以回溯到4700年至4800年前，那么就为吠陀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古老文明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把各种非西方的文明归为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日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比如说，西方标准的理论认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文明可以回溯到6000年或7000年。但是，巴比伦国王的名单可以回溯到43.2万年。同样的，埃及和中国的传统历史都比西方历史学现在告诉我们的还要悠久，玛雅文明的日历也覆盖了更大的时间范围：数百万年。
朗迦难德寺可以回溯的时间远远超过5000年。寺庙中的主要神灵是卧躺形式的毗湿奴（Vishnu）。在传统的历史故事中，在半人半神梵天的星球上，也叫梵界（Brahmaloka），毗湿奴是被最早崇拜的神灵，在吠陀国王伊克什瓦库（Ikshvaku）统治时期被带到了地球上。数万年前，这个国王统治了城市阿逾陀（Ayodhya）。罗摩（Rama）时期，神灵又被维摩那（vimana，一种飞行器）为了运输的目的带往南部的兰卡（lanka，一个岛国）。但是在旅途中，维摩那着陆于南印度。据当时的运输条件，如果神灵在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就接触了地面的话，就会一直留在着陆的地方。所以，神灵就留在了南印度，当地的国王就为他修建了一座神庙。
那么，神庙到底是在多久以前修建的？修建神庙的时期是在罗摩时代，他甚或在特雷塔时代初。目前这个时间循环的特雷塔时代开始于大约215.5万年前，结束于大约8.4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修建神庙的时间应该是在200万年前。但是，一些权威说法认为，罗摩出现的第四个循环时代──特雷塔时代──是在目前的历史循环之前。如果这种说法靠得住，那么神庙修建的时间就几乎是在2000万年前。
传统的说法是，最原始的神庙结构，后来被沙子和丛林所覆盖。在5000多年前的近代，一位当地的国王找到了神灵并重建了神庙。在神庙中央建筑神灵所在地的顶部上方，是镀金的圆屋顶。屋顶梵语叫做维摩那，可能是根据飞行器维摩那的典故。修建第三面边界墙的是筒达若迪帕地，他出生在公元前2813年。
所以我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朗迦难德寺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第三面墙的历史则要略少于这个时间。为此，2003年2月，我和印度考古学家朋友一起拜访了朗迦难德寺。同行的还有一个欧洲考古学系的研究生，他对朗迦难德寺的历史也很感兴趣。我们的目的是要看看在第三边界墙周围还有没有可以适合挖掘的地方。因为我们考虑到，神庙内部的所有地方可能覆盖着其他建筑，或者就是被每年数百万的朝圣者过度踩踏了。
我们经过了神庙复杂的第七面墙的主要门口，接着我们又经过了第六面，第五面，第四面。来到了第三面墙的门口，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在朝圣之路中，也没有石块铺砌。尤其是第三面墙西边，有一个封闭的花园。我们认为这里也许是值得挖掘的地方。决定了之后，我们就来到神庙管理处，希望从管理人员那里得到适当的许可。我的考古学家朋友也需要得到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许可。希望得到许可的原因是将被授予的权限就等于是官方的考古指导手册，而且还是神庙自身颁发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被神庙赋予了确定寺庙真实年龄的责任。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那么在12月我就可以开始挖掘工作了。那么我就将会看到目前的这座庙宇是否有古老的基础。挖掘可能也会揭示出吠陀文明和有着5000年历史（或更老）的地层有一定的联系。当然也有可能证明目前的结构非常古老。如果这可以被确认的话，那么也有可能用测年法测出它们的年龄。比如，石头空隙中的泥浆可能会含有有机物质，那么就可以用放射性碳测年法测定它们。
对于我来说，传统的文学资源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朗迦难德寺的古老。但是对于一些对这种历史资源抱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新的考古证据可能会有助于它们更好地理解神庙的真实年龄。
13.被禁止的考学家的俄罗斯之行
2003年4月，我去了俄罗斯，举办了一次演讲和参加了采访。我的第一站是乌克兰的基辅，在那里得到了去俄罗斯的签证。然后我乘上夜班火车从基辅到莫斯科（Moscow）。这趟列车既现代化又舒适。其实我喜欢在列车上睡觉。但是我却被边境警卫吵醒了两次──一次是在乌克兰边境城市，一个小时候又是在俄罗斯的城市。还好，也不算太糟。
莫斯科是一个大城市。在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型公寓里那种无尽的喧嚣声。在我的整个旅行中，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单独的家庭居所，尽管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是由这种居所的，不过只是有些地方。
我被邀请到俄罗斯科学院（RAS）的人类学分部做演讲。莫斯科主要的RAS建筑是一座现代化高塔。分部的一个成员在入口处接到了我。在进入建筑之前，我不得不去一间办公室，那里的警卫登记了我的护照信息后就让我进去了。接着经过安检处，就乘上电梯进入顶楼了。
小小的演讲厅挤满了上百个科学家和媒体人员。我开始设置数据投影仪。几年来，世界各地的各种机构中都依赖着这种视听设备，不过有时候设备也会出问题，所以我决定最好自给自足。
我这个被禁止的考古学家在全世界的旅行中，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演讲经验。但是我还是一直会感觉到任务的困难性。我是一个“奎师那创世论者”，一个吠陀反进化论者，一个公开支持在印度古代梵语典籍的基础上提出的人类起源观和历史观的人。
组织者告诉我大多数的科学家现在都已经读过了我的书（几年前，俄语版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就已经出版了），因此，相比普通的概述，他们更愿意听到一些具体的言论。所以我详细介绍了一些违背达尔文人类进化论的案例。因为科学界的知识过滤过程，这些证据并不为科学家和普通公众所熟知。
一个人类学家知识过滤过程的描述表示了不满。她说我是在指责科学家不诚实。但是她并没有完全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知识过滤过程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说科学家们相信他们所持有的证据就是“真实”的，如果这些证据被公众们所了解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反驳科学家们的理论。而是说，当科学家遇到和他们的理论预期根本矛盾的证据时，他们就会基于他们根深蒂固的理论信仰（他们认为正确的）简单得出结论，一定是这个证据有什么问题。这个俄罗斯人类学家自己就是一个知识过滤过程的完美例证。在她批评了我的知识过滤过程理论之后，她说道：“我没有阅读过你的书，但是我肯定里面的所有东西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胡诌的。”这就是知识过滤过程在起作用。她相信她的人类进化观是正确的，所以任何与之冲突的观点要么就是一个错误，要么就是一场骗局。
这个人类学家也指责我“不专业”。这是一些正统观点的捍卫者的普遍做法，就是掩盖别人的专业资格。不管怎么样，这都不会打击到我，因为最终，专家们应该可以在知识领域的斗争中捍卫他或她的观点。我指出，如果她是一个专家的话，那么她也应该可以指出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我的言论是错误的或是胡诌的，结果她只能含含糊糊地做出一些指责，而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
然而，在提问环节，另外的一个科学家却同意了知识过滤过程的观点。她给出了一个前苏联时期的案例，那时，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的科学家在恐龙脚印附近发现了人类脚印。他的同事建议他不要试着发表关于这个证据的任何东西，因为即使发表了也不可能会被接受，而且可能还会威胁到他的事业。我试着了解更多这个案例的情况。
演讲结束后，我遇到了俄罗斯科学家德米特里•巴亚洛夫（Dmitri Bayanov）博士，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各种偏远地区和邻近国家的活着的猿人证据。他和他的出版商也来听了我的演讲。在《考古学禁区》中，我在一章关于活着的猿人的内容里，也提到了巴亚洛夫的研究。巴亚洛夫给了我他的英文书籍《寻找俄罗斯雪人》（In Search of the Russian Snowman）和《美国大脚：是事实，不是虚构》（American Bigfoot：Fact，Not Fiction）。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读完了这两本书。对于任何对活着的猿人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些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
在莫斯科时，我被邀请到达尔文博物馆（Darwin Museum）做演讲，当然，这个博物馆是为达尔文进化论做贡献的，亦曾叫做无神论博物馆。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达尔文的肖像，我在提出反对他的意见时，他就这样盯着我的脸。博物馆的一个管理人员给了我一个参观人类进化的旅游指南。但是她也说喜欢我的演讲，并指出这只是博物馆的一个政策：进化论只是人类多元起源观的其中一个，其他的起源说是创世论和外星侵入。在莫斯科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我提到了我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全世界的教育机构把另外的达尔文主义划入教学课程中。在这个采访后，一个人采访了我并告诉我他最近采访了一个来自莫斯科地方学校的官员，她说实际上这种政策已经纳入教学系统中了。我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情况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为美国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s）一直反对将另类达尔文主义，比如说进化论列入公共的教学系统中。
莫斯科的交通堵塞和美国不相上下。有一次，我要去莫斯科政府学院（Moscow Government University）为哲学系做一次演讲，当汽车开到莫斯科市中心的时候，就遇上了交通堵塞，15分钟都没有人移动过。我和翻译不得已只有跳下了车，坐地铁到了大学，留下我们的司机在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