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地的神话传说中说，这个铜鼓并不是由人类做造。在《巴厘岛的艺术与文化》（The Art and Culture of Bali）中，乌尔斯•罗姆赛耶（Urs Ramseyer）说道：“这个鼓被认为是培金的‘月亮’，它是一类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物品；许多巴厘岛人相信，这类物品是在某个时刻从天堂（piturun）掉下来的，所以它并不是由人类制造。那时的众多故事都是围绕这个铜鼓展开的，它们都以和月亮的联系为起点。在一些故事中，它被认为是月亮的‘马车’车轮……其他的故事还会把铜鼓看做是月亮女神的耳钉，或者是象征着月亮本身。”
在巴厘岛，你可以感受到精神的力量无处不在，尽管这些力量也不全是友善的。在巴厘岛传统的新年庆典仪式上，就有着和这类不友善的力量相关的事情。在新年前一天，巴厘人都会在城市和乡村的主要十字路口举行地驱邪仪式（恶魔会在十字路口聚集）。恶魔会分散在天空中。驱邪仪式会在傍晚停止，然后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每个人都必须待在自己的家中，不能发出噪声，也不能点灯。如果恶魔在天空徘徊时没有看见地上有人，他就会以为没有人在这里，他就会去其他的地方。这个仪式的禁止事项一直都被严格地遵守着，即使是外地的游客也不能例外。虽然有人告诉我可以在房里开一盏小灯，只要把窗户拉得严实一些就行了，我还是遵守了巴厘岛的习俗，我可真的不想因为这个小家伙把恶魔从天上给引下来了。
19.遇见新事实：在蒙特利尔
2004年3月13日，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蒙特利尔（Montreal）多瓦尔（Dorval）机场，从到达厅到海关还要走很长的路，看上去那个走廊有好几英里，最后我终于到达了海关，但是那里挤满了上千人，整个队伍排得蜿蜿蜒蜒，不过还好队伍移动得很快，也很有秩序。经过了海关后，我就搭上计程车去了位于蒙特利尔市区的德尔塔中心酒店（Hotel Delta Centre-Ville）。德尔塔也是灵性唤醒会（Awakening to Spirit）的举办地。尽管我认为我确实是一个有点灵性的人，但是偶尔我也需要被唤醒。
在蒙特利尔，这个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28年，它是整体人类科学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gral Human Sciences）和加拿大精神科学团体（Spiritual Science Fellowship of Canada）的合资企业，研究所是由约翰•罗斯纳（John Rossner）博士（一个宗教和文化史学的教授和主教）创办，而科学团体则是由罗斯纳博士的妻子玛丽莲•茨伟格•罗斯纳（Marilyn Zwaig Rossner）博士（儿童临床医学家和精神主义者）创立。罗斯纳夫妇邀请我做一次关于考古学禁区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就我的《退化论》进行发言。
我总是喜欢在行程安排的前一天到达会议举办地。这让我有机会尽快地熟悉新环境和整理我的思绪。我也有时间看看客房服务项目和当地的餐厅，以便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满足我的素食习惯的好地方。所以，我走到附近找了一些有素食菜单的饭馆，包括一家漂亮的意大利餐厅。我也找了一些适合我在早晨做日常冥想练习的地方。不管我在世界的那个角落，每天早上我都会坚持散步一到两个小时，一边散步一边在我的大脑中唱诵哈瑞•奎师那。德尔塔酒店离蒙特利尔广阔的海边不远，那里林立着一排老旧的谷物升降机。
在这类会议上，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有机会可以遇到另类科学的其他科学家。我在德尔塔的第二晚，在开幕庆祝会后，就遇见了这样一位科学家，虽然是在有点特别的情况下遇见的。酒会后，我打算回房间，我把我的房卡插进把手下面的锁栓里，转动房卡并推开了门。正当我检查房间时，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正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椅子上。我吓了一跳，脑中首先飞过的念头就是：“天哪，我进错房间了！”然后这个念头马上被另一个想法取代：“这个人是谁？”最后，我习惯性地问道：“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这个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是我的椅子，酒店的椅子，某人的椅子。他伸出手和我握了握：“你一定就是迈克尔•克莱默。我是斯蒂芬•史华兹（Stephan Schwartz）。”我们弄清楚了刚才的误会后（五星级的酒店前台在安排史华兹的房间时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就坐下来谈了一会儿。
斯蒂芬是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这组研究家最初效力于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他们一起被美国政府和军方雇佣来研究一个遥视项目。这个项目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公开的研究成本高达2000万美元。我告诉斯蒂芬，我曾经见过这个研究小组的另一个成员──天生的灵媒英格•斯旺（Ingo Swann）。几年前，我在斯旺位于纽约东部乡村波威尔街（Bowery）的研究室见到了他，说来也奇怪（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他的研究室就在第一座克利须那神庙附近，这座寺庙始建于1966年，但是建造的地方是在第二大道（Second Avenue）26号的店铺。而寺庙和斯旺的工作室都离尼古拉•泰斯拉（Nicola Tesla）在拉菲尔街（Lafayette Street）的实验室不远。这真是有点心有灵犀的巧合。
斯蒂芬的工作直接吸引我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在为政府情报机构做完遥视项目之后，他就把遥视带进了考古学领域。他的一个成就是用心灵考古学来寻找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古代城市遗址，这个遗址现在沉没于埃及海岸的地中海水域。我也注意到我在追踪布满灰尘的博物馆里的“失落”的石器和重新定位19世纪的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反常考古发现地时，有着一种特别的能力，就好像我是被什么人或什么力量牵引着一样。当然，我也做过一些正常的研究，但有时，更多的东西要求我做反常研究，不管这个“更多”具体是指什么，它都属于一些心灵或超自然的范畴。
斯蒂芬和我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直到前台员工给他安排好了房间他才离开。第二天，我抽出时间参加了他的演讲和研讨会。和他的演讲相比，研讨会更加意思。在研讨会上，他做了一个遥视的实验。参加研讨会的人加上我大约有100人。斯蒂芬从中选出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组，告诉他们用15分钟的时间去蒙特利尔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用15分钟时间拍摄现场，然后回到研讨会。他们离开后，我们剩下的人就试图想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斯蒂芬通过一个简单的说明指导我们，他建议我们要写下我们头脑中首先出现的东西。他要求我们不要进行任何分析而是直接遵循我们的第一感觉画出它们。
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座大教堂。但是我的思想马上拒绝了它。“这很可笑，真的太可笑了，”我想到，“他们为什么回去如此明显的景点？他们最有可能会去的应该是像保龄球场这样的地方，我应该马上画出它们。”所以我拿起笔准备开始画一个保龄球场，但是我又想到，他建议我们要遵循第一感觉，虽然我看起来很可笑和愚蠢，我也只有画出第一感觉了。我就在纸上画出了一幅大教堂的草图。一会儿，斯蒂芬就开始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自己的前方看见了什么？后方看见了什么？左边看见了什么？右边看见了什么？上面呢？下面呢？最后，他要求我们把我们看见的任何醒目的单一物体归纳为对这个地方的总体印象。很快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堆许愿烛，它们在红色的玻璃烛台里透出明亮的火光。所以，我连同这个也一起写了下来。
终于，这三个人回来了。摄像机连接在数据放映机上，当我看见屏幕上出现了一堆在红色烛台里的许愿烛的特写时，我震惊了。结果，我想象出的关于这个地方的所有细节几乎都完全正确。参加实验的人中，有60%的人也都说自己想象出了一些关键细节，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想象出了教堂。
很明显，在蒙特利尔研讨会上通过一个简单说明而进行的实验并不符合史华兹为了科学出版的目的被雇佣时做进行的严格的正式实验。但是这个实验也有它自己的贡献，那就是证实了斯蒂芬想要告诉参加研讨会的许多人的要点──我们多多少少都拥有不同程度的遥视能力。
那么遥视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斯蒂芬的说法，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超越了物质现实强加于我们的普通概念。这一部分人已经和各种其他的意识整体进行了联系，也和各种存在的其他部分有了联系。通过这种联系遥视就变得可能了。按照印度吠陀经里的描述，存在于每个原子和和每种生命内心里的，就是超灵魂。尽管看上去很明显是分开的，但是超灵魂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所以，如果我们所有人，如斯蒂芬在蒙特利尔说，就像宇宙网络中的计算机站，超灵魂会提供这种联系让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参与遥视和其他反常现象。
《薄伽梵歌》，可能是最有名的古梵语知识典籍，和遥视也有着直接联系。《薄伽梵歌》记录了主奎师那和勇士阿朱那王子（prince Arjuna）之间的哲学对话。这个对话发生在印度西北部的库如雪查（Kurukshetra）战场。战斗的是五个般多（Pandava）兄弟，阿朱那就是其中之一。对阵的双方是阿朱那的军队和库鲁王朝（Kuru dynasty）的军队。库鲁军队的总帅是国王迪瑞塔若斯塔（Dhritarashtra），他所在的位置离战场还有一段距离，他不知道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就问身边的大臣桑斯亚（Sanjaya）战场上发生的事。桑斯亚可以通过遥视想象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奎师那和阿朱那的对话。
回到蒙特利尔的话题上，我在几天前找到了一家适合我的意大利餐厅，这可不是通过遥视，而是通过礼宾部。
20.修改我的基因：在蒙特利尔
2004年3月，我在蒙特利尔参加灵性唤醒会。在前一篇中，我写了我和斯蒂芬•史华兹见面的事情，他是研究遥视和心理考古学的专家。这一次，我会谈谈我遇见鲁伯特•谢德瑞克（Rupert Sheldrake）的经历。在这类会议上，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有机会倾听过去我读过他们的文章和欣赏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发言并和他们交流，这种机会在私下里是从来没有的。
罗伯特•谢德瑞克以创立了形态发生学（morphogenetic fields）的概念而出名，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生物类型的一把钥匙。这些内容都在他的《新的生命科学：形态共振假说》（A New Science of Life：The Hypothesis of Morphic Resonance）里。在3月17日的演讲中，罗伯特发表了这些观点。
在罗伯特的发言中，他解释了有机体是怎样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新一代的完全形式的，现代科学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受精卵首先分裂成两个细胞，接着再分裂为四个，这种分裂过程要进行几百万次。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一些细胞会形成部分具体的器官和组织，然后继续进行复杂的分裂过程，直到形成完整的有机体。问题是每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基因信息。所以，一个特定的细胞是怎么知道以特定的方式形成某种特定器官或肢体的某种特定组织的特定细胞？科学家们已经研究出这是某种特定的基因在分裂过程的某种阶段“启动”的。但是，他们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即使他们能够进行解释，也不能完全解决整个问题。那么，一个基因所做的就是告诉细胞怎么把氨基酸串在一起形成特定的蛋白质。而在这个过程中，蛋白质本身也不能真正地用于解释数百万的细胞是怎么把它们转化成生物体的最终形式的。在谢德瑞克的演讲中，用这种基因决定主义来解释有机体的生物类型是“可笑的不足”。
谢德瑞克倾向于用形态领域来解释生物类型。（“形态发生”这个术语是由两部分组成，“morph”指的是形成，“genesis”指的则是来源。）形态领域不仅能够解释生物体结构的代际遗传，还能够解释像肢体重组或分成两半的身体重合这类反常现象。如果你把一条扁形虫分成两半，不管是纵向分还是横向分，之后两半身体都可以重新组合为一条完全的扁形虫。形态领域和一种微妙的赠予型种子（bija）的概念有一些相同点，这个概念是来自古印度的梵语作品，我也在《退化论》中对此有所论述，在书中，我也用它来解释了生物类型。
谢德瑞克特别把形态发生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形式因（a formal element associated with matter produces the specific form of an organism）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一种和物质有关的形式元素形成了生物体的具体类型。这种形式元素不能离开物质单独存在，物质没有形式元素也不能完成组织。两者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单独存在。谢德瑞克说，这种形态形成可以通过时间改变。这和达尔文人类进化论的观点是吻合的。在演讲之后的提问环节中，我问了一个问题，形态领域的概念是不是也有可能不符合柏拉图（Platonic）的形式元素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的观点？他说这很有可能，但是他更倾向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来自吠陀宇宙说中的赠予种子的概念则更偏向于柏拉图式的概念。实际上有两种种子：有意识的自我（原子，或灵魂）激活了生物体的身体，也是被赠予的种子。这个种子是由永恒的超级智能赠予的，这就违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谢德瑞克把形成等同为思想。他认为思想超越了大脑而存在，就像磁场超越了磁铁本身一样。思想凌驾于身体之上有助于解释超感知觉和心灵感应。从古印度的梵语作品上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和谢德瑞克如出一辙。除了粗糙的物理身体（sthula sharira）之外，我们还有赋予了微妙感觉的敏感的精神身体（linga sharira）。这种敏感的精神体承担了各种瑜伽悉地（siddhi）或使人成为完美之人的任务。比如说远视（durdarshan）。
谢德瑞克解释说，许多人总是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他。当他们往后面看时，他们会看见有人真的在盯着他们。这可能是一些实验工作的基础。在谢德瑞克的研讨会中，他要求在场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组成两人一组。一组中的一个人是实验的对象，另外一个人执行实验。被实验者坐在椅子上，实验者则站在他的背后。实验者手里有一张写有20个小试验的纸条。在每一个小实验里，相关的说明都会给出两种选择中的一个。从后面盯着被实验者的脖子或者盯着其他地方。在每一个试验中，被实验者都要说出实验者有没有在盯着自己。每个试验结果都会记录到纸上。
这就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被实验者没有超能力确定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希望在这个有着大量数据的实验中，他能够抓住50%猜中的概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被实验者有一定的超能力，他能够“感知”出实验者有没有真的在盯着他。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希望被实验者得出正确答案的分数能够大大高于机会期望（50%的正确率）。根据谢德瑞克的说法，许多实验的结果实际上被实验者选中的概率都大大地超过了50%，可以达到60%。所以，我们脑袋背后也许都长有眼睛。在实验中，我的正确率是60%。
谢德瑞克指出，这类直接简单的实验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而且也会挑战我们目前基于严格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范围。他还概述了更多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实施的实验，这些内容在他的《改变世界的七个实验》（Seven Experiments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里都有涉及。
值得注意的是，谢德瑞克做的这个实验证明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心灵联系。比如说，狗狗似乎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家。谢德瑞克设置了摄像机的时间，来拍摄当主人离家时，狗狗会有什么行动，然后，主人就离开家。在快要回到家时，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间，主人会给出一个快要到家的指令。同时主人就开始返回家中，这时狗狗就会跳到窗边等着主人的返回。
谢德瑞克和我在斯蒂芬•史华兹的研讨会上是并肩坐在一起的，我们都做了之前我提到的史华兹关于遥视的实验。一组“发送”的队伍被送到蒙特利尔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然后“发送”图像给现场剩下的人，我和谢德瑞克都可以想象出他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而且给出的细节大部分都正确。之后我们相互交流了一下我们各自记录的实验，用我说的“知识过滤”。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受到的伤害应该比谢德瑞克小。他也同意我这种说法。所以，他很惊讶我曾经被英国皇家科学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院长苏珊•格林菲尔德男爵夫人（Susan Greenfield）邀请做了关于《考古学禁区》的演讲。谢德瑞克从来没有被皇家科学研究院邀请过，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之后，皇家科学研究院是英国最顶尖科学学会。在我的发言后，我告诉谢德瑞克，我还请过皮特•阿金特斯（Peter Atkins）吃晚饭，他是牛津著名的无神论者和格林菲尔德的丈夫，不过当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出国了。“他们一直在一起，他们现在还没有结婚。”谢德瑞克说。他说得对，之后我也在网上查到了这个信息。我发现格林菲尔德也经历着她自己的知识过滤问题。很明显，皇家学会的一些成员威胁说，如果格林菲尔德被选为参加者、反对者或其他任何职务，来公开出席公众活动或进行媒体活动，那么他们就辞职。
21.走进正确的圆圈：在格拉斯顿堡研讨会上2004年7月23日，我到达了伦敦南部的盖特威克（Gatwick）机场，准备在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研讨会上做《退化论》的演讲，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麦田怪圈。这个术语赋予了“这不是我的领域”这种表达方式的新含义，因为这真的不是我可以拿得出漂亮分数的研究领域。
我快速地通过了海关和入境处，然后走到了到达处的路口。我的司机接到了我并准备把我带到位于英国西南部的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我们出了机场后开到了伦敦可怕的环行线M25路段，还好交通还不是很糟糕，天气也很不错，我们一路向西上了M1。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在我右边的上方，夏日的蓝天晴空万里，明亮的阳光照映在神秘的巨石阵（megalithic forms of Stonehenge）上。这是由通过绑在圆木上或拖拉的方式，把巨大的石头从威尔士（Wales）运到这里的，也有可能是通过石器时代巫师的神灵从水上漂浮到现在的位置的。
一段时间后，格拉斯顿堡山，一个孤独的石塔出现在地平线上，它耸立在一座锥形山的顶部。格拉斯顿堡是一座强大的城市，它深深地被圣杯（Grail）和亚瑟王的阿瓦隆（Arthurian Avalon）神话所浸润着。我们进入了城市并发现了玛德琳娜街（Magdalene Street），这条街和玛丽•玛德琳娜（Mary Magdalene）有关。根据艾塞尼教（Essene）和其他教派的秘传，她是耶稣的妻子，耶稣在格拉斯顿堡花了几年时间来研究德鲁伊（Druidic）的秘密。我住的地方在玛德琳娜街三号，住在一家叫做NO.3的酒店，这个名字可真没有想象力，其实它也并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酒店，而是一座有着奢华的床铺和早餐的豪宅。女主人带我看了我的房间，就在二楼的核桃厅里。我的这个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告诉我在这个房子里住着幽灵，但是我却告诉她我现在有点累，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见见他们的。
在那之后，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在夜晚的早些时候，我起了床，在玛德琳娜街上慢慢溜达到市中心。我在一个修道院遗址前停了下来，这个修道院在英国享有最古老的声誉，它是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在16世纪时，被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下令拆毁。1908年，由一家商业信托任命的建筑师弗雷得里克•布莱•邦德（Frederick Bligh Bond）在这里进行了挖掘工作。他用心灵法找出了许多遗失的建筑结构，并且还通过自动记录和死去很长时间的人取得了联系。当他的方法被众人皆知时，这家商业信托就开除了他。再往前走一些，我就到了古朴的市政厅，这也是这次会议的举办场地。我走了进去并向一个会议组织者希拉•马丁（Sheila Martin）介绍了我自己，然后我还偷瞄了一下演讲厅，里面坐满了人。接着我就走出了市政厅准备去吃点东西。市政厅对面有一家漂亮的意大利餐厅，但是我的国际声誉明显还没有到达这里的领班台，领班拒绝了我需要一人一座的请求，他说饭店的规定是要到10点以后才会提供这样的座位。所以我只有无可奈何地去吃炸鱼配薯条，但是我只要了一份薯条（我不能吃鱼）和一杯苹果汁。
星期六早上，我在NO.3享受了一次英式早餐，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我当然只能吃新鲜水果和果汁、抹着果酱和黄油的全麦面包、新鲜水果酸奶、一些当地奶酪和低卡咖啡。这天的晚些时候，我碰到了苏珊娜•泰勒（Suzanne Taylor），她拍摄过一部麦田怪圈的纪录片。她和她的同事在市政厅门前采访了我。我的贡献就是评论了一下在世界科学领域里发生的知识过滤过程，有一些内容我已经记录在了《考古学禁区》中。知识过滤过过程可以确保违背目前科学共识的理论不会进入主流话语──除了仅仅作为愚蠢的伪科学案例。这次采访我很开心，分手时我们约定以后偶尔在洛杉矶见面。
星期日早上，吃早餐之前，我进行了平常的净体和冥想练习。星期日是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我花了整个早晨的大部分时间和下午的一些时间来完成和练习我的陈述部分。下午晚些时候，我去市政厅听了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Bauval）的演讲，我对他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我在市政厅的咖啡厅碰见了他和他的妻子米歇尔（Michele）。我们回忆了上次见面，之后我们就一起进了演讲厅。
我喜欢鲍威尔的发言，他的发言内容也在他和格雷厄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合著的新书《护身符：圣城和神秘的信仰》（Talisman：Sacred Cities and Secret Faith）里。他的演讲着重讨论了法国巴黎（Paris）的城市设计和埃及卢克索（Luxor）的城市设计的共同点。巴黎特定的纪念碑和大道，就是卢浮宫（Louvre）和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ees）和古老的戴高乐广场（Place de l’Etoile），这座广场对应的是和女神伊西斯（Isis）有关的天体，这种设计业反映在卢克索的圣庙和大街的设计中。鲍威尔探讨了伊西斯概念从古老的埃及到法国秘密社团共济会（Masonic）的一个传承。
之后，我还见到了凯伦•道格（Karen Doug），他也是会议组织者之一，他关心我陈述部分的技术准备。接着就是我的表演时刻了。在另一个会议组织者安迪•托马斯（Andy Thomas）精彩的介绍之后，我就开始了关于《退化论》的演讲。在《退化论》中，我提出了麦田怪圈的宇宙学意义。这本书也提到了我们不是像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的那样是由物质转化而来，而是来源于纯意识或精神。我们存在于一个多维的宇宙，在每个水平上，都有与之条件相适应的人类。最初，我们这样的精神人类是存在于纯意识的领域的。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水平，那么就会被较低的思想能量和物质吸引，就会下降到这些水平领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粗糙的物质领域。但是从高等水平来的人会试图和我们联系，比如说，通过麦田怪圈。
就连主流科学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在我们宇宙的其他地方的智能生物很有可能在试图和我们联系，所以也就有了政府资助的项目SETI──寻找外星智能（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但是，今天的主流科学家在外星人是用什么方式联系我们，和我们用什么方式可以联系外星人的问题上还是缺乏足够的想象力。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时候，却有一些有着想象力的科学家，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建议，比如说用几何图形来种植农作物来和外星人取得联系。在《SETI先驱》中，大卫•W.斯威夫特（David W.Swift）说：“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认为，可以在西伯利亚以直角三角形的形状来种植广阔的森林。在三角区中的农作物也可以种植为同一种颜色。这个基础方案应该精确地定义三角形每个边长的平方和，以使这种形状完美地符合毕达哥拉斯定律（Pythagorean theorem）。”所以，如果人类科学家都可以想到以几何图形来种植农作物是一种很好地和外星人交流的方式，那么一些外星人他们也可以想到这种办法和我们交流。
在我的演讲结束后，我走出演讲厅准备去书展室签售，约翰•麦克（John Mack）博士走了上来。他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由于他开始研究外星人绑架事件，所以他和他的同事们闹了矛盾，他的研究结果是这些声称被外星人绑架了的人他们并没有精神失常或是产生幻觉。他的同事们召开了一个学术法庭以吊销他的教师资格。幸运的是他们失败了，但是这也是一个知识过滤过程作用的例子。自从我们上次一起参加会议后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几年前，我们在瑞士伯尔尼（Bern）参加了一个由埃里克•范•丹尼肯（Erik von Daniken）组织的会议。我告诉麦克在我的《退化论》里也提到了他的工作，是在一章论述存在于我们宇宙高水平的人类的证据。
说完之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去了书展厅，我的英国出版商雷克斯公司（Nexus）的马库斯•艾伦（Marcus Allen）正在卖我的《退化论》。我坐了下来，开始签售，同时还和购买者进行了一些很好的交流，一些人还邀请我到附近的印度餐厅吃晚饭。后来，我在格拉斯顿堡的NO.3待了最后一晚，黎明时分我的司机又把我带回了盖特威克机场。
22.麦克博士的回忆：外星人绑架
在最近一次（2004年10月）的乌克兰之旅后，我在雅尔塔（Yalta）克里米亚半岛（Crimea）的黑海（Black Sea）度假胜地里休息，在这几天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内容是麦克博士在伦敦时，被汽车撞倒后不幸去世。几个月前，7月的时侯，我才在格拉斯顿堡见过他，我们一起参加了格拉斯顿堡研讨会，两人都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我在演讲后，正准备去书展厅签售时，就遇到了麦克博士，他非常欣赏我关于《退化论》的演讲。他说他很佩服我找到了如此多的科学资料信息，并还以此提出了生命起源和宇宙的系统解释。我把他对我这种认同当成我莫大的荣誉，因为长期以来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英雄，那天下午我告诉了他这个事实。我们还在一起回忆了上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几年前的瑞士伯尔尼，一个由丹尼肯组织的宇航员会议上。说完这些后，我们就分手了，并还约定了一直保持联络。
我第一次对麦克博士的研究工作感兴趣是在我做《退化论》的研究时。在那本书中，我认为在我们一直问“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问问：“什么是人类？”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是普通物质的简单组合。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看一看来自各种科学领域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更合理的说法是，人类是由三种东西组成：物质、思想和意识，或精神。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假设，即，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多维的宇宙，每一种元素都有与之对应的水平，而在每一个水平上也有与之相适应的生命形式。最初，我们存在于纯意识或精神水平。通过退化过程，意识本身被较低的思想能量和物质所覆盖，但是这种退化过程也可以逆转。
有人会问，“哪里有证据证明人类存在于一个多维宇宙的不同水平呢？”这种证据分为几类，包括（1）和私人之间的心灵感应，（2）死去的人的“鬼魂”，（3）活着的人通过死去的人获得财物，（4）活着的人类通过超人获得财物，（5）超人的“鬼魂”，等等。另一类就是外星绑架现象──这就把我们带进了麦克博士的研究工作。
麦克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这更增加了他的关于外星人绑架的报告的可信度，麦克是通过阅读UFO研究者巴德•霍普金斯（Budd Hopkins）的报告才对外星人绑架现象产生兴趣的。在研究了一些霍普金斯记录的一些案例之后，他得出了这些案例是真实的结论。在他的《绑架：人类遭遇外星人》（Abduction：Human Encounters with Aliens，1994）中，麦克提到：“这些被绑架者提供的多数具体信息……都没有被写道或在媒体上公开播出过。而且，他们也都是来自一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络。”这就推翻了一些对这类报告相似性的怀疑，比如说这些报告相互串通好的和在媒体上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论调。通过对这些报告的进一步分析，麦克认为，“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都很清醒，所以很不情愿站出来说出这些事实，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会诋毁他们的故事或者是直接嘲笑他们的经历。对于他们去见霍普金斯的费用，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其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几乎一无所得……霍普金斯在200多例案例中，花费了14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报告，这些故事都有真实事件的特点：高度详尽的叙述，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象征模式；强烈的情感和物理冲击所带来的伤害，有时候这些极小的损伤会离开当事人的身体；故事从头到尾甚至到最微小的细节都连贯一致。”
在采访了霍普金斯记录的一些当事人之后，麦克总结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有精神障碍，除了有次等感觉，就是他们会被一些事情的结果所困扰，这些事情显然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故事是妄想症，对梦的错误解释，或者只是一场幻觉。也没有人会出于私人目的来编造这些奇怪的故事。”然后麦克就开始研究他自己的外星人绑架事件并发现他们每个人“没有明显的精神状态来解释他们的故事”。
最终，麦克和在就外星人绑架的事件上和哈佛大学的同事产生了分歧，因此，这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知识过滤过程的案例，就像我和汤普森首次在《考古学禁区》中提到的那样。我们证明了知识过滤过程会利用制度压力来使科学家保持一致。善良的麦克寄给我了一份和他的事情有关联的文件资料。一份《波士顿环球时报》（Boston Globe）的报告（1975年8月3日）：“在1994年麦克的畅销书《绑架》（Abduction）出版后，他会成为哈佛大学轰动一时的人物。数不清的电视和新闻采访会蜂拥而至，而麦克自己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称为‘相信UFO的哈佛教授’，这也会给他的许多同事带来极大的苦恼。”（《光》[Beam]，1995）。一个由医学院教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介入了调查。《波士顿环球时报》的报告说：“医学院委员会初步报告……会严惩麦克，原因是他对许多声称被外星人绑架了的患者‘确定了幻觉’，委员会也发现麦克违背了作为哈佛大学的教室应该遵循的标准和操守。”麦克的同事还建议说要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还好麦克维自己进行了一个有力的辩护，所以他仍然保留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
麦克研究的很多案例都含有很强烈的超自然元素。在他的《通向宇宙：人类转化和外星情节》（Passport to the Cosmos：Human Transformation and Alien Encounters，1999），麦克探索了赛阔亚哈（Sequoyah，一个乔克托族[Choctaw nation]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案例。1970年7月，赛阔亚哈从越南回到了美国，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军官。7月4日，他被外星人带到了飞船上，外星人还和他用心灵感应交流了一下。
麦克提到：“赛阔亚哈不能把他所说的带走他的人和指导与保护他一生的守护精神区分开，外星人是通过白色的东西使用语言的，赛阔亚哈相信，这只是让我们脱离精神控制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其他星球，行星和宇宙住满了无数的人类。这些人类在我们中间并且以人形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他们可以和我们交流也可以把我们带回来源……这种以精神选择的方式会发生在任何场合……作为人类，类人动物，或动物，比如……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神圣的秘密，按照赛阔亚哈的说法，我们都存在于外星人的感知范围之内，外星人参与了人类物种的诞生并且一直是我们的老师。”
对于麦克来说，UFO现象的超自然方面有着极大的意义。他说：“我将会继续，也应该会继续搞清楚UFO和绑架现象存在的实物证据，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就可以证实这种现状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越来越相信这种微妙和难以捉摸的绑架现象，它的秘密会被一些人所拒绝，这些人会用纯粹实证的方法，试图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主题和对象完全分离。”麦克接着说，“我们有可能是存在于一个多维宇宙中，或多元宇宙中……这个宇宙……绝不是只有无机物质和能量的地方，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生物、精神、智能、神灵的地方……经过千年的岁月才和人类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当然和我《退化论》中的宇宙观点不谋而合，我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发现麦克是一个和我性情相投的人。
从普通的社交水平上来看，我不能说我和麦克有多深的交情。我们很少见面，而且每次见面时间也不长。但是相比其他的研究另类历史和宇宙领域的科学家来说，我总是幸运地觉得在学术上，我们属于精神契合的同志。他的勇气、学识和谦逊的态度都将继续激励着我。我也希望他能够很好地继续他的精神之旅。
23.巴西之旅
2004年，我去巴西做葡萄牙语版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的巡回宣传。8月26日早上，我在圣保罗（São Paulo）机场着陆，这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南美的土地，也意味着除了南极洲之外，我终于拜访了所有主要的大陆，而南极洲也在我以后的旅游策划中。自从我只带着随身行李旅行以来，我都是径直地通过海关到达机场入境大厅。我的巴西出版商皮亚齐（Piazzi）接到了我。他带着我一起坐进了他的车里，开始了从国际机场到市区的漫长路程。
在车上，皮亚齐给我看了翻译成葡萄牙语的巴西版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这类书对家族出版公司艾礼富（Aleph）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2003年的时候，有一位叫阿利森（Anilson）的年轻人，他具有巴西、印度和欧洲的血统，他对另类科学非常感兴趣，也发现了我的研究并且告诉皮亚齐他应该出版一系列关于新思想、新理论的书。在阿利森列给皮亚齐的书目里，第一本就是我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似乎永无止境，好像一直在开往圣保罗市。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皮亚齐安排我住进了酒店。那天的行程中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圣保罗最大的报社《圣保罗州报》（Estado São Paulo）拍照，他们会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8月27日，我从圣保罗坐飞机到了巴西首都巴西利亚（Brasilia）。那天晚上一辆车把我从酒店接到了位于巴西利亚郊区湖畔边上的一座宅邸。这是行星联盟（Planetary Union）总部，这是一个包括精神学、生态学、社会转型学的组织。他们有一个电视演播室，在那里他们和我录制了一档节目，这个节目之后会在巴西25个城市的有线电视台中播出。然后我就回到了酒店，那时我已经很饿了。所以我打电话叫了5个送披萨的地方，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全说英语，也听不懂我试着说的葡萄牙语。最后，我不得不去礼宾部叫他们为我叫了一份披萨。
第二天，我在当地的UFO组织做了一个演讲。那次演讲和我在巴西其他地方做的演讲一样，都讨论了一些听众特别感兴趣的案例。比如，因为巴西和葡萄牙的关系，我谈到了卡洛斯•里贝罗（Carlos Ribeiro）的发现。19世纪晚期，他是巴西政府的首席地质学家，他在有着2000万年历史的较低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人类器物。我也谈到了南美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都是卡洛斯•阿梅吉诺（Carlos Ameghino）在阿根廷北部的米拉马发现的，这些东西被发现时是在大约300万年的上新世地层中。卡洛斯的哥哥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Florentino Ameghino）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了人类头骨。这个头骨是在有着100万年历史的岩石层中发现的。在那次演讲之后，我又飞回了圣保罗。
8月29日，我参加了一个叫“新时代的思想者”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第二天我在皮亚齐母亲的居所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因为知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他们的厨师用了巴西传统的素食做了一顿完美的午餐。有棕榈芯色拉、豆子饭、棕榈芯派、奶油树薯粉（用树薯粉烘烤的）、炸香蕉、椰子布丁、芒果、木瓜，还有新鲜葡萄汁。
8月31日晚上，我在圣保罗最好的文化书店（Livraria Cultura）进行签售并演讲。圣保罗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维克特•萨利（Viktor Salis）介绍了我。那天感觉真的很不错，大约有200人来参加，演讲厅被挤得满满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从大学教授到新嬉皮士。
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在库里提巴（Curitiba）的UFO会议上发言。很可惜我的行程安排太紧，所以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进行任何考古学的调查。下次再来巴西的话，我会要求组织者给我安排一些时间让我探索一些考古秘密。
巴西有一些和美国人有关的有意思的发现。标准理论的说法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是在1万-1.5万年前从东北亚进入美洲的。但是巴西的一些遗址却引起了对这个理论的质疑。比如说，在巴西东北部，我们发现了佩德拉•菲拉达（Pedra Furada）的岩洞。在20世纪80年代，一组由法国和巴西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带头人是尼亚德•甘尔顿（Niede Guidon），他们挖掘出了一个岩洞并且报告了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的三米深的沉积物。根据《雅典娜评论》（Athena Review，2002）上的一篇采访，地层中包括圆形的灶台、木碳和多种石器，还有一些岩画的碎片，这些岩画碎片都是从墙上掉落下来的。保守的考古学家，如D.J.梅尔泽（D.J.Meltzer），试图驳回这些发现，他说木碳灰是因为森林大火被吹进岩洞的，石器也只是自然形成的石头。甘尔顿和她的同事们回复了这个评论，他们在《古迹》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否认。甘尔顿呼吁，要关注这些评论所说的石头是掉进山洞的相关照片：“照片上的石器……在同样的边缘有5个连续的平行片状的刮削痕迹。通过作者的假设，当它掉落的时候首先碰撞出了第一个痕迹；然后，又有四个石头掉在它上面，一个挨着一个有规则地掉落下来，所以就导致了平行特征的刮痕。”当甘尔顿被问及她为什么会招致这么多的反对声音，她在采访中回答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当你第一次发现什么东西时，人们都想扼杀这个发现，因为这个发现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关于美洲人的理论只是理论，在史前时代，也不可能说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些东西然后就说这些东西不存在。理论并不是法律，但是理论也可以或一定可以改变每次发现的新证据。我很确信我们的发现，因为我们的团队都是由不同科学领域的专家组成，我自己也取得了自然史和史前史的学位，还有几十年的实地考察经验。我知道我挖掘出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时间的，也知道那里的人们打造石头是为了生火，我也知道我什么时候面对的是自然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