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权力和道德捆绑古已有之，洋亦有之。
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
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
观念的水位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起“玩儿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30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但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年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是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挺难。
倒霉的英国议员
因为人在英国，以前有编辑朋友问我能不能写点“英国政治”的文章，我笑道：英国还有政治吗？这当然是玩笑。我的意思是：英国基本国泰民安，大风大浪的政治斗争已不多见，有的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问题，谈起来有点没劲。而事实是，政治问题的大与小，总是相对而言的：吃惯麻辣烫的人，面对一锅红辣椒都可以若无其事，而不习惯吃辣的人，菜里出现个把红辣椒就会吃得汗流浃背。在我看来鸡毛蒜皮的事，在英国人自己看来，则可能惊天动地。
最近英国的议员报销丑闻，大约可以说明英国政治之现状。
今年三月，英国媒体开始报道女议员史密斯的可疑行为：她六年来以“第二套住宅津贴”的名义报销了11万英镑费用。众所周知，在英国议员是全职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在伦敦上班，一方面要跟自己的地方选区保持联系，所以法律规定外地议员可获第二住宅津贴，目的显然是鼓励议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能够“常回娘家”，保持和选民的联系。但问题是，史密斯的伦敦住处并不是她的，而是她姐姐的，她只是时不时住其中一个房间而已。她把它登记为第一套住宅，显然是为了能够享受“第二住宅津贴”，因为政府不直接补助议员第一套住宅。
这就成了英国政治里的重大丑闻了。对于“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她堂堂一个议员，在伦敦连房子都买不起，在伦敦工作却只能借住姐姐家，这简直是清廉的标志了，何况借住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住宅，这本身也可以争议。当然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她把自己的主要住处注册成第二住宅，显然是在行骗。
媒体乘胜追击，干脆把史密斯的“第二住宅”报销账单翻了个底朝天，其中有：暖气104镑；电视机370镑；门垫14镑；洗衣机320镑；牙刷架2镑5；浴缸活塞8毛……同样，对于“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但对“吃惯麻辣烫”的人来说，一个政治家连花8毛纳税人的钱都有记录在案，不得不说这个制度非常透明。在某些国家，别说8毛了，8千、8万、80万的消失往往都无声无息。“吃惯麻辣烫”的人可能同时还会窃喜：洗衣机320块、电视机370块、门垫14块……这个议员够穷酸的，我们家洗衣机还花了499呢。
史密斯丑闻只是一个导火索，接下来的一个月，媒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报销曝光”运动。议员麦克纳提也被曝光，他12年来报销了6万块的第二住宅津贴，但这套房子其实主要是他父母住的；贝克特报了129镑的下水道清理费；费莱特80镑的窗户清理费；卡卖隆1741的贷款利息……连首相布朗都不能幸免：他报销了清洁费和有线电视费415镑。“不吃辣”的人对这一切义愤填膺，“吃惯辣”的人则可能会嘀咕：首相看电视还得自己先掏钱然后再报销？领导看电视不都是“下面的人”给办好吗，还什么钱不钱的。
虽然这些报销中的大部分严格来说都是合法的，但在议员们工资已经比普通人高的情况下，纳税人还要掏钱来为议员们请清洁工、通下水道、修花园，这显然又是不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第二住房津贴”制度本身不合理，漏洞太多，需要改革。这也正是内阁对众怒作出的反应：布朗政府正展开调查，夏天将公布所有议员的报销收据；他还表示要废除第二住房津贴制度，代之以更合理的制度，预计2010年推出。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提问时间到
卢梭曾这样无情地打击他的邻国：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在议员选举时自由罢了，一旦议员被选上，人们就又被奴役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嘲讽显然针对的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代议民主制本身——在卢梭看来，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是真民主，而“代议”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的。鉴于现代国家之庞大，让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去直接辩论、决策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难推断，从卢梭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梭的嘲讽固然令人郁闷，但似乎给现代民主判了一个过于仓促的死刑。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民意调查的出现，则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根据民意见风使舵。
最近我开始爱看的一个英国电视节目，似乎就是对“投票时刻之外民众什么都不是”这个说法的反击。这个节目叫“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每周四BBC一台播出，一期节目一个小时。节目形式是这样的：主持人David Dimbleby邀请5个嘉宾：其中一般来说包括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高层官员，另外两个要么是小党代表，要么是无党派人士。这六个人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
比如拿今年10月15号的这期节目来说，嘉宾包括内务部长Alan Johnson（工党）、议员Damian Green（保守党）、议员Norman Baker（自由民主党）、小党独立党领袖Nigel Farage、记者Joan Bakewell。显然，这种人员构成就是为了鼓励对同一个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五个人象五个等待论文答辩的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台上，观众则象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
提的问题显然都是针对当下的热门政治议题。比如此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是：1. 如果议员拒绝交还他们不合理的报销费用，他们应该辞职吗？2. BNP（一个种族主义政党）最近表示丘吉尔如果活着也会是其成员，你们怎么看？3. 最近邮政工人罢工，合理吗？4. 最近有人给3岁儿童抽烟并因此被捕，应该给他判刑吗？5. 工党政府提案再送500个士兵到阿富汗去，这个提案合理吗？
面对这些问题，台上的嘉宾往往如坐针毡。首先，他们事先不知道会收到什么问题；其次，观众不但可以提问，而且可以就他们的回答进行追问和质疑。几个来回的交锋下来，加上嘉宾的内部辩论，往往就会使会场充满火药味，“提问时间”也就变成了“烤问时间”。比如在对报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不断追问内务部长，议员凭什么每个月拿200磅餐饮补贴？凭什么？部长一脸窘迫，而观众则掌声四起。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怀疑反恐战争必要性的声音也异常尖锐。
但更多时候，“提问时间”仍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平台。每个问题的正反意见都会被讨论和聆听，无论嘉宾还是观众，都不能仅仅“泄愤”，还必须“有理有据”，不然就可能被嘘。比如，对邮政罢工问题，反对方认为邮政工人的要求不现实，在网络时代，近年邮局年均失去10%的生意，还要保障就业和提高工资不可能；赞成方则有力地指出，既然我们有钱救助那些倒闭的私人银行，为什么就没钱救助国有企业的工人呢？在对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两方同样各有道理：反方认为8年来不断增兵，阿富汗却不见起色，这样的战争有何意义？正方则认为撤兵将成为恐怖主义者的重大胜利，不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这样的核武器国家都可能落入恐怖主义之手。正因为正反方都有道理，只要表述精彩，同一屋子的观众往往会对两种意见都掌声鼓励。
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那些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技能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都赫提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后面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冲突中丧生。直到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罪犯巧妙地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2010年6月15号，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议会下院宣布了报告结果，并正式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
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隆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所以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让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可马虎，也不可能“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到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它还是不会过去。
沉默罪
2007年8月3日，一岁半的英国小男孩皮特死了。死的时候，他有八根肋骨骨折，脊椎断裂，肚子里还发现一颗自己的牙齿。他是被他的继父打死的。
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小皮特的死被称为英国的另一个“戴安娜王妃时刻”，一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人举行纪念性游行，工党保守党也为此事辩论不休，媒体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暴行发生？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愤懑，是因为在皮特短暂的一生中，警方、医院、社会工作者曾跟他有过60次接触机会——医生曾注意到他身上的瘀伤，警方曾拘捕他妈妈，儿童保护部门曾数次家访，所有这些可能挽救皮特的机会都被浪费了，他最后还是死在残忍的继父手里。
主要罪责当然归于小皮特的家长。他妈妈无业，在皮特3个月大时和他生父离婚，之后和新男友同居 （她一直向警方隐瞒此事），该继父无业、文盲，是个新纳粹分子，不但虐待皮特，还强奸过一个两岁幼女。他们还有一个室友欧文，此人助纣为虐，帮助这对夫妇隐藏证据。在最近的法庭判决中，三人都被判刑，皮特妈妈和欧文被判无限期监禁，继父被判终身监禁。
然而，罪责不仅到此为止。对英国公众来说，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还须追究政府责任。严格地说，政府并非没有及时介入：2006年12月，医生在给皮特看病之后，曾经向警察局报告其身上的异常伤痕，皮特妈妈第一次被拘捕，皮特被托管5周。2007年4月，皮特身上又现不正常瘀伤，皮特妈妈再次被拘捕。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哈林格区政府曾安排社会工作者频繁视察，其中一个曾到访皮特家13次，好几次还是突袭。
所以，对于保护幼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套严密体制。从医生到警察，从区政府到社会工作者，应当是保护小皮特的层层保险。这些保险机制竟然会一个个失灵，这恰恰是令公众愤怒的地方。两次拘捕，政府本可以不把皮特归还给他妈妈；国家起诉部门本可以起诉皮特妈妈，而不是放弃起诉；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本应对皮特的瘀伤更警觉，而不是敷衍了事……换言之，在此事中，政府的责任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没做什么。
面对众怒，英国政府不得不及时作出反应。布朗对此事几度发表声明，表示要强化儿童保护机制。2008年11月，儿童部部长波尔斯发起了对哈林格区政府、医院和警察局的调查。2009年初又展开第二次调查。针对调查发现的那些漏洞，政府开始着手改革。与此同时，作为对其沉默或作为不足的惩罚，2009年2月哈林格区儿童服务部主任Shoesmith被解雇；曾经给皮特看病的医生Ikwueke和AlZayyat被解雇；2009年4月，四个社会工作者被解雇。
此事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如何延伸为一个政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其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一样可怕。《新闻调查》曾有一期采访一群杀夫女囚，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屡屡遭受家庭暴力却投诉无门，走投无路才犯下杀夫罪行。如果那些女囚应该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负责，那些听其申诉却无动于衷的官员又该负什么责呢？小皮特死之前，最起码惊动了警察、政府、社会工作者的查访，并且英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不是“运动式”的，而是通过制度齿轮的运转使其长久停留在公众视线里。2007年9月此案爆发，近两年过去，政界、媒体还在频繁地讨论此事。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司法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也是独立于“民愤”。此事曝光之后，英国也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网民声讨，曾有70万人网络签名要求严惩责任人。但抵制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却是英国司法体系的原则之一。自始至终，为保护当事人安全和司法公正，法庭没有公布皮特妈妈和继父的姓名照片地址。二审之前，媒体不许对二审有任何报道（事后可以报道）。当网民将当事人给“人肉搜索”出来之后，不但各大媒体不能转载，警察还介入调查信息来源。陪审团成员更是被禁止使用互联网调研此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大家一起来算账
麦德胡卡，一个印度学者，有一次坐飞机时受了刺激。那天上飞机前他刚看了美国的大选辩论，发现其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但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印度一个州级选举辩论则刚好相反，其辩论完全空洞无物，既不谈论政策也不谈论绩效，就是口号和人身攻击而已。对比如此鲜明，令其深受震动，下了飞机之后，他创办了“国会研究服务”，一个旨在为印度政治家提供政策信息的思想库。
麦德胡卡的观察可以说指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和不成熟民主制之间的一个核心不同，那就是政治辩论的技术含量。好的政治辩论应当集中于具体政策，而不是煽情或人身攻击。但是纵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辩论内容往往是“你是某某阶级代言人”、“你是某某国家的走狗”、“你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口号式话语，或甚至干脆直接在议会揪头发、扔鞋子。
我最近观察英国的媒体时，也受了一个类似的刺激。这个刺激的来源是英国财长Darling12月9号在议会作的“预算前报告”。“预算前报告”是英国政府每年两次的财政报告之一：一次在4月，一次在12月左右。由于明年5月英国大选在即，这次报告格外受人关注，因为它对选票流向可能影响巨大。
令我受刺激的，首先是这个报告内容的清晰具体：它不仅把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方案将会如何影不同阶层、行业的普通人生活交待出来。问题：政府总债务过大（占GDP56%）。解决办法：第一，50亿的开支削减，但教育经费仍会增长0.7%；第二，冻结公共员工资和养老金两年；第三，提高全民保险征收比例0.5%（只针对收入2万英镑以上者）；第四，对今年银行业奖金一次性缴收50%税收，由此筹得5亿英镑……整个报告听下来，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在谈论一个汽车故障一样高度技术化。从哪开源，从哪节流，开多少，节多少，一清二楚。事实上财政部专门就该报告作了一个网站，详尽阐述报告的细节，并设有“预算将如何影响你”、“预算将如何影响你所在地区”的栏目，甚至还设了“财政部twitter”，及时解答民众的问题。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也就是说，对具体清晰的逃避也就是对批评的封闭。这一点大约不仅仅适合学生论文，也适用于政府财政报告。虽然现在各国都在提倡政府“信息公开”，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把政策“一锅粥”地端出来，既不归纳问题或阐述方案，也不解释这些政策具体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公众面对它，就像一个老师面对一篇不知所云的论文，很可能还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对它的讨论。
这个报告事后激起的广泛讨论同样令我震动。报告出炉当天开始，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blog都开始了对它进行爆炸式讨论。随便打开一张报纸，都是“债务灾难的真实成本”、“毫无目的的民粹主义”、“商界‘陪审团’的看法”、“一块忽视债务问题的政治糕点”……等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把这个报告的每一个毛孔都透视了无数遍。有的批评政府拿银行家开刀是作政治秀，有的说报告对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的说在解决债务和保护福利之间走钢丝，这个报告实属不易……批评虽然众多，但绝大多数批评都是就事论事、充分论证的“技术型”批评，打着算盘在跟报告一笔一笔“对账”。即使是网民，也几乎看不到那种“布朗政府这个吸血虫”、“Darling滚下台去吧”这种只有情绪没有论证的评论。
拿《金融时报》上一篇叫做“报告是财政糖浆还是错药”的整版文章来说，它把讨论分成8个小问题：1.公共财政局面到底有多糟？2.政府的药方是什么？3.这些药方与4月份财政报告有何不同？4.谁是最大的买单者？……分门别类来介绍和评论，并配备了很多图表、历史数据，完全可以说是一篇浓缩版的学术论文。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许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但它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政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敲开最好的可能
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让政治变得家常
最近我搬家遇到一个难题：有很多“大型垃圾”需要扔掉，怎么扔、扔到哪里呢？所谓大型垃圾，就是指旧冰箱、拆掉的浴缸之类的大家伙。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小小垃圾桶装不下不说，妨碍了交通和景观，邻居也会抗议。找垃圾清理公司来收，花费肯定不菲。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朋友建议：找剑桥市政府处理，他们会以低廉的收费给你处理大型垃圾。
自家垃圾这点小事也要找政府上门服务？乍一看似乎不大合理，但仔细一想，政府本质上不过是个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府，我给英国政府交了那么多税，既没有享受过公共医疗服务（来之后还没有生过病），也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系统（没有孩子上学），更没有麻烦过警察消防员，让政府给拉一回垃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于是我就到剑桥的政府网站查找相关信息。果然，政府网站标明，将大型垃圾扔到自家小区是不允许的。我要么可以将它们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免费扔掉，要么预订政府工作人员来清理，清理价格是1件20镑，2-3件26镑，4-6件30镑，7-10件40镑。虽然收费，客观来说，相对于这边的收入水平，并不算很贵。我按照网站上指定的电话预约，很快就将垃圾顺利处理了。
我很高兴剑桥的政府网站能提供如此方便的服务信息。在逛网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提供的方便远不止如此。如果你想在网上交地方税，可以点击A；如果你想知道剑桥所有的停车场位置，可以点击B；如果你是个无家可归者，可以点击C寻求帮助；如果你想住上政府补助房，点击D；如果你想抱怨隔壁的装修噪音，点击E；如果你对某个公务员的服务不满，点击F……总之，剑桥政府网站显然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
只有一个谦卑的政府才肯放下架子如此鸡毛蒜皮。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网站更像是一个饭店门口的服务生，见到顾客亲切问候：“您好，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实上打开剑桥市政府的首页，头条是这么一条标题：“请帮助我们改进你的社区”，内容为“你对改进你的社区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请填写这个表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位置只有四条：吉瑟斯绿地改造的公共咨询；圣诞和新年公共服务开放时间说明；圣诞和新年垃圾清扫时间表；德式圣诞市场开放说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服务信息：如何交税免税、找房及寻找住房援助，交通和街道信息，环保卫生信息等等。
如果你关心政府透明度问题，网站上也有相当的信息。它提供42个市委会成员的名单、联系方式和分管领域，而且每个月都更新市政府详细的工作计划，让民众有事先知情权。每个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和议程都要公之于众，以便感兴趣的民众前往参与。如果你想了解市政府的财政状况，没关系，网站上有清晰的一栏：“你的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
其实，剑桥市政府网站这种谦卑、透明、互动，与其说是网站定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府定位的问题。对于好大喜功的政府来说，它关注的是“本市投资某某亿兴建某某项目”，自然不屑于到市民家拉旧冰箱这种小事。对于好吃懒做的政府来说，它把钱花在公款吃喝上，而不是穷人补助房的投资上。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它告诉你本市又出台什么什么新法规，却不告诉你你可以前往听证该法案出台的会议过程。在投资主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提供服务之间，剑桥市政府选择了一个政府最应该待的位置：提供服务。
以前我有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这个地方的垃圾。这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回老家县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县里有很多人生活已经很小康了，到处盖满了独门独院的私宅，但是在宽敞别致的私宅门口，往外走上几步，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小山。这种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令人深思。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理论：观察一个地方的政治，首先观察它的政府网站。
绞死银行家
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会的组织资源
两个星期前，某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公司的忠告信，建议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戴公司徽标，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要赶紧打911，“晚上出门最好有同伴”。 一个星期前，一个叫古德温的英国人车被砸了，家里的窗户也被砸了。此后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奈特表示：“愚人节那天我们会绞死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这么说 吧，让我们希望被绞的仅仅是模拟假人而已。”
那个公司指的是最近奖金门事件的主角AIG；古德温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总裁；而奈特所说的“像他那样的人”指的是——不难猜测——银行家。
愤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左翼斗士就与它如影随形。经济稳定时，愤青们的愤怒还往往只能是“无名的”，今年他们的愤怒 则非常名正言顺：经济危机。名正言顺的愤怒也未必能找到发泄时机，没关系，各国领导人非常体贴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在伦敦召开G20峰会吧。
G20让各国领导人汇聚一堂，也给伦敦愤青们带来一次狂欢节。从峰会开始前几天，各路愤青就开始涌向街头。愚人节那天，抗议活动则到达了高潮：几千 个愤青汇聚在伦敦银行区，包围了英国银行和RBS总部，更有人砸碎了RBS的玻璃，爬到里面打砸抢。那几天，伦敦警察告诫金融人士“穿得随意一点，以免成 为攻击对象”。
愤青们到底在抗议什么呢？游行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语 是 ：Capitalism isnotworking.(资本主义不行了)。另一个标语：“不要用我们的钱去拯救他们。”一个愤青的演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新自由主义的资本 主义!”游行街头，一批“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高喊：“革命！革命！革命！”置身于这样的游行队伍，一个人会感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或正在完蛋、或马 上要完蛋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