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式独裁
查韦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月15日委内瑞拉以54%的赞成票公投修宪，认可总统有权无限连任。就是说，到2013年，本来连任期满要下台的查韦斯可以继续竞选总统了。
在阐述修宪理由时，查韦斯说：“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群众就给了他时间。事实上，查韦斯上台十年来，委内瑞拉群众基本上给了他所想要的一切：1999年，查韦斯要求公投修宪，将总统任期从不能连任改成可连任一次，提案通过。2002年，反对派军事政变把他赶下台，委内瑞拉群众走上街头愤怒示威，48小时后查韦斯重返职位。2004年，在弹劾查韦斯的公投中，人民群众再次挽留了他。2007年取消总统连任期限的公投失败，但据说并不是因为人民厌倦了查韦斯本人，只是那次公投捆绑的激进内容太多。这次2009公投，群众终于又对他敞开了怀抱。
委内瑞拉人民这么热爱查韦斯当然不无理由。内政上，他以穷人代言人自居，推动国有化、全民医疗、教育普及、贫困补助。外交上，他积极反美，在联合国论坛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么一个只有2600万人的小国，愣是在10年之间被他搞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反霸领袖和革命史上的新旗手。
十年之后，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像也不大明显。查韦斯追求均贫富，但2000年委内瑞拉的基尼指数是0。44，2007年0。42，有所下降，但很微弱。委内瑞拉医疗教育发展迅速，绝对贫困人口从17%减到8%，但反对党认为这些数据是修改测量标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查韦斯改革只是沾了油价暴涨的光———作为拉美第一产油国，委政府收入一半来自于石油。2000年到2008年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于是查韦斯左手从国家油企拿钱，右手把它发给了选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来源仍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查韦斯骂布什是“蠢驴”，这并没有妨碍委内瑞拉把一半以上的石油出口到美国。
问题是油价最近跌了70%，查韦斯这种“拿油企的钱，做自己的人情”的政治模式就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成就很大一部分被高通胀率和高犯罪率所抵消。委内瑞拉现在有拉美最高的通胀率（30%），很多穷人刚进得起医院，又买不起牛奶了。即使油价不跌，这种高赤字高通胀的发展模式能否为继也很可疑。相对于把蛋糕做大，民粹主义者总是热衷于把蛋糕分掉，原因很简单：一样的财富，以政治家恩惠的形式出现，就从资本转化成了政治资本了。
也许有人要说：管他有多少成就呢！反正他是民选的，尊重民主就要尊重查韦斯的胜利。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委内瑞拉民主，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公投取胜之后，查韦斯热情宣布“波利瓦尔革命在复兴”。我想，查韦斯很可能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21世纪，理想主义治国的有效性令人生疑。当然对委内瑞拉的去向我们也不用太操心，如果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制度实验室的话，那么，就当查韦斯给人类赞助了一个新的实验室。
宪法这只兔子
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
理想的宪法是一个好的地图，一个国家走到哪不认路了，往地图上一查，然后就找到方向了。但问题是，宪法不是固定在墙上的一张图，它是一只兔子——它会跑，会跳，会成为枪手的猎物。最近的洪都拉斯政变，可以说就是一场宪政危机。政变双方都自封是护法者，都想让宪法成为自己的猎物。
事情起因于总统塞拉亚的连任梦。按照洪都拉斯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两期，到明年一月塞拉亚两期到任，就该下台了。但也许是出于权力欲，也许是出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主义，塞拉亚还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么办呢？受到其战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事迹的激励，塞拉亚决定推动公投修宪。今年2月，查韦斯曾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争得了连任下一任总统的机会。塞拉亚决定如法炮制。
但问题是塞拉亚是塞拉亚，查韦斯是查韦斯。同样是左翼民粹主义政治家，查韦斯控制有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内瑞拉社会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亚的东施效颦效果不佳，不但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国会、最高法院、军方同时反对。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国会才有召集公投的权力，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当国会反对为此召集公投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公投；当军队拒绝为塞拉亚发放选票时，塞拉亚一意孤行解雇了军方首脑；当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军方首脑职位时，塞拉亚一意孤行坚持发放选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军队发动了政变，将睡眼惺忪的泽先生送到了哥斯达迪加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查韦斯、联合国、美国国家组织、世行、拉美各国异口同声地谴责洪都拉斯军方，“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仇敌忾了——整个国际社会，除了洪都拉斯本国民众。在某网络论坛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独地呐喊：这不是非法政变，这是保卫我们的宪法！
洪都拉斯军方现在肯定特别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国一反常态，没有支持后院的这次右翼政变——美国本来一直是拉美的“政变之友”，远的如1973年美国支持智利政变，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许委内瑞拉政变，这次却因为奥巴马新政，站到了“对方阵营”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军方看来，此政变非彼政变，是塞拉亚违宪在先，军方代表国会和法院护法在后。一个洪都拉斯网民发问：“我不知道国际社会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民选总统可以为所欲为吗？”
塞拉亚总统肯定也特别委屈。通过投票修宪来延长掌权时间，近年来风行全球，这个“依法独裁”的游戏，怎么偏偏就他玩栽了呢？04年白俄罗斯通过公投修宪，总统卢卡申科就此获得两任之后的竞选机会；07年叙利亚公投，允许阿萨德总统再连任一届；08年阿尔及利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总统布特福利亚就此可以谋求第三个任期；09年查韦斯的胜利就毋庸赘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宪的方式，为延长阿利耶维斯总统任期扫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亚被议会和法院赶出家门的同时，尼日尔总统坦贾则用解散议会和法院的方式推动8月的公投修宪，目的当然仍是总统任期的长久化。当然，这些国家公投修宪的过程往往迷雾重重舞弊百出，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流行游戏。比独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独裁者学会了使用“宪政”这个道具。
当然，宪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应该是洪都拉斯军方政变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护法，就应该把塞拉亚“扭送公安局”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亚的辞职信，然后把他驱逐出境。更不应该在政变之后打压国内的塞拉亚支持者，从而把此政变变成了彼政变。
其实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本质上体现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论，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间的张力。塞拉亚企图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一样绕过权力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直接诉诸民众支持来治理国家，却没想到“三权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较货真价实，“两权”弹出来，和军队合作，捆住了“第三权”的手脚。从这个角度来说，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恰好说明其政治比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国更进步，塞拉亚还需要气喘吁吁地去追赶那只兔子，说明兔子还没死呢。
我们在输出什么
2008年3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500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此事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铁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坦赞铁路象征的不仅仅是中赞友谊，而且是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段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我们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2006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2007年一个中国领导人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华情绪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2007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森林的过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无数人指责中国的武器销售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骚乱则是这种情绪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这首先体现在经贸上关系上的大跃进。拿中国和非洲来说，2000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1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大陆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跑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到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50亿美元。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亚非拉国家现在纷纷转而投奔中国：2005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达迪加、2008年马拉维……今年3月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发签证，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显然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因素，是石油。1993年起中国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结束，此后中国就开始和产油国靠近。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了23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当很多中国人因为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2005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愣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雪佛龙公司。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2007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90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送上一颗救心丸。又比如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1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国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造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老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2007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45亿美元，超过8国集团的总和。事实上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年均增长率54%），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其迅速（2007年安哥拉年增长176%，苏丹96%），这种成就未必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也许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2008年皮尤调查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78%的尼日利亚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13%的美国人，21%的法国人，17%的英国人，24%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阻碍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固定了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3万个工人、莱索托15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拉美批评西方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90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认为由于“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西方“中心国家”的发达造成了非西方“边缘国家”的不发达，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反过来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不过，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产品挤掉当地某些工人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对于竞争力弱的国家来说，就算没有中国，还有印度，就算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很多国家存在严格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保护，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在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始终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受到广泛国际批评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条件包括紧缩财政、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仅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一个工具。
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颠覆了其改造穷国腐败、专制政治的努力。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西方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政权的关系上。
对这个批评，我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正如不能说中国国共内战是因为美国对蒋介石的军售和经济援助一样，将苏丹内战、津巴布韦危机归咎于中国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
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当于拿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80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很多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溃。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是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老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45美元，2005年4月的爆炸导致46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80英尺处重体力劳动10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3美元；纳米比亚某中资公司工人小时工资是35美分，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70%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治理模式带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则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194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能存活吗?不，我认为它不会。”当然熊彼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认为资本主义消亡会是因为经济失败，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 创造、滋生和鼓动社会骚乱”。
距马克思的预言已经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预言也有近70年，资本主义的死亡却迟迟没有到来。事实上，纽约的寒冷街头，人们排队等候iphone的最新型号；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麦当劳却从首都一路开到了县城；一部好莱坞最新电影，在欧洲、巴西、土耳其、南非，处处门庭若市 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满世界游荡。
所以，当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游行中，又出现“资本主义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这样的口号时，也许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他们完全可以伸个懒腰，说:哦，资本主义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媒体上到处是“西方那一套不灵了”这种说法。但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在资本主义的长线历史中去看，那么结论也许不必那么耸人听闻。
就美国来说，建国以来共有过大大小小的经济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大萧条，1929年大萧条 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涨，2000年代初it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更是令人记忆犹新。一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它允许亏损甚至破产，是失败的可能性创造了成功的机会。”这样说来，经济萧条不但不一定是问题，甚至承担着给经济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么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未必。首先，和二战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相比，这次危机格外严重，8%以上的失业率已持续3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战以来所未有。最让人不安的则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扩大。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税后真实收入增长了275%，前20%收入的其它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中间60%家庭增长了40%，底层20%却只增长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税后收入占全民收入的8%，今天则占17%，翻了一番多。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伴随着底层收入的逐步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未必是个致命问题，但它撕裂社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共同体意识，难怪占领运动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属于99%”。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兹则恶搞林肯的名言，将美国的状况描述成“1%有、1%治、1%享”。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表达。如果说民主制度具有一种纠错的弹性，那么这样的示威游行，就是给这种纠错机制提供信号。有人从占领运动中看到的是混乱和动荡，但它同时体现的也是一个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观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深入的全球化、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是人类从未航行过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只的报警机制失灵或者船长装聋作哑。从这个角度来说，喧哗的政治比静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一代代美国人在不断“占领华尔街”，“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从1877年铁路大罢工到1894年普尔曼罢工，从上世纪初的红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众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无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启动，及至约翰逊伟大社会时代扶弱济贫医疗体系的建立，可以说都是各种形式“占领华尔街”的成果。这些福利国家措施的经济效益也许可圈可点，但是它们对于确立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弥合整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却是功不可没。
然而，数次蜕变之后的资本主义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壮汉，而变成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女性。哪怕是美国这样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国家，其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也占联邦政府开支一半以上，各种帮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贷款、住房补助、减免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正是资本主义这种“见风使舵”的弹性，帮助它逃过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不断东山再起。
但也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华丽转身，使得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得“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不满，我们愤怒，但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属于99%”喊起来固然响亮，但那“1%”真的恶贯满盈?一群左手握着iphone，右手端着星巴克咖啡，身上穿着Walmart买的牛仔裤，中午要去吃麦当劳的人，愤怒声讨创办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麦当劳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实上虽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21.8%，但是这部分人上交了美国联邦收入税的40%，联邦全部税收的28.1%。相比之下，由于各种减免，目前美国底层47%家庭不交联邦收入税。难怪“我们属于99%”这个口号流行起来之后，就有另一部分民众发起了“我们属于53%”这样的口号—意思是: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依法纳税，我们通过工作而不是撒娇来增加财富，你呢?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美国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索维尔在一个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属于底层20%收入的人后来也在某个时点进入过顶层20%收入阶层，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一直处于底层20%。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从1996到2005年，仅10年就有3/4属于顶层1%收入阶层的人“掉出”了1%阶层。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固定在某个收入阶层里，美国这个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仍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有趣的是，很多属于“1%”的富翁在这场运动中站出来为“99%”说话。巴菲特多年呼吁政府多征自己的税，富豪好莱坞演员们声援华尔街运动屡见不鲜，有些富翁干脆创办了“财富为公益”这样的组织，专门号召政府给自己加税。这样一来，运动就更难把矛头集中到那“1%”了。事实上2011年10月中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当问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谁更需对经济危机负责时，64%的美国人选择了政府，只有30%的人选择了金融机构。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它的目标却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严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危机的部分原因是银行家的过度投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政府为满足穷人住房需求而压低贷款标准—当初获得低价房贷时“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机了却愤怒声讨，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体应该严惩谁呢?什么罪名?当被问及为什么政府没有起诉“贪婪的银行家”时，连奥巴马总统都说: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道德，却未必违反了法律。示威者愤恨CEO和银行家们收入太高，但是私营企业给CEO们多少工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政府不能插手。他们呐喊应该给富人加税，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税收其实并不低。他们指责政府不应该花那么多钱挽救华尔街，但是当初的救市资金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银行家，而且是为了稳定经济形势，避免银行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加强银行监管，但是加强监管Dodd-Frank法案已经于2011年通过 虽然这些方面的确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但是技术性的故障似乎难以支撑排山倒海的愤怒。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上去都像是一场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在21世纪反抗资本主义似乎有些生不逢时。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在21世纪就高枕无忧吗?当然不是。正如欧洲各国财政危机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导致的财政危机。用“占领华尔街”来应对“过度福利”的挑战，相当于用吃得更多来治疗肥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各国政治家乃至民众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续膨胀的福利冲动来实现财政的平衡，还是继续寻找“阶级敌人”将一切经济问题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凝聚力?老实说，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考验，是对西方民主制和公众理性的考验。这样说来，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没有过时，他们的预言依旧乌云一样徘徊在资本主义的上空，随时准备化作“席卷旧世界”的倾盆大雨。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噌噌噌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减肥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而鸡鸭鱼肉几乎不见踪影，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只能吃一两，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逻辑问题出在哪吗？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作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希腊民众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开支，有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主张更大的公共部门和更高的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七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5倍。
这种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这事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埋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3.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的115%。
借钱的痛苦在于还得还钱。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不对，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发出了怒吼：“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