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响亮的口号，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作人权，好像也有点霸道。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各国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泛化则可能使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理喻。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也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够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2503年，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上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八个月大的婴儿放到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触电的婴儿在痛苦中痉挛、尖叫。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美好新世界》，或译《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奥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被限定得矮小愚钝。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这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不再有疾病，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你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孟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苏联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幸福。
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简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和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自己去斗争？就像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对有些人来说，幸福，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新世界”里的“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
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Meinhof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成圣又如何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 “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 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象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中国历史我读得很少。当然最主要是由于懒散，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 大多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脸谱式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 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知道刀尔登不过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 学历史学到这个份儿上当然不易，但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 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 若大旱之望云霓 ；一个是列队欢迎，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说到皇朝绵延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这种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的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那么，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1977年，斯塔夫罗波尔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追问总理柯西金为什么没有坚持国企改革时，柯西金这样反问他。
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由于始终笼罩在上述问题的阴影中，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职位走出这个阴影。这一走他走了很远，他精简党委让党委退出经济，他平反政治犯放开言论管制，他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他放开私有经济，他停止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柏林墙倒塌之际一反“老大哥”的做派，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
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他已经戴着这顶帽子过了20年，还将带着它度过余生，在“由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将永远是那个“搞垮苏联的人”。
我对这位小朋友说：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苏联的经济增长二战之后基本在逐年递减。1946～1950年GNP增长率8.9%；1961～1965年4.8%；1971～1975年2.9%；1981～1985年则为1.7%。不错，戈时代经济继续下滑，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其他人是笨蛋，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上世纪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
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
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你会对这位老头产生同情。1985年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他可以将这块石头放手，也可以将它传下去。就是说，在砸自己的脚和别人的脚之间，他只能二选一。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也正是因此，你又会对他产生敬意。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了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
为什么激进改革呢？为什么不渐进？很多人对此不能释怀。但是自由的性质类似于死亡。你要么死了，要么没死，你不可能“有点”死了。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我可以想象保住党国苏联，却难以想象保住它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
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之处。他以为他可以放开管制同时强化专政，但多元社会和权力垄断不相容。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最后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是谁？如果不在此刻，又待何时？
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七十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
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底线时分
除了早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事故，曼德拉从来没有挨过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
有一次几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刚进卢本岛监狱时。狱警要求这些新来的犯人跑步前进，曼德拉对一个狱友说：这可不行，一旦开了这个言听计从的先例，以后就任人宰割了。于是他和这个狱友走到队伍的前面，不但没有开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脚步。狱警勃然大怒：“听着，我们可以杀了你，你的家人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些什么！”曼德拉答道：“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边说边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里。狱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进去。
另一次情况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关押在卢本岛的第12年。那天他和监狱长Prins为其妻Winnie来访的事发生争执。争执中，Prins对Winnie出言不逊，把曼德拉给惹火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后退去，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没有用拳头而只用言辞教训了他，我是个反感说脏话的人，但是那天我违背了自己的准则 。”注意，在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个几乎动手打人的人，而监狱长则在惊恐中“向后退去”。
这些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种族主义者是坏人，因为他们把一个反种族隔离的斗士给关进了监狱；第二，他们又坏得不成气候，因为他们还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随便打人。当坏人在使坏但又坏得不成气候时，好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曼德拉就是在种族主义者的道德之下、底线之上的这块空地上s施展身手，领导南非人民“站起来了”。
我为什么会对曼德拉有没有被打这个细节特别留心呢？这是因为最近“打人”是近来一些热点事件的关键词。比如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个叫倪玉兰的律师因为抵制强制拆迁被打成终身残疾，还有湖北某干部夫人因为顽固上访而被警察打成重伤，再联想到几年前魏文华因摄像野蛮城管被当场打死，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打死，以及近年无数离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有些人是没有底线的。所有蔑视自由的制度都盛产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产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底线。底线对不同的人来说，高低当然不同。比如拿吃东西这事来说，Vegan主义者，出于动物保护理念，不但不吃肉，连鸡蛋牛奶都不吃；素食主义者次之，底线是不吃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肉还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该肉来自于可爱的小猫小狗时，就会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很多人来说，吃点狗肉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有人敲开活猴子的脑袋吸脑髓或者把狗熊终身囚禁每天插管子取胆汁，多半也会感慨两句“没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同样，政治操守的底线对于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线比较高，可以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窑民工或无处伸冤的访民——奔走呐喊，可谓“主动行善”；有些虽无心做个维权活动家，但至少洁身自爱独善其身，可以说“不行善亦不作恶”；有些人则属于“被动作恶”，在体制内随波逐流，能升官升官，能发财发财，能混注水文凭混注水文凭，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但即使是这种人，要让他去打残一位女士打死一个路人，多半也会摇头……那么，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
我很好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对于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于愤怒。比如，那些打残倪玉兰甚至不允许她使用拐杖的人看着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时，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比如，一个法官给“发帖犯”范燕琼判刑甚至不允许瘫痪的她取保候审时，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每次我试图想象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时，眼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些人小时候也爱吃冰淇淋吗？他们每个脚的脚趾头会不会是8个呢？以及，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脑袋里掏出一个插头来充电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运多了。不但狱警不敢动他，很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简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Rumpff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De Wet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Bosch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看，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这种“老子不干了”的底线时分，很多人都遭遇过。电影《他人的生活》里，韦斯勒当了20多年特务，在被其窃听对象真挚的爱情打动之后，遭遇了这个时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托马斯被当局要求自我批判时，也遭遇了这个时刻。一直又红又专的林昭在反右中也撞上了这个瞬间。还有一位老人，某年某月某日在听说他必须支持某种重型交通工具进首都时，也站起来走了人。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个时刻，他们在作恶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位小说写手曾悲悯地写道，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不那么悲悯的我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对这些人，这些穷尽其灵魂也听不到“咯噔”一声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超越那些“想当然”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Ripon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Niall Ferguson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Ferguson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Ferguson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Morant Bay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Omdurman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它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Ferguson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