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观念的强制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暴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 -> 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 -> 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 -> 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 -> 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亿万颗头脑中只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转”的悲剧。
很多人将《红太阳》看作一本“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构了毛主席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权谋之术。在高华笔下，毛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凶猛，
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 但是，《红太阳》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它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书中，毛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红太阳》不仅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幽暗之寓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也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席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却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延安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红太阳》成为经典的原因。因为解构“红太阳”的神话，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写作《红太阳》一书，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在《红太阳》中，延安整风的成功恰恰依赖于毛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最卓越代表自然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这种封锁。据说《红太阳》一书，是高华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无比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的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从经典到经验
时不时有小朋友问我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正好《南方周末》约写一篇个人读书体验，算是一并作答。可算经验，也可算教训。
我至今仍然记得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的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译本，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在那坐两个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Henry James到Octavia Paz，经常有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栏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Matrix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象韦伯所说的那样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是我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那些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的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录让你枕着它睡大觉。振聋发聩的东西，我一向觉得可疑。
所以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大多未必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多是经验研究，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重要的启迪。《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分别是我觉得中英文世界最好的中国革命研究著作；《Polyarchy》《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s and Democracy》是几本研究民主制度的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抽象理念的民主，对我影响都很大——对其中的观点，我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其中的思路，都让我很开眼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基本上是当作恐怖小说来读的，因为当真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牛鬼蛇神录》和《The Whisperers》分别是从个体的角度回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史，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Why Globalization Works》《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分别是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并且在各自领域——在我看来——最好的书，在一个“打倒新自由主义”已经称为中外知识界时尚的世界里，Martin Wolf基本上是在说：在喊“狼来了”之前，先看看那匹狼真的是狼吗？而黄亚生则是在说：在为中国模式倾倒之前，请让我们先透析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月亮和六便士》《Fountainhead》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正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因此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不同，我的推荐书目的阅读经验未必适合其他人。我想说的只是，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愿像那水中浮木
庞培站在大海边，远远一个背影。他刚读完凯撒的来信，信中的内容很不祥：凯撒拒绝了停战提议，一定要对落荒而逃的庞培穷追不舍，直到把他的人马赶尽杀绝为止。庞培握着手中的信笺，一时茫然无措，转过身，对跪在海滩上的信使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一定很高兴吧？你，一个奴隶，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做决定，象水中的一块浮木，该是多么惬意……
《罗马帝国》是我出国十年来完整看下来的唯一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这个长达22集的电视剧看下来，仔细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竟然是上面这个对剧情无足轻重的画面。一个世界上头号强国的国君，站在大海边，对着一个一无所有的奴隶，表达他的嫉妒。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曾深深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皇帝呢？那简直是世界上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种，危险系数肯定高于矿工、赛车手或者拳击运动员。南梁皇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宗钦宗被马踩死，隋帝杨广被绞死，北魏帝元诩被亲生母亲毒死……可以说死法五花八门推陈出新。我想没学过统计知识可真是害死人，不然这些皇帝应该知道以下悲惨的数据：据说中国历史中生卒年月可考的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岁，刨去新生儿死亡率不算的话，比普通人平均寿命要低18岁，而且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普通人。
当然高风险也伴随着高收益。当了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饭桌上佳肴百味，但是说真的，一个人只有一个胃，他能吃掉多少东西呢？一个男人也只有一个性器官，他又能睡多少美女？同治皇帝勇于在床上挑战自我，结果死在了梅毒上，可见睡女人这事，也不是多多益善。至于美味佳肴，我们知道，吃多了鸡鸭鱼肉会血脂升高搞不好会还会弄出冠心病，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毅力去跑跑步机。
在反思集权体制时，我们惯常的思路往往是它如何为害民众，却很少想到专制者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之一。在《罗马帝国》里，想独霸执政官权的庞培被前部下割下头颅，叛乱即位的凯撒被布鲁图斯杀死在元老院里，一心想成为第一夫人的阿提娅被所有的男人背叛，三巨头之一安东尼被被逼自杀，工于心计的埃及艳后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像个爱恶作剧的孩子，而权力是伊甸园里的苹果，亚当和夏娃们不断地向它伸出手去，等他们几乎要够着它时，上帝突然把苹果给抽开去。于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被诱惑的人一个个栽下天堂去。
一个人占有得越多，就被占有得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又生硬。
据说著名贪官胡长清临刑前曾感慨，如果我们早点放开新闻监督，也许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当然不是所有贪官都象他这样倒霉，他们吃了无数鸡鸭鱼肉睡了无数女人还在吃鸡鸭鱼肉还在睡女人还将吃鸡鸭鱼肉还将睡女人，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算不是他们自己还，也将是他们的重子重孙还。崇祯在树上吊死时，也许至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Well，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问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去。戈尔巴乔夫倒台时，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救国救民的一片苦心为何换来如此下场，对不起，老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积重难返”。
我常常觉得佛教有它的科学性，它讲因果，讲报应，讲积德与积怨。当然它没用科学的语言来讲，但道理却未必经不起检验。很难想象一个人终日鸡鸭鱼肉而能够做到血脂如常，或者睡女三千仍然健壮如牛。怀抱权力就象怀抱一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游戏中，总有一个最后接到炸弹的倒霉蛋。
去年国内有本卖得挺火的官场小说《苍黄》。读了之后我简直对基层官员产生由衷同情。我想做官真累啊， 今天要组织截访，明天要组织删贴，后天要暗算某人，大后天要被某人暗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权力几乎就是个负担。我想我要是书中的县长局长主任什么的，肯定无比悲怆，不就是多吃几口肉多睡几个女人嘛，活得如此心力交瘁草木皆兵过街老鼠，这事到底划不划算。
但我最感同情的还是清末的光绪。他甚至没有选择去追逐权力，而只是被权力选择。孤单的少年，坐在空旷皇宫的巨大座椅上，徒劳地守卫一个空心帝国。小小年纪要凌晨四点起床，要读枯燥的诗书，要严守礼仪，要忧国忧民……100多年后，他应该是大街上一个穿耐克鞋听ipod的孩子，但是他不幸生在了100年前的爱新觉罗家庭。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庞培注视那个信使一样注视过宫中的太监，想：若我能像他一样成为水中的浮木，该是何等的惬意。我想世上大约没有谁比那些身处权力顶峰的人更懂得权力的悲剧，但这只能是他们无处言说的秘密。
快乐的可能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如此优雅的平庸
不会就是这样吧。这是我看电影《影子写手》后半部分时，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的一句话。一个导演都叫什么什么斯基了应该是很厉害、厉害到不至于这么好莱坞这么偷懒这么乔治布鲁尼吧。但，我一直在等的那个情节转弯始终没有出现，导演波兰斯基在那个俗套故事里越走越远，直到他风衣飘飘的背影消失在好莱坞式的政治正确里，而观众也在被注射了一针道德兴奋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那个俗套故事”，指的是近年好莱坞层出不穷的“都怪CIA、都怪FBI、都怪跨国公司”的阴谋片。剧情一般都是这样的：无辜的人莫名死去，一个无关的人不小心成为调查者，重重疑云下他发现死者之死“不是那么简单”，一步步调查使他揭开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而知情也使他陷入了被追杀的命运，最后他成功地将秘密公之于世——哇，如此骇人听闻！原来是CIA的阴谋，FBI的阴谋，跨国公司的阴谋——到底是这三个中的哪一个不重要，反正它们都是一家。
要不我怎么哀叹“不会就是这样吧”。在《谍影重重》系列中，CIA就是个杀手机器训练营；在《不朽的园丁》中，议员和制药厂合起伙来残害非洲贫民；在《Syriana》中，CIA和石油公司合谋刺杀中东王子……经受过这么多政治阴谋片的洗礼后，我以为，以波兰斯基先生拍文艺片的背景和他惊世骇俗的生平，对伊战这个题材，他可以拍得棋高一着，但他举起的棋子在空中停留了半天，最后还是落在了“中情局阴谋”这个俗套上。
《影子写手》几乎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英国前首相朗已经下台，却由于在任时将英国卷入伊战和虐俘丑闻而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并被国际法庭起诉。这时他的传记写手麦克突然离奇自杀，新的影子写手来到朗家。原本该写手只想挣一笔“快钱”，却通过麦克的遗物发现了朗生平的种种疑点，他开始调查朗把英国推向伊战的真实起因，一场惊心动魄的侦查就此展开，最后他发现……他还能发现什么呢，和其它那些正义感过剩的导演一样，他发现了CIA这个倒霉蛋。
也是，如今不批判CIA批斗谁。批判宗教极端分子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抗议，批判恐怖分子小心人家穿着自杀炸弹去你家拜访，批判专制政权中的独裁者当心人家外交部抗议，柿子还是要找软的捏，只有骂中情局政治上最安全——CIA总不能组织员工到导演家门口抗议吧。再说这个鼻青脸肿的CIA身上已经被踏上了一万只脚，再来第一万零一只又何妨。批斗CIA岂止安全，还华丽丽呢——观众们血管里时速500公里的正义荷尔蒙正在寻找出口，请给“打倒”这个动词一个宾语吧，一个简明扼要的宾语，一个喊起来嘎嘣脆的宾语，现在波兰斯基把这个宾语交给了观众，谢谢导演，打倒CIA，哦耶。
阴谋论的剧情放在《谍影重重》这样的电影里无可厚非，因为它本来就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动作片，但放在《影子写手》里却令人失望，因为它选取的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因为波兰斯基似乎有比娱乐观众更大的雄心，因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让一场关于伊战的严肃辩论真正展开。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于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其缘起竟成了30年前一个女大学生不小心选了某个教授的一门课。
当然导演也不是完全没有从朗的角度讲故事。在被法庭起诉之后，花花公子朗终于有机会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为自由而战的人被惩罚，而恐怖分子被视为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在飞机上与影子写手辩论时，朗又得到一次机会反击指控，可惜波兰斯基对朗如此吝啬，给他的自辩时间似乎不到一分钟。飞机上那场戏，让我几乎以为电影要拐大弯了，要从一杯可乐拐成一杯伏特加了，可惜波兰斯基的手迟疑的一下，咕咚，将可乐一饮而尽下去。
不过斯基毕竟还是斯基，虽然情节令人失望，电影画面仍然很诗意。最后一幕中，汽车的急刹车声之后，朗的传记草稿一页一页在伦敦的街道上飞起，非常文艺，非常悲情，非常地波兰斯基。不解风情的我，却几乎笑出声来：哇，朗的妻子露丝也太神奇了吧，30年来无怨无悔地效忠中情局，为它背叛国家，利用丈夫，献了青春献爱情，就差没从血泊中掏出七根火柴了。我想诗意它也不能拯救平庸吧，优雅的平庸也只是平庸吧，我想影子先生不是作家吗，家里怎么可能没个订书机。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某政敌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胡佳陈光诚邓玉娇等人家门口以及报纸杂志和“各大网站”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语言的贫困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希腊电影《狗牙》的开场白，说的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而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围了起来，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幸福安全。他们还说，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外界的信息，孩子们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
在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在这“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上面只能坐着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沙发，神奇被定义成平淡，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大洋国的字典编辑兴奋地宣告，新话是世界上惟一词汇量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是“文革”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类的八股。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像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概念，但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爱是
真的，有“合理”的爱吗？
1959年，15岁的少年迈克，站在一个乡村教堂的门口，注视着36岁的女人汉娜，她独自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儿童唱诗班的歌声，为歌声的美妙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觉得她太美了，那些儿童的歌声太美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太美了，那一刻他如此迷恋她，他此后的一生都成了那个片刻的囚徒。
这是电影《朗读者》里的一个镜头，也是该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多年以后，成为法律系大学生的迈克，在旁听一场纳粹审判时与这个女人重逢，得知这个为儿童歌声而热泪盈眶的女人，曾经是一个纳粹，她曾经组织奥森维斯里的囚犯来给她朗读小说，然后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往毒气室。
坐在法庭里，迈克泪流满面，他无法将“那个女人”和“这个纳粹”拼贴到一起，“那个女人”在艺术面前如此敏感，而“这个纳粹”则视生命为粪土。当他的同学指出冷静思考纳粹罪行之不可能时，迈克大喊一声：“让我们试着理解！”他试图理解。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一个对杀人没有羞愧感的女人却以不识字为耻。只要一个人还有羞耻心，他想，她就还有救。于是他开始了对她的救赎。他朗读文学作品，录音下来，然后寄给狱中的她。她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最终学会了阅读。影片结束处，汉娜自杀了，并要求迈克将自己全部积蓄交给一个纳粹幸存者。如果必须总结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它就是：在对一个纳粹文盲的救赎过程中，新一代的德国青年洗刷了自己的罪恶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又或者，真的存在所谓救赎吗？在这个电影中，比“为什么一个如此善感的女人可以如此残酷”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无辜少年会这样热爱一个残酷的女人。抛开她的纳粹史不说，她对他也只有粗暴可言：她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辱骂他，扇他耳光，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身体，最后她一言不发地抛弃他，留下这个心碎的少年穷其一生也没有恢复爱的能力。
比为什么纳粹也会爱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纳粹也会被爱。比一个纳粹的爱更难理解的，是爱的纳粹性。在所有对“爱”的定义中，有一个曾最深地打动我：“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就是说真正的两性之爱是对正义之爱的一个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