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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股份经济100年》作者：李永杰
文案：
最早的股份制的雏形，远在古罗马业已出现。那时，“包税商”组成股份委托公司，在五年一度由新监察官主持的公开投标中，竞争承包税收、代国库收税的权利。然后，在实际征税中抬高税额，牟取利益。包税制度延续很久，政府在缺乏预算的情况下，希望提前得到一定数目的资金，或者知道未来可指望的收入有多少，就把税收卖给或租给一个股份公司。
历史上最著名的、常被引用来说明股份制早期特征的，是12世纪热那亚人组织的“maona”。热那亚人为征服和开发塞浦路斯岛，成立了一个股份信托公司“maona”，用它来筹集海上大远征的资金。这种方式使政府得以以经济利益作号召来筹集战争款项。对参与者来说，这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它取代了原先政府以强制性的法律来得到急需款项的做法。
目录
一、万里长河溯源头
—股份经济的诞生
（一）源头探幽—股份制企业的萌芽
（二）传奇的世纪—股份经济的诞生
（三）辉煌的历程—股份经济的全面确立
银行的股份化
铁路与制造业的股份化
银行与工业
（四）创新的组织结构—股份公司管理层的演化
宾夕法尼亚公司的组织管理结构
标准石油托拉斯
二、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巨轮
—股份经济的发展
（一）早期的股份有限公司阶段
英国早期股份保证承受制度
美国早期铁路股票的发行
（二）股份经济高速发展的兼并组合阶段
美国第一家兼并企业：标准石油公司
美国早期通过兼并迅速发展的企业：美孚石油公司
通过兼并高速成长的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
（三）跨国公司“国际巨无霸”阶段
向外扩张的洛克菲勒财团
向外扩张的老手：梅隆财团
三、海阔天空任鸟飞
—推动股份经济发展壮大的资本市场
（一）风云变幻的国外资本市场
历尽风雨的股票交易所
令人目眩的股票交易
骇人听闻的股市罪恶
日益完善的股市监管
（二）波澜壮阔的企业重组与兼并浪潮
历尽盛衰枯荣的美国企业兼并
以跨国收购为主的日本企业兼并
立足本地面向海外的香港企业兼并
四、横看成岭侧成峰
—各国现代股份经济扫描
（一）德国的现代股份经济
富有特色的“双委员会制”与“职工参与制”
—德国股份制企业管理的春天
看得见的“寡头”—德国银行的主导性
托管局与复兴新联邦州经济
“雇员的企业管理学校”
“T”的启示
（二）英国的现代股份经济
国有经济机制转变—“股份化运动”
监管制度
撒切尔政府的“第二步改善政府管理”计划
构筑势力圈的狂潮—西欧公司一体化
英国对企业兼并的管制
（三）法国的现代股份经济
受宠的国有经济—法国的“国有化企业”与“混合公司”
“雷诺方式”—实行资本开放
国有企业合同制和“计划合同”
（四）日本的现代股份经济
日本的独特现象—法人充当股东主体
“NEC公司”
缺乏经营责任的经营者
少数持股与人事渗透—日本的企业融合
股份公司中的低分红倾向
日本企业的“神器”—终身雇佣制
日本的公私混合企业
日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
（五）美国的现代股份经济
白领阶层的崛起—股份分散化与经理革命
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美国的职工持股运动
欧文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实践—美国的农业
股份制合作社
金融业中的股份经济—美国银行持股公司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美国股份公司扩张的途径
21世纪的股份公司—美国股份公司的演进
（六）俄罗斯的现代股份经济
步履蹒跚的证券私有化—俄国股份经济的起步
困难重重的现金私有化—俄国股份经济的发展
喜中堪忧—俄国股份经济前瞻
五、它山之石可攻玉
—国外股份经济发展的启迪
（一）当代西方股份经济发展趋势
股权的日益分散化、多元化
持股法人化
股东权力弱化，经营者主宰企业
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股份公司的资本制度和资本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二）西欧国有制企业股份化对我国的启示
西欧国有企业的变化
西欧国有企业改组对中国的启示
（三）美日股份经济比较及其启迪
日美股份公司中所有者与企业关系的变化
日美股份公司管理结构的差异
日美股份制经济发展中的启迪
后记
一、万里长河溯源头 ——股份经济的诞生 （一）源头探幽——股份制企业的萌芽
一、万里长河溯源头
——股份经济的诞生
（一）源头探幽——股份制企业的萌芽
最早的股份制的雏形，远在古罗马业已出现。那时，“包税商”组成股份委托公司，在五年一度由新监察官主持的公开投标中，竞争承包税收、代国库收税的权利。然后，在实际征税中抬高税额，牟取利益。包税制度延续很久，政府在缺乏预算的情况下，希望提前得到一定数目的资金，或者知道未来可指望的收入有多少，就把税收卖给或租给一个股份公司。
历史上最著名的、常被引用来说明股份制早期特征的，是12世纪热那亚人组织的“maona”。热那亚人为征服和开发塞浦路斯岛，成立了一个股份信托公司“maona”，用它来筹集海上大远征的资金。这种方式使政府得以以经济利益作号召来筹集战争款项。对参与者来说，这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它取代了原先政府以强制性的法律来得到急需款项的做法。
“包税商”和“maona”都采用了类似于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们的业务显示了股份合作形式的一方面的职能，即于特殊情况下筹集资金。同时，它们代表了股份公司发展中的一条路线：为国家财政和战争需要服务。1400年诞生于热那亚的第一家股份银行——圣乔治银行，其业务即是向城邦政府贷款，以换取经营银行的特权。
股份公司发展的另一条更富经济意义的路线，是作为为工商业筹集资金的组织形式。这一路线的发展是缓慢的，它源起于中世纪的合作制度。合作由农业开始，扩展到采矿业，并深入到行会的经营活动中。像采矿业这样需要资金投资的部门，融资手段主要是储蓄和有限责任股权。虽然合伙人负有全部责任的普通合伙企业仍旧是普遍的形式，但在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商业城市立法中已经提到了有限合伙企业。随后，1673年，法国商业立法中确立了有限合伙企业的名称。德国则称之为隐名合伙企业。在铜矿、银矿和锡矿开采部门，发展出为创办耗资巨大的冶炼厂提供资金的金属加工贸易公司。
回顾股份公司的创立之路，最堪重视的是贸易活动组织形式的演化。在这一时期，有两种新型的商业组织值得关注：一种是跨地区的城市商业组织，一种是海上贸易组织。
跨地区的城市商业组织。15～16世纪，欧洲的中心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市。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城市超地区商业的发展，要求组织超越地域性的大企业，这是单独的商家力所不能及的。于是，诞生了城市组织的商业企业，它对于参与的市民一概来者不拒。募股方法是按照纳税额和财产的多寡将市民分成若干集团，为每个集团保留一定的投资额，以便全体市民得以参加。股本运作中个人可以撤回投资，但股份不可自由转让，公司业务的管理由官方监督。红利分配则依毛利润进行，没有储备，缺乏固定资本，也缺乏现代意义的资本会计，整个企业代表着现代股份公司的准备阶段。
海上贸易组织。耗资颇多的海上航行不仅风高浪险，而且商船时有遭海盗洗劫的可能。因此，它需要一种易于集资，同时可使投资风险分散化的组织形式。在11世纪到13世纪，又是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出现了一种被史家称为真正股份公司的组织——“海上协会”。这是睿智的热那亚人对商业史所作的杰出而超前的贡献。“海上协会”由许多合伙人共同发起组成，它发售股票，并以所持股票来分享利润、承担风险。每只商船上带着一个管货员或代理人，来代表投资人的利益。在中世纪后期，这种组织形式也一度流传到其他地方为商家所用。
“海上协会”是杰出而超前的，因为这一时期，一直迁延到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初叶，欧洲占主要地位的贸易形式，特别是海上贸易多是采用合伙所有制。“整个中世纪，因为风险的缘故，几乎没有一艘船出海是为了一个人，它总是为若干股东共同建造的”；同时，“不同的合伙人却会同几艘船舶的所有权有关”。投资人通过合伙所有制分散了投资风险，而每一次的出海则像船舶建造和船舶所有权一样，是船主、商人、船员和水手的一次联合经营。在荷兰，到1500年左右，“船运、海上贸易以及租借船舶这些业务往往都由同样的几伙人或几个合伙组织包揽”。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实现了企业所有权的分割，从而完成了资金的积聚和风险的分散。
（二）传奇的世纪——股份经济的诞生
（二）传奇的世纪——股份经济的诞生
16世纪，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英国和荷兰，波澜壮阔的海外殖民拉开帷幕。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是政府支持的特许公司。这类公司分为两类：契约公司（由独立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人组成，他们在经营条件规定的范围内共同经商，并服从集体的纪律）和股份公司。其中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00年，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特许成立了合股集资的东印度公司。1601年，由新组织形式驱动的船队首航印度，即到达了利润的彼岸。航行的利润率高达500%-1500%，公司按股金比例分配利润，并将股本归还。
高额利润宣告了新组织形式的成功，股份资本开始家喻户晓，欧洲大陆各国纷纷仿效。这时的公司股东是临时性的，投资者为每一次的航海筹集资金，航海结束即行结算，参与者将本利收回。因此，投资者和投资额都是不稳定的。1613年，公司筹集429000英镑，供应四次航海使用。1617年，筹集170万英镑，供应7次航行。东印度公司在最初的12次航行中一直是临时性股份企业。17世纪上半叶，詹姆士一世首次确认了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的观点。1657年，英国出现稳定的公司组织，股本长期化，股息定期发放，股票通过证券市场流通。传统股份形式开始向现代股份公司过渡。
商海中的另一面旗帜——荷兰东印度公司始创于1602年，最初，公司采用按省分配股份的方法募集资本。根据共同的协定，任何一个城市不得把股票全部买下，公司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股票的再次认购情况。但是，到1612年时，公司的经理部门拒绝继续实行这种方法，他们将公司股本长期化，并劝告心怀不满的股东，到可以买卖股票的证券交易所卖掉他们的股票。最后，公司拥有了大量消极股东，这些人将他们的股份看作是一种资本投资，对于贸易，他们既不感兴趣，也不参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的贸易海洋中最具风采，法国即以其为模式来构建自己的股份公司。
大型股份公司成为海外贸易的工具，这是由于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了海外贸易的需要，也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和贸易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但对于这个世界，人们仍然知之甚少，甚至对英国的地理和经济情况的记述也是极不充分、错误百出的。所以，最初的开拓者，对他们遥远的航程上的风险是无法估量的：远方市场的神秘、陌生，海上变幻莫测的风浪，历经国家的不友好和虎视眈眈的海盗，这些都使得小规模的贸易组织无法跨越充满财富诱惑的蓝色海洋。在此，股份公司显示出巨大实力。它把带有扩张性质的开拓海外市场所需的资源组合在一起：巨额的资金、垄断特权和保护。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国家批准的特许公司，还是由国家创建的股份公司，在业务活动方面，事无巨细，都要接受政府监督。另一方面，股份公司把贵族和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传统观念的转化。
贸易造就了大批商人和大量社会游资；同时，贸易拓展了市场，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经济领域的活跃产生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筹集资金的方式一直有两种：接受外界有息存款和鼓励合伙人追加资本。这种源自13世纪的区分渐渐发展成为现代公司集资所用的“股票”和“债券”。同时，在15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早已存在发行可转让股票的合伙组织形式（意大利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某种情况下的船行及德国采矿企业），在1550年后的英国和荷兰，这种组织形式得以长期化和普遍化。荷兰和英国的公司开始将其股本看作长期性的，股票的转让通过交易所去进行。而且，公司可以根据其对资本的需要，扩大发行具有固定票面价值的股票，从而不必再要求原股东追加资本，公司将利润（作为股息分掉）和资本（由公司保留）也作了区分，采用证券来代表资本，这必然关联到股票市场的组织和发展，种种事件的汇合，导致了异彩纷呈的证券市场的诞生。
当人们的财产由价格自由变动的证券来衡量时，投机变得在所难免。时代并没有成为限制人们投机创造力的因素，多头、空头，期货交易（或称选择买卖），边际购买（即用一小笔现金购买股票，以新购的股票作抵押借入其余股票）等等，海外贸易的传奇支持着人们的想象力，于是人们欣然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冒险的旅程。股份公司和投机活动相互促进着，1689年，英国只有11家股份公司，几年之后，到1695年，即上升为约100家。政治和市场的变化都会推动股市的投机，刊登主要股票价格的刊物应运而生。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了解市场趋势和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很困难，股票交易必须到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进行，大多数公司的年收益（约8%）与投资所冒风险极不相称，但是整个证券市场仍然是活跃的。大的股份公司考虑投资者的心态，也同时以债券形式募集资金。170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行债券价值在300万英镑以上，而该公司名义股本只有325万英镑。于是，热衷于冒险的商人买卖股票，对风险持审慎态度的人（包括妇女）购入公司债券。1689年之后，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转向关注政府的证券和公债券。
经济的活跃要求相应的信用制度的建设。银行的早期实践证明了单独的私人银行家无力承担资助国家大企业和保证存取流畅性的职责。早先，英国的金银匠像中世纪的银行家一样，接受存款，并且用它来资助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事业。1672年，国家发生危机，政府宣布只能付息，不能还本，金银匠陷入了无力满足存户提存的困境，结果导致存款人要求国家垄断银行。政府当局利用了这个要求银行垄断化的机会，为挽救陷入西班牙继位战争泥淖中的财政，当局在1694年发行了120万英镑利率为8%的公债，将认购者组成名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股份公司。120万的股份资本换来买卖汇票的权力。英格兰银行成为第一个有系统的购买汇票的机构，通过对未到期的票据贴现的办法，生产者和商人缩短了产品达到最终消费者手里才能得到款项的那段时间，银行的新业务加速了资本的周转。新的组织方式和业务使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成功，它还用多种方式为政府筹措了更多的贷款。
靠临时短期贷款支持的战争经费，终于沉重到使政府不得不谋求一种持久性、得到保证的长期贷款。1711年6月，政府短期债券的持有者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家新公司“南海公司”的股东，虽然南海公司确有与西属美洲的贸易，但公司主要目的却是将政府流动债券统一为持久的债务基金。为此，公司不得不按面值将政府的债券作为购买股票的存款接受下来，新公司的股票又被政府用以偿付债权人和谋求借款。
同为西班牙继位战争所苦的法国，债务灾难更为严重。从1716年起，约翰·劳开始以股份制的中央银行、密西西比公司和包税总所来构筑法国新经济秩序。1718年，密西西比公司（后与印度公司合并）同意按面值接受政府的债券，以换取其公司的股票。法国的公债骤然减少了，对股票的巨大的需求使约翰·劳不得不加快发行。尽管要使路易斯安纳这片森林荒地拿出足够的收入来偿还投资，至少要等上100年，但公司第一年的股息还是公布为200%。于是，交易所出现了教堂也难以得见的景象：贵夫人与马车夫平起平坐，公爵与仆役进行交易，神甫与小店主讨价还价。在这里，只有一个上帝——金钱。在股价叫得最响的时候，10张股票的价格等于14或15公担白银，而所有的这些支付都是取自约翰·劳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
约翰·劳的“体制”的成功鼓舞了欧洲各国，英国在1720年3月通过了南海法案，准许年金持有者将他们的投资转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1720年5月，荷兰当局着手讨论成立一个与约翰·劳的公司或南海公司一样的公司，以减少公债。日内瓦、维也纳和汉堡都出现了同样的投机风潮，里斯本还发生了“巴西泡沫”事件，整个西欧都沉浸在投机狂热之中。尽管无论是约翰·劳的公司，还是南海公司的贸易都不足以支付投资的利息，但投资者还是被不断上升的股价吸引。1720年1月1日，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28点，到7月1日则高达950点。飞涨的股价和纷纷成立的新公司将投机推上了高潮。在约翰·劳的公司可笑地将股息定为2%之后，许多人开始抛售约翰·劳的公司的股票，将资金投入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泡沫公司”。1720年8月，英国政府突然加紧了对股票投机活动的控制，颁布了“泡沫法案”，规定除经议会的私有法或国王特准外，禁止成立新的股份公司。与此同时，许多法国、瑞士的投资者决定出售他们的股票，部分原因则是为了能投入新组建的荷兰公司。由此终于诱发了股市的狂跌。南海公司的股票从9月1日的775点跌到10月14日的170点，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非洲公司的股票纷纷暴跌，约翰·劳的公司的股票几乎一文不值，其发行的纸币被宣布为不再是一种合法的货币。在阿姆斯特丹，新成立的公司垮台，股东沦入破产。危机使硬币从货币流通中消失，以至爱尔兰由于缺乏货币，商业倒退回物物交换的阶段。近代股市的第一次股灾和金融危机，只有本世纪20年代末的大危机堪与相匹。据称受害者由于急于挽救自己的投资，所以才未联合起来颠覆国家。这场大危机体现了当时英法政局的不稳定，以及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的脆弱。危机之后的修复工作是艰巨的，而且代价沉重，尽管政府确实在投资者的不幸中卸下了债务的包袱。从“泡沫事件”中国家（特别是英国）认识到了信用的重要性，国家从此按期支付所有债务的利息，信任的恢复使公债成为公众乐于接受的资产形式。新的股份公司不再与财政发生关系，而是成为工商业的组织形式。政府债券的交易与股票市场的发育走向成熟。虽然这在欧洲并不普遍，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的金融体制还是建立起来了。
（三）辉煌的历程——股份经济的全面确立
（三）辉煌的历程——股份经济的全面确立
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准和经济面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次产业革命的成果，这是工业与银行相结合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银行与工业得以联姻则依赖于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整个这一发展过程占据了19世纪后100多年历史的中心画面。
银行的股份化
18世纪末，国际贸易和经济活跃促进了银行的发展。作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策源地的英国，股份制银行率先起步，其股份化的历程具有典型意义。当时在英国，除英格兰银行以外，存在着大量的乡镇银行（伦敦以外的银行都叫乡镇银行）。1793年，乡镇银行有400家，1810年数目超过了700家。这些银行都是家庭经营或小的私人合伙性质，只有在苏格兰境内，股份银行成为普遍的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当局不准成立合伙人超过6个以上的银行。可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恐慌和波动总是时有发生。危机中，众多英格兰银行垮台了，而苏格兰银行则几乎没有受到触动。股份银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1833年，当局彻底废除了不准在英格兰创办股份银行的规定。
也就从这一年起，不列颠银行的组织形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地方上开办了大批的股份银行。开始，它们受到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的100多家独资银行的敌视。1844年，伦敦只有5家股份银行，数目很少，而且经受着对手的排挤，不过最后它们获得了成功。原因在于它们拥有雄厚的储蓄资本，具有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业务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而且在打印和发行年度财务报告方面也不像独资银行那么保密（虽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的）。这一时期，以苏格兰为首的股份银行尽力扩大自己的业务项目。它们积极从事本行票据买卖，承兑伦敦的外国票据，设立专门机构代客户保管债券和剪裁息票。股份银行承担了大宗新开辟的银行业务，显示出了创新活力。相反，在竞争中，独资银行的缺点更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地方性的垄断，特别缺乏储备和管理不善。独资银行扩大存款和贷款的手段渐渐不能满足全国日益增长的需要，尤其不能满足工业城市的需要。因此，19世纪中叶，股份银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这一段时间，政府严格控制着股份银行的股本规模。
1844年，皮尔为股份银行登记制定了一项特别条例，规定银行至少须有10万英镑的资本和每股票面不低于100镑的股票，才能登记。1855年，国会开始制定试行一项一般的有限责任法，银行却被排除在外。1857年，皮尔的银行条例被废除，但是银行仍然处在有限责任之外。就在这一年，银行界发生了震荡。因为银行的主要资金一直是投入国际贸易和美国、欧洲大陆的铁路建设。所以，来自这种贸易的种种风险以及大西洋彼岸的任何动荡，都会波及英国银行的稳固。这年秋天，美国铁路证券价格下挫，随后银行疯狂倒闭，由此导致了英国的银行危机，出现了一些震撼一时的无限银行倒闭案件。于是当局改弦更张，准许新银行按有限责任制组建，并准许老银行改制为有限公司。1862年，有限责任制的一般化条例终于诞生，银行和其他7人以上的社团均列其内。
但是，股份银行的有限责任化步履滞重，实力雄厚的老牌银行看不起“有限公司”，认为承担无限责任是良好形象的基础，改为有限公司会有损自己的信誉。同时，它们不愿意公布资产负债表。所以，16年之后，仍没有一家苏格兰银行按照新立法去改组。英格兰和威尔士也是如此，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股份银行包括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和曼彻斯特——利物浦银行等69家银行仍保持无限责任。1878年10月，犯有刑事过失的格拉斯哥城银行的倒闭，一夜之间扼杀了无限责任制的银行形式。股东们受到承担总数达所持股票6倍之多的损失的教训，开始向董事会施加压力，无限责任银行的很多负责股东表示要出让股权。这一事件终于使有限责任制在银行企业中确立起来。
铁路与制造业的股份化
早在铁路大规模建设之前，欧美各国都曾出现募股集资的公司，疏浚和修建运河系统，运河运输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铁路建设开始后，各国的投资重心都转向了铁路。铁路公司组建伊始就实行股份制。原因在于铁路是新兴产业，没有传统习惯的阻力；同时，它的建设工期长，成本高（英国在19世纪每英里铁路造价高达40000英镑）。所以，当时铁路公司在组织方式上别无选择。
英国是世界产业革命的摇篮，它的铁路建设是领先而有代表性的。早在18世纪末，英国就开始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率先跨入煤与铁的时代。英国的铁路建设开始于19世纪初，1801年理查德·特里维西克研制成功一节实用的蒸汽车箱和机车，1804年机车和车箱开始在铁路上运行。此后，经过乔治·斯蒂芬森的改进和30年代轰轰烈烈的铁路建设，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国内主干线宣告建成。
铁路建设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生活的面貌，它不仅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且使各国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经济体系：铁路建设扩展了市场，降低了运费，运费的降低大大改善了工商业的成本，挤垮了许许多多存在着缺陷或垄断的市场，为生产和流通领域开创了一个高度竞争的新时代；铁路建设带来了对煤、铁、设备等部门的引致需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需求增长；铁路延展还带动了铁路沿线新市镇的兴起。由于铁路建设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力，所以它一经展开，就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援。欧洲各国铁路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其利息受到政府担保，因此获得和政府本身发行的债券同等的地位。美国则采用赠地的方式鼓励铁路的延伸开拓，美国的州、县政府除土地赠予外，还为铁路提供财政援助，用现金购买铁路股票或给予津贴。种种措施引导了银行与公众的投资方向。在英国，大部分铁路资本是由一笔笔200-2000英镑的小投资筹集起来的。投资者是居住在外省的中产阶级，在建筑铁路的几年中，他们奉献出了全部积蓄。新的铁路公司通过公众购买股票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1845年12月，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报价的铁路股票不下260种。其中普通股的比例高过优先股，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者愿意承担风险。
这些活动为证券交易所的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以前，证券交易所大量买卖政府发行的债券和闻名的独家公司，如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现在，新的银行和铁路企业成立了，它们迫使证券交易所把门开得更大和进行更广泛的交易，铁路部门通过大量筹款，使投资的习惯越出了一小部分居住在伦敦或与伦敦有联系的商人的狭小范围。到1848年时，英国“每一个城镇的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铁路股票的持有者”，没有几张铁路股票的小康之家难得一见。而且，铁路证券成为银行理想的抵押品，铁路成为最稳健的投资。
铁路高昂的建设费用使各个铁路公司付出了极大的投资，它要求从客货运输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和保证节约开支。早先的铁路公司，各自拥有十几、几十公里的铁路线，这样规模的运营注定是没有效率的，而且为整个铁路运输的管理带来困难。所以早先铁路建设的末期是合并时代。股份制的组织方式为合并提供了方便。股份制不再仅仅是企业筹集资金的手段，而且成为企业间兼并和联合的有力工具。在英国，19世纪40年代，地方性铁路公司合并成了地区性铁路公司，产生了“铁路大王”乔治·赫德森。在他的筹划下，中部的铁路公司合并了起来。除合并之外，一个公司的路线对另一个公司的出租也成为铁路公司联合的手段。到1914年，1000多家经议会认可的铁路公司，通过租借和合并的方式，缩减为11家规模庞大的企业。这些铁路公司承担了全国的货运业务，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汽车运输队的出现，才改变了铁路货运的垄断局面。
其他国家铁路建设的步伐慢于英国，但股份制的铁路公司的历程与英国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欧洲、美国与英属殖民地的铁路建设多少都接受了英国的帮助。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就开始帮助法国和比利时修筑铁路，不久以后，铁路修筑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英国对国外铁路建设的投入不仅包括工程、设备、管理和劳力，而且包括大量的资本输出。英国本国的铁路建设在早期是由地方创办的，伦敦资本一直畏缩不前。19世纪中叶以后，伦敦的国际金融社，包括摩根号、希思号、戈申号、胡思号等等，通过认购股票和债券的方式，加入了英国创办的国外铁路的早期建设。铁路公司的股份制形式促进了资本在铁路建设上的国际投资，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也基本建成了完整的铁路网。
由于国家的全力支持，美国的铁路建设发展很快。1870年，美国的铁路线达到53000英里。随后，美国铁路展开了极富特色的合并。通过购买、租借或订立托拉斯契约，较大的铁路系统吞并较小的铁路线。同时，投资银行利用破产的铁路和出现的危机，建立对新出现的铁路集团的控制，或者建立所谓的“利害与共社团”。到1906年，铁路所有权和经营范围的划分稳定下来，美国营业铁路的2/3被控制到7个集团之手，维德比尔特铁路公司控制了纽约——芝加哥地区的铁路，宾夕法尼亚系统控制从费城和巴尔的摩往西的铁路，摩根财团控制了东南地区的铁路，詹姆斯·杰·希尔公司控制美国西北地区的铁路，哈里曼财团控制了横贯北美大陆的中央和南太平洋铁路，古尔德铁路公司和罗克·艾斯兰系统掌握了密西西比河流域铁路的支配权。这7个集团控制了全国铁路利润的85%，他们的所有权和管理是通过互相参加对方的董事会和订立大量非正式联盟的方式，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到1914年，美国铁路网总里程达252000英里以上，超过了欧洲铁路里程的总和，达到了当时世界铁路总长的1/3。
垄断带来了特权，造成了一些腐败现象。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C.莫比利尔公司，该公司专为承包联邦太平洋铁路工程而建，公司创办人以低廉的价格把股票卖给已当选的国会议员，换取他们投票赞成给予该铁路慷慨的土地赠予。
此外，几乎所有铁路创办人都采用的一种伎俩是，建立一家建筑公司去承包自己的铁路工程，然后由铁路的经理人员同建筑公司（即他们自己及合伙人），签订不诚实的合同，为铁路建筑工程支付高价，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铁路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利益，导致许多铁路走向破产。英国的“铁路之王”赫德逊，就是因为将6镑10先令买进的铁，按12英镑的价格卖给公司，把“交由董事全权处理的”股票留给自己作行贿之用，以及夸大运费的收益，把资本当作收入等等劣迹被查明而被逐出公司。
种种弊端激起公众的不满，各国出现了反对垄断的呼声。铁路，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天然宠儿，最早受到了国家的限制。同时，股份制企业管理中的问题也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股份制在制造业中的发展颇多曲折，旧的企业组织方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改变，最后，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组织的最佳选择。这一过程在英国表现得最为鲜明。
在英国，直到19世纪初期，政府始终存在着一个传统，如果要申请有限责任特许状，企业就必须具备这样的特点：或者是从事海外采矿冒险事业，因而具有特殊的风险；或者是从事运河和铁路工程，因而具的宏伟的规模；或者是从事保险事业，因而需要承担极其广泛的责任；或者是像教师鉴定学会及化学会这类组织。没有大量的成员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普通制造业被排除在有限责任之外。
这个时期，制造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负有无限责任的家庭企业和小型合伙组织。1853年，亨利·斯克里夫纳在他的《铁业史》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股份公司同制铁业方面的成功不相容吗？”对于当时的实业家来说，股份公司一词无异是说不负责任的管理和流弊百出的财政——实则舞弊。人们总是记起30年代后期，北安普敦的煤矿公司的骗局，这个公司开凿了一个300码深的矿井，然后再把预先放进去的煤搬运出来。
由于没有合适的法律，一些公司被胡乱地或存心欺骗地设立起来（泡沫公司条例废止后，单单设立公司并不是非法的），在这期间，等不到官吏去裁决或国会去处理，他们就发财或倾家荡产了。到5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自由放任蔚然成风，由此导致了1862年的公司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凡股东在7人以上，经营目的合法，则只须签署一项组织公司的备忘录，即可自行组成公司，既可以是有限公司，也可以是无限公司。这一条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867年，立法者核准了这样一种公司，它的董事可以是无限责任，而一般股东则是有限责任的。这种公司从来没有成立过。比较起来，1862年条例的完全自由更加引人人胜。维多利亚时代最聪明的笨伯这样唱道：
凑七个人把一个公司组成
（如果可能，全部是贵族和准男爵之类的大人先生）
他们一上来就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宣布他们打算在什么程度上把债务还清
这便叫做他们的资本
虽然还有制造商对于改进企业组织形式持冷淡态度，他们一贯凭借着稳健从银行藉取帮助。但是，1862年的条例在新企业的组建中引起了反响。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了重工业的发展，如果说家庭企业与合伙组织同耗资少、生产分散的经济阶段相适应，那么耗资巨大，需要设备、厂房和集中作业的新行业则要求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于是，煤、铁、造船、机械等行业的一些新企业以股份制的形式设立起来。到1867年，埃布一佛耳成为一个拥有400万英镑资本的煤铁有限公司；帕麦尔造船厂成为拥有200万英镑资本的公司，“股权分布于全国各地”；“博尔科·伏恩公司”，有250万英镑，“股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曼彻斯特方面”。这些都是在1862年条例公布的最初5年间，推广股份公司组织的例证。
同时，老的私营行号受到股份有限公司种种方便的吸引，开始把它作为少冒风险而扩大业务经营的手段。在这一时期，大部分股份公司是由私营行号改组而成。在改组过程中，产生了后来称之为金融代理商和投资代理商的人。他们从会计师中分化出来，专门服务于老企业的股份化工作。工作的第一步，是企业主向代理商提交改组方案，然后，代理商聘用训练有素的估价员，对企业的情况作出判断（初期成立的一些有限公司，名义资本超过了实际状况，出现了长期背负股款待缴包袱的情况）。在接到估价员的报告之后，代理商就以信函或计划说明书的方式，将方案交付自己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投资意向。最后，签署创立有限公司备忘录的法定7个人，就从代理商的朋友和企业主的朋友中遴选出来。在一笔10万英镑资本的典型案例中，企业主会承担3万英镑，其他的朋友则比照此数，承担其余部分。这成为不通过证券交易所，不发售股票，而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一种途径。60年代比较重要的有限公司和80年代日益增多的公司，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经过认真、妥善的筹划建立起来的。资本还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一如往昔，但最后，终于有一小批工业证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私营企业股份化的著名的案例是邱纳德航运公司，它在1878年变成了一家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出售股票，这时，名义资本的3/5仍保留在三个家族手里。一直到1880年，旧企业的改组始终在稳步进行，但是速度较慢，很多企业仍拘泥于传统的组织形式。
这一时期，奥耳德姆的纺织业是一个醒目的例外。1880年，奥耳德姆拥有一大批真正在股份基础上创办起来的纺织企业，这些企业占有英国全部纱锭的1/7，以致从奥耳德姆的股息可相当准确地试出棉纺工业的温度。例如：1885年在奥耳德姆及其附近的94家纱厂中有75家的股票价格低于票面价值，由此可以推知棉纺业的不景气。
最后摧毁了传统组织形式的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决定了我们今天生活面貌的大部分发明创造在当时已经诞生。但要让它实现在大规模的生产上还要假以时日。它需要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巨大的资金和改进应用的能力。第二次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有很大不同。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一种技术改进，它产生于熟练的技术人员的实际操作，整个生产的发展是连续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是技术发明，与它对应的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能源，这些无法从熟练工人的操作中产生。新的革命把人类由煤与铁的时代带入了钢、电、石油和化学的时代。站在1900年，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因而并不觉得相隔很远；但是，站在当时，我们会觉得遥远而陌生。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一个后果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生产的社会结构，形成了界线分明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时，明确了企业的组织形式，小的个体私有制成为昨日黄花。新技术、新行业提高了创办企业的资金要求，小的家庭企业无力购买复杂、昂贵的机器；大规模的生产激化了竞争，导致了1873-1895年间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大萧条，基础薄弱的家庭企业经受不住萧条的打击，成为兼并的对象。企业组织逐渐趋向合理化和统一管理，兼并和集中在各个产业部门依次展开，并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集中的进程在新兴产业中发展最快，如化学工业，但很快就全面扩展开来。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钢铁工业。
1850年，全球钢产量只有8万吨，其中一半集中在英国，这使得钢成为仅次于金银的贵金属。这一状况依靠产业革命才得以扭转。鼓风炉的使用迅速淘汰了原先那种只有十来个人的个体小企业，真正的钢铁企业与钢铁工业生产一起起步。在德国，克虏伯钢铁大企业，1846年只有122人，1873年增至16000人，到1913年则达到近7万人。在法国，是施奈德——克勒索钢铁公司；在英国，是威克斯——阿姆斯特朗钢铁公司；在美国，是卡内基钢铁公司，1901年，这家公司被皮尔庞特·摩根大财团购买，组成美国钢铁公司。这时，单单是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就超过了英国总产量。不单是钢铁工业，对于所有工业化国家来说，纺织工亚以及其他制造业中，从业人员日益集中于数量少、规模大的企业。据德国资料显示，1880-1914年间，雇工在5人以下的小工厂数量下降了一半，而雇工在50人以上的大工厂则增加了一倍。工业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但是生存下来的企业的规模扩大了，此时的就业人数大约4倍于1880年纪录的工业企业的总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