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中国男人的优点：稳重老实可靠……
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脸上都像写着“稳重可靠”这几个字似的。每次恋爱，我见到女友的亲朋好友时，他们都会对我交口称赞，都觉得这个女孩找到了一个可托付终身的人。
不过必须得说，这是我很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我希望自己能活得精彩，最终脸上的这种味道能消散。
理解了中国女人最需要的是安全感，你就会明白，中国男人的种种表现，多是围绕着这一点来构建的。
首先，他性情上得是可靠的，性情温和的母性特质的重要性，胜过了积极进取的雄性特质。
其次，他构建社会经济地位的能力，以及愿意为女人花钱的动力，远胜于将自己捯饬得性感迷人。
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写过巨著《第二性》。顾名思义，这个书名的意思是，男人是第一性，而女人是第二性，男人没有女人，也可以思考和定义其自身，而女人的存在，却取决于男人如何定义。
用英文来说，男人是The One（主体），女人则是The Other（他者）。
他者即地狱。波伏娃的毕生情人萨特如是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是主体，而是成了围绕着他人来转的他者，那他就是身处地狱中的。
欧美社会，可能是这种格局：男人是The One，女人是The Other。但中国社会，在我看来，男人和女人，都是The Other，他们都不是自身，都被设计成围绕着别人转的“他者”。
中国网络中，流传着各种关于女人如何选择男人的段子，这些段子，可以概括到我一位女性来访者的想象中。这位女性，自身精彩无比，却找了一个很闷的经典中国男人做老公。你看，又是一个绝配。
但她的幻想是，找一个像王子般的男人，这个男人很有地位，很有钱，很男人，又愿意为自己做一切，包括做饭扫地。并且，让她一项项选择的话，她发现，做饭扫地的事，比男人不男人，重要多了。所以，她找的，真不是雄性的The One，而是一个缺乏自我的The Other。
当一个女性，认为其幸福取决于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时，这意味着，她自己是“他者”，她必将身处于地狱中。同时，她不可避免地想把伴侣弄成一个围着自己转的“他者”，也将伴侣拉到地狱中。
中国男人为中国女人的绝配，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愿我们，无论男女，都能活出自己。
皇帝梦、特权梦，都是巨婴梦
中国式人际关系，有独特之处。
譬如，西方很多描述人际关系的句子，都会涉及一点：尊重界限。但是，在国人这里，一尊重界限，两个人之间就会像断掉关系一样。
考虑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最核心的一点，是懂得大家都是巨婴，而巨婴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照顾。
在前面《当婴儿照顾，当女神崇拜》一文中，我讨论了中国式两性关系的哲学，其实这也是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秘诀——当婴儿照顾，当神来崇拜。
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和有“高铁一姐”之称的丁书苗的故事耐人寻味。丁书苗因介入高达1800亿元的高铁项目，而获益几十亿之巨。但作为一名不识字的大妈，丁书苗是如何搞定刘志军的？多数文章认为，刘最爱美女，丁书苗投其所好，不断送美女给刘。
但是，给刘送美女，这一招谁都会，为何丁书苗占了先机，最终简直是承包了高铁项目一般？
我看了很多报道，总结是，丁书苗的绝招，就是把对方当婴儿照顾，当天神崇拜，同时，又显得毫无心机。也就是说，她既是一个将巨婴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妈妈，又是刘志军所称的“猪脑子”，这样就给刘一种感觉——他伟大的头脑可以放心地控制丁书苗。
丁书苗的做事方式，从一开始就可见一斑。她的第一桶金来自于铁路运输，早年为了在山西老家获得铁路车皮，没有人脉的丁书苗到铁路部门找关系，但对方看她是农村来的都不搭理。丁书苗不死心，干脆蹲在领导家门口，不关门时，她就进去，把领导的袜子、床单、内裤、衬衫、外衣拿出去洗，最终以此把领导感动，获得了车皮。
这种方式，也就适用于巨婴，如果对方很有界限感，她的这些保姆式做法，会引起反感。
所以说，崇拜加照顾，是搞定巨婴的绝招。照顾，弥补了巨婴们生命初期的缺憾，崇拜，则满足了巨婴们的全能自恋——婴儿早期都有无所不能的无边无际的自恋。
这也是魏忠贤权倾一时的绝招，他靠的绝非超级权谋，而就是丁书苗的这一招：猪脑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天神崇拜。
其实，多数国人不都想如此吗？找妈要照顾，同时还将这样的妈贬低成老妈子，希望对方崇拜自己，眼里只有自己，而自己还颐指气使。
甚至继续延伸，国人多有皇帝梦，而所谓皇帝梦，可以说，就是为了制造条件来满足自己的巨婴梦——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最高级别的崇拜。
历史学家张宏杰在他的著作《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中，细致讲述了中国皇帝是如何被照顾的。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子组成的宫殿供它居住。
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它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它的吃喝拉撒睡。
它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它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厂，几十万人专门为它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到一个皇家衣料工厂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众所周知，皇帝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俭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厂。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的前半生》）。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非常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们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崭新大道。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这种皇帝制度设计，在我看来，不过是早期婴儿的全能自恋感的展现：我即世界，世界即我，整个世界为我所用……
皇帝梦，是巨婴梦的最高表现，而中国式特权，则是巨婴梦轻一些的表现了。
据报道，湖北省恩施市的一名市领导自我批评说，出差基本上坐飞机，很少坐火车、汽车，在医院看病从不排队，住院也是专人看护的VIP病房，家里灯坏了、水管不通，直接给机关事务局打电话叫人修。
河北一县委书记则感慨，虽然坐了无数次飞机，但取消贵宾厅后，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不问就不知道。他还称，除了不会办理登机，一些干部去医院不知道怎么挂号、乘公交车不知如何投币刷卡、参加培训会走错教室……
如此看来，这些领导的特权，其实就是可以做婴儿被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的资格。
类似的心理，在一般人身上也很容易看到。
我在《广州日报》工作时，不会用打印机，电脑出问题也直接叫技术部来解决，对此还理直气壮，觉得作为编辑和记者，做好专业就可以了，这些琐事可以不必理会。
但你不理会琐事，谁来帮你打理？看起来，是各种人，但其实，这都是婴儿在找妈妈。婴儿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需要妈妈照顾的。
我在微博上讨论中国式特权时，引起很多网友回复，其中一位网友说：我老公，家里只要一点东西坏了，就要找爸爸妈妈来修。衣服都要拿到他父母家洗。也是快四十岁了，显得无比年轻，看来就是巨婴啊。
是啊，无论是皇帝梦、特权梦，还是生活中找保姆……都不过是婴儿找妈的各种变形而已。
巨婴梦的另一面——甩无助
皇帝梦中，皇帝不仅被当作巨婴照顾，还会获得超级崇拜。在权力斗争中，有能力的大臣们，常斗不过太监，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通常没有文化又被阉割的太监面前，皇帝有绝对的优越感。
这是皇帝梦和特权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丁书苗对刘志军，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有对刘的超级崇拜，同时，丁书苗还显得很傻，总被刘志军称为“猪脑子”。
这是特权的威力，拥有特权的巨婴们，全方位碾压属下。
但在普通生活中，一旦也玩起全能妈和巨婴的游戏来，就难有全能妈崇拜巨婴这一点了。相反，全能妈不可避免地会鄙视巨婴。结果就是，巨婴们一方面获得被照顾的好处，但同时又得接受全能妈投射过来的鄙视，准确讲，是无助。
本来，婴儿就是无助的，他必须有赖于妈妈的照顾，但如果在婴儿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就会藏下很多严重的无助感，这一点以后的章节会详细论述。
家庭中的全能妈，既通过照顾别人来展现自己的无所不能，也逃避自己内在婴儿的无助感，并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会将“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的小婴儿”投射到对方身上。
例如，一位超级照顾者的理想是，丈夫躺在床上，接受她递来的一切，既不能挑剔，也不能逃跑。这样一来，她就将丈夫置于了一动都不能动的超级无助状态。
但可以想象，被置于这种状态时，巨婴不会感恩，而必然会造反。
2016年，网上有一个新闻，说一位女子成为植物人，而她的丈夫任劳任怨地照料她很久。孰料，当她恢复意识后，立即将丈夫告上了法庭，因为，她之所以变成植物人，就是丈夫虐打的。
将妻子打成植物人后，丈夫表现得如此任劳任怨，这不仅仅是内疚，也可能是，丈夫喜欢这种感觉——一个像僵尸一样的妻子，她不会抛弃自己，也不会挑剔自己，而会接受他的照顾，这样就显得他像一个超级圣母了。
网友“静无2801”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她认识一位著名学者，未来院士级别的，他妻子本来很正常，但很快就要被这位学者养成精神病了。他十几年如一日守候她，照顾孩子，无怨无悔。
这样的故事，看上去很极端，但轻一些的“妈妈照顾婴儿”的游戏，就非常常见了。一次，我生病几天，不得已，叫了一个女性朋友过来照顾了我半天，结果她说，不能再这样照顾我下去了，因为她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只怕再照顾下去会爱上“你这个无助的宝宝”。
无所不能的妈妈=无处不在的控制
很多人都是隐形的“无助的宝宝”。原来我自认为深情有爱，只是有点被动消极，后来才明白，被动消极很可能意味着，我是巨婴。
为什么说，被动消极的男人可能是巨婴？因为，他的不行动，常伴随着一个不易觉知的渴望：最好有一个全能妈妈帮自己做所有事务。一来访者说：他常想象，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帮他解决一切问题，并且，他只要想一下，这双巨手就能完全如他所愿。
这不就是《哆啦A梦》吗？
大手的形象很有意思，它既有帮你解决一切麻烦的含义，也有控制你的含义。就像是，哆啦A梦＋大熊妈妈，这才是大熊心理的一体两面，哆啦A梦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照顾者，而真实妈妈，则对大熊有各种控制。
某宅男去赴约会，看见女友时，心生欢喜，本想朝她跑过去，却瞬间变得不能动弹，像被冻住了一样。原来，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一只巨大的手，抓住他的脚踝，将他拖到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坟墓里。
这只巨大的手，就是妈妈的手。他的妈妈，把他照顾得非常好，但同时也控制得很厉害，并对他说过，她的生命中只有他这个儿子，这对他构成了很大的束缚。他朝女友跑过去，意味着，他要脱离妈妈奔向独立，结果引起了他很大的内疚与恐惧，于是潜意识中，全能妈伸出的手，又将他拉回到和妈妈在一起的狭小世界。
并且，全能妈和巨婴，总是要配对出现的。看上去，全能妈无所不能，巨婴依赖成性，所以是巨婴依赖全能妈，而全能妈似乎能独立。但实际上，就像6个月前的婴儿要和妈妈共生在一起，巨婴和全能妈也总共生在一起。
全能妈并非真正独立，他们往往割断了和内在婴儿的联系，显得很有能力。因为和自己婴儿切断了联系，而内在婴儿代表着欲望、渴求、热情与活力等，所以如果只有全能妈自己，他们的生活就很无趣。因而，他们也需要找到巨婴，一方面照顾巨婴，一方面又借助巨婴活出部分活力。
其实，很多中国式的图景中都有这样的意味：一个无怨无悔的、无欲无求的全能妈妈，在照顾一个有欲望的巨婴。
中国式军师和帝王就是如此。中国历史，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大流氓式的巨婴，加一个无欲的军师，联手创造的。经典如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等。
贤妻良母和霸道丈夫如此，完美秘书与领导关系中，也可以看到。
巨婴男很多，巨婴女也一点不少。并且，保姆女或保姆男，其实内心中也藏着一个巨婴。
很多人如圣母，他们的一生，总是陷在解救别人的苦难中，且常遇到完全不感恩的渣男渣女。深层原因是，圣母内心藏着一个被抛弃的巨婴，而特直接的原因是，只有陷入苦难的人才如此需要圣母，他们一点微弱的火似乎就能救别人的命，这感觉太好了。圣母与巨婴，是很好的对子。
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乳姑不怠》中，媳妇用乳汁孝养婆婆，且永不懈怠直到婆婆去世，这个故事，也可以看成，是媳妇变成了妈妈，在哺育巨婴婆婆。
我把这个故事称为“人伦反转”。按照德国家庭治疗大师海灵格的说法，家庭最好是，大的就是大的，小的就是小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反哺”被视为美德，类似故事被广泛传播。这种德行的背后，其实就是，家长和孩子一样都是嗷嗷待哺的巨婴。
既然一个文化中，多数人都是巨婴，那么就可以知道，将一个人视为婴儿来照顾，是人际关系中成功的绝招。从恋爱到工作，从对家人到对领导，都可以奏效。
国人为何随处丢垃圾？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的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人格。
——台湾学者孙隆基
9月底的一天，广州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我在小区里散步。
我所住的小区，有“广州最漂亮的小区”之美誉，有三湖六山，景色相当宜人。可是，和在国内风景区旅游一样，再美，也总会发现许多刺眼的东西——随处丢弃的垃圾。
譬如，走在小区的一个台阶上，看到一个纸奶盒；经过小区最美的湖，看到湖水靠岸处浸着烟盒、可乐瓶和塑料袋……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小区的垃圾桶布局很合理，垃圾不远处，都可以找到漂亮的垃圾桶。
再者，小区的物业管理非常好，所以小区里穿梭的，都是住户，然而，他们却如此不爱惜自己身边的环境。每每想到这里，我心里总生出愤怒与无奈。
继续前行，到了一排椰子树下，很大很美，但一位年轻新潮的女子，将一约3岁的小男孩带到一棵椰子树下，褪下小男孩的裤子，要他在那里撒尿。
其实，再走几十米远，就有一个干净的公共厕所。
一时间，愤怒与无奈升级，而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美丽的椰子树下撒尿的图景，和前面那个散布在小区各处的垃圾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汇聚，一句话在心中翻腾：一样的，这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两类画面，是一样的。并且，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椰子树下撒尿的中国式图景，正是随便丢弃垃圾的画面的原因。
更进一步说，这个中国式图景，也是长假期间，国人在国内外旅游的各种不文明现象的原因。
国人缺乏公德，这一点已成定律，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展现而已。
最为国人所知的旅游不文明现象，是孙悟空干的。他与如来佛打赌自己能轻松跳出其手心，然后一个跟斗翻到天边，发现五根柱子，为了表明自己到过天边，他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还刻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几个字。
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赌输了，这一点不必多说。
虽然大家很敬仰如来佛，但孙悟空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于是，国内外无数风景胜地与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到此一游”的中文。
第一流的小说家，都能经典地刻画出自己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来。吴承恩描写的孙悟空在天边的柱子上撒尿的情景，与我看到的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高大的椰子树下撒尿的情景，何其相像！
台湾学者孙隆基则直接认为，国人的大小便训练方式，是导致无数种不文明现象的根源。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他阐述说：一些在大陆普遍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拧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处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即将婴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规律的排泄习惯。
孙隆基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1岁前的孩子处于口腔期（也称口欲期），1到3岁的孩子处于肛门期（也称肛欲期）。口欲期的孩子，快乐的源泉都在嘴上，譬如吃奶；肛欲期的孩子，快乐的源泉集中在肛门周围。肛欲期时，大小便的训练成为重要的事，父母如何训练孩子，会决定孩子的许多行为特点。
孙隆基认为，西方人在大小便训练上，有两点不同，第一是比较严格，要孩子定时定点排泄，而不是随处排泄，第二是这件事主要由孩子来掌握（这也是事实）。相反，我们比较随意，让孩子穿开裆裤，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幼童是没有能力有规律地控制自己的排泄物的，再者，大小便的排泄，不是掌握在孩子手中，而是由大人掌握。
幼童时，如何对待排泄物，决定了成年时如何对待各种生活垃圾。我们的教养方式，导致了这样两个态度：第一，我可以随处丢弃垃圾，一如儿时可以随处排泄；第二，我制造的垃圾，我负责不了，应该由别人负责。
所以，这最终导致了我所住的“广州最漂亮的小区”随处可见垃圾，也导致了国人在长假旅游期间，将垃圾，即“成年人的排泄物”，随处丢弃。
大小便的第二点哲学——他律他制，还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即便放假这件事，都不能由各公司自己来安排，而必须由政府来安排。对此，孙隆基还论述说：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
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对奇特的矛盾。孙悟空尚是齐天大圣时，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自由自在，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限制他。但他终究被如来佛制服，并服膺于如来佛给他的使命，而没有自己寻找使命。这只猴子虽然是自由的象征，但终究要接受他律他制的规律。
放到国人身上，随处丢垃圾的这一图景意味着：国人总是在追求为所欲为的自由，因此不得不接受法力无边的大政府的制约。
由此可以说，让孩子将大小便排到对的地方，并主要由孩子自己来控制这件事，意义非凡。
集体主义即共生
共生，是集体主义的源头。
集体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活法。并且，常常是，如果你是一个巨婴，你只能活在共生般的集体中，而不能独自一人去面对外部世界，你只能选择集体主义的活法，而不能选择个人主义。
譬如，孙隆基观察到，华人留学生，到了欧美，容易被人误解为同性恋，因为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勾肩搭背。两个人一贯如此亲密，在欧美就意味着同性恋，但对于华人来讲，他们其实只是找一个伴同行而已。
为什么非得找一个伴？因为，还处在共生心理中的巨婴，不能独活。
婴儿是不能独活的，因为他没有能力解决基本需求。作为巨婴的成年人，从物理上是能独活的，但心理上不能，他们还得像婴儿一样，找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否则就得直面破碎的自我。
我提出了一个概念“自我的疆界”，即，你的自我，延伸到了哪里，你将谁、将什么事物纳入到了你的自我中。
必须和一个人共生在一起，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你的自我中没有别人。
“我”的世界里只有自己
我一个朋友，她的爷爷是超级宅男，准确说，应该是有自闭症，到四五岁时才开始说话，而且一直对人不感兴趣似的，显得极度自私。其实这不叫自私，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将别人纳入到他的自我中，所以也根本考虑不到别人。
他每天的生活超级有节律，你真的可以根据他的起居时间来调表。他必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做饭、下去逛街。他智商极高，是象棋高手，每天雷打不动要在固定的时间，去老年人活动中心杀象棋。他水平太高，别人只有输的份儿，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和他玩。家人建议他说，你干脆让别人两子，譬如让掉一马一炮，他不。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没有灵活性。
我在高中和大学时，都算是象棋高手，但和这位爷爷第一次杀象棋，玩了三十多局只赢了一局，而这时他正好80岁。
在他八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最富有的小女儿将爸妈从唐山接到了天津，好表孝心。不料，刚到几天，老人就中风了，随即半身不遂，并且变得像是老年痴呆一样，身体和心理都垮了。治疗了几个月，不见起色。
后来，他老伴儿不想在小女儿家住了，想回唐山老家。他们老两口回去才一个星期，奇迹发生了，爷爷竟然不治而愈，身体和心理都恢复到了病前的水准。
发生了什么？
对此，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行为非常刻板的准自闭症老人，他的自我已经和他的家、周围空间以及日常作息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家、周围空间和日常作息制度，就像蜗牛壳一样，包裹着他脆弱的自我。搬到了小女儿家，看似条件变好，但等于是，将蜗牛壳从蜗牛身上剥离，蜗牛一下子就变瘫痪了。而回到熟悉的家，意味着这个蜗牛再次背上自己的壳，于是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这位老人，他的自我中只有自己、僵化的空间与作息制度，再无其他。譬如，女儿出嫁时，他还是要去杀象棋，最后全家人都对他表达不满，总算是阻止了他。
他都不能和某个人共生。处于共生心理的婴儿或巨婴，心理发展水平已经好了一个档次，而且是最为致命的一个档次，可以将自我的疆界延伸到另一个人那里。
熟人社会的关键：成为“我们”
本来我的世界里只有“我”，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人“你”，我们两个人构成了“我们”。这样一来，你就是我的人，我要保护你，对你好。
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我们做事前，最好要找人，要拉关系。譬如，如果你去医院看病，最好搭上个关系，好“认识”一下医院里的医生。这种拉关系，其实就是通过熟人将你纳入到医生的自我当中去。没有做到这一点前，医生就可能冷冷地对待你，当做到这一点后，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很多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转变，意味着你从一个陌生人，进入了“我们”的共生关系中。
不仅医生如此，公务员如此，服务业也一样。我注意到，我自己也是这样，当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时，我一开始自然而然的态度，很容易是冷的、不够友好的，但当对方告诉我，是某某留我的电话给他的，这时我的态度一下子会有明显转变。当然，如果不是突然而来的电话，而是我自己工作安排内的，那我也会好很多，这时有备而来，会自动进入职业状态，而突如其来的电话，则会暴露出我作为巨婴的这样一个特点。
你会不自觉地划分，自我疆界内，是好的善意的，自我疆界外，是坏的敌意的。对于自闭症患者而言，他的世界绝对不能发生改变，任何改变都会让他崩溃，因为那会让他感到敌意。对于好一些的巨婴而言，则是，你或者是“我们”，这时你就是自我疆界内的，我觉得你是好的善意的，否则我就会对你有防备，自觉不自觉地将你划到坏的敌意的那一边。
处于共生心理的人，必须不断划分“我们”和“他们”。我们就是好的，他们就是坏的，需要防备的。我们的一切存在方式如习惯，都是好的，而他们的一切存在都是异端。如此一来，不管自我疆界延伸到哪里，都仍是在追求共生。
但假如一个人超越了共生心理，这时世界就变成“我们”和“你们”。我们的存在是合理的，你们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我与非我
用更准确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于婴儿和巨婴来说，共生还意味着，世界并不是我和你，而是分裂成我与非我。
将世界分化成我和你，意味着，我将你视为和我同样的存在。虽然你不属于我，和我不在一个共同体内，但我同样懂得，你和我都是人，都是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存在。所以，我也不能轻易伤害你。
但若将世界分裂成我与非我，那就完全不同了。要么，你属于“我”，我们在一个共同体内，要不然，你就是“非我”“非人”。我完全感受不到，你和我是同样的生灵。相反，我觉得你是我的敌人，并且，因你是“非人”，所以我攻击你时毫无心理障碍。
不过，假若我有一个正常的头脑，那么，我也趋利避害，在伤害你时，我会想想这是否会被惩罚。但我不伤害你，仅仅是计算的结果，而不是把你当作和我一样的人的原因。
这也有不同的发展程度。
你可以有一个范围很大的共同体，如，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也可以有一个小范围的共同体，如，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同学；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如反社会人格，他们可能就构建不起任何两个人以上的共同体，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划分：你听我的，就是我的人，我就对你好点；你不听我的，就是“非我”“非人”，就是敌人，我灭掉你就没有一点内疚。
那些杀死自己全家而制造灭门惨案的男人，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就是这种：你如我意时，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不如我意时，你就是“非我”了。
2013年，61岁的厦门男子陈水总在当地制造公交车纵火案，烧死47人，重伤几十人，因为有报道称，陈水总多次找相关部门，但遇到阻碍，于是网上竟然一片同情之声，甚至将他视为英雄。这太可怕了！他在公交车上纵火，受害者全是无辜民众，他怎么会得到同情和崇拜？
可能太多人觉得，自己也是社会权力体系的受害者，所以对陈水总有了怪异的同情。
但是，陈水总的心理令人纳闷，既然他对权力部门不满，为何不将愤怒对准他们，反而对准公众？
综合报道可看出，他不仅找权力部门的碴儿，也找身边人的碴儿，他简直和周围的人都格格不入。作为很可能的反社会人格障碍，他是一种典型：他还没能力分化出善与恶，他只区分我与非我，他将“非我”之外的整个外部世界视为敌人，所以恨不得毁了整个世界。
也就是说，在他眼里，公交车上的乘客，和有关部门所谓为难过他的人是一回事，都是“非我”。
其实陈水总连仇恨有关部门的理由都没有。他多次领到低保，生活无忧，肇事的由头是有关部门拒绝修改他身份证上的年龄，而他这样做，是为了一份一年后就可拿到的养老保险。
天真者以为权力体系迫害了他，其实陈水总仇恨的是整个外部世界，包括你在内。
这是一种纯内在的病态，外在世界就算再好——譬如有极度发达的福利，都不能避免陈水总的破坏行为。因为他要的，并非只是低保和养老金，而是希望世界按照他的意愿运转。
陈水总的邻居说，陈四处找碴儿。这反映的是他对外界的敌意，同时他也觉得外界对他有敌意。他极度敏感，会对多数刺激进行敌意解读，如将店员放音乐视为引诱他女儿。
敌意遍布在他人生每一角落，所以不可能与别人好好相处，最终，他的人生全方位失败。这首先是内部世界的坍塌。对他滥施同情又怪责别人，是不懂他的世界。
社会权力体系的公信力有很大问题，政府的任何解释都会让人怀疑。但民间的社会想象系统也有大问题，总有强烈的被迫害感，若有任何悲剧发生，最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这是权贵干的。即，一个掌控一切的迫害性系统制造了这一切问题，而受害者都很可怜很正确。发生陈水总这种事件后，只要你在网络上持有这种解释，就很容易赢得一片赞同声。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样可怕。
可以说，现在对于太多人而言，已本能地将社会权力体系视为“他们”，而将任何挑战权力体系的人视为“我们”，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我们”施以同情。
陈水总是反社会人格，而张献忠、李自成等也是。在我看来，将公交纵火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美化，终将引出对张献忠与李自成的大屠杀的支持。我们民族很容易崇拜超级屠夫，那可能是，我们反对一个权力体系时，都想杀人流血，但一般人总有适当的良心，所以犹豫不果断，而那些最能杀人的，则成为集体的替罪屠刀。
我的所有不顺，都因有一个权威机构（常见如国安局、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你的上级等）构建了一个系统，在系统性地迫害我。如果一个人形成了这种心理，那么这就是被迫害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症状。
如果一个集体整体上是这种心理水平，那意味着，这个集体整体上患上了被迫害妄想。
这一点还好，过去类似陈水总的事件发生后，首先都是一片同情乃至崇拜，但现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很多清醒的声音。
轻易不要背叛“我们”
共生心理驱动下，当发生紧急事情时，我们常常会无视事实，而会先区分“我们”和“他们”，即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外部，如经典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就算事实上，你错了，但你是“我们”的人，那么就支持你，但如果你是“他们”的人，那么就攻击你。
例如王治郅，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一时“背叛”篮协。就事实层面，王治郅没什么错，而篮协太剥削人也太严厉，但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人了，于是网络舆论一直对他的“叛变”事件进行攻击。
不要自绝于“我们”，这是中国式生存之道。哪怕事情再紧急，如果想不得罪共同体，最好不要急着去和“他们”建立关系，不要向“他们”求助。
作为中国人，我们深切懂得这一哲学。所以当群体事件发生后，懂规矩的国人都尽可能不和外国媒体打交道。
这是有意识的，但还有很多是无意识的。
2016年6月，深圳发生一件让人哭笑不得但其实又非常常见的事情，一对夫妻喝醉了，争吵，男人开始打女人，警察过来干涉，要拘捕男人，结果女人开始猛烈厮打警察。
此时，这个女人本能上考虑的，是“我们”和“他们”。她要先站在“我们”这一边，而将来帮助她的警察视为外人。
这位妻子如果有独立自我，会知道，最重要的首先是“我”的尊严与人身安全，于是还击丈夫的攻击行为，并会接受别人的保护。
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紧急事情发生后，按说要先解决问题，但国人很容易先区分“敌我”。
老家在山东的一位男性来访者对我说，他十来岁时，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婶婶想给他妈妈介绍对象，结果引起了娘家人的愤怒。作为娘家人的代表，他舅舅特地叫自己妹妹回娘家，简直像开批判大会一样说：你怎么先和外人商量，你应该先和我商量。
让这个人印象极深的是，平时待他还可以的姥姥也板着脸，最后连饭都没让自己女儿和外孙吃。
这件事让来访者妈妈感到极度伤心，自己丈夫去世了，哥哥和妈妈在乎的不是她的伤痛，而是先来一个批判大会。
这是可怕的中国式政治，懂得这一点的人，会在紧急事情发生时，先去区分敌我，然后才去解决事情。否则，你会发现，一旦得罪了你所在的共同体，那么整个共同体都可能对你采取敌对态度。
一位女性来访者，爸爸妈妈离婚，她跟妈妈。本来这是爸妈协议好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爸爸对她偏心妈妈越来越不满，最后逼她站队，要么去爸爸阵营而和妈妈划清界限，要么还在妈妈一边而爸爸与她绝交。
最后，她惶恐、愤怒和伤心之下，还是选择了和妈妈在一起，并且妈妈丝毫没有逼她。
结果，爸爸真和她绝交了。这还不算，爸爸还联合他的家人，都和她近乎绝交了。
巨婴们玩的家庭政治，就是这么个玩法，低级、复杂、极端、可怕。
只有“我们”，不能有“我”
集体主义，一言概之，即，只有“我们”，没有“我”，也没有“你”。考虑事情时，都要以“我们”为单位，而不是以“我”或“你”为单位。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自然就是个人主义，任何对“我”的强调，都是反“我们”的。
可以说，集体主义会形成这样一个固有的道德意识——为集体而努力才是对的，反集体就是错的，特别是，想彰显个人主义的，更是大错特错。
如何对待这个集体道德意识？很多人真心接受它，而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模范，但他们，似乎极少有好下场。
极端如岳飞，他真可以称为道德模范，既是民族英雄，力挽狂澜，又爱兵如子，且约束军队不侵害民众，他也没有贪污腐败，如果亲人违反军纪，他也照惩不误，但最终下场很惨。
又如王莽，他很有争议，到底是以圣人形象出现的窃国大盗，还是真心想建立一个理想国？我个人认为，他既是窃国大盗，又真心想建一个理想国，但他对自己的自私和整体缺乏了解，于是脑子混乱，最终也将国家治理得混乱。
但不管是谁，在我们这个文化下，如有理智，都不要直接彰显自己的私欲和自我中心。譬如曹操，有大智慧，也是真小人，但因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而被永远打上了奸臣的烙印。
集体主义群体中，你必须低调。除非以一种方式高调——成为好人，即你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别人和集体。只有这一种舍弃自我的高调才被允许，其他个性化的高调，会被讨厌被打击。因集体主义只允许集体性自我存在，个性自我意味着对集体自我的挑战和背叛。所以，陈光标可以秀付出与奉献，王治郅则是大逆不道。
我们发展了很复杂的行为，对权力、名声、成就与物质等的需求可以涨到很高的地步，但它们常常是一种防御，是由两种没被满足的最原始的简单愿望转化出来的。一个愿望是，抱抱我；一个愿望是，看着我。标哥的原始愿望，其实不过是：看着我。他自己总对记者说：我有信心上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