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高级符号体系
索绪尔期望的普通符号学，就如在十五节中人们看到的，含有记号系统与各种性质低于发音语言的符号或信号系统之间的系统的比较。但它也要求同人们或许可称为二次方或性质高于语言水平的符号体系进行比较。所谓二次方符号体系，就是使用语言、但构成一些词音、词形、其集体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并处于与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这种符号体系：例如，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它们都由语言来传播，但每个本身都是一个带有宗教或情感意义的象征，它们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语义规律，正如它们令人惊奇的和往往是在大陆间的传播所表明的那样。
但问题并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来。在逻辑与数学的唯名论概念中，人们或许可以说，任何概念或特殊结构还都是一个记号，它用表明它的词但又超出这些词来象征它所指的物体。这样，数学的“群”概念只是一个高级符号，其意义可归结为可以描述的移动、物理状态等等。相反，在运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他一个逻辑或数学概念，都构成一个对实在的动作系统。这种动作尽管是内化的，却是真正的动作，因此动作本身毫无象征的东西。符号体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这些运算的任意记号方面，而不在这些运算本身。
如果人们接受最后这种解释，那么不是所有思维都是象征性的。但符号体系重新出现在思维的各种形式之中，只要思维的价值不决定于思维的运算结构，而决定于它的无意识的情感内容。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解释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人类生产场地，其中有被各种分析主义学派所研究的多少是个体性的“象征思维”，有神话和民间传统的象征，有艺术象征，最后还可能有作为表达一时的集体价值而不是理性结构的某些意识形态（这些表现中的每一种在不同程度上当然都可以是“理性化”的）。可见在这些层次，普遍语义学的比较领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这种普遍语义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跨学科的。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
18．意义领域中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已经把问题区分为静态的（“顺序”）和动态的（“进步”），那么可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个为人文科学中同时性考虑与历时性考虑之间的相对对立提供了一个主动地位。诚然，语言史和词源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词的意思在变，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变功能一样。而这种变化是根据语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真正平衡所产生的需要而决定的。
然而，作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意义系统，在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第九节），正是在规范结构领域，人们遇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最大依存，因为规范——诸如智力运算结构等——的发展，就在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结构越接近它的最终封闭状态（而且这一最终状态丝毫不排除它以后并入新的结构中去的可能），同时性的平衡自然越依赖于这一逐渐自动调节的过程。在价值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中间情况：这些价值越同结构（规范性价值）关系密切，越不符合一个变化的运转的连带需要，它们就越依赖于它们的历史。至于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词音、词形”，在它们是约定的或“任意的”范围内，它们就更加从属于一时之需，更加与它们先前的历史无关。因此，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最少的现实平衡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在一个人为的和专业的记号系统，如数学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以A×B，A、B或AB这些记号来表示乘法，或用任何记号来表示其他运算，它们原则上只取决于当时的约定，而不取决于符号的历史。符号史包含着一系列可解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一般恰恰都同系统在每一特定时期的整体平衡有联系。有时，忠于过去甚至还可能起一种干扰的而非有益的作用，这时候，一个新的符号体系促使观点的重新组织，而忠于过去却加以阻碍。
的确，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有贝尔斯，但他是按照一种似乎不很合理的分类法），“词音、词形”分成有动机“符号”和任意的“信号”两种。在这两种中间，还存在着种种过渡系列。符号的任意性这个概念本身曾引起从前是叶斯普森，如今是杰克伯森的争议。但索绪尔似乎已经事先回答了这些非议。他自己已把“相对任意性”和“彻底任意性”区分开。从大体上说，表示一个概念的词同这一概念的关系（声音材料同概念意义的关系），看来确实没有概念同它的意义和内容的关系那样密切。即使语言记号有时伴有象征表示（即索绪尔所谓的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关系或动机关系），即使对讲话者来说，词不带有任何任意性（如邦弗尼斯特所指出的），语言的众多也能证明语言记号的约定俗成特征，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此外，记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出于习惯的明的或暗的约定），而符号则可以来源于个人，如同在儿童的象征**中或在梦中那样。
然而，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即在结构与意义关系领域内的同时性因素与历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而对它的研究尤其能用来阐明各种跨科学问题，如逻辑结构与数学结构的语言学解释，或相反，运算的和建构主义问题的解释。在这些结构被视为用以表达实验材料的一种简单语言的唯名论假设中，结构的句法与结构的语义之间的关系应服从于确定它们的历时关系与同时关系的普遍规律。这一点，初看起来，似乎确是如此：句法规则在时间的长河中，有连续性意义也有变化。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由于两个基本原因改变了意义。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看来，它们不再像过去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和必然的空间形式的表达，而只是各种度量中的一种。这就必定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并且还以欧几里德结构与非欧几里德结构之间的一切可能过渡使其意义更为丰富了。另一个还更为普遍的原因是，空间形式在我们看来不再是静态图像，而是变化的结果，因为每一种几何学都从属于一个基本变化“群”，而这些群都是以一个亚群能从一个主群内部区分出来的方式相互形成的。但这些意义，尽管在历史的每一时刻都取决于当时的认识的同时性系统，却根本不以任何一个方式来进行替换，就好像受到意外事件或外来因素的影响似的。改变意义的新发明是通过思维抽象并以建构的先前状态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在这里，新发明是逐步平衡化的一部分，平衡化的同时平衡既是结果又是新建构过程的起点。因此这同“自然”语言的情况有相当重大的差别。在自然语言中，同时性平衡就是依赖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的重新平衡。
于是，这一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演变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另一个与它紧密联系的问题，这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并必然引起重新平衡的新的事物的性质的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可能的新事物类型，而它们在当前平衡与先前平衡过程间的相对联系或不连续关系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第一种类型是“发现”类型。所谓“发现”就是揭示与主体不相关的而已经存在的，但直至那时未被认识或发现的实在（如美洲大陆的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的重新平衡当然不是由系统的先前状态单独决定的。第二，人们称出自人的主体动作的新组合为“发明”（不上溯到某些生物学家在极其分化的、特别适应于一种新情况的器官的领域中称为有机“发明”的东西）。发明的本质就是：尽管这些组合因素可能已被人知晓（因此，新事物只是直至那时未曾实现的组合本身），发明仍然可能是别的东西。比方说，发现一个新符号体系并不排除发明其他符号体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的平衡与先前历史之间自然还会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人类的行为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新事物，这一类型的社会意义可能是很大的：这就是在逻辑－数学结构领域或总的智力结构领域被人们轮流称为“发明”或“发现”的类型。然而数学“发明”并不是一种“发现”（如果不是柏拉图主义者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新组合。例如，虚数－1就是卡丹在负数和开方之间所获得的一个新组合的结果。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因为事先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不可能不这样。因此甚至在细节上，它都必然来自其规律。正是在这第三种情况下（这一情况，在精神发展领域，在逻辑结构的自发建构中，可大量观察到），同时性平衡紧密地依赖于先前的演变，因为历时性建构已经属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同时，当前的平衡构成这样一个过程的终端（暂时的）。
五、结论：认识的主体与人文科学
就如人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社会与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为其特有的认识论问题。但在这方面有两种迥然不同的问题须加以考虑：一种是与研究本身有关的问题，换言之，即描述一门作为科学认识的个别形式的学科的认识论特征问题；另一种是与研究者本身有关的问题。作为人主体，研究者是认识的源泉。事实上，他是一切天真的、技术的、科学的等等认识的出发点。这些认识滋养各种社会，并从中产生出人文科学。在把跨学科问题围绕在共同的实在即结构或规则、价值与意义的周围时，我们参照的就是这一自然主体的活动的三大表现。现在，作为结论，还须考察一下人文科学是如何把主体作为主体的。因为，尽管还没有加以充分的分析，这个问题或许就是将来应予以考虑的最富于成果的汇合点之一。
19．认识发展与人主体的认识论
一切社会与人文科学在其历时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认识的发展。如果没有技术史，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就会不完全，而从科学的形成这个观点看，技术史是基础。史前人类学延伸了这些研究并就含有工具使用的行为（甚至在类人猿身上也已对这类行为作了细致的研究）到纯粹技术的过渡提出了种种问题。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社会与家庭组织、经济生活、神话和语言，在前逻辑或集体逻辑的构成方面提出了最为中心的问题。而这一远未解决的各部落文明的逻辑问题，不仅要求精确的心理学实验（这种比较形式还未发展），而且还要求对每一社会的实践智力或技术智力与推论思维或仅仅是语言性思维进行深入比较。语言学在认知结构，如计数系统、分类、关系系统等等的口头或文字表达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至于从认知工具的形成这个观点上看的两个重要分支，即认识社会学与发生心理学，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认识的社会发生使我们看到了代代相传并代代发展的各种思想运动逐渐的和合作的建构，或者使我们看到了减慢这一进程或使之偏航的各种障碍的作用。越来越要以思想、科学与技术历史为依据的认识历史社会学，比方说，面对希腊奇迹和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的衰落这些决定性的现象应该表态，而人们马上看到这最后一个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人文科学不可能闭口不谈——是如何只有通过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概念与原则的内在展开的比较才能得到解决。这些概念和原则，出于它们最初的要求，可能就带有以后不能开花结果的原因。
发生心理学与比较心理学（包括动物生态学）还远不足以涉及如此中心的事实。但它们的巨大优点是可以着眼于较少遗漏、特别是可以随意再现的系列。作为第一个例子，人们可以举出整数或“自然数”的建构。上述各学科所搜集的一切资料向我们说明，这一建构在各种文明中都有其普遍性，尽管它所达到的水平极不相同，但这些事实除使我们只认识建构的结果外，没有一个使我们看到建构本身。相反，尽管一个幼儿周围有教他数数的成人，尽管他使用着已经含有计数系统的语言，人们通过细致实验很容易回溯到那些由于还没有对数字总体的保存（5个因素不再是5个，如果改变了空间排列，等等），因而还谈不到“数”的阶段。同时，从这样的阶段出发，也可以了解数字从纯粹逻辑运算开始，但通过包含与顺序运算的新综合，是以何种机制建成的。这样的事实就能阐明人种志的与历史的资料。这或许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人们能一直上溯到史前人的精神活动的话。但遗憾的是，这在像数字发生的那些领域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些新的逻辑问题。而人们不仅已经能够使数字的发生建构形式化（格里兹与格热），而且还能够证明，在隐蔽的但是必要的形式之下，人们在逻辑学家提供的有关类或关系过渡到数的一切模式中，又找到了它的基本方面。第三方面，这些事实适合于同动物心理学的有关动物的数字学习（柯勒等人的实验）的资料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第二个有启示性的例子是空间概念的例子。关于这一问题，人种志和历史都有丰富的资料。但它们也一样，在建构方式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不过在这一领域，人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从历史与理论关系的观点上看相当矛盾的情况。几何学史表明，希腊人是从对欧几里得空间特征的杰出系统化开始的，其中带有在投影空间领域的某种直觉，但没有做成相似的形式，也没有任何纯粹的拓扑学理论。投影几何只是从十七世纪起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最后，到了十九世纪拓扑学也成立了。那时，人们还发现了非欧几何。但是从理论建构的观点看，拓扑学是几何学建筑的出发点，由此一方面产生了投影几何学，另一方面产生了普通度量学（由此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化）。然而发生心理学与有关知觉的研究都证明，自然发展事实上更接近的是理论，而不是历史。因为历史从结果开始颠倒了发生顺序，只是以后才上溯到源泉（这是常见的过程，它本身就足以表明心理发生与历史展开之间比较的好处）。事实上，一方面对儿童的空间结构形成研究，证明拓扑结构先于其他两个结构并构成它们形成的条件。然后，从拓朴结构同时脱胎出投影结构和欧几里得结构。另一方面，吕纳布认为他能够证明初级知觉空间是黎曼空间而不是欧几里得空间（对平行线的知觉，等等）。这或许有些夸张，但似乎至少证明存在着一种未分化的情况。欧几里得结构只是附带地从这一情况开始组成的。
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有关时间、速度、因果性等概念的例子。甚至有时物理学家也利用心理发生在速度顺序概念相对于时间长短而言的最初独立性方面所提供的结果。因此搜集到的全部事实表明，跨学科合作在一般人主体的认识论领域是可能的，而且这一自然思维的认识论是同科学认识的认识论各种大问题交结在一起的。这正是结构研究的一个特别情况（第二节），但其意义却非常普遍。
20.通过“杂交”的重新组合
以上的探讨表明，人文科学在必须把逻辑和数学结构的源泉、同时还是逻辑数学结构之所依赖的认识主体，圈进自己的研究范围时，不单支持了它们之间的整个跨学科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中设法证明有其必要性），而且还把自己纳入最终包含全部科学的圆圈或总的网络之中（而且这已经证明了它们同生物学的关系：2）。以上事实，我们必须提出来，为的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设法使人们感到跨学科联系的真正意义。
事实上，这一意义大大超出了仅仅为工作方便这个意义，它倒会缩减成这个意义，如果实际上只是为了共同开发边缘地区的话。倘若人们接受许多研究人员都无意识地附合的公论，即每一个学科的边界都是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下来的，这些边界必然也会保持到将来的话，那么，关于不同学科专家之间合作的后一种概念就会是唯一可接受的了。然而，像本书这样一本著作，着眼的是趋向，而不是结果，是人文科学的前景和展望，而不仅是人文科学的现状。它的第一个目标却相反，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创新趋向事实上都是力求在纵向上使其边界后退，在横向上使其边界成为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实际上是建构性重新组合的一些交流，改造或改组知识的各个领域。
诚然，近年来科学运动的最突出事实之一是新知识分支的增多。这些新分支正是产生于邻近学科的组合，但事实上都有自己的新目的，这些目的又反射到母学科并丰富了母学科。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两个最初是异质的领域的一种“杂交”，但这一隐喻只是当杂种这个词不是取其半个世纪以前的古典生物学意义——当时杂种被设想为不生育的或至少是不纯的，而是取其现代意义——现代生物学的“发生重新组合”，这些重新组合遗传型更平衡、更适应，并有替代进化机制概念中的突变的趋势——时才有意义。在精确和自然科学领域，从拓扑代数到生物物理，从生物化学直到年青的量子生物物理学，富于成果的杂交到处可见。一个规模小得多但精神可嘉的运动，在人文科学中产生了许多新分支。我们可以彰明这些杂交，揭示它们相对于所由生的母科学而有的生产意义而作为对它们的结论。
人们不可能把只是产生于数学方法或统计方法的细化和这些方法与实验的更佳绩合的那些分支归类到产生于重新组合的这些新分支中去。经济计量学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能丰富数学，那仅仅是因为它给数学提出了一些问题。埃米尔·博雷尔在博奕论没有应用到经济之前就已隐约预见了博奕论（1921－1927）；细曼的普遍定理（以最小获得最大）是在1928年提出的。而这位数学家同经济学家莫尔根斯坦的合作则始于1937年。尽管如此，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依然创造了同心理学等有益的联系，更不必说博奕论在其他方面的多种应用了。
相反，真正多产的重新组合的“杂交”是心理语言学所构成的杂交，因为它同时既丰富了心理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也丰富了语言学本身。这是因为唯有这一新分支导致了对语言的个人运用的系统研究，语言则相反是稳定的。人们或许也可以期待着从格林伯格等人在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的“社会语言学”方面获得许多东西。
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有用处。对心理学来说，它给它多提供了一个维度。如果社会心理学家有时表现出这种表示一门学科还年青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独立的表示，一种对未来综合的宣示。
今天，动物生态学或动物心理学是职业动物学家的事情，也同样更是心理学家的事。它在为心理学，特别是在认识功能（本能、学习和智力）的分析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的同时，不可否认地丰富了生物学（尤其在选择的理论方面，它说明了动物是如何选择并影响环境，又是如何受环境的影响的）。
请大家原谅我们在这里也谈谈近十年来在发生认识论或认识的形成与增长的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实验。为了研究逻辑、数学、运动等结构的发展，为此目的而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中心不断组织心理学家与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专家、物理学家的合作。然而，发生认识论一方面是认识论（尤其是它的“历史批判”方法）与发生心理学杂交所产生的新分支，而另一方面它对这二者都有益。因为，如逻辑学家帕普特所说的，要理解人，必须知道认识论，而要理解认识论，就必须知道人。
因此，这些本质上是跨学科性质的新分支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人们看到的情况（在节1中），即把一个“高级”（也就是较复杂的）领域与一个“低级”领域联系起来时，其结果既不是把前者还原为后者，也不是加强了前者的异性质，而是相互的同化。也就是说，后者在以直至那时都未曾发现的属性丰富自身的同时解释了前者，这些属性保证了所寻求的联系。在人文科学领域，人们既不谈复杂性越来越增长，也不能说普遍性越来越减退，因为各种面目到处都有，而且领域的划分更多是抽象的事情而不是等级的事情，相互同化更加有必要，而不会冒任何损害现象的独特性的风险。当然困难也不少。但是，撇开不同的大学教育——它构成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不谈，其应用日趋普遍的共同逻辑－数学技术既是大势所趋的汇合的最佳标志，也是汇合的最佳连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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