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jetegocentrigue）与认识主体（le sujet epistemique）之间的界线就越发不明确了。二是就在观察者已经“介入”并对他所关心的事实赋予价值的情况下，他的倾向仍然是相信直觉认识，因而更加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技术的必要性。
还须指出，即使生物学提供了一系列低级生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过渡情况，人类行为仍然呈现出某些特点，即集体文化的形成和极为不同的符号工具或象征工具的使用（因为蜜蜂的“语言”也不过是一个感受运动性标志系统）。因此，人文科学所研究的同时又是主体的客体是相当不同于构成物理科学客体的那些物体与盲目力量，甚至不同于生物学和动物生态学所研究的主-客体。不用说，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符号工具的使用加强了它的意识程度。可是，符号工具又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认识论难题：由于这种交流手段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往往有相当深刻的差别，所以主体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不得不经常检查他的理解事实上是否相当“丰富”，足以达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距离他很遥远的那些文化的象征结构细节。他甚至要问，连接人的符号工具和心理特征的反馈是否以及到何种程度不改变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一些新的学科，如吕里亚的神经语言学，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之，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的各种人文科学，它们的认识论中心难题延伸成为这样一个难题，即这一客体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语言和各种象征手段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客观性及其非中心化的先决条件就更加困难并且常常受到限制。
B．让我们先从心理学说起。主体和客体循环互换处境的各个方面以及非中心化的困难在内省过程中达到了最大限度，同时也解释了人们为克服这些基本障碍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是冒着放走主要东西的风险绕过这些障碍，有的是把障碍作为问题并把中心化造成的歪曲当作揭示精神生活本身的机制的一种现象来研究。
在纯内省中，同一个人同时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他自己的认识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主体首先被要认识的客体所改变，这是从两方面说的。第一，他被自己对于内省价值的预先假定本身所改变。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促使他相信他对自己有着正确的意识，于是事实上觉悟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功利性的，而不是严格的认识性的或无私的。从认识观点看，内省以行动的外部结果为中心，它对行动的机制，对一般精神生活的内部机制都不提供足够的信息。从情感的观点看，内省的主要作用在于构成并保持某些有利于内心平衡的价值化，而不是告诉我们这一平衡的规律。第二，内省的主体被要认识的客体所改变，这是因为他的一切活动，包括内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过去的影响，同时也因为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事实上，他对自己过去的回忆犹如一位偏见颇深的历史学家，他重新按照价值化忘记某些原始资料，歪曲另外一些资料，这些价值化不断地使主体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以及对当时的内省所赋予的客观性遭到失败。
另外，内省反过来也经常改变所观察的现象，而这是从各个方面说的。我们知道，譬如说，在对时间长短的知觉中，如果主体试图在时间的展开本身中去评价它，那么时间就显得长一些。思想中精神图象的作用，在人们没有对各主体进行比较而看到问题的困难之前，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内省错误。从情感的观点看，感情的内省必然改变感情，或是通过给感情增添认知性的色彩，或是通过使感情服从于在主体无意识情况下引导内省本身的那些价值观。如果说小说家和哲学家能够卓有成效地使用内省，那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同某些世界观——其中评价起着中心作用——相联系。但问题如果是寻求机制本身，那么内省就不够用了。这既是因为内省改变所要观察的现象，又因为内省从一开始就被这些现象所改变。
过去，直接的补救办法（暂且不谈一般方法的种种技巧）有三种。第一个办法自然是通过主体之间的比较，同时把研究限制在有明确范围的问题之上，使内省本身非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主体提出的问题就构成这种“引起的内省”的渠道并使系统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一方法曾提供某些积极成果，例如，在作为行为的判断和精神图像这一双重性质方面。但它尤其显示了内省的界限，由此产生了比奈的“思维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这句醒悟了的风趣话。
第二个办法是排除内省只研究行为。这个办法很有用，因为它为行为心理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其成果远比人们所敢于期望的要丰硕。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办法过于局限，这是出于以下两个补充原因。一是除非同斯金纳一道认为人体是一只“黑箱”，人们仅仅描述其inputs（输入）与outputs（输出），无须寻求解释，否则人们总是暗中不断地求助于内省的材料：托尔曼颇有道理指出的、在一切学习中起作用的“期望”，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内省经验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无法理解的因素，二是取消问题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同时，无视意识的心理学就放弃了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正因为是事实而都有其重要性，而且它们的“主体性”并不妨碍行为主义者不断地暗中使用它们，即使他们不愿在其研究的对象中看到它们。
与之相反，第三个解决办法对人文科学的一般认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一方面注意到内省是带有欺骗性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则询问为什么，并研究意识对认识的歪曲，因为这些歪曲构成许多现象中的一些现象，并在人们能够希望从中抽取规律与解释性因素的范围内也同样值得注意。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在一定限度内类似于物理学家的相对化做法：当物理学家看到我们在运动学范围内采用的时间尺度不能推广到其他范围时，他不是把这一尺度抛弃掉而是相反将它置于共变体系之中，这样就赋于它以有限的意义（因为错误仅仅在于认为它是普遍性的）。内省的情况自然更为复杂，因为除了非中心化协调的可变程度与不足所引起的系统的和普遍的错误（例如，只意识到运算的结果，觉察不到运算是建构过程——过去希腊人的数学思想就是如此）之外，还有来自多种多样自我中心观点的个人错误。但是，个人错误也遵从一些规律，把这些规律揭示出来一定很有趣味，甚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情感领域内，精神分析运动的伟大功绩（即使在学说的细节方面没有被每个人所遵循）就在于没有无视意识，而且还想方设法将精神分析运动置于一个超越意识的动力体系之中，这体系同时解释对意识的歪曲和作为意识特征的有限的然而是基本的活动（例如，净化是补救因无意识而产生的偏差的方法，也是对有意识的调节的召唤）。
在认知方面，与单一行为心理学相对立的“行为”心理学重新把意识置于功能的角度。这就说明了“行为”心理学的适应作用以及它的不足之处与错误。例如，克拉帕雷德把意识向有真实或可能的不适应的行动区域集中的过程称为“觉悟规律”，他无视那些无需控制而自己运转的机制。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意识从四周回升到中心过程（请比较：对运算结果的意识先于对其建构能力的意识），而不是象朴素的内省所认为的那样，意识以内心生活为中心，由此向四周扩散。行为心理学还把对时间的意识重新置于行动的运动调节的背景之中，说明了在对时间体验的简单直觉中一直没有得到解释的对时间的错觉等等。总而言之，在许多领域内，只要歪曲自成一个问题，只要把需要解释的事实放置在非中心化的角度，亦即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的，把主体心理学家与他作为客体研究的主体人分开（还要探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歪曲方面和效力方面看来都同样神秘的意识事实就能得到解释。
C．社会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较心理学更为严重。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虽然类似于主体心理学家但却外在于主体心理学家的主体个人，而且还是一个集体的“我们”，这个“我们”，因为主体社会学家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其他相似的或敌对的集体）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更加难于客观地达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本人不断地被其研究的对象所改变，而且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被改变，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和社会连续发展的产品。这个观点根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确切的事例。比如帕尔多的巨著《普通社会学》中夹杂着许多政治意见，这些意见他不无天真地认为是他的科学客观性的明证，其实是出自反对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父亲的后天形成的态度：这就同时表明了研究社会学避开思想意识影响的困难程度，以及从弗洛伊德和同某些其中冲突同时涉及意识及感情问题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意义上的各代人之间的对立。
反过来说，社会学家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实。这不是因为他象心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这些实验把主体置于对主体来说是新的位置，从而部分地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人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进行实验。但是，恰恰就在社会学企图把握社会这一整体而不局限于对个别关系作微观社会学分析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情况）只能在有关理论的或实用的、形而上社会学的或有关事实本身的概念方面获得解决。而这些概念意味着与实在的某种分离，尤其是某种来自研究者的积极构造。就这样，研究者的积极构造绘事实加上了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接触事实之际被设想出来的或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但其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忠实地联系实在的各个关节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现实或无意的选择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变化不定的。此外我们应该提出——这是为了证明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远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这种对实在的积极构造是一切实验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实验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经验有多么精确，没有逻辑－数学框架就无法释读经验；而且框架越丰富，释读就越客观。比如，查看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这一简单行动，除了与主体无关的水银水平在管内移动（尽管主体选择了这种现象作为标志，尽管他制造了温度表）之外，还必须有整个测量系统作为前提，其中包括逻辑的类、顺序、数目、空间连续体的分划、移动群、单位的选择等等。但是主体用来丰富客体的框架，并不使客体变形，却反而能借助这样建立起来的函数关系，分离出所要达到的客观过程。可是说到社会整体，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一整体是不可感知的，因此，为了阐明它和分析它而对变项或指数的选择就依赖于主体社会学家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要远比物理学的测量复杂，因而在客观化能力或产生歪曲或错误的可能方面也就更加不确定。
事实上，可能的对整体的构造有三大类型（请看第三章第五节）和许多亚变型。这在一切领域内都是如此。这就一下子显示了无意识决定的因素以及对现实起到客观化或歪曲作用的同化因素。应该说由于这些因素，社会学家对于事实的观察总是在改变事实。他或者加以丰富而不篡改，因此应用的仅仅是概括客观联系并使之在观念上能被理解的种种框架，或者使事实偏向一些漏掉主要内容的图式或多少系统地歪曲主要内容的图式。这三大类型是相加组成型或原子组成型（社会被设想为已经具有所要解释的特征的个人的总和）、显露型（社会总体产生出新的特性并把它们强加给个人）和关系总体型（从一开始就改变着个人同时还能解释整体变化的相互关系系统）。然而，按照所有选择的模式类型，而且是根据一般的理论理由而不仅是根据在社会群体中所受到的个人主义的或**的教育等等而选择（无意的或有意的）的模型，所搜集的事实必然会从它们被选择的时刻起，以及对它们从确证到解释的全部构造过程中，都被改变。所以，在塔尔德认为是模仿开始的地方，杜尔克海姆看到的是形成性强制，帕尔多看到的是遗传本能的表现，等等；在唯心主义者认为是散布在群体中的“学说”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深刻的冲突，而学说只不过是冲突的象征性反映和意识补偿，等等。
但是显而易见，如同内省错觉提出了一个令心理学感兴趣的事实问题，培养出社会学家的社会对社会学家思想的改变，以及试图构造社会材料的社会学家以他的思想对社会材料的改变，也构成使社会学本身感到兴趣——因为它能加以研究——的社会事实。虽说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比心理学的更为复杂，可是它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通过何种智力的非中心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D．经济科学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要证实这一点，只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强调古典经济学是同社会阶级相联系的一种意识的反映就可以了。结果是，一条经济规律不管对所考察的事实来说有多么精确，人们总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规律从属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结构，而这结构，经济学家又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他是在其中培养成长的，同时又是他通过非中心化程度不足的模式予以设想的话，那么这一规律究竟有多少普遍性呢？当布鲁德尔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各种结构和各种条件，而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条件”，在于“社会结构和条件”，直至“文明”时，他就说明了计算资料和统计资料虽然在经济学中比在社会学中要易于收集，但对经验的客观释读以及解释的认识论问题就其原则而论在前者和后者中仍然是同样复杂的。
相反，人种学显示的一个极大优点是研究观察者并非其中一员的那些社会。但是，问题依然是要确定，观察者面对外在于他的资料，给资料引进哪些为其构造所需的观念工具。即使人们对弗拉来尔、列维－布律尔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过去和智力习惯一无所知，人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通过研究他们对神话的议论和他们对其研究主题的思考方式来加以重新构造。这时的问题是：弗拉采尔所引用的观念联合规律、列维－布律尔的逻辑相对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更接近这些学者的思想呢，还是更接近这些研究者的思想。但是，人们一眼就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比其他两种主张更适合于事实（而且这与可能保留有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前逻辑”主要内容的建构主义没有任何矛盾之外，只要人们忘掉技术，不再谈论根本的异质、总的“精神状态”……），丝毫不是因为它局限于复写观察资料，而是相反，因为它使事实同具有事实的轮廓、不歪曲事实而使事实能按照解释的一般方式得到理解的那些代数－逻辑体系融成一体。
在语言学方面，所观察的事实对观察者的改变更要少一些，因为语言学家由于职业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学者。他并不把一切都还原成他的语言，同时他对所研究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都同样感兴趣。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丝毫不意味着理论是与所要解释的事实相符的复制品。因为，语言结构主义越向前发展，它就越走上通过逻辑－数学结构使材料得到丰富的抽象模式道路。最后，人口学是我们各学科中在主客体关系方面最少产生人文科学所特有的问题的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较易于定量的资料，所以它遇到的这些既造成人文科学困难、又成为人文科学特有财富的循环或辨证情况也最少。
以上简略提出的种种困难可能看起来是无法克服的。但是当人们比较一下科学心理学的创始阶段——一门其中困难格外显著、格外严重的学科，和它现在的状况——一门逢勃发展的学科时，人们就可以完全放心，并设问人们究竟用了什么隐秘方法达到了虽说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些困难、但却揭去了它们的神秘面纱这一步呢？
E．这些方法在原则上是比较简单的。但事实上由于实验的困难而较为复杂。一种认识方式的主体被他研究的客体所改变并反过来改变客体，这样一种情况，构成典型的辩证相互作用。可是，研究辩证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而它们恰恰也是人们通常以辨证的字眼来描述的那两种。这就是一方面，按照相互作用的发展本身，换言之，把相互作用置于历史的或发生的角度来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是以不平衡和重新平衡，或者说以自动调节和因果相互作用循环这种办法来加以分析。
例如，在心理学方面，在解释甚或描述性地分析有关成人的行为或意识的种种事实时，最有效的分解方法就是描述这些行为从童年时代起的发生情况。这样做有两个道理。第一，只有对反应体系的形式加以研究才能提供原因性的解释，因为这样一个结构只有在人们了解到它是如何构成时才能被理解。甚至是那些动力为同步的调节也还需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建立的。这里还是一样，对发展的研究成为解释性的。第二，只要一个被认为属于成人个体的结构有可能被揣想为属于观察者的成分多于属于被观察对象的成分时，对结构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就能提供一整套人们难以任意使之符合主观理论要求的客观参照材料。换句话说，如果被怀疑的结构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那就不可能在主体以前各阶段中发现其逐渐形成的痕迹，而如果能一步一步地追寻其形成过程，那就再没有理由怀疑它的最后结果的客观存在。
为了确定所假设的、在主体头脑中工作的结构，确实在他头脑中起着这一作用而不是仅仅属于观察者的观念化作用，另一方法是研究结构在这一主体的行为或思想的平衡中所产生的效果。例如，人们认为能够在七、八岁儿童的智力中分辩出由连续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系列化结构A＜B＜C……然而，逻辑把这些系列化结构看作是非对称关系、关联关系和传递关系的顺序排列。这时，只要检查一下那些能进行系列化的主体是否也变得能从X＜Y和Y＜Z（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这两个事实）中得出X＜Z（没有一起看到X和Z）的结论就可以了。这就是人们所观察到的，而以前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在几乎不可能进行的社会学领域内，历史方法或社会发生法在引导观察者了解自己受何种社会潮流的影响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至于当前的危机或冲突，观察者既是评判员又是参与者，他可以通过对社会因果形式的详细分析得到某种非中心化。当然这种非中心化总是多少有限制的。它向观察者说明他倾向于认为是单向的因果联系何以总是构成带有反作用的环形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种分析就不可能不看到社会领域或个人行为都至少有两个方面：实际行为方面和并非总与实际行为完全相符的觉悟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因果研究可以达到的下层结构方面和社会的个人用以说明和向自己解释自己的社会操行的概念体系或意识体系方面。正是由于各社会学家事实上都共有的这些研究和区分，他们才达到了具体的非中心化。尽管这种非中心化提供了分解观察者的图式与被观察的事实的一般方法，但仍然永远是不完全的和需要修正的，原因是这些图式本身是受意识的影响的。由此，某些社会学家作出结论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客观性在社会学中是达不到的，只有把研究同观察者的介入和一定的实践结合起来时，社会学的认识才有进步的可能。但是，想要系统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愿望本身在这方面就构成区别主体与研究的客体的一种工具，因为即使在物理学中，客观性亦不在于自己与现象无关或外在于现象，而是通过作用于客体激起现象，因为“可观察之物”从来就只是实验行为与实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区别自然还是存在的，因为在物理学中，这些可观察之物比在逻辑－数学结构中更易于测量和调配，而社会行为则要密实得多。然而，在社会学中区分了那些可度量的联系和那些因为只能被理论思维所达到而被某些人称之为“形而上社会学”的整个区域之后，人们就可以希望把这两个区域之间总是移动的界线逐渐向后推移。
经济学也有同样的问题。但由于经济学使用度量比较方便，数学（或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也更为深入，所以问题就限于调整理论模式与实验模式（最广义的）了。这就把我们引到了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四、实验方法与事实材料的分析
上文概述的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认识论难题自然集中在方法论问题周围，因为我们此处讨论的学科所特有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最为明显的结果，就是使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变得格外困难。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观察者自身的个人行为，它的实验原则上既不比生物学的复杂也不比其简单。主要的区别在于人们无权把人置于任何实验之中，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动物也是无法代替人的，如生物学所经常做的那样。相反，只要一涉及集体现象，如在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和人口学中，狭义的实验，即任意变化因素来改变现象，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应用事实变化加以函项分析（逻辑或数学意义上的）的系统观察来代替。
A．但是在进入这些不同情况的细节之前，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实验的这些特殊困难并非人文科学所特有，也并非都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是观察者本人是或可能是其中一员的集体的缘故。困难首先是一般性的。它来自观察的对象处于高于个体行为的等级时人们无法随意地作用于这些对象。然而这一与现象等级有关的障碍并不限于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如天文学，尤其是在还属于历史学科的宇宙学与地质学中就已经观察到了。
天文学的情况饶有趣味，这是从两方面说的。首先，它表明无须在考察的这一等级进行直接实验，而是当测定又多又准确时，通过理论图式与所作出的测定的汇合，就有可能达到极高的精确度。牛顿的天体力学除了有关水星近日点的一点微小差距外（属于多少分之一秒），就是这样达到了推算与测量数据的非常出奇的相符一致的。这样的汇合可以把测定同理论在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之前所得出的新结果进行对照，组织相当的实验：这就是人们可以称为米歇尔松与莫尔莱“实验”的情况。他们根据观察者和光源的移动来测量光速。由于测量表明移动不发生影响，于是就只得在下面三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种：怀疑测定，可是测定在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证实；放弃相对性的一般原则，可是这个自伽利略以来已被合理地排斥掉了；或者相对于速度来理解空间和时间，这是相对论力学所选择的道路（同时它在水星近日点的计算方面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近似值）。
由此可见，在可能预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观察允许在精确地交替出现的分枝中选择时，推算与测量的相符一致事实上就等于实验。但是还有一条永远对实验开放的间接道路，即从有关某些现象——其等级使要素的分解成为不可能——的一般理论中有时可以得出处于实验者的行动这一等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控制实验；这就是自牛顿力学以来，在其运用于实验室测量（重力等）这一等级和相对论在某些同样可以检验的结果方面（居易和拉芳希关于质量与能量关系等的实验）所发生的情况。
应该指出，天文学的这些成果尽管在更高等级上不可能进行实验，却给一些学科如经济计量学甚至社会学带来了一些希望，只要测量能够相当精确并且能同理论图式进行足够的比较的话。但是，在测量的困难之外，最为困难的是社会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历史的演变，而这种历时性过程既不允许实验，甚至也不允许作出纯粹演绎性的图式。不过，这种情况仍然不是人文科学所独有，因为例如地质学也是如此，它既不能进行实验，也不允许作严格的演绎推理。
然而，一旦确定了供必需的年份测定之用的地层（依据矿物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而建立的地层学），地质学就能借助地层制定一系列纯粹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构造地质学关于上冲层（泰尔米埃）、大陆移动（魏格纳）和阿尔卑斯山脉分期形式（阿尔冈）的一般理论。但是，尽管这些地质学规律是以历史延续的规律性为依据，它们也是同某些结构规律相符合的。例如，数学家瓦弗尔曾就流动板块旋转所产生的效果作出方程式，而这一结构分析为魏格纳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等等。
至于有些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进程，但部分地也用当前的实验来说明，如生物进化论与遗传学的关系，它们的情况在原则上自然要好得多，因为它们同时既享有实验数据，尽管是非常局部性的，又享有数学图式（数学遗传学已经对建立淘汰与复合的模式作出很大贡献）。但是，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无法在大范围内对变化进行实验使得这些学科的处境与社会科学的不相上下。因此。归根结底，人们不能把人文科学看作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贯的劣势地位。
B．尽管如此，实验方法问题，测量问题以及实验数据与理论图式之间的对照问题仍然是人文科学的相当特殊的难题。这些难题倒并非完全像以上所说的来自实验本身的限制，因为同样的问题由于等级范围和历史进程的原因也存在于某些自然科学之中。原则上，正象我们强调的那样，严格的实验可以用充分分析观察的结果和测定数据来代替。最严重的问题倒是测量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包含观察的事实本身的精确程度问题。在这一点上，人文科学遇到的障碍同生物学的某些学科所遇到的障碍颇为相似。
从原则上讲，测量就是把数应用于所要评价的不连续的或连续的材料。而人们之所以求助于数，并非因为数学的威望或某种认为数量高于一切的偏见，因为数量只不过是质与质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已，而且也不可能把任何一种结构甚至纯逻辑结构的质与量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数的工具价值来自数构成一个远比组成它的那些逻辑性结构要丰富得多的结构，即类的包含。它一方面统治着分类体系和顺序，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系列的特征。因此，数作为包含与顺序的综合体，具有丰富性和灵活性，这两种特性使得它的结构对于一切有关比较的问题，亦即一致与同构的问题格外有用，由此产生度量的必要性。
不过，度量和数的应用都必需以建立“单位”为前提，也就是要有为求同而可能忽视异质的那种对要素的考虑。在单位制度未能建立之前，结构分析只能朝套入体系或顺序体系这两个互相补充的方向进行，所得到的多少是不完全的代用物或测量的或大或小的近似值。但要作任何准确的测量就无能为力了。的确，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领域的准确测量只是从建立单位制度——确定单位的固有性质以及从一个单位过渡到另一个单位的关系——之时起才开始的。
综上所述，人文科学的主要困难，同时也是一切涉及总体结构而非孤立的个别过程的生命科学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缺乏计量单位。这或许因为还无法把单位建立起来，或许因为相应的结构尽管极可能是逻辑－数学性的（代数的、序数的、拓扑学的、概率的等等），但却不呈现纯数字的特性。
（a）人文科学中唯一不遇到这一基本困难的学科是人口学。人口学的计量是由具有这种或那种特性的个人的数字来提拱的。但是，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应用的方法——统计方法——可以比较简单（尽管某些增长问题带有复杂性），这些方法也就不能搬用到其他人文学科的领域里去。因此，尽管人口学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关系重大，它的研究领域仍是相对封闭的，但却兴旺发达。不能进行实验（指狭义的因素分解）为测量的相对精确以及种种有关变元和各种可计算的函数关系的统计方法的成功所补偿。
（b）从某些方面看，科学心理学正好与人口学的情况相反，这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的：心理学在实验方面比较容易，但在形成过程或功能运转过程方面，却几乎完全缺乏计量单位。正如以上所说的，心理学的实验与生物学的实验属于同一类型，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一般生命面貌之一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相对来说可以使其他因素多少不起作用而使一个或一组因素变化，但无论在心理学还是人口学中，困难仍然是保持“所有东西都一样”，因为机体和行为一样构成一个功能性整体，其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依存。至于人类的行为，由于伦理的和技术的原因，因素分解并不总是可能的，但病理状态却经常向实验者提供了那些禁止实验的东西。例如，失语症或聋哑症实际上就实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分解等等。另外，虽说人不如动物那样易于操纵，但人具有一般都能口头描述他的部分反应的巨大优点。至于心理学的历史或历时方面，虽然从精神观点来看，几乎不存有人类古生物学和史前的资料（除非像勒鲁瓦·古尔汉那样通过技术设法重新构造智力），个体发展心理学却能利用对各级年龄的实验并因此构成我们认识各种形成机制的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然而，心理学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计量单位。当然，测验法和多种多样的“心理物理”方法能提供无数的所谓测量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只侧重于行为的当前可测量的方面，也就是说，侧重于反应的结果，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侧重于“性能”。但是，就以这些结果而言，还谈不上是计量单位：譬如说，如果一个人记住了十五个词中的八个，在记忆力的测验中，记住了空间轨道六个区中的四个，那么人们既不知道这些词或这些区彼此是否相同，也不知道如何把词的记忆和轨道的记忆来相比。批外，尤其重要的是，对结果的测量还不能告诉我们所观察的反应的内部机制，而要测量的正是这些内部机制。当然，人们通过二次方的相关能作出所谓“因素”的分析，但对这样发现的“因素”，人们既不知其性质，也不了解其活动方式。事实上它们仍然完全与所采用的测验有关，与结果或性能有关，而不直接属于形成机制。总之，心理学的测量方法提供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对细节的比较并从各种智力运算的结果这个观点来说都是有用的，但它们达不到智力运算本身，因为缺乏能够由果溯因的任何单位制。
尽管如此，情况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甚至也不是令人忧虑的，因为数字或测量结构丝毫不是逻辑－数学结构的全部。同时，虽说数字的使用比较来看极为方便，但在数字的对应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同形的东西。因此建立单位制的困难可能来自生物性或精神性（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总体的结构本身，这些总体倒是更多属于拓扑学或质量代数学，而不属于数字的“群”，“环”或“集合”。哲学家常常就心理学对度量的这些抵制进行思辨。谨慎一些的心理学家则首先拒绝相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问题解决之前，他们使用分列在由多种概率论模式和多种代数逻辑模式、当然还有控制论模式构成的两极之间的，更大更灵活的逻辑－数学结构和工具。正是这样，在智力领域里，质量代数结构可以描述运算本身的运转，而不仅是唯一可以度量（目前来讲）的运算的产品或结果。此外，人们还可以分析这些运算结构，把它们当作属于控制论模式（包括决策论或博奕论的模式）先前发生的多种调节完全达到平衡后的形式来分析。至少在目前，在一切有关发展的问题中，凡是严格的度量不能成功的地方仍然有可能应用等级顺序排列（如古特曼等级表）。萨泼斯曾描述了一整套从名称分类到数字等级之间的等级。尤其是，当一个值与下一个值的间距不能还原为单位的组合（彼此相等），但已经能被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它可以说是“超顺序”等级。
借助这些不同的模式，心理学尽管还没有控制度量的问题，即全部化为数字和单位制的问题，但却已具有许多统计数据和质量逻辑－数学结构，它们在许多情况下足以对现象作出某种预见（例如在知觉和智力领域里），尤其是某种解释（请阅后面第7节）。
（c）经济科学差不多处于人口学和心理学所构成的两个极端状况的中途。这就是说，它的度量要比心理学容易，但实验却比心理学困难，其困难程度与人口学的不相上下，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或私人对经济的种种操纵相当于实验（做得比较好或很糟糕的实验）。
度量在经济学中要比在心理学中容易做到，因为经济领域里的价值交换同标志着伦理性的、政治性的或一般情感性的社会关系的质的交换相反，其本质就在于被量化。例如，有两个大学生很乐意或很高兴彼此自由看望，一个谈数学，另一个谈语言学，我们就不能说这是经济交换。但如果他们商定将这种交换定期化，规定每次用一个小时谈数学，一个小时谈语言学，那么这种交换就变成经济交换了，尽管交换的内容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这一交换还含有计量（此处是时间的计量，因缺少对提供的信息或主意的计量）。价格、货币等等就是这样构成并不仅仅是顺序的或“内涵的”，而且还是外延的或度量的量化整体。因此在经济科学领域内很容易找到各种真正的度量机会，并使其具有与各分领域相应的专门度量单位（如在社会-经济形成比较中的人均产品）。但是，我们距离一个象物理学那样各单位之间可以取得等值的完整的单位制还遥远得很。
相反，在经济学中，狭义的实验，即分解要素和系统地变化要素是无法进行的。人们给经济学实验下的定义是：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讲，实验是为了引起或收集可观察的结果而对特定现实施加的直接行动或间接行动（索拉利）。实际上，如此设想的实验首先就是在一大套抽象概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观察，而这些抽象概念本身受到新选择的作为假设的理论模式的启示。因此，实验就是理论模式与实验图式的结合，事实上也就是指引观察与应采取的度量的一种图式。它构成经济计量学的基本方法论。在这种推理与实验的相互作用中，在这种方法论抽象的作用中，人们立即看到了一切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普遍特性。
然而，由于缺少狭义的实验以及总是存在着同时性和历时性要素的超乎寻常的复杂性，经济学所特有的困难在于如何使理论模式与实验图式相配合，后者有可能过于概括，分化不足，以致无法从分析中作出决策。的确，一个理论模式如果达不到实际上可检验的具体解释时，只不过是一个逻辑图式；反过来说，一大堆可观察之物没有相当深入的结构时，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
可是，经济学运用的理论模式越来越精细了。数理逻辑、机械和随机模式、博奕理论、运算方法（带有线性和非线性程序）、控制论模式等等都相继被使用，必要时还和历史分析、制度参数分析相配合。但是另一方面，要把这一切方法应用于实验数据，经常遇到的困难是无法划分观察的范围和确定适当的抽象程度，因为除了一般规律和虽非一般但却适用于一个以上经济组织的规律之外，还有一个经济组织独有的规律，这样就不断地提出了按价值等级而定的类型学问题。
（d）语言学提供了一门其中几乎无法进行实验（实验语音学与心理语言学除外），但对可观察材料的系统分析又足以构成严格方法——其严格程度堪称其他人文科学的典范——的学科的一个极好范例。尽管如此，在这一领域同在心理学中一样，除了可以称之为局部的单位，即在一个限定情况内部任意选择的单位之外，无法制定计量单位制度。
语言学中对规则性的研究（为了不引起与物理学规律的混同，语言学家越来越不谈“规律”了）主要集中在逻辑因子，尤其是蕴涵的模式之上。我们知道，X蕴涵Y这句话意味着：一、每当给出X时就会观察到Y；二、可以观察到Y，而没有X，以及既无X也无Y，但绝不会有X时而没有Y。例如在音位学中，音素P和b都是爆破音，但却只有b要运用声带，这一情况就使得能预测它们的共同机制和它们的对立的规则性。
但从这样的逻辑形式和质量形式的规则性出发，人们自然能够进入到两个既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向中去：一个方向是有关语言机制的外部结果的统计规则性，另一个是对机制为其表现的内部结构的分析。作为第一个倾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齐普夫“规律”，它阐明了动词分类中种与属之间多少带有规则性的关系。这些确认的或然性于是提出了一个从语言所指的对象或语言主体或二者兼而有之出发去解释它们的问题。在历史性领域里（及其与同时性平衡的联系），马蒂内曾设法以表达性的需要与源于心理的或或然的节省原因这二者的调和来阐述音位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信息论中熵的作用，最近瓦诺夫还把它运用到了语言学。
作为第二个倾向的例子，应当推举各种语言结构主义的论述，其宗旨之一，如乔姆斯基的论述，就在于达到可能规则的变化本身的规则性，但有关解释模式的问题仍然开放着，人们正沿着控制论结构这个方向研究这些模式（如索姆让等人）。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一门人文科学在缺乏几乎所有的实验手段又不能使用一般性的计量单位的情况下，如何既达到了历时性的延续，又达到了同时性的调节，并终于为自己建立了相当精确的方法论，得以不停地而且经常是典范性地向前迈进。
（e）社会学和人种学在人文科学中也许占据着最为困难的位置，这是从三方面说的：一是不可能进行实验，二是由于缺少通用单位而对度量的抵制，三是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现象都取决于制约人类生命与行为的全部因素（同界限比较明确的部门如语言学的对象正好相反）。再拿A节中所谈到的与自然科学的比较来说，社会学跟天文学一样，都缺少实验，但社会学却享受不到同数学推理相汇合的度量；它又同地质学一样，也是非推理的历时的与质的因素占统治地位，但它却不具备足够用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
尽管如此，在方法上仍有五条途径对这一如此困难的情况开放着。第一条途径自然是加细对变化和函数依存的数学分析。在这方面最近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多样化分析，这种分析能超越因果方面的相互关系。“哥伦比亚学派”就是这样提供了许多有关公众舆论的论述（尤其请参阅拉扎弗尔德有关“两步流动”的论述，它们阐明利益因素，被动性因素或可塑性因素，操纵舆论的有关机制等等）。
第二条途径是在可观察之物的背后寻求作为变化系统的“结构”的作用，其动态平衡是可以作定性数学（普通代数）分析的。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他力求用因果的、蕴涵的解释来超越作为可观察之物之间函数依存关系的因果关系，而这些解释是以隐蔽的总体系来说明可观察之物的。
第三条途径主要以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派为代表，方法是协调结构主义分析与历时分析，通过结构与发生的结合来进行解释。这种历史－结构主义倾向与人种学研究联系起来时（还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几乎到处出现的、又一次对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形式所表现出的兴趣），其性质自然有利于西方观察者的“非中心化”。
第四条方法论途径（在我们对天文学的简略思考中人们已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是在低等级上研究高等级上的重大现象的影响或相应的东西。微观社会学就以此为己任，并在有关小群体的活力实验方面以及初级社会行为的分析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果。但微观社会学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等级的衔接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永远是亚系统之间或亚系统与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最初得到的答案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步骤地努力建立一些抽象模式（用逻辑－数学符号论的语言，但有时也可以用模拟法）。第二种又等于是在社会关系或社会行动的细节中把结构主义与功能分析结合起来。帕森斯的普通社会学——他自己称之为“结构－功能”社会学——就是如此。他不仅研究社会的总平衡形式，而且还通过对基本的“社会行为”（价值等等）的分析来研究各等级间的衔接。古德纳或布劳的“新功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研究“相互性”和交换，从中寻找使个人人际关系变成阶层本身的那些亚系统的协调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