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位高，湖水丰盈的海淀，现在却有干湖之虑。而在“高地”上开挖出来的这个北京最年轻的湖泊，最让人担心的依旧是水源问题——据说现在用的是净化后再利用的中水，这自然是好，100元的门票可以维持，但从长远看呢？
从环境和生态方面，北京闻名世界的，大抵是沙尘暴、大气污染和严重缺水——都与水有关。
环京津地区缺草少树，还有蒙古高原的沙碛与荒漠化扩展，导致沙尘暴频发。冬季，北方落雪降水多少，决定了春天沙尘暴频次与强度。入夏，草长地绿，沙起尘扬的日子就少了。——尽管奥运会期间，有几个外国运动员，戴着拉碾毛驴式的黑口罩，下飞机后招摇地走过海关，以吸引聚集在候机厅里的媒体记者的注意。——但黑口罩总得摘下，嘴脸总要露出。说实在，北京空气经过几年治理，工业和民用煤烟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提高，况且还有汽车按牌照尾号分单双号上路，空气质量好转确是事实。
北京灰蒙蒙的天空，虽说与污染、汽车尾气、扬尘有关，但其显现多半还是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阴霾天气。不好治的是空气中的扬尘，总有一些时日，地燥风劲，黄尘弥天。
有些话题二十年前媒体与有关人士热议过，比如缺水和迁都。但现在不再谈迁都，说得最多的，恐怕已是“南水北调”了。
保北京供水，是修建这一工程最重要的理由。然而，为北京供水只是规划调水量中很小一部分，即不足规划年调水量的十分之一。要让生活在汉江上的船夫，居住在秦岭大巴山中的人民，牺牲发展工业的机会，保证北京供水的安全——报纸上以《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为标题，报道丹江口水库与沿线民众，为大调水工程离别家园的艰辛，读起来令人心情沉重。以保首都供水的名义搞的大工程，让北京与这些调水工程毁誉与共，其实有些冤枉。
第二部分 北京水危机的背后（3）
昆明湖、北海、什刹海和中南海，北京为数不多的湖面尚有碧波。平常拧开水龙头，并无断水之虑。——但这不能掩盖北京严重缺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国际公认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下限的一半。
一再被专家们引证，反复说到的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水资源占有量，对中国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从土地到矿产森林，哪一种资源对13亿人口来说是丰盈富足的？！
不管农村还是城市，人口十分密集，如果都照“人均”标准衡量拥有水资源，上海、广州等沿海沿江城市也是严重缺水。如果按世界平均数“配置”水量，一亿人口的广东省将在滔天洪浪之中，河南全省将变成黄泛区一般的沼泽湿地。——如果有这样的水资源供应量，你敢要么？
昆明湖与西湖：城市的另类水源地的样本
颐和园昆明湖是北京最美的地方，山色湖光，画船游艇，叠阁长廊，烟树风荷，都使人流连。
但很少有人知道，昆明湖曾是北京的水源地，是一座人工修建的“水库”——不在高峡横断云雨，不建高坝阻拦河水，而是察源就势，砌堰修堤，蓄水引流。水利设施达到了人、水、地和谐，自然风景与人工园林相映。
历史上昆明湖与现今的高坝大库不甚类通，因此有研究的必要。
北京西北群山连绵，是华北和蒙古高原的第一阶梯。明清时期，北京城市水源主要来自西北的玉泉山和西山。昆明湖一带，是天然积水的低洼地。西北郊区的清水，沿长河、高梁河进入城区。长河是北京的一条重要古河道，几百年来成为北京供水的主要河流。
昆明湖原有的水面不大，湖水不深，由附近玉泉山和万寿山的诸泉汇集而成，也是通惠河的源头。
山溪、泉水的水量虽然比较稳定，但总体上偏少。玉泉山的甘泉，又专供皇室用水，在上游被大量截留，京西广种水稻，农业用水量大，与大运河相连的通惠河就显得水量不足，影响船只航运。
现在的昆明湖不是突兀地出现的。
北京西郊山水形胜，帝后和达官显贵经常出游。乾隆皇帝一心想在昆明湖一带建造一座皇家园林。即使普天下都是“王土”，作为自家财产的拥有者，有些事情也有所顾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如修建园林这类事，要消耗国库大量银两，易招大臣与百姓的非议。图虚名和讲享受的“双赢”，其实是颇难选择的——乾隆两全其美的办法是，彻底整治北京西北面的水系，挖深和扩大昆明湖，作为蓄水库，调节水量，为京城供水。同时在边上修建园林，既保养水源，又成为休闲游乐的好地方。
昆明湖处于玉泉山和万寿山脚，地势西高东低，像一只放斜了的大盆，因而蓄水很浅。盛世时光的滋养浸润，即使像皇帝这样的独裁者，也得有点“科学和民主”精神。“皇家工程”实施前，乾隆皇帝请了一些学养丰富的官员专家调查论证，作规划设计。他们的主要方法是，把“水盆”端平挖深，即疏浚昆明湖，使水面扩大三分之二，蓄水量增加数倍。用挖出来的泥土，把湖东岸填高，筑起约2米高的堤坝，使湖东的海拔高程由48米升到50余米。多余的泥土，加高万寿山，增加景观。
湖东堤建成拦水坝后，水面大大高出堤外的稻田，可自流灌溉。同时，在湖堤东北修建了一座水闸，叫二龙闸，有专人看管。根据湖面高度和来水情况，调节昆明湖的蓄水量。
第二部分 北京水危机的背后（4）
清风湖水，游人如织。在水和人之间，仿佛只有时间。昆明湖历史上曾有的功能，人们已经记不清了，但我们有必要重提。作为一座平原水库，昆明湖兼有蓄泄西山洪水、保护北京城不受洪水威胁的基本功能；并利用湖床高水位的地形，修挖昆明湖和东北清河之间的水渠。如遇暴雨天气，来水量大，昆明湖可开启闸门，向清河泄洪。这样，洪水可通过清河绕过北京城区，直接流入北运河、海河，泄洪入海。
写这一节的时候，我再次去了颐和园和昆明湖。暮春四月，莺飞草长，杂花生树。我在长堤上徘徊沉思，登上了万寿山，望流云疾驶。从高处俯瞰这个明镜似的湖泊，眼前豁然开朗。我想，中国古代，即使科技落后，这样多功能的城市水库或者水利工程也应该不止一处。
与北京昆明湖相仿，兼有城市供水、灌溉、济运、水产和风景游览等综合效益的城市水库，杭州西湖应该算一个，而且历史更为悠久，至今生机勃勃，让人徘徊流连。
——用不着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白堤和苏堤，已经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工程和民心工程，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时间如流水，白居易和苏东坡们已经足够幸运——这已与政府官员、专家、诗人或者文人无关了。
杭州西湖，又名钱塘湖，原是古海湾淤积形成的泻湖。
杭州城建在杭州湾北面淤积而成的陆地上，地下水味咸苦，不宜饮用。若遇钱塘江高潮位，雨水排不出去，杭州城内积水成灾，有的街巷院落水深及膝。
唐代宗（公元763—779年）时，刺史李泌在杭州城内开挖六井，引西湖淡水入井，供居民饮用，这些水井大概是蓄水池。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刺史白居易主持修湖筑堤，建水闸，修渠道、管道和溢洪道，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完善了供水和防洪工程，形成了人工水库。以江南运河为灌溉干渠，与下游一些湖泊水闸联合使用，灌溉钱塘（今杭州市）、盐官（今海宁县）一带土地千余顷，并制定了严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五代和北宋，杭州太守们对西湖进行了多次整治，其中以苏轼主持的治理最为著名。这次治理，扩大了西湖综合利用的效益，改善了对运河的供水。除西湖水源外，还利用沉沙的办法处理钱塘江水作为运河的补充水源。水上交通发达，苏轼经常乘船去衙门办公。
南宋时期，杭州成为都城。城区人口已超过50万，居民用水仍取于西湖，有专门沉沙与净化水的设施。当时城内河渠，既作为运河的输水线路，又是京杭运河向城内的延伸。元代以后，西湖多次修治，其中以明代杨孟瑛主持的一次成效最为显著。
由于泥沙淤积，陆地继续向大海推进，杭州城的地下水质逐渐淡化，西湖向城内供水作用逐渐减小。20世纪80年代，引钱塘江水作为西湖和城内河道水源，湖面又有所扩大。
西湖秀丽的风光、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使杭州成为举世闻名的风景旅游胜地。
第二部分 北京原来有多少水可用？（1）
年复一年，供水危机正威胁着北京。北京时常遭受着干渴的煎熬。
北京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中国40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
水资源与降雨有关，也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也许本不应该如此。北京处于暖温带的北缘，年降水600—700毫米。我翻阅好多资料，北京现在的年降水也成了说不清楚的事情。数字的差异不小，但总体上气象部门统计的略多一些，水利部门的数据要少一些。——1949—1964年，16年平均年降水达762.6毫米。此后便有所减少——真是匪夷所思，似乎气候上的“好时光”也属于从前了。
但北京多年来平均降水600毫米以上，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降水折合成水资源量，约为100亿立方米，是现在北京年需水量的两倍还多。若再加上发源于山西、河北、内蒙古高原的永定河、潮白河等诸条大河的来水，北京也可算得上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了——可惜，这种算法不科学，大部分降水，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细雨霏霏，都蒸发散失了，能够形成径流，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的还不到一半。
于是，北京的水资源就紧巴巴的——幸亏有几条大河的流入，河水常年长流，映带在京城的前后左右。
古代城址的选择，讲究风水，什么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几条河流也都有了属性。历史上，永定河夏秋汛期，水涨河宽，需要船只摆渡；冬春枯水时节，才能搭建浮桥，过河十分不便。直到1192年春天“卢沟石桥成”，才结束大河阻隔、路途不畅的历史。
永定河北京以上的流域面积很大，达4.3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全省的面积，这就保证了足够的流量。过去永定河叫无定河，与陕北的那条河流同名。因为来水量大，变化无定，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并在城内外形成了众多古河道。永定河是1686年康熙皇帝改名的，本意是希望它不再泛滥，也寄托了人们的愿望。主持永定河、子牙河治理工程的，是有名的大臣福建安溪人李光地。
几十年前，永定河还是有大水的。
根据水文记录，1956年永定河等几条大河流经北京的水量就达到了46.7亿立方米——几乎与北京现在全年的用水量相等。因此，有这些“客水”补充，北京自然就不差水了。
洪水和灾难都过去了。过去的还有水的滋润和千古月色映照的波光与喧哗——现在，几千里投奔，和北京纠缠不清、不离不弃的河流，几乎每一条都常年无水。不知道这缺水的日子，还要延续多久。
城内的几个湖泊，也大多暮气沉沉，靠定期补水维持。
——河里的水都到哪里去了？
翻开地图就可知道，河流的来水都拦截在上游的水库里了。
比如永定河水，被拦蓄在长城外河北怀来县的官厅水库。这里距北京城有一百多公里——自然，北京城的小气候也因此更干燥了。即使你登上居庸关长城，也只见群山起伏，天似穹窿。碧水无情，秋水望断，更在青山之外。现在官厅水库边有一个夏季的旅游热点，叫康西草原，绿草黄沙，有蒙古包和马、骆驼，那全是塞外的风光，连北京人听起来，都有点像异域了。——真是沧桑巨变，河山易位。几十年间，百般忙碌，在中国，所有的高峡中峡低峡都出了平湖，所有的城市平原田园沼泽都失了水色！
怀来盆地是夹在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山脉的一个山间盆地。官厅水库只是把妫水和永定河间的一段变成了一个长形的湖。妫水在历史上有名，在考古上的意义，恐怕最早是西戎人巡游的水草丰美的牧地。
第二部分 北京原来有多少水可用？（2）
官厅水库大坝与北京隔着迤逦的妙峰山和东灵山。明代，口外永定河边，设一水官监测水情，职能有些像今天的水文站。因此，村民们把这一官员办公的衙门叫官厅。村沿用其名，称官厅村。
从西北方向来的永定河，曾经悄然蜿蜒，潜入八十公里长的峡谷，再出现在京城的西北，河面变宽，从城南经过。
随着官厅水库的修建，永定河常年断流无水。
而密云水库建成后，潮河和白河则处于干涸状态。
北京水厂主要依靠地下水。北京每年需水40多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即通过水库、引水渠的供水量占三分之一，地下水供水量占三分之二。地下水也是北京主要饮用水源。（全国政协专题组：《气候变化对我国北方地区淡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1999年6月）
北京的地下水很难得到地表水的补充。现在与20世纪60年代初比较，北京市地下水超采强度开采累计已达60亿立方米，目前已形成以朝阳区红庙一带为中心的20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区，其中严重超采约125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地下水含水层已疏干。地下水严重超采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地面沉降、水质超标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北京地下水位下降，西山一带已经没有出露的泉水了，昆明湖的水源也就成了问题。需要引密云水库，即潮白河的水来维系——昆明湖本为水库，调蓄洪水、保障城市供水的功能，就这么在几十年里不经预告地落幕了。
调水、调水：无限拉长的距离
调水是现在中国人听得很多的一个名词。
实施远距离跨流域调水，是中国21世纪水利工程的一大特点，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
但最后结果如何呢？还很难说。
北京的第一次跨流域调水工程，开始于1960年，是潮白河与永定河之间的调水。
华北干旱，官厅水库来水不多，城市工农业用水面临困难，政府批准修建京密引水渠，把密云水库的水引入首都城区。这项工程自水库调节池开始，通过五个县区，经过怀柔水库，绕个大弯转向西南，进入昆明湖，再向南至玉渊潭与永定河引水渠汇流。渠道全长110公里。花了近6年，1966年4月全线建成通水。规划修建时，原本还考虑可以通航游船，给北京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建成后，河面上始终无航船。
进入21世纪，北京又面临第四次供水危机。
一些专家和媒体说，北京和中国许多城市一样，靠头顶“水缸”活着，其实这话是不正确的，主要还是靠地下水。
虽然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是北京市的两大“水缸”。由于降雨量减少和上游工农业的发展，水库年均入库水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25亿立方米，锐减到80年代的10亿立方米，1999—2001年两库年均入库水量只有4.5亿立方米。因此，如果顶着水缸的话，也只是两个缺水的缸。
夏天，塞北的康西草原依然凉爽，水面辽阔——前些年报道说“沙漠逼近北京城”，也是指这周边地区有一些裸露的沙地。当旅客在那里兴致勃勃地策马巡游时，北京城内外的诸多湖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甚至中南海里的水多日不流不换，已有一些死鱼泛起了。
当代水利上的专业语言，常常让人读不懂。
比如，同一个流域，同一条河流，上游水库开闸放水，沿着原有的河道流入下游水库，也称之为“调水”，这真是匪夷所思。
第二部分 北京原来有多少水可用？（3）
列入“调水”计划，就要财政上的支持，就像血管梗阻了，需要药物和手术疏通一样。
2003年9月，为解决北京水资源供水紧张情况，海河水利委员会“精心组织”，沿线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全力支持和配合，9月26日，从山西大同册田水库开闸放水，奔腾而出的河水沿着150多公里的桑干河河道，途经张家口市阳原县、涿鹿县、宣化县直至官厅水库，共“引水”5000万立方米。原定三天进入官厅水库的河水，足足走了五天——因为沿途实在“饥渴”，河道萎缩，水流不畅。到10月7日正式闭闸。十多天里，册田水库放水5000万立方米，官厅水库入库收水总量为3300多万立方米。这次来水，对缓解北京用水紧张状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后连续4年，山西、河北省的上游水库，都曾开闸向北京“输水”，累计输水3.08亿立方米。根据规划，册田水库和山西东榆林水库，今后每年还将为首都“输水”6000万立方米到9000万立方米，以实现北京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控制着官厅水库上游流域面积一半的这两座水库，年向下游北京放水不足1亿立方米，已经成了“新闻”和调水成功的“成就”，如此这般，永定河的生命还能维持吗？
目前，北京主要水源地密云水库，蓄水量仅7.76亿立方米，可供水量为3.5亿立方米，而每年需供城市生活用水量为5亿立方米，北京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供水形势。
每一条河流都必须保持其科学合理的生态流量。任何一条建在干流上的大坝，都不能把下游的水量悉数截流，合理科学的分配需要法律的保证。你能说金沙江上水库开闸往长江中下游放水，是往长江调水吗？——还有，册田水库的死库容就达3.6亿立方米，调洪库容也不过1.6亿立方米。官厅水库的死库容又是多少？是不是需要修那么大的几乎永远装不满的水库？那些峡谷和盆地里是不是需要有那么浩阔的大湖？
北京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多，对水资源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这且不说，加上污水处理率不高，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等因素造成北京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如遇枯水年份，水资源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雨季会再来，可起点在北京城内积水潭的大运河早就不能通航，永定河断流已经三十多年，夏日大水再也不会如期而至，排列在河边的树木与蔓延到荒滩的杂草，如同在守着一场久候却无望的约会，北京的缺水更加严重了。
没有人对此负责。现在，有关部门似乎更热衷于提高各行业的水价，制定居民的“阶梯”水价，捆绑上种种费用——据说提高水消费成本可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人们节约用水。而且，主张不断调高水价的人，喜欢把自来水价格与瓶装矿泉水进行比较，证明还大有调价的空间。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也没有人考虑过永定河如何恢复生机、恢复生态流量的大计。报载，北京准备斥资170亿元沿永定河干涸的河床打造“景观河”。北方大河永定河的历史，也许要翻向她朝“人工湖”演变的最后一页了！
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恢复北方河流哪怕最低艰度的生命流量的话，如果跨流域大规模调水成为不受约束、到处复制的模式的话，希图以昂贵的“输液”和“点滴”来维系首都乃至中国北部的繁荣与发展，将“调无宁日”、“调无止境”。——其实，新欢旧怨，有关部门的“伏笔”早就埋好了，汉水丹江口之后是从三峡调，三峡之后又再从哪里调呢？从珠江调吗？虽然从国家争取到大工程、大项目，有财政投入保障，有政策“附加”进水价中长期“基金”的征收，无论对设计或施工单位来说，都是大好事，有干不完的工程，赚不完的钱。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而言，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
毕竟已经进入政务公开的时代，调水的成本与水价的构成都应该“水落石出”。调来的“长江水”多少钱一吨，应该不难测算。人们可以比较选择，用不用价格昂贵的调来的水；抑或用调整农业种植业的结构，用补贴“三农”的办法，减少高耗水作物的种植；沿海城市淡化海水技术不断成熟，淡化海水的成本与调水成本相比又是如何？
不必把眼睛全盯着从长江调水。长江也在渐渐变成黄河与海河。
也许，解决北方和北方城市缺水，有更经济的办法与途径。
第二部分 泥河湾的奥秘与永定河的灾变（
无需抱怨华北降雨量的变化。
半个多世纪，河断湖干的巨变，难道与我们自己无关，不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吗？
那年大雪后，我从居庸关出长城，过官厅水库，沿桑干河来到了离册田水库不远的泥河湾古人类遗址。——与北京西站遥遥相对的中华世纪坛上，第一幅浮雕便是一百多万年前的泥河湾古人类，他们被认定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我站在积雪覆盖着的黄土梁上，眺望着烟霭下的村落和广漠的桑干河滩，真是感慨万千——
大约是1917年，法国神甫文森特，从天津经北平，沿着永定河向内陆行进，来到了上游的桑干河的一个小盆地中，在一个叫泥河湾的村子里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并在这里居住下来。
贫穷的荒村、苦难的压迫，一定有什么打动了这位异国的传教士。信仰的力量有时是难以置信的。桑干河谷是以往博物学家没有涉足过的地方，神甫文森特酷爱自然，他传教之余，采集稀有罕见的标本。在被雨水冲刷出的沟谷中，他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1921年，他将获得的动物化石送给在天津的地质学家、法国神甫桑志华，这些古生物化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24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在考察内蒙古萨拉乌苏的返途中到张家口，会同巴尔博到泥河湾进行实地考察后，获得了明确而肯定的观察结论。
这些法国、美国等国的学者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将桑干河盆地中的河湖相沉积命名为泥河湾层，在国际上相当有名，因为它可以和欧洲的维拉弗朗区作比较。泥河湾层成为公认的“第四系下更新统标准地层”。
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欧洲学术界扬名的泥河湾并不为国人所知，因为这些报告都没有指出这个小村和遗址的具体位置。
1935年，法国学者步日耶在泥河湾下沙沟发现了一件粗糙“手斧”，还有一些有被石器击打过的痕迹的哺乳动物化石，提出了泥河湾一带可能存有古人类的遗迹。但可惜，专家看法不一，“手斧”仅仅是“疑似”。
解放后，中国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先后多次对泥河湾进行调查考察，在泥河湾发现了虎头梁、许家窑、东谷坨、雀儿沟、葡萄园等80多处旧石器时期遗址。其中著名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30多万年，这个遗址的发现震动了世界。
小长梁遗址所在的大田洼台地下的村落，有一个与北京西北长城外大水库相同的名字：官厅村。——大概，在明朝，永定河上游桑干河谷是连接山西大同的主要通道和边防前线，在这条线路上设有许多政府交通军事机构，衙门官厅之类应该不少。
东非大裂谷的奥莫河谷，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其时间大约是100万—260万年前。据说人类起源于同一个祖先，甚至同一个非洲母亲，成了古人类学的主流。而中国过去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和化石，也很少有超过100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中发现的一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改写了历史。在著名的马圈沟遗址里，竟有三个文化层，距今150—200万年。
东非大裂谷中的人类遗址，并没有发现100万年以后的。此后遗迹的消失，进化史上也缺少了许多重要的链条和环节。但是，人类的演化，文明的延续，在永定河—桑干河的盆地中得到了印证。
100多万年前，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隆起时的高度也不过2000多米。华北山峦的起伏就更小了，永定河—桑干河只是刚刚形成。泥河湾一带是河湖相连，碧波荡漾，水面上树枝低拂。
第二部分 泥河湾的奥秘与永定河的灾变（
我冒雪来到小村马家圈。
遗址发掘现场的黄土崖如同陡立的峭壁。
第二文化层比第一层低4.931米，第三层又比第一层低7.459米。在第三层文化遗迹中，共获得800余件人类、动物的标本，还发现了一组原始人类进行餐食活动的遗迹。
北国的冬日，灰云如盖，雪满山冈。
国家文物局的官员是我帮助邀请来的。发掘现场的塑料薄膜揭开又盖上，似怕惊动一个远古的梦。——考古工作者向我们描绘，那时人类甚至还无法制伏一头大象，他们把象群轰赶进湖滨的沼泽地，身躯庞大的象身陷泥淖而亡。
200万年、150万年、130万年、80万年——确实像一个古人类进化的完整谱系——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只是其长卷散落在外的一两个章节。
我不禁猜想，北京位于永定河的下游，北京猿人就来自桑干河？
桑干河的二级阶地上，分布着的距今2万年到四五千年的遗址群有：西白马营、虎头梁、于家沟、姜家梁。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马鞍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完好的灶坑和多处火塘。
泥河湾已然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圣地。泥河湾是中国的奥杜韦峡谷，东亚地区的奥杜韦峡谷。美国著名考古人类学家鲍立克教授说：“泥河湾是东亚乃至全世界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我荣幸地祝愿在这里成功地找到最古老的人类。”
泥河湾的科学研究还在继续。
海河流域、永定河流域的泥河湾科学发现，向非洲起源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人类有可能起源于非洲，也有可能起源于亚洲或中国。人类起源可能是一元的，也有可能是多元的。
北京西站，是北京新的大门。与北京西站遥遥相对的，是中华世纪坛，是中国跨入新世纪的标志。中华世纪坛几百米长的青铜墙上铭刻着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在它的第一级阶梯上，庄严地镌刻着“小长梁遗址”。
——可以说，这是北京人的上溯，泥河湾和永定河孕育的远古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
冬日的一个午后，我来到了泥河湾村那个小教堂。
法国神甫文森特于1917年建的教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了。
现在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在熙和的小屋里和赵国宪神甫交谈，80多岁的神甫依然爽健，耳聪目明，他少年时就在教堂里生活，并被文森特选派到北京协和教会学校。当年，他为外国专家考察背过设备。两代人的距离，一切恍若隔世。——赵国宪神甫对田野调查、对地质与古人类已没有任何兴趣。
我从教堂转到院子里，衰杨掩映，物是人非，故事的承续似乎已经有些勉强了。
山村依旧萧瑟破旧。白雪覆盖的桑干河滩，连隐约的河面都看不到了。
我们接连看了几处古遗址发掘地点和调查中存放文物的乡村小屋。雪后山梁上的土路很滑。当我走上小长梁，迥望山野时，一切都已豁然于胸——太行山、恒山和燕山的隆起，桑干河盆地中的大湖慢慢变浅、缩小——永定河上游水系定型了。小长梁是远古的湖底、湖岸，现在已经成为被雨水切割、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地。我们的祖先也随着湖水的后退，下到了河边。而且，子子孙孙一直生活到了今天。
他们告诉我小长梁遗址发掘的地点。
关河冻合浮云，暮霭沉沉，万壑千岩，枯草凄迷。我沿着峭壁攀援而下，小心地挪了几步，道险雪滑，发现竟难以下到那个地方。我只好不再往下攀援，依在黄土沟壁上，怅然一望。
寒风彻骨，望极苍野，一川白雪，我意识到，古永定河湖深处已是无渡。
——200万年的渐变和孕育催生了中华文明的初曙。50多年来永定河、桑干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突变，对我们的民族和子孙后代，究竟是洪福还是大祸？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首传唱颇广的《北京的桥》。
这首歌据说是京腔京韵。我不懂音乐，听起来似乎有些流滑，像过去颇流行的男女对唱《逛新城》。歌从过去北海大桥、金水桥唱起，但后来唱的都是过街天桥和各种立交桥，像二环路上的安贞桥、三环路上的三元桥之类，全不是建在河上，而是无水的桥。
哦，我明白了，严重缺水的北京，漂亮和自豪的，也许只有旱桥了。
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
1963年的海河：天灾与人祸叠加
不可能实现的黄万里建议
几百万人苦干十五年，彻底“制服”了海河
干涸、断流。机井密布的华北平原
新一轮治水：引滦、引黄、南水北调——
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有河皆涸，有水皆污……
狗和篱笆墙还在，辘轳，从华北乡村中永远消失了
1963年的海河：天灾与人祸叠加
历史发展到农耕社会后，一直就有水旱灾害。
雨季和庄稼生长需水期，不可能完全相一致。北方春季易旱，而夏秋雨多则易涝。
6月、7月、8月三个月是北方雨季，几乎年年都有强降雨出现。但平心而论，全流域洪灾并不多，即使有洪涝灾害，其直接原因，也多由于战乱年代堤防不修或者溃败。
海河发源于太行山与燕山。抗战时期风靡全国的歌曲《太行山上》有“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想来几百年间太行山的植被不断遭到破坏，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密林——原始森林和原始次生林，应该还有不少。50年代，太行山上还有老虎出没，国家还奖励过“打虎英雄”。
今天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是，大雨重灾，局部暴雨造成全流域大灾的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过去把“大跃进”决策上的失误完全说成自然灾害。而现在，事实真相已经清楚，有的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分析，这大抵是合适的。这么大的国家，哪年都有遭灾的地方。而本来，抗灾自救，各方支援，以丰补歉，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在这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暴雨引发的洪水中，面对水库与千里河堤的溃决，家园被淹，人们是怎样惊恐无助地奔逃。有专家谈到1963年海河流域的水灾，仍说什么完全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造成，是不可抗拒的，并把它作为海河需要从“根上”整治的依据，这就无法担当历史科学的重任。
——半个世纪的光阴，许多真实的事已经被岁月淹没了，但现在仍然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表明大灾与我们没有善待海河有关。
首先是“大跃进”年代，太行山森林植被被剃头式砍伐，成了荒山秃岭，“山是和尚头，坡是光屁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大炼钢铁，钢产量指标翻番的计划，最初是冶金部长王鹤寿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在1958年6月6日首先向毛主席提出的。王鹤寿的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量的结果是，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1959年底达到800万吨是可能的。毛主席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钢6000万吨。”（《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要知道，1956年全国钢产量才530万吨。而一二年后，仅华北钢产量就要超过全国。主席的批示，犹如发令枪响，河北“大炼钢铁”又冲到了前头，抢得了头功。
当时全国大炼钢铁中，一颗最大的“卫星”，就在太行山上“放出”。
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山西在太行山里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把一个百米高的峡谷两头堵上，整个峡谷成了炉体，一层木头一层矿石，一直堆到山顶。一点火整个峡谷山头火光冲天，昼夜不熄。烧出来的废渣烂铁使山头变黑，十多年后还寸草不生。
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已有6000多万人上山炼钢铁，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问题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
如此折腾山林，破坏植被，处处荒山禿岭，大雨不引发山洪那才奇怪。
向荒滩进军，向河滩要粮，又进一步使行洪通道堵塞。
大跃进中修建的河岸堤防和土石坝质量，很难令人乐观，有的水库边设计边土法上马，并无专业人员，有的像东川口水库一样，连溢洪道都没有。于是，1963年海河流域的大雨和洪水，堪称一场人祸之后的天灾，如同雪上加霜，如同屋漏偏逢夜雨，所以反映出来的灾情、造成的损失就格外严重。
一般来说，灾情大小和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水利设施毁坏和堤坝溃决造成的损失——而这是由洪水与堤坝质量两方面决定的。
在冀南农村调查时，有的农民说，同是大水，1963年的决堤与往年漫滩不同，堤坝溃决来势猛，而漫滩损失小。大水年份河水漫上来，庄稼与房子淹了，人都已经跑到高处，将男带女，人跑得比水快，很少有死人的。水几天后就退了，只是房屋损得厉害，好多房屋都是土墙，泡坏了，但很少有死人的。
1963年8月初开始，华北出现了两次大范围的强降雨。
雨区从河南新乡开始，主要沿太行山东麓从南向北移动，直到北京。8月上旬十余天里，局部地区降水量达400—600毫米，接近常年一年的雨量，都集中到这十多天里下了。
据说暴雨中心有两个：南部在邢台的内丘县，北部中心在保定市西完县。从雨区发展来看，先南后北，太行山的迎风坡笼罩在大雨之中，宽度约100公里。
“1963年海河上出现了24小时最大雨量950毫米的63?8特大暴雨，冲垮了东川口等4座中型水库；1975年，淮河上出现了24小时最大雨量1060毫米的1975年8月特大暴雨，冲垮了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京广铁路也被冲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我们现在偶尔能在报纸刊物上见到的记述，都把24小时最大降雨量多少放在前面，作为水库垮坝的“定语”，这就是学问。
这些说法无非是要使人们相信，水库的溃坝是天灾而不是人祸。
一切科学皆由实证为前提和基础。至于河北内丘县山区某点所创造的中国大地强降雨之最的纪录，有的专家至今还有怀疑，哪个气象台站、谁做的降水记录？有没有误差？档案能否解密？——这些都暂不讨论，姑且存疑。
8月初的强降雨过后，漳河、卫河、子牙河很快形成了洪水，洪峰向入海口移动。北部的大清河接着出现了洪水。南北洪峰相遇，几乎同时到达下游，对天津和津浦铁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最大的损失是冲毁了津浦铁路——这应该有拦洪防洪方法不当的问题。
降雨区沿太行山北移，各地暴雨集中的时间不同，有两三天，也有四五天的。河北中部平原地区雨量不大，津浦线两侧雨量仅为一二百毫米，沿海和天津一带雨量则更小，有的地面才刚刚打湿。可以说，暴雨并不是全流域的。
但这场暴雨造成的灾害却异常严重：5座中型水库、332座小型水库被冲垮，水灾中遇难的5000余人，相当一部分死于水库堤坝的突然溃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干流堤防决口2396处，滏阳河350公里全线溃不成堤。此外，还有京广铁路几百公里路段和津浦铁路被冲毁。
“百团大战”海河，十五年壮志与血汗的回报
海河流域的大雨洪灾，关系到京津。与其他地区暴雨水灾相比，更牵动人心。
第二部分 治理与拔根——引滦、引黄和南
毛泽东对海河流域的水灾十分关注。他在1963年大雨后的8个月里，4次离开中南海到河北了解灾情，视察救灾工作。
11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北人民奋起抗洪斗争的情况。当林铁说到十大水库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毛泽东还指示：“你们一定要把河北的洪水制服，把河北人民从水旱灾害中解救出来。拯民于水火之中嘛！”
林铁请求毛泽东为准备举办的抗洪斗争展览会题词，能否把这个指示题写下来。毛泽东答应了。林铁希望毛主席再写一首《浪淘沙?北戴河》这样的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毛泽东喜欢大风大浪，也喜欢大雨，暴雨大灾过后，正可以抒发豪情。
毛主席高兴地笑着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几天后，毛泽东挥笔题了“一定要根治海河”！并以书信的形式，对林铁请求为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事作了回复。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林铁同志：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陶（淘）沙一词，待后再写。”这封信作为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已经出版。
11月17日，抗洪斗争展览开幕。在特大洪灾面前，众志成城，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事迹，组成冲不垮的“精神大坝”，要在全社会学习抗洪精神，发扬抗洪精神。——许多豆腐渣工程，许多堤坝溃决垮坍都隐匿了，只宣传“冲不垮的精神大坝”，今天看来，实在的“受实祸而图虚名”！
毛主席对黄河、淮河也有过题词。
分别是：“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治理好淮河。”——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三条中国的大河，他期望和要求是有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