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平方公里的浙西大湖——原是沃野和盆地
千年古城、无数村镇沦为泽国
几十万移民半个多世纪的流浪、迁移、重生
——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修一座高坝？
土地、山林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难以算清的利弊得失
重新思考、重新审视——人们的科学觉醒
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1
近年，水下考古成了新闻媒体频繁热炒的一个题材。连续现场直播的，除了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海底古沉船的发现之外，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浙江千岛湖水底的古城遗址之谜，也是个“出镜率”颇高的“探索发现”题材。
碧水万顷，岛影千点，人如游鱼。
确实，五十年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想着新安江的前世今生，想着一代人的漂泊与流离，会觉得心疼。
水底荒城，恍若隔世——说到底，这种兴致勃勃、颇有猎奇之嫌的“考古新发现”，有多少历史和现实的科教意义？有多少考古学术价值？这些人们尚不能肯定，但至少可为千岛湖旅游增加吸引人的亮点。——虽然多数游人不能像鱼一样潜入水底，也无法到水下探个究竟。
岁月似乎过滤了一切不幸与苦难。毁城的矛盾和悖论，除了真理，没有胜者。一切的一切，像是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老照片，只留下褪色后稍微模糊如同打了柔光的旧风景。通过镜头，通过摄像机和图片，人们惊叹这座沉埋在湖底的千年古城，沉入水底半个世纪之后，还保存得“相当完好”。隐约可见由青石砌成的明清城门、几百座牌坊、成片的徽式民居、精美的砖雕……这一切尽在死寂的水底，“淹没”在历史的深处。
潜水员像鱼一样穿行在摇曳的水草间，飘然穿堂入室，开着的门，冥然无人的庭院，歪斜的楼梯，还有依然存在的城门——摄像机展示了水底的城市和古镇，这种“完好”，只有大地震发生地陷时突然沉入水中才会保留下来。现在，有专家称沉没在水底的城镇是“微缩的胶囊”，还说什么“保留”在水底，免受几十年来建设发展的破坏，可能比存世保护得更好。
可这一切灾变，并非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而且，现在水底保留得比较多的，主要是来不及拆毁的原遂安县城，而比遂安县城大得多，其古建筑足可以与徽州媲美的府城淳安，在蓄水前的清库中，已基本被彻底拆毁了。
台湾作家龙应台母亲的家乡是淳安。龙应台记述了故乡人回忆当时拆迁的经过。“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214户，883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雕梁画栋。1959年3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价格只给1元2角8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6角4分……到了4月3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的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了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个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了下来。”
……
我想起，有位部门领导在国际大坝会上做主题讲演，神采飞扬地向世界同行推荐，新安江水库是大坝与生态环境友好工程的典范。
如果说，这种毁灭和淹没，是很好“保护”城市方式的话，是人与自然、大坝与生态和谐的必然的话，我只有默然——一个人“专业”到了冰冷无情，学问做到了如此精致，那么在情理和常识层面上，就难以与之交流和沟通了。
现在的年轻人看了千岛湖水底考古发现的“新闻”，不免惊叹称奇。千岛湖在哪里？究竟那些岁月发生了什么？仅仅是“激情燃烧”么？
追问之后，又不免会陷入思索。
这种桑田沧海的巨变，这家园遽然毁灭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伟大工程”、什么无情的力量，打破了浙西山区小城千年不变的平静，仓促间让这片肥沃丰饶的土地彻底“沉沦”，并把29万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抛向未知的苦难和流离？
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2
1960年夏秋，“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被毛泽东决意打成了“反党集团”。为了证明“反右倾”的正确，“三面红旗”正确，证明“超英赶美”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各地继续大修水利，掀起跃进高潮。——太需要有个成就来鼓舞斗志了。尽管各地放出了许多粮食高产“卫星”，升帐了众多“钢铁元帅”，但终归嘈嘈杂杂，经不起推敲核实。
作为新中国标志性水电工程的黄河三门峡水电站，这时已经遇到了泥沙淤积等诸多麻烦，进退两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着手泥沙的治理，修改原设计方案，高坝已筑至106米，突然改作中坝使用，降低水位，真是无可奈何！恰在这时，群山延绵的浙西，钱塘江上游，在铜官峡谷中传来捷报，耸起了一百多米的高坝，这就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建设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电站。
——新安江传来的消息特别鼓舞人心。曾经藏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新安江，随同电站建设创造的奇迹传遍全国——大坝的高度将达108米，圆了一个前人不敢想的高坝梦。
大坝合龙时，庆典隆重而热烈，新安江畔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举国欢庆。
这座今天看来发电能力不怎么大的水电站，库容却不小，水面浩阔，汪洋一片，达600多平方公里。
数字虽然有些枯燥，但还是需要提及，电站装机66万千瓦——不到长江三峡水电站总装机2250千瓦的三十四分之一，比三峡一台机组还小一点。新安江电站按照原设计能年替代电煤近100万吨——而建成后几乎从未达到过。新安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112亿立方米，而这座水库的库容为178亿立方米——需要新安江断流一年半才能蓄满水。从很多方面来看，数学都是最基本、最精确的一门科学，数字历来也是人们无穷思索的一部分。——至少修建高坝、大库，小电站、大移民，这种配置今天看来很难说是科学和谐，经济合理。
半个多世纪以前，因修建新安江电站实际移民29万（1956年统计，水库正常水位110米时需迁移人口23万多人，另有洪水时期临时影响人口5万多人，逐年增加人口还未统计在内）。如按今天的情况计算，移民和受耕地减少影响的居民已近百万，这绝对是个不小的数字。
有些往事，到今天还是说不清该庆祝还是该悲伤，因为是以“国家行动”的名义。两座县城，即千年古城淳安和遂安，以及上百个村镇，随着大坝的升高和蓄水，相继沉入了水底。浙江西部富饶的淳安盆地成了一片汪洋。——“淳安盆地”这个地理学上的名词，消失在岁月的烟尘和远去的“辉煌”之中，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安江水库。现在，水库的名字也提得少了，更多地称作“美丽的千岛湖”，仿佛她原本就是天然的湖泊。
然而，近距离审视，这一过程却不怎么“美丽”。
其实，早在“大跃进”“战鼓”刚刚“擂响”的1958年，淳安县城中的机关和居民、学校就已经匆匆从新安江边的狮城镇，迁往十多里外的排岭了，而遂安县则被撤销了行政建制。几十万居民被剥夺了在祖祖辈辈居住大地上生活的权利，毫无选择地踏上了别离故乡的漫漫迁徙之路。随着水位的不断升高，连接皖南与浙江的道路断绝，原来富饶的遂安、淳安县的山区乡镇被大片水面割裂和阻隔——库区一夜成了浙江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有资料表明，至少在1959年秋天，已经出现了一些移民饿死和倒流返乡的现象。
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3
196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新安江水库。他自然不知库区人民离家迁移之苦。游览之后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电量夺天日，洚威绝旱涝。更生凭自力，排灌利农郊。”
这算不得什么好诗。此诗前两句是写景状物，如果不谈库区人民作出的牺牲——此时移民，包括二次移民正在经历的颠沛流离——倒也不失为优美。但后二句写实细一想，却会生出很多疑问——60万千瓦的水电站能够“夺天日”么？城镇市街都沉入了水底，何来农郊？最容易受旱的是农田，现在几十万亩农田成了大湖，自然没有干旱，也无需灌园了。
检视我国几十年来的建设史，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为了某一方面，特别是崇高名义下的“综合效益”，创造“人间奇迹”，我们实际上很少统筹考虑分析过、科学计算过成本和利弊得失。几乎可以肯定，水电上的某些问题通常源于“高坝情结”——也许，正因为过分强调坝的高度，成效和损失都可能变得最大。
新安江电站位于钱塘江中上游，江流拦腰截断，皖南地区的经济格局，人民生活和交通、区域的生态环境，从此彻底改变。
有学者坦言，建一座装机60万千瓦的水电站，剥夺数十万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园，淹没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致相当于香港面积的一半，与新加坡国土面积相仿——甚至可以视为对土地和山林资源的一种不公平的“圈占”。
二十多年里，一再出现水库移民“滞留”、“返流”、“自流”潮，造成社会动荡，成千上万失地农民陷入极度贫困。
不必讳言，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上考虑，都得不偿失。这种工程在今天或许就根本干不成。即使要建电站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中坝和低坝。
068“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
新安江是钱塘江的干流之一段。
如波之荡漾，云之展卷。从下游上溯，这条江有不同的名称：入海口为烟波浩渺的杭州湾；经杭州，即过去的钱塘县这一段为钱塘江，经富阳县的干流称为富春江，流经桐庐这一段则是桐江。
从古称为严州的建德以上河段，到安徽南部徽州这近600里水路，称为新安江——这一段也有“徽江”之称。因它不仅属于浙江，也属于皖南。正是这条河流，成就了徽州的传说和神奇。
无疑，新安江是中国东南最壮美、最秀丽的河流。
杭州湾雄伟壮观的大潮，富春江天下独绝的山光水色，严子陵钓台遗世兀立，桐江满眼堆绿叠翠，都曾让我流连忘返。而新安江的曲折奇险、舒缓地流淌着的时光和财富，更胜过可以观鱼的富春江。
唐代，在浙江西部沿青溪而行的那一脉悠悠水路，和与之相伴相随的“徽杭古道”，可与浙东沿剡溪的山阴——天台山的“唐诗之路”相媲美，这是千年前两条最富诗情画意的多姿多彩的旅途。在几十年异乡的漂泊奔波中，我无数次往返于通往故乡的“唐诗之路”，而对于连接徽州青溪（新安江）的山程水驿，却因阻隔而生分。
新安江的激流与憧憬，只属于过去——如今的千岛湖与它并不相干。众多的诗人、文人、僧人、旅人和官员走在路上，无论信马由缰或泛舟夜航，桨声帆影，可以酬唱应答，领略风光，抒发诗情。新安江上，往来的骚人墨客、歌女官员，便拥有了无限文学创作的可能。
第二部分 水底古城：不该遗忘的见证（4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新安江之行对李白来说，无疑是最有灵性、最有诗情画意的旅程。他回想起在黄山时，“伊昔升绝顶，下观天目松”。李白熟悉这条水路，在疾行无声的秋水中，在解缆系舟之间，李白写出了《青溪二首》，其中有：
青溪胜桐庐，水木有佳色。
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倾侧。
彩鸟昔未名，白猿初相识。
不见同怀人，对之空叹息。
青溪即新安江的别称。“高古”大意是指新安江两岸更多地保持了原始风貌。李白在客船之中，船随水行，途经的峡谷，应是现今电站大坝所在的铜官峡一带。——离岸忽近忽远，行船时缓时疾，急流中，船还会倏忽转向，否则就不会有“石容天倾侧”的感觉了。——听惯了长江三峡猿啼的诗人，还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白猿和彩鸟，有了惬意和诗情。
新安江得名于古新安郡。
据记载，新安郡始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后改为新都郡，治所设在今天浙江淳安县境的新县，辖境相当于淳安和安徽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等县，以及黄山市的一部分和江西婺源等地，当时新安郡的面积相当大。
这是一条连接皖南山区与杭州、长三角的轴线。
纵目远眺，安徽与江西交界处云雾缭绕的怀玉山脉，便是新安江的发源。具体地说，发源于率山主峰东坡，因此又叫率水。——其南坡即是以明清古建筑群和秀丽的田园风光闻名的婺源，在历史上这里曾属于徽州。——清浅的山溪流至黄山，经过屯溪后与横江汇合，称为浙江。蜿蜒至歙县的浦口，接纳了黄山东南的练江，水势变大，江面宽阔，始称新安江。
如仅单从河流的长度来考察，新安江不算大、长，但它上游汇集了徽州盆地内密集的支流，这些支流集怀玉山北麓、黄山东南坡和天目山之水，六条主要支流从南往北，呈扇形分布在徽州盆地。有一种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山”，那从黄山奇峰与山涧褶皱之间流下的水呢？
翻开祝穆的《方舆览胜》：黄山“共有三十六座山峰，三十六条河流，二十四条山涧，十二处山洞，八处山岩。水流向下，与扬水汇合后，形成浙江的源头”。
——确实，水出浦口后，俨然是一条水量颇丰、易于舟楫的大河了。于是，古往今来关于徽州灿烂的文化，关于徽州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就在这山程水驿中一代又一代地荡漾着。
宋代诗人范成大曾任徽州司户参军，他任满时乘船东去，曾赋《浣溪纱》二首。其中有“歙浦钱塘一水通，闲云如幕碧重重，吴山应在碧云东。无力海棠风淡荡，半眠官柳日葱茏，眼前春色为谁浓？”
在徽州上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前往杭州。诗人在行船上的心情相当好。说不尽的新安江上的意境，千年时光倏忽而过，岁月已不再抽象。
一位部门领导撰文说：“新安江是中国南方一条重要河流，流域跨越安徽和浙江两省，降雨丰沛但时空分布不均，导致一方面经常洪水泛滥，一方面枯水期供水困难。”“水库建设没有破坏新安江的生态，反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泊，成为国家著名的5A级风景旅游胜地。”
同一个风景，但人的观察角度不同，心境也不一样。龙应台曾带着她的母亲美君多次到欧洲等地旅游，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看莱茵河的源泉，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老人在赞美之后，总要轻轻叹一口气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龙应台写她和母亲回乡。
“汽艇在600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朴素纯净，原始自然，但我们眼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是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有绵延千年的繁华的人文景观，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
龙应台写道：“我们看起来像游客，但我们不是游客。”
是啊，这一切老一辈淳安人都记得。不要低估人民的科学觉醒，面对桑田沧海巨变的历史，我们是看客还是游客？
第三部分 新安江项目的决策：原来还有其
一些重大工程，似乎都与伟人和领袖有关。
我不知道这些记载是否确切。因为领袖受到人民普遍尊敬与爱戴，如果能牵扯进领袖的“英明决策”，为项目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作深厚的铺垫也很有可能。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在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特殊时期，必然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新安江大坝的建设也是如此。
据说1954年3月毛泽东游绍兴的东湖时，突然问陪同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雄略大志”：“国民党想办的事情，我们共产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这本书还绘声绘色地写道，毛主席一拍书桌，对江华这位同在井冈山战斗过的湖南老乡说：“你这些想法好，新安江要上大型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作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工业的一个大推进。”
我相信这个记载基本是事实，不至于完全虚构。因为该书的作者曾经做过记者，又做过行政官员，曾任浙江省委信访局局长。他本人即是淳安移民，写作时经过深入调研。至于毛主席和江华交谈到新安江电站时，拍没拍过书桌，那又当别论了，很可能只是个合理想象。毛泽东尽管以后来过浙江多次，但始终没有到新安江去看一看。在新安江电站的有关材料上也没有关于毛主席支持建高坝的任何记载。
毛泽东离开浙江两个月后，即1954年5月，江华就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肯定是得到毛主席的赏识。江华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一直待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浙江省最大的党内“走资派”。
问题是，毛主席当初如何突然提到新安江问题？是江华主动汇报，还是毛主席先提到的？主席又是从哪里“听说”的？
仅仅过去六十年，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不辨。
有位电力部的老领导回忆说，1952年春节期间，他们向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汇报过水电开发情况，谈到了在新安江能建一个大型电站，引起了陈云很大的兴趣。同年六月他赶到杭州，与另外两位专家一起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报告》，并以绝密文件送呈当时华东经委主任曾山和谭震林。报告建议修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以解决华东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供电不足。有人对此报告内容有些怀疑是有理由的，当时勘查人员仅有寥寥几个人，新安江的地质水文情况都不太清楚，1952年几个人怎么可能拍脑袋提出这什么个具体的方案，而且与后来的新安江电站“一丝不差”？
据说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这个水利部门的领导还去中南海向李富春作过汇报。据说，这份计划很快得到了“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资源的“新蓝图”从此拉开。
——其实，以上内容出自这个领导的一篇文章。因为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但当时水利部确实有这位领导，同时还是三门峡水电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在三门峡工程上马中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因其非主要负责人。我倒宁愿希望这个“秘密”报告，并非是一两个人的建议在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部分 新安江项目的决策：原来还有其
尽管可以用百废待兴和非常时期，来解释决策流程的不完善，但事实上最大的可能是，一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聚集”，促使1952年下半年就把这项重大工程推上“非常决策”、“特事特办”的轨道。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已经箭在弦上了，新安江又有“小三门峡”之称，一些热心开发新安江水资源的人，高呼“要搞就搞个大的”，使“北有三门峡，南有新安江”名副其实，这倒是最大的可能。
这也许是毛泽东1954年3月和江华谈话时“听说”新安江电站的由来——此时新安江的规划准备工作已悄悄进行了一年多了。
新安江工程方案最后拍板的领导，是被人称为谭老板的谭震林。解放后，担任过新四军副政委的谭震林任浙江省党政一把手，一直关注新安江的开发。在浙江工作期间，他一定了解勘察和规划的进展。1953年起，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正是由于他的竭力推动，新安江项目与黄河上的三门峡一起，列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水电的重中之重。
其实，1955年5月初，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上报到华东局的设计方案一共有三个。
其中一级开发方案一个：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亩，库区面积570平方公里，迁移人口23.5万人。
二级开发方案两个。一是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但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2.1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在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4.7万人，淹没耕地1.7万亩。
二级开发方案之二是：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淹没耕地和上一方案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7.3万人，淹没耕地4.6万亩。
如果我们制成一张表格，可以作以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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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较上述几个方案，人们大抵可以看出各自的优劣。一级开发方案虽然发电量大，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最大。淹没的耕地、林地、山地很多，移民达到万人，而最后移民近30万人。
而二级方案，特别是二级（甲）方案，是建两个中低坝，进行梯级开发，装机虽然只有一级方案的三分之一多一些，但淹没的耕地不足高坝方案的七分之一，移民也只有6.8万人。
其中二级开发中一个坝高36米，值得重视——如果采用此坝高，淳安和遂安两座县城，即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繁华的贺城和狮城——都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淳安城要到水面达到50米高程时，才被淹没。而采用这个方案，遂安县全境还可基本不被淹没。应该说，这个方案，损失和移民都比较少。
本来可以进行认真充分讨论比较的多种方案，可惜只在报告上一闪而过，祈望科学和奇迹没有出现。而且，根据现有记载，在决定采取哪种方案上，时间上是错乱的，上海水力勘测设计院和华东局正式提出三个新安江开发方案的时间是1955年5月初（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很可能时间上错后了一年。
1954年5月24日上午，华东局在上海和平饭店召开会议。
会议由谭震林主持，刚刚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和安徽、江苏省领导参加。此外，还有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地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大概在这次会议上介绍过三个方案。新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表态，谭震林拍板定下了高坝方案，并决定移民25万人。此时离毛泽东游绍兴东湖与江华关于新安江的谈话时间仅有两个月，离有关部门上报三个方案的报告只有十来天。
第三部分 新安江项目的决策：原来还有其
——童禅福说：“195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是新安江人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这一刻决定了23万新安江人必须告别故土、迁移他乡的命运。”
现在经常用“倒逼机制”，其实，这种做法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就是领导先拍板、定性，确定开工时间，然后再拿方案，开始实施。——这就是后来普遍推广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
最初，新安江的勘探人员只有5人，而且缺乏大型电站的勘探经验。确定高坝的一级开发方案后，才开始编写新安江流域规划和技术经济报告，进行一级开发和技术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论证，并且提出了水电站的坝址和工程规划选择的建议方案。《新安江技术经济调查报告》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1955年11月2日上午在建德铜官地质队会议室进行了坝址认证会。（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我实在不明白，既然此前未对一级开发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为什么先匆匆确定了一级开发的高坝方案？这时对别无选择的方案进行论证，还有什么意义？
差不多一年后，即1956年10月7日，国家建委下达了《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
此时，数千新安江电站的施工队伍早已进入工地，建设已全面铺开了。就在这年10月，铜官峡谷中响起了巨大的爆破声。1957年初，国家建委向李富春副总理呈报了《新安江水电站审查报告》，提出新安江水电站发的电“每年可节省标准煤96.5万吨，1957年底开始浇灌大坝，1960年底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并有两台机组发电”。
据新安江电站1973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水电站投产以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13年来，向华东电网输送了179亿7千万度电力，有力促进了华东地区工农业生产发展，代替火力，为国家节约了772万7千吨煤。……按国家规定的每度电产值六分五厘计算，总产值已达11.68亿元，扣去运行成本，为国家积累资金10.9亿元。”（童禅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
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还可以理解为是认识上的欠缺与无知的话，今天，这种思维模式和计算公式模式还一直在沿用，那就使人感到不解了。
新安江电站投站以来，长期没有达到原设计的要求。由是可知，13年间每年水力发电仅相当于一个年产60万吨的小煤矿的煤炭产量——在此种情况下，仍认为“经济效益十分显著”，那就完全置民生、移民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种行业营利的计算公式，肯定不符合科学，更遑论科学的发展观了。
对历史的判断需要深刻的洞察力。
空气、土地、水、能源，都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空气和水资源这里可以不论，仅是能源与土地两项，此消彼长的选择须权衡再三。年替代几十万吨原煤——今天一个小矿井、一个小煤老板都不止这个年产量。现在中国年生产与消费原煤33.5亿吨（2010年），新安江电站供淳安盆地原住民的一次性能源消耗都远远不够。——而代价是6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没入了水底，究竟是不是值得？为什么把一座装机不过60万千瓦的水电站，与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家行动”捆绑在一起？而无情地剥夺几十万居民的土地和基本权益？
半个世纪前就有30余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今天若加上移民的后代，应有百万人之多！工程、拆迁、移民，毁家别土，都以“国家行动”的名义——真的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科学飞速发展着，认识没有止境。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历史的局限、知识的边界，即使伟大的领袖，名声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概莫能外。在共和国初创的年代，在战场上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创下辉煌战例的将军，转到经济建设“战场上”，往往仍习惯“人民战争”，千军万马搞大项目。工地上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机器轰鸣——这自然有成功，也有不那么成功的！
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1）
在新安江大坝紧锣密鼓的筹建中，其他方案的选择机会仍然出现过。
当时担任中共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与谭震林不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中展现了一贯的沉稳、细致的风格。在他的批示中具体提到了三个方案，想来别有深意。他把罗桐埠建中坝的二级（甲）开发方案放在前面，其次是105米的高坝一级开发方案，再后是二级开发（乙）。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谭震林调到中央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发现了河北徐水这个“跃进县”，并决心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放了个“政治卫星”，就不难想见他当年“大跃进”“办大事”的思维方式了。他的认识与命运，直到1967年2月发生了转变和转折——“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与老帅们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四人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
中国领导们的“大局观”，往往受领导人所在职务岗位影响。谭震林从浙江调任华东局后，就站在华东几省的角度考虑，新安江坝要建个高的，要服务全华东。在他和江华的推动下，新安江二级开发的方案，似乎从来都没有被认真考虑和研究过——即使有李先念的指示，现在，时过境迁，这一切都难作追问，无可挽回了。
新安江的移民和电站的勘测设计施工几乎同步进行。负责编写移民报告的是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新四军金（华）萧（山）支队政委的老同志，即赶到淳安等地调研。亲自到新安江第一批从铜官峡坝址附近迁往桐庐的移民家中实地调查过，他为库区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深深感动。他主持制定的“初步方案”，移民安置费用的标准“较高”，每人558元。应该说，对于人均拥有一亩半肥沃良田的库区农民来说，土地被无偿剥夺之后，离家别土，这点“安置费”实在不算什么，而且实际上也到不了移民的手里。
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天倾家亡。此后，不顾移民实际困难，“毁小家为大家”，原计划的安置费一降再降。浙江省委决定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安置费由每人平均309.12元降为150元，不到原来的一半。
1958年秋天，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当时建德地区专员梁长庚等人更是推翻了原来的“移民方案”，认为可以就地安置，节约开支，搞“移民大跃进”。建德地委在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了“采取每位移民120元包干，公社按每位移民50元包干”。认为采用“大行军”移民的办法——连移民车辆运输费都可以“节省”。人民公社化进入了高潮，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连生活用品都可以不必带了。即所谓“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行动军事化”。其时，“大跃进”和浮夸之风正劲，秋天，大饥荒开始在一些地方蔓延，无地无产无序的大移民也进入了高潮，扶老携幼，离家别土，在残酷的饥馑岁月里，一些人甚至悲惨地饿死。
分管移民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并没有等到移民大规模动迁，他在1957年10月被划为“右派”，和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等一起，被打成“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右派反党集团”。究其原因，因为他与沙文汉同为浙江人，为当地老百姓考虑多了，有“地方主义”之嫌。
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2）
自杨思一被划为“右派”后，家门口已布了岗哨。他患有高血压，眼底出血，几近失明，经常大会批小会斗，到半夜才能回家。同年11月17日晚，杨思一脑溢血加重，家中电话打不出去，也找不到车。天亮才送医院，昏迷两天后去世，终年56岁。杨思一这位在1930年入党、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5年牢，并担任过第三野战军师政委的共产党人，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
和三门峡水库移民一样，新安江移民也是我国遗留问题最多的一次水库大移民。淳安的移民被分散到华东各地的穷乡僻壤，安插到江西、安徽，但最多的还是在浙西地区。这些迁往他乡的淳安人，都被称作新安江水库移民，向来以经商致富，以耕读传家为荣的淳安移民，如今一贫如洗，满腹辛酸，能肩扛担挑的被褥杂物饭碗瓢盆，就是那么几件，如同逃荒要饭的流民。在迁入地群众看来，他们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足之地的“难民”，受尽了冷眼，甚至歧视，以致后来出现大规模的倒流回迁。——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上一辈移民老去，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年轻一代人不再守望已经无望的故土，陆续进城务工。
新安江几十万移民问题，2000年后成了中央决定调整水库移民政策的动因之一。
073以人为本，“综合效益”的科学观照
一个影响重大的工程，如果有人对某一方面科学性合理性提出质疑，便可以拿另一方面的作用来说事，答非所问，使人云里雾里，不容深入探讨。
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水利枢纽因为具有综合功能，更是如此。要是有人提出对发电效益与土地等资源损失不对称的话，便立即提出另一些作用来说事，比如防洪、灌溉、航运，还有什么养殖、林果木生产等。新安江电站也是如此，据说是为了解决“流域防洪、发电、供水、航运”等问题。
其实，对此可以逐一进行分析。
新安江古代是有“一滩高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滩滩在天上”的说法。其实，这既有事实，也有形容夸张的说法，从建德铜官峡至安徽屯溪一百七十多公里的水路，抬高一百多米，也不是特别大的落差。所谓宋代的二百滩与明清时期的三百六十滩，大抵都是约数。南宋时范成大有诗：“城府黄尘扑马鞍，一篙重探水云寒。耳边眼底无公事，睡过严州二百滩。”——有的地方滩急水浅，行船需用竹篙把握方向。严州的府治在建德县，“睡过严州二百滩”，大约是指现新安江大坝所在的铜官峡，以及上游的沙滩，可见航路并无危险，仅此而已。至于逆水行舟之艰，主要还因古代没有机动船，全靠人力撑篙拉纤之故。幸亏，上水的船一般比较轻。——江水急湍，岸边还时可见飞轮舂碓，那自然是一派田园风光，今天只能在云南丽江一些旅游区才能见到了。
20世纪50年代末，新安江水库大坝合龙后，安徽屯溪至杭州的航线中断，通航的水路缩短至铜官。木船由屯溪出发，也只能航行至歙县。原来连接淳安和屯溪的公路，也淹入水库。淳安境内的所有公路均被切断，外连杭州、开化和安徽歙县的公路也成了断头路。从此，素称浙、赣、皖三省通衢的淳安，与外县完全隔绝。——所以，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交通，高坝大库绝对起了碍航作用。今天如果去千岛湖，空荡荡的水面上，除了游船，还有货轮和客船吗？
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3）
另外最容易提及的说辞，便是大坝水库的防洪功能。
江南雨季，阴雨连绵，夏日亦多暴雨，容易造成水灾。但一般来说，受灾的也只是沿江沿河某些地区，即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新安江原先并无堤坝，但河床宽，而出铜官峡后，很快便进入富春江峡谷，其间耕地很少，江宽水平，历史上很少有水灾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建起了低水头的富春江电站，装机29万千瓦，库容仅6亿立方米。大抵是淹没耕地并不多的径流型电站。
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说到底是一个技术活、具体事。
因此，说新安江电站具有多大的防洪功能，实在不敢苟同——如果指淳安盆地内原有城镇的防洪，现在已成汪洋，居民都搬至山上，无须防洪。如果指下游建德、桐庐、富春江，也实在说不大上，因为新安江电站大坝距富春江库区不到50公里。新安江水库建成后几十年中也极少泄洪。再说，如果为了少得多的土地免遭若干年可能一遇的水灾，永久淹没近百万亩耕地，即以大面积“永久性水灾”，去解决局部偶发的水灾问题，其决策者的科学水平实在令人疑惑。
至于灌溉问题，浙江河流的枯水期是秋冬季节，那时晚稻已经收割，并不需要大量用水。直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浙江有冬季饮水困难的。所以江南的降水基本与农时是相适应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局部地区会有水旱灾害。否则怎么会用“塞北江南”“赛江南”等来形容自然生态环境之好呢。
知道了上述情形，我无法理解当初决策者们对高坝的偏爱和选择。——如果说防洪的话，二级开发的中坝方案也完全足够。现在近200亿立方米的库容，要蓄满水就可以使平均年径流量为113亿立方米的新安江断流一年半。而根据新的数字，目前多年平均来水量已降为102亿立方米，1978年为历史上的枯水期，最低年均来水量只有49.9亿立方米。（《争议千岛湖引水工程》，《南方周末》，2012年5月10日）削减和调蓄洪峰需要那么大的库容吗？
诸如此类的说辞还可以举出一些。
新安江水库不是还有“农夫山泉”、千岛湖旅游的效益吗？
其实，“神马都是浮云。”农夫山泉只是一个市场做得好的饮用天然水品牌，厂建在各地。水源亦并非完全取自千岛湖，没有一个大水库，“娃哈哈”纯净水不是照样销往全国么？如果说旅游资源，现在徽州民居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淳安、遂安原是两座千年古城，新安江沿岸的古镇与古村落还少么？就是与徽州相比，也绝不逊色。再说，千岛湖如果被缩小为“百岛湖”，周边还保留若干古城古镇和古村落，除去自然风光，不是更有文化内涵么？
我不禁想，倘若当年采用二级开发的中坝方案，将会保留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和两座县城，那又能产生多少经济和社会效益呢？
据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临终前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这种感悟与自责，是历史的循回，也是心事的催促。
新安江水库是我国水电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库区主要在淳安、遂安两县境内。解放初期淳安有40多万人口，一半多居民和人口密集的富裕村镇、肥沃的农田全部被淹没。在人多地少，相对比较贫困的浙江西部，淳安是个有千年历史富饶的浙江省甲等县。这要得益于其利于航运的新安江，还有一个丛山环抱不算太小的盆地。
第三部分 我们错过了什么？（4）
有一个叫余春年的淳安老人，费了5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地画了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道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春年到处找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政府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了的故乡风貌。龙应台说：面对这张不可思议的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了属于母亲美君的新安江画像。她还在上面寻找到新安江边的“上直街96号”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