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写道，这是一张三米长的卷轴，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的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子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春年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不，这淳安老人手中的《新安江图》和《清明上河图》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宋代的开封被决堤的黄河掩埋，淳安古城则被水库淹没，它们向我们见证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曾创造了多少辉煌，曾经历了多少苦难和牺牲。
写到这里时，我记起2010年秋天，去云南澜沧江边调查扶贫问题，顺便参观了澜沧江上的一座梯级电站。在展厅里，有修建大坝电站后的模型以及许多照片。座谈时，我说，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个淹没文化村镇的照片和资料陈列室呢？沿澜沧江峡谷是著名的茶马古道，有好多古村落古镇都已经被淹没或即将被淹没，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抢救性资料保存——影视拍摄和文字整理记录，这些工作得重视和抓紧才好。如果我们来不及，也没有能力对原住民和茶马古道文化进行研究，可以留给将来，留给后人研究。现在一些国际组织和邻国，都很关注在这些河流上建电站，如果让他们参观我们在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努力，怎么会有负面影响？
我们所做的一切，开始得太晚，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不知道将来水库大坝能否养育出新的文化，至少流淌的新安江已经证明无愧于母亲河的称号。令人遗憾的是，这条河流的光荣，这条河流养育的千年文明与文化，不应被剔除得如此干净，了无踪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面对真实，正视曾经有过的失误，我们才能寻回对科学与发展的自信。
不管怎样，半个世纪前，新安江经历了由盆地城镇良田到湖泊水面的演变，难道不应思考一下，早已落幕的，是悲剧还是喜剧？
第三部分 后三峡时期：生态与生存的纠结
中下游水系生态的渐变与突变
极端天气与异端的论点——与三峡有关？
被脱贫致富的居民，土地与家园淹没之间
从《建国方略》到川江夜航
再走川江，值得忧虑的生态系统
074江与湖：长江生态系统的渐变与突变
公元2011年春夏之交，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遭遇了60年来最大的旱灾。
江南是中国的鱼米之乡。“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本是多雨的季节，清明无雨，谷雨也无雨。晴空一片，万里无云，河道断流，稻田无水，插不下秧。长江降至历史上的低水位。
更令人揪心的是，洞庭洞、鄱阳湖等大湖，水面只有常年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南京与芜湖间的石臼湖等通江湖泊，彻底干涸。湖盆荒滩裸露，杂草飞长，湖底龟裂，渔舟横斜，鱼虾死亡。江西鄱阳湖区20万居民，甚至发生饮水困难。世代与湖水相伴相依的民众，一时愁绪怨语流言，如山堆积。——真是江湖更寥落，何处可安身？
进入6月后，无雨的节令刚过，江南部分地区突现滂沱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频频出现。旋即多处发生洪灾内涝，城市村镇，汪洋一片。期间连一场过度的小雨中雨都没有，便发生了旱涝急转。昨天还在抗旱，今天便转入防洪抢险。信息的传播比流水还快，“到武汉看海”，成了网上流传很多的讽语讥言。
长江干流水位全线上升。
洞庭湖水位随之暴涨。半月前还是风吹草低的湖底草原，一天一变，终于有了滔天白浪。
同样，迟来的豪雨一扫而过，终于使鄱阳湖躲过了彻底干涸的“生死劫”。这个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面从不足300平方公里，很快扩大到1000多平方公里。鄱阳湖区从“草原湖流”，重现彭蠡古泽水天一色的风貌。
到2011年6月20日，与洞庭湖、鄱阳湖相通的江城陵矶和湖口水位，分别达到了28.39米和16.91米，比干旱最严重的5月15日分别上升了6.13米和8.09米。
这种似乎罕见的长江中下游大面积春旱和“旱涝急转”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媒体和有关部门、学界、专家、群众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面对种种异象和“极端天气”，一些人垄断了几乎所有相关信息，阐释灾害和科学的话语权，占领了舆论的滩头，并断言，长江中下游任何灾变与三峡大坝均毫无关系。由于表达太偏激、结论太绝对，似乎粘腻着太多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好恶——因此很难消除地方与部门、民众与水电企业之间的隔阂，彼此互不信服也互不信任。由于信息不透明，群众只能懵懵懂懂地猜疑、联想和推测，显得“无知”与“愚昧”。
现象和本质的两侧，民间无法进行客观深入的认知，接近真实和真理。
重大工程往往与政绩、政治与经济搅混在一起。
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拒绝诱惑的严谨学术，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几乎不存在——因而，它们某一天被纠正、颠覆的可能也永远存在。几十年来中国建设起起落落，曲曲折折，其中许多事例、许多工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使对多数人“再明白不过的启示”，对另一些人来说，也不可能启迪任何心智，哪怕接受经验教训——因为脑袋很可能是由“屁股”决定的。
肯定与赞美不一定都可疑，就像盲从轻信未必是优秀的品质一样。社会行业和职业间缺乏共识和公认，信息又不那么透明，争论仍在继续。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对三峡水库的发电等“综合效益”的伟大意义，这几年大力宣传，家喻户晓，认识已经“相当充分”。反之，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第三部分 后三峡时期：生态与生存的纠结
毕竟进入了信息时代，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容怀疑，舆论一律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合民主科学发展的进程。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凡是大面积重大的气象灾害，都是因为大气环流异常造成的。长江中下游大旱与三峡水库无关。“应该还三峡水库以清白。”
——“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不能完全归罪于自然。”中国科学院东南资源与环境综合研究中心主任佘之祥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佘之祥说，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兴修的水库不计其数，仅干支流就有4万多座大中型水库，目前上游更有一大批水电站在抢建，颇有“跑马圈水”之势。试问有了这么多工程，为什么非但不能控制或减轻旱涝灾害，反而令灾害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将流域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各自为政，工程无序开发，流域调度失灵。人们有理由质疑，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是否充分发挥了当初确定的防洪、发电、航运功能？常识告诉我们，大坝对河流生态的扰动作用短期内不会停止。可以预见，国务院制定的三峡后续工程规划，实施难度不小，所需时间将超过大坝的工期，所花的费用也可能超过三峡工程本身的造价。（《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7月）
佘之祥还说，长江是一个生命体，在自然界有自我调节能力，只要开发利用合理，它的价值无限。但人类对长江干扰越是强烈，积累下来，回应也越强烈，干预过分必然会加重乃至诱发自然灾害。2011年春夏的“旱涝急转”给了我们再明白不过的启示。
……
全球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科学界瞩目的一个重大课题。极端天气只是其中的一个反映。在历史时期和地质时期，全球变化在时间尺度上存在着多种层次，较大的层次对于较小的层次具有制约作用。现在我们频频听到的所谓“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之类，相对于时间尺度和天文参数，简直不值一提。
应当看到，地球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都是开放的。各个层圈、各个系统发生的重大事件——改变了外界能量和物质的输入，打破了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平衡。这对于较小层次和区域的突变和剧变，往往有着决定性作用，且彼此影响诱发——这种“群发性”的不断出现，不能排除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
对于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系统的变化，与三峡工程等人类活动关系的多学科研究——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学科跨度的命题，也许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尽管存在着种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这种迟来的讨论，应该欢迎，应该心平气和。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了重视社会和谐，崇尚科学发展的时代。
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1）
科学发展到了今天，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游离于社会文化之外的。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水能资源，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在“经济效益”越来越被重视、希冀拥有更多财富的今天，重视社会发展、生态文明的潮头也正在涌起——虽然它在一些人眼里不值一提。
媒体和新闻报道庞杂眩目，各式各样的专家涌现着，围绕着同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众说纷纭。似乎观点越偏颇越绝对，便越能吸引社会注意和公众的眼球。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认定：“水库建成后，对库区及邻近地区的温度、湿度、风、雾等影响不超过10公里。”
——这份报告是三峡水库修建前的可行性研究，有许多预设的前提，加上三峡库区地理地貌又如此复杂多样，因此不可能那么精准。中国气象科学院一位研究员说：“三峡水库并不是一个大水体，对周围气候影响很有限。”
首先，10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很小吗？原来长江三峡段的水面是多少呢？一会赞美高峡平湖烟波浩渺，一会又相当地谦卑，说“不是一个大水体”，两种说法的本身不是颇有点矛盾吗？而且，长江的水体是流动的，其不同季节流量的变化对中下游水生态系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库区”这个概念。
对气候影响“不超过10公里”，似乎成了一个对库区生态环境影响边界的限定。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同道，我不愿纠缠学术或故意追问，但想到，当前大范围的气象预报尚不太靠谱，而5公里、10公里范围之类小尺度天气，气象部门至今很难进行24小时准确预报。因此，对“影响不超过10公里”的结论，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总体而言，由于受长江和峡谷地形的影响，原先三峡内冬温夏凉，风向固定。因山高谷深，日照时间短，故多云雾，经常霪雨不开。而今，库区一些城市夏天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高温，有成为火炉的趋势，能说与水库建成无关？
三峡地区山高谷深，加上其他因素，或许一时看不太分明，但决不是孤例。如果有专家说，新疆罗布泊干涸与否，对周边生态环境气候的影响，不超过湖区周围10公里，你相信吗？楼兰古城遗址离罗布泊的距离是多少呢？
——我到过敦煌和库尔勒，曾经试着去罗布泊和楼兰，但因深秋季节，在那里勘探钾盐的地质队已经撤出，最终未成行。我考察过西套蒙古的居延海地区，发现东西居延海这两个湖泊，对居延绿洲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远不止10公里。
另据《中国湖泊概论》（科学出版社，1989年）记载，安徽巢湖可使近湖地区无霜期延长20—40天；武汉东湖1米厚的表层水体温度升高或降低1℃，可使武汉市上空100米大气层温度也升高或降低1℃。
——无论是武汉东湖还是安徽巢湖，都要比三峡水库的面积小得多。而三峡水库对周围气候的影响，怎么会不超过10公里呢？
有个气象专家说：“水域之大莫过海，但离渤海仅四五十公里的天津，气候早已和内陆保定无异。我研究水域气候多年，还没见到国内外水域可以影响到周围数十万平方公里，以至几百公里外的地区干旱灾害的科学记载。”（《长江中下游大旱与三峡水库无关》，《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7月）
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2）
对一个严肃、巨大的命题，这种随心所欲的拉扯和武断地下结论，毫无科学或道义上的价值。与职业、职称或工作无关，尽管多年研究水域气候，却得出如此这般结论，不免使人怀疑，是否空耗年华，蹉跎岁月。——怎么可以认为海洋只影响周边几十公里的气候呢？为什么天津与保定气候相近？因为同属海洋性气候，恰恰都受到海洋这个水体的影响，这其实只是个常识问题。
因季节不同、洋流不同，大洋的季风也不同，海洋对气候的影响可不止几百里！地中海式气候影响了周围十多个国家大片土地，大西洋暖流影响了英国和西欧北欧国家的气候，又作何解释？
隔膜的世界需要不断交流，学科与学问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远一点，在中国北部的地图上，天津和酒泉、敦煌、喀什，大抵都在北纬40度附近，但这些城市气候差异巨大——这就是海洋性气候与内陆性气候的区别。台风——热带气旋风暴登陆时会伴随着暴雨、带来丰沛的降水，海洋提供了大量的水气。由是我们看到，专业背景未必成就一言九鼎的权威。人生有限，知也有限，如果一个专家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连常识性问题都搞不清了，未免悲哀。
这个专家居然说：“我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把长江中下游大旱和日本大地震联系起来。因为地震可比三峡水库增加点水面影响大得多，日本离长江中下游也不远。”——这种随心所欲的“蛮讲”太情绪化，不仅缺乏常识，还蔑视民众的智商，僭越了道德的准则。
我想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学科，会在一个大时代里，经历风风雨雨而诞生发展。于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相当深奥、颇值得琢磨的话：“伪士当去，迷信可留”。
076三峡居民、土地和淹没的纠结
当今社会里，人群之间往往缺乏共通的交流，信息也并不透明。
至于一些群众猜疑，只在坊间流传，并未见诸报端，也没有成为主流观点。对此类“流言”，本可以忽略不计。一些专家或领导闻之激愤，不能容忍，通过媒体出来辟谣，而论据又不那么令人信服——反而使本来的小道流言，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实在得不偿失。
由于他们多数是部门官员、“业内人士”，发布的新闻和“研究成果”一边倒地突出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宣扬成绩成效优点，撇清与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环境变化的干系，绝口不提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其可信度难免打了折扣。
一位担任过相关部门和三峡公司领导的工程院院士说，“损失一些陆地面积换取一些水面，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在我国西部，河流水电开发基本上都在河流的上游，绝大部分属峡谷型水库，淹没损失的土地大多数是贫瘠的坡地”，“以三峡水库为例，陆域面积转为水面63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38平方公里，经济林地49平方公里，其他351平方公里为贫瘠的岩石边坡，而得到的是下游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安全保障。换句话说，用少量的土地换得优质的平原土地，给超量的洪水留出了陆地蓄洪能力”。
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三峡水库面积1100多平方公里，而据称淹没的土地只有600多平方公里，那么，其余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哪里来的？是原有江面吗？
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3）
——这是否有测量学、统计学上的问题？可以设想，最小的水库也不可能只把原有的江面放大了一倍。那不叫现代水库，不是雄伟的高坝，而只是古代低矮的塘堰了。
长江三峡地区，峡谷与宽谷交替出现，江面宽窄悬殊。如瞿塘峡不过长8公里，巫峡长约45公里，峡谷河段两岸山峰耸立。而宽谷河段总体上应长于峡谷，江面开阔，两岸山峰相距较远，阶地发育，岸边丘陵起伏，多碛坝和边滩，这里人口密集，多良田和村镇。况且，三峡地区还有香溪、大宁河等众多长江支流，可这位院士把600平方公里淹没区的一大半土地，即351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统说成是贫瘠的“岩石边坡”，既不长草也不长树，那就不是做学问的老实态度了。试想一下，如果120万移民，聚集在27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宽只有一二十公里，那几乎不可能有农田林地，而应全是人口稠密的城区了。事实是这样吗？
人和土地的关系，在学术界和现实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认为被三峡水库所淹的都是贫瘠的土地的说法，既不体现人文关怀、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可言，至于是否代表强势集团一些人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就不得而知了。
同样以三峡库区为例，世界上的大峡谷很多，但像长江三峡那样地处一个世界性河流的中段，绵延千里，两岸有着丰饶的台地和平坝、积淀着六七千年不间断人类文明的大峡谷并不多见。
这山看得那山高，地理是有区域性的。任何土地肥沃丰饶，或者荒芜贫瘠，都只能在同一区域内作比较，才能经世致用。在长江三峡地区，山地占72%，丘陵占23%，而平坝只有5%左右，这些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主流和支流两岸。沿江走廊地带，是群山延绵的三峡地区最肥沃、最适宜生存的土地。邈远的洪荒年代已不可考。200万年前三峡地区生活过的巫山人，也未形成完整的“谱系”，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也许这些已经永远搞不清楚了。
但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中叶的几千年里，三峡地区人类就生息在这沿江平坝台地地区，即现在的145—175米水位线之间。历史上三峡地区繁华的城镇，经济和商业中心也都在这些地区。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三峡水库淹的正是几千年来农业耕作的核心区，也使三峡地区人口容量大大减少。”（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岁月混沌，往事如烟，除了世代相传的故事，在三峡这样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许多史实都是可考的。
三峡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着7000年不间断文明深厚沉淀的大峡谷，是楚文化的摇篮和巴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四川古称“四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和丘陵地区。古代出入四川不外乎两条主要的水陆通道，一是往川北经剑门翻过大巴山的“金牛道”，一条是沿长江三峡经夔门的“三峡通道”。因此，除自然风光外，三峡更有独特的人文属性。几千年来，人们不但受了长江水的养育，还受到来自长江三峡源源不断的文化的滋养。
可能在汉晋时期，便有“三峡”之称。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盛宏之的《荆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对长江三峡都有脍炙人口的记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今天，读到古人这些诗句，使人有更多的怀想与伤感。
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4）
先秦时期，三峡沿江居民主要以采集渔猎为主；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沿江水田农业开始得到开发，农副业，如盐业等也有了发展；唐宋元明时期和清代前期，沿江水田农业、近山畬田、商业转运、过境贸易、盐业生产蓬勃发展，经商风潮高涨，林副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历史上，三峡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得早，但整体水平不高。沿江稻作与近山的畬田配合，在人地矛盾并不突出的条件下，有其合理的生态意义和产出效益，大抵民众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历史上，虽号“天下最穷处”，但其居民“未尝苦饥”。
沿江平坝、台地、丘陵地区，是主要高产稳产的农产区。《舆地纪胜》记载，涪陵一带早就开始了双季稻的种植，东汉时鱼复县一带便有百顷稻田。杜甫《夔州歌》中写道：“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大抵这些稻田可以引泉水自流灌溉。宋代诗人范成大说万州“山下流泉却宜稻”，故称间有稻田。刘禹锡在《畬田行》中写道：“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认为近山坡地的庄稼雨水充沛，能旱涝保收。——现在，这些沿江地区的农田多数被淹没了。
有院士、高工、教授头衔职称的领导多多，但有真知灼见的不见几人。有位院士认为：“以三峡工程为例，可以说我国水库移民工程走出了一条成功可行的路子。我国的水库多数建在贫困山区，土地资源匮乏，为解决山区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走进现代人生活的环境，进行合理的搬迁，水库移民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认为移民是一种民族进步的表现。”“三峡工程的建设对于这一地区来讲是唯一的发展机遇……至2006年12月已外迁移民19万人，大部分移民迁入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融入当地社会，减轻了库区土地资源紧缺的压力。”（《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位院士还在著述中说：“移民常常可以成为激活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我国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城都是由移民组成的，例如上海、深圳、纽约等等。”（《工程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至少存在表述不当。如果说发展机遇的话，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邓小平，三峡地区自然不能例外。怎么能说建设三峡工程是库区发展的唯一机遇呢？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几十年来，由于三峡工程不上不下，而县级城镇大部分依次分布在沿江平坝地区，属工程规划淹没区，许多建设项目无法展开，致使库区人民失去了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遇。至于用上海、深圳、纽约等世界著名的移民大城市来类比三峡水库移民，大抵可认为是不着边际的扯谈，不值辩驳。
实际上，三峡工程移民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按照当时的计划，100多万移民全部就地后靠安置，这位院士应参加过原计划的制定。——几十年来，中国水库移民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少，“重水库建设，轻移民安置”现象至今仍未完全解决。有资料显示，我国2200多万水库移民，由于耕地被淹，房屋被拆，相当数量移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成为我国贫困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2006年7月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471号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几天后，即7月13日，新华社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文件），国家对水库移民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全国2288多万大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每年需筹集后期扶持资金137.3多亿元。山高坡陡地少，如果采用原来三峡工程通过时，全部就地后靠的方案来安置移民，就很难完全避免重蹈覆辙。
第三部分 极端天气和异端的论点（5）
三峡库区部分移民外迁方式，也不是当初决策者自觉规划出来的路径。1994年11月2日，朱镕基副总理在考察长江三峡工程后，曾经尖锐地指出三峡移民问题“事先没有规划，也没有迁移一个城市的经验”。（《请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
作风硬朗，敢讲真话实话的朱镕基，正是在三峡工程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中，提出了“绝对不要认为三峡工程风险不大，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他认为，第一个风险是资金很大，“我们搞了三峡工程不可能替代一切，你上，别人也要上，这个总规模是否承受得了”；第二个风险是移民；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
朱镕基说：移民“这个风险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教训了。如新安江电站的移民，40年过去了，问题还没有解决。三峡工程100万以上的大移民，而且60%是城市人口，这个钱不知道怎么花，公用设施、城市建设等等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农民安置，每户3万元钱绝对够了；城市工厂的搬迁，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现在看起来，农民的搬迁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尽可能就地后靠。现在到实地看了以后，我觉得对这一点估计过高，因为无地可退，无后可靠，勉强怎么行呢？把山挖得一塌糊涂，植被也破坏了，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考虑第二个层次，在省里面安排，往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地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安排，这个不靠省长根本不行。”
——三峡很多地方实际上“无地可退，无后可靠”，这些陆院士们不是系统对移民方案“论证”过的吗？本来认识到这点，并不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专业才能，只要为移民今后的生产生活设身处地想一想，便会心生忧虑，诚惶诚恐，责任重大。可为什么要等到正式动工之后，移民搬迁开始二三年之后，才一眼看出这个问题来呢？
朱镕基副总理还着重指出了长江存在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他说：“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建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究竟有多大？现在，长江已经不是长江了，比黄河还要黄，成了‘黄江’。一年有多少泥沙往下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9亿吨，还有的人说是6亿吨。泥沙问题对大坝有什么影响？对河流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提醒你们，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要很好地研究。说到底，上游植被的状况要是不改变的话，对大坝是没有好处的，任何技术方法恐怕也难解决。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游的植被至少50年内难以彻底改善，我们已经搞了40年，植被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长江的泥沙含量就是证明。我们现在就要重视这个工作，最后还要等树都长起来，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泥沙总还是个问题，要继续研究。”
朱镕基这个关于长江三峡的讲话，当时并未见诸报端。
真是不幸言中。
4年之后，即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
长江流域包括三峡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正在实施之中的三峡就地后靠的移民计划遭到强烈质疑和忧虑，包括一些生态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明确表示了反对。
记起90年代初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在考察途中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某些人竟为少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而幸灾乐祸，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使人愤懑和寒心。如影随形，中国的专家与学者也日益变得部门化、行业化，其研究与结论的得出，似乎更看重部门与集团的利益格局，因这种割舍不断的“情结”，对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的得失深入科学的研究与分析，反变得不再重要。
——1999年5月，正是在朱镕基总理主持下，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原有的三峡移民工作进行了“两个调整”：一是调整和完善库区移民政策，改变全部就地后靠政策，这才有“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二是调整和完善企业搬迁政策，加大库区搬迁工矿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
同时，还对长江上游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等生态环境工程。——而这已经是在三峡大坝正式动工六七年之后了。
——这实际上也是对当代中国建设中重工程重项目、轻民生轻生态环保的“政绩文化传统”的最大调整。
第三部分 水库移民不等同于高山区“扶贫
想单纯靠水电站之类的大项目，通过移民使百姓脱贫，有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
某位院士说：“三峡库区涉及重庆市和湖北省的20个县市，是全国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仅重庆库区5个县中就有国家级重点开发县10个，绝对贫困人口64.4万人，三峡工程移民解决了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问题。”——应该不全是认知的不同和理解能力上的差异，这位院士混淆了“高山移民”和水库移民的概念。
“高山移民”一直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扶贫工程。我曾随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到一些移民点调查过。在西南，主要是把不适合人类居住、自然生态环境极端恶劣地区的居民向沿江、沿河的平坝地区移民建村。在陕北，从极度干旱缺水的白石山区往川道上移；在四川大凉山，也是从高山往低处河谷盆地搬迁。
三峡库区移民恰恰相反，是把低海拔的平坝和台地上的居民，往高处“后靠”，不仅优质的农田水浇地减少，一般地说，生活也更加不便。——农民不能都成为水库上的渔民吧。
移民需要口粮田，种植果树也要开垦山地，新建城镇需要平整的土地，把农田改为建设用地。——这些并不像某位院士所说的“减轻了土地资源紧缺的压力”，而是恰恰相反。因此，三峡水库移民与山区高山贫困地区移民毫不相干。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三峡库区原有的6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中，能够通过水库移民脱贫的极少——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居住在沿江地区。
三峡地区大量山地的垦殖，是在明代畬田消失后，由于人口增加而发展起来的。不断往高山移民，造成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破坏。
特别是经历了明末的战乱，从清初开始，三峡河谷是湖广及河南大量移民入川的通道。许多移民留在了三峡，毁林开荒。于是，从江边到远山区的植被均遭破坏，山脚山坡都成为梯田，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加上建国后“大跃进”等几次大的山林破坏，长江水也逐渐变黄变浊，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的，成了“黄江”。
——有专家曾提议，三峡水库移民可在高山草甸地区从事畜牧业，神女峰下放羊，这类丰富的想象还真有浪漫色彩。可高山上还有成片未被利用的草场吗？种田插秧的农民，去放羊放牛愿不愿意呢？况且，在大规模企业化养殖的今天，这种高山散养会有多少经济效益，也是值得怀疑的。
现在，往浙江等地外迁的移民只有十多万人。大多数库区居民还是“就近后靠”，从平坝向山区移民，即使是“开发性”的，可高山上土地资源更加匮乏，自然条件也更加恶劣。请问，这种从沿江平坝台地区向高山区移民，“是一种民族进步的表现”么？——总体说来，即使往外省市移民，这些三峡居民主要还是从事农业劳动，也加大了迁入地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2001年7月17日，朱镕基总理在宜昌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及对口支援工作会议上说：“三峡库区移民数量与库区总人口比，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要在积极做好移民异地外迁工作的同时，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努力发展库区经济，保证库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目前要特别注意和帮助三个困难群体，一是占地移民，约6万人，由于他们的土地被占用建了新城镇，生计无着；二是城市搬迁中有8万多居民，原来依靠街面房经商，做小生意谋生，搬迁后生活没有出路；三是关闭、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20多万人，大部分靠遣散费生活。这三部分共有几十万人，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各级政府一定要时刻关心这个问题，研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努力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切实把他们安置好。”（《做好三峡工程移民、地质防灾和生态保护工作》，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
第三部分 水库移民不等同于高山区“扶贫
三峡工程移民的构成相当复杂。
朱镕基在这里提出了“占地移民”这个概念。如按原来的淹没区的概念，这部分并不在百万库区移民之中。由于几十座城镇被淹没，有的要择址新建，有的就地后靠，需要占用土地，这就造成了新的失地拆迁居民。这就使移民人口大大超出了原来的计划。而这些，都需要周密的制度安排，而实际上，又很难做到百无一失。
并非完全莺歌燕舞。
作为一个务实的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朱镕基总理提出了“特别要注意的三个困难群体”。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好。
库区城镇在搬迁中大量资产存量损失，有的城市选址因地质灾害还几经变动——移民工作持续了十多年，成为三峡库区的重中之重，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国家作了重大的努力，尽管各兄弟省市无私地支持，后三峡时期百万库区移民的就业、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十分艰巨，不容乐观。水库开始蓄水后，重庆万州等地曾发生过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多为失业或无业的水库移民。
2007年，国家有关部门曾就移民稳定问题进行了调查，认为“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仍在影响库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期稳定”，并认为当前影响移民稳定工作的主要问题是，移民失业现象严重，移民收入下降，移民补偿和依法赔偿差距较大。移民群体性冲突呈升级扩大的趋势。三峡工程的兴建淹没了大批企业，资本存量锐减，而新的产业又没有接续上来。
这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移民失业严重，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低保和国家安置费过活，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下降，相当一部分移民已经绝对贫困化。2006年重庆万州区有8.28万城镇低保人员，其中移民占50%。就地后靠的农村移民中，60%经济收入下降；占地农村移民中，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城市纯居民移民中，47%的家庭收入下降，人均年收入搬迁后比搬迁前下降了；企业下岗职工中，80%无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
下降、下降、下降……我真不忍抄下这些文字。上去了，又下来。似乎去了远方，结果还是回到原地。
重庆万州区四县区（万州、忠县、云阳、开县）合计动态移民75万人，占整个库区的50%以上。可以说，万州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三峡库区移民普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总体上说，现在三峡库区的扶贫任务不是完成，而是更加繁重了。——这些都与那位院士所断言的大规模水库移民成为“激活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有相当大的差距。
潮涨必有潮落。现在，国家的建设重点已经转移，高铁、新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在后三峡时期，全国各省市对三峡各县几近无偿的“对口支援”，多数已经告一段落，淡出了历史，淡出了记忆。无论是葛洲坝还是三峡水电，都是上市的企业，效益还相当好，财力无限，正在积极规划从事金沙江上游的水电梯级开发。不可能把收益全部留给自己和股东，把后三峡时期的移民问题全部交给国家和当地政府。这已是社会的公平和企业的责任问题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决不是白流。你要利用，就得改变自然奔流的形态，就得改变周边土地和人类居住的环境，就要付出成本——付出与收益间会有一个节点，那就是如何统筹考量、科学计算的问题了。
第三部分 水库移民不等同于高山区“扶贫
今天，面对长江三峡145米和175米这个惊人的“刻度”——人类文明沉积区和沿江走廊，将无可挽回地没入水底。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城市变成断垣残壁，沿江许多千年古镇夷为平地，随着水位的升高，成为碧波万顷，道道涟漪。——这也许是又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发展的起点，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自然不能简单地类比黄河与三门峡。但对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的研究，如若不能于此始，也就不能于此终。
数年间，百万移民挥泪离家别土，世代安居的家园毁弃，沉入水底，正是他们做出了经济和感情上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成全了这一伟大的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前领导的那位院士，非但没有对百万移民怀有深深的感恩和歉疚，却说出工程给他们带来了“现代生活环境”，解决了“山区贫困居民的脱贫致富”的话——虽然世事沉浮，往事如烟，这种本末倒置、缺乏良知的话，在逻辑或者大义上，都经不起推敲。
这是又一次艰难的出发。2004年8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三峡库区最后一船外迁移民离开家乡的场景——
自2000年8月3日，重庆云阳县老码头开出第一艘外迁移民船开始，5年来，每到盛夏，三峡库区沿线各码头都总有亲人含泪送别的镜头。进入今年8月，奉节县已有两批移民迁往江西。奉节县今年累计完成外迁移民3100人。今天这批移民全部是农民，在他们的身后，昔日繁盛的依斗门码头已没入浑浊的江水中，反复拆迁后残存的老县城也破落得像个垃圾场。男人们在那里挥着铁锤把一块块混凝土铸就的建筑废弃物砸碎，从中取出钢筋；而女人和孩子们则手持吸铁石，像考古队员一样，在废墟中搜寻那些肉眼难以见到的碎铁块，然后以几角钱一斤卖出。
……
人自伤心水自流。三峡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三峡的一些古城也有过多次兴废。读着三峡的文化变迁史，我感到心痛和心酸。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我们只能怀有崇敬和感恩之情。他们毁灭自己的家园成全了一个“伟大工程”，一个世界第一的工程。我从来不想用什么“毁小家为大家”之类的说法，百万民众的家是一个小家么？在命运的安排之下，个人是无可选择的。这即使是正剧，也决不会是人间喜剧和歌剧。有时候，更本质、更深刻的命题，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去破解和验证。——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以人为本，符合科学发展观？
至于专家认为，“用三峡水库换取了江汉平原的安全保障”，“用少量的土地换下游优质的平原土地”之类说法，实在令人一头雾水，疑窦丛生。
上句明明说的是“保障”，可接着笔锋一转，变成了以库区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换取”了4万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概念“偷换”之迅疾，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学问，有时真的需要“问一问”——他能指出哪一块土地，原先没于长江之底，现在是用三峡水库淹没土地来换取的吗？即使是解放初期建成的荆江分洪区，几十年来也只分洪过寥寥几次，平常年份还是可耕种收获的庄稼地。
须知，4万平方公里的水面，早就在千年以前就由云梦泽演变成平原良田了。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换算出来的？
其实，这种理论一点也不特殊。如果一定要说用三峡水库的水面换陆地的话，极有可能，换来的是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干旱和“季节性草原”——这些通江湖泊湿地的大面积消亡，这种“沧海桑田”之变，实在难说改善了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实在难说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