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延明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总会发现许多让自己恨不得用头撞墙的蠢事，就好像这样的事情，冲动加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董延明跟曹贵阳打了招呼，又跟高守说了一下，高守笑嘻嘻地说：“你知道的呀，只要你们项目那边没问题，我肯定没问题。”
董延明又吹嘘了一顿项目那边如何稳定，大有“局势已经被我控制”的意思。
高守说，那你就早点订机票吧，还能便宜点。
这时候距离过年也就不到一个月，董延明去订了机票，回家有八折，返程就是全价——初七就回来那还能不全价吗？
过了几天，高守安排人出去年底巡检，这事董延明最早就跟高守打了招呼，强烈要求让自己出次差。不过眼下的情况是董延明走得太早，高守也就没有安排董延明出去。他跟董延明说：“巡检就一个星期，可是要走好几个城市，随便哪个城市一耽误就怕你赶不上飞机，反正也就是西南那片，没什么重要的地方，下次我再安排你去别的好地方，这次我先安排小蔡去。”
董延明还没出过差，当出差是公费旅游，心里一百个想去，不过他也知道高守说得不错，只好作罢。
可是谁知道就是这次巡检出了事情，而且是轰动BAR乃至业界的大事情，董延明觉得自己真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他总是想起《花样年华》结尾那句很无聊的对白——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他也特别想问高守，如果我坚持要去，你会不会也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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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延明经常会臆想，高守的童年很灰色——总是被大一点的小朋友海扁。原因很简单：一个高大的小朋友走到矮小的高守面前，“你叫什么名字？”奶声奶气的高守说，“我叫高守。”“高手？你也敢叫高手？”……又几个高大的小朋友走到一脸淤青的高守面前，其中一个说：“这小蹦豆居然叫高手！”……
董延明想到这里就会得意地笑，他分享给小成几个人听，大家也觉得好笑——幽默就是落差，高守现在威风八面人莫予毒，小时候如果是青肿孱弱的，两相对照起来大家都忍不住笑。可如果现在故事说的是小刘小时候挨打……估计大家都笑不出来，只能叹气，唉，可怜的孩子，人生真是悲惨。
高守表现出来的强悍体现在对外的名声上。小蔡说，他出去巡检的时候，和办事处的人聊天，说起BAR产品来，人家只知道两个人——丁总和高守。巩正仪是谁？不知道。出了事情第一反应是通知高守，第二反应是知会丁总。通知高守是为了解决问题，知会丁总却是行政上的流程。
董延明几个人听得情绪高涨，都觉得倍有面子，虽然细一想高守牛×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扯不上，但跟这样的老大似乎也从侧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似的。
后来董延明才知道其实这是和工作分工有关，高守当时抓的就是BAR的对外接口，责任就是负责解答现场对BAR产品或者是通讯协议的疑问。他不负责维护，维护有运维部门的专门接口人。但是因为运维的人对BAR的了解尤其是对通讯协议的了解有限，所以高守慢慢变成了前方问题的最终解释人。
现场客户对BAR产品提出的问题，如果现场技术服务人员解答不了，就会跟版本指定的运维人员联系，如果运维人员也无法圆满回答，就要回到开发这里做解答。所以高守的工作基本是维护公司形象的最后一道关。一般情况下，客户在现场会问些很古怪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这个东西签了这个那个，就不能打电话了，是不是你们设计得有问题？”技术支持和运维都回答不了这种问题，高守一般都是哇啦哇啦地讲一通协议，把客户说得晕头转向，最后承认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通讯流程的需要。
事情发生的那天，正是小蔡出门巡检的时候，他正好在西南省份几个城市跑来跑去，那几个城市都是盘山路，小蔡有时候为了去一个局点居然要颠簸六七个小时，苦不堪言。
就在他巡检的路上，前方还未巡检到的一个城市突然出了问题。很多客户无法接听电话，运营商的投诉电话都被打爆了。运营商责成技术支持立时解决，技术支持一查发现没有可以使用的借口，马上联系运维人员，运维无法解决就马上联系研发，BAR产品的对外接口就是高守。
高守听到这种情况当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让现场的技术支持查了一下小型机的内存，结果发现可用内存越来越小……
高守一头冷汗地通知老丁，老丁没太当回事——就BAR来说，如果有哪个月不出事才不正常。老丁说，你们不是有个巡检的小伙在那里吗，马上让他终止巡检去现场排除问题。
就这样，小蔡一个转弯直奔那个事发城市。
小蔡赶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他抵达的时候技术人员居然回了省会的华为办事处，小蔡找了家酒店，下楼吃饭的当口，高守打来电话告诉他马上去运营商机房——客户投诉电话都打到邓总那里了。
小蔡放下筷子用袖子擦了擦嘴，打车到了运营商机房所在地，结果在门口被警卫拦住了。他打电话问高守，高守问技术支持，最后搞到运营商负责机房的办公室主任的手机。
小蔡拨过去刚表明身份，就听到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们公司怎么反应这么慢，早上就有问题，一直到现在才有人出来解决。小蔡挨骂后被放进去后进入大楼，上到顶层机房，又发现机房大门紧闭。小蔡在楼里转了半天，没有一个开着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办公室主任，说机房锁门了，自己进不去。办公室主任一听机房门锁着就大骂机房的留守人员，不过他也喊不回来人。最终，他给小蔡出一个主意，说一般机房门口都会散落着一些扑克牌，小蔡可以用扑克牌从门缝塞进去，然后在门锁的位置往下一划，这样可以打开机房的大门。
小蔡觉得天旋地转，他理所当然不敢这么做，但主任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主意。小蔡挂了电话在门口转了半天，用头撞了几次墙，最后给高守打电话询问对策。
饶是高守见多识广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办，犹豫了几分钟最后建议小蔡还是按主任的话做比较好，毕竟里面的机器随时会宕机，等不了太久。
小蔡有了领导授意胆气也壮了，捡了一张扑克牌准备撬门，撬门前突然很有想法地又给主任打了电话，再次询问撬门的细节，一边打一边录音——他怕进去后被110当撬门小偷抓起来。
究竟是机房的门锁太烂了，还是小蔡从前有撬门的手艺，大家都不得而知，总之他顺利地用一张扑克牌进了运营商的机房。这些细节都使得这次突发事件增加了许多神秘的传奇色彩。
小蔡进了机房，查看了机器各项参数，发现除了内存泄露之外别的都还正常。他马上把日志打包，用E-MAIL发回公司。搞完这一切长吁一口气，看看时间已经快十点了，他又观察了一阵子机器，觉得今晚应该不会出事，这才拎着电脑返回酒店。一切似乎很顺利，家里的兄弟连夜研究究竟什么地方出现内存泄露，有了结果，有了对策，他明天打补丁修正了，这事就算圆满解决。
这边深圳的BAR研发大办公室里，一宿无眠，老巩、老丁、老王三巨头坐镇定位问题。其实他们三个就是在办公室坐着，具体研究问题都是高守领衔的紧急攻关小组。
紧急攻关小组是个松散的组织，在客户现网出现紧急问题的时候临时组建的小组，成员包括熟悉协议的SE、熟悉产品的产品经理、开发产品的开发人员、测试产品的测试人员，还有一些有着丰富经验的牛人。
那天傍晚，就是小蔡跑到现场的那个傍晚，董延明跟往常一样慵懒地工作，慵懒地加班，虽然事后他觉得那天确实有些暗流涌动，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人和神色紧张的领导，可惜他没能在那天有明显的认识。
那天他可能是觉得累了，晚上八点多就走了，走的时候小刘还坐着不动，董延明也没有理会。他走后，九点钟左右，小蔡开始从现场发回日志，一直在阅读代码的高守这伙人马上开始着手分析日志，十点钟大家会聚在白板前写写画画，开始研究哪里出了问题。
小刘在这个时候也混在人堆里，跟着大家一起叨叨“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呀”、“不会是那里吧”。
老巩坐在一边看到熟悉的SE、PL里面混着一个不熟悉的面孔，有些好奇，一打听居然是高守手下的新人。大家都是研究了代码或日志一阵子就跑到白板上画来画去，被人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或者又被人启发了新想法后，又跑回自己座位上看代码或日志。人走来走去，只有小刘又没有代码又没有日志，只是混在人堆里，人时多时少，少的时候他还可以混到白板前也画上两笔。
最后老巩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拍着小刘的肩头说：“刘申奇，你行，你真有你们老大的风范，不过也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小刘笑呵呵地走了，那天晚上大家熬到了天亮仍旧没有发现问题所在，老丁等三巨头一直陪到天亮。
第二天，运营商依然接到无数投诉电话，运营商对公司的投诉也逐渐升级，投诉对象从邓总转到了产品线的总裁袁总。
老丁和老王被邓总一顿臭骂，声称“再他妈不解决，我回家种地，你们也他妈也回家种地”！
老丁回去把熬了一夜的高守、潘安一干人也集合起来，他倒很有礼貌，客客气气地告诉大家：“老邓说了，解决不好就给我拿下，我要拿下了，临下之前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这话其实已经是第二次说了，上次说就是厄瓜多尔出事故的那次。不过那次形势恶劣得多，是举国全部断线，都快影响国家邦交了，所以那种大事件让老邓紧张还有理由。这次一个地级市级别的小事情怎么会让老邓这么动肝火呢？高守昨晚熬了一夜，反应有些慢，他毕竟是见惯了BAR的事故的老人，所以这种级别的事故在他心里还远远算不了“天塌了”，因此他其实也在心里暗笑老邓的神经紧张——别动不动拿回家种地吓唬老丁，这招好用也不能老用啊，变成狼来了咋整。
谁知道这次狼真的是来了。
38
BAR的代码怎么也有千万行，根据日志里分析出来的结果，攻关小组定位工作的范围大大缩小，缩小到了百万行代码，高守这一拨人把代码看了又看，熬了一个通宵却仍然没有结果，第二天下午轮换着回家睡个觉洗个澡换个衣服，准备晚上接着熬。
老巩后来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回忆那次的事情，他说熬到第二个通宵的时候，下半夜他上楼去SE的办公室，发现刘彻还在，两眼通红的。他说：“我眼泪都差点掉下来，当时就想着，谁他妈搞得内存泄露！找出来谁是责任人，我非抽他两个嘴巴子不可！”
尽管大家熬夜熬得比较辛苦，可是客户关注的永远是结果，所以家里再怎么辛苦也没法缓解小蔡在现场的压力。
小蔡在第二天早上就抵达了机房，先被办公室主任召见询问问题解决情况，小蔡说，总部正在通宵达旦地解决问题。主任的脸马上就黑了，正要发作，手机响起了。看他笔直的腰杆和狂点的脑袋，小蔡就知道电话那边的是更大的领导——看来这位主任承受的压力也不小。
小蔡正担心主任受了上头的气，撂下电话拿自己撒气，门外进来了公司省办事处的几个人，小蔡见过其中一个。省办事处平时做的就是客户关系，所以在客户这里多少还是有些面子。这几个人给小蔡解了围，中午把主任拉出去吃饭，小蔡不想去也不敢离开机房，只好一个人无聊地坐在机房里。
深圳总部，老巩还坚守在办公室，老王开车回家休息，老丁陪邓总去袁总办公室汇报此次问题。
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事故，但是中午却突然起了变化。
中午的时候小型机终于宕机了，小蔡如释重负，因为当初就预料到会有宕机的情况，而且本来的打算就是如果今天不宕机，那就等到下半夜两点钟手动进行切换，通过这个动作来缓解内存泄露的压力。小型机都是主备两台，当主机宕机，系统会马上切换到备机，这个过程小蔡在实验室看过很多次，大约需要十五分钟的时间。
虽然对于通讯行业来说，大家力图做到的都是六个九（99.9999%），甚至更多的无宕机安全保障，但是宕机这种事情却总还是难免。尤其在我国，遇到系统升级之类的事情，有一个半个小时通讯故障也不算新鲜。
所以宕机出现后小蔡也没太心慌，十五分钟的切换时间在客户关系好或者在我国这种特定国情下、特定运营商经营手段下，都不是太大的事情。他给家里通报了这个情况，高守也通报给了老巩，大家都有一种“早就该宕了，怎么才宕”的心情，齐刷刷心里石头落地。
老巩安抚攻关小组的人：“前方总算宕机了，大家加把劲找出问题来，打好补丁。这次的事情说明我们的产品实在是太不稳定了，如果保持这样的质量，我们被扫地出门是迟早的事情——明摆着，业界有很多公司的产品都是号称一年停机不超过一秒钟。我们这一次宕机把几百年的配额都用光了。”老巩说着说着还又挥手又骂娘，“他妈的，抓住搞出内存泄露的家伙，我肯定要抽他！这家伙搞出这次事故不光是要赔钱，还赔了我们公司太多的信誉。”
大家都笑，老实说，这种事故严重是严重，但是总好像是理所应当一样，大家紧张归紧张，却没有觉着恐惧。
谁知道，在现场的小蔡突然发现备机没有完成启动的迹象，而且连续启动三次都失败了，系统又将刚刚才切换了的主备机又重新切换回去。他一下子就晕了——这一个来回正常情况下就要三十分钟，三十分钟怕客户不会答应啊！但最严重的情况还不止如此——如果主机还起不来呢？那就又重新切回备机，然后备机依然起不来呢？
他赶紧给家里拨电话，家里也慌了，一方面联系小型机的供货商及厂家——IBM，一方面老巩赶紧给老王打电话，拉他回来主持大局。
IBM那边听说这种事情也毛了，也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又派了个专家来到华为安抚大家。
老王回公司的路上出了点车祸，把人家车给挂了，他也没敢多耗费时间在这种事故上，赔了钱赶紧来到公司。到了办公室一看，座位上居然没几个人，连老巩都没有在座位，他站在过道大骂了一句：“巩正仪呢，其他人呢，都他妈死到哪里去了！”
上次他也喊过类似这么一嗓子，结果边上的人吓得不敢说话，他看没人应声就骂人家：“你是死人啊，不会去找他们啊！”所以这次正好在他发飙地点附近的董延明学乖了，赶紧战战兢兢地接话：“巩总他们去了会议室，好像是和IBM的专家讨论解决方案……”
老王扭头就走，一边走就一边叨叨：“还讨论个屁啊，赶紧去他妈现场不就完了吗！”
下午老王、老巩和老丁一碰头，然后和IBM一商量，决定马上派IBM的工程师去现场解决问题。安排好了这事，三个人都继续傻眼坐着，绞尽脑汁地想，如果一直都起不来怎么办？
下午四点多，现场的电话又打来了。先是高守接到小蔡电话说，主备机一直在倒换，至今仍没有起来，而且听说现场事故又升级了，省办事处的人说，好像是客户的营业厅被砸了。
高守说，不会吧，你确定吗？小蔡说不准了，因为机房和营业厅不是一座楼，他也没人问。
然后是老王接到当地省办技术服务部一把手——孙主任的投诉电话，说他已经对产品线投诉了BAR产品开发部，因为这次事故完全是因为产品质量而引发的重大问题，投诉中也包括BAR开发人员的反应速度和解决时间。老王是PDT经理，所以对外自然是他负责，他见惯了大公司部门间的龌龊——事到临头的推诿责任。他其实窝了一肚子火，还想投诉现场的技术支持，因为如果他们能早些发现问题，给研发多留一些时间，也许补丁早就出来了，怎么会搞到现在这样被动。但是理论上说，后方是不可以投诉前方的，所以BAR开发部最有权势的老王也只是生闷气。
高守跑过来跟BAR的三巨头说了小蔡刚才的话，三人都严重震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老丁半天没缓过神来，老王反应倒快，拍桌子指着老巩说：“你愣什么愣，蔡什么的不是你的人嘛，你赶紧给我打电话确认去！”老巩迫不及待地拨通小蔡的手机，可是小蔡也只是“听说”，机房和营业厅根本不在一起，他又不知道问谁好。老巩怒了，对着电话喊：“你他妈死人啊，你不会打车去看看啊！”老王大概觉得被老巩抢了台词，骂了老巩一句：“你他妈死人啊，他去了谁看机房啊！”
两个老大喊了两句，声音不算大，但是足够让身边两个格子的人听到了，没有一分钟整个办公室里都鸦雀无声。董延明那时候正在搞V7R3的工作，这事里没有他的关系，应该很轻松才对。但是突然之间，办公室的空间里有种被灌进水泥的感觉，所有人大气不敢出，动作不敢做，工作低头，走路踮脚，只敢小声询问：“怎么了怎么了？哪里又出事了？老王怎么又跟多久没吃人肉似的？”
最终晕头转向的小蔡被命令死守机房，外面的事情不用他管。三巨头面面相觑，一个头两个大，三个头六个大。如果小蔡的话是真的，那么这将是整个BAR在华为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大事件之一。“靠，又是一次厄瓜多尔。”坐了半天，老丁就很有见地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后来高守说，要说事件的影响之类，那这次的事故远远没有从前中东或者厄瓜多尔的事情糟，但是这次是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我国，发生在世界上最强悍、最不讲理的雇主中国移动身上，那这就不是小事了。
中国移动是个很有趣的公司，总公司下有各个省公司，北京移动、广东移动等等。原则上说各个省公司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但是省公司的老总同时又非常依赖总公司的任命，这就搞出和某些政要一样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衍生出很多奇怪的事情，比如一个老总上台了，通常都要更换一批设备或升级系统，用以表示“在我的任期内，我省内的××指标上升了××百分点，用户××××……”更换了设备又不给钱，一般都要推到下任。为了这个钱，好多人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要，松不行紧不行。据说阿尔卡特就干过一次蠢事，强行要钱，结果钱是拿到了，却被省公司老总找个由头搬迁了很多套设备。
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捣毁营业厅这种恶性事件，这无疑是往省公司领导头上泼屎、在人家的仕途上埋雷，这在我国，简直就是把年轻有为、正等待平步青云的某领导一棍子打到十八层地狱里，还要跺上两脚啊。对这种人这种事情，领导们一般都是沿袭慈禧老佛爷的做法，“你不让我今天好过，我让你一辈子不好过。”
高守后来描述这事，他说，虽然当时并没有现场人员确认到底出了多大的事情，但三巨头依然都面无人色，估计心里都以为这种事情闹大了的话，怕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了。老巩最沉不住气，他说：“咱们要不要打电话去省办问问？”老王瞪了他一眼，说：“问什么问，有事你能跑得了？没事问出事来怎么办！”
老巩拍了下脑袋看窗外，老丁自己拿起电话拨IBM去现场工程师的手机，挂了电话说：“关机了，估计上飞机了。”老王看看手表说：“八点钟也许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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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工程师还没到现场，小型机便在小蔡的强大人品感召下启动了，不过这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钟，前后累计宕机时间四个多小时。
小蔡结结巴巴给家里通报这个消息，他是发自内心地兴奋，因为宕机这段时间客户的工作人员都恨恨地盯着他，他脸皮再厚也禁不起这几个小时十来只眼睛的凝视、仇视、蔑视、敌视。
家里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欢欣鼓舞，老王拍着老巩说：“你看，我就说没事，不让你打电话没错吧。”
老丁嘱咐高守继续攻关，如果再出现宕机，那谁也遮不住，所以今晚务必要出补丁。然后他又跟老王和老巩打个招呼，就去向邓总汇报眼下的情况了——这种事情肯定会被客户投诉，提早知会领导，多少也让领导有个心理准备，省得客户投诉不期而至的时候，让领导措手不及，再导致什么不可预期的后果就不好了。
老王让老巩回家去休息，因为老巩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回家，更不要说休息了，老巩也没有推辞，自己开着车就走了。
似乎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和谐稳定，一切如常，老王也一厢情愿地相信，所谓捣毁营业厅之类的都是小蔡听错了或者有人危言耸听。他和蔼地走到办公区的白板前，询问问题定位工作的进展。吴海波说，缩小的范围比较小了，不过越看越奇怪，实在是推测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老王浅笑说，你们是看复杂问题看多了，说不定这就是个特别白痴的问题，是你们觉得永远不会出问题的地方。
老王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又有高度又有深度，看到吴海波几个人频频点头，承认自己可能着眼点有问题，他刚要兴奋地再吹两句自己做开发的“想当年”，就看到邓总和老丁风风火火地走过来了。
老王马上就知道出大事了，不顾自己腿肚子转筋脚后跟发软，小跑迎上邓总。
原来小蔡听说的传闻是真的，西南那个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风剽悍，也不知道这几个小时手机不通影响了什么事情，反正当地居民暴怒，冲击了营业厅“要说法”。不知道现场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说法”变成了“要出气”，营业厅门窗都被打烂了，连110都出动，才制止了这次行动升级。（董延明猜测是营业员态度太牛了。这也正常，越小地方的营业员越牛，一张扑克脸，说话冷冰冰，客户来办业务就好像是来向他们借钱一样。）
这种恶性事件已经超越了通讯的范畴，上升到社会治安的层次。可以想象当地地方政府会受到上级怎样的压力，当地移动公司会被上级怎样的狗血淋头。风暴在酝酿，结果是无数人仕途完结，当然，始作俑者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据说移动总公司的领导亲自抵达现场指挥，虽然不知道有什么需要他的指挥，但是他高屋建瓴地裁处了几位当地移动公司负责人，这一举动立刻对善后工作起了火箭助燃一样的作用。当时被撤职的几个人有当地市公司的老总，有省公司的副总，有负责技术的主任，也有负责攻关的处长。总之，跟此事有关的人员就好像一排提线木偶一样，让人一扽线，齐刷刷一排倒下。
这事情后来还有一个花边，大约一年后，老巩一次出差，在飞机上和旁边的人聊得不亦乐乎，下飞机后俩人依依不舍自报家门。那人听说老巩是BAR的头头后，态度顿时急转直下，指着他鼻子：“原来是你呀，要不是因为你，我他妈现在还在移动做老总呢！”老巩听说人家就是那次事件波及的移动某领导之后，也特别惭愧，回来跟大家说，以后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那次事件首先发难的是公司的当地办，非常严厉地投诉了开发部，大意也就是说因为开发部的开发人员不专业，导致产品出现如何如何的大漏洞，虽然最终在当地办的斡旋下事情被解决了，但是仍然给客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且也让当地办和客户之间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为当地办日后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互相捅刀子，这在很多公司都是屡见不鲜的，说到底也不外四个字——推卸责任。这种程度的投诉在开发部看来简直就是日常三餐一样，所以也没谁当回事，但是客户的投诉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实际上当地移动并不只是投诉这么简单，在一条线连根拔起一排领导之后，当天就直接越过开发部通告公司总部——“要把华为公司产品从××省移动公司扫地出门”。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好像很多人说的一样，“这不是钱的事，关键是丢不起那个人”。
邓总就是被这样的一封通告信给惊动的。实际上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华为七大金刚之一的费敏费老板，费老板收到信，从产品线一直骂到开发部，邓总就是这样被骂到了开发现场。他到了开发现场也是一顿臭骂，从老王一直骂到吴海波，骂了一圈发现老巩居然不在，一问知道老巩回家休息了，顿时怒不可遏，打电话过去骂。老巩被骂得最凶，邓总还说：“你算个球东西，我都没回家你就敢回家，你他妈的×××。”老巩后来跟许多人聊天沟通的时候都说过，当时他就想辞职了——我大小也是个领导，却让邓总骂得像个孙子一样，太受侮辱了。他说，他忍了这口气，想把这次事情圆满解决了再说，怎么也不能给人留下临阵脱逃的形象。但是他为什么没辞职呢？所以这事情说来说去又绕回到“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那天晚上受了莫大压力的高守、吴海波最终一鼓作气将问题找到了，果然如老王所说，是一个白痴问题，一条IF（VALUE==NULL）被写成了IF（VALUE=NULL）。实际上攻关小组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条代码上巡视过了，但是都很程式化地忽略了==和=号，都不太相信是这样的白痴低级错误。
问题找出来，老巩也食言了，他没有抽写代码那人的嘴巴子，因为代码注释中的人已经离开公司好久了。老巩仿佛泄了气的球，说标称规范简直就是白推了！编程规范里面有关此类的要求——凡是用到==号，一律要求常量写左边，变量写右边，目的就是杜绝开发人员少码一个=而导致的此类问题。
问题出来了，攻关小组的人也轻松了许多，出了补丁给测试部测试，除了几个观察的人外大多数都散去了。测试部枕戈待旦地等待了好几天，总算拿到了工作，马上加班加点地测试，天还没亮宣布所有测试用例通过。小蔡第一时间拿到了补丁，赶紧打上，心放回了肚子里，觉得这件事情该圆满解决了吧。
其实没有，对公司来讲，解决问题仅仅是所有善后工作的开始，与客户交代才是个大难题。第二天一大早，费老板带队，袁总、邓总、老王、老丁还有其他市场部的一干领导全部起驾当地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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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几章事故了，可是这些和董延明有什么关系呢？
就好像董延明讲这些故事给同学桑军听，桑军听后抓耳挠腮地问：“点解？”
他刚跟董延明学会了几句粤语，就哪里都用，实际上他想问的是：“这些事情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客户要求赔偿，书面道歉之类的都是应当应分的，经济赔偿是大家意见分歧所在。
董延明听说赔偿金额的时候吓了一跳，这是真正的天价——上亿。高守倒很镇定，说：“这只不过是漫天要价，等的就是坐地还钱。好家伙，用户几十万人的小城市停几个小时就几亿？BAR产品这么多年总共挣的钱也不够呀，真要赔这些，那还不如包个专机把大家都拉到当地，找个空旷的马路直接排枪扫射，全部击毙算了。这事吧，损失事小，丢人事大，那个城市注册用户也就几十万，企业基本没有，停机直接经济损失，你找再黑的会计也算不出来一千万，之所以赔偿金要这么高，也是表明了自己对这种恶劣事件的态度——痛心疾首加绝不姑息，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谈判继续了几天，各种消息也漫天飞舞。有关上级政府对于这种事件的处理、移动对于公司的处理、公司对于部门的处理，大家茶余饭后倒是不缺谈资了，而且本该凝重的气氛慢慢变得有些奇妙。人就是这么有趣，不管多么严肃的事情，总会被人咀嚼出一些不严肃反倒轻松的东西来。
老丁和老王都不在家，只有长吁短叹的老巩还总出现在办公室，但奇怪的是并没有董延明想象的天天暴怒状态，只是看人眼神带了点厌恶。
“哼，心理肯定琢磨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董延明这么想。
董延明们听说的有趣细节是这样的。
早几年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对于形象是不怎么在乎的，尤其是垄断行业。但是在当地情况却不是这样。当地移动和联通两大运营商正打得不亦乐乎，互相抢客户，对自身形象要求比较高，意识很超前。两大运营商在当地的矛盾据说起因是移动出了一张猛虎卡（你知道，就跟如意通神州行一样的一个产品，只不过名字怪异了一点），资费上很合算。联通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出了一个打虎卡，资费上更合算。问题不是资费标准，是这两张针锋相对的卡的名字——我们中国人一贯讲求和气生财，但那却是建立在大家互相给面子的基础上。打虎惹怒了老虎，移动下令猛虎卡资费全面打折，据说直降到四折，总之搞得当月联通营业大厅门可罗雀，无人开户。
就在这么个当口，移动突然宕机半天，联通差点笑歪了发射塔：从前移动总说，联通便宜有什么用，我们移动信号强覆盖广。现在怎么样，反过来了吧，信号强覆盖广有什么用，能打电话的手机才叫手机。
移动有苦说不出，因为当地联通用的也是华为的设备，可是手机客户又怎么会知道呢，他们看到的是一家不太稳定、一家更不稳定。
不过这个细节终究不是问题的关键，面对冲击营业厅这种恶性事件，它只能做作料笑谈。
谈判的结果跟高守预计差不多，谈了几天，解决很戏剧化，赔偿金额从上亿一路跌落到千万然后又到百万，究竟落实到多少，董延明居然一无所知，只知道几天之后宾主握手言欢，恢复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事情还没完结、谈判依然继续的时候，在几个老板带着几个老总跟客户道歉的时候，老丁这个级别的小瘪三部长直接被某个老板随手发配到现场看守局点。
老丁虽然是技术出身，但是也多年不曾摸枪了，一下被发配到现场确实有些发蒙，但是为了表达公司对于本次事件的重视，他以开发部部长的身份坐镇现场，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老丁到了现场没有事情做——哪有那么多新闻联播里说的“深入到一线作战”的领导，领导们如果到一线去，还咋咋呼呼的身先士卒，那不添乱就算不错了。实际上，即使老丁这种真正从开发岗位上提拔上来的懂技术的领导，也会面临今日不同往日的局面——从软件版本到小型机类型，老丁都没有用过。如果真有问题，那他只能干瞪眼，不过还好问题已经打了补丁，已经稳定了。
于是无所事事的老丁在现场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天拉着小蔡聊天，因为除了小蔡他也没别人可以聊了。客户的员工根本不把他这种乙方的领导当回事，当地办的市场人员对于研发的领导一向不感冒，毕竟隔着产品线呢。
俩人一来一往聊了两天后，上层的甲乙双方达成协议——象征性罚款和郑重道歉，老丁也得以随着费总一起回总部受训检讨。
这两天可聊的就太多了，小蔡也不会一一跟董延明细说，不过他说了最关键的：“丁总问我挣多少钱了！”
“你怎么说？”
“实话实说呗。”
“他怎么说？”
“太少了，还说给我整点股票吧。”
“……”
丁总回来就快赶上过年了，给这次事故写总结，给部门员工开总结大会，然后又着急忙荒地准备各种述职汇报，股票的事情没再提过。
他似乎天天都忙着做检讨，毕竟这种恶性事件他作为开发部部长是躲不开的，后来这事情还被编进了华为大学的教材，以警后人。开发部开了一次大会，老巩主持的，老丁和老王都没有露面。老巩讲了一个半小时，说得语重心长，悲痛得肝胆俱裂，对大家提出了很多要求很多希望。然后高守几个人也上台发了言检了讨，花团锦簇的官样文章，就和CCTV上经常看到的那种差别不大，推推责任表表决心。
不过这些事对于董延明都是没有影响的，大家依旧很欢快地加班，没有沮丧惶恐，也没有老巩希望的那种警钟长鸣、战战兢兢的心理。
到了年底，老丁的考评被打了D，大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奔走相告，既有幸灾乐祸又有兔死狐悲。
关于这个事情，高守的言论充分表明了他对老丁的拥戴，他说：“丁总已经打了两次D了，一次是几年招聘都没招到足够的人，一次就是这次。就咱们公司，一般的领导如果打一个D，基本也就没什么戏了，老丁打了两次都没事。这就叫牛×，这就叫公司离不开的人。如果换了他，咱们BAR恐怕……嘿嘿嘿嘿……”
这是在年终，组内聚餐上高守给大家透露的信息。大家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虽然公司上空笼罩着云谲波诡的气氛，但那终究只会波及到大头目，董延明这伙人就和《西游记》里的那种叫“有来有去”的巡山小妖一样，面目模糊行为可笑，但是他们却是大难临头时，最安全和最有资格继续开心的人。
当时小蔡还没回来，“客户对我司产品丧失信心，坚持要我司工程师留守观察”，这就是官方的说法，私下大家都说小蔡被当做人质扣留了。
多待了一个星期，眼看再不回来，年都要在那边过的时候，小蔡才终于被释放了。
过了年，所有人都回来了，一晃眼就到了四月份。
小蔡收到了一个E-MAIL，邮件上面是通知所有收件人都分到了股票，等待开发部部长的逐一沟通。
得知这个消息后，董延明一宿没睡，辗转反侧，第二天两眼通红地让小蔡请吃饭。最终小蔡请几个关系好的兄弟吃了顿饭，强烈要求大家保密。
是的，董延明嫉妒得两眼通红，震撼得寝食难安，满脑子都是惆怅失意，肚子里倒了调料瓶一样五味杂陈，这才是桑军问“点解”的那个问题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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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董延明走得最早，连部门的聚餐都没有参加。据说那次聚餐老王大显神威，每桌一杯酒，从头敬到尾，一个小时不吃菜，不停地喝酒，喝了十几瓶的样子，让董延明感叹当领导没有度量可不行。
董延明回家前几天，他跟大家说，他的测试工作已经做完了。众人交口称赞，都说董大侠高效率。其实他也没测完，只是简略地跑了几个流程，感觉肯定不会阻塞别人也就停了。他没时间了，他跟曹贵阳提前请了好久的假，牛已经吹出去了，现在说不走太没面子，所以打落牙齿肚里咽，只能希望自己走的这段时间这帮人不要测出什么大问题，好让他可以在春节回来后加班加点测完。这样就皆大欢喜，也维持了自己一贯的光辉形象。
万幸的是大家测得比较缓慢，而且和董大侠负责的部分交互的不多，所以上至曹贵阳、刘自明下至小龙女都相信了董延明的鬼话。除了小龙女间歇地打电话请教董延明有关测试的技巧，基本上董延明没有接到工作的电话。小龙女的电话比较气人，她会的不多，不会的不少，董延明一走，她就完全迷失在工作流程中。头几个电话董延明还客客气气，后几个电话董延明就不耐烦地露出气急败坏的嘴脸了，由此也看出孔子“诲人不倦”这四个字的伟大。年后董延明回了公司，初八初九办公室冷得要命，人来得也很少，他冻得哆哆嗦嗦地加班赶工程，一边赶一边觉得自己可笑——似乎自己一直在争什么，但仔细一看又似乎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就是年少无知的注解吧。
初十刘自明回来了，笑嘻嘻地和董延明拉话，问董延明对于这个版本质量有信心没有。董延明矜持地说，对自己那一部分代码有信心，对别人的不好说。还吹牛说，我这部分代码基本上测试部测不出什么问题。
结果话说大了，没出两天代码飞检小组又不请自来，找上了BAR，这次盯上V7R3，一查就查出来好几个错误，打了个六十分。
结果没有直接发送出来，而是先发给了项目PM、PL和开发代表——一方面是先礼后兵，一方面是要等待开发的兄弟承认，毕竟有很多时候同样的代码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代码飞检小组的新工作方法，给大家也留足了面子。当时曹贵阳正在休假，他的假期比较长，打算休到正月十五。刘自明通知他这个事情后他有些待不住了，他给董延明打电话询问情况，因为董延明的部分有两个问题扣分了。董延明辩解说，自己那两个问题都是移植过来的代码，不是自己写的，因为移植的太多了，所以他也没有时间细看，这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曹贵阳心里不爽，心想，你没时间还休那么多假！嘴上却说，我也相信延明你不会出这种娄子，不过问题出来了，你还是好好研究一下代码，跟飞检小组的人沟通沟通，看看是不是他们的理解和我们不太一样。曹贵阳这些年的处事原则就是一个“和”字，跟谁都不红脸，即使对董延明这家伙也一直留着面子。
董延明已经自己看过自己的两个问题，确实是意外退出的时候没有释放内存，这才搞出来的问题。源代码中没有释放，那是因为在调用函数的外层有处理。可是他移植过来后，调用函数的外层并没有这种处理，而董大侠也不够细心，没有看太多层，只是完全COPY，制造出这么个问题出来。
董延明觉得自己这两个问题没什么可以争论的，确实是自己眼高手低，不过听曹贵阳的意思好像还有转圜余地。他跑过去问高守怎么办，高守说，飞检小组也不是上帝，他们说啥就是啥啊？他说有问题，你也可以让他给你把问题抹去啊。
董延明恍然大悟，跟刘自明打个招呼，就去找飞检小组的人理论。
他先给发信的那个飞检小组成员打电话，很客气地说自己对于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不是可以找个时间讨论一下。飞检小组那人叫孟宗夫，马上就很热情地说，那你来我座位上讨论吧，我在F4的5楼137座位。
等见了一面董延明差点没笑出来，他发现这人从前和自己还真打过交道呢，而且不客气地说，自己还给过这人莫大的恩惠。
那是有天下午，董延明去上厕所，正小解呢，听到厕所隔间有人说话，还敲门。那人一边敲一边说：“外面的兄弟，给我递张纸好吗，我这个里面的纸没有了……”
董延明从另一个隔间里拿了纸，从门下塞进去，实在忍不住好奇心，就在门口站着看这个人是谁，结果出来的就是这位老兄。
董延明心想，我这算大恩大德了吧，你多少也要给点面子吧。结果孟宗夫这个人倒还真较真，一板一眼地和董延明理论C++的基础知识，甚至还在笔记本上画野指针的原理以及危害。
董延明气得够戗，心里已经后悔上次在厕所里的事情了，嘴上却还要应承着：“对对，你说得对，但是你要考虑到这部分代码是移植过来的，我没时间，真没有……对了，你放心好了，这个问题后期肯定会被查出来的，真的，我不骗你，我们下一个阶段就要上PURIFY［1］，一跑这种问题就出来了，肯定不会影响质量……哎呀，你看你要让我说几遍啊，这个问题真的不是问题，我承认我大意了，但是谁没有个五迷三道的时候呢……我能把整本C++PRIMER背下来，不存在……”
俩人从下午三点一直扯到五点钟，孟宗夫几次表示自己要工作了，董延明却厚着脸皮不走，没话找话说些天气对开发的影响、地形对开发的影响，最后孟宗夫有些恼火，说你这样我们飞检小组的工作没法做了，我现在就给老巩打电话，问问他怎么办。
董延明灰溜溜地回了自己办公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呀，回想一下刚才的种种表现真是恨不得一头撞死——太没尊严了不要紧，关键是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死乞白赖软磨硬泡。
后来这事情被刘自明解决了，据说他和孟宗夫认识，还是打过交道的，还是同学什么的，反正结果是抹去了两个问题，最终V7R3得了八十分，算是在代码飞检这一关上大大胜过了V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