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告诉小孩子要说实话恰恰相反，我们更多时候会尽量歪曲事实真相以逃避责罚。尽管如此，在事实与谎言之间，人们通常偏爱事实。
欺骗像魔鬼一样在脑海中闪现，为了逃避抱怨，它会以各种伪装进入现实世界。
一个男人出外旅行提早回到了家，他发现妻子正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睡在床上。勃然大怒的他吼道：“你怎么能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他的妻子说：“什么人？”丈夫说：“那个人。”他的妻子说：“没有别人啊！”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个男人慌忙穿好衣服从窗户逃了出去。他的妻子继续问：“你说的人在哪儿呀？”丈夫站在那里，开始怀疑自己了。当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做会直接导致自己受到谴责事情，一些人甚至会用极其可笑的方式使自己免于受到谴责。
寻找逃离抱怨的缝隙
你一定经常听到这句话：“这该怪谁？”即使你并不是天天都听到这句话，你也一定会看到许多否认事实和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例子，或者你在自己的身上也能找到这样的习惯。
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会为此而争辩，有时会想：“为什么该我受责备呀？”当我们犯下错误，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判断失误，是记忆出了问题，是思想不集中，或是发生了意外。我们不可能通晓一切，因此有时候我们会缺乏某方面的知识。事实上，有许多合理的失误可以作为我们的证明、解释、借口。但是，人们也会故意地制造一些困境，然后用虚假的理由或者寻找某些渠道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
假如责备不是那么令人痛苦，我们也许就不必去寻找办法来解释我们前后不一致的或者该受到责备的行为了。但是，责备会导致痛苦和惩罚。为了避免痛苦和惩罚，人们只好用各种办法来躲避了。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看到了一些作为心理欺骗目的的逃避责备的策略，这些逃避责备的努力也包括转移批评、推卸责任、抱怨别人、妨碍进程、使之合理化、矢口否认、找借口、大事化小、争辩以及歪曲事实以逃避责任。豁免理论帮助我们懂得人们经常花大气力逃避责备的潜在原因。
该理论有以下这些假设：
我们生活在抱怨的文化里，在这里，过分抱怨的想法影响着我们的判断能力。
避免或者逃避责备是一种很强烈的人类社会动机。
有两种光线，一种很舒适，一种不舒适，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
豁免策略为人们提供了至少暂时能够逃避责备并保持良好印象的途径。
让我们来看一些豁免的策略，看看我们可以怎样来理解它们的意思：
“这不是我的错。”
“我并不想那么做的。”
“没有人告诉我不要那么做。”
“我没有做过。”
“要不是因为……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这些句子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我的错”是一种很羞涩的否认。否认是人们用来防止责备的一个很经典的方法。当这种有意识的豁免策略成为一种个人爱好时，经常会引起彼此之间的裂痕。
“我并不想那么做的”是一种希望获得宽容的恳求，它不带有任何负面的企图，只是对自己清白的一种很含糊的宣称。
“没有人告诉我不要那么做”表明这个人在装聋作哑。
“我没有做过”是一种直接的否认。
“要不是因为……这事就不会发生了”是一种通过展示客观责任来否认自己的责任的方法。
豁免策略会产生一些华而不实的效果。你能够从逃避责备及其相关的事情上感受到这些回报。这样的强化作用将使这些策略很难被改变。这些豁免努力常常是部分或者全部获得成功，否则你就不会使用它们了。但是，多次保留颜面的努力将逐渐失去可信性。“如果我不是生长在这么一个不健全的家庭，我就不会去抢劫银行了。”生长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也许是导致个人毁灭的原因之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来自于不健全家庭的人都会变成银行抢劫犯，这样的借口并不能使他（她）逃脱责任。
尽管豁免策略有时候能够收到一些成效，但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结果。相对于在无意中作出的欺骗，许多通情达理的人会把这种有意进行欺骗的努力看做更为严重的犯罪。
学会抵御抱怨的“口是心非”策略
为了逃避责备，在抱怨文化下许多人会作出符合逻辑的决定，尤其是当他们有意地参与到一些该受到责备的活动中时。这是狡猾地逃避责备的基本原理，它显示了抱怨的另一面。
当我们知道某些活动会受到责备时，我们给自己的理由有时与给别人的理由完全不同。桑德拉推迟做项目中她负责的那一部分工作，因为她告诉自己需要先进入情绪。但是当项目组问她拖延的理由时，她却告诉他们自己病了。
当人们寻求逃避责备的方法时，常常通过模糊事件、省略关键信息或者直接撒谎等方式以逃避责备和报复。例如，并不是所有拖拉的人都会说，“我晚交这份报告的原因是我不喜欢做这种不舒服的工作，我并不关心我的拖延是否会使别人落后，那时我关心的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推迟了。”相反，他们更喜欢说“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情”或者用一些其他的虚构的理由或虚夸之辞，因为这些理由能够博得同情。当这些事情发生后，拖延者既逃避了惩罚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是，由于豁免策略是不由自主的，它很难被察觉或者改变。主动努力来躲避公正的责备是一个限制其他选择的更为微妙的方法。
一种很常见的策略是把自己的诉求上升到追求“公平”原则的高度上。根据这一策略，参与了会受到抱怨的活动中的人们会企图诉诸“公平”来达到逃避责备的目的。由于“公平”（也就是公正、正确、无偏见和平衡）常被用来作为衡量行动准则和兴趣的尺度，这样的诉求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这种诉诸“公平”的策略在青少年与其父母的冲突中最为典型。丹在一个聚会上喝了酒，之后他乘着酒兴开车回家。他一到家，他的父母就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酒精的味道，告诉他以后不准再开车。丹马上表示这不公平并自卫地说道：“这是不公平的，我失去了开车的权利。我姐姐和我做了同样的事但却什么也没改变。”丹的策略是用诉诸公平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欺骗能够被感觉到吗？孩子告诉父母当时他正在一个朋友那里，所以不知道家里的猫是如何跑出去的。由于窗户是半开着的，父母也不能确定是谁的错，错在哪儿。如果父母把严厉的责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假定是孩子打开了窗户，这个孩子可能会采取欺骗的方法来逃避惩罚。
人们为什么欺骗，为什么诚实，我们能够总结出什么吗？没有简单的公式来解释人们为什么那么做，但是，通常在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感觉、思想和境遇之后，我们就能够解释他们作出的选择。
转移抱怨的焦点
委婉是指使用温和的语言令我们从严酷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委婉并不总是坏的，当没有人该负责任的时候，委婉可以被用来消除抱怨。例如：许多政治上的外交辞令就很委婉，这使得一些很糟糕的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合理地化解了责难。有一段时间，人们把住在难民营、纸板屋、树篱下或者废弃车内的人叫做“流浪者”。这种标签只是昭示了人们对这部分人的忽视。“无家可归者”没能表达出“流浪者”的特征。消除一个抱怨标签在某种意义上有它的好处：“流浪者”的意思很模糊，没能表达出他们露宿街头的不同原因。这些人里有些有心理上的陋习；有些人有严重的精神错乱；有些人还有智障，几乎没有获得工作的希望；有些人则逐渐丧失了他们获得美好生活的雄心壮志，取而代之的是一天又一天地得过且过；还有些人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
失去家园可以归结于许多彼此相关联的原因，然而“无家可归者”恰如其分地缓解了与“流浪者”相关联的抱怨和侮辱的意思。
缓和的语言也能够误导，转移那些应该受到抱怨的事情的焦点。把可卡因描述成一种无害的娱乐或者临时性的爱好，这样你就能够临时逃避严酷的现实。事实上，可卡因能够通过影响心脏的跳动而致命。吸食可卡因的代价是高昂的。有些人在心理上的确需要这种物质，可卡因能转换成重要的神经素，该神经素作用于大脑使人产生生活幸福快乐的幻觉。
希特勒曾经使用“最后的方案”来粉饰他的谋杀。“对付极端偏见”或者“从地球上消失”成了“谋杀”的委婉说法。在商业活动中让董事会来做决定的“风险分担”也是一种把责任模糊化的委婉做法。委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一种该受抱怨的行为。
抱怨也能杀人于无形
那些居于权力宝座上的人有许多办法使自己免遭责备，那些方法就是他们的豁免策略。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说：“谁能让我不再受这个烦人的牧师的纠缠啊？”他的4个骑士就把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杀了。亨利可能会辩解说他不该受到责难，因为他从来没有直接下令让他们处死贝克特。
另外一个亨利，也就是国王亨利八世，与理查德．里奇合谋除掉提反对议案的改革家托马斯．摩尔爵士，并以那个提案为由对摩尔进行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借助于一个看似高尚的借口来进行谋杀活动。
目前在我们充斥着抱怨的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中，操纵某一系统的人总能使自己免于遭受责备。豁免策略的模糊性和官僚政治的口是心非，成了很普遍的转移责备的方法，这与传统中人们通过隐瞒事实，不让别人获取信息，或是把手指向别人以逃避责备是异曲同工的。但是，在奸诈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一些做决策的人甚至会有意识地作出导致人们面临伤害或死亡威胁的决定，然后矢口否认该决定的有害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不留痕迹的杀人伎俩。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戴着手套杀人的例子吧，是骗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决策者免于严重的司法指控。
戴手套杀人的运行模式是由高级官员决策，通过各级组织向下推行使人受到伤害，甚至致人死亡。政策制定者将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决策所造成的影响之外。
戴着手套杀人的行为在烟草业中表现得可谓登峰造极。当烟草公司有意地卖出使大量吸食者寿命缩短的烟草产品时，这就是一个戴着手套杀人的选择。几十年来烟草企业一直声称吸食香烟只是一种个人选择，他们对宣扬和贩卖烟草制品的决定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是这些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的人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种把过早死亡的责任推给受害者的豁免策略，其做法存在严重的缺陷。然而，直到1997年，利格特集团才承认吸烟会使人上瘾，还可能致癌。1999年10月，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也承认吸烟对健康有害，但这两家公司仍继续着他们制售烟草的政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吸烟和疾病之间存在联系的研究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吸食烟草上瘾的数据最为引人注目，而这一点大概在17世纪就已经为大家所熟悉。这样的话，烟草公司把吸烟定义为纯个人的选择就显得越发勉强了，尤其是他们还赞成大打广告战来引诱年轻人加入吸烟的行列。
经验表明，人们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对尼古丁上瘾，他们成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一些人则更容易受到与吸烟相关的疾病的困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400 000人过早地死于与吸烟有关的肺气肿、冠心病、肺癌以及其他癌症。最为可怕的是，这些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常常使人卧床不起、痛苦不堪、花销高昂。但那些烟草制造公司的高级职员、主管、拿工资的工人等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吸烟会造成伤害或上瘾，他们将继续从事戴手套杀人的勾当。
芝加哥的雷文斯伍德医院则上演了一场异常悲惨的事件，该院的医疗官员以政策为由为自己的行为逃避谴责。事情是医院拒绝治疗一个15岁的少年克里斯托弗．罗塞，他当时被枪击中，倒在距离医院门口大约35英尺的地方。院方宣称这样实施急救会违反医院对待急诊病人的相关政策。克里斯托弗中弹倒在医院外面，直到芝加哥的警察赶到才把他用车送进该医院，而院方人员还因此而强烈抗议。但不幸的是太晚了，男孩已经死去了。而在数月以前，院方人员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抢救一个被汽车撞倒在医院门前的小女孩。
该医院的主治医生布鲁斯．麦克纳尔蒂博士说，当时医院正在等待急救车把男孩送到另外一个外科诊疗中心，但急救车来得太晚了，言外之意该受到谴责的是急救车。医院领导声称：“我们的员工将对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人提供帮助，包括那些毗邻医院的周边地区。”警察注意到，当男孩倒在地上生命垂危的时候，医院的工人正在外面吸烟。麦克纳尔蒂博士却说，医院的员工们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下超乎寻常地忙碌。然而，当克林顿总统了解了整个事件后，宣称要撤销从联邦基金拨款4 800万美元给该院的决定，除非该医院同意不再抛弃那些需要紧急救助的病人。
雷文斯伍德医院为保存脸面所做的努力是难以服众的。把政策置于普遍的道义之上的简单行为，只能说明其借口的贫乏。运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同样是戴着手套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受到谴责，而那失去的生命只能由“政策”来承担责任。
18世纪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G．C．利希滕伯格曾经说过： “在我们抱怨别人以前，应该先看看他是不是不可原谅的。”
人类具有发明创造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法从自己所造成的后果中解脱出来。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清白无辜，我们一 般可以通过事实、证据和逻辑使自己合法地从受责备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确实该受到责备，那么我们应能接受责备，但这被证明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如果你背叛了一个朋友对你的信任，你将面临的是失去这份友谊。为了合理地逃避责备，我们会施放一些烟幕弹，提供一些含混的或者空洞的借口，假装制造一些争论，改变主题，表述含糊其辞，重复，掩盖或者否认明显的事实。
豁免策略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但是种种尝试所提供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尽力寻找方法以避免反对、罚款或者惩罚。与我们告诉小孩子要说实话恰恰相反，我们更多时候会尽量歪曲事实真相以逃避责罚。尽管如此，在事实与谎言之间，人们通常偏爱事实。
“我错了”这句话的作用很大。大多数人都可以辨别出到底谁把事情搞糟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错事。勇敢地承认错误将增加个人的可信度，并且提供完善自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