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缺乏责任感的一代吗
非典时期部分大学生的离校逃避，竟然引发了对80年代生人的口诛笔伐，甚至全盘否定。有人将其定位为“自私自利和缺乏责任感的一代”。当今在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指数如何，和其他时代的大学生相比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我没有切身的体验，更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所以我不敢擅下结论。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此以偏概全地否定整整一代人的说法和做法，的确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60族曾被称为“腐朽的一代”，70族曾被称为“颓废的一代”，轮到80族则成了“堕落的一代”。当然不同观点也有，另一套针锋相对的说法是：60族“奋起的一代”，70族“完整的一代”，80族“挑战的一代”。这些也就仅仅是一种说法，是一种兴之所至的评价，嘉奖一下或者发发牢骚，仅此而已。谁能说服得了谁呢？任何一种评价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和局部出发，甚至只囿于一个事件，由此便殃及一代人的精神价值定位，无疑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想起北大山难的时候，有人还在高呼“不要局限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内涵”呢，怎么转过年来就“腐朽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其实一切都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当代大学生风采依然，他们的精神面貌并未因为非典而改变。
非典是对于全社会的严峻考验，包括政府在内。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非典突现之际，真正经受住了考验的能有几人？从政府到公民，我们不都是在亡羊补牢吸取教训吗，所有这些得力举措都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如果成长中的大学生真的像某些大言不惭的成年人所期待的那样，临危不乱，先知先觉，那他们不都成了“圣贤的一代”？业已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成年人都没做好的事，却去苛求大学生，不觉得脸红吗？
仅仅由于他们是“天之骄子”，某些人就盯住当代大学生不放吗，可惜戴着有色屈光眼镜看人的目光还是发生了偏转。部分大学生离校的另一面，还有很多大学生担起了抗击非典的重任。而且将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社会上各行各业因非典而怯阵的成年人还有多少？我这里没有按习惯说法将大学生也看作成年，是因为他们还处在人生的成长期。最近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要到26岁才算成年，学业事业家业一样不能少，这也不无道理。这且不论，令人不得不关注的是，那些没事就嗷嗷叫的道德家们，到底为抗击非典做过些什么呢，比得了那些战斗在抗非前线的大学生吗，比得了80一代的白衣天使吗？
上一代人的责任是对下一代人爱护和培育，而不是罗列罪状，甚至一棍子打死。如果新生一代没能获得很好的成长，那么上一代人是要承担责任的。可是有些自以为是堪当重任的上一代人，却在不负责任地为成长中的学子罗织莫须有的“罪名”，难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这些成年人所看到的仅是一些肤浅的表象，大学生离校的背后还隐藏着我们社会的弊病。在整个社会的危机应对机制尚未完全法制化之前，我们没有资格过分苛责大学生，该责问的首先是我们自己。
历史总是代代相传的，组成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千姿百态。时代的发展也不是割裂开来，60—70—80，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论哪一代人，谁没有过幼稚和成长的年代？“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经过灾难的洗礼，谁能够无缘无故变得坚定与成熟？
至于我们、你们、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代，谁自己都可以有一个评价，但这种评价无法代表什么，因为谁都没有资格无视一个时代的多元，而为整整一代人冠名；这种将某一成长年代格式化的倾向非常低能，因为这完全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不需要任何人为我们定义成长的年代，因为任何人包括定义者自身都生活在这种虚假的定义之外。0512(原载《新浪观察》)
戳穿卡尔·威特的谎言
如果不是为了研究教育，笔者绝不会硬着头皮读完卡尔·威特的书。历时24天，记下1225条感悟和发现，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卡尔·威特扯了一个弥天大谎。
老卡尔·威特是德国的一位牧师。他“把一个低智儿培养成了闻名全德意志的奇才”，并且把孩子14岁以前的成长经历写成了“杂乱无章”的书。这就是老卡尔·威特在教育上的全部成就。这个“低智儿”就是他的儿子小卡尔·威特。用句俗语，父子二人正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儿子的成就同时就是父亲的成就，两者都只因为同一个事实：儿子由弱智成为了奇才。
且看这个“低智儿”是如何被判定的。下面都是从老卡尔·威特的书(中译本《卡尔·威特的教育》)中摘录的原话——“儿子一生下来就四肢抽搐，呼吸急促，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这孩子明显先天不足……婴儿时期的卡尔反应相当迟钝，显得极为痴呆。”这无非是老卡尔的主观臆断，他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期望值未免过高了。按他的意愿，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能够活蹦乱跳、眉目传情、通达事理，就能够与大人顺畅交流，那才叫正常呢。如果那样，孩子还用得着老卡尔费尽心机来教育吗？其实恰恰相反，那样的孩子才是异常，正常的婴儿本来就是懵懂无知的。老卡尔这么说似乎有突出自己的“非凡成就”之嫌。
书中的另一处，“人们见到我儿子时常说：‘这孩子体格太好。’……儿子的健康一再使人们惊异，这是因为我从婴儿期就对他进行体能训练。”这和上面所说明显不符。不仅如此，老卡尔“从儿子出生那天就开始教育”、“从儿子15天大就开始向他灌输词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效果显著。这又怎能说小卡尔是个“低智儿”呢，这只能证明小卡尔是个非常正常甚至可能超常的孩子。
此书的第一章着重阐述了“选择妻子”与“改造母亲”的重要性。老卡尔结合自身经历，详尽讲述了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并说“我选择了一个合格的女人为妻”。但是，如果小卡尔真是个“低智儿”，老卡尔岂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套理论岂不也站不住脚了吗？而且这其中还隐含了一点男尊女卑的思想。
更可笑的是，出版者又四处搜集整理，推出了小卡尔的书，“听小卡尔·威特叙述自己的成长史”。在这部书中，小卡尔对自己“襁褓中的体育运动”、“出生后十五天开始的智能训练”都记得一清二楚，您说这孩子曾经是弱智还是神童？当然这些可能是他听母亲或父亲说的，也有可能是出版者借他之口说的。事实上这本书完全是对老卡尔著作的翻版和重复，无非改头换面、转换视角罢了。如果这书真是小卡尔写的，他的模仿力太强而创造力偏弱，这样的人能称为“奇才”吗？
小卡尔是个少年大学生，虽然可能有些早慧，但一生成就并不大，主要就是写了几篇研究但丁的学术论文。这又有什么出奇的呢，世界上比小卡尔杰出千百倍的伟人英才又何止千万呢？
笔者在本文开头说过老卡尔的书有些让人不忍卒读，而小卡尔的书呢也好不到哪儿去。正如出版和整理者在老卡尔书的代序中不无自得的说明：原书“大部分都是与主题扯得太远的枯燥议论，又写得杂乱无章，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将原书中一些无关紧要之处删除，缩减了篇幅，分出章节，加上标题。”可见原书比我们看到的中译本还要糟糕，这是否也可以显示卡尔父子的才华？
既然小卡尔既非弱智，亦非奇才，那么老卡尔所创造的“神话”也就成了一个真实的谎言。老卡尔书中的理论有很多都是违背天性和真理的，比如禁止孩子和同龄人接触，比如对美好童年的过度开发和催熟，比如认为天才与先天遗传无关，等等。老卡尔的书写于1818年的德国，而在21世纪的中国正大行其道，许多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在不看国情和孩子实际，不加分辨和选择地盲目崇拜和照搬。照这样下去，中国也许可以出一大批哈佛女孩与剑桥才子，但却还是出不了自己的爱因斯坦、比尔·盖茨，出不了自己的霍金、纳什。0902(原载《人民教育》)
天生情致彩云中（2）
“哈佛热”中的冷新闻
曾经一段时间，有关哈佛女孩、哈佛才子之类的书很畅销，虽然这些书中的孩子发展毫无个性，教育方法照搬别人误导公众。如果哪一对父母把自家孩子培养进了哈佛，那无疑就像中了状元，被人追捧艳羡，其教子经验也广为流传。即使这些经验只适合于个案，甚至违背了孩子的天性。这说明了我们的观念还存在着某些误区，且不只是在育人教子方面。以往我们对于哈佛才子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
可现在呢，有位名不虚传的哈佛才子却闹出了一桩凶杀案。在一个美好的周末，哈佛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过得很快乐。他到一个小酒吧喝酒跳舞直到午夜，走在路上就因为有人说他喝多了就拔刀相向，用一把木工刀朝对方的前胸和胳膊扎了5下，致其很快死亡。
说这位哈佛才子名不虚传是有足够根据的。他自幼聪明过人，3岁就能够阅读；他不仅学习优异，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和吉他；又担任过高中和科罗拉多大学美式橄榄球队长，很有领导能力。大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获得了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全额奖学金，来到哈佛主攻俄语和欧亚大陆研究，他的目标是致力于科索沃的战后重建事业。
虽然他才华横溢，但并不像其亲友所说是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倒好像有点人格分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刀，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那个夜晚的冷酷行为。其实发生这种恶性事件，不是没有根源的。正如法官的指控，两年前他就在校园内贩卖过毒品，青少年时期还有一些不良行为记录。尤其是犯案之后，虽然他没有逃离现场，并用手机报了警，但是他企图伪装成目击者，告诉前来的警察他看到事件发生，而不是参与者之一；他后来又给朋友打了电话，叙述了事件真相，可是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发。这也许就是亲友为他出庭作证的原因。这些行为不由得让人相信他的人格可能有问题。
而且此案疑点重重，科罗拉多大学去年一桩未破的凶杀案也可能将他牵扯进去。至于这些疑点就留给当地警方去调查吧，我这里不想多说。但愿这个案例能够减少一些我们对于哈佛才子的盲目崇拜，改变一下我们的固有印象。
进了一流学府不见得就是真正合格的人才，人格健全才是成才的基础。人才的内涵在于创造，而不是索取，即使进了哈佛，也不过是获得了一些荣誉和光环。他到底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呢，以后他又能够创造出什么呢，这种创造是否就一定有益呢？都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没必要过早地下结论，更不能盲目地崇拜和效仿。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成功？就是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做些有益的事。而有益于社会和他人只能建立在健康的人格之上。考上大学尚未成才，关键得看以后的人生创造。
所以需要奉劝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和一心飞黄腾达的学子们，不要被虚无的光环迷惑了视线。不管是什么样的追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位哈佛才子的个案也有其典型意义，他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也许会让人清醒些。0507(原载《检察日报》)
为人才揭去“标签”
上海市出台居住证制度两个月以来，已有1100多名境内人才获得上海市居住证。其中20%的获证者是专科以下学历，既有高中学历的美工，也有中专学历的演员，更多的是职称学历都不高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前人才引进条例中的“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不再成为限制，人才不再与职称学历划等号。同期，山东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坚决打破了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符合条件的农民也可报考县级机关公务员。济南地区报名首日就有40名农民获准填写了应考登记表，三个月后济南有5位农民考取了国家公务员。
这两大喜讯昭示了我们社会人才观念的悄然变革。这和去年以来深圳、杭州等城市出现的“技师身价高于硕士”现象，同样值得欣喜，耐人寻味。
“人才”这个概念，应该是指内在的东西，而不是表面的学历、职称或身份，它主要是指解决实际问题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和学历职称没有必然联系，它只能在实践中培养和检验，而学历却不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需要即人才，实用即人才，创造即人才。有人也许会批判这是“实用主义”，可是，不实用的“人才”有什么价值？即使是只具有美学欣赏价值，那也是一种实用。学历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价值只能体现在人的行为和创造中。一个人是不是“才”，成没成“才”，不是看你拿到了多高级多名牌的学历，而是看你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创造过什么，付出过什么，拿学历还只是对社会的一种索取。
人才应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有什么学历。也就是说，“能不能”是判断人才的一个标准。其次，还有个“做不做”的问题，这既是检验你到底“能不能”的可靠方式，也是让你的能力产生实际价值的惟一途径。一个人即使拥有再高的学历，若是经不起“能”与“做”这两个标准的考验，他的学历就只是“一纸空文”，他就不是人才。
那些表面的东西只是贴在脸上的“标签”而已，然而这些“标签”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误导。比如高级技术工人在全国都普遍紧缺，这是因为他们学历不高，社会没有承认这些人才的地位，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工资待遇。结果就导致了严峻的局面，技工奇缺已成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观念的变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依然有人鼓吹学历至上，依然有人看不惯“高级钳工身价高于硕士”的事情，指责“有误导之嫌”。其实这绝不是人为的误导，而是市场的定价。包括北京在内许多城市都奇缺高级技工，物以稀为贵嘛。真正的人才都稀缺到这份儿上了，那脸上的“标签”还有什么不能揭去的？该是还人才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0831(原载《羊城晚报》)
北大、人大还人才本来面目
今年可自主录取5%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将首次向“怪才”、“偏才”敞开校门。作为自主招生五类重点考虑对象之一，“怪才”不要求每门功课都非常好，但在某一方面要特别优秀。
如果真能照此实施，则可以说是高考改革和人才培养机制变革迈出的实质性一步。虽然这还只是两所名校的试点工作，但这项举措透露出来的改革信息意义深远。它预示着惟分数论的考试制度将发生变化，人才培养方式将走向多元。
同时，此举还将引发人才观念的变革。“偏才”这个片面和相对概念，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下产生的，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一说。虽然也出现了像吴晗、钱钟书等优秀的“偏才”，但我国现行以分数取人才的教育制度，对这样的“偏才”、“怪才”实质上是不予承认的。很多这样的人才甚至奇才，都因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被无情地埋没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也是人才培养和人才观念的误区。
如果说近几年高考科目摇摆不定更偏重于形式上的变化，那么像公开招“怪才”这样的改革举措就更具根本性。真正开始对现行教育体制“伤筋动骨”，进行触及本质的手术。应该说，这样的动作是令人鼓舞的，让人看到了新的动向和希望。实施的难度肯定存在，但真正的改革者岂能畏难而退？
在这样一个激烈变革和广泛竞争的时代，早该还人才以本来面目了。只要在某一方面成绩突出，这样的所谓“偏才”就是人才，谁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继续受教育权和平等竞争的权利。虽然“全面发展”是一个培养目标，但实质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很难达到。有道是“术业有专攻”，任何人的发展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面发展”的是人才，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的也是人才，人才有权要求平等对待，不应偏废。不可因为其他方面的“欠缺”就剥夺在其专长方面继续发展的权利。
因此，完全有理由支持北大人大招“怪才”，有理由期待我国的教育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当然，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为了确保招生的公正性，应该采取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招生标准和招生程序都须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0313(原载《周末》)
袖珍女孩迈出消除残疾的第一步
患有“先天性矮小症”、身高一米二五、现年23岁的“袖珍女孩”蒋聪伶，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不断求索上进，正式成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她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只有残疾的人，没有残疾的心。”袖珍女孩的人生态度给人启迪。她从心里已经消除了“残疾”，把自己作为一个健全人来平等看待。但是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还他们一个平等的人生机会和竞争舞台，却不是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实现的。个人歧视是一种心灵的残疾，以制度等形式剥夺竞争机会则是一种社会的残疾。这两种残疾都是我们应该致力消除的。
如何看待身体有“缺陷”的人？所谓“残疾”只是一种普通标准和相对概念，是一个以谁为参照的结果。其实正如罗素所言：“参差不齐是幸福之源。”大千世界，无所不有，没有完全相同的任何两个事物。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永远不可能都完全“正常”，不可能都符合一个标准。所以说，出现“残疾”是完全正常的。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也是正常人。
既然残疾也是正常的，作为一般的肢体健全人和整个社会都应该将残疾人当正常人来对待，消除对他们的歧视。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差。比如这位袖珍女孩，从小就没少被人歧视和欺负，到了中考体检时，竟然被认为不能上正常的高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剥夺了她的继续受教育权。残疾人不能上普通高中，这依据的是什么制度，这合理合法吗？与那些招考招聘中的不合理制度相比，教育阶段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危害更大。因为工作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一个人一旦被变相剥夺了受教育权，其人生道路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种社会歧视可能危及一个人的权利、前途和命运，也在实质上引发和加剧对特殊人群的个人歧视。消除社会歧视不能总是就事论事，而应从法律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避免，违法的歧视性规定就是无效的。
残疾人的身心已然遭到了巨大戕害，如果社会不是给予他们更多实质性的机会和关爱，而总是通过种种歧视性规定造成他们权利的残缺，那么他们面临的打击将是双重的，这样的社会氛围也是缺乏人道的。
最终上了残疾人职业高中，对这位袖珍女孩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但她本应有更多的选择权。学历不高、个子不高的她能够和别人同台竞技，并战胜对手成为央视主持人，可喜可贺之处就在于歧视的消除。消除歧视才有真正的平等竞争。人的差异性是一个客观前提，但是社会应该能够给予不同人群以机会的平等。千万不要让差异性成为人为制造的恶果，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身体残疾的群体，作为人的权利一样儿不能少，他们有权要求平等对待。机会平等成就的是权利平等，请给他们同等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机会。从这个普遍意义上说，袖珍女孩蒋聪伶的成功还只是消除“社会残疾”的第一步。1208(原载《京华时报》)
人世沧桑各不同（1）
海城豆奶案换不回任何教训
造成3000名学生入院、1名学生死亡的辽宁海城豆奶案近日“公开审理”，然而受害学生家长对开庭消息均不知情。豆奶事件中惟一死亡的女生李洋的母亲，也因对女儿的离去无法释怀而于当年6月服毒身亡。
导致如此严重的生命和健康损失已然令人痛心，但更加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并没有能够从这个事件中获取任何教训。酿成惨剧的难道仅仅是一个豆奶厂家及其产品吗？如果真是这样，当地政府当初为什么要对事故瞒报，而且至今相关责任人处理情况都未公示，案件开庭也不通知受害学生监护人。
我们看到，在豆奶事件被披露前后，当地政府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没有按规定上报国家卫生部，反而对带孩子进京看病的家长作出“后果自负”的警告；海城往北京方向去的火车票停售；一些学校还安排老师“家访”，看“家里有没有人去北京”。这些令人称奇的应对举措说明了什么？
在媒体曝光此事之后，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当地有关部门才展开调查处理工作。鉴定部门对李洋确定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责。从当地政府部门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其权力范围之内的鉴定是否可靠呢？只有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做鉴定才比较可信。这个鉴定结果与李洋母亲的绝望服毒不无关系。然而至今所有的受害人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刑事诉讼案亦未附带民事赔偿。难道没有人为此事承担责任，受害学生及其家长的惨重代价就白白付出了吗？
这样的惨重代价到底能够换回什么，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和希望，没有看到当地政府的态度明朗化。我们只看到，这个事件换来的竟是国家“学生奶”计划的重创和瘫痪，受损的仍然是学生利益。是国家“学生奶”计划本身有问题吗？不是的，问题的要害在于地方保护伞之下的“隐性腐败”。为了地方利益，可以违规使用非定点的本地企业生产学生奶，不合格的产品竟然可以畅通无阻地大规模流入学校，这其中应有的监管监督环节是如何被省略掉的？不针对实质性问题，却将责任转嫁到国家“学生奶”计划身上，这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避。
到底谁该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究竟哪些人受到了相应处理，相关行政责任人的处理又是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的？对于这些关键性问题，公众目前都一无所知。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当初一样，依然是暧昧和回避。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而仅仅“公而不开”地起诉一个生产厂家，我们能够从海城豆奶事件中获得的教训价值就极其有限。这与社会和受害人的惨重付出极不相称。更为可怕的是，这带给受害人和公众的可能是对于社会正义的某种失望。1113(原载《中国青年报》)
一个无声的生命在说
两周前的那个上午，我在北师大校园内看到了一个募捐箱。原来是该校体育系98级学生王涛在一年前练后空翻时，摔成颈部以下高位截瘫，父母为他治伤业已倾家荡产。我把身上仅有的19.9元钱投进箱中，并向守护募捐箱的同学问起王涛的近况。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校内学生的捐款只是杯水车薪，何不向媒体呼吁一下，为他寻求社会援助呢。我给报社打了电话，也发了E-mail，请他们“关注生命”。第二天就有位记者来电联系采访，给人以莫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很快破灭了，由于一些不是原因的原因。记者只是打了一圈电话，始终没有来趟现场。之后我也打了一圈电话，向京城我所能找到的知名媒体呼吁，然而都没有回音。
一位登山者遇到了暴风雪，他在逃生的途中发现了一个冻僵的登山者，是独自前行还是救下一个生命？我就是那个登山者，我和需要救助的人没有丝毫关系，然而面对一条生命，我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就在我行将绝望的时候，意外接到了一家报社的电话，并约定了采访时间。由于记者没有来过，也出于对王涛的关注，我陪记者进行了采访的全过程。从学校到医院，我们惊骇于眼前的发现。一年来为王涛医治已经花去了80多万元，学校暂时负担60余万。在海军总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我们见到了几乎全身瘫痪，借助呼吸机和泰能维持着生命的王涛，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他的脸也许有些浮肿，圆胖得显出孩子气。父亲翻开他的眼皮，他的眼神还是直直地向着正上方。小铁箱式的呼吸机的白管子连着他脖颈上的切口，喀哒喀哒地冲他的气管里压着氧气，机上的表针一次次地打下来再回上去。他的鼻孔里还粘着一根细管向外呼气。右手的虎口处还插着输液管，滴答着的泰能已经快输完了。
他的母亲回来了，是去买个电推子为王涛理发。当母亲咽着泪水讲述这天大的不幸时，王涛竟也涕泪横流，母亲赶忙为他擦拭着眼角。王涛是他们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师大的，上高中时就曾代表家乡赴京参加中日乒乓球友谊赛，名列第四。上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老师同学都说他是体育系难得的人才，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可谓前途无量。王涛做过呼吸细胞移植手术之后，由于体弱出现了脑积水，在头部打过两个洞，埋了根管直通到心窝以下排除积水。现在他嘴都张不开，难以进食。家里的房子早已作了贷款抵押，而王涛的奶奶因为挂念孙子焦虑成疾也住进了医院。这难道仅仅是灾难在考验一个家庭的承受力？
从海军总医院走出，记者说感觉心里堵得慌，这真残酷啊。我说这就是现实，一切灾难都可能降临，生命就要面对各种残酷现实。记者又说现在可懂得珍惜生活了，我说你还会珍惜生命。
这就是难言的现实与人生，一个无声的生命在对语人间。有些人或许已经失去选择什么的权利，但愿正在拥有着这些权利的人能够懂得它不是天经地义，当你像那个登山者左右为难的时候，能够善待心灵，珍惜选择的权利。0707(原载《北京青年报》)
范进高考
又是一年高考临近，又是一次机遇横陈，虽然天生良驹范进，伯乐难解规则与人。大龄考生范进已是第二次踏进京城考点了。自从1905年科举被废，他这个曾经喜极而疯的举人更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范进求取功名之心不死，活着就要奋斗嘛，为了考试而奋斗？！不管这是不是范进的本意，他都没有办法，社会规则不可违背呀。
刚废除科举那阵儿，他没事也乐过几回。这个曾让自己忧喜癫疯的魔鬼终于被历史收进了魔窟。一千三百年哪，这种考试规则谁知葬送了多少奇才呀。每每捧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范老先生就嗟叹不已。春秋至三国时代，个人发展何等自由啊，所以才会奇才辈出，百家争鸣。再看隋唐以后的那些战争与和平，靠的不过就是匹夫之勇，再难造就孙吴诸葛这样的人精了。这都是科举的罪行。那些没有规则的时代真好。在范老痛心疾首之间，规则的转换仍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旧破新立，马不停蹄，社会的变革就是规则的变革嘛。范老真是旧痛未愈，新恨又起呀，因为新规则的确立，竟把他的考试资格都给取消了。
从明清到现世，范进历经社会政治和考试体制的变革，深感自己这个老朽有点无法适应，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则变幻时代了。不过新规则并不总是坏的。这不，在他皓首穷经，苦等96年之后迎来了第一个考试机会。获悉高考终于取消了年龄婚否限制的特大喜讯时，刚刚过完了愚人节。范进如同中举时一样，连呼N声：“噫！好了！我报了！”这回他决意要报考了。
范进彻夜未眠，挥毫泼墨，题诗作赋以咏情怀。虽然备考时间仓促，他还是绝不能放过百年一遇的机会。结果他创下了有史以来高考的最低分纪录。因为这个世道规则全都变了，他那套四书五经再也派不上用场。范老这才想起自己也得求变呀，虽然他还闹不清到底应该人跟着规则变，还是规则跟着人变，更不晓得规则掌握在谁的手中。反正要想考出高分，就得顺应考试规则，这一点他倒不糊涂。范老并未丧失自信，因为据说外地学子都是高分低能，惟有京城学子偏偏低分高能，他有什么可羞耻的。
然而，范老还是宁可接受高分的挑战，回到前世老家南海，成了一名绝对老牌高三插班生。就凭着他的依旧过目不忘之才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毕业前夕在文科班上已达中游水准。根据规则，他是必须回京赶考的。此番重出江湖，范老胸有成竹。
九时正点考试铃声打断范老浮想联翩，正面背面翻完语文试卷他就算傻了眼。他向比他年轻M辈的监考老师问道：“因何我之所学与你之所考不太一样乎？我之所学可皆新编实验教材耶！”老师定睛观瞧他良久，答曰：“今年可是京城首度独立命题，并且‘3＋X’喔！汝真不知否？”范老虽然没太听明白，但他悟到原来规则又变了。唉，追不上的规则呀。
既然前面不太好答，那就先从后面做文章吧，这可是范举人的撒手锏了，不能失手啊。看那题目，不觉一阵窃喜，竟然是论“规则”的。正触到了自己的痒处，这回足可下笔千言了。不过，待他细读提示材料，又生出满腹狐疑，“论规则就规则吧，还给这么多废话干吗。我埋头苦读语数外，一心只想考高分，哪识什么世界杯啊。这‘世界杯’是不是一种世界通用的酒杯？那大概是个不赖的杯子，不然不会流行世界。而像这规则一样，要都整齐划一肯定不好，但要太五花八门了，这杯子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拿脸盆当酒杯吧。既然材料中提示了，这个杯子与规则就要发生点关系嘛。那我这文题就叫‘举起世界的酒杯为规则干杯’……”0708(原载《青年时讯》)
人世沧桑各不同（2）
高考改革不能只重形式
政协会议上，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委员对内地高考科目频繁变更提出疑问。因为五年变了四次，规则摇摆不定让师生无所适从，对教学影响很大。
许委员在南京大学任教30年，当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0年，去年刚刚受聘到澳门工作。其对于内地高考改革的情况是有切身体验的，提这个意见绝非越俎代庖。
笔者认为，在现有考试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只一味调整高考科目意义不大。这样无法彻底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施素质教育这么多年，高考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为什么师生会无所适从呀？因为教学还是只能围着高考这个核心转，升学和就业的现实情形要求师生不得不这样做。只在高考科目和形式上做文章，除了会增加师生负担，丧失可循的评价标准之外，并不能丝毫改变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现状，教育体制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一般说来，任何改革都会是利弊共存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代价，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绝不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往高考科目改革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打破了僵化的考试格局，不断地引导整合知识，注重应用能力的考查。但这种考核评价体系变来变去就让人搞不懂了。比如考试科目第一年由文理两科改为“3＋X”，即公共主科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第二年就文理不分家了，“X”也成了六门副科大综合；第三年又变了，成了“3＋一门文科或理科科目＋六门大综合”。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着实令人有晕头转向之感，还让师生如何进行高效的教与学呢？有人或许会强调“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学好了知识，怎么考都没问题。但教学还是有重点的，不能平均用力吧。考试科目和形式的急剧变化的确让人无所适从，肯定损害众多考生的利益，影响发挥和考试成绩。每一次大的新变化，都是对上一次变化的否定而非逐步完善，那么到底还有没有比较稳定的评价标准？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和科目组合最能考查出能力？
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成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高考和教育改革要维护广大学生的利益，要对他们的成长和成才负责。教育领域的改革不能拿学生利益做试验的牺牲品。当改革实践中一些负面影响凸显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调整策略，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稳定和规范下来。有鉴于此，教改应从根本体制上入手，不能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形式的变化。这是制定规则的基本方向。0311(原载《南方周末》)
批评黑哨就不够积极向上？
龙马大战刚刚结束，热爱足球的小荷同学又想起了她去年的高考作文，以规则为题的《失衡的天平》。这篇饱含真情即兴挥就的文章，因为抨击黑哨破坏规则而被老师判定为“思想消极”，总共60分的作文只得了38分。这个平素性格开朗有点像男孩的女生，伤心了好几天。她觉得判卷老师有失公允，这对她打击太大了。
这个作文分数对她人生的影响，肯定是消极的。这件事看似不大，然而教育无小事，“小问题”背后常能反映教育的一些致命弱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谁的天平倾斜了，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事物，同一文章，评判结果会因人而异，很难说哪一种更为公正。标准不统一就会造成混乱，就是没有规则。那么判别一种规则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实，而不是理想。另外，还有一个对规则的理解是否准确公正的问题。
规则当然要遵循法理与公义，检验它们都要靠现实标准，看它们给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或者只能造成怎样的后果。拿这篇高考作文来说，判低分的依据是：教育大纲规定作文应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但是怎样才叫“积极向上”呢？比如黑哨，是否明知其存在却不能揭露其丑恶，就叫“积极向上”；比如疾病，是否讳疾忌医瞒天过海就叫“积极向上”；比如失误，是否夸大成绩缩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叫“积极向上”。教育为何不敢直面现实？
如果我是当事考生，我也会感到迷惘，也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种教育到底要教会我们什么。为什么要扼杀孩子率真的天性而变之为世故，为什么连一丝正视问题宽容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我们只能交口称赞美好的事物，而对永远只是“极少数”的丑恶行为就得漠视到底？这样我们就会如愿以偿改变现实，从而实现“积极向上”了？说几句真话就“判低分”，这是否也算“说难”之一种。
谁都清楚那是掩耳盗铃之举，可教育为什么还要那样做，是在遵守一种潜规则吗？即使这种潜规则根深蒂固，但它不利于改进工作、改造现实，从下一代的成长和长远计，就必须首先从教育上打破。直面现实，才有公正可言，才有教育效果产生。否则虚伪的教育，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
这个事件，也许当事人因为“感情亲疏”影响了“认知事物”，自以为作文写得很棒，其实不然。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天平失衡危害更大，更有实际意义。而且当事考生的天平是否倾斜，因为教育天平的严重失衡已很难知晓，无从查到作文原稿。这都是考生的心血和作品，为何不能查阅呢，这本身就不公平。作文评语即判低分的理由之一“只谈足球”，也令人费解。这是一篇叙事文章，像一则寓言，虽然只写了黑哨对规则的践踏，但寓意是深刻的。判卷老师的理解力不应停留在“只谈足球”的水准。
以这等理解力去评判别人，妄下“思想消极”的断语，不解“积极向上”的实质，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对于一腔热忱的学生个性和感情都是极大的伤害。不错，中国男足目前比较丢人现眼，如此恶劣环境下球迷的热爱尤显难能可贵，这正是希望所在。而黑哨之类与足球事业的不和谐音就愈加令人切齿痛恨。我相信，该考生饱含激情的文字一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发自肺腑灵感突现的文章一定不会差，除非不幸评判者的眼光扭曲了它。既如此，“失衡的天平”就真成了一则绝妙的寓言加“预言”。
逃避现实不是真教育。作文分数已然无法改变，但教育需要反省之处还有很多。这就是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0806(原载《大河报》)
“感情亲疏和认知事物”可以混为一谈吗
这年高考作文题(全国卷)给出的话题是“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并以《韩非子·说难》当中的一则寓言故事“智子疑邻”为例。材料大意是：古代一位富商家的院墙被大雨冲倒，自己的儿子和邻人之父都提醒以防偷窃，不幸言中后富商便称赞儿子却怀疑邻居老人。韩非认可了这个事实的合理性，着眼点在于“邻人之父”对劝说对象不够了解，把握情势和进言方式不当，所以影响了效果。
寓言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韩非只是讲述了一个客观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必须合情合理，不违背生活常识。这则故事能够说明是因为感情的亲疏，而影响了对于事物的判断吗？
我们不必拘泥于这则寓言，但这关系到由此引出的该话题能否立得住脚，所以不得不对它分析判断一番。故事中的邻居也许是一片好心，而且有远见，但他或其家人的确也不能排除盗窃的嫌疑。就是让谁来理性和公正地断这个案子，也不能不做调查就把邻居排除在外。如果只是感念邻居的一片“好心”，就不做任何合理怀疑，这样才会影响认识事物的正误深浅呢。
如果再进一步延伸这个寓言的含义，它还可以警示我们防止祸起萧墙。其实很多问题、矛盾都是从内部发生和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认识以至怀疑。对于内部和外部应该一视同仁，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既不武断也不“包庇”。这是一种公平公正之心，也是基于认识事物的能力。公正的品行、认识能力，还有感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如果因为私情而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并不是他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而是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不愿那么做。这和认识能力就没有多少关系了，这只是一个感情问题。感情影响的不是其认知能力，而只是一种决断结果。
表面上，似乎感情亲疏影响了对于事物的判断认知，实质上只是感情左右了自己的选择。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一回事，而最终的抉择是另一回事。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两者甚至互不相干。像寓言中的案例，富商的怀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邻居比儿子偷窃的嫌疑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可能不是邻居干的，但这只能由证据去说明。这种怀疑也是暂时没有证据的，但却不是无端的，在没有查实之前，也就只能停留在怀疑的层面，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再比如一部书中写到这样的事：一个警察抓获了一个小偷，小偷犯了一个重大的案子，然而这个小偷是该警察的妻妹，是抓她还是放她？警察陷入了矛盾痛苦的心情中。警察难道认识不到应该怎么做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还会矛盾呢，不是因为亲情蒙蔽了他的判断认知，而是亲情本身的价值让他不忍舍弃。并不是只有认识事物才有价值，谁能否认感情也是一笔财富呢。和认识能力一样，情感也能够成事败事。情与法难以两全，维护公理还是徇私情，这和认识事物关系不大，情与法本身都有独立的价值。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待朋友也是一样，怀疑也许很理性，但很可能失去朋友。对于生活来说，感情也许比理性更重要。没有感情的生活状态是不可想像的，感情也并不妨碍理性的认知和思考。两者毕竟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