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孩子总是自家的好”等等。这仍然是感情问题，是爱的体现，不至于丧失对亲人的了解和判断。你更了解的是自己和亲人抑或外人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了解和认知并未因为感情而偏离事实。至于因为关系远近而处事不公甚至制造腐败的人，那更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品质问题。
如同对寓言的解读是最多元的，对于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它启示理性思考，有人说它昭示人性弱点。然而这些说法都有些牵强附会，这个题目的基本判断远离了理性，也扯不上人性。如此一来，便成了一种误导，影响了考生和公众的认知判断，搅浑了我们的生活经验，让人觉得无所适从。
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混淆了它们的界限，硬将二者扯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混乱不堪。0607(原载《凤凰周刊》)
严重变味的“状元秀”
吉林市文庙这年在祭祀孔子的活动中首次开启正门，用大轿抬出吉林省高考状元，请“高考状元游状元桥”，让高考状元引领古装祭孔表演队伍进行各项祭祀活动。祭祀者为孔子上香，并三跪九叩，手持祭祀道具举行乐舞等等。
整个事件过程，都让人感觉到一股陈腐之气弥漫其间。而主办者却在拿新时代的学生作秀，与祭祀参拜之类古时活动联系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这种“复古”的活动偏偏要拉上青春少年，将“高考状元”等同于科举时代的状元，用意何在？这将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
这年是孔子诞辰2554周年，作为对一代先哲的纪念，适当举办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动当然可以。但像吉林市文庙博物馆这样完全照搬古代仪式，毫无思想内涵的祭祀，到底有多少意义？而且还要扯上“状元”来“秀”一场，复辟封建社会的陈腐习俗和风气来影响孩子和社会，实在有百弊而无一利。纪念孔子，应该重在其思想内涵的领悟和发展，而不是跪倒在孔子的脚下，向其行点火焚香、三拜九叩的封建大礼。如此顶礼膜拜，完全一副奴才相，如何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时代的创新？更为不妥的是，竟然让刚上完中学的孩子置身其中接受熏陶，真的要赋予她古代状元的荣耀感吗？这对高考状元本人也是有害的。
这年的“状元秀”风头尤甚。高考状元的个人学习经验可以出书，京西“举人节”会集各地高考状元并要刻其名姓于碑铭，而像祭祀这样的封建活动居然也打起了状元牌。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高考状元作秀忙”。如此浓墨重彩地将高考状元推向前台，必然加重“惟分数论”的观念误区，与素质教育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活动只会误导社会和孩子。
某一地区的高考状元每年只能有一个，这是注定的“个别现象”，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人人都得第一。所以将“高考状元”当作目标是没有意义的。而且，高考状元和成才是两码事，当上高考状元未必成才。不过是考了一个高分，刚要迈入大学的门槛，生活方式仍属“寄生”，尚未为社会创造一分财富，何以就敢奢谈“成才”？对自身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离“修身”成才之日尚远。
在现有教育模式下，高考考查创造力的成分还不大，所以得高分者未必能成创新型人才。而那些成果丰硕的“小科学家”，考试分数却未必有多高。对社会有所创造，有所裨益，是成才的起码条件。如果只是捧给社会一堆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高分数，我们的社会就能因此而有丝毫的进步吗？
真是可笑。可是我们有些人就喜欢追风赶潮、追慕虚荣，搞些不切实际的活动，误导社会风气和孩子的成长。如此歪风应该刹一刹了。
合意春风添细雨（1）
孩子有没有花钱的自由
家住北京的13岁中学生巧巧是个“韩流”分子，最近她因为没能到杭州看成偶像的演出而和父母闹了别扭，还投诉到了媒体。声称虽然去杭州看演出总共得花三千多元，可她是要用自己的压岁钱去看的，压岁钱应该归她自己所有和支配。还呼吁大人给孩子花钱的自由，让他们去做理想中的事，并拿出国外的例子为证。
不必动不动就拿国外的情况来作对比，国外的未成年人也不可能为所欲为，父母也要对他们进行管教和约束的。完全放任那还了得，无数事例证明“树大自然直”是一种教育的误区和谬论。作为孩子，由于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一心想做某事的愿望又极其强烈，当然会对父母的劝阻和约束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能说明孩子就有理了。孩子通常会是出于自己幼稚的心理来偏激地考虑问题。
拿这件具体实例来说，巧巧的父母不允许孩子花三千多块钱去杭州看所谓偶像的演出，是对孩子负责任的做法。盲目追星不值得鼓励，千里追星花钱不说，孩子的安全问题也让人担忧。所以不让孩子这样做是正确的。
至于巧巧所说的2万多元压岁钱应该归她自己所有和支配，这也有点说不过去。既然孩子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也就不能完全地支配金钱，需要父母在孩子理财的时候加以引导。要不然很可能纵容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的不良习性，会降低孩子的“财商”。而且，给孩子这么多的压岁钱也是不妥的，会助长孩子花钱的欲望，养成孩子奢华的生活习惯。甚至还会滋生其自以为是和不理解父母的品性，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管束了。
家长并没有给孩子压岁钱的义务，任何法律中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给孩子的钱，也不完全归孩子所有和支配，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给的而不是自己挣的，是让孩子花在有益之处的。父母给孩子零花钱并为孩子交纳学费等，保障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是应尽的义务。父母有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义务，同时也有制止孩子乱花钱行为的权利。
培养孩子的“财商”不一定要给孩子很多钱，更不是让孩子随便花钱。那样反会造成财商教育的失败，也不利于其人格成长。理财是一门学问和生活能力，应该从小培养。但这里面的艺术和技巧很多，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尚未设置这些内容，家长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时需要慎重，千万不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1125(原载《中国教育报》)
不应教孩子“打回去”
当今不少家长对孩子从小进行所谓“竞争教育”，就是当别的孩子打了自己一定要打回去。据说这是为了适应将来残酷的社会竞争，担心孩子从小忍让将来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
这些家长的做法未免有些偏激了，竞争也不是这么个“争”法。这纯粹是曲解了竞争的本意，将拼争之法给用歪了，更没有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作深层考虑。
这样在“打回去”的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孩子，根本就不具备团队协作精神，没有一丝宽容和接纳别人的心态；“睚眦必报”，一点“亏”都不吃，过分看重自我利益。这样的人是不被社会和团队所包容的。他会处处与别人对着干，这样的“人才”谁敢要啊。
宽容、谦让、同情、友爱、协作，这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教育，更是一种适应未来合作化社会和工作的要求，不懂得与人配合协作的人将是最不受欢迎的。
这样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会出现障碍，会很难相处，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显得有些自私自利。会严重影响其人格和品德的发育，有可能“情商”会很低。人格不太健全者是不能算作真正的人才的，更难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谁对谁错，别人打了我就一定要打回去。别人有意无意地侵犯了自己都要还下来，这简直是有些不通情理，不讲道德了。这样畸形教育下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健康成长。重要的是教给孩子是非观念，这是人格形成的基础。
宽容才会赢得尊重。教孩子懂得宽容，懂得接纳别人，懂得友爱协作。在健康的教育氛围下成长的孩子，才能有健全的人格，才能够受到集体的欢迎，才能立足于将来的社会。1125(原载《大连日报》)
为孩子培育创新的土壤
第23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颁奖大会上，五名中学生从一位副市长和一位院士手中，接过了首届“市长奖”获奖证书和奖牌。证书上有北京市市长的亲笔签名。
这无疑是对于青少年科技创新的鼓励措施，这让我联想到一个月前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大奖的颁发。支撑科学大奖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如果不重视青少年的科技创新活动，不注重青少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科学大奖就依然会青黄不接。因此，我们有理由欢迎这个姗姗来迟的“市长奖”。
由教育部、团中央和中国科普研究所共同组织的一个关于“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普遍缺乏创新意识。这主要是由僵化的教育考试体制造成的。在惟分数论的评价体系之下，很多学生的创造天赋都被无情地扼杀或埋没了。在这届创新大赛上，以及其他全国、国际科技竞赛活动中，小选手们取得的不俗成绩也足以证明：孩子们并不是没有创造力，而是缺乏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成长环境，不能让他们的奇思妙想、创造才能得以孕育和发展。
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获奖的“小科学家”大都不是学习成绩最拔尖的。获“市长奖”的一位中学生说：只要功课基本掌握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不必非要争第一名。这种想法很值得赞赏，不过也很无奈，可能不为现今教育制度所容。富有创新精神的孩子，考试分数不一定是最高的，甚至他们还有点不太听话、不守规矩，在有些学校老师的眼里很可能是不务正业的“捣蛋鬼”。这只能是违背孩子天性的教育的悲哀。
人才成长要靠制度创新，要靠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都来培植创新的土壤。设立一个“市长奖”会起到一定鼓励作用，但这还不是根本的举措。对于发展后劲尚嫌不足的我国科技事业来说，为了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仅仅设立一个奖项或者举办几次活动，都是远远不够的。尽快深化教育改革，革除制度的时弊，创建一个利于孩子兴趣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才是最为迫切的。0331(原载《人民教育》)
合意春风添细雨（2）
动摇“分数命根”有何不好？
长春市一学校在小学五年级试行“贷分制” ，学生考试成绩差可向老师申请“保密贷分”，等成绩好时再将贷得的分数双倍还上。作为配合课程改革对学生评价体系的有益探索，这项“制度”将对校内所有学科和活动进行量化评估，实行存贷分方式。
此举出现争议恰是正常的，因为分数是现行教育考试制度和学生评价体系的敏感核心，是我们教育体制的一个“软肋”。谁也无法否认，现在我们的学生还都是“以分数论英雄”的。当然分数作为一种量化的评价标准，不见得就一定不好，问题是当前的“分数”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哪些素质？评价内容和方式，对学生是否公平，对成长是否有利？
学习成绩和创新素质是两码事，由于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灌输，必然疏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振宁教授曾经指出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比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多年后的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分数教育”而骄傲呢？一个国家可以凭借科技的迅速发展成为强国，却不可能依靠“成功”的分数教育走向富强。即使所有学生都考出高分，到底又能推动谁的进步呢？因为分数再高也不过是在重复和模仿别人业已发现的知识，而创造才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也许有人很难理解“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的深刻含义，这句话也就只有爱因斯坦能说得出。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教育根基的不同。不应该把分数作为教育的根基。
针对这样的教育现实，我们再来审视长春某校的分数改革，就会发现一些不同以往的意义。“贷分制”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和发挥空间，而且坚持了自愿原则。这没有伤害到任何学生的利益，也不可能让孩子产生惰性。因为可贷分值最高不得超过10分，还贷时还要“连本带息”，这压力够大的了。但我觉得像本校老师所说“贷分可以培养责任与诚信意识”也有点夸大其词，而且双倍还贷“太黑了”，如果学生下次还不起怎么办？是不就更打击自尊心了。如果考试分数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那么贷不贷分也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项改革有一点很值得称道，就是对所有教育教学活动进行量化评估。如果真正体现学生创新等素质的指标，能够逐步纳入分数评价体系，并且影响学生的升学深造，那么“分数”这个概念才能变得越来越科学。
毫无疑问，现行的分数教育伤害了学生的人格发育，因为这个“分数命根”甚至决定了学生地位和心理的尊卑。成绩优异的学生毕竟是极少数，这种教育模式对大多数学生，尤其是对成绩差的孩子构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不利于他们的人格成长。
对这种分数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不过要真正动摇“分数命根”的根基，光靠一个“贷分制”可不成。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大环境的改良，教改需要“动点真格的”。0629(原载《沈阳今报》)
面对早恋，这样的好老师令人感动
北京171中学年轻女班主任张琳，让有早恋倾向的男女同学坐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崭新的教育方式已经“护送”了三对这样的少年度过高中时光。张琳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被学校推荐到专门的研讨会上。当然，这种“尊重教育”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了解张琳老师的具体教育过程之后，我觉得这样的好老师令人感动。她感动我们的地方不在于排座位的方式，而在于她对学生的理解和信任。她是从一种人性的角度去体察和关爱学生的身心发育，尊重和呵护孩子的人格成长。当一位老师能够给予学生这样一种平视的师爱，她真的可以引为孩子们的知己了。
理解她的这种与众不同然而颇具成效的师爱，首先我们不能误读她的教育方式。她并没有鼓励早恋，更不曾打击早恋，而是在恰当地引导。鼓励或者打击早恋肯定都是不妥的，会容易伤害孩子。张琳老师尊重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只有从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出发的教育，才可能是成功的。
孩子的成长有不同的阶段，分别会有各自的特点，在异性同学交往当中也是如此。高中生渴望异性交往，这是青春期的心理需求；有些男女生之间产生朦胧的好感，的确是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师长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甚至视为洪水猛兽。过分地重视只会适得其反，导致孩子的逆反心理，或者弄假成真误导了孩子的正常交往。而像张琳老师这样的开明态度是非常可取的。对待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采取更为自然的方式，不要陷孩子于尴尬的困境甚至刺伤他们的尊严，否则后果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而且，相信孩子，培养他们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自主意识，是一种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教育。
我们当前的教育还是非常缺乏这种开明态度的，很多时候对孩子缺乏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动辄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扼杀这种人性和天性，甚至拿孩子做反面教材等等，真的令人悲哀。比如什么男女分班防范早恋，专门开设男子高中，这样偏激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不从孩子的天性出发，在孩子的人格成长和心理发育需要异性交往的时候，教育者却要禁止和扼杀，严重地会导致孩子人格和心理的畸形。身心的健康成长需要人性的呵护和滋养。
正因如此，我们更有理由为张琳老师而感动。她真正地尊重和理解了孩子，其可贵就在于，这是一种平等的爱而非俯视的爱。俯视孩子的教育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不可能真正被孩子接受。我们肯定张琳老师的这种“尊重教育”是重在实质，而不是简单模仿和照搬。我们的教育可以不必都去这样排座位，但却必须给予孩子充满人性的理解和尊重。不要违背和扼杀孩子的心理需求与美好天性，并信任孩子，使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让我们的教育因为师生之间的真诚理解和尊重而充满感动。1227(原载《光明日报》)
关键在于“管教”出了问题
青岛一位中学教师投书《青岛晚报》，认为当今学生不缺沟通、不乏激励，少的是管教。《中国青年报》教科版编辑感觉这个话题捕捉得很有代表性，既敏感，又尖锐。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主题为“学生欠管教吗”的大讨论。编者按说：“近年来，我国教育界普遍倡导激励教育、赏识教育，强调家长、老师都要以平等的姿态和孩子对话，尊重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种宽松自由的气氛。但是，激励和赏识是否就意味着不能批评？尤其是现在我国孩子中多是独生子女。一棵小树要长成栋梁之材，中间少不了剪枝，更何况人的成长。”
而这位教师在致当地媒体的信中说：“最近报道的我市某中学学生联合炒掉班主任的事让人深思。学生为何要炒老师？是老师犯了错误吗？是老师不能胜任吗？读完报道才知道不是这样，是因为班主任不让学生谈恋爱、穿出格的时装。全班只有三名同学没有联名行动。再联系到前不久某校上初中的几个女孩离家出走、某学生将批评他的老师打倒的事……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学生怎么了？”
以下本文为这次专题讨论发表的第一稿。
这位青岛教师所说的学生的种种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不服管教，所以他(或她)主张更要对学生严加管教。这样“硬碰硬”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只能越发将问题激化，这不是教育的根本良方。“管教”是什么意思？从广义上说，管教可以是教育的通俗化说法；狭义上呢，正如这位教师的主张，无非就是惩罚和训诫。孩子离家出走，学生顶撞老师，孩子心理不甚健康，学生思想存在问题，这些当然都是教育的失败。我们首先应该反思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冲动或盛怒之下就要对学生严加管教。
这些教育问题的存在，和尊重学生、倡导激励与赏识没有关系，这绝不是尊重学生的过错。学校教育就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在人格和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师生之间应该互尊互爱，如同一种朋友和伙伴的关系，而绝不能是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
出了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学生联名炒老师鱿鱼的事并不鲜见。一个多月以前，浙江乐清市一位女教师就曾因为着装新潮而被学校解聘，这也是学生联名要求的。成都市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湖北黄石一群小学生联名给校长写信“弹劾”不合格班主任。这是民主意识的萌芽，需要好好呵护，而且是一个契机，正可弥补民主教育的缺失。像青岛这例事件，全班只有三位同学未联名行动，难道说问题就全在于学生吗，老师的态度和“管教”方法有没有不妥之处？
“管教”这个词显得有些生硬，不如还回归到“教育”吧。教育不应该是生硬的，教育不能是责打，不能是怒斥，不能是教训，更不是娇惯。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探讨不尽的话题。而今提倡的激励与赏识是教育良方之一种，我们不能把家长老师的一些不良教育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归罪于激励和赏识。
“管教”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教师的态度和观念。我觉得有些教师的观念还存在误区，以为孩子“不成器”是由管教不严造成的。实则相反，好多问题正是由管教不当引发或激化的。如果师长采用了正确的教育方法，保障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他们会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吗？如果老师和学校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老师真心地爱学生，就会赢得学生由衷的尊重和爱戴，这样的好老师，学生们舍得联名炒掉吗？不要以为孩子就没有是非观念，就不懂得爱憎分明，一个教师是否合格还是得由学生说了算。一个真正的好老师首先得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们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还有我们的老师，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是责备现在的学生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教育吗，然而我们身为师长的又做得怎样呢？1206(原载《中国青年报》)
一朝吐绿露芳容（1）
教育要回归天性与自然
打开语文课本，呈现在眼前的也许不是名家名篇，而是同班同学的作文。这些入选课本的小学生作文，都是在课堂上30分钟内完成的，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事后再加修饰。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人教社版“生本教育体系实验教材”，该校已有8篇学生作文入选这套教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产生？因为这是一种回归天性的教育。“生本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它同时又是一种自主教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挖掘学生的潜能，让教育去适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教育模式，不是束缚和扼杀天性。
稚童作文入选语文课本，这不仅仅是一种值得欣喜的教育现象，更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以往教育体制和体系的反思。
教育体系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课程设计上。传统语文教材过分偏重名家名篇，再加上分析评价中不乏主观延伸的溢美之词，致使这些经典作品给学生的感觉是高不可攀的，是和他们自己的作文有着天壤之别的。即使他们再努力，自己也不相信会达到那样的水平。所以学生在学习中会产生知难而退的畏缩心理，这很不利于教学的进展和学生的进步。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名家名篇就像不可逾越的“高墙壁垒”横亘在学生面前。而现在教材中收入学生作文，与名家名篇“平起平坐”，这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启示。写作不再是一件难事，而是一种发挥天性的自然流露；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写作是一件最自然而然的事。正是因为回归了天性，打破了人为的限制，小学生们才能够在30分钟内完成足以入选教材的美文。这是带给教育的深刻启示。
学生作文入选教材，大家一起学习同学的文章。这就给了孩子们一个平等的起点，由于课文是同龄人的真实故事真实情感，学习起来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孩子们怀着浓厚兴趣热烈讨论，主动地参与其中，自然事半功倍。同时还灌输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和意识，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创造成功，成功不再那么神秘。这跟武汉某小学树立“名人墙”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一方面表现优秀的小学生可以和成功人士同上名人墙，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会有效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和创造意识。
课本收录学生优秀作品，是一项教改的重大成果和有益尝试。我们的教育改革所追求的就是孩子的成功成才和健康成长。成功就是人的创造潜能的不断开掘，而开掘潜能和大胆创新的前提就是回归天性。可以说，教育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回归天性与自然。这也是创新教育的根本所在。
因此，我们非常期待更多像学生作文入选课本这样的“创新现象”出现，非常期待我们的教育体系逐步回归天性。1228(原载《山西晚报》)
何必动辄拿书本说事儿
最近有人“咬文嚼字”地挑出了某散文大家著作中的130多处疏漏和差错，自誉为“石破天惊”。这让我想到了几年前有人对某名人传记的“匡谬正误”。不管这些“差错”是属于文史还是文字方面，都给我们摆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和判别文章中的差错，如何对待我们的阅读和发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以判定的标准是否靠得住。如果仅仅依据历史教科书和语言词典来评判，就未必那么客观了。且不说前两年有位退休教师指出“中学历史教材错误多达数百处”是否可信，教材编者认为有些“差错”是“史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既然教科书上说的也并非定论，那人家的怀疑就有一定道理。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不可能“见仁见智”的。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一切以史料、课本和词典为准绳，则难免走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因为书本是用来记录生活和历史的，词典是记录语言实践的，它们永远都滞后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如果一切只能向“既定”看齐，我们的学问和语言都将停滞不前。
还有一位老学者曾经列举了高一语文课本的种种“失误”，简直就要把作者们的创造力给扼杀殆尽了。他建议“转瞬即逝”应改为“稍纵即逝”，“行驰”应改为“行驶”，“游目驰怀”应改为“游目骋怀”，等等，一切都得按照习惯性用法，不可以有丝毫个性创新。如此“禁锢”下去，语言还怎么发展？多亏公元前没有一部金科玉律般的词典，否则我们今天恐怕还得“之乎者也”吧。
以上两例至少说明，书本不是“铁律”，根据书本得出的“错误”未必可靠。因为说到底，书本也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能等同于客观事实。我们的知识就是在不断地推翻与论证中进步的，发现新的，刷新旧的，创造新的，更新旧的，这种知识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的。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发现与创造不合所谓经典，不循规蹈矩，就要一棍子打死，那就是有害的了。
语言当然也包含在知识范畴中，语言文字时时刻刻都是发展演变着的。最有生机和活力的语言不在词典里，而在大众的嘴里。词典是“死”的，语言是“活”的。所以有语言艺术功力的作家都深谙向群众学习之道，但他们从来不主张向词典学习语言。每年每月每一天，都会有新词汇产生，时代会赋予旧词汇以新内涵，但它们的缔造者并不是词典编纂者。因此《新华新词语词典》才有了向广大读者征集新词之举，而且当“包二奶”进词典的时候还颇引发了一番争议。其实词典的责任，除了规范用语之外，就是要尽量及时并客观地展示语言的“时代风貌”。语言变化在先，词典跟进在后，不能说旧词典中没有的词汇或释义，你用了就是错误的。任何词典也不可能穷尽语言之内涵和奥妙，很多词汇及其含义未能收录，那正是词典的局限所在。词典本身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错和疏漏。
“语言是条流动的河”，这话早就有人说过，我这里不过是借用一下。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来看，词典在规范用语的同时也可能限制人们的创造，人们在大胆创新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规范，关键是要掌握一个尺度。不必动不动就拿书本说事儿，千万别做“春江水暖鹅也知”式的老学究。0609(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教育的权力空间有多大
学生随手扔个矿泉水瓶就能被开除、女生留长发或者男生剃光头就禁止上课、校长儿子结婚全校师生放假、以教育为名随意曝光学生隐私、随意开除学籍又拖延办理退学手续、高考试卷上的漫画成为落榜理由、考试作弊就取消学位资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近来目睹之教育“怪现状”，足以显示出校园权力的混乱无序和随意扩张。这必须由外力和法治加以监督规范，必须建立针对校规合法性的审查程序。不合法的教育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和悲哀。
最近又有这样的事，深圳某中学在全校整顿学生发型，规定女生必须剪齐耳短发，舍不得剪去长发者不准上课。类似事件在一个月前还发生在广州某民办高校。
这两起事件都在学生形象上大做文章，其目的何在？深圳该校校长的说法是为了优化校风树立学校对外文明形象，因此还把“整顿发型”作为各班级考核标准之一，若有一位女生没按规定剪发就扣掉班级一分。广州该校负责人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是“为了搞好素质教育”。
校方的这些新规定和新现象，足以构成教育界的“形象工程”。刻意地注重外表，苛求所谓的规范，从而缺失了起码的人文关怀甚至有悖常理，这其实是为学生的人格发育营造了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学生，正常的心理需求都可能得不到满足，人格发育又怎么可能不受负面影响呢？
教育不是“形象工程”，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而要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负责。校方的那些理由是荒唐可笑的，头发长些的女生就没了素质就有伤校风吗？这种观念怎么有点“复古”的意味呢，这是否也可算作另一种“传统回归”？只是在这样的传统回归中，学生的正当自由和权利又要到哪里去寻找？
深圳该校校长对记者承认“不剪发就不许上课是班主任为保班级评比分而采取的偏激方式”。这真让人搞不清到底谁更偏激了，学校既然有了这样不剪发就扣分的制度，那还能让班主任怎么做呢。校长还表示他将“教育班主任用适当方式给至今还留着长发的女生做思想工作”。呜呼哀哉，我实在不知该何言以对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规章制度，不需经过任何听证与论证，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笼，谁赋予了学校这种“绝对权力”？教育者的权力空间到底有多大？
现代法治社会里，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要逐步实现对等，校园不是法律真空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应该被包含在内。可在现今的教育界，在学校里，校方的“公权力”与学生的“私权利”之间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学生是否只有服从管理的份儿，而不用理会这种规定是否合理又出于何种目的抑或只是校方的一时心血来潮？这样培养出来的将会是符合怎样标准的学生？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又谈何以学生为主体，谈何人格和地位平等。学校的权力空间过大，迫使学生的权利空间过小，这样的教育本身就是畸形的。
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教育者的权力和受教育者的权利，该如何实现对等，学生如何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平等，这应该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深刻思考和认真对待了。0105(原载《检察日报》)
一朝吐绿露芳容（2）
一窝蜂的“杰出”就是庸俗
前一段在各大书店畅销排行榜的前列，都有“杰出”两字的出现。随之某出版社又推出了某母教专家主编的一本“杰出”的书，有关“杰出中学生的N种能力”。如此竞相“杰出”，大有追风赶潮之势。才能出众、与众不同方可谓真正的“杰出”，而一窝蜂的你追我赶以致迷失了自我的方向，那就只能沦为平庸了。
让我们先来数数此类图书都有哪些“杰出”的代表。诸如“杰出青少年的N个习惯”、“高效能人士的N个习惯”、“度量激发青少年的N个潜能”、“成功父母的N个秘诀”、“N种方法使你的孩子出类拔萃”，不一而足。当然这个“N”数的具体值也不一样，反正都有若干吧。这么多的“秘诀”和“习惯”，真真让我们眼花缭乱。不消说付诸实践了，就是看它一遍也得头疼好几天。因为这类书大多是从美国引进的枯燥理论。适不适合中国暂且不说，而今出版界向西方学习的“谦虚心态”实在令人惊叹。就连育人竟然也要全部照搬美国？
成功源于创造，而非模仿。教育或做事方法是不可以照搬的，只能靠自己对事物本质的领悟。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法，套用别人的东西是低能的，别人的经验未必适合自己。缺乏创造力是可怕的，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是一味照搬别人而无自我的创新，就不会进步和发展，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说得实在一点，在育人和成才上的“全盘西化”、“崇洋媚外”之风将贻害甚深。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出版界的庸俗之风。追慕风潮、搭车赚钱之举，已然蔚为大观。每有一种“市场化运作”的新书出笼，屁股后头便会立马跟上一大堆追随者。也不管这新书的气味香臭如何，能否真正赢得读者。很多“好书”不是真好，而是书商和媒体“真情互动”，狂加猛料一通爆炒做得的“美味佳肴”。可有谁真正为读者的利益考虑过呢？读者如果不加分辨，盲目听信书商的“自卖自夸”，则只会落入“铺满鲜花的陷阱”。只由别人牵着鼻子转，没有自己的分析、领悟和创造，何以奢谈成功？
习惯或方法是没有穷尽的，绝不止书上说的那些。您大可不必受它的局限，尽可以自由地去创新，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东西。创造的天空是没有边界的。对于这类书即使要随便翻翻，也只能是“仅供参考”，千万别奉为经典，照章去办。照搬别人注定是失败者，只会走向“杰出”的反面。古今中外，真正的杰出人物都是创造的“天才”，靠模仿别人不可能成功。
新近推出的这本“N种能力”的书，又打出“少年大学生”和“早期教育”的招牌。少年大学生成年以后还能杰出的几乎没有，各高校少年班的纷纷停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甭管它号称出自什么专家或“杰出”人物的手笔，个人的心得和经验总是有局限的。如果你个性十足、崇尚创造，就不必受枯燥理论的束缚，尽可按照自己的目标自由地发展。这才是通向成功的正确道路。即使参考别人，也得多加分析，尤其对于商业化的书籍，只能怀有批判之思来阅读。0826(原载《光明日报》)
谁能为“天人合一”正本清源
在攀登珠峰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天人合一”的真谛，摒弃“人定胜天”等违背人伦天理的思想。“天人合一”理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源远流长，它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我们不必过分囿于传统。而且，即便对于传统哲学精髓的理解，也不能简单草率，我们的理解未必准确。
您瞧，现在就有人急着跳出来要为“天人合一”理论来个“正本清源”了。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口气似乎大了一点，好像出自一代圣贤或宗师之口。谁有资格为传统文化精髓“正本清源”？
“天”和“人”，作为出现最早、历时最久的一对哲学范畴，“兼容并包”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思想内涵。它时刻都是发展演变着的，从来就不曾定格于某一个时代。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天”与“人”的关系就成了人类需要永恒面对的命题。根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起码在商周时代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先秦经典对“天人合一”思想也多有阐述，虽然没有明示这四个字，但思想实质是相通的。
因此不能认为“天人合一”是西汉董仲舒的发现或发明，而且董仲舒同样未明确提出这四个字。由于“天”“人”之术是个永恒命题，人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就像对于大自然的认识也会不断加深一样。所以后世不断有新的思想融入其中，是再正常也不过的。董仲舒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后世还有西晋的张载、北宋的邵雍和程颢等等，也都补充发展过这一理论。这还仅限于“官方”的，民间的此类哲学思想只不过已经散佚了。可见，“天人合一”得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不能简单地归功于某一个人。我们不可厚古薄今，刻舟求剑，不可扼杀后世创新，否定或限制事物的新发展。
正是由于“天人合一”理论的源远流长和兼容并包，它囊括了太多复杂甚至对立的内容，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就能概括和代表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天尊地卑”之说就是一种糟粕，但董仲舒等人的封建思想绝不是“天人合一”理论的全部，更不是什么“正宗原装”。
“天”和“人”的概念不能等同于自然与人类，但是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关于人类如何对待大自然的学说，就有庄子的“顺天说”即顺应自然，荀子的“制天说”即改造自然，《周易》的“调谐说”即天人合一。可见先秦经典的博大精深，远非一个后世的董仲舒可比。怎能将“天人合一”理论之大成记在董的头上呢？
自从西方“戡天论”即战胜自然的思想传入中国，国人就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两千年前的荀子学说甚感自豪，从而一度在历史教科书中都推崇备至。然而时代进步至今，逐渐让荀子“人定胜天”理论的局限和弊端显山露水。因为他将“人”与“天”完全置于对立面，成了一种斗争与被斗争的关系，这个前提就已经偏离了自然规律。
“人”是“天”之造化，两者应该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所以，《周易》当中的思想才堪称真正的“天人合一”，深得造化之妙。在保护大自然母亲的前提下，适度开发和改造自然，既不屈从也不破坏，这就是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理想。这种理想的实现，就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生活开始。
本书寓言结尾《天人合一的教育真谛》，则参透了这一哲学思想与教育本质属性的内在关联，发现了它对于教育的启示和象征意义。也可以视作对“天人合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赋予了它更丰富更人性的时代内涵。0527(原载红网)
教育能够改变什么
前不久，广东省妇联和省家教会举行了“小马驹助教”行动，由义教专家为家长们解答困惑。数百名家长从早上六点多就开始排队等候。不少家长哭着咨询：孩子“太有个性”招老师烦，老师伤害孩子自尊心怎么办？咨询会上有两位家长讲述了这样的事例。
某校老师向一位家长反映，她的8岁儿子“太调皮了，没法教”。就在上周，老师让同学们到多媒体教室听课，他竟然嚷道：“我们不去，我们留在这儿放屁，等他们回来闻屁！”老师很不喜欢这个孩子，经常骂他；班主任时常问同学们“喜不喜欢他，不喜欢的请举手”，同学们当然“轰”地一下全都举手了；校长也会指着他的头说：“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英语老师则跟同学们说：“别理他，他有病。”这些不负责任的教育行为正是让孩子“堕落”的罪魁祸首。
其实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一无是处。这个男孩还是很有爱心的，有回老师嗓子哑了，他跑遍大街给老师买药；还有次在路上看到一只死鸟，他回家哭得很伤心。这都是引导和赏识孩子，促成转化的契机呀。
还有一个8岁小女孩各方面成绩比较出色，加上家长的宠爱，便养成了骄傲的脾性。她总是跟老师抢话头，指出“老师这里不对”；她喜欢举手发言，老师没看见她举手，她自己站起来就讲；上课看课外书，看到好玩处大笑不停；老师刚走她就在黑板上乱写乱画。老师说“这个孩子很反常”，不喜欢她有时还打她。父母带她到医院和活动中心做各种检查和测试，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仅仅是8岁的儿童呀，看看他们受到了老师怎样的管教。调皮淘气不是孩子的过错，老师动不动就惩罚和伤害他们，结果会怎样？那个男孩回家常对妈妈说：“我盼着我快点老，我老了以后就死了，妈妈我想自杀。这个小学对我这么不好，我到时候把它给炸了！”听着孩子这样骇人听闻的倾诉，我们教育工作者不禁扪心自问：这到底是谁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