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1768年画的康德像之一
晴朗的夜晚，遥望星空对我来说是一种消遣，这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感受得到。
在大自然万籁俱寂、感官歇息的时候，
不朽精神的隐秘的认识能力，
就会说出一种无法名状的语言。
1．康德如何从混沌中重新创造世界
1756年4月8日，伊曼努尔·康德32周岁生日前两周，他致函“最强大的国王”腓特烈二世，想申请一个已经空缺5年的教授职位。因为1751年1月29日，康德的恩师马丁·克努岑因精力完全衰竭而逝世。他是唤醒康德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并不断加以指导的最重要的人。现在，他的学生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接替他的职位。虽然这不是编内教授的职位，而只是一个薪资微薄的编外教授职位，而且教学任务却非常繁重。但对于康德来说，这个职位对他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多年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就将实现。
为了成为阿尔伯特大学的教师，他付出了一切努力。“怀着这样的意图”，他“选择哲学诸学科作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于是他研究了世俗智慧的各个分支，博物学、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和数学。正如他强调指出的那样，为了达到自己的伟大奋斗目标，他从不浪费任何时间和机会。他的独特大学道路以《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一书而告结束。1748—1754年他在东普鲁士的偏僻乡村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以便最终走上在阿尔伯特大学当编外讲师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他仿佛立下了贫穷的誓言。
腓特烈二世宴请友人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康德就在形式上完成了他所谋职位的学术要求。他递交了两篇论文，并做了公开答辩。递交的第一篇论文是1755年4月他用拉丁文撰写的自然哲学论文《论火》，他在文中阐述了热的质料的实体性理论，试图将热现象和光现象解释为一种有活力的以太物质的震动的波状运动。在物质的动力学理论中，最小的原子微粒的层理和力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年，他又递交了也是用拉丁文撰写的论文《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他在文中再次认为力的概念对现实性理解非常重要，而现实性理解本身就将人类精神的作用同物质材料的能量结合在一起。最后，康德通知国王陛下，他很快会呈递申请教职必需的第三篇论文。他于1756年3月23日向哲学系递交了这篇《物理的单子论》，并于4月10日进行了答辩。这篇论文从形而上学角度深化了康德在研究自然过程中感兴趣的东西。当问题涉及存在于单子（一切物体的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和原始的要素）内部的两种力（相互吸引的力和相互排斥的力，引力和斥力）的理解时，单是超越感觉经验的直接证明的形而上学就能够点亮认识之光。
不过，康德能够交出的不仅仅是这三篇论文，他还发表了几篇表明其能力的习作。他在求职过程中没有强调这些习作的重要意义，但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是掩盖不了这个年轻老师的自我意识的。他至少在柯尼斯堡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在基普金教授家所作的讲座（他也住在这里）吸引了无数的听众。他们在他那里不是学习哲学，而是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独立思考，独立研究，自力更生！这是他的受到鼓舞的学生遵循的教学命令。甚至连柯尼斯堡有教养的人士也都喜欢阅读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柯尼斯堡问答周报》上发表的有关博物学题目的文章《地球绕轴自转问题研究》或《对地球是否已经衰老的问题的物理学考察》。康德被视为地质学领域的权威，他也想知道1755年把里斯本夷为平地的那场可怕的地震的原因。他就这个令人震惊的论题撰写了三篇论文。
这位32岁的硕士为自己这些努力完成的哲学方面的习作感到非常自豪。但所有这些习作与年轻人那本天才的著作相比都黯然失色，那就是《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状态及其力学起源》。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宇宙学史上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2．站在伊萨克·牛顿的肩膀上
康德的那本划时代著作主要是在乡下当家庭教师期间撰写的，他于1754年把手稿带回柯尼斯堡，打算在冯·约翰·弗里德里希·彼得森的出版社出版。在申请补缺克努岑教授职位的求职书中，他没有专门提及《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他当时也许确信腓特烈二世已经知道这本书。因为有朋友建议，而且为了在国王的权威下让其他地方的人就他的《天体理论》展开有益的争论，所以康德一年前就将这部著作献给了国王陛下。
1755年3月14日，康德将他的《天体理论》一书寄给了国王陛下，他知道国王爱好天文学。据说，他把自己归为渺小的小人物，自称是伟大的国王的最忠诚的仆人。他提到自己的“卑微低贱”和“自惭形秽”，但同时他非常希望，“我所冒昧采取的大胆行为将不会被不屑一顾”。康德不仅大胆地将自己的著作寄给腓特烈二世，而且身为东普鲁士乡下的一位没有地位、贫穷而且在柏林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竟然胆敢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国王，而且是与近代宇宙学最优秀的专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国王。这部著作将“推动普鲁士科学院在科学上迎头赶上其他国家”。康德虽然由于极度的谦恭而没有一鸣惊人，但他同时提出了最高的要求。他感觉自己在引领国际天文学。他已经了解了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所观测到的、描述的、解释的和在哲学上作出反思的一切东西，进一步阐释了这些东西，并作了形而上学的深入研究。他的如此开阔的眼界，再加上他的无所畏惧的胆识，设计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模型。他勾画出了宇宙及其自然史，并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作了描述。康德确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部著作，其中讨论了关于整个宇宙的结构和历史、最高存在物的存在和人的灵魂面对宇宙的无限性的命运等重要论题。康德可以为使自己被载入伟大的宇宙学史册的这部杰作感到自豪。
可见，康德1756年4月6日在申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外教授职位时，大概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了。他的成果已经多于实际必需的。不过，他所处的是一个糟糕的时代，难以满足他的愿望。他的申请如石沉大海，他对此感到失望吗？总之，远在柏林的大学管理部门由于节约经费的原因决定不再补足这个空缺的教授职位。腓特烈二世计划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便在欧洲的政治中取得优势，在当时欧洲的政治中，外交革命和政治力量转移已经列入议事日程。柏林开始紧张备战，国家需要资金，士兵比形而上学者重要得多。对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战争将持续7年，整个国家一片荒芜。普鲁士虽然是最末一个，也是最小一个国家，但依然想跻身欧洲大国的行列。但可怜的康德老师不得不再等待14年，才能实现自己的伟大追求。每天坐在讲台后，“用同样的方式重复相似的课程，就像铁匠一直在砧板前面挥舞沉重的铁锤”。
康德的《天体理论》也命运不济，它没有到达国王陛下的手中，加之发行方面也很不顺利，因为出版商和书商彼得森于1755年破产，他的书库被查封。1756年，康德这部著作的少量剩书最终上市销售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8世纪的文献中，很少提到这部著作。约翰·亨利希·兰贝特、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后来得出了同康德类似的看法，但他们对无论是康德根据牛顿定理设计的宇宙模型还是作出的历史重构，似乎一点都不知道。
这部著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发行方面的原因。康德没有取得严格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也许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既没有像职业天文学家那样，坚持不懈地观察夜空，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宇宙，以便绘制更加精确的星空图；他也没有进行准确的计算，以便在数学上掌握天体的运行和宇宙体系；而且他还缺乏一个严谨的观测者的耐性，一个大地测量师或数学家的缜蜜思维。因此，他在《前言》中恳求读者予以谅解，请他们不要期待他的论著多么具有“几何学的缜密性和数学的准确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他究竟写了什么呢？
《自然史和天体理论》是自然哲学的重大成就。它让读者看到了“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伟大、最值得惊叹的事物”。康德设计了一个无限宇宙的模型。他带领读者一起游历世界历史那无限的深层空间，穿越了深层时间。在这里，新的世界产生，旧的世界毁灭，最初的混沌产生出井然有序的体系，而这些体系又会重新被无尽的深渊所吞噬。康德提出了上帝在这个活跃的世界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他试图确定，人类在宇宙秩序这个无限的舞台上能够占据什么位置。这里，他还特别假设了一种高尚的灵魂在晴朗的夜晚全神贯注地观察星空时能够感觉到的享受。康德不是进行科学的观察和复杂的计算，而是满怀激情，带着丰富的想象力进行了一场自然哲学的冒险。为了能够追随康德漫游天空，我们必须了解康德所知道的。那么，他依据哪些知识和经验为自己的宇宙幻想找到一个确凿根据的呢？
在腓特烈中学所学到的自然知识虽然只起到了微小的作用，但这个生性好奇的学生不放过任何机会，通过天文观察台上的望远镜观察夜空，而他的母亲早已给他留下了对夜空的崇高印象。康德在阿尔伯特大学学习期间力图弥补自己在中学没有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马丁·克努岑教授对他的才华横溢的学生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克努岑的天文学研究，康德从科学上认识了天体。具体证据上面已经提过：克努岑的公众效应，尽管他错误地预测1698年出现的彗星会在1744年重新出现；他的《对彗星的理性思考》（1744年）；他的反射望远镜，能让他的学生用来观测柯尼斯堡冬季夜空中出现的令人难忘的彗星奇观；他关于宇宙的物理学讲座。需要补充的还有，克努岑组织了一个“物理神学社团”，讨论自然和上帝、科学研究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自然的物理结构能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明。据说康德也参加了这些讨论。
柯尼斯堡的康德故居外貌，1830年。右图为该建筑剖面图。
但是，较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康德哲学发展的意义，克努岑的所有这些推动作用都黯然失色。康德的世界就是牛顿的世界。如果康德没有读过牛顿的《数学原理》，那么，在他根据牛顿的原理写作的《天体理论》，以及后来有关认识论的重要著作中，他的哲学研究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关于认识论的重要著作的中心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牛顿式的纯粹自然科学？康德从不怀疑它的绝对正确性。
《数学原理》于1687年出版。在这部著作的前两卷中，牛顿阐述了数学，以便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物体的运动和产生运动的力。因为他首先认为的一个哲学难题是，根据物体的运动现象推断自然的力，然后从这些力出发，在力学上确定自然的过程。在第三卷《论宇宙的结构》中，牛顿将以前仅仅在数学上表述的内容运用到了“宇宙结构”中，说明了他对我们太阳系内部的天体运动的理解。他将抽象的数学形式具体化为一种宇宙学模型。
宇宙体系中有一种重力在起作用，它使一切天体彼此相互吸引。这个引力（gravis）遵循简单的数学规则，发挥吸引力的作用，并且作用范围是无限的。1684年，年轻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就拜访了重返剑桥的牛顿，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奖征答题，答案如果能够得到证明，奖品是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有没有一种力能够解释一切天体的运动？它朝向太阳的方向发挥作用，并且它的强弱与其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牛顿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数学原理》提供了数学的证明。牛顿采用了公式I/r2，其中r代表运转物体和中心物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得以在他的运动力学中识破宇宙体系的结构。因此，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的运动，围绕行星运转的月亮的运动，太阳系内部的彗星的运动都是可计算的，因而是可以预测的。
牛顿肯定重力确实存在，并且按照他所确定的定律发挥作用。他同时确信，引力是“由于某种原因”产生的，但他还说不出这种原因本身是什么。“对于重力的性质，我还无法根据自然现象作出理论解释，甚至连假设我还没有想出来。”产生引力的原因还是一个形而上学之谜。物理学家至今都不知道引力的性质是什么，他们只满足于这样的论断，即宇宙中存在这样一种原始的力。牛顿认为，引力的传播速度在无限的空间中是无限快的；与此不同，今天，有人估计存在重力波，它以光速传播，并且作为时空曲率的周期性变化是可测算的。
牛顿1686年5月8日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写的《致读者前言》中，表达了他的深邃的猜想：“一切都可能取决于某种力，通过这种力，物体的粒子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要么相互碰撞，在有规则的结构中相互联系，要么彼此躲避，相互逃离。”他把吸引的力和排斥的力看做是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基本的力，对这两种力的研究应该有益于宇宙学理论的完善。
牛顿对他的数学原理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数学原理被运用于自然哲学。他不想臆造任何假说，而是想发现绝对真理。埃德蒙·哈雷在杰出的伊萨克·牛顿的这部伟大著作的导言中以诗作评：被征服的天宇最深的秘密被揭露，
在遥远的宇宙绕轴旋转的力被认识，
他翻开了合着的真理之书。
任何俗人都无法靠近上帝。
康德也受到鼓舞，仔细研究《数学原理》使他成了牛顿的追随者。他还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按照这个巨人提出的原理去探索宇宙。世俗智慧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如此多的真理和确定性。
康德在《天体理论》中，首先概述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同他的榜样一样，他也只假设两种力：排斥的力和吸引的力，也称引力。可见，这两种基本的力是“同样确定、同样简单而且也是同样原始的、普遍的”。他首先把牛顿的万有引力誉为“毋庸置疑的自然规律”和“确定无疑的自然现象”。他同样把万有引力的普遍规律I/r2看做是确定无疑的，这个规律一直到最遥远的远方都是有效的。牛顿是康德宇宙学的先知。
康德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伟大的世俗智慧的永恒真理。此外，康德承认，牛顿哲学研究的第一定律是使他少走弯路、不醉心于臆造、指导认识的明灯：“除了引力和斥力，再没有什么自然事物的原因能够作为论证的基础，它们是真实的，并且能够解释自身的现象。”因为自然本身不会给出过多的原因，这是一种奢侈。只有坚持这种主导思想的人才能在物质宇宙的明显的解体和消亡中发现美好而有序的整体。只有根据牛顿定理去论证，才能认识到，宇宙大厦是井然有序的，而它的自然的“论证基础”一定要尽可能地从宇宙自身来推导。
马丁·克努岑推荐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阅读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一定唤起了一种阅读自然哲学著作的癖好，带着这种癖好，康德开始贪婪地阅读与宇宙学的重大问题有关的一切文献。甚至在他当家庭教师的6年里，先是在偏僻的乡下尤德申村这个有教堂的小村庄（1748—1751），接着在骑士封地大阿恩斯多夫村的伯恩哈德·弗里德里希·冯·许尔森少校家（1751—1754），他也没有把时间全部用于他的教学任务：他利用在乡下孤独而宁静的几年时间进行了大量的自然研究，对各个学科，特别是物理学、地理学和天文学作了大量的笔记（《杂记》）。康德到了晚年还“非常满意地回想起他在乡下这些年的生活和勤奋工作”。
博物学研究的成果首先可以证明他当时的勤奋：关于风和火、关于地球衰老和绕轴自转、关于物质物体的动力学的论文，以及关于“1755年底震动地球一大部分的那场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的论文。由于这些论著，30岁的康德在返回柯尼斯堡后开始引起公众的兴趣。
《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一书也是他在乡下完成的博物学研究的成果。它还表明了康德在晴朗的夜晚，以惊叹的目光遥望无穷的星空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深深的满足。他当时一定受到特别的感动，在他后来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这种感受溢于言表。因为那种令人心醉的观察似乎使他想起了在乡下期间的晴朗的夜晚，由于这些观察，他于1764年区别了黑夜的崇高和白昼的美：“当闪烁的星光穿过幽暗的夜幕、孤寂的皓月映入眼帘的时候，具有崇高感的性情就会逐渐地被夏夜的静谧引发友谊、超凡脱俗和永恒等高尚的感受。”
贫穷迫使年轻的哲学家在乡下做家庭教师，在这里，他不是研究天体，而是怀着赞赏和敬畏的心情观察天体。他的情感受到震动，产生了他与星空的浩然相谐和的思想。这种充满赞赏的观察兴趣由于大量的阅读越来越浓厚，并得到指引。康德阅读了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关于宇宙的著作。他的《天体理论》许多段落的字里行间都留有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的痕迹。在前人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只列举康德在1750—1751年间阅读过的，并直接促使他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撰写《天体理论》的三部著作。
法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路易·蒙罗·德·莫培兑1750年在柏林出版了《宇宙学论文集》，腓特烈二世于1746年任命他为普鲁士科学院院长。一年后这部著作的德译本《宇宙学浅说》面世。莫培兑在牛顿的物理学的影响下，概括地阐述了“宇宙体系”，并从数学上推导出了天体运动所遵循的力的自然规律。不过这种机械论的宇宙观同时还可以用于更高的目的。在自然规律的秩序中，应当去认识最高存在物，即“最高理智”的力量和智慧。宇宙机器的盲目而必需的力学同上帝开明的、自由理智的意图并存。
布丰伯爵的多卷本著作《自然史》的第一卷《一般自然史》的德译本同样于1750年出版，康德的著作甚至借用了第一卷的书名。布丰也非常欣赏牛顿，完全同意万有引力的一般理论。凡是善于认识真理的人，都能看到宇宙体系的秩序。但人们不再需要上帝来干预自然进程，因为行星系遵循自身的秩序，它的形成完全可以根据自然规律的论据得到解释。造物主有力的手仅仅在开始的时候进行了干预，它通过一种碰撞的力使全部宇宙要素开始运动。
最后，正如康德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论述了恒星的系统状态以及恒星系的众多，这是受1751年1月汉堡《科学和通史研究的自由评说和报道》上发表的一篇详细的书评的启发。1750年，英国自然哲学家达勒姆的托马斯·赖特撰写了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书名为《创造性理论或对宇宙的新假说》，这是关于可见的宇宙，特别是关于银河现象的一种新的数学——自然规律的理论。康德一定立即认识到了这一创造性假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是在1751年的《汉堡自由评说》上看到达勒姆的赖特先生发表的著作的，他最先给了我启发，不能把恒星看做杂乱无章的集合，而应当看做一个系统，它与行星系非常相似。”这也激发了康德到宇宙中去翱翔。恒星表面上看杂乱无章，但其中也有系统的秩序。
康德不是天文学家。他阅读牛顿和惠更斯、伏尔泰、莫培兑和布丰、赖特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这首先满足了他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兴趣。他吸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寻找作为一名形而上学的爱好者终生都吸引着他的重要问题的答案。他觉得这些问题首先是由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720年出版的《德国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的灵魂以及一切普遍事物的理性思考》而变得家喻户晓的那个三体合一的思考产生的。康德在《天体理论》中没有涉及普遍事物，也就是说没有涉及作为本体论的一般形而上学，而是集中精力研究了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三个方面：作为一般宇宙学对象的世界；作为理性神学主题的上帝；作为经验和理性心理学难题的人的灵魂和精神。康德极其艺术地将这三个方面融会交织在一起。我们打算尝试通过三个步骤来理清这三个方面，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善于哲学思维的家庭教师的理性思考。
开普勒的著作《宇宙的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 1596）中的插图3．宇宙碎形
康德在《天体理论》中一开始就承认，他的宇宙学研究遇到了巨大困难。他只想发现“把整个广袤的无穷无尽中的万物的各个巨大环节联结在一起的系统性”；还想“运用力学规律从大自然的初始状态中推演出天体自身的形成及其运动的起源”。难道本身往往纠缠于日常琐事的人类理智真的能解决这个重大课题吗？幸好人们在18世纪中叶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才没有被这个难题压垮。康德满怀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开始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在我们的行星大家族中，处于中心的不是地球（如感觉所受到的欺骗），而是太阳。自1543年尼古拉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以来，这种太阳中心说的宇宙模式得到普遍接受。开普勒和伽利略为反对天主教会的抵制作出了重大贡献。那种首先只被看做完善的数学设计的东西确立了我们太阳系的实在主义的模式。康德也不假思索地以这种太阳中心体系说为出发点，同时作了特别的强调。当他谈到宇宙“体系”时，他不仅认为，行星和彗星围绕中心天体太阳旋转，而且认为，这种运动的独特的直线和曲线形态是有严格的体系的：“各行星的轨道尽可能接近地与一个共同的平面相关，即与太阳的无限延伸的赤道面相关。”
康德将目光由太阳系扩展到恒星天宇。这里，达勒姆的赖特1750年提出的新假说发挥了作用。“恒星”除了在天空中由于地球围绕自己的轴心旋转引起的转动外似乎不会改变自身的位置。与这种感觉相反，康德认为，恒星“很可能原来就属于一个更高级秩序的缓慢运动的行星。”这个猜想在两个方面与普遍公认的观点相矛盾。一方面，断言恒星是运动的；另一方面，在纷乱不堪的、似乎不可测量的混乱中发现了“一种更高级的秩序”。由于赖特和康德，恒星天宇才有了一种规则。闪烁的波光像是一条带子悬挂在夜空，希腊人称这条带子为牛奶圈（kiklos galaxias），而罗马人称为牛奶街（via lactea）。从此人们不再如伽利略或牛顿那样，把这条带子看做群星的毫无体系的聚集。银河系也是一个有序的整体，而且康德肯定地指出，“应当被看做是一个与行星体系非常相似的体系”。
开普勒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讨论他的科学发现康德作了类比的各种确定的秩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相似的。它们所具有的那种几何形式——碎形由于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而闻名遐迩，而贝努瓦本人因《大自然的碎形几何学》而成为现代自然哲学的经典作家。不管是高级的秩序，还是可由递归函数测算的低级秩序都有相同的体系模型。康德早在1755年就已经产生这样的想法：在星空表面的混乱中充满同一物质的碎形回归，而同一物质在每一个更高阶段上的自我相似的秩序中表现出来。康德的这种认识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思想。他不是局限于赖特，而是思考由体系到体系组成的宇宙等级制中的下一个阶段。
康德猜想，惠更斯、哈雷和莫培兑所确定的“星云”本身也只是一个更高级的秩序的现象。尤其是它们的椭圆形状使康德认为，这些星云只是“一个数目多得不可思议的星群，而且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点”，因此，银河外星系也是按照同太阳系和银河系一样的体系排列的。（1920年还就下面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观察到的旋涡状星云是在我们银河外星系内部的气体云雾，还是独立的银河系？1924年2月埃德温·鲍威尔·哈勃才最终得以明确测定出到仙女座大星云的距离。这是独立的银河系，是康德猜想的遥远得不可思议的宇宙中的无数“宇宙岛屿”中的一个。这一点再不能怀疑了。）
康德还勇敢地迈出了重要的最后一步，这一步是他在第二部分的第七章《在无限时间和空间的整个范围内论造化》中完成的。康德在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大的宇宙秩序之间进行类比，从而在理智中形成了一种必然超越我们想象力的观念：所有银河外星系本身又仅仅是“整个自然界的巨大链条”上的若干环节，在这根链条上，一个又一个的世界，一个又一个的星系，按照等级有序地排列起来。康德不仅将这根链条想象得无限长，而且试图将它设想为实际存在的无限性。他满怀热情地指出，“我们看到了各个世界和星系的递进关系中的第一批成员，而这个无限递进的第一部分就已经使我们认识到，对整体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推测。这里没有终结，而是一个真正无法测度的深渊，人的概念的所有能力都沉没在这深渊之中”。布鲁诺为此被罗马宗教法庭作为异教徒判处死刑，并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没有界限的宇宙空间是无法想象的，是经验科学无法研究的，这个观念只能通过这根链条的前几个环节和整体之间的碎形的自我同一来设想。
康德的天体理论，即在无限的宇宙空间中一切都是按照相似的秩序构成的，使他面临一个问题，他试图通过一般自然史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连伟大的牛顿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牛顿这位令人钦佩的智者比任何一个世俗的人都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些自然规律。然而，他却因为未能找到天体运动的力学原因而感到绝望。他感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的宇宙体系的规律性和秩序具有自然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发现能够使这个宇宙体系运动起来的自然推动力。因此，他——按康德的看法——在绝望中作出了一个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太光彩的决定。他违背自己的哲学座右铭，即只有真实的、满足自然说明的原因能够作为论据，他断言：“上帝直接动手作了这种安排，而没有动用大自然的力量。”牛顿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乞灵于上帝的行为。他不得已动用了超出自己的自然哲学范围的超自然的力量。他的“上帝之手”弥补了一贯在自然中寻找原因的研究之不足。
康德对此感到很不满意。他想为牛顿的问题找到答案，而不用上帝这个辅助手段。他通过巧妙的视角变换获得了成功。他不仅观察整个宇宙大厦的状态，而且试图阐明它的力学起源。他从系统论走向自然历史，从空间结构走向时间进程，从宇宙论走向宇宙起源学。
康德不是任由思想麻痹，仓皇地援引上帝的直接行动，而是设计出一个天体起源和发展的模式。他认为，作为出发点，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够了。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使牛顿陷于困境的完全虚空的空间原来根本不是空的，而是——至少在它的初始阶段——“充满了能动的物质”，足以推动天体的运动。现在几乎是完全虚空的空间，在初始阶段是完全充盈的空间。康德从这个假定出发，认为发现了一种自然规律取代上帝发挥作用的可能。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这一举动的大胆。因为他不仅击败了牛顿，举起了自己的哲学武器，而且警告牛顿的上帝不要越轨。康德不需要“上帝之手”就能找到宇宙结构采取自然运动形式的原因。
康德像上帝一样设计了自己的世界。上帝可能是创世者，但我能构造一个与上帝创造的万物相提并论的宇宙体系模型。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以三句强有力的话提出了自己的重大要求。其中，“我”始终处于首位：“我假定整个宇宙的物质都是普遍分散的，并用这些物质构成一种完全的混沌。我看到材料按照已揭示的引力规律形成，又看到斥力改变着它们的运动。我感到十分享受，不需要借助任意的虚构，在已揭示的运动规律的推动下就可以产生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这个整体与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宇宙体系如此相似，以至我情不自禁地把它们视为同一个东西。”在康德设计的宇宙模型和现实的宇宙体系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个模态是完美的，模型同原型之间再没有区别；康德是模拟宇宙的创造者，将其历史和结构展现出来，而这在可见的宇宙体系中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是不可理解的。
康德没有提到过普遍的认识主体。在这方面力争向上的“我”是康德自己。康德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新的造物主，他就像柏拉图笔下的蒂迈欧一样是宇宙的设计者和建筑师，从宇宙整体的无序而分散的原始物质中建立起宇宙的秩序。他自己首先创造了初始的混沌，然后仅仅根据吸引和排斥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自然力，从混沌中重新创造出井然有序的宇宙。他的自然哲学构想不需要别的，只需要物质。他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于人类的理智来说是否太狂妄的问题，而是提出了自我意识的要求：“只要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们创造一个世界！”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要求——康德为之差一点被怀疑是无神论者——的神学动力之前，需要首先扼要地概述康德自然史模态的形成阶段。
起初是混沌状态。就像在许多神话中，但也在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古代的原子论者的理论和自然历史中，整个无限的空间充满着基本的原始物质。在康德看来，这个完全的混沌状态“可能是继虚无之后”的最简单的状态。虚无是生成的，或者假定是具有形式的。初始的万物是极其粗糙的、未经加工的，类似于原子微粒中产生的漫射的星云。
不过，即使这种混沌状态也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如果说所有的要素都是相同的，并且在混沌中均匀地分布，那么，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要使普遍分布的宇宙物质运动起来，就必然存在初始的差异。差异一开始就存在。“仅仅要素种类的差异就为大自然的运动和混沌的形成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要素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分化，并且导致那种按照严格自然规律建立宇宙大厦的动力运动起来。
从今天得到公认的宇宙学标准模型的角度看，康德的混沌理论设计了猜想中的大爆炸发生后30万年左右宇宙状态的模型。宇宙在一种密度和温度都非常高的状态下发生爆炸式的膨胀之后，初始物质，首先是氦和水就在宇宙中几乎均匀地分布。不过，这种物质分布的气态同质性由于温度的差异和物质密度的变动而逐渐形成一种结构。由于量的作用而产生的密度的差异必然使结构的形成成为可能。密度高的地方吸引周围的物质，初始的变动越来越剧烈，直到最终形成我们今天通过哈勃天文望远镜的电子眼或者借助美国宇航局的宇宙飞船上的威尔金森微波异向性探测器能够看到的那种结构：在大约137亿年以前开始形成的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太空深处有不计其数的星系。
康德由之形成自己的宇宙体系的初始混沌只能持续很短时间，因为不同密度和重量的微粒在经历了短暂的化学吸引阶段后，开始使它们的两种运动的力，即牛顿所说的引力和斥力发挥作用。康德单是从这两种力——不需要上帝的协助或推动——推导出宇宙的质量形成和一切运动的最早起源。“处于相互冲突的运动中的”物质本身，使碎形的宇宙秩序从漫射的混沌中生成，同时所有的物质，从最小到最大，都是按照同样的机制和模型形成的。
引力使宇宙各个地方的密度较大的元素将比重较轻的物质从四面八方吸引到身边。元素的这种吸引作用发生于整个宇宙空间；而斥力使引力不致结成静止的，永远不动的“团块”。因为斥力使落向引力中心点的元素偏离直线运动，使它们向旁边偏离，“并且使垂直降落变为围绕降落中心的圆周运动”。
康德首先以我们的太阳系为例，详细说明了引力和斥力之间的斗争形式，从初始混沌的最初运动到无限宇宙的天体动力学。他从太阳系一步一步迈向银河系，以便最终迈向无数的、没有尽头的一个又一个世界、一个又一个体系，也就是迈向万物的无限性，从而设计一个机械论的模型。“我在把宇宙置于最简单的混沌中之后，除了引力和斥力之外，不再运用别的任何力量来说明大自然的伟大的秩序。”
宇宙时间不同于宇宙空间的无限，有一个开端。全部宇宙物质一定是从虚无中突然产生的，它们在开始形成碎形以前只经过短暂的瞬间。由于整体也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因此康德认为存在一个一般的原子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密度最大的基本物质和最大的引力。宇宙体系的形成虽然曾经是从这个中心点开始的，但从来没有停止过，造物主永远忙于创造更多的大自然奇迹，创造新事物和新世界。
造物虽然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但这些创造出来的世界却屈从于形成和衰退的动力学。这些世界在旧的体系中“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就退出舞台，并且跌入类似黑洞的无底深渊。太阳系和银河系可能爆炸，在燃烧的世界中走向毁灭，以便通过引力和斥力重新形成一座新的宇宙大厦。混沌和秩序之间的斗争是不间断的。可见，整个宇宙，这个秩序井然的整体，最终像一只凤凰一样，“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它之所以自焚，就是为了从自己的灰烬中再次获得新生”。
4．上帝的计划
30岁的康德以丰富的想象力设计了他的宇宙模型，他将自己看做是创造宇宙的建筑师。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及同时代的宇宙学著作为他提供了他得以建造宇宙大厦的必要材料。他对宇宙力学起源的研究似乎也卓有成效，康德只需要整个世界的普遍、分散的原始物质就能够设计他的模型。但是，这些一开始就具有运动的力的物质从哪里来？康德向谁去宣告他的宇宙设计措施呢？
“只要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们创造一个世界！”这是一句没有引号的引文。这是康德在莫培兑1751年于柏林出版的《宇宙学浅说》中发现的。但是，这句话在该书中具有批判的意味，针对的是笛卡尔及其追随者的狂妄，他们竟然认为通过简单的自然规律就能解释整个宇宙机器。“他们曾经说过，只要给我们物质和运动，我们就可以从中创造出一个真实的宇宙。这实际上是多么荒诞无稽的行为！”对此，莫培兑又想起伏尔泰，后者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客人恰好（1750—1753年）在柏林。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深受牛顿实验自然科学的鼓舞，于1734年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在书中对笛卡尔的计划大加讽刺：“只要给我运动和物质，我将从中创造出一个世界”。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应该竭尽全力为善于哲学思考的力学家们提供物质及其运动。难道这不是被逼到作为宇宙建筑师的人身后的上帝的最低限度的权力吗？
康德也知道人们对笛卡尔的指责。他想必试图避开笛卡尔。不过，他的论证听起来与其说可信，不如说巧妙。他希望“理性的人”会理解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上帝填充全部无限空间的原始物质，由于其内部的运动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美好而有序的宇宙体系，那么，必然“有一个充足的至高无上的理智，按照统一的目的来设计万物的本性”。“有一个上帝存在”，因为大自然即使在混沌中也屈从于自然规律。这难道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吗？那么，康德为了坚持自己反对“恶毒的狂热分子”的《天体理论》是无害和无罪的尝试，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上帝”呢？
康德自己面临的危险可以表明他的上帝概念的策略意义。他作为博物学家想知道宇宙大厦是怎样建造，怎样发展的，它的未来会怎么样。作为牛顿的拥护者，他相信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因为自然科学无需上帝的启示就可获得自己的认识。他非常大胆，竟然从自为的大自然中推导出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他把自己看做敢于涉足未知世界的博物学家。尽管康德希望能够在他研究的宇宙中发现无限的智慧，但是，在这次穿越密集的星云和深邃的黑暗的危险旅行中，他能看到怪物，还是上帝的庄严，开始时还无法断定。
康德既不是作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作为虔诚笃信的基督徒开始研究自然哲学的。他感到自己陷入重重矛盾，行事必须小心谨慎才能找到自己万无一失的道路。康德当时30岁，他将自己也亲身经历到的那个世纪的重大冲突，融入自己的著作中去。面对宗教的义务，他感兴趣的自然哲学研究只能是反命题的、矛盾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中学以及大学的教育而对上帝的信仰仍旧使康德难以释怀，他在《天体理论》中谈到神学的世界观和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创造活动和宗教的正统信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扮演了一个敌对者的角色，大谈宇宙的力学解释、一般的自然规律、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自由思想的世界观。“宗教的捍卫者”和“自然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在18世纪达到顶点，康德也卷入其中。
在这一背景下，康德将宇宙论研究献给腓特烈二世也就得到解释。因为他从有关这位开明的君主的流言蜚语中得知，他对宗教的宽容其实是对宗教的冷淡。普鲁士国家悄悄地占据了上帝的位置，对国家的责任感已经高于对上帝的责任感。不过，这种对宗教的坦率，甚至冷淡，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在讲坛上，依然一直在宣扬反对其他信仰的奴仆和愚蠢的无神论者。甚至在大学，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仍然有自己的地盘，不履行宗教义务不是没有危险。康德作为无神论的信奉者，也许几乎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即成为形而上学的教授。
伊壁鸠鲁
康德从哲学史出发将自己差一点陷入的矛盾以古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名字命名，这些人的宇宙学理论同他的宇宙模型非常相似，以致他感到自己背上了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之追随者的骂名。他的世界，难道不是像在古希腊的世俗智慧那里一样，产生于原子的基本微粒？这些微粒由于自己的重力而纷纷坠落，同时由于斥力的排斥而陷入湍急的旋涡之中。盲目的自然力似乎在发生作用，“神的统治是不必要的，伊壁鸠鲁在基督教中重新复活，一种非神圣的世俗智慧将信仰踩在了脚下”。
可见，存在这样的危险：康德的机械论解释尝试会被理解为对基督教的恶毒攻击。难道他不是德谟克利特的复活吗？德谟克利特在大约公元前430年根据大小和形状区别了原始物质的原子，并认为它们存在于无尽的虚空中，在那里，它们由于自己的运动而相互碰撞，并且交织成可见的物体，直到它们由于更强大的力再重新被分离、分散。德谟克利特认为，诸神仅仅是人们由于对奇怪的、不可理解的宇宙变化的恐惧而产生的想象。康德难道不是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1）的再生？伊壁鸠鲁也有同样的认识兴趣。他认为，我们不得将天体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某个更高存在物的成就及其目前或未来的安排”。我们应当承认天象的恢弘，并且深信，“认识控制整体的那些最重要的天象的原因是博物学研究的任务，而研究天体现象时的喜悦心情正是由此产生的”。不是对最高存在物的信仰，而是宇宙学研究的准确性使人产生无穷的欢乐。
有人指责康德是基督教中的伊壁鸠鲁，对此，康德只能通过强调区别来使自己变得安全。正是由于他同古希腊原子论者极其相似，因此他不得不引入“上帝”这个宇宙物质的创造者。康德的“上帝”是一种认识标记，他利用这个标记并不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是同他的形而上学同道划清界限。“与古代真正的无神论学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这却没有使我的学说犯与他们同样的错误。”康德根据的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