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勒（Doebler）1791年所作的康德铁刻画像现在我踏上一条道路，
这是前人唯一没有走过的道路，
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我得意地以为
找到了避免一切错误的出路。
1．康德对哲学的革命
1770年3月16日，年近46岁的康德硕士给财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冯·福斯特-库普费尔贝格男爵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打算申请一个刚刚空缺的教授职位。一天前，宫廷传教士和数学教授朗汉森在长期病魔缠身后逝世。这难道不是实现长期萦绕在他脑海中的目标的最后一个机会吗？早在1756年康德就为申请教授职位作了努力，但没有成功，两年后的一次申请也没有下文。他当不领薪俸的编外老师已经有15个年头了，一直没有成为编内老师。康德每周平均要授课20小时，还要辛勤地耕耘，快要喘不过气了。现在，他担心他学生时期就给自己确定的学者生涯会就此终止，而且他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很不稳定。“未来的无望”使他日益感到不安，甚至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他经常感到自己命运多舛、充满坎坷，这是他作出这个决断的诱因。
康德对自己的境况的描写有些渲染，因为虽然他在大学教书没有什么薪水，但他的讲座听众很多，而听众通常是会支付听课费的。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了清贫。不管怎样，康德硕士没有负债，他在书商坎特尔家的两个房间的租金还是付得起的，50年代末他还雇用退伍军人马丁·兰普当仆人，并负担他每天不错的伙食。自1766年2月起，他任王室宫廷图书馆低级馆员也能挣一笔小钱，而且副产品很喜人：为他的研究可以随便阅读各种书籍。
耶拿
康德知道，冯·福斯特大臣会友好地支持他取得教授资格的愿望。他最终拒绝了埃朗根大学（1769年12月）和耶拿大学（1770年1月）的两次聘请，理由是柯尼斯堡大学不久就将腾出一个职位，他很快就有机会在他亲爱的故乡得到哲学教授的职位，而且不会失去他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康德担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朗汉森是数学家，而康德竭诚期待的“只是一个适合我的能力和爱好的职位”。因此，他极其谦恭地建议作一个交换。能否把这个即将空出的教授职位给死者的女婿克里斯蒂安先生？卡尔·安德烈亚斯·克里斯蒂安虽然是伦理学教授，但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对康德本人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我相信在申请伦理学教授职位的同时，能谦恭地希望大人阁下恩准我追随自己真正的使命”。
康德已经意识到自己精神和存在发展的独特动力。他在初步尝试了自然哲学以后，越来越急于进行实践哲学的研究。他在1755年《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的最后已经发现了道德世界，在这里，灵魂和幸福比天体的构造和历史更为重要。1766年，他以伏尔泰给憨第德提出的进行生活实践的劝告结束自己关于神秘的和形而上学的梦的解释，也不是偶然的：“让我们为自己的幸福操心，走进花园，开始劳作！”
对整个宇宙的兴趣越来越让位给道德哲学的反思。地球上的人比天体系统更重要。康德1768年5月9日给他以前的学生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的信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告诉赫尔德，他对理论认识体系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认识人类的能力和爱好的实际规定性和局限性”。在这方面道德必然是重点。因此，他撰写了《道德形而上学》，试图规定道德原则。所以这位不再年轻的硕士希望获得伦理学教授资格，使他的哲学使命与他的大学教职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2．第二选择的教授职位
如果康德的“希望落空”，申请遇到阻力，他还保留第二种交换的可能。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克博士先生自1759年来虽然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但他也教授数学，因此也可以接替朗汉森的职位。而康德也可能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而且在这些方面他已经有所建树。三天后，1770年3月19日，他向国王腓特烈二世陛下本人递交了一份正式申请。他觉得非常严肃。如果他不能得到所期望的教授职位，他将失去“未来继续在我的祖国生活的一切希望”。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不仅对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未来的命运，而且对现代欧洲的整个文化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康德的伦理学教职申请没有得到支持。取而代之的是，至尊的国王于1770年3月31日以内阁令方式宣布说：“我们最仁慈地提名并通过任命伊曼努尔·康德老师……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在这个领域，他要作为国王忠实、正直而能干的奴仆和教授，勤勉地履行自己的教师职责，不倦地授课，并为柯尼斯堡大学的最高声望作出贡献。
康德虽然最终成了教授，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生疑的结果，因为他一生所期待的幸福——在道德和美德的实践领域能够追随自己的使命——，被国王的一纸命令封杀了。他该怎么办呢？康德需要10年时间才找到摆脱这种窘境的道路。10年的沉默之后，不仅产生了最重要的德语哲学著作，而且产生了整个现代哲学的地籍簿：《纯粹理性批判》。从传记的角度看，这部著作是出于责任感而来的摆脱困境的一种手段。
不过，康德首先还是履行了学校的手续。阿尔伯特大学评议会虽然于1770年5月2日宣布了他的新职位的任命，但他必须递交一篇拉丁文的就职论文，并进行公开答辩，然后才能正式就任这个教授职位。因此，康德1770年整个夏天都在研究逻辑学——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不再集中研究道德生活实践的特殊品质问题。他再次从他关于形而上学和神灵的梦的论争中已经结束的地方开始。
这再次关系到划界的问题，不过他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康德以前反对斯威登伯格梦幻中的冥府旅行，批判的形而上学必须确定人类理性的界限，以便停留在经验的大地上，而不再在纯粹精神的幻象中徘徊，那么，现在他采用一种新的区分法。他将两个世界彻底分开。他论述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及其根据的论著《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于1770年8月20日在书商和出版商坎特尔的出版社出版，并献给了最仁慈的腓特烈国王陛下。第二天，8月21日，他在学校的大教室作了答辩。23岁的医学和哲学系学生马可·赫茨（1747—1803）作为辩护方出席。这位刚任命的教授居然请“来自柏林的、犹太血统的”赫茨为他的论文辩护，这下激怒了系里的同事们，不仅如此，在柯尼斯堡举足轻重的学院哲学家们也首先认为康德是一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应该怎样看待他那将一个世界分为两个世界的二元论呢？他的分割如此严格，以致任何调解几乎都是不可设想的或不可思考的。
一方面是感觉世界。它是感官上给定的，人类个体对客体的接受性。人类个体总是存在于客体的时间面前和空间身旁。各个主体及其感觉器官的自然特性，受到不同客体以不同的方式给以的刺激，因此感觉世界的表现是多样的、变化的。可见，感性认识取决于个体特殊的感官特质，而感觉世界的对象就是向人们“所显现”的东西。古代哲学流派从现象上称之为“表象”，在表象中，我们将感觉到的对象称为现象。
另一方面是理智世界。它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人类拥有理智或理性的能力。人类还具有设想或思考某些“不能进入其感官”的事物的能力。康德将人通过理智能力就能认识的对象称为“概念”，就此，在哲学史上他首先想到了柏拉图不变的、永恒的“理念”。古代哲学流派称之为“本体”，一种独立于感性的对象，对象是真实的，不是表现出来的。
康德在早期的形而上学批判中，以及后来在《一位视灵者的梦》中，为了不耽于超感觉世界，曾经不断地提出赖以进行认识的感官材料的问题，而今他肯定那个不受感官刺激的、独立的理智世界。他对精神的看法改变了。在同斯威登伯格的论战中，他只看见一种类似于幽灵的“神秘哲学”。这个幽灵在冥府出没。1766年，康德还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神灵世界的非物质存在物照例应该相互联系，而无需物质事物的中介。斯威登伯格把这种非物质存在物想象为“至人”，所有没有躯体的灵魂在这个至人身上“直接地联合在一起，也许能构成一个人们可以称之为非物质世界（理智世界）的巨大整体”。不过，到了今天，1770年，理智世界不再是什么人们只能梦想的、令人兴奋不已的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超感官的东西，它比各个个体的低级的感觉世界具有更高级的品质。因此形而上学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形而上学不应当仅仅是消极地划定人类理性与超感觉的梦幻之间的界限。现在它的任务指向积极的方面，“包含着应用纯粹理性的最初原则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然而，作为其预科的科学，就是教授区别感性认识与理智认识的科学。我们在这篇论文中为它提供了一个样品。”
不过，康德作为形而上学教授不仅仅将他关于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之间的划界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同时还使自己一年前的那个“重大想法”展现出来。他后来在自传体的《形而上学的反思》中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说空间和时间对我们的感官知觉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那么它们具有什么实在内容？他“隐隐约约”觉得时间和空间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他感到困惑，是因为他不再相信客观存在的、绝对思考出来的空间和相应的时间，而根据牛顿的定理它们是存在的。“1769年我有了个重大的想法。”
在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这种想法第一次表达出来。这是他给听众阐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他在1755年根据牛顿定理撰写的《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中认为，宇宙的碎形聚集于客观的时空中。碎形是在一定时刻从物质的混沌中产生的，并且填满了无限的空间。他的研究重点从天体转向了感性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从牛顿客观的时空观点出发，康德陷入时间和空间观念的主观现象学。因为，如果将世界看做现象，就像它向有限主体所显现的那样，那么，空间和时间仿佛仅仅表现为感官能体验到的一切事物的模式或条件。康德在第14节“论时间”中提出了指导性的定理并解释说，时间的观念不是从感觉产生的，而是感觉的前提。“因为，进入感觉的事物是同时进入的还是先后进入的，只能通过时间观念来表象，先后相继发生并不形成时间的概念，而是诉诸时间的概念。”“时间不是某种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它只是按照感觉世界的各种现象的一定变化对这些现象进行排列的主观条件。康德在第15节“论空间”中，阐述了同样的思想：空间的观念也不是从外部的感觉推导出来的，而是外部的感觉前提。“因为我不能把某种东西理解为设定在我之外的，除非我把它设想为处在一个与我自己所处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而如果我不把事物置于空间的各个不同的地方，也就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彼此外在的。”“空间本身不是某种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它只是对感觉世界的一切外部感觉进行彼此排列的主观的、理想的模式。
当康德1770年8月21日在马可·赫茨的帮助下，就自己新的教授论文进行陈述和辩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两个世界的二元论以及他对空间和时间的主观判断，已经使他陷入了错综复杂的迷宫。但他似乎预感到，自己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几天后他写信给冯·福斯特-库普费尔贝格大臣说，他的教授就职论文仅仅是一个“学术尝试”，还远远没有达到国王和大臣们希望一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应该达到的水平。康德感到自己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作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承诺：“我未来的努力方向是接近这个目标，并且尽力提升学校的利益和声誉”。
1770年9月2日，康德最终被任命为教授，因而他非常兴奋，立即给约翰·亨利希·兰贝特（1728—1777）写了一封信。早在1765年9月，柏林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兰贝特就希望康德成为他的通信伙伴，以便一起研究“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当时康德不以为然，但是5年以后的今天，他通过马可·赫茨乘机给兰贝特寄去了他的论文并作了书面解释。他充满自信地向他叙述了自己1769年向主观主义的转变及其结果：“大约一年以来，我可以自夸地说，我已经达到了那个概念，今后，我不用再费心改变这个概念，当然需要对它进行扩展。通过这个概念，任何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可以按照完全可靠的、简单的标准加以检验，并且可以有把握地确定，它们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或者不可以解决的。”
这听起来非常自信。1769年的重大想法使他认识到，他永远不想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引导他解决各种形而上学问题的途径似乎是安全而简单的。当然，要完成他那美好而重要的计划还有待时日。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他首先计划“把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研究列入日程，并努力完成”。康德对道德和美德的实践兴趣从未间断。不过，作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他必须信守承诺，为理论认识设计可靠的形而上学大厦的蓝图。
3．陷入危机
这两个问题比想象的要困难。康德既没有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见诸文字，也没有能够回答他在论文中提到的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将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用明确的界标分开，那么，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表现出来的对象的感性认识的主观条件与实际存在的事物或实体本身究竟怎么比较？如果纯粹理智或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不是感性直观的，那么它究竟以什么为根据？
1770—1771年冬季，康德似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他计划中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毫无进展，他对兰贝特表达的愿望，即他对纯粹理论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清理工作“不必经过太大的努力，就能轻易地获得适宜的详尽性和明晰性”，也面临化成泡影的危险。他眼看着自己一筹莫展的哲学研究不能很快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作出回答。正如他在1771年6月7日给友人马可·赫茨信中所说的，他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需要努力设法解决，但可能比较费时。此外，这个冬天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而有效的工作时间又太短，无法可靠地断定和批判地解释“以人类心灵力量的主观原则为基础的东西与涉及对象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大卫·休谟肖像，大卫·马丁（David Martin）作于1770年康德化解了他自己所陷入的危机。他使自己镇静下来，并且还想消除他的学生心中的担忧。因为赫茨在康德的教授就职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离开了柯尼斯堡。他可能已经听说，他最尊敬的老师只认为形而上学的反思是无用的，是大家无法理解的冥想；只有少数呆在书斋中的学者对它感兴趣；它同生命毫无关系，对道德教育没有任何用处。这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据说对教书这个行当“极度反感”，“厌恶”取代了心醉神迷，而他从前曾因为这种心醉神迷注定沉溺于形而上学。赫茨从得到的消息中援引了下面的话：“因此您认为，道德对一般人而言，仅仅是衡量学者的研究。”
马可·赫茨的信写于1771年7月9日，康德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好在《柯尼斯堡学者和政治报》（1771年7月5和12日的副刊）上读到匿名文章《一位怀疑者的沉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朋友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翻译的大卫·休谟的早期（1739—1740）道德哲学巨著《人性论》的主要章节（第1卷第4章第7节《关于人类本性的论文）。现在，正像这位硕士早期的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康德一直很赞赏这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怀疑论者在理论哲学领域的研究，早在1755年，《人类理解研究》（1748年）的德译本刚刚问世的时候，他就认为，休谟“对他的深入研究极其重要，使他的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类理解研究》的语调焕然一新，打破了传统经院哲学的稳定和宁静，他对此感到激动不已。但是，现在他面临被这位怀疑论者的能量抛向漆黑的深渊的危险。因为休谟的《沉思》使人对康德的教授使命产生了怀疑。休谟《人性论》的第1卷第4章第7节放弃了任何传统形而上学这种知识形式。形而上学的失败使这位怀疑论者像一艘沉船一样搁浅在光秃秃的岩石边，面对自己的死亡，“不敢驶向无边无际的大海”。形而上学对世界、世界的第一因和基本根据的任何考察，结果都是陷入无法解决的、席卷一切的矛盾，只有错误、幻觉、欺骗和自相矛盾以最漆黑的黑暗包围着理智。“费力地研究人类理性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矛盾和不足，使我感到筋疲力尽，使我脑袋发胀，因此我准备抛弃一切信仰、论证和各种等级的可能性。我在什么地方或者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由什么原因获得我的存在，我未来的使命将带我走向何方？”
首先是休谟的自我询问深深地触动了康德。他再次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和道德职责。休谟从形而上学的幻觉向存在和道德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转变，给康德指明了他自己愿意选择的道路，但他的职业又不允许他作这样的选择。他犹豫了7个多月才答复马可·赫茨的担忧，直到1772年2月21日才给赫茨寄出“关于我的思想活动方式的简要说明”。深夜的黑暗逐渐见到了曙光。远方地平线上仿佛出现了一种可能：即国王下达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的任命与休谟对每一种可能的形而上学及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攻击之间可能得到调解。康德感到自己面临一个新的任务。他第一次说明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大纲，“如果纯粹理性完全是理智的，那么，这个批判就既包括理论认识的本性，也包括实践认识的本性。”这是那个同康德的名字密不可分的新构想：《纯粹理性批判》的诞生地和诞辰。
康德想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反思他的职业令他卷入的是与非，而且还想照亮他在区分感性和理智、表象和对象、现象和本质时陷入的黑暗。康德打算以后再撰写研究道德的纯粹原则的纯粹理性的实践部分。他打算首先撰写阐述形而上学认识世界的本原、方法和界限的纯粹理性的理论部分。他想借助这个理论部分摆脱休谟极端的怀疑论使他陷入的危机。他不想局限于那些人们用来否定一切，并当做纯粹幻想一笔勾销的纯粹否定的定理。他认为必须确立一种新的“纯粹理智的观点”或者至少划出它的界限。“这就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他相信能够在“大约3个月内”完成他的计划。
这本预告中的著作的写作大事记的描述十分详细。沉默寡言的康德成了一位哲学史上的人物。首先，他同赫茨的通信是一个资料来源，从中可以看到康德十年来的思想发展和心境变化的历程。在这十年中康德几乎没有发表任何东西。因为不仅他所设想的三个月很快过去了，而且多年过去了。需要证明的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一再承诺他的著作很快就能脱稿，却一拖再拖。康德要履行教授的义务，主持教学小组的工作，收集参考资料。他开设的形而上学、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讲座听众踊跃。他大学时期的著作在学界广泛流传。但康德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正如他在1778年8月28日给赫茨的信中所说的，首先就他的形而上学的讲座而言，“要想从笔记中准确地弄清楚我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康德与那些对他的任命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同事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不管这些人吹毛求疵的对抗和刁难，反而喜欢嘲笑他们学院式的“学者的傲慢和迂腐”。他更喜欢在每天吃午饭的公共客栈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讨厌理智的狂妄自大和矫揉造作。“这位哲学家在乡村酒馆比跟心智颠三倒四的人待在一起更自在”。关于他的社会交往下面再谈。不过，康德最喜欢的是同善于处世的朋友交往，可以同他们聊天、开玩笑和争论。他最好的朋友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每天见面。还有格林的商业伙伴罗伯特·莫瑟比，法学家和著作家约翰·格奥尔格·舍弗奈尔，警察局的行政官员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希波尔。康德同希波尔经常在格尔拉赫客栈——普雷格尔岛上的一家台球房——一起吃饭。饭后，康德喜欢散步，通常是沿着荷兰林荫道或后来以“哲学家之路”闻名的河滨小道。在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运动中，新思想不断涌现。鲍罗夫斯基写道：“这里就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草稿的真正诞生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家之路，康德当时常常在这条路上散步。”这样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他以前的创作之流似乎完全干涸了。
生活就这样过得平静安稳，要不是一本小说将康德吓了一跳，他的生活也许就这么过下去了。1778年幽默小说《先辈的生命历程》第一卷出版。康德对此可以发出由衷的笑声。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讲述者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了对大学及其目光短浅的教授们的批判。康德首先从这种批判中认清了自己的立场。他的许多同事就完全吻合亚历山大父亲所描述的形象。这是一群不敢越行政法规和教科书通则这个雷池一步的奴仆。他们自己不思考，而是反刍别人的思想。他们在讲台上将书本知识灌输进年轻人的头脑。他们不讲生活实践所必需的知识，而是现买现卖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那点有限的知识。他们大多是枯燥乏味的学究。只有当他们彼此争吵时，他们才有一点点生气。“教授是一潭死水，正在腐臭。”
1779年《生命历程》的第二卷出版。年轻的亚历山大没有听从父亲的警告，前往柯尼斯堡参加阿尔伯特大学哲学系主任安排的入学考试。这样，他认识了一位虚弱的小老头，“祖父辈的教授”。这位教授乱七八糟地预先给他将一切可能的东西加以哲学探讨，他似乎再也理不清自己的思路，原本挺好的想法，突然变得无法理解，没有针对性，往往离开本题，胡说八道。他从“天使般纯粹的理性哲学和人类感性哲学”，谈到灵魂的自然学说和神灵故事，谈到必要的概念分析和辩证的“虚假逻辑”。不过，这位年青的考生没能弄明白这位禀性古怪的老哲学家头脑中的想法。
首先，当他谈到形而上学时，亚历山大觉得自己很迷惘。形而上学应该同感官无关，而应该是一本可以将纯粹思维的定理列入表格或判断图式的纯粹理性的词典。特别是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听起来无法理解，比如说“形而上学既包罗万象，又毫无内容。它不构成任何对象，不过，没有形而上学，人们无法构成任何对象。”作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他最终只能将自己最新的想法告诉给这位如坠云里雾里的学生。他不仅被一只嗡嗡四处乱飞的蚊子吸引了注意力，而且也受到了他的妻子的干扰，“这位小祖母”右眼闪烁着光芒，如同灯光一样透过门缝射进房间。“理性（系主任受一只蚊子的折磨，这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作响，却抓不住它）是没有客体的东西。我们往往将设想和理解对象的条件，看成对象本身的条件，将主观条件看成客观条件。——由于这只蚊子，系主任未能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个论题。”
读者不难看出这位形而上学的系主任就是康德，他1776年第一次成为哲学系主任。而这位眼睛闪闪发光的小祖母是他多年的仆人兰普。叙述的主题和语言风格都是康德独有的。
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冯·希波尔
可见这位年近55岁、已经近十年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的康德，无疑被人们认为是幽默而风趣的人。1779年2月21日，《生命历程》的第二卷刚刚出版不久，哈曼就告诉他们共同的朋友赫尔德说：“我在《生命历程》中又见到了康德的影子，有上百处地方影射了他的讲座。我们等着瞧结局吧。”小说中首先详细摘引了康德可能于1777—1778年冬季学期开设的《关于哲学百科全书的讲座》的笔录。（这个《讲演录》到1961年才发表，并且使人们对小说同讲演录进行详细比较，意见分歧在于，《生命历程》是对康德抽象思想的好意普及还是对它的幽默讽刺。）
康德不知道，谁是这部大部头幽默小说的作者。小说不仅叙述了他的生活情况，而且首先叙述了他的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作者肯定是他的亲密且熟悉的人中的某个人。他会觉得好笑吗？过几年他也许就会变得逆来顺受。因为他最后听说，小说的作者原来是他非常信任的朋友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希波尔（1741—1796）。希波尔同康德及其哲学开了一个玩笑。可以说，希波尔是一位捉摸不透的双面人和谜一样的人物，一位杰出的法学家，行动果断的人，具有实践和组织方面的才能；同时他还是实事求是的普鲁士行政管理专家，1780年被任命为柯尼斯堡警察局长和市长。不过，他也是一位喜欢宗教狂想的人，并且在感性方面追求毫无节制的情欲，总是陷于沉思，对人类感到失望，并且为形而上学对他的宗教信仰的怀疑所折磨，这使他一度想到自杀。1758年，当时他17岁，还是一名学生，就听过康德关于哲学、自然地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讲座。两人之间的亲密交往始于1766年。他们经常见面、相互寒暄，并且常常一起去乡下。尤其是70年代，他们常常一起吃饭，因此希波尔有机会紧密跟踪康德的哲学发展。
多年后，康德还觉得希波尔对他开的这个玩笑很有趣。但177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康德感到绝望，因为他同许多教授一样似乎变得懒惰了，人们对他不再抱什么希望。人们看到《生命历程》中这位不通世故的、深深陷于自己的思想不能自拔的“祖父辈教授”，就捧腹大笑。1779年4月18日，他55岁生日的前4天，哈曼拜访了他。之后，哈曼立即吃惊地告诉赫尔德，康德“满脑子都是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康德一定记下了他如此一再拖延、不肯发表的东西。他不想成为一个令人可笑的人，而是想证明他能够在哲学上有所作为。
“现代哲学的出生证”——《纯粹理性批评》扉页书影（1781年版）
1780年，他想将自己的体系最终公之于众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由于担心无限期拖延下去，这样一项复杂的工作最终会成为我的负担。虽然整个体系装在我的头脑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可能最终一事无成”。康德在四五个月内以非常饱满的精力，仿佛飞一般地记录了他十多年来相继谨慎地提出的思想。1780年秋天，他写完手稿并把它交给刚接收坎特尔的书店的哥特利布·莱布雷希特·哈尔统出版。不过，哈尔统拒绝出版。出版这么抽象的形而上学著作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要赔钱。康德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曼帮了他的忙。他介绍康德结识了里加的出版商和书商哈特克诺赫。哈特克诺赫表示有兴趣出版，甚至愿意给康德支付少量的稿酬。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推迟以后，这部著作最终得以出版。1781年5月，《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作者是柯尼斯堡大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出版者是里加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克诺赫。
4．我、上帝和整个世界
两年多后，康德给著名的通俗哲学家克里斯蒂安·伽尔韦写信说，他没有指望自己的“著作一开始就得到大众善意的认可”。伽尔韦对康德坦率地承认说，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书“要让我费这么大的精力去读”。这部著作深奥难懂，也许不是为他写的，面对不可克服的困难，他几乎快不耐烦了。但到底谁会去读这部著作，并且能读懂呢？这部著作的销售很不理想。似乎没有人想去理解康德的思想。
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看了都摇头。康德期望他们去读的东西是神秘的、晦涩的。希波尔在1781年7月17日给舍弗奈尔的信中说：“你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吗？通篇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我觉得太难理解了，读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呢？”门德尔松则干脆把赫茨转交给他的一本扔到了一边。康德对赫茨抱怨说，这使“我很不高兴，但我希望，不要总是发生这种事情”。两年以后，即1783年4月10日，门德尔松才发表看法，并且嘲弄地暗示自己神经衰弱，“您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健康的试金石。我常常自以为在体力方面日益强壮，敢于去阅读这部折磨神经元的著作，何况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把这部著作从头到尾思考一遍。”赫茨极力克制自己，保持沉默。而哈曼极为深入地研究了康德的《批判》，并于1784年准备撰写在语言哲学方面同样是纲领性的《关于纯粹理性的纯语主义的元批判》。他在1781年10月10日给赫尔德的信中说：“我在第三遍阅读康德的著作时陷入了困境，看来还得读第四遍。但希望他继续讲下去，并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不管是节本还是教科书。”
出版者也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牵线搭桥的哈曼希望哈特克诺赫将康德当做作者继续予以关照，不要为经济损失吓倒，因为康德至少“真诚地与您交往，并自以为时间越久，这部著作的读者会越多”。如果哈特克诺赫能设法再给“陶醉于纯酒或为纯酒所鼓舞的”康德一次机会，让他写一本甚至连哲学门外汉也读得懂的通俗节本，那就太好了！哈曼知道康德最喜欢喝的饮料，并且确实说服了康德。1783年春，里加的哈特克诺赫出版社出版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在这部著作中，康德力图使他最重要的思想及其哲学背景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扉页书影（1783年版）
这部《导论》虽然也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读物，必须首先对形而上学史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够跟得上康德的新思路。但是，他作了自我批判，并承认，有些读者只是浏览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没有加以认真思考，因为他的著作“晦涩难懂，不合现有的一切概念，尤其是过于冗长”。所有这一切都是这部著作失败的原因。因此，现在他想对这一切作出更清楚的表达和更明确的阐释。
不过，他对缺少通俗性这种指责不想予以考虑。因为他内心关注的不是有多少读者，而是必须严肃对待的知识形式——形而上学的繁荣。如果他关注的仅仅是公众效应，那么他同样能够使他的《批判》完全通俗化。他本来可以执行他在1781年5月11日给马可·赫茨的信中已经概述的另一个计划，那样，他首先就不会花几百页稿纸去阐释概念和原理的抽象分析，而不举直观的例子，不作任何解释；他可能会以后面提出的扣人心弦的辩证法为开端，以便揭露传统形而上学的虚假逻辑和二律背反的矛盾。他可能会去打破一切旧事物，创造新事物。这样，他的著作也就有了“通俗性”。这对他来说非常容易。
因此，在康德那里是先有解决办法，后有问题，先回答，后提问，先建构，后解构。他的主要著作显然不是从对纯粹理性的辩证推论的冗长讨论开始的，他认为这是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所有错误。他一开始就想确保自己体系的基础的稳固。因此，他坚决反对戏剧性的紧张，赞成分析逻辑。
在这方面，相反的逻辑顺序不仅对著作有益于普及，而且也符合康德的精神和灵魂的发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首先有大卫·休谟对形而上学信仰体系的打击，对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和对康德本人所起的作用。在《导论》的序言中，康德为休谟竖立了一块纪念碑。这位怀疑论的启蒙思想家的《一位怀疑者的沉思》十多年前曾令康德感到困惑，使他清醒。对于形而上学的“命运”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大卫·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可见，这又是一个与康德自己的发展有关的根本问题。如果说康德在《一个空想者经过神灵世界的迷狂之旅》中还在探讨斯威登伯格《天堂的奥秘》中吃力不讨好的材料，因为“迷恋上”形而上学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么，休谟则完全打破了他的幻想。在康德看来，休谟使形而上学异化为“我们与之反目的情人”。他将这位梦幻者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即使康德起初反对接受《一个怀疑者的沉思》，他也不能不看到，怀疑论者休谟使他明白，形而上学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知识，而且一切逻辑地论证或推论其认识的尝试都只能得出辩证的错误结论。
康德每当谈到“怀疑派”摧毁形而上学时，就像他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反复援引休谟。形而上学“独断地”认为通过那三个重要的论题，也就是通过那些基本的概念，就可以认识一切；而借助这些概念，思辨的心理学、宇宙论和神学的最后的、绝对的条件：灵魂、世界和上帝得到说明。早在康德读大学期间，他就经老师马丁·克努岑的介绍，首先在真理的追求者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著，1720年在哈雷出版的《德国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以及一切普遍事物的理性思考》中对此有所认识，从辩证怀疑的眼光看，这种理性可以看做是独断主义的暴君。
早在第欧根尼·拉尔修描述“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的第一部哲学史编撰学著作中，就区别了独断论者和怀疑论者。独断论者从“事物是我们的理智可以理解的”这个前提出发，而怀疑论者则不作判断，前提是“事物是我们的理智所不能理解的”。康德以这种分类为出发点，但他把这种分类夸大为哲学发展史。独断论者是原来就有的，他们独断地坚持他们各自的形而上学真理，并且相互进行激烈的攻击。著名的沃尔夫也属于这个派系。怀疑论者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是一种游牧民族，藐视一切安定的生活。”大卫·休谟是当时的领军人物。
休谟首先援引因果关系这个基本概念。在宇宙论的世界形而上学范围内，他描述了原因和结果的联结，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必然服从这种联结。正如休谟在《沉思》中让人思考的那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已经习惯于这种联结，“它使人由一个对象联想到这个对象的通常伴随物，并由一个对象的印象联想到它的伴随物的生动观念”。但是，因果关系这个形而上学的终极概念本身，如果涉及原因作为原因发挥其效力的原始的最终根据，会怎么样呢？我们似乎被我们的哲学好奇心引向最终论证一切条件关系的、绝对的因果必然性。但这只可能是一种假象。“这种情形只能来源于想象力的欺骗，而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听从这种幻觉。”因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某事会因为另外某事的发生而必然随之出现？只有习惯和主观的联想能力能使我们相信这一点。但对于思辨理性来说，没有什么比从这种信仰推导出形而上学的事实更危险的了。因此，想象力变成了不可认识的幻觉，它的错误结论创造了那种哲学观念，而休谟用怀疑论的锤子将这种哲学观念砸得粉碎。
康德将休谟的问题普遍化。他将怀疑论对“因果关系”这个形而上学的终极概念的怀疑，扩展到传统的特殊形而上学的所有三个重要方面。“纯粹理性的全部能力”进入了先验辩证论这个虚假逻辑的视野。这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揭露了那个连“一切人类中最智慧的人”在刚开始思考那些无止境的、最终的、最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时，也几乎无法避免的错误结论。这同时也是在康德存在主义的和哲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个关键问题：我的灵魂的同一性是什么？
宇宙的绝对整体是什么？
上帝的最高理想是什么？
康德带着这样的问题踏上形而上学的“战场”。他将自己推入黑暗和矛盾，以便通过黑暗和矛盾获得一种超越自身的启蒙理性。他仔细研究了独断论和怀疑论，从而越来越确信，只有采用第三种思维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唯有批判的道路仍然敞开着。”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标题已经提出了纲要。在这里，他有意识地利用了德文中第二格结构的双重含义。他的《批判》首先以反对纯粹理性的第二格的客体面貌，以“消除理性在此以前在脱离经验的使用上自相矛盾的一切错误”的面貌出现；然后才作为第二格的主体本身，并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哲学实行革命化。在这两个方面，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正如米歇尔·福柯在回答“什么是批判？”这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设计了“我们现代性的历史模式”。
我，或者无法识别的X。康德对思辨的理性心理学的幻想的揭露是卓绝的。彼得·F．特劳森是《纯粹理性批判》最敏锐的评论家之一，他欣喜若狂地说（而且不止他一人这样说）：“这是一流的哲学批判”，虽然“行文中思想的阐述往往过于晦涩和混乱”。在它的自我离心过程中，它是绝对现代和现实的，尽管这个问题有很长的历史，这一点康德也是知道的。他知道这个的古老的自我提问的形式：我是谁？我是什么？早在斯多亚派的哲学中，这些问题就是对独特的自我的批判检验，以便能够找到灵魂的安宁。康德在休谟的《一个怀疑者的沉思》中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在什么地方或者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由什么原因获得我的存在，我的使命带我走向何方？”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在《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为了让年轻的爱弥儿认识灵魂、宇宙和上帝而在哲学上作了自我证实。卢梭的这个自我证实成为康德最喜爱的读物，不是偶然的：“我们不认识自我，我们既不认识我们的本性，也不认识我们的行动原则。……但我是谁？我有哪些权利决定事物？而又是什么东西决定我的判断？”“我”的不断分裂的危险难道不是由于大量不断变化的不同感觉吗？我究竟怎样才能知道，不管是直接知道，还是根据我的记忆知道，我是一个“我”？
康德研究并深化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虽然认为对感觉和思想的主体的追问不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一个“我”。一种内在的感觉让我们设想有一个用“我想”或“我感觉”这样的判断来表达自己的“我”，这种思想或感觉的各个对象也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似乎存在某种东西，这个“某种东西”在理性心理学中被设想为非物质的灵魂实体、绝对的主体或同一的个人。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经验的可能统一和实际统一的经验被混淆。可能的自我意识，即“转变中的同一性”在观念和思想的长河中形成。这种同一性在康德身上发挥作用，使这个小男子汉和伟大的世俗智者、有趣的对话者和冥思苦想的哲学家、纯酒的爱好者和纯粹理性清醒的分析家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由此能够推断出一个具有坚定性、统一性和单一性特点的灵魂的或“我”的实体吗？
康德以他作了详细而具体论证的明确的否定作为回答。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根据我们一切可能的经验的、构成作为思想的自我（灵魂）的人的生命的主观条件，推论出这个“我”的绝对统一，这是理性灵魂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将“我”像某种东西一样解释为认识的客体，那么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完全空洞的表象：‘我’；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一个概念，而只能说它是伴随着一切概念的单纯的意识而已”。关于一个“我”的讨论，也许说得太多了。也许只有某种碎形的主体，它在其丰富多彩的经历中的自我相似是一个无法识别和命名的虚数。它仅仅像那种作为变量填空的数学数字存在：“通过能思想的这个我，他或它（物），所表现出来的无非是思想的先验的主项，即x。而这个x只有通过它的谓项的思想才被认识，而离开这种谓项，我们不能获得关于它的任何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