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塞内瓦尔特（Friedrich Wilhelm Senewaldt）作于1786年如果有人问：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吗？
回答是：否，
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1．一位启蒙思想家的座右铭
1784年12月18日，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给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1753—1807）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克劳斯自1780年起在柯尼斯堡大学任实践哲学和政治学教授，他不仅是他昔日的老师康德的同事，而且还是康德亲密的朋友，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将近30岁。这是一封有具体原因的私人信件。但这封信与哈曼25年前写给康德的那些“情书”相比，也不完全是即兴之作。康德在1784年《柏林月刊》12月号上发表的题为《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文触动了哈曼的心灵。他想起了他们初次相识时的热烈感情，于是信手拿起鹅毛笔，再一次就他们之间的共性和分歧进行反思，“而此时他那僵硬的四肢几乎不再适宜于逍遥学派的哲学”。他不愿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哲学体系内运动，而是再次写下那些击中开明的自我意识的要害的思想。
那时，即1759年7月27日，当他的朋友贝伦斯和康德鼓励他接受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时，他拒绝了理性主义者康德。他宁可做一个打断其对话者的仅凭幻想的理性的苏格拉底，因为这些对话者虽然能干预宇宙的秩序，却不能认识自己。因此他更赞赏心灵的抒情语言，而不赞赏任何被主观的自我认识清洗过的理智的概念性论证。而那时，他们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儿童物理学》的计划，他有时问康德，他这个如此聪明而且开明的哲学家是否也“特别喜欢孩子”，甚至参与孩子们那些简单的、貌似愚蠢的活动。给有学问的人们讲一点东西，这对哈曼来说容易得就像去欺骗老实人。但是，要为儿童写一部物理学，这就要求放弃任何优越感、虚荣心或掌握的知识形式，只需要一颗敏感的心灵和独立思考的勇气，杜绝对他人思想的模仿。“鼓起勇气！”这是哈曼写在书信末尾的祝福语。他同时还附加了一句：“如果您感觉到在自己的爱心中对儿童有一份特别的爱，那么您的胆识就会陡然倍增，而才气也会汹涌澎湃。”
毫不奇怪，哈曼已经进入“灵魂深处”，康德1784年如是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想起了自己这位最尖刻的批评者，在这位批评者的眼中，大多数开明的哲学家都是谎言预言家、作秀预言家和口头预言家，唯独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思考。“鼓起勇气！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25年前，哈曼将这句话送给康德，以便使他放弃对没有心灵和自我认识的开明理性的模仿；那么，康德究竟为什么恰恰选择这句话作为他进行研究的座右铭呢？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给共同的朋友克劳斯写了这封信。克劳斯不仅对哈曼佩服得五体投地，热爱他的“心灵”；而且对老教授康德也钦佩有加，赞赏他的“头脑”。
哈曼
哈曼给克劳斯教授的私人信件是一份哲学史文献，可以同康德为开明读者公开发表的纲领性文章相提并论。在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中，哈曼的机敏和实力至今仍无人超越。这封信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哈曼动笔撰写的具体原因。所争论的不仅仅是一个200多年以来支配着哲学史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我们同时代人的自我理解的问题。“正如文字记载的那样，几乎从未有过与之可比的争论，因为它具有如此高度的示范性，人们不得不问，而且从各个方面问，什么是真正的、彻底的启蒙运动。”可是，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从哈曼和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迥异的性格，而他们两人进行如此激烈的争论，还能继续保持友谊吗？
2．什么是启蒙运动？
我们最初从词源学角度听到“启蒙”这个单词时，它是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这个概念的基本的词源性含义表示这样一种希望：在经过黑暗和阴霾的时期之后，天空最终会变得晴朗、明亮和清澈。光的比喻正在日益被世俗化，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包括当时的“超自然之光”。正如天空变得晴朗一样，理智也应该清澄明晰，而信仰、启示和超自然的光亮不应该再起任何作用。早在1691年，“理智的启蒙”这个术语就已经被收进了词典。清晰的头脑借助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判断，可以认识事情的真相。“启蒙”是近代反对那些把一切都混淆成一团迷雾的模糊观念的斗争观念。最后，这个概念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我解释涉及一种被比喻为光的理性，这种理性主动“照亮”了世界。康德在《70年代人类学讲座》的草稿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个被照亮的（经过启蒙的，需要清晰概念的）时代；一个清晰的（经过启蒙的）头脑。”
当然，“启蒙”这个词的积极意义并不是说，启蒙运动首先在德国是没有争议的。在法国，哲学家们（特别是伏尔泰、孟德斯鸠或启蒙运动的参加者、百科全书派成员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作为争取自由而勇敢地进行自主判断的榜样而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了进行自主判断，他们甘冒被流放和监禁的危险；而在德国，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在许多同时代人的眼中却只是冷漠的理智工人，他们既不能理解自然生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不能理解心灵深处的秘密。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从克里斯蒂安·托马斯（1665—1728）、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到赫尔曼·赛米尔·赖马鲁斯（1694—1788）和伊曼努尔·康德，不无巧合，都是大学教授，往往喜欢追求学究式的彻底性和系统性，因而很难激发人们的热情。启蒙运动的哲学即使为了打算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相信世俗的理性，为了为尘世的人所利用，而当做世俗智慧进行宣传，但它仍然首先是大学的事情。它的世界被视为鬼魅的，它的概念被视为抽象化的，它的体系被视为等级制的，它的理性被视为形式化的，它的理论体系被视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从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那些狂热而咄咄逼人、敏感而罗曼蒂克的反对者，到麦克斯·霍克海默和泰奥多尔·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中所作的判断：“启蒙运动像任何一种体系一样是极权主义的”，到哈特穆特和格尔诺·伯默以康德为例对各种唯理论构想所作的批判（他们反对这些唯理论的构想，希望《另外一种理性》[1985年］再次发挥作用），这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的主力阵容。
启蒙（局部），丹尼尔·霍多维茨基（Daniel Chodowiecki）作于1791年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位激进的批评者，他在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首先揭示了启蒙运动的惩戒权力；在他去世前不久，打开了重新解读康德的纲领性著作的另一个视角。1983年，米歇尔·福柯开设了关于康德的《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的讲座。在时间过去200年之后，他又将这篇文章的巨大现实意义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福柯在讲座中不仅援引了下面这个哲学史上的事实，即从费希特和黑格尔经叔本华和尼采，再到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没有一种哲学不是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康德提出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启蒙运动开始了一个决定现代思想和行动本身，而且不可能再逆转的过程。福柯关注的重点首先是纯粹的现实性方面，因为康德不仅是18世纪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他还在其宇宙论中提出了关于天体的科学理论和自然史；他针对所有可能的视灵者和神秘主义者的混乱概念、模糊思想和荒唐经验，动用了主体间的检验方法；他在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中回答了在哪些条件下才能真正认识整个世界的问题。1784年，康德以一种绝对现代的哲学家的姿态回答了关于启蒙运动的问题。康德没有提出怎么区别当代与过去，它是否优于过去，或者说劣于过去的问题。关于古代人的示范性和现代人的互不相让的争执已经耳熟能详，但康德与此毫无关系。根据福柯的看法，在康德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当代问题是第一次作为哲学事件出现的，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本人也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哲学是这个哲学家对现实性的怀疑，是对这种现实性提出的问题，而这位哲学家一定在分享并满足于这种现实性—这一切大概都可以将哲学定性为现代关于现代的讨论。”由于康德，现代哲学从18世纪末开始怀疑自己的现实性。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1984年6月25日在福柯逝世时所说的，福柯承认康德是第一位这样的哲学家，“他像弓箭手那样将利箭射向浓缩为现实性的当代的心脏，从而开启了对现代性讨论的序幕”。
黑格尔，施莱辛格（Schlesinger）作于1831年讽刺康德与黑格尔的漫画，作者不详
当然，60岁的康德开启这个序幕，不只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普通事件。康德的天赋尤其在于，每当他泛泛地谈到“启蒙运动”的时候，总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活的例子；反过来也一样，他根据自己积极参与的现实问题研究，阐明自己的认识意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康德才一定要提出抗辩呢？
有一个固执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个人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在他的《哈兹山的冬日之旅》中勾画了这个人——弗里德里希·维克多·莱贝雷希特·普莱辛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属于那些患有心理分裂症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思想活跃，但注意力不集中，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想学习所有符合他们感情世界的东西。普莱辛与歌德一样，生于1749年，是哈兹山前面一个小地方韦尔尼格罗德的高级牧师的儿子，他在这里作为年轻人感觉特别寂寞，将自己封闭在黑暗的内心世界，得不到同伴们的理解和尊敬。读了歌德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后，更激化了他自我折磨式的孤独。为了逃避这种孤独，普莱辛决定到柯尼斯堡去学习。1779年10月22日，他在阿尔伯特大学注了册。他学习所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没有职业取向。他埋头于宗教史，探究埃及的神秘祭礼和希腊哲学的源头。于是他找到了康德。康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了他的哲学老师，似乎缓解了他由于寂寞而带来的痛苦。不管怎么说，普莱辛巧妙而固执地将康德拉入了自己的生活戏剧。他一再请求康德予以帮助和支持，而康德是有求必应。最后，康德终于满足了普莱辛的迫切愿望，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柏林找约翰·埃里希·比斯特（1749—1816）。比斯特是普鲁士文化大臣卡尔·亚伯拉罕·冯·泽德利茨男爵的私人秘书，而泽德利茨男爵是柏林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因为普莱辛想见到大臣本人，以便实现自己成为教授的目标，于是，他带着康德的良好的祝愿和推荐信于1783年夏天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社团。
普莱辛回到韦尔尼格罗德以后，于1783年10月15日给康德写了一封信。他再一次热情洋溢地感谢他的老教授、行善者和慷慨的朋友，发誓永远爱他。“您把我从那将要吞噬我的旋涡中拉了出来。我现在能够这样体面，都要归功于您。您是我现在一切宁静和安逸的赐予者，因为我此前多年的生活都是在凄惨的心境中度过的。”可是，他的这种幸福却由于轻信别人而受到了影响，因为普莱辛的心性本来就喜欢阴暗的秘密和深藏的真理，所以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他谨小慎微地暗示有一个阴谋，但他几乎不敢说出来：“遗憾的是，我们很快又会面临一个凄惨狂热和愚昧的时代；这种狂热正在阔步走来；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新的危险会从那些方面向人类精神袭来：仅仅在信中吐露自己真诚的思想，就够危险的了。当然，您，尊敬的阁下，在这方面也许知道得比我更多。”
康德至少知道，这种担忧首先已经在柏林那个友好地接待了自己门生的圈子里蔓延。因为普莱辛曾经在枢密顾问冯·多姆和普罗布斯特·威廉·特勒尔，哲学家莫泽斯·门德尔松和柏林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大臣的私人秘书比斯特和中学校长弗里德里希·格迪克等人那里作过客，而格迪克甚至还去过普莱辛的家乡，一起攀登了布罗肯峰。同一些人不无巧合地出现在1783年成立的“星期三协会”这个“启蒙运动之友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名单之中，他们定期依次轮流在私人住宅中聚会，“以便通过友好的思想交流，思想上得到互相启迪，从而自己澄清某些概念”。由法学家、政治家、神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医学家组成的这个团体的秘书是比斯特。这个人虽然身材矮小、有些畸形，却异常活跃，声音洪亮，大家的共同计划就是由他安排实施的。正如章程所规定的，关键不是要达到一个大家事先一致确定的目标。相反，他们尝试遵守一定的规则，通过互相讨论，找出大家普遍认为正确的东西。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可以先提出哪怕荒谬的观点或者大胆的猜想。但关键在于，在进行论证的时候，既不能援引外在的权威，也不能感情用事。在共同的讨论中，大家通过提出论据和理由，表示赞成或反对，最终显示互相启蒙的力量。他们还热烈地讨论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对此，尼古拉在自传体著作《我接受的教育》中写道，“赞成或反对意见都很琐细，有时许多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值得一提的还有康德昔日的大学学友和舍友约翰·亨利希·弗勒默，他是枢密院财政、军事和土地顾问，也是星期三协会最有影响的成员之一，而当年康德和他那么成功地玩过台球。
通过这种提纲挈领的讨论，启蒙运动之友同时也结成了对付敌人的统一阵线。他们共同反对感情用事的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这些人把自己的突发奇想当做上帝的启示；当然，他们也反对自由思想的任何反对者，特别是耶稣会士和秘密的天主教徒，他们不仅想通过论证将这些人作为文化政策方面的敌人加以驳斥，而且还想从组织上自力更生地与之作斗争。因此他们很注意严格保守讨论、报告和内部流通的手稿的秘密。他们不让启蒙运动的敌人有任何进行反击的机会。
毫不奇怪，对秘密事物本来就兴趣盎然的普莱辛对柏林启蒙思想家的密谋嫌疑有敏锐的感觉，他还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昔日的教授。当然，康德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虽然他在1784年2月3日的信中也表现得很好奇：“狂热和愚昧再次出现的危险到底来自哪个方面，我猜不出来；想必来自共济会的某些集会场所，但我觉得那里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危险，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互相坦率地交流自己的思想也会有危险，您方便的话顺便打听一下。”
普莱辛满足了康德的要求。他1784年3月15日给康德回信，更加强调了他的担忧。他说，他最终在柏林上层人士的社交聚会中亲自听说，狂热主义、迷信和灵魂巫术在整个欧洲又在死灰复燃；普鲁士王储正处于一位视灵者的影响之下。特别是耶稣会士们正在毒化人们的心灵。理性和人类幸福的敌人正干着他们无耻的勾当。之所以还有一丝希望，是因为腓特烈二世还活着。他乞求开明的、人类理性对之感激不尽的国王不要那么快就去世，然后普莱辛也请求自己敬爱的康德教授：“为人正直的男子汉，依您现在所处的地位，完全可以奋笔疾书，为理性和人类的事业写出惊人之作。”
事实上，康德当时在这方面随手记下的东西令人信服，也令人吃惊，而且中肯贴切，所选择的媒体也很合适。1784年11月，《柏林月刊》发表了他的《从世界公民观点看一般历史的观念》。这是他第一篇较长的历史哲学论文，他想借此公开投身于捍卫理性和人性的斗争，并乘机表明他的批判的哲学对于“世界公民”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没有直接回应普莱辛的警告和担忧，而是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观念：人的行为“在世界大舞台上一直以来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往往还由天真的恶毒和破坏欲交织而成的。”大多数人都有不理性的时候。人是由“弯曲的材料”制成的，不能按照计划修理成笔直的东西。大部分个体的人生和活动是混乱和没有规则的。当然，清楚地看一眼人类的状况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人类整体上正在日益接近这样的观念：世界公民的行为是由理性的自由使用引导的。因为“公民自由”本身会开始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化了的人的生产能力会越来越有力地限制个人对权力、恶行和破坏的追求。“因此，个人的行或止方面所受的限制会日益取消，宗教的普遍自由会得以实现；于是，随着一些奇怪的想法和念头的产生，慢慢就形成了启蒙运动这笔巨大的财富。”
康德在《柏林月刊》上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关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也一直没有中断为这家杂志撰稿。在他1784——1796年所写的15篇论文中，除一篇外，首次都是发表在这家于1796年停刊的杂志上。这里首先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反响平平，他痛苦地意识到了几年来一直困扰他的事情：如果文化大臣泽德利茨男爵和他的私人秘书比斯特收到了寄给他们的赠送样本，只是没有回音而已；如果他极为赞赏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将他的书扔到了一边，还说“折磨神经元”；如果他的老学友弗勒默风趣地表示怀疑，自己在阅读《纯粹理性批判》时十个手指头不够用（“真的，亲爱的朋友，您写的东西有那么多的括号，那么多的限制条件，让人目不暇接；于是我用一根手指指着单词，接着使用第二，第三，第四个手指，而我想翻页的时候，已经没有空余的手指了。”）；那么，康德就一定会严肃地扪心自问，他的精神劳动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对于他写的东西，似乎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感兴趣。显然，不仅他的思想活动，而且他那不常见的复杂的语言风格也给潜在的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康德在1783年8月7日给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信中这样写道，并且他还忧心忡忡地指出，“您总是提到缺少通俗性的问题，认为这是可以对我的著作所能提出的最合理的指责，因为每一种哲学著作实际上都能做到通俗，否则这种哲学就是看起来尖刻，实际上尽是废话。”怎么才能弥补这种不足呢？正如他在1779年1月给马可·赫茨的信中所说的，一段时间以来，“一般科学，特别是哲学中的通俗性原则”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面对这个问题，有人及时给他提出了为《柏林月刊》撰稿的建议。
另一方面，《柏林月刊》不是传统的学术月刊或大学校刊，它是秘密的星期三协会的公开刊物。那些在紧闭大门后面秘密地讨论的东西，应该有助于资产阶级公众的教育。这家杂志是1783年初由约翰·埃里希·比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格迪克创办的，星期三协会的成员几乎都是杂志的撰稿人。该杂志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后阶段，也是最高阶段的最重要的公共论坛。杂志第一期的卷首插图是泽德利茨大臣的肖像，其《致读者》简述了自己的纲领性目标：“对真理的热情，热衷于推广有益的启蒙运动，消除有害的错误，坚信这是一项并非无益的事业。”政论是最重要的目标，外加对思想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独立思考和社会政治自由的巨大热情。他们反对神秘的感觉哲学、非理性的各种枷锁、宗教独断主义和教会强制、狂热主义和迷信。
叔本华与康德，奥拉夫·居尔布兰松（Olaf Gulbransson）作于1937年这与康德的信念完全一致。两位编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康德对公开性和通俗性的期望。自从1779年起，康德就与比斯特保持通信联系，还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弟子、聪明的普莱辛。而且康德还知道，在柏林，他的学生马可·赫茨开设的讲座，听众日益增多，从而唤醒了公众对康德哲学的极大兴趣。那么，为了通过《柏林月刊》向受过教育的公众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还有什么方法比成为该杂志的撰稿人来得更直接呢？
当然，这位柯尼斯堡人并不想与柏林盛行的密谋倾向有任何瓜葛。他在杂志1784年12月号上发表的《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首先说明了这一点；他以这篇文章直接参与了现实问题的讨论。他巧妙地利用启蒙运动的公开性原则，反对启蒙思想家的密谋理论和秘密行动。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1753——1804）的一篇论文为此提供了具体的根据，他是马利亚教堂的传教士和副主祭，也属于柏林启蒙运动的小圈子。
《柏林月刊》是一家论争性的刊物，各种不同意见和认识可以得到不偏不倚、以诚相待的讨论。讨论中人们只关注无拘无束的更有说服力的论证。1783年，基督教婚姻和资产阶级婚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论特别激烈的案例。激进的法学家比斯特，以姓名缩写字母E．v．K．作掩护，主张无需神职人员就可以建立婚姻关系。他说，在成年人的契约中搀入宗教和教会因素是完全不必要的和无益的。国家的法律具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像任何契约一样，可以重新失去效力。人们必须坚决保护自己，反对“到处咄咄逼人、指手画脚的神职人员”。
相反，神学家和牧师策尔纳在1783年12月反对说：婚姻完全不同于其他契约关系，它必须通过宗教的认可。没有这种宗教性的庄严，即使是最开明的人士的道德也会面临危险。而道德的堕落已经足以为人所不齿。“贬低宗教的价值，以启蒙运动的名义混淆人们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这里也提到了那个可以说明德国后期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的关键问题。因为策尔纳解释说：“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几乎与何为真理同样重要，应该在人们开始启蒙运动之前就得到回答！可是我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注释，但它将社会政治争论变成了哲学基本原则的讨论，这不仅要求康德作出回答并引起了哈曼的坚决反对，而且这个问题迄今仍和1784年一样具有争议和现实意义。
3．勇敢的独立思想者
康德的论文是以四个重要的定理开始的。他并不打算从历史的角度详细分析18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康德反思了自己思想的现实意义。他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写作心境，另一方面实现在哲学上毕生追求的目标，自从他预先为自己选定学者之路以后，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
早在40年前，当他还在大学学习并写作《关于活的力的真正测算的思考》时，就决定，只听从自己的理智。那时，他觉得大肆反驳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大人物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认为，“人类理智已经顺利摆脱那些过去由愚昧和敬畏所加给它的枷锁”，虽然他也知道，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放弃像羊群跟在头羊后面悠然前行的那种安逸。40年之后，康德再次鼓起青年时期的勇气，并再次抨击他的同时代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幼稚的起点。而幼稚就是无能，需要他人的引导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幼稚是自己造成的，除非幼稚的原因是缺乏理智，而不是缺乏决心和勇气，不需要他人的引导也能使用自己的理智。鼓起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
康德说到这个重大问题时使用的语调，使人不得不将他有关启蒙运动的文章理解为不涉及任何具体问题的哲学预告。有人说，康德老于世故地采取超然立场，充当“远离真正的党派斗争的哲学家”和“宣告精神自由的预言者”。康德的《回答》被人认为是脱离现实的修身养心的文章，针对这种印象，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四点：自己造成的幼稚。启蒙运动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使我们“开始”摆脱一种与成年人不相称的情境。康德没有说，人已经成年。他只说，幼稚到处可见；同时他还指出，到摆脱幼稚的时候了。从概念史角度出发，康德首先使用了“成年”（majorennes）这个法律术语。“成年”这个古罗马的法律概念表明孩子已经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和扶持，已经能够自立的一种状态。移植到德国法律以后，成年的观念可以翻译成日耳曼语的“munt”：谁已经成年，谁就既不需要地主的照顾，也不需要家庭的“监护”这种辅助性保护。比如，早在1721年，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就在《德国政治》中指出：“孩子一旦能够自己照顾和支配自己，那么按照天赋人权他们就已经成年。”康德也同意这个规定，他指出，大多数人虽然“早已被自然免除了他人的引导（天赋人权意义上的成年，naturaliter majorennes）”，可遗憾的是，他们还是非常幼稚。康德1797年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学”一章中，再次强调了“成年”这个词的法律意义；在1798年的《人类学》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孩子自然没有成年，他们的父母是他们的自然监护人。”
然而，自然的发展过程表明，孩子将来会“成年（majorennes），会当家做主（sui iuris）”，并在家庭生活之外获得自己的自然独立性，而社会存在和普遍意识却非常可悲。幼稚到处可见。正如康德举例说明的那样，幼稚甚至也蛮好的。人们相信书本上的东西，自己不思考。在这方面，宗教或神学著作尤其享有极大的权威。教士们总是牢牢地控制信众，不让他们成年，并以灵魂救助者自居，关心他们的幸福，给他们指明通往天国的道路，而且闭着眼睛就能到达天国。“帮我鉴定食谱的医生”虽然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的病人，但是也往往自以为是权威，人们会自愿服从。在《人类学》中，康德还举了另外两个例子。他提到了自称为“国父”的国家元首，因为他们需要比臣民更清楚地知道，怎样引领作为群体的臣民走向幸福；对那些本来早应该成年的学者，康德也提出了幽默的批评：“学者们在家务事上通常乐意听夫人的，让她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有一位埋头于著书立说的学者听到仆人‘房间里着火了！’的呼叫声以后回答说：‘你们知道，这类事情归我的夫人管。’”
所有这类幼稚的事实际上是存在的，是正常情况。然而，它们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这一切都可归因于“自己造成”这个谓词。因为这显然是两回事，作为成年人能够做一些他想做、也确实能做的事。康德认为，可能的事不等于现实的事的原因，不完全在于权威、宗教、医生和家庭这些监护人，而是在于人们自己，他们像孩子一样永远长不大，安逸舒适。康德向人们呼吁，最终要使用成年人的权利，而且自然早就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康德知道，迈步走出摇篮，没有监护人的引导，独立行走是非常困难的。在刚开始自己行走时，谁要是害怕磕碰和跌倒，“谁通常就不敢再尝试向远处走”。因此，对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说，“要摆脱几乎已成常态的幼稚，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他甚至已经爱上这种幼稚。”
然而，人们已经认识到，能够自立和独立思考，是人的天然本性。能够做什么事，包含这样的知识：能够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但这种知识还不表明能做，因为一个人只有做了自己能做的事，他才能确信自己能做了。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鼓起勇气。康德反对懒惰、胆怯和懒散习气这种第二本性，提出了“决心”和“勇气”，必须敢于行动。
鼓起勇气！鼓起勇气进行思考！我们不知道康德到了1784年是否还记得，哈曼1759年对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但是他知道，这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拉丁语作家说的话，他总是很喜欢引用这位作家。事情是这样的，贺拉斯给洛利乌斯·马克西姆写信，鼓励这位年轻的朋友，不要游手好闲和精神散漫，而是要积极行动，使自己的精神力量充满张力：鼓起勇气！行动吧！“你要下定决心追求真理！大胆地走出第一步！”谁要是打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谁就得立即开始，否则他就会像那个农民一样遗憾终生：他静静地站着，等着河水流走；而河流却一直流淌着、涌动着并且永远奔腾不息。——这是贺拉斯提出的一个符合生活实际的建议。他的“鼓起勇气”距离启蒙运动的哲学准则还很遥远，必须赋予文化语义学的含义，才能为康德的哲学准则所引用。
从文本学的角度看，贺拉斯到康德经过的是一条非常曲折的小径。许多哲学史家都曾搜寻他们的足迹，连一家大型日报的小品栏不久前还就这条准则本身进行了讨论。可以肯定的是，“鼓起勇气”对“真理爱好者”起了重要作用，“真理爱好者”是1736年在柏林由恩斯特·克里斯托夫·冯·曼托伊费尔伯爵发起成立的一个小型学者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首先是保护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免受保守的基督教社团的攻击。人们还记忆犹新，沃尔夫于1723年被驱逐出哈雷，10年之后才获准重回故地任教，但遭到正统教士们的敌视和攻击。哲学研究应当摆脱宗教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条条框框。当时人们还特意按照意大利社团的风格铸造了一枚纪念币，纪念币的象征性寓意是由激进的自由思想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瓦赫特设计的。1740年11月23日第47期的《历史纪念币娱乐周刊》上刊登了这枚纪念币的图片，文字说明是：“正面为密纳发（罗马神话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是雅典的保护神，叫雅典娜·帕拉斯。——译者注）侧面的半身像，可见脸的左部，带着头盔，身穿铠甲。头盔的装饰是月桂花环环绕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形象和羽毛笔。题词：‘鼓起勇气！’这是引用了贺拉斯的话：你要勇敢地迈向理性！”将密纳发这个手工业者行会的保护女神和卓越的女战神同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放在一起，寓意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斗争的一面。如果你只爱真理，那么你必须鼓起勇气，正如“真理爱好者协会章程”（Hexalogus Alethophilorum）所规定的，即“所有成员应当坚信，没有充分的根据（沃尔夫语），不能判定任何事物的真与伪”。
喜欢追根寻踪的读者大有人在，比如有人在一个名叫约翰·科赫洛伊斯提出的人道主义中就发现了“鼓起勇气”这个说法，此人1512年跟随哥伦布探险旅行时呼吁年轻人“要勇敢”；还有的人经考证，认为“鼓起勇气”这句话是路德的人道主义顾问菲力浦·梅兰希顿于1518年说的。其他的例子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总之，康德使用的座右铭是有故事的，在这个故事中，进行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意志起着重要作用。康德非常重视使用自己的理智，因而强调启蒙运动的纲领性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早在人文主义时期和启蒙运动早期就已经提出来，并首先得到了沃尔夫的通俗化。老年康德也没有忘记沃尔夫的拥护者马丁·克努岑曾经给他介绍的东西：使哲学认知（cognitio philosophica）在其他认知意图或与事实相关的单纯知识中一枝独秀的，是成年人摆脱他人引导，进行自我思考并检验这个真理要求的能力。理性的自主思考的自主权应当代替由外来因素决定的理智的非主权。康德在《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发表两年之后，在《柏林月刊》上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点。能够在思考过程中保持方向，这是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前提。“自我思考通过自身，即通过自己的理性寻找检验真理的最高准则；而随时进行自我思考的准则就是启蒙运动。”
公开使用理性，或学者的自由。康德的启蒙概念看起来是纯粹公式化的。康德不同于其他更多地援引确定的知识或得到肯定评价的教材的启蒙思想家，他只要求自我思考的自由。对理性思考的可能内容他没有预先作出任何规定。他的准则是“在使用自己的认识能力时采用否定的原则”。这个准则反对由现有的教育观点、宗教体系、原教旨主义的目标规定或国家规定的教条所施加的任何强制。不过，对康德而言，这条准则也仅仅是一个虚数，他没有找到正面的例子。现在康德开始进行自己的研究。“对这场启蒙运动别无所求，只要自由；也就是说，只要可以称之为自由的自由中最不可侵害的自由，即全面而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
然而，在一个实施军事纪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国家中，谁拥有这种自由呢？“军官说：别发牢骚，好好操练！财政大臣说：别发牢骚，好好纳税！牧师说：别发牢骚，好好信仰！”相反，谁又能捍卫“发牢骚”的自由力量，即捍卫为了自身利益的理性的自由力量呢？只有能够传播自己思想的学者能够捍卫。“我的理解是，所谓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就是每个人作为理性的学者在读者面前使用理性。”
康德在这里所作的归纳是非常独特的。它与通常的语言使用不相符。他将理性的使用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并分别归纳为自由或顺从，这一看就知道同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相矛盾：人们在私底下进行的思想活动是自由的，而人们要在公众场合表达这些思想，就得服从强制。康德恰恰挑衅性地颠倒了这一点，从而使他的启蒙构想有了社会政治的冲击力。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人们根据自己享有的“公民地位”可以思考和表达的内容就是理性的私人使用。人是“机器的一个部件”，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履行各种职能。军官和士兵服从命令，公民纳税，牧师要以上帝的名义布道，并且照料自己的教区。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成为机器系统的零件，这个系统让各个零件适得其所，允许它们进行自由的理智活动。相反，康德认为，所谓理性的“公开”使用，就是人们不是根据其有限的地位去遵守的内容，而是作为理性的人想给不受限制的公众介绍的内容。归根到底，这就是普遍的“世界公民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理性的公开使用才能充分自由地得到发展。因为按照康德的看法，这是学者对真正的公众“即世界”说话的无限权利，只是在使用自己的理智，无需宗教、国家或军队等监护人的引导。
康德极为重视自己所作的区分，结果引起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因为他的区分割裂了人的统一性，主张一种使国家机器运转不稳定的双重生活。因为康德同样承认军官、公民和神职人员享有无限的思想和新闻出版自由，只要他们作为“学者”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来，军官对作战中的失误也能发牢骚，公民对国家规定的非法也能提出抗议，而神职人员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对所在教会的象征、机构和教义提出批评。
康德所作的是一分为二的归纳法，一方面是理性的私人使用，遵纪守法，公民的地位和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是理性的公开使用，自由，人的存在和世界公民社会。这种归纳法虽然非常独特，但也与一些事件和当时进行的讨论有关。康德将启蒙运动的重点首先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在宗教领域，当权者特别喜欢“扮演其臣民的监护人的角色”。这一点虽然不能证明以下说法：康德当时具体援引了两个宗教案件，而开明的泽德利茨分别在1776年和1783年以宗教事务部内阁令的方式对这两个案件进行了干预，理由是，不得限制神学家们的思想自由，除非他们不是作为学者面向公众；只有在他们作为所在教区的灵魂救助者的时候，他们的上级才可以约束他们并规定他们的义务；可以相信，那些受到指控的牧师们知道区分这两点。总之，康德的辩护表明了他所认为的启蒙运动的现实性：“在宗教问题上不是要给人们作预先规定，而是要给他们以完全的自由”。
可以肯定地说，康德读过恩斯特·斐迪南·克莱因1784年在《柏林月刊》4月号上匿名发表的《论思想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克莱因在巧妙地收集并详细引用了腓特烈二世破口大骂那些“权力欲膨胀的牧师们”早就不该限制思想自由的话之后，谈到了康德后来所作的那种区分：普鲁士军队的权力和“普鲁士市民阶层”的秩序是以“服从”为基础的，而著作家享有“真正思想的自由”。公民、军官或国家公务人员必须以服从为天职，但面向普通公众的著作家能够，必须，而且应当是善于勇敢地使用密纳发长矛的“大胆的发牢骚者”。
哲学家和国王。克莱因拼凑国王的引文，将已经执政44年之久的腓特烈二世作为自由思想的保护人加以介绍，一定正合康德的心意。他想知道克莱因将读者的想象力引向了何方；那个酷爱哲学和艺术、1740年登上王位的年轻腓特烈是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并阐述自己的启蒙运动纲领的。——所有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同等权利。哲学和出色的鉴赏力的曙光也应照耀到他的臣民。启蒙越多，迷信越少。一个国家不应只有一种宗教，因为一种宗教的垄断会导致精神的暴政。各种信念，包括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信念，都可以得到同样自由的表达。权力欲膨胀的神职人员不应该限制思想自由。在我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至福。——康德在评价中概述了这些意见：虽然还没有太多的人在宗教问题上安全而顺利地使用自己的理智，这个时代还远未完成启蒙，但是国王已经为臣民“开辟了一个可以修身养心完成启蒙的领域”。在这方面，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时代和“腓特烈世纪”是一回事。
当然，康德也看到了克莱因以“服从”一词所总结的事情的反面。也许腓特烈大帝当时很厌恶自己的政治手艺，咒骂自己生于帝王之家。但他精力充沛，无情地推行强权政治，锻造了一个公民在其中必须服从和履行职能的军事和国家机器。普鲁士国家占据了上帝空出的位置，对国家的义务取代了对上帝的敬畏。在普鲁士盛行对国家发牢骚；因此康德同意克莱因的评价：即使“勇敢的发牢骚者”也必须无条件地承认不可或缺的服从精神，这种精神“仿佛是普鲁士国家的灵魂”。康德借老弗里茨的嘴说出了克莱因的话。“但是，只有一个自身完成启蒙，无所畏惧，而且拥有一支纪律严明，人数众多，能保证社会安宁的军队的人才能说出一个自由国家不敢冒险说的话：你们爱发多少牢骚，爱发什么牢骚，随便！但必须服从！”
热爱自由的哲学家康德的性格说明，他不会简单地听任开放的领域和封闭的机制之间，理性的公开而自由的使用和国家公民义务的履行之间的冲突。他简述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方式，读起来仿佛是警告。因为在这种语境中有必要提到“自由国家”和“革命”吗？一个月以前，康德在发表于《柏林月刊》11月号的《从世界公民观点看一般历史的观念》中指出，启蒙运动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机器的极端可疑的战争，终将导致一种世界公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过几次颠覆性的革命”，人的禀赋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在他《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文的末尾也有类似思想的火花。康德以前曾经说过，他不希望发生革命，因为革命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思想革新，只能产生“为毫无思想的广大群众服务”这样一种新的偏见。他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虽然在表面上安抚了大家的情绪，但是，如果“鼓起勇气！”成了群众的座右铭，如果人的自由思想的可能性成为普遍的现实，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康德虽然没有预测详细安排的启蒙运动的政治规模，但他暗示了强制的国家压制和无拘无束的牢骚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自然“点燃”了人类对“成年”的希望和使命，并且自由思想掌握了“人民的精神”，那么，启蒙运动将逐渐影响“人民的性情（人民因此越来越能够自由行动），最终甚至会影响政府的基本原则，到时政府本身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对待目前被视为机器的人，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