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博学的哲学家以几乎毫不掩饰的话语向他的喜欢思辨的国王建议签订某种契约：自主理性的公开且自由的使用，是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最有力的保证，但条件是，应该遵循的政治原则本身要与理性的自由、普遍、公开和无限的使用相一致。1784年的革命行动的威胁就反对将大多数人——机器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零部件驯服得像孩子一样。5年后，这种威胁在法国变成了现实，而康德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旁观者。
4．自己造成的监护权
对于策尔纳根据启蒙运动的本质提出的什么是启蒙运动的问题，康德只作了一个总的回答。这看起来是纯粹的陈述句或定义，康德据此回答了什么“是”启蒙运动。可是不容忽视的是，问题首先在于对康德的性格和社会地位的表达。他本人是一位勇敢的学者，善于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智。而且从他的《回答》中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呼吁的性质。他有意将《回答》发表在《柏林月刊》上，因为他希望借此直接面对那些作为资产阶级公众已经开始自己启蒙自己的读者。
哈曼收到克劳斯教授寄来的载有康德文章的《柏林月刊》时，觉得遭到了挑战。在“1784年基督降临节期间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星期日那个圣洁的晚上”，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也不只是谈什么是启蒙运动。像他所有的信一样，这份文献生动地纪录了哈曼那种天马行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封信同样呼吁收信人，希望他醒悟，并鼓起勇气争取真正的自由。哈曼这封信虽然是写给克劳斯的，可他抨击的是康德，因为他对康德对何为启蒙运动的回答绝对不满意。
哈曼没有作为匿名学者直面公共媒体的某些不确定的读者，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向一位朋友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他模仿这位朋友的语言，是为了揭露他的错误和偏见。他以一个文字游戏开始了炮轰康德的论证。他戴上“康德风格”这个面具，不仅模仿这位学者的抽象语言，即康德个人的语言习惯，而且揶揄地将这种语言贬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因为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称“康德风格”为骗子的语言，也称为普通人的让人听不懂的语言。在这封精练的信中，可怜的宫廷管家以博学的职业哲学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攻击他本人，每一句话都值得回味，下面我们只想简述哈曼反驳朋友康德的4个问题。
自己造成的幼稚。康德批评那些不开化的人为幼稚。他们应该找到一条摆脱那种自己造成的幼稚状态的出路。但是，这么多人没有成年，需要“他人”引导，这难道真的是一个缺乏定力的问题吗？哈曼认为，这个“伪质子”，也就是康德的第一个错误，“是由那些该死的词语或修饰词自己造成的”，由于这个错误，他将其他的一切统统颠倒了过来。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未成年者身上，而免除了“他人”的责任。但这些康德屡屡提到但又没有点名的“他人”是谁呢？哈曼说，这位形而上学者像猫一样围着热粥团团转。他只描绘了未成年人的举止。相反，哈曼要“辩证地”加以说明。因此他问道：“谁是那个作者明知却没有胆量说出来的其他懒汉或引导者？”而康德回答说：“是那个可恶的、可以含蓄地理解为未成年者的对象的监护人”。于是，哈曼将注意力转向这些有权引导未成年者的监护人。他攻击有权的人，而不是宣布无权的人有过错。哈曼认为，至高无上的“自我造成的监护人”是真正的敌人。
康德要求未成年者“鼓起勇气”。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扮演了那个“他人”的角色。正如哈曼所揭露的，康德把自己算作监护人。他为自己作为学者可以擅自行动而感到自豪，在公众面前提升了自己作为榜样的形象，人们想成年，就必须跟着他。因此，他的“鼓起勇气！”的呼吁只能是矛盾的和混乱的。如果未成年者跟着他，那他们就得始终不情愿地听他的引导；如果他们不跟着他，那他们就一定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幼稚。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哈曼援引贺拉斯给朋友努米齐乌斯的信中所说的“不要惊叹和敬畏任何东西”这句话，为贺拉斯的“鼓起勇气”作了补充。从根本上讲，只有这样才能使人获得并保持幸福。康德这个学者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大人物，不可能成为榜样。这种抽象的大人物貌似神通广大，但面对未成年者的具体生活条件照样束手无策。为什么人们会听从这个“坐在火炉旁，带着睡帽”悠闲地过着自己的学者生活的爱发牢骚者和思辨哲学家的呼吁呢？可这个博学的监护人只不过是“整个戏剧的一个傻观众”，只会隔靴搔痒地说出自己的判断。
理性的公开使用。根据康德的看法，理性的公开使用是启蒙运动所必需的不可侵犯的自由。在私下使用的时候，未成年者根据自己的公民地位有服从的义务，相反，在公开发牢骚的场合，作为监护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哈曼认为这种区分是可笑和滑稽的。学者为开明的读者进行写作并不是表达自由的唯一形式。真正的启蒙运动必须干预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而康德将这种权力关系当做纯粹“私人的事情”，排除出了人们所期望的公共的自由领域。“我在家里穿着奴隶的长罩衣，自由这件节日的盛装对我有什么用呢！”
康德将启蒙运动的时代特征刻画为腓特烈世纪。他将实行专制统治的国王誉为开明君主；同时他也假想自己正在扮演国王的角色。他不同于“毫无思想的广大群众”，他只想勤奋地、勇敢地满足自己追求自由的渴望。哈曼称康德为“我们的柏拉图”，因为像康德这位王室哲学家一样，也要求一个公共监护人的强权地位，这个监护人居高临下地发牢骚，自称博学的对话者，与国王平起平坐。相反，哈曼将自己比作苏格拉底，自称个人主义者和门外汉，他将利箭从自己低贱卑微的私人地位射向所有那些言谈举止像监护人和引路人的人们，不管他们的初衷有多好。他用法语写给“普鲁士的所罗门”腓特烈二世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将自己说成是一个可怜的小人，面临饿死的危险，在社会上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恶人，是“自由思想的奴隶”。
所有这些对康德立场的颠覆在一个“判决”中达到顶峰，这个判决对哈曼很重要，因此他还重复了一次。康德作为开明的监护人，是真正的“该死之人”。他们共同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知道这个比喻，哈曼将康德《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触动他心灵的内容浓缩成了这个比喻。因为旧约《撒母耳记下》中关于富人和穷人的比喻就谈到这个“该死之人”，哈曼将它现实化并用来反对康德。
先知拿单向大卫王讲述了富人的故事，他拥有许多牛羊，但却宁可让人偷了那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并让人做成菜肴款待客人。大卫对此非常生气，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此时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7节。——译者注）因为大卫本人做了在上帝眼中为恶的事情。他让人杀害了贫穷的海地特人乌利亚，并娶他的媳妇为妻。拿单将王国君主认作“该死之人”，并且让人宣布他的判决，同样，哈曼认定哲学家监护人是真正的罪人。因为他认为，未成年人被错误指控的无能或罪过源自“他的监护人的盲目无知，监护人假装清高，因此必须负全责”。
在围绕真正的启蒙运动所展开的争论中，康德要求未成年人敢于摆脱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相反，哈曼反对至高无上的自我造成的监护身份，而康德不知不觉中也成了监护人。当然，这种关于真正的启蒙思想家的作用问题的争论没有形成哲学的或政治的规模。问题仅仅涉及知识分子在监护人和未成年人、君主和臣民、主人和仆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民众之间应持的现实立场和应负的责任。他们站在哪一方，在这种持续存在的辩证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里还有个性格的问题，康德难道真的像哈曼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傻观众”，他的学者式启蒙只散发出“徒劳无益的冰冷月光”，没有同胞间的温暖吗？
5．康德的性格
情况不可能有这么糟糕。因为哈曼写给克劳斯的信是以友好的表白开始的。“知道吗，我是多么喜欢我们的柏拉图，多么喜欢阅读他的著作。”1786年4月9日，他写信给好朋友、哲学家和著作家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科比，后者当时正与莫泽斯·门德尔松进行无神论方面的争论，而康德以《思想上找准方向意味着什么》一文参加了这场争论。哈曼在信中说：“康德这个人天赋极高，而且有着善良高尚的思想，他容易轻信偏见，但敢于收回、放弃和否定这些偏见。只要给他时间，让他自己去反思。……康德天性活跃，是一个正直无邪的人。……我同他进行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有时明显是我不对；因此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如果您崇尚真理，那么也就不要将他视为敌人。”
康德搅拌芥子粉，弗里德里希·哈格曼（Friedrich Hagermann）作于1801年康德的性格已经有许多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本人也在闲聊、书信和性格研究论文中谈到过自己，谈到过自己的秉性、情感和思维方式。在他身边学习过的朋友们都兴奋地描述过他的教学风格。他经常和朋友聚会，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刚开始在饭店，1787年起就在公主大街他自己的家里，这些酒友记录和评述了康德典型的行为方式和奇特的谈吐。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描绘了他的生活和性格。早在1804年，康德刚去世不久，路德维希·恩斯特·鲍罗夫斯基、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和安德烈亚斯·克里斯托夫·瓦西安斯基就出版了第一批大部头传记，后来，首先是库诺·费舍（1860）和卡尔·福尔伦德（1911—1924）以及阿尔森·古留加（1977）、沃尔夫冈·里策尔（1985）和曼弗雷德·库恩（2001）又陆续撰写了大部头传记。我们再不能抱怨缺少有关康德生平和性格的材料了。
人们对康德性格的描述当然是五花八门，色彩纷呈：有些描述充满爱、感激和敬意，有些描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呈中立化（“真实的事件发生在思想中；康德没有其他的传记，只有他进行哲学思考的历史”），有些描述则侧重心理分析，这些分析从这位哲学家表明的各种态度中破解反面的潜在意义。据说，康德的真正性格表明“理性的疯狂”和“生活的压抑”这种病态结构，因为他的生活是为自卫、排斥、郁闷、审查、克制、压制、自闭和自我陶醉所支配的。通过分析可以断定，“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康德自从母亲去世后也就死了”。康德这个“该死之人”一辈子陷于母亲和儿子、妈妈和小男子汉这个恋母情结中不能自拔？
让我们先来说说大家都知道的几件事情。当然，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性格到底是什么意思？康德1798年在《人类学》中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性格不只是某种性情或自然秉性。康德认为，在思想上、行动上遵循与自身意愿相符的原则的人，就是“有性格”的人。一个有性格的人“不会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一个人在遵循自己的理性给自己所规定的实践原则或准则过程中形成的风格，就可以理解为他的性格，哪怕这些原则完全是错误的或邪恶的。即使最无耻的恶棍也有自己的性格，只要他的行为符合对于他个人的身份具有本质意义的某些原则。康德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所谓的“性格”，而且也努力按照原则去生活，试图作为一个性格善良的人，根据人类的博爱精神确定善良性格的准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提到过这一点。“根据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感觉，康德固有的性格是一贯追求在所有问题上都按照深思熟虑的、至少是他相信经过论证的原则行事。”
准则是主体自身的规则，它不像法律或规定那样是由外部强加给主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习惯、日常锻炼和自己形成的信念，使自己的某些行为规则变为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通过复杂的生活实践引导他，但却没有法律那样严格。作为行为和意愿的主观原则，它们始终涉及具体的生活。它们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对自己提出的善意的或有益的建议（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喝酒，但不想喝醉；有朋友求助，我会乐意帮助他们；我还清欠账），有些则是一些奇怪的想法，仿佛是一个僵化的准则，使行为服从于已经没有贴近生活准则的灵活性的强迫机制。
柯尼斯堡，前方左下角就是康德故居。
执行准则不仅表明了康德行为的特点，而且也对康德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康德在准则和性格之间确立的紧密联系就说明了这一点。康德曾试图稳定自己的性格，因为他极力遵守深思熟虑的，合理论证的规则。然而，由于他对自己提出的论证要求过于严格，无法忘记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感情因素。在康德的晚年生活中，也可能是想过一种有理性依据的生活这种意愿支配着他。在临终时，他的一生似乎只包括各种滑稽的行为方式在内的“一大堆准则”。总之，他的性格形成的时候，他是另外一种样子。1764年，他40岁时撰写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康德根据人的崇高感和审美感的特点，虽然也指出，“真正的德行”源自原则，说他不想与轻浮的小丑和放荡的无赖打交道，但他已经猜到，他刻意追求的坚强性格，首先是由他非常熟悉的那种感情——对崇高的感情确定或引导的：这种感情比“优美的翩翩起舞的蝶翼的吸引力”更使康德着魔。面对“头顶的星空”，这种感情首先征服了他，而“头顶的星空”越过渺小的人类，向无限延伸，使观察者的“心灵”充满惊叹和敬畏。1755年，康德在《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中试图不放弃崇高感，而科学地理解星空。（1788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怀着同样的感情开始研究在自己看不见的、作为无限大的“自我”中发挥作用的“道德法则”，它比个人的心理特点和特性崇高得多。）
能感受到崇高的人大多数多愁善感。康德早在1764年的《考察》中就援引了关于四种气质（多愁善感型、爽朗活泼型、易怒暴躁型、迟钝冷漠型）的学说，以便弄清自己的性格。康德虽然不认为自己是陷入抑郁状态的多愁善感的人，但他有向多愁善感发展的趋势，感觉自己有容易抑郁的心境。“真正的德行源自原则，它是自在的东西，这种东西似乎多数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与多愁善感的心境相中和。”在这方面，还有那种以感情为中心的描述，总是把康德的性格说得美不可言。因此，让我们具体看看康德本人是怎么说的：具有多愁善感型心境的人较少关注别人的看法，别人认为好或真，都无所谓，既然这样，他就完全依靠自己的认识。因为他自己的活动理由具有原则的性质，因此他不容易被其他思想所左右；他的坚定不移有时会变为固执。他对时尚的变换无动于衷，并鄙视时尚的光鲜。友谊是崇高的，所以他对此情有独钟。他可能会失去一个善变的朋友，但这个朋友不会同样快地失去他。甚至怀念已经终结的友谊对他都还是一件令人崇敬的事件。健谈固然很好，但睿智的沉默是崇高的。他能很好地保守自己的和他人的秘密。真诚是崇高的，他憎恶撒谎或伪装。他对人性的尊严有一种崇高的情感。他自尊，将人类视为值得敬重的创造物。他不能忍受任何无耻的卑躬屈膝，以高贵的胸怀享受自由。所有的锁链，从人们在宫廷中所佩戴的镀金锁链，到橹舰奴隶的沉重铁锁链，对他来说都是可怕的。对自己，对他人，他都是一名严厉的法官，他对自己和这个世界会感到厌恶，这并不罕见。
看到这个自我分析，康德性格的许多典型特征就不言自明了。因为这里汇集了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它们在康德一生中遇到的那么多的事件中像准则一样有效：自己的认识，可靠的友谊，对自己对他人的真诚，自主的自由需求。
康德早在第一部著作《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中，就表述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这一最重要的思想和生活准则。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他去继续走自己预先确定的道路。他中学时期遭受过奴役。他追求自主、独立和自我思考，后来他也鼓励自己作为教师或朋友与之交往的所有人都这么做。这不仅涉及一个精神主体的内在自由，而且也为康德这个人的性格规定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方向。那些对他来说“可怕的”锁链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也许还可以说明康德不结婚的原因，即他反对那种由于婚姻而产生的依赖性。他既不想作为学者在家里由一个女人说了算，也不想自己装腔作势地做家长；他显然也绝没有想过要生孩子，因为他要考虑他们追求生存的自由意愿。
在经济方面，康德一生都追求独立。他上大学时没有申请奖学金，而是靠打台球和给人辅导挣钱，因为他不想欠国家的。“没有债务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就是说，在金钱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完全不依赖他人。这就是准则。”他也承认所有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这也许可以解释他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去的独特做法。他到当天早上才请他们吃饭，“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可以给客人随意参加留下余地”。
康德不是默守家庭成规的人。“爸爸—妈妈—我”这种局限性的三角关系不符合他的性格。康德和姊妹们来往很少，据说他25年都没有和他的姊妹们说过话，尽管她们也住在柯尼斯堡。但康德也不是一个心情乖戾的人，他乐于参加“不仅有学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且还有商人和妇女参加的各种社交聚会”。他有一些经常聚会的好朋友。他有最要好、最亲密的朋友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此人的商业伙伴罗伯特·莫瑟比，年轻同事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和争强好胜的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军事顾问约翰·格奥尔格·舍弗奈尔和银行经理威廉·路德维希·鲁夫曼，那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法学家和著作家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冯·希波尔，此外还有许多大学生朋友和一些欣赏他的机智和礼貌的来自名门望族的有教养的妇女，他们在康德的聚会上都感到很惬意。康德喜欢“聚餐会”，此时他不再是那个“晦涩的批判的世俗智者”，而是“一个开朗的普通的哲学家”。为此他还编造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对那些整天被他的思想弄得晕头转向的哲学家来说，聚餐是一个放松和享受的机会。“一个人吃饭（solipsismus convictorii）对于进行哲学思考的学者来说是不健康的。”相反，与别人共同进餐和饮酒是健康的，因为人们这时可以开心地讲故事、发牢骚和开玩笑，没有孤寂思想家的那种殚精竭虑。
康德的多愁善感在社交聚会中变成了幽默的嘲讽。他“用诙谐和即兴幽默”调剂自己的讲座。1762—1764年在康德身边学习的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那“坦率的、天生用来思考的额头总是充满永不消退的愉悦和欢乐；丰富的思想从他嘴中荡漾出来；玩笑、诙谐和幽默信手拈来。”康德喜欢在餐桌上逗得人们哄堂大笑，他甚至能说出他幽默逗趣的理由。如果朋友聚会中有一个滑稽的家伙以表面的单纯突然让大家紧张的期待落空，那“就会笑得大家消化系统的肌肉痉挛，而这样的大笑甚至比医生的良方更有益于消化系统”。笑得隔膜和小腹痉挛颤动，效果比消化剂更好。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清楚，康德的诙谐已经让听众笑得前仰后合，而他本人竟然不动声色，我们真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总之，他对别人的幽默也会发出由衷的笑声。
“一个富有亲戚的继承人想风风光光地给他亲戚举办葬礼，但同时又抱怨说，他并不想办得特别风光，因为（他说）：我给参加葬礼的装哭人的钱越多，他们看起来就越可笑。”不仅是这个笑话的荒谬的矛盾性让康德觉得喜欢，而且这个笑话也迎合了他多愁善感的心境。因为康德喜欢真诚，憎恨虚伪。因为人家给了钱才悲哭得有点模样，这就有矫揉造作的性质。康德用现实主义的目光看到了人类的弱点。多愁善感者的感情关注的纯粹道德的崇高伟大总会与每个人一生难免会经历的各种欺骗伎俩发生冲突。康德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就是因为他将真诚过高地评价为道德准则，并努力去实践。他鄙视矫揉造作的伪装，反对华而不实。“关于我们的这位哲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他的嘴里听不到半点谎言；如果说有一个人尊重真理，并用全部身心表露这种尊重，而且认为崇尚他人高于一切，那么，这个人就是康德。他只想表现真实的自己，他一旦发现别人的自负和狂妄，就会感到厌恶。”
让-雅克·卢梭首先在这方面打开了康德的眼界。1762年，康德一翻开卢梭的《爱弥儿或关于教育》就爱不释手，甚至放弃了每天的散步习惯。卢梭有关自然的人的描述使他着迷，应该教会自己的人不带面具地生活。当然，这种境界对康德来说还很遥远，他一方面希望为人诚实，另一方面又进行痛苦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启发，以便澄清一切问题。因为他被早年与虔诚派打交道的经验吓怕了。由于多愁善感的性格，他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而且康德1766年7月8日给门德尔松（他对康德的《一位视灵者的梦》感到吃惊）的信也表明，他虽然有憎恨伪装的好性情，但正因为如此，长期不愿坦荡地说出一切。“我非常自信，也非常满意，我虽然有许多永远也没有勇气说出来的想法，但是，我永远不会说出我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
让-雅克·卢梭，莫里斯-昆廷·德拉·图尔（Maurice-Quentin de La Tour）作于1753年当康德同视灵者伊曼努尔·斯威登伯格进行争论，并深入研究他的冥府的时候，也想知道自己的性格。他在《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认定的多愁善感和狂热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证明了这一点。谁的性格多愁善感，谁的情感和思想就面临蜕变成狂热的危险，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一个人在情感颠倒而且缺乏乐观理性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离奇的想法。灵感、显灵和诱惑。如果这个人的理智再脆弱一些，就会变得神魂颠倒，做噩梦、产生幻想和幻觉。他就可能变成幻想家或郁郁寡欢的人。”对崇高的敬畏很容易转化成狂热，而这种狂热一旦从自己灰暗的内心世界爆发出来，就没有主体间的监督，心理上自闭，头脑不冷静。因此康德将《一位视灵者的梦》与《形而上学的梦》相联系，“我命中注定要爱上形而上学”。他以分析的理智和讽刺性幽默总结了形而上学的梦和神秘的唯灵论的梦的异同，以免盲目地相信幻觉和假象。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试图为理智划清可以防止暴发不可遏制的狂热的界线。
1783年10月15日，康德收到柏林那个神秘兮兮、悲悲切切和多愁善感的学生普莱辛的来信，普莱辛在信中告诉他，狂热和迷信的悲惨时代即将来临。康德从中看到了他的批判哲学在文化政治上的现实意义。接着在1784年3月15日，普莱辛再次请求康德发表“惊人之作”，以便康德在理性和人性问题上的呼声发挥作用。于是，康德撰写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哲学论文，由此他进入了启蒙思想家的行列。柏林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刊物《柏林月刊》1784年11月号发表了康德的《从世界公民观点看一般历史的观念》。
一个月之后，策尔纳提出的“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使康德有机会作出原则《回答》。现在，康德20年前在对斯威登伯格的批判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了当代史的现实意义。他一方面使用自己的理智，另一方面提倡公开性原则，而这种公开性不是局限于学者群，而是面对所有读者。康德动用学者的精神能力，反对不可遏制的狂热。他只要求学者享有“在一切方面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因为康德认为，只有在不受限制的、向公众开放的论坛上，才能澄清和阐明那些在阴暗的角落私下议论的东西，使清澈自由的思想不致卷入它们的旋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