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康德的画像
这里就是我的基础，
我已经自己选择了道路，
我将坚定不移地踏上这条道路，
任何事物都不能阻碍我继续走这条道路。
1．小男子汉如何变为世俗智者康德
康德很早就失去了母亲。在他母亲的眼里，他永远是个可爱的小男子汉。1746年3月24日，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下午3时30分，当他站在父亲的病榻前作最后的告别时，他还不到22岁。一切都过去了。他用尖细的羽毛笔在家族祈祷书上写道，这是“幸福的离去”，因为他63岁的父亲一年半以前患了中风，身体日益衰竭，现在终于得到了解脱。儿子在回忆中表达了虔诚的愿望：“上帝没有让他这一生享受到多少欢乐，那么，让他享受永恒的欢乐吧。”父亲的葬礼如同母亲的一样，可怜而冷清，费用由市政府承担，没有通常葬礼上孩子们的歌声。
自从1744年秋他的父亲患中风以来，据柯尼斯堡阿尔伯特大学的记载，大学生伊曼努尔·康德几乎没有去上过课。康德作为长子必须照料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不过他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学业，所以在空闲的时候，他开始设法解决一个争论极为激烈的自然科学问题。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1746年夏季学期，他将自己的哲学处女作提交哲学系主任审查，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阐释他“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他仿佛将他父亲身上日渐消失的生命力变成了一个自然哲学争论的问题，集中精力研究了只能从外部对身体发挥作用的力和使身体能够“自我维持”的那种神秘的“活的力”之间的关系。他利用了力的概念的多义性。在他看来，那些只与自然物体的运动和速度有关的事物，具有一种存在论的意义。这些事物关系到生和死、存活和消亡、内在的自我维持和外在的规定性。康德的处女作读起来就像是一种使身体能够通过内在的努力而在自己生命轨迹上自我维持的自动力的宣言。
柯尼斯堡（上图），梅里安-埃尔本（Merian-Erben）绘于1652年。全城共有7座桥将4个城区相连起来，如下图所示。人们通过这7座桥到各城区游玩，于是产生了一个数学史上著名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寻找走遍这7座桥，且只许走过每座桥一次，最后又回到原出发点的路径。
在父亲去世后，这个22岁的孤儿将自己的名字写为“伊曼努尔·康德”，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一切家庭束缚，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他以一种惊人的自我意识想象身体的作用，身体的那种活的力能使自己自主运动：“这里就是我的基础，我已经自己选择了道路，我将坚定不移地踏上这条道路，任何事物都不能阻碍我继续走这条道路。”我、我，还是我。在父亲去世的影响下，康德写成的这篇哲学独立宣言中，“我”这个单数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共出现了8次。怎样达到这个善于在自己的轨迹上自我维持和自我改造的“我”呢？这个小“男子汉”是怎样成为那个在1746年以独立思想家的身份开启自己第一幕的智者的呢？
2．第一声啼哭
在康德家族的家谱中可以找到简短的记录和简洁的情感表达，如生辰、丧事。在这里，康德的记录是：1746年3月24日父亲安详地离去；他的父亲1737年12月18日的记录是：“爱妻在主的怀抱中安然长眠”；他的母亲在逝世前13年的记录是：“1724年4月22日星期六凌晨5点钟，我的儿子伊曼努尔降生，并于23日接受了神圣的洗礼。上帝以自己的仁慈接纳了他，耶稣基督愿保佑他一生平安。阿门。”
在家谱记录中，出生和死亡的记录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早在他降生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想到了她的小伊曼努尔的死。她是有她的理由的。因为她担心这个瘦弱的孩子不能活下去。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于1717年出生时夭折了，她的第一个儿子于1722年出生，但不到一岁就死了。当伊曼努尔1724年4月22日凌晨降生的时候，上面只有一个5岁的姐姐。他取名伊曼努尔，不仅是因为4月22日这一天在旧普鲁士历法中是圣名纪念日，而且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的本意——与上帝同在——也很符合虔诚的父母的心愿。这似乎是一个很合适的名字，这位受洗者直到晚年还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康德的母亲另外还生有5个孩子，直到1737年她因患“严重的病毒性感冒”而逝世。当时，她的小男子汉年仅13岁。
14世纪的奥登堡（柯尼斯堡）
康德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和童年，但在70岁以后，已成耄耋老人的他又开始回忆自己的童年，他的回忆读来仿佛是他对自己一开始所走的道路的事后反思。在这位哲学家的意识中，他的生活被赋予了意义，这种意义使他最早期的活动通过他后来的哲学得到解释。因为康德从一开始就以为——虽然只是感觉到而不是思考所得，而且仅仅是一种混乱、模糊的感觉，而不是清楚明确的经验——自己身处一个根本的矛盾之中，这个矛盾贯穿并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人类自由的思想与实际经历的各种依赖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传记的关系，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对婚姻和父母权限法所作的法哲学解释，以及在1798年出版的《人类学》第79节“自由倾向作为激情”这个哲学研究成果。在这里，这位哲学家似乎又一次以曾经的孩子身份说话，回忆了他走向独立的自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两个人在通过“性关系”（性交往）“享乐般地”自然地相互使用他们的性器官，从而感受到自己的婚姻法权以后，就不可避免地生儿育女。但孩子不是物，而是人，是从自然的因果关系中产生的生物。康德将人的自由高度评价为“唯一的、原始的、每个人凭借自己的人性应当具有的权利”。在他看来，独立于他人的意志是天赋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康德必然将孩子的出生视为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会问这个孩子，他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把生育看成是这样一种行为：我们通过这种行为未经其同意就把一个人带到世界上来，而且是专横地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康德认为这在法哲学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父母的权限法即非法。
康德虽然不能直接地证明，新生儿对父母不可避免的暴力行为本能地隐约感觉到的不满；他不能将孩子的意识引为证据，但是，他在《人类学》中至少引用了一个他作为弟弟妹妹们的兄长非常熟悉的证据，那就是啼哭，“刚刚脱离母腹”的婴儿的啼哭，这是在大声表示他的不满。在婴儿降生时的第一声啼哭中，康德就已经感受到了人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观念”。
康德在《人类学》中没有描述婴儿的实际的早期发育。老年康德没有兴趣对自然对人的改造进行生理学研究。更确切地说，他的《人类学》是对吸引他一生研究人的一切事物的总结。从实用的角度看，康德在晚年希望最终理解，作为自身最后目的的人本身是什么。他的实用人类学知识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对自身作了哪些改变，或者说能够和应该作怎样的改变”。
只有在生成哲学的存在主义看来，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才具有康德所赋予的意义。他知道自己仿佛靠着“想象的翅膀”在行动，尽管他当时已经以经验为指导。康德1786年发表的回顾人类历史的可能起点的那本小册子也阐明了这一点，同时介绍了康德所认为的人类历史发展与儿童发育之间的一致关系。但是，这本册子也没有直接触及人类早期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反，康德根据圣经旧约《摩西一经》所讲的故事猜测人类历史的开端，他执拗地将人被驱逐出伊甸园解释为离开“大自然的母腹”，进入自由王国。人类不可能遇见比这更好的事情。
凡是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处于自由状况，却没有自己的意愿。这个矛盾正像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第28节所得出的结论一样，是父母的权利义务的结果。他们关心这个因他们其乐无穷地使用自己的性器官而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他们必须满足孩子的抚养要求，至少到孩子有能力“自我维持”为止；另一方面，这关系到某种形式的情感补偿。在这里，康德没有忘记补充说：父母必须“尽其所能”地使新生的世界公民满足自己的现状。
营养和照料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教育。康德认为，人是必须受教育的唯一生物，这不是偶然的。他没有回避这种教育的矛盾的一面。康德在《论教育学》的演讲中问，“在这种处处受约束的情况下，我怎么培养自由？”并作为一个问题回答说：“我应该使自己的学生习惯于对其自由的约束，同时引导他们完美地使用自己的自由。”
如果教育是人性的话，那么，教育就必须以康德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为取向。教育以培养成人，摆脱“受监护”的状况为取向。“监护”（Munt）这个古代高地德语单词最初表示日耳曼民族家长威严的保护者地位。凡是已经成年的人就不再受“监护”，就是摆脱了家长的监护，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且在法律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哲学上，康德将这个法律概念上升为人的本质规定。因为孩子成年后，应该认识到他作为人这种生物本来应当得到的东西——与生俱来的自由。最后，他的“可爱的自我”也能自信地发挥作用。任何事物都不能阻碍他继续走自己确定的这条道路。
老年康德在哲学上如何思考自我决定的自由向往与外在规定的此在束缚之间的永恒斗争，可以反映他本人的成长过程和所受的教育，昭示了他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从1724年非自愿地诞生开始到1746年父亲去世后以规定自我的行为而暂时告终。他在晚年抽象论证的东西，在他的童年和青年都有具体的根据。真实情况如何，无法断定，但进行这种追溯对于说明青年康德的自我意识具有传记的意义。
3．一个满足的孩子
康德对他的父母可能是满意的。对他的存在，他没有说过什么指责他们的话。他以法哲学的冷峻来理解家庭的两性关系，这与他谈到父母时充满爱的温情不相吻合。他的父亲主要对他实施道德教育，而他的母亲则为他开启世界美好的心灵。康德对善和美的理解他认为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而对真的理解他认为则完全出于他自己。
关于康德的父亲，我们知道得虽然不多，但即使这很少的、可以确定的生平也形成了那幅感激的图画。在父亲逝世50多年后，康德甚至在晚年还一直“在自己的心中”怀有这份感激。不管怎样，这是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林克的记录，他1792年起成为康德的同事，1805年出版了《伊曼努尔·康德生活面面观》。这是一位“正直的公民”的画像，他对自己儿子的智力教育虽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有完全开明、正直的理智，能够从外界寻找有益的帮助，并且他也乐意就一个手艺人的力所能及支出这样一笔费用”。神学家、康德的学生和第一个传记作者路德维希·恩斯特·鲍罗夫斯基在1804年出版的《对伊曼努尔·康德的生活和性格的描述》中如是说。他还简明扼要地补充说：“父亲非常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勤奋好学、诚实正派、富有思想的人。”他要求儿子热爱劳动、朴实无华，“尤其不能说谎”。
约翰·格奥尔格·康德如同他的父亲汉斯一样也是一个手工业师傅。他是皮匠行会的会员，靠给马、车厢、马车和雪橇制作皮带挣钱。他于1683年生于美麦列，年轻时就迁往大城市柯尼斯堡。在这里，他作为独立的皮匠师傅虽然并不富裕，但赚的钱足以组建一个家庭。1715年11月13日，将近33岁时，他娶了由纽伦堡移居柯尼斯堡的另一个皮匠师傅的女儿，18岁的安娜·雷吉娜·罗伊特为妻。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人，作为手工业行会的会员受人尊重。因为声誉问题在手工业中非常重要，然而，老年康德在其《人类学》中认为，所谓声誉不是无耻丑陋的“沽名钓誉”或“傲慢自大”，而是“一个人由于其内在的（道德的）价值而可能期望得到的他人的尊敬”。
康德73岁时在给瑞典主教雅科布·林德布罗姆（他在瑞典寻找康德家族的根）的一封信（1797年10月13日）的草稿中说：“我的双亲（出身于手工业阶层）都是诚实正直、道德高尚和遵纪守法的典范，没有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他们给了我从道德角度来看，再也不可能更好的教育。每当想起他们，我心中就泛起深切的感激之情。”所有这些都表明，小伊曼努尔在父母倾其全力建造的那个家中，对那个未征求他的意见就被带入的生活环境十分满意。他感到自己被教育成了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就像一个人通过辛勤劳动养活自己一样，与此同时，他喜爱自由的性格也在道德方面得到巩固。
柯尼斯堡全景，年代不详
在这方面，虔诚主义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虔诚主义自18世纪上半叶进入柯尼斯堡手工业者的交际圈。与路德新教极其残酷、令人恐怖的正统观念相反，虔诚主义试图复兴一种积极、热情的基督教观念。个人的宗教虔敬据说是在回归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虔敬本身具有伦理的品质，而且同时摆脱了教条的说教和严格的宗教仪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通过宗教的沉思内省拥有一份虔诚。在路德宗的正统观念看来，“虔诚主义”首先是一切追求可能的宗教狂热的异教徒的讽刺性代称，而虔诚运动被其追随者推到了积极的一面。凡是熟记上帝的话，遵照上帝的话过神圣日子的人，就是虔诚主义者。在这方面，虔诚主义者的思想和情感的内心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德从未完全丧失对这种心灵宗教的同情。虽然他后来曾警告说，自己过分看重道德诱惑或宗教修身的内心体验，过分看重天惠或祈求的情感。因为，在这种虔诚主义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回归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思想混乱，误以为自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灵感世界；然后，陷于狂热的幻想，伴随自我折磨，结果患上精神忧郁症，甚至住进精神病院。成年后，得到启蒙的康德也批判地断定，关于德行和虔敬的虔诚主义观念仅仅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康德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疑虑，这种虔诚主义观念却表明了这一点，对此，康德到了老年，当他回顾孩提时代父母给他的宗教教育时，仍然意味深长地赞叹道：“人们对虔诚主义说东道西，够了！那些认为虔诚主义是严肃的人们，以一种庄严的方式表现自己。他们具有人类所能够具有的高尚的情操：那种稳重、乐天和任何欲念都破坏不了的内心的宁静。任何困顿、压迫都不能使他们陷入烦恼，任何纠纷都不能使他们产生仇恨和敌对的情感。”
康德虔诚的母亲安娜·雷吉娜首先就在家中体现了这种对内在的乐天和安宁的神圣的渴望。她喜欢带着孩子们一起做祷告和礼拜。鲍罗夫斯基写道：“按照她以虔诚的角度为自己制订的模式，她希望将伊曼努尔培养成为一个虔诚的儿子。”康德起初似乎也很喜欢虔诚。因为，老年康德对他13岁时就失去的母亲的回忆，较之对父亲的印象更充满感情。
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同样是神学家、康德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于1804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康德曾多次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母亲是一位充满爱、充满感情、虔诚而诚实正直的女人，并且是一位仁慈的母亲。她以虔诚的教导和美德的实例引导自己的孩子转向对上帝的敬畏。她经常带我去城外，让我专心注意上帝的作品，自己则以虔诚的爱谈论上帝的万能、智慧和善心，并且将对造物主的深深敬畏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因为她在我身上培植了善的第一颗胚芽，她开启了我认识大自然的心灵之窗，她唤醒并提高了我的智力，她的教诲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持久的、意义深远的影响。”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放光，表现出由衷的纯真的敬仰。
安德烈亚斯·克里斯托夫·瓦西安斯基也是神学家、康德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他于1804年在《伊曼努尔·康德的最后岁月》中，记录了他与这位老人朝夕相处的情境，其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康德以孩子般的深情将自己的母亲敬奉为一位“有着伟大的理智、高贵的心灵以及真实的、绝非狂热的虔诚”的女人。瓦西安斯基在谈到野外漫游时说的话，读起来仿佛是对康德关于孩子向往自由的法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回答：“这种教育中没有什么错误妨碍他今后的自我教育工作。他的母亲早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她在自己的教育中善于将娱乐性和有用性相结合，她经常带自己的小男子汉到野外去，让他注意观察自然事物以及一些自然现象，教他认识一些有用的药草，甚至教他认识她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天体结构的知识，并且赞赏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当然，对于儿子的一些问题，她也难免经常出现尴尬。”
因此，小伊曼努尔有这样的父母是幸运的。他不会再因为来到这个世界而哭喊。所有的传记材料都表明，这个小男子汉具有可爱的善良性格。他喜欢嬉闹玩耍，却绝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很早就学会自立，并且学会控制他那生来就向往自由的激情。回忆童年，他反思说，自己被培养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我思想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像狮子一样被驯服，没有像机器一样被机械化。
康德的父母虽然没有学过教育学或儿童心理学，却似乎掌握了艰难的教育艺术，并且解决了最大的问题，他们引导儿子“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自由”。他们注重自然的特性。很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在《关于教育学》的哲学演讲中也非常重视自然的特性：“从孩子一出生起，只要不妨碍其他自由，例如哭喊，就应当任其在各方面自由发展（除了一些会自我伤害的事情，例如当孩子要抓一把锋利的刀子时）。”通过教育，新生儿第一声呼喊自由的啼哭已经转变为令人讨厌的干扰。关键在于尊重他们的冲动，而不是受他们的影响。
父亲正直的榜样首先在康德纯真的情感中唤醒了“我心中的道德准则”，这使康德的心里充满了未曾有过的、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敬畏；而他温柔的母亲则常常带他到野外去，并且还使他的心灵向“我头顶的星空”那遥远的苍穹敞开，在苍穹下，康德后来获得了关于尘世生存的深刻意识。孩提时在父母那里，康德已经认识了这两个方面，尽管当时他还不理解。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终其一生欢快地回忆父母对他的这种简单的教育。在他本人看来，这种教育比他后来在伯爵府所看到的任何教育都要“美好得多”。
4．受奴役的青年时代
无拘无束、只需要遵照家庭日程的童年过去了。普鲁士教会法和教育法规定，5岁或6岁的孩子就要入学，伊曼努尔上学了。
每天早上，他走路去城北郊区离家不远的慈善学校上学。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班级。这个老师同时是当地教堂唱诗班的领唱和管风琴师。在这个班上，所有的学生都学习掌握基本的文化技能：读书写字和简单的计算。老师首先让他们了解基督教的背景，并本着新教精神，教育他们过敬畏上帝的生话。6岁的伊曼努尔喜欢在父亲的作坊里和普雷格尔河旁沟渠纵横的树林草地上玩耍，或者同母亲一起去野外。当时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这种最初的基础教育是纪律式的奴役，这一点无法查证。后来，每当他说到普鲁士的学校时，就反对这种纪律式的奴役。可以肯定的是，他学习进步很快，不久就能读书、写字和计算。
如果伊曼努尔·康德一直在这所慈善学校读书，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好下定论。但不管怎么说，事实是，特殊情况突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一改变对他的未来命运意义十分重大。他7岁时，认识了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
1731年，40岁的神学博士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来到柯尼斯堡。他曾是一位随军牧师，很受丘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器重，被丘八国王任命为教会监理会成员，阿尔特施太特教堂的牧师以及阿尔伯特大学的神学教授。舒尔茨原先在哈雷大学学习神学，深受那里盛行的弗兰克—施朋纳虔诚主义的影响。但他非常理智，没有受感觉的梦幻和狂热的虔诚的诱惑。他没有培植内心的醒悟和自我观察，而是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神学知识建立在理智的形式结构和智力的明晰性之上。他首先潜心研究数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男爵（1679—1754）孜孜不倦地就哲学的“世俗智慧”的丰富多彩阐述和发表的诸多理性的思想：人类的社会生活（德国政治学），人类理智力及其在认识真理过程中的正确运用（德国逻辑学），自然事物的目的（德国目的论），人、动物和植物各部分的运用（德国生理学），人的所作所为对其幸福的提升（德国伦理学）。特别是1720年在哈雷出版并极为畅销的《德国形而上学》为如何虔诚地，同时又理性地消除“当前的不幸时期”所遭受的“理智和德行的贫乏”，提供了一个准则。不管怎样，这是沃尔夫1719年12月23日在哈雷为其形而上学的《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以及一切普遍事物的理性思考》所写的前言中寄予的希望。通过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年轻的舒尔茨的虔诚的心灵宗教获得了理智的加强和实践的力量。这使得这位具备综合素质的人物不仅成了一位成功的大学教授，有影响的牧师，而且成了普鲁士教育事业和教会事业中担任领导的行政官员，成了柯尼斯堡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男爵
但是，要不是这位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在1731年第一个发现由母亲牵着手来参加祷告和做礼拜的小伊曼努尔那非同寻常的天赋，说不定这一切早已被人遗忘了。安娜·雷吉娜·康德是舒尔茨的“不间断的听众和忠实的追随者”。所有认识舒尔茨的人都称赞他头脑聪明、办事谨慎、诚实正派。关于舒尔茨和他的年幼的听众之间的第一次碰面，数十年以后瓦西安斯基说的话也许有些夸张：“这位伟大的伯乐首先发现了康德伟大而罕见的天赋，并且开发了这种别人还没有发现的天才，没有他的发现，这样的天才也许就被埋没了。康德能成为他所成为的人要归功于舒尔茨；而学术界由于康德的教育而获得的东西也要归功于舒尔茨。”保存下来的可靠记载是，康德后来“发自内心地高度评价舒尔茨，希望为他竖立一座让人敬仰的纪念碑”。
舒尔茨至少不否认，这位母亲有理由为儿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感到自豪。这个瘦弱的孩子显然很有天赋，完全可以进入正规的小学。德高望重的舒尔茨常去拜访萨特勒胡同这个俭朴的手工业者家庭，劝说康德的父母为其儿子将来上大学作准备。对此，他推荐了一所更好的学校。这个建议正符合母亲想要儿子成为一个聪明而虔诚的人这样一个深切愿望，父亲也非常愿意拿出微薄的收入，为儿子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支付必要的费用。
于是，1732年复活节，8岁的伊曼努尔进入了与舒尔茨关系良好的腓特烈学校。一年后，舒尔茨成为该校校长，因而能够近距离地关注和影响自己这个弟子的发展。虽然孩子满10岁才能进入这所民间所谓的“虔诚派学校”，“因为不满10岁的孩子还不能料理自己的事情，还不灵巧”。孩子们应该学完初等课程，有足够的纪律性，才能遵守课堂的严格规定。不过小康德似乎已经非常成熟，能够提前进入腓特烈学校。在以后的8年里，这所学校成了他生活的一个点，尽管他仍然住在家里。从此，他每天从北郊出发，步行到坐落在市中心的学校，需要走一大段路，经普雷格尔河旁的关卡，穿过格律恩桥，然后沿着酒肆胡同及其漂亮的穹形房屋向前，绕过王宫到达通往十字城门的法兰西大街，学校就在附近。尤其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季，清晨的道路上没有阳光的照耀，世界似乎因彻骨寒冷而即将爆裂，这对伊曼努尔上学的兴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腓特烈学校
虔诚派高级中学曾为普鲁士的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它的名字是由纪念它的创建史而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林木大臣泰奥多尔·盖尔在一次公务旅行中结识了两位声望卓著的虔诚派人士菲利浦·雅各布·施朋纳（1635—1705）和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63—1727）。他由于1691年马太纪念日的一次顿悟，已经成为一位狂热的基督徒。当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弗兰克在萨勒河畔哈雷的教育构想和设施，而盖尔也想在柯尼斯堡创办这样的事业。1698年8月11日，他在自己的家中创办了一所小型的私人学校，以讲授圣经的课程为主，文化技能方面的实用课程，如读书和写字、缝纫和绣花等为辅。这所学校的目标是为大众授课——据说穷人也可以去听课——，它的座右铭“虔敬是一切德行的根源”得到了虔诚主义虔敬这种新精神的证实。虔诚的信仰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对此，康德后来的伦理学读来仿佛是一种批判的回归：“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随其后。”
腓特烈一世
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于1701年初来到柯尼斯堡，以便于1月18日以巴洛克式的奢华在此地加冕为普鲁士国王，称腓特烈一世，并将普鲁士公国升格为王国。盖尔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时机。他直接给新国王递交了一份呈文，受到了很好的礼遇。盖尔的私人学校取得了“王室学校”的头衔，并自1703年5月10日起正式起用那个光荣的名字：“腓特烈学校”。
当伊曼努尔·康德1732年进入腓特烈学校时，他那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永远成了过去。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关心，他已经认识到，人虽然不能中断通过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所表达的天生对自由的向往，却也必须被引向建立社会共同生活的轨道。孩子必须学会听话，因为“孩子通过哭叫来发号施令，强者服从弱者，都是非自然的”。现在还得再加上学校的纪律、训练和教化。
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这段学生时代的回忆虽然保存下来的很少，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的那种矛盾记忆犹新。
学校教育的约束和人对自由的向往之间是很难调和的。对此，腓特烈学校看来无论如何不是个理想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康德对学生时代的解释是矛盾的，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最初他只可能通过哭叫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学生时代的康德已经具备足够的反思能力，去找出矛盾的有趣的一面。他后来每当想起早年遭受的痛苦，不禁哑然失笑。他有一次对自己过去的同学约翰·孔德（后来留校当老师）说：“这些先生大概无法在我们身上点燃学习哲学或数学的火花！”而严肃的孔德回答说：“他们也许只想将之吹熄、扑灭。”
幽默作家、普鲁士王室秘密军事委员会委员、柯尼斯堡警察局长和市长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冯·希波尔后来在《自传》中对当时的哲学教授康德作了描述。他说，如果孩子不再在他们善良父母的照料下生活，而是落入了“爱钱如命的”教师手中，那么，他们就会受到非人的虐待。“康德先生也充分感觉到了孩子们所受的虐待，尽管他当时仍然住在父母家中，并且上的是一所公共学校，即当时所谓的虔诚派的寄宿学校——腓特烈中学；他后来常常说，每当回想起少年时代受到的那种奴役，他就会感到极为恐惧和不安。”对于这些话，我们没有必要太认真。但如果说奴役生活是指：一个人已经具有自决的能力，却仍要完全受制于严格的外在决定，那么，说这么尖刻的话也许是贴切的。因为，腓特烈中学有“一套管理规则管制着敢于自己思考的”年轻人。伊曼努尔在该校老师的管教下度过的8年是异常辛苦的，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4点，一周6天，没有假日。他在这所虔诚派学校能够学习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指向这样一个目的：“将人的肉体从其精神的腐败中拯救出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将正直诚实的基督教信仰植入人的心中。”孩子们学习作为拯救规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并且必须铭记大量虔诚的箴言和圣经故事。这种机械的虔诚同其父母安宁而快乐的虔诚之间有多少关系呢！哪怕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语言课程也是按照使人虔诚这个宗教目标设置的。这里几乎不讲授自然知识，没有物理课和化学课，历史课和地理课也是形同虚设，而逻辑学、数学和哲学由老师作演示，他们扼杀了所有孩子的兴趣。因此，几十年后，当康德看到老校友达维德·鲁恩肯于1771年3月10日在《赞康德》中所说的话，也许不会表示反对吧：“恰好是30年前，我们在那些偏执狂的虽然死板、沉闷，但实用、并非卑鄙的管教下呻吟。”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少年时期遭受的这种奴役也有积极的一面。拉丁语课程是必修课，它就这样使这位非常勤奋好学的学生熟悉了罗马古典作家，“他一直对这些古典作家怀着刻骨铭心的爱”。直到晚年，他还能轻松地大段背诵那些当年他非常喜爱的拉丁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的原著。拉丁文老师海登莱希一定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为他的所有学生所尊敬和爱戴。康德甚至在老年时想起海登莱希仍然满怀敬意，“因为他在课堂上有时会给弟子们讲授各种知识和正确的概念”。
这位早已从母亲那里知道天体结构的年轻中学生给人的印象，通过早在1718年就已设立在教学楼顶的一个小而简陋的“观测台”上的望远镜也可以一瞥。这是柯尼斯堡第一台这种样式的望远镜，一直到1793年还是唯一的一台，并且它的设立不无宗教含义。因为在天空清澈的早晨或傍晚，学生们可以在这里观察日月星辰，同时据说还可以一瞥造物主的智慧和善心。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学生时代的康德在腓特烈学校同达维德·鲁恩肯和约翰·孔德成了矢志不渝的好友。这三个人都属于最用功的学生，行成了三巨头，都梦想自己能成为著名的学者。他们草拟了大量文学作品的提纲，打算以自己的拉丁文名字康德乌斯、孔德乌斯、鲁恩肯尼乌斯发表。他们还在课余时间一起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且都是最好的版本，这些书籍都是由最富有的鲁恩肯出钱购买”。
柯尼斯堡大学康德铜像
康德挺过了学校的奴役。他学到的知识，足以在16岁的时候进入阿尔伯特大学，搬出父母家。他只有很少的钱供支配。早在30年代，他父亲的生意就越来越糟糕，尤其是鞍具匠和皮革匠之间的经济斗争把勤劳的手工业者约翰·格奥尔格·康德弄得一贫如洗。因为鞍具匠也可以制造皮带，而皮革匠则不允许制造马鞍。在争夺同一些顾客的斗争中，可以预料哪一方肯定会失败。此外，伊曼努尔的母亲于1737年12月18日去世，所有养育子女的重担都落到了父亲的肩上。
伊曼努尔·康德于1740年9月24日成为阿尔伯特大学的学生。这是东普鲁士唯一一所大学，始建于1544年，主要是为了给这个边远的新教地区培养所必需的教师和传教士。这个刚刚注册的大学生没有申请奖学金，因为他想保持自己经济上的独立。他不愿意欠国家的钱，甚至他的学费也是自己掏的腰包。随后的几年他的生活非常节俭，用很少的钱勉强应付生活，而这仅有的钱还是他靠辅导同学挣来的。咖啡、面包和衣服是经济情况较好的朋友资助的。他的一个舅舅，鞋匠师傅李希特尔有时也帮助外甥摆脱困境。康德和最好的朋友约翰·亨利希·弗勒默在一间简陋的寝室合住了很久。两人经常去打台球，这不仅是康德最喜欢的休息方式，而且还很能挣钱。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是一位极懂技巧的玩家，很少有输的时候。
伊曼努尔·康德注册了哪个专业，相关记录没有保存下来。注册簿中他的名下没有通常的记录。不管是神学系、医学系还是法学系这些高级系的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而他又没有在低级的哲学系注册，因为哲学虽然对学习高级学科能提供某种指导，却不能当主科修。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感兴趣的是国家官员，而不是自由思想者，他于1735年10月25日的敕令中明确禁止说：“学生只想学习哲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托词是不能接受的；相反，每个学生都应该选择一个高级系，并且至少应当从这个系那里获益。”
不过，国王的这个敕令对大学的自由仅仅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因为，大学学习不同于纪律严明的中学学习，是完全不受约束的。这里既没有学习条例，也没有最少学习时间的规定，而颁发正式的毕业证书也仅仅是一个例外。（直到1770年才制定教学计划，其中规定在上述三个高级系中的一个系学习六个学期的专业课，在哲学系学习一年基础课。）对于所有初学者来说，只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必修课，由专门的教授讲授，讲授这门课程的是约翰·达维德·基普金（1692—1758）。他也是神学系的第四个教授。在这种情况下，康德选定了自己的专业，并且朝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大学是与他自由地自我决定这个愿望最相符的地方。阿尔伯特大学是他生活的中心。
康德正式注册的可能是神学系，但是，从康德的大学学友、年事已高的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海尔斯贝格1804年4月17日给正在为撰写追忆康德悼词而搜集材料的哲学系主任的一封长信中可以看出，他绝不是“神学系名列前茅的学生”。海尔斯贝格提供了关于康德在阿尔伯特大学那几年的学习情况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写道，康德很早就劝告他和弗勒默：“人必须毫无例外地从一切科学中汲取知识，甚至包括神学，哪怕不能以此谋生。”
可见，康德是不想成为神学家，以便做传教士、牧师或神学老师谋生的。他在当时就“放弃了神职阶层可以享受的待遇，因为他不喜欢虔诚主义”。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定期去听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的神学讲座。他同母亲已经参加过舒尔茨主持的祈祷和圣经课，而且舒尔茨作为腓特烈中学校长还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远离中学时期必须长期容忍的虔诚主义的公式化教育，与现在这位大学生对神学教授弗兰茨·阿尔伯特·舒尔茨博士的《教义学》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据说康德听舒尔茨博学的讲座“从不间断”，康德非常关注舒尔茨搭建的虔诚主义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启蒙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沃尔夫自己也经常说：“如果说有哪个人理解我，那就是柯尼斯堡的舒尔茨。”
海尔斯贝格记述了舒尔茨和他早先的弟子们之间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面。康德同弗勒默（他想成为一位法官）和海尔斯贝格（他还没有想好，正在等待运气和机会）一起拜访了这位神学教授。教授问他们三人：“你们究竟为什么要听神学课（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教义学）？”康德回答说：“出于求知欲。”对此，舒尔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是说，如果以后有需要，他愿意为三巨头提供帮助。
除了神学教义学，康德想学的知识主要是数学、哲学和拉丁文古典作品。他“首先”学习的可能是“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学”。他中学时代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现在也开始使他着迷，虽然这时他还没有遇到最好的老师。从教会监理会成员约翰·哥特弗里德·特斯克那里，他学到了理论物理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从编外讲师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阿蒙（据说后来成了半瓶子醋的行家）那里，他对高等数学有了少许认识。
不能预见，他的求知欲这么强，什么专业都学，并且不考虑今后的职业，结果究竟会怎么样。未来是个未知数。这时，对这位未来的哲学家而言，发生了影响命运的第二次会面。1731年他认识了舒尔茨，后者发现了这个小男子汉的巨大的天赋。10年后，康德作为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遇到了由舒尔茨聘任的阿尔伯特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外教授马丁·克努岑。“他认为克努岑是所有教师中最好的。而克努岑为他和众多学生指明了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不会人云亦云，而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独立的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克努岑发现了一个“天才”，也毫不为过。因为克努岑不仅是“康德特别依赖的”大学教师——“康德听他的哲学课和数学课从不间断”——，而且还是“能促进康德的天赋”的唯一教师。
这位马丁·克努岑是谁呢？他1713年12月14日生于柯尼斯堡，1751年1月29日卒于柯尼斯堡，享年仅37岁。由于过度紧张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的所有精力都消耗殆尽了。克努岑的天赋也是舒尔茨发现的，他曾是舒尔茨在阿尔伯特大学的学生。1733年他已经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被舒尔茨聘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外教授。舒尔茨首先感到欣喜的是，他的学生同他一样，是一位坚定的虔诚主义者，同时又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哲学的批判的拥护者。舒尔茨认为，明确的原则、清晰的概念、以经验为依据的判断论证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是理性思维的哲学准则。克努岑自己也遵循这个准则，比如，他1739—1740年在《柯尼斯堡知识报》上发表的一组通俗文章中认为，“根据数学原理，从不容置疑的理性根据出发”，可以为基督教的真理提供哲学证明。
当克努岑集中精力研究数学——自然科学理论时，他的明晰的理智较之在证明上帝存在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克努岑是柯尼斯堡大学教师中唯一“代表欧洲一般科学观念的”人。逻辑学——哲学的思考，数学的证明以及博物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成了给年轻的大学生康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种知识形式。因此，他不仅连续去听克努岑的讲座和辩论课，而且还同这位仅比他年长11岁的教授建立了私人关系。他经常去克努岑家里拜访，在这里的经历鼓舞了他的一生。因为通过克努岑，他对星空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他孩提时代的好奇变成了对自然哲学知识的兴趣。如果说母亲启迪了他的心灵，那么现在他的理智也受到了挑战。康德自己后来作为星空系统理论提出的以及同时在自然历史方面推导出来的东西，都是由克努岑那儿得来的。1744年1月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5．崭露头角的天才
“使康德的天才在克努岑的引导下得以展现，并产生精彩的《天体自然史》一书中所阐述的创新思想，是1744年的彗星，为此克努岑还出版了一本书。”事情是这样的，在1743—1744之交的寒冷冬天，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它的6根巨大的相互追逐的尾巴穿过柯尼斯堡的夜空，这似乎可以证明克努岑早在1737发表的《关于1736年为何没有等到彗星的解释》中所作的预言。人们第一次观察到这颗彗星是在1698年。克努岑根据天文学的观察和计算以及牛顿的假说——所有彗星都是我们太阳系周期性环绕的成员——预测这颗彗星重现的时间是1744年。现在，当这一夜景奇观真的出现时，人们便想起了克努岑的预测。1月18日，克努岑邀请资助人、朋友和学生一起通过他在自家设置的牛顿反射望远镜来观看这一景象。他的得意门生康德可能是这些夜空观察者之一。康德可能还兴致勃勃地阅读了克努岑1744年出版的《对彗星的理性思考，包括对它的运动的性质、状态以及方式和原因的观察和说明》。
晚年的牛顿，詹姆斯·桑希尔（ames Thornhill）作于1712年，原作藏于英国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 Lincolnshire）里。
虽然不久就证实克努岑搞错了，1744年出现的彗星不是1698年出现的那一颗彗星。但这表面的成功并没有减弱康德对天体自然哲学观察的兴趣，正如克努岑在《理性思考》一书的第一章已经从物理——神学的角度所写的，天体观察同时是“通过对造物主伟大作品的更进一步认识，对我们充满无限智慧的造物主的高度颂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