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有最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任何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那些支持基督教的奇迹。而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界的固定法则，奇迹就变得越不可信。而那时候的人是如此无知和轻信，到了我们几乎难以理解的程度。而福音书无法被证明是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写成的。而它们在许多重要的细节上都互不相同，这些细节太重要了，在我看来必须承认是出于不可靠的目击者。由于以上列举的这些反省——我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新鲜或有价值才提出的，而是因为它们影响到了我——我逐渐地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启的。有许多虚假的宗教已经像野火般地传布到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个事实对我也是重要的。《新约》的道德观看上去很美丽，但很难否认，它的完美是部分地依赖于那些我们现在视为象征和寓言的解释。
“但我在当时还是不愿放弃我的信仰——我很确信这一点，因为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经常做这样的白日梦，在庞贝城或其他地方发现古罗马名流的通信或手稿，以最惊人的方式证实福音书所述的都是事实。但我发现，即使是凭借我无边的想象力，也越来越难以捏造出足够的证据让我信服。这样，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速率是那样的慢，以至我没有感到有什么苦恼，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真的，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
“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达尔文明明白白地宣布“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基督教传教士却偏偏要造谣他晚年忏悔，而唯一的依据就是一位狂热传教士的证词。达尔文夫人爱玛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如果达尔文接受基督教，最高兴的应该是她了，达尔文为什么不向她忏悔？为什么不让她知道自己“改邪归正”了？可见这个证词于情于理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最坏的可能是霍浦夫人根本没有见过达尔文，而凭空捏造晤谈纪要；最好的可能是她曾经在达尔文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见过达尔文，或许达尔文出于礼貌讲过称赞她救助穷人的社会工作的话，或许达尔文还对打着他的名义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示了不满，于是她便自欺欺人地编造出了达尔文抛弃进化论、改信基督教的故事。基督教传教士坚信这一孤证的唯一理由是霍浦夫人做为虔诚的基督徒，不会做假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虔诚的基督徒会做假见证，特别是在传教时更是谎话连篇。他们的上帝也许不介意其信徒为他做假见证，但是他们的确做了假见证。
传教士编造达尔文忏悔的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进化论不成立。一个科学理论是否成立，只看支持它的证据是否确凿。即使达尔文后来反悔，也不能抹杀支持进化论的无数证据。因此我们戳穿这个谣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进化论的正确，而是为了维护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