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查普曼向系主任报告姚雪彪破坏其实验工作，警方随后将姚逮捕，姚被收审。虽然姚后来没有被提起犯罪起诉，但是校方启动了将姚开除的程序。1999年12月，威大“教员权利与义务委员会”就此案举行5天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4～5日录像带做为重要证据出示，查普曼及其学生也作证介绍了他们实验室此前遇到的实验问题和4～5日那段时间的活动。姚在律师的陪同下出席了听证会，并在会上为自己辩护。
姚解释说，他在5日上午到仪器室做自己的实验，虽然他承认存在着把查普曼实验室的烧瓶错当成自己的烧瓶这种很小的可能性，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对自己的烧瓶进行操作。但是他没法解释，为什么在查普曼的学生放上四个烧瓶之前，震荡器上没有任何烧瓶，姚的烧瓶从哪里突然出现的？他说那一天由于他的一位助手生病，再加上自己家里出了点事，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没有注意到此前震荡器上没有自己的烧瓶。他进而认为，是查普曼的一名学生想要陷害他，因为他曾经拒绝雇佣这名学生。
姚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丹?克利夫兰（Don Cleveland）为自己辩护。克利夫兰是姚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作证说姚是“诚实和正直”的人。不过他承认，如果像录像带上显示的那样，姚是在擅自操作别人的实验样品，那么是值得担心的。但是他又认为，姚如果只是混合不同的培养液不可能得出查普曼的学生所得到的检验结果。查普曼反驳说，如果姚不仅是做了混合操作，而且调换了烧瓶上的标签（姚在做混合操纵之前，拿着烧瓶短暂地离开了镜头），那么就会得到那样的实验结果。
“教员权利与义务委员会”一致认为姚的解释是不合理的，认定姚有意破坏查普曼的实验，建议学校董事会将姚开除。董事会据此开除了姚雪彪。姚向威斯康星州巡回法庭起诉威大董事会，但巡回法庭裁决支持威大董事会的决定。随后姚上诉到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姚的上诉理由是，一、查普曼的录像带不能充当证据，因为5日下午以后的记录已丢失了，而这段记录本来可以用来证明他无罪；二、威大董事会忽视了姚的“专家证人”（即克利夫兰）的证词。上诉法庭认为：一、查普曼的录像带虽然不完整，但是保存下来的部分已足以证明姚在搞破坏；二、姚的“专家证人”是姚以前的导师，不是中立的证人。2002年6月27日，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驳回姚的上诉。
随后，姚又起诉查普曼和威大生理系主任理查德?摩斯（Richard Moss）违反托管合同。原来，姚到威大任教时，带去了一些他做博士后时建造的杂交瘤细胞株。细胞株必须保存在液氮中，液氮会逐渐蒸发掉，因此还要有人定期往液氮罐里添加液氮。姚被开除后，其原来实验室由摩斯控制，这些细胞株的储存由姚以前的一名学生在摩斯的监督下加以维护。2001年1月，姚在摩斯的陪同下去取这些细胞株，想把它们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做实验（姚丢了威大的工作后，他以前的导师接纳了他当访问学者），却发现液氮都跑光了，细胞株也都死了。原来，在2000年时，摩斯让查普曼的人员使用该实验室，一名博士后用该液氮罐储存自己的样品，可能没有把盖子关紧，让液氮泄漏光了。姚因此起诉查普曼、摩斯，索取赔偿。一审判决查普曼、摩斯赔偿姚41万多美元。查普曼、摩斯上诉，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2005年8月31日做出判决，认定查普曼、摩斯在接受托管时存在疏忽，但是他们与姚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存在侵权，因此推翻了一审判决。
姚为什么要去破坏对门实验室的实验呢？威大“教员权利与义务委员会”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可能是姚嫉妒查普曼，或把查普曼当成潜在的竞争对手（两个人当时都是助理教授，以后都面临着提升为永久教授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是姚认为那台震荡器是属于他的，曾经向别人表示过对查普曼实验室使用“他的”震荡器感到不满，因此加以报复。另外，委员会也注意到姚当时在工作上和家庭中都承受着各种压力，可能因此影响了其心理健康。除非肇事者自己坦白，许多学术不端事件的动机是难以认定的，也没有必要去认定，因为那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
这个事件的另一离奇之处是，姚被威大开除后，并没有因此身败名裂，反而在中国学术界春风得意：入选首批教育部“长江计划”，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获得中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主持中科院创新重大项目，任科技部863项目课题组长，任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其实大部分时间仍在美国，先是在其研究生导师那里当访问学者，现在则在亚特兰大的摩豪斯医学院（Morehouse School of Medicine，一所在1975年成立的黑人学校）生理系当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