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闭上了眼睛，但也感觉到了对面的墙反射来了从走廊的另一头发来的强烈闪光，同时这条走廊也经历了一场微型地震。我听到了那两名持枪站岗的宪兵发出的叫声——估计他们已经被震晕了。
我马上戴上防毒面具，然后向走廊里又扔去了一枚即爆催泪瓦斯弹，这种催泪弹不用定时，拉掉拉环后三秒钟即起爆，并随着催泪气体的施放涌出大量烟雾，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敌人在监视器的另一头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我等了半分钟后才从走廊上出现，否则档案馆里面的人会怀疑外面的宪兵怎么会这么快就戴上防毒面具赶来了。此前，我听见了档案馆里面的嘈杂声，显然他们从监视器里看见了外面的异常情况，但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我听见楼下闹得更厉害，有人在大吵大叫，可以清楚地听见人们在快步疾跑的声音。
我一边向档案馆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几个防毒面具并把它们搂在左臂里，装作前来给里面的人分发防毒面具的样子，当我走过两名负责警卫的宪兵时，他们还在地上呻吟着。我上前推开了档案馆的门。
2003年10月20日08：56——台北时间
潘境原一听见外面有人喊是催泪瓦斯，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共谍渗透进来了，这帮家伙胆子还真不小，居然跑到军情局里来了，这下子就让他们自投罗网。他马上站起来，跑到门口大喊“戴办”（戴伯特局长办公室）的人员，戴的一位秘书马上跑了过来。潘境原让他照顾好戴局长，并叫警卫的宪兵过来，但这时那几名宪兵都已经被熏得直流眼泪，他们一边咳嗽一边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这时潘境原也觉得呼吸出现了困难，一名宪兵走过来后说已经有人去仓库里取防毒面具了。这时戴伯特也走到了门口，潘赶紧向里面推他，并让戴的秘书赶快把窗户全打开，然后他从一名宪兵手里抢过冲锋枪，对戴伯特说了一声：“局座，我马上去档案馆，你先不要出去，一步也别让宪兵离开你。”然后他拿着枪向三楼冲去。
2003年10月20日08：52——台北时间
藏在军情局对面的李明先发现军情局的门口有不少人刚从楼里冲出来，有的坐在地上咳嗽，有的干脆趴在了地上，后来又看见一些宪兵从军情局主楼边上的宪兵兵营里戴着防毒面具冲进楼里。他马上就明白是236在里面动手了，现在也该特种兵们动手了。
他立即通知哈连长，让已经换上了宪兵制服的战士们戴上防毒面具，乘着由潜伏人员改装成的假军车向这里开来——这辆车平时一直藏在一名以修车行老板为掩护的潜伏人员家的库房里，本来是准备在台海一旦爆发战事时由我方人员在敌后扰乱敌人行动时用的，现在却派上了用场。如果236打李明手中的手机来通知他的话，他们将立即化装成起来支援的宪兵机动部队冲进军情局夺取文件。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我推开门走进了档案馆查阅处后，发现几名穿着军装，外面又披着白大褂的档案管理员正在冒着催泪瓦斯气体抓紧收回摆在工作台上的文件。这个工作台把来访者和管理员们隔开，估计如果有人想借阅档案的话就要先等在外面，等管理员取来后隔着工作台交给他。我向他们举了举手中的防毒面具，对他们说戴局长命令全体人员赶紧出楼，餐厅的瓦斯发生了泄漏，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保住人命是最要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听，马上打开工作台上一个小门的锁，从里面走了出来，我总共拿出了四个防毒面具，出来的有六名工作人员，但他们也顾不了这么些，干脆脱下白大褂围在口鼻部，直接跑出了档案馆。走在最后的那个准备给门上锁，我让他把钥匙给我，由我来处理，他迟疑了一下，仍坚持自己拿着钥钥匙，我见其他的管理员都已经跑出了走廊，便向他身后指了指，等他回过头去看时，我扔掉手中的口袋，双手上前摘下了他的防毒面具，当他转过来面对我时，我顺势用双臂箍住他的后脖颈，向我这力拖拽，同时用右膝猛撞他的裆部，双臂将其向我的方向所施的拉力与我前顶的右膝形成了一个打击的合力——泰拳中的膝击最注重这种技法，而且这种姿势可以使自己锁固对手脖颈的双臂与自己前顶的右膝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连续顶击效果更佳——但我这一次膝击就已经使他昏迷了。我把他的防毒面具又放回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来，即使外面来了人发现倒在门口的管理员也会以为他是因为没有防毒面具而被瓦斯熏倒的，而此时被我用震眩弹击倒的两名宪兵仍倒在那里，看来是催泪瓦斯把他们催眠了。
2003年10月20日08：59——台北时间
潘境原快冲到三楼时正碰上戴毒着防毒面具下来的档案管理员们，他们几个负责在工作台接待的人员，所以身上特有的白大褂使潘境原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潘境原拦住一个问他上面的情况，他说一名宪兵给他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并说戴局长让他们疏散到外面。潘境原一听觉得可能是戴局长电话通知宪兵的，便问他那名宪兵在哪里，对方说可能还在后面，他们的一名管理人员应该是负责在后面锁门的，潘境原一听便让对方先到外面去，然后叫一些宪兵来档案馆，然后他不顾呛鼻的瓦斯冲上了三楼。
2003年10月20日08：58——台北时间
我用钥匙打开了工作台的小门，然后开始寻找档案馆的藏档位置，在工作台的左侧有一个小车，车是停在一个小轨道上的，看来轨道的另一头才是真正储存档案的地方，当前台有需要时便由管理员电话通知另一边，对方在那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在全部档案中找到被要求查阅的那一份，再用电动小车从那里运到前台来——和T机关档案馆的方式大同小异。这样看来，我可能无法直接在查阅室里拿到文件了，我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指明档案馆内部房间的指示图，但没有发现，估计是在外面，因为档案馆的内部工作人员肯定是知道的，只有外来查阅的人需要知道这些，我刚打算走出查阅室去看看其他房间，查阅室的门却被推开了。来人见我穿着宪兵制服站在工作台里面，马上将冲锋枪的枪口转向我，我立即下伏，工作台成了我和来人之间天然的障碍，我立即掏出一枚震眩弹，这时我感觉到敌人在向挡在我和他之间的木质工作台开火了，我立即向右一滚，同时将震眩弹扔出了工作台。
2003年10月20日09：00——台北时间
潘境原对着工作台打了一个点射，然后用力将自己的身体向查阅室的门撞去，这样便可以冲出门外，因为敌人可能向他反击，他绝不能在那儿当活靶子——作为台湾军情局的正式军官，他在台军特勤队接受过全面的特战训练。他此前就怀疑对方是共军的特种兵，现在看来极有可能，而且这次共谍是来窃取解放军内叛徒的资料，军方不可能不派人参加的。现在他要和共军的特种兵好好较量一下。
他刚一跃出门口就感觉到身后有一阵猛烈的震颤，前方的墙上反射了一部分身后发出的强光，让他有点花眼了，但还没有完全看不见东西。他知道共谍刚才用的是震眩弹。他将身子继续向前一跃，然后躲开门口正前方的方位，将冲锋枪对准了里面——－现在共谍被困在了里面，他准备和一会儿赶来的宪兵一起瓮中捉鳖了。
2003年10月20日09：01——台北时间
李明的手机响了，这是刘维杰的一部手机，他本人平时不用，只在特殊情况下用于联系，现在由李明拿着负责和236通话。236让他开始行动，并说自己被敌人困在了三楼东侧的档案馆里。李明接完电话后向特种兵们摆了一下手，大家立即开始行动了。
2003年10月20日09：01——台北时间
我和李明通完电话后，立即开始在工作台后面打量起了室内的情况。现在看来没地去别的房间查看了，敌人主守在外面，现在连脱身都成了问题。不过这倒没什么，我还有手机在身上，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发现的信息用手机通知外面——尽管文件本身不在这里，但这里还是应该能找到相关信息的，我见身后一张桌子上的一台电脑还开着，便走了过去，但这时我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一定是有敌人来增援了，特种兵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到，而且他们要是来了不可能不与守在外面的敌人交火的。如果我现在放弃工作台的掩护而走到电脑那里实在太危险了，敌人很可能射中我，看来现在得先把敌人解决掉。我看了看口袋剩余的物品，定时催泪瓦斯弹全用光了，但还有两枚即爆催泪弹，两枚震眩弹，四枚Mills手榴弹，一把无声手枪和一把麻醉枪。
2003年10月20日09：02——台北时间
面对赶来的四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潘境原好不容易才张开了嘴巴，他暴露在瓦斯气体中的时间有点长了，再加上震眩弹对他的影响，他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勉强用手指了指档案馆里面，一名宪兵要把他拖出楼，但他推开宪兵，用手催促他们快进去。四名宪兵见状，明白了里面情况非常危急，便拿着冲锋枪向门口冲去。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我听见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将一枚Mills手榴弹扔向了门口，同时整个身子都伏在了地上，否则在手榴弹爆炸时我很可能被其穿透工作台的弹片所伤，同时我隔着防毒面具将双手紧紧压在了自己的耳朵上，否则在这个距离内爆炸的手榴弹足以使人的耳朵暂时什么也听不见的。
“轰”的一声过后，我感觉到工作台的一部分被炸成碎片飞起来落在了我的周围，我通过工作台被炸掉的部分看见查阅室的门已经不在了，外面躺着被炸倒的宪兵。
我趁机滚到电脑旁，但发现这时电脑已经关机了，大概是被断电了，但我同时发现了它旁边被墙壁的凸出部分挡住而从我刚才的位置看不到的一些柜子，上面有许多小抽屉，标志着各种档案的索引，看来这是档案馆为了在电脑出现意外时为手工查阅档案索引而专设的，尽管上面不可能有详细的文件内容，但起码标题是会有的，一些文件的题目里会有在大陆发展的情报员的姓名，因为在军情局总部里是不需要对情报员使用代号的，查到他们的真名应该不成问题。我立即移到了那个方位，凸出的墙壁可以挡住敌人射来的子弹。
我背对着外面，这样可以防止突然扔进的震眩弹对我的损伤，扔催泪弹进来是没用的，我戴着防毒面具，扔手榴弹也不大可能，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一旦损坏就无地弥补的资料。我尽力做到用眼睛搜索小抽屉里的卡片上的文字，用耳朵留意门外的动静。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潘境原见四名宪兵全被炸倒后，骂了一句“笨蛋”就爬向他们，这时他已经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但他还是爬到了宪兵那里，并摘下了其中一个没被炸坏的防毒面具，他现在需要这个来让他恢复体力。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李明他们的车马上就要驶到军情局大院了，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是236打来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236告诉他们不要来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文件的索引，从文件的题目中发现了我军内部叛徒的名字，他可以用手机告诉他们这些名字，敌人已经开始恢复战斗力了，特种兵们再前来会遇到抵抗并被前来增援的大批敌人包围。总要有人活着把情报报回总部。
李明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前去营救236时，对方已经要开始说出叛徒的名字了，李明立即拿出笔来记这些名字——236那边可能已经没有时间说得太详细了，但只要有真实名字就够了，在军队中是很容易查出来的。而且由于这次是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就排除了敌人像《三国演义》中周瑜故意让蒋干盗书那样用反间计除掉我方军官的可能——希特勒在侵略苏联之前就用这种反间计使斯大林错杀了众多优秀的苏联红军高级将领。李明是军方情报部门的，所以对军队里的人物了如指掌，但当他听到这些名字时也还是有些吃惊，其中有一位是少将军衔的空军某学院院长，还有一个他本人认识的人，是南京军区的一名中校。在他记完这些名字后，236让他和军人们立即返回，不要让这边的敌人发现，然后立即将情报通知总部。他又说了一句“一定要把情报报回去，你们先想办法立即返回大陆，我会设法脱身。”然后挂断了电话。
2003年10月20日09：06——台北时间
我挂断了电话后顺便关了机，以免它在不合适的时候响起暴露我的方位。现在我准备离开查阅室了，原计划是借催泪瓦斯弥漫楼内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得情报，但潘境原的出现完全打乱了计划，这时再让特种兵进来是不明智的，很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避免牺牲自己的情况的出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对自己军官的内部培训教材上有这样一句话——－侦察员在完成任务后应尽全力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你死了，你知道的秘密也会和你一起死去，指挥员便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这样你就失败了。
估计外面的敌人应该听到了这边的枪声和爆炸声，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敌人赶来，我得抓紧时间了。
2003年10月20日09：07——台北时间
借着防毒面具，潘境原在外面开始恢复了一些体力，他的枪仍指向门口，如果敌人出来就给他一梭子。但这时他却发现里面扔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他做出反应之前，就感觉到一束强光和剧烈的震动——对方手里还有震眩弹。
2003年10月20日09：07——台北时间
我在出门前看了一眼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台电视，这实际上是查阅室外的电子监视器的终端，门口还有一个人在动，我从他身上的军官制服认出了他是第一个持枪冲进来的那名敌人。于是，我在门口向他的方位扔去了一枚震眩弹。
我在监视器屏幕上见敌人被震眩弹制服后便冲出了查阅室，但我刚一出门便感觉到了大量的脚步声——敌人的援兵循声找来了。
我立即倒在地上，拿起倒在地上的一名宪兵的冲锋枪并把它对准了查阅室的门口。当我听见敌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时，就转过头并将手指竖起来让他们不要出声——我身着宪兵制服，戴着制式防毒面具，敌人看不出来其中奥秘。我让他们伏下身子，用手指指了指里面，然后向里面打了一个点射。
赶来的宪兵有十几个人，也都戴着防毒面具，还穿了防弹衣。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用手势指挥宪兵们都躲开门口正前方的位置，分散到走廊两侧的拐角处，我准备趁机溜走，但那名军官低声问我里面有几个人，我向他伸出了两个手指，然后将枪再次对准了门口。当军官转过去时，我慢慢地退到了走廊的一侧。到了拐角处时我看见那名军官做手势让大家低下头，然后拿出一枚震眩弹扔进了查阅室。
我趁着这些宪兵们都闭上眼睛的机会快速从拐角处移动到了外面的走廊，在感觉到身后有震眩弹爆炸时，我又趁这个机会起身跑出了前面的走廊，震眩弹的震动会使宪兵们不到我跑开的声音。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戴伯特在几名宪兵的护卫下坐在大院内宪兵兵营的一个房间里，此时军情局的军官已经开始向院外疏散了，只有宪兵留在这里对付楼内的共谍，刚才已经有一个突击队被派进去搜捕共谍了。这时他也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消防车的警笛，增援人员已经到了，看来局势完全可以得到控制。
这时他看见从主办公楼的门里出来了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便让身边的一名宪兵去把刚出来的那个人叫来问问楼内现在的情况。一名宪兵立即照办，跑向了那个人。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我刚走到楼前的空地就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武装的宪兵了，不少穿军官制服的人都在大院外或坐或躺地休整着。我准备混入负责警戒的宪兵当中，然后趁机溜出院子。
但这时，我发现一名宪兵在快速向我跑来，我装作没看见他继续向前走，现在我应尽力避免与宪兵接触，因为他们有可能认出来我不是他们的战友。刚才那帮突击队员忙于对付查阅室里的敌人，无暇顾及我到底是哪个兵，但在外面则可能被心细的敌人发现，我得赶紧脱离这里。
但那名宪兵直奔我而来，并对我说戴局长让我过去告诉他楼内的情况，我发现情况不妙，就借机对那名宪兵说我在一楼刚看见了大量的C－ 4炸弹，已经来不及拆除了，马上就要爆炸了，楼可能会塌，赶紧向外跑吧。那名宪兵显然是被我的话震住了，来不及考虑其真实性便向宪兵兵营戴伯特那里跑去。我一边向前方的大队宪兵跑去，一边对他们喊说楼里有大量炸弹，楼要被炸塌了。他们一听也立即扭头就往大院外面跑。我借机混入这帮宪兵中一起出了院门。
2003年10月22日23：39——台北时间
我和特种兵们坐着渔船向大陆的方向前进，战士们都警惕握着武器，以防突然遇上敌人的巡逻艇，以我们的火力应该能够对付一到两艘巡逻艇的。我们也已经与总部进行了联系，到时候有人会来接应我们，我们只要用灯光与他们进行暗号联系就可以了。我在跑出军情局大院后趁其他人都注意大楼是否爆炸时偷偷溜出了那一区域。然后用手机与我潜伏人员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另一秘密据点会合了，情报此时已经安全地发送到了总部，估计此刻名单上的叛徒都已经处在了严密的监控之下，反间谍部门会争取通过监视而发现他们的联络人等其他间谍网成员，以便继续放线。一旦有迹象表明他们被敌人通知并试图逃跑的话，军队保卫部门会立即将他们拘捕。
驾驶渔船的是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就坐在我身边。他见我们略显得紧张就笑着对我们说：“不用太担心，台湾的海巡署笨着呢，每年都有大量的大陆人在蛇头的带领下偷渡过来，他们楞是发现不了，更别提发现我们了。更关键的是，海巡署内部有我们的人，他们的巡逻规律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夜空下的台海一片寂静，这倒让我想起了电影《追击红色十月》最后那场叛逃的苏联潜艇被美国人藏到那条河里的戏，这寂静让人感到可怕。
突然，前面传来了船支行驶的声音，一个轮廓出现在前方，很快从那里射来一缕光束，是对方在用按照灯查看我们是哪里的船只。战士们都暗暗地拉开了武器的保险，而我身边的那位“船老大”却笑着说：“不用担心，现在离大陆已经很近了，台湾的巡逻艇是不敢开到这里来的，估计是我们自己的船。”果然，对方开始用喇叭喊话了：“前方的台湾渔船请注意，我们是公安边防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003年10月23日10：32——台北时间
潘境原坐在自己在军情局的办公室里——他今天早上正式回来上班。尽管他当时吸入了不少瓦斯气体，并尝到了震眩弹的滋味，但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所以只在医院里经过了短暂的休养便出院了。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调查局在忠孝东路一段拍到的大陆特工在为绑架王世俊而踩点时的照片。照片中有四个人，现在这四个人的图像都已经被分别放大，一个是已被打死的史建斌，一个是被调查局枪杀的大陆潜伏特工，另两个估计是从大陆过来的，尤其是其中较年轻的那一个，尽管潘境原在档案馆里没有看清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共谍的面容，但他凭感觉觉得那个人就是照片中这个年轻人。虽然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抓住共谍，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忠诚表现也让戴伯特对他另眼相看，但同时这场由他创意的诱捕共谍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晋升的美梦也破灭了，他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年轻的大陆特工的面容并把他牢牢地刻在脑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们走着瞧。”
2003年10月23日18：57——北京时间
肖主任仍在办公室里加班，我坐在他的对面，回答他对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在debriefing告一段落后，他欣慰地说：“很好，你们完成了任务，也都全身而归了，非常出色。”
我说：“一名潜伏人员牺牲了。”
“哦？你说的是李学骅吧。”
“他的真名叫曹永川，不是我们在台湾发展的人员，而是由总参派过去的。他原来是总参的一名军官，后来利用假身份在台湾潜伏下来，已经潜伏了三年了。”
肖主任没再说什么，他看起来心情很沉重。慢慢地，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被傍晚的彩云染红了的天空，说了一句：“等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就不会再有中国人打中国人了。”
特工的故事（第七部）
第十三部分 带枪的外交官（一）
2003年11月12日19：50——北京时间
我坐在朝阳公园南门旁的Latino夜总会里，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聚会，中间穿插着火爆的拉丁舞表演。像这样的聚会是不定期地举行的，一般都是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所以和她一起来湊个热闹。我是在外交学院上学时认识她的，她当时在外交学院学习在职英语培训课程。
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一名高大的外国男人正在狂吻一名漂亮的中国女孩，并把手在她的身上放肆地乱摸，我扭过头去，和身边的一位老外随便地聊了起来，这位长者自称是好莱坞的一名摄影师，现在在中国拍片。很快又有几位也来凑热闹，其中有一位个子很高的美国女孩，是位留学生，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到她无论从衣着还是举止方面都显得很传统，在她走开后，我转过去对我的那位朋友说：“不知你发现没有，好像这里的中国女孩很开放，而美国女孩反倒显得较为保守。”她笑了笑说：“这很正常，很多人都以为美国女孩比中国女孩开放，但现在似乎不是这样了。其实这就像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变化那样，美国年轻人在七十年代时的各种运动达到了它的波峰状态，造成了艾滋病横行等社会问题，经历了这么些年，现在已经处于波谷了，美国人也变得保守多了。而中国开放时间还不是很长，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发展的高峰中，也就是说，是处在波峰状态。所以你看到的现象也很正常了。”她说的很有道理，至少这里的女孩子都是比较开放的，和老外见了面先上去贴贴脸，哈哈，当然我指的是以前就相识的，和陌生人还没到这个地步。
我去了趟卫生间，在回到原座位的路上一位中国女孩主动过来向我打招呼，并用英语问我会说中文么。我感到有意思，就说“我就是中国人呀，当然会说中文。”她笑着说：“我把你当成外国人了。”
“啊？我很像外国人么？”
“不，我是说这里外国人很多，我把你当成了韩国等地方来的人。”韩国人？哈哈，听到别人说把我当成了韩国人我可实在是太高兴了，其中自有原因，当然这是后话。
我和她简单地聊了聊，她是一名海归，现在回国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我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就散了。在我转过身来时，发现我的那位朋友正在和一个很胖的人说话，但看起来她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我走了过去。她见我过来了，就转过来和我说话，没再理那个人，那个人瞪了我一眼后走开了。她说：“这个人真讨厌，说话举止特女人气，还总缠着我和他跳拉丁舞，我说不会，所以不想跳，他还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多亏你来了。”哈哈，我的这位朋友确实很漂亮，颇似影视明星陶红，可惜比我大几岁，而且早就结婚了，没机会了。“听说这里有不少人是来找一夜情的。”她神秘地对我说。“我也觉得有些人是，当然，不包括我，哈哈。”我的话音刚落，却发现刚才那个人又凑了过来，身后还跟了两个人。他走到我的朋友面前，又一次问他：“小姐，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你和我跳舞，能给我个面子么？”
“我说过了，我不想跳，请不要再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可以教你，跳跳就会了，来吧。”他伸手来拉我的朋友。
“嗯，”我发话了，“既然这位小姐不想跳，您就别勉强她了。好么？”
那人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谁？她男朋友么？”
“当然不是，她早就有老公了，都结婚三年了，是吧？”
没等我的朋友回答，那人就说：“那你还跟着掺乎什么？一边去。”
呵呵，口气不小，但如果他知道不久之前他面前的这个人还把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的老巢给闹了个底朝天的话，恐怕他绝对不敢这么嚣张了。
我想起了史蒂芬·席格在一部电影中在同样情形下说的一句话：“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男人在聚会上对一位女士不敬，那也是对与这位女士在一起的男士的不敬，相信我，这不值得做。”——这是他在那部扮演一名联邦环保调查员调查环保污染事件的那部片子中的台词。我把这句话用更为通俗的版本说给了这位不善的来者。
对方好像被我逗了一下，差点笑出来。他以一种鄙视的表情对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这句话倒使我真真正正地想教训他一下了，我指了指外面，说：“那边好像就是朝阳公园。”我的朋友听了，忙抓住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没说什么，而是自己走向了门口。我出了门之后，走向朝阳公园，但还没到达那里，就被几个凑上来的人拦住了。
“先生，是出来玩的么？我们夜总会有小姐，酒水价格也不高，去看看？”
我回过头去，那位先生已经跟了出来，后面还有两位帮手，不过这两位看起来倒不像打架的人，应该也是公司里的白领一类的。
那位老兄走了上来，伸出右手向我推来——看来他并不是要出手打我，而只是要对我进行推搡，但性质是一样的。我右手向左上截住了他的手臂，然后右腿向前再向右侧斜后方扫他的小腿，同时右手转向回收，再蓄势以短促劲一发，掌心直奔他的横膈膜处——虽然我没有传说中的传统武术里放人多少丈之外的本事，但我这个技术的运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后推和下扫腿同步进行，掌推用上了爆发的寸劲，在扫腿使他失去重心的同时，这一掌把他放出大概三步远的位置——他倒在了地上，能把这么个体形的人放出这么远已经不易了。
后面那两个人一下子楞了，面面相觑，不敢干涉。那位先生也被这一推惊呆了——这正是我要追求的效果，既能镇住对方，又不造成什么伤害，免得造成太大的法律纠纷。我连忙走了过去，对他说“呀，老兄，地这么滑，你怎么不小心点呀，来，快起来。”那位先生已经蒙了，见有台阶下，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聚会结束了，我和朋友分手告别，她开着车来的，要把我送回去。我说方向不同，我还是打车走吧。她笑了笑，和我说“Bye。”但在我刚要转身离去时，她又摇下车窗，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对了，忘了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对别人说我已经结婚三年了，这是我的secret。”
“哈哈，对不起，我当时只是想用这个支走那只苍蝇。”
她把车开走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坐进车里后对司机说：“直开，朝阳门，外交部。”——我要回我的新住址——外交部南配楼。
2003年11月13日08：10——北京时间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这是外交部的传统，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工作人员一般都要在电视前看某保密部门制作的《电视内参》。我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鉴于朝鲜半鸟局势的发展，T机关感到其特工赴朝韩执行任务的机会会大量增加，所以要给行动特工找到较好的掩护身份。考虑到我是从外交学院毕业的，以前又在外交部实习过近一年，所以让我冒充外交部工作人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做到以假乱真应该不难。而且T机关行动部的领导们之所以有这么个想法是有直接原因的——外交部这两年开始破天荒地面对社会在职人员录用公务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出于保密等方面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是只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一般也都是通过考试一毕业就入部工作的，以前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经历，只有少数军转干部除外，但外交部里的军转干部极少，一般都是在办公厅的保卫保密部门以及条法司边境勘界部门等与军事相关的部门工作。另一个例外就是有一些人是从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学会、外交学院，国研所等部属单位调来的，但其性质与军转干部和社招人员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原来就在外交口，只是原来是在外围部门工作。像现在这样直接对社会上的在职人员进行考录还真就没有过先例，但招收在职人员的名额非常少，绝大部分新录用的公务员仍是应届毕业生。但这还是给了T机关一个绝好的借口。就这样，我从T机关的一个掩护机构－－－－某市场调查公司被外交部录用为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我早就是公务员了。
按T机关与外交部商议的结果，我被分到了亚洲司朝韩处——这样T机关以后就有完美的借口把我派往朝鲜半岛了，而且我上次到日本营救林新时的公开身份正是外交部亚洲司七处（综合调研处）干部，这个以前公开使用过的身份正好可以与现在的职务在对外时以司内处际干部交流相互解释。我的真实身份只有部分部领导和亚洲司的部分司领导知道，朝韩处处长也被通知要对我“特事特办”。这样我就进入了在外交部“长期潜伏”的状态。
有两种长期潜伏的特工总在西方一些间谍小说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特别是Tom Clancy的。一种叫做sleeper，一般是指被派到敌方或从敌方那里发展的情报人员，他们的特点是平时不执行情报任务以免暴露，而是长期潜伏，一直到最关键的时刻再发挥致命性的作用。因为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所以被称为sleeper。
另一种叫做floater，一般都是行动特工，而且其潜伏的地点不一定是在敌方，在本国内也可以以掩护身份潜伏下来，平时也不执行什么常务性的任务，只是在有紧急需要时作为行动特工施展身手，如营救，刺杀，跟踪，绑架等。听到我对这种特工的描述，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起了某部电影中的某个人物？——－－－是施瓦辛格在《真实的诺言》中扮演的那个小商人，平时装得庸庸碌碌的样子，到了行动的时候就蒙着面大打出手，他平时掩饰得的确很像，以至于他的老婆都差一点被一个假特工骗走，还记得吧，哈哈。
我现在基本上就属于这种floater，平时在外交部扮演外交官的角色，当T机关需要的时候就借着外交特权与豁免来执行任务。
我虽然名义上是在朝韩处，但处长并没有让我承担太多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从我的背景和经历来讲，这个掩护身份是很合适的，但内部人仍能看出一些破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而朝韩处的人基本上都是学韩语的。当然，学英语的人被分去主管非英语国家在外交部也是很正常的事，就以亚洲司为例，负责尼泊尔的那个处的工作人员也并非全是学乌尔都语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也大有人在，负责印尼的人也是同样。亚洲司里好像只有负责日本和朝韩的两个处完全是由学本语种的人组成的，但既然别的小语种的处都有学英语的人，朝韩处也来了一个似乎也不算是什么先例，这样我的存在再一次被合理的解释了。
但仍有一件事能让亚洲司的人感觉到我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部里每个司的司办都有一个阅报室，大家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去那里看前方（指使领馆）发回的电报。电报根据涉密程度的不同被分放在不同的夹子里，秘密和机密的电报和文件通常依据不同种类放在蓝色、绿色和黑色的夹子里，而绝密级的则全部放在红色的夹子里，只有二秘以上的人员才可以看。鲜红的绝密件夹子可以让司办值班的秘书清楚地看到是不是有未达到相应级别的人私阅绝密件并加以制止。而出于我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亚洲司也按和T机关的协议，准许我在阅报的人较少的时候阅读绝密电报和文件，司办秘书得到了这个通知，但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原因，只是在我翻阅绝密报时从不干涉。
一天，我见阅报的只有我和一名老参赞就翻阅起了绝密件。那名老参赞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在一旁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以为他是要批评我。 没想到他却说：“我看你很爱看报，这很好。你知道吗？王毅副部长年轻时也在亚洲司，他阅报时就是不只看自己处的电报，别的处的电报他也仔细钻研，结果唐国委（唐家璇国务委员）当时是司领导，他在阅报时见这个小伙子这么勤奋就很看重他，现在王毅副部长终成大器。小伙子，好好努力吧。”——－－照他的说法，我比王副部长还勤奋，他只是看别的处的电报，我可是连绝密报都偷看了。
很快，这位和蔼的老参赞和我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交往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由级别上的差距的造成的障碍，因为他是一名闲着的参赞。外交部在国内部机关的参赞可分为两种，即现职的参赞和闲着的参赞。现职的参赞是指担任司处领导职务的参赞，按级别有处参、副司参等区别。闲着的参赞则可能是原来担任过现职，如担任过处长的一秘，在国外常驻任参赞回国后又没了位子——这一点在外交部很正常，因为人多位子少，哪怕你现在是副司长，去一个小国常驻当大使，回来后原来的位子被人顶了，也只能做闲着的大使，不担任任何领导职位。除非这个人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工作能力或有很强的人脉才可能在回国后继续升至部领导，但这实在是少数，四千多人就那么几个领导职位，哪有那么容易呀。而且这种国内外干部轮岗交流的制度正是外交部的官场上的特色，原来有位子，驻外后回来也未必有了，情况比其他部委的公务员还要复杂一些。所以一般的外交部公务员在退休时都是在处级或副司局级。男同志弄个处参是没问题的，勤奋点的可以当上副司参，但也有一些老一秘。女同志则有不少都是老一秘，有的也能当上参赞。所以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太大背景的人来说，自己在退休时能进步到什么程度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再加上工资较低，驻外生活艰苦，所以许多外交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想去外交部工作，我的校友黄健翔在毕业后就另谋他职，后来又辗转到了中央电视台，他在被采访时也说过：“我一进外交学院就明白了，那外交部根本就不是我去的地方。”外人可能搞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圈内人能够体会。
这位老参赞是从巴基斯坦回来的，姓王，于是我就按部里的惯例叫他王参。他在外交部干了近三十年，现在又没了现职，基本上是在养老等退休了，所以他整天也是悠哉悠哉，看报，上网，喝茶，打乒乓球，也是怡然自乐，还经常给我讲他驻外时的经历，很让我开眼界。看架势我在外交部“潜伏”个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部里深交点朋友自然是件好事。
2003年11月25日19：50——台北时间
潘境原翻阅着近期获得的关于大陆的情报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从公开的媒体上获得的，有几篇是从大陆媒体上获得关于中共外交部的报道，其一一个报道上附了照片，是中共外交部领导在带领工作人员搞体育活动的宣传照，这类报道实际上对军情局没什么价值，中共的外交部是“干净”的，即它是不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外交机关和情报机关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报部门便隶属于本国的外交机关。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界限却很分明，中国的外交部是不具备秘密工作的职能的，所以国际上也从未出现过中国外交官被驻在国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的情况。因此关于它的内部日常活动的情报是没什么价值的。潘境原刚准备把这张纸放在一边，却发现那个报道所附的照片上有一个人吸引了他。这张照片是在外交部院内的空地上拍的，外长李肇星和新闻司副司长章启月都穿着运动装和下属们谈笑风声，而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尽管照片不是很大，但潘境原还是认出了他就是他恨之入骨的那位大陆特工。潘境原已经把他的相貌印在了脑子里，所以认准了就是他。照片中的那个人当时正望向别处，看来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拍照了。潘境原立即给军情局的技术部门打了电话。
经过技术部门的电脑分析和鉴别，这个照片上的外交官和上回调查局在忠孝东路拍下的那名大陆特工是同一人。潘境原开始觉得奇怪了，难道这个人是外交部的？但他马上否定了这一点，就算外交部有一个秘密的不为人所知的情报部门，它的人也不会被派到台湾来，台湾在大陆眼里根本不是外国，轮到谁也轮不到外交部来负责，所以可以肯定这个人目前是在假冒外交官的身份，估计是在为出国执行任务做准备。
但不管他是哪个部门的，留着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潘境原和他一笔私人的账要算，所以潘境原在想了一会儿之后，叫来一名下属，告诉他立即与“长风一号”取得联系。
“长风一号”是军情局五处在大陆发展的众多特务之一。他真名叫韩磊，曾在武警某省总队服役。入伍前是业余散打运动员，在武警部队时由于身体素质好，且有散打的底子，被选拔到了机动支队的特勤中队。特勤分队是武警内卫部队中的精锐部队，其在武警中的地位相当于特种兵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其成员一般都是由从各分队选拔来的军事尖子组成。韩磊服完役后退伍回到了家乡当上了一名工人，但他不久就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凭他的体格和功夫，很快就被一名富有的台商聘为保镖，之后没多久他就在钞票的作用下成了台湾军事情报局五处的一名编外特工。军情局根据其特长，专门让其执行暗杀之类的行动任务。在成功地执行了几次任务之后，他受到军情局的重视，很快便被授予了“国军”上尉军衔，并可以与军情局五处主管他的副处长潘境原直接联系。尽管他有了军情局的上尉军衔，但一般来讲，情报机关给其外围情报员授予的军衔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授衔只是名义上的。前苏联的克格勃给无数为其服务的外国人授予过军衔，连将军都有一大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外国人可以指挥大批的苏联军队，只是有个名誉罢了，但这也不失为一种对情报员的激励方法，并使其有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
潘境原之所以第一个就想到韩磊就是因为韩磊的家就在外交部附近的三丰里小区。潘境原曾以台商的掩护身份去过北京，实地观察过大陆各主要政府部门的情况，以便为战争期间使用秘密武力进行突袭制定预案。他曾对外交部的建筑和警卫情况有过仔细的研究，当时他就住在韩磊的家里，从韩磊的家走到外交部的南门不超过五分钟，韩磊也因此被他指定为在开战时带队突袭外交部的武装特务分队长。现在的事情和外交部扯上了关系，他自然要让这位金牌杀手出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