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可以选择电话或电子邮件，前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各个办公室里肯定有电话的。刚才我们搜了那两名警卫的身体，但没发现手机一类的东西，估计在内部是不能随身带着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被外界窃听。我和朴正圭持枪上了二楼，可以走廊里有一些走动的人，他们也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能区分不同的人标志就是衣服上的号码——这样我们可能被那两名警卫的熟人认出，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进了楼下的厕所，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得赶快行动。朴正圭的身高和他冒充的那名警卫的身高差不多，就走进了前面的一间屋子，桌子上摆了一部电话，屋里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摆弄着一些瓶子。朴正圭指了一下电话，然后过去顺手拿了起来，但他发现这只是一部内线电话，无法向外打。我们可能来不及挨个屋子找外线电话了，我也走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屋里的那个人回头看我，我用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问他哪里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平静，告诉我这个楼里没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我向朴正圭示意了一下，他一枪托把这个人打晕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应该是赶紧离开这座楼，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后包围起来。我们俩赶紧出了楼——本来这里是个战略要地，控制住化学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的力量还明显不够，而且我们必须先通知外界，因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就算全体犯人都被武装起来也可能对抗不过这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突击队。
现在我们只能向边上的装备库走去了，那里可能找到对外的电话，如果能占领那里的话，我们没准能找到更威猛的家伙，以少胜多才会有可能。我们快速进了装备库后，在门口的哨兵奇怪地看着我们，穿着防护服的人怎么会来这里，我用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又向外指了指，表示要打外线电话，对方竟用手朝一楼的里面指了指。我们点了点头就走进去了，进去时我仍暗中观察他，免得他已经识破了我们并趁我们不备从后面下手。一进装备库，除了库房外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值班室，三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便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朴正圭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对方显然惊呆了，我走过去拿起了电话。拨了老佟在中国大使馆的办公电话——这样从外面直接打进的电话是百分之百要受到警视厅和公安调查厅的窃听的，但这样更好，可以使他们更早地知道这边的情况。
老佟在听出是我的声音时显然有些吃惊，我简要地告诉了他这边的情况，并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方位是东京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放电话的桌子上一本信笺上的抬头这样写着。这时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了一片噪杂声——估计是警卫的尸体被发现了，不过我们现在手上有三名人质，估计可以抵挡一会儿。老佟在电话那边说他马上通知日本政府组织营救，然后我们就中断了通话——日本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已经听到我们通话的内容了，他们会更早就采取行动的。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公安调查厅的石桥课长接到监听值班员的汇报，一名中国间谍从警视厅第二训练基地向使馆电话报告，他们和一些外国间谍被北野囚禁，后者准备发动对日本政府的攻击并备有生化武器。情况看来很紧急，石桥马上给警视厅打了一个电话。
2003年1月6日16：12——东京时间日本警视厅第六机动队第七分队的队员已经登上了直升飞机，他们是这次突击行动的尖兵。其他分队的队员也登上了装甲防暴车，跟随着前面的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车辆向第二警察训练基地进发。公安调查厅是主管对国内反政府势力的侦察工作的，但它只是一个文职特工机关，没有任何用于平暴的准军事行动力量，所以现在它在和东京警视厅的有关人员及作为作战主力的第六机动队一起向北野的基地开进。鉴于北野曾在警视厅多年，这次行动除了警视厅高层人士外几乎没有任何部门的人知道，由一位高层指挥官直接带领机动队员配合公安调查厅逮捕北野。直接执行作战任务的警视厅第六机动队是警视厅所有机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日本赛场的保卫工作就是由第六机动队负责的，而乘坐直升飞机执行第一批次突击任务的第七分队又是第六机动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专门负责反恐任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秘密潜入北野的基地，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但那名中国间谍在电话中说他已经进入了北野的装备库，那北野现在应该察觉到他已经向外面打电话了，行动的保密性已经无法保证，所以干脆就让机动队的精锐突击队以最快的速度杀到现场。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门外的恐怖分子开始向屋里喊话了，让我和朴正圭无条件投降。我们俩让那三名警卫手抱着头站在门口，如果恐怖分子向屋里射击的话，他们三个将首当其冲。外面的恐怖分子说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考虑，过了五分钟如果我们不释放警卫并缴枪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我看了朴正圭一眼，他向我摆摆手，也是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不知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如果五分钟之内能赶到就再好不过了。我再次拿起电话，但发现电话线已经从外面被切断了。
估计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向外面求援了，那这时北野应该开始组织防御了，那些生化武器……糟糕。
2003年1月11日16：10——东京时间值班室的门被一下子踢开了，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滚了进来。我已经躲在了放电话的桌子后，朴正圭也藏在了门的斜后方——都是外面的人从门口观察不到的死角。而那三名警卫则仍手抱着头正对着门站着。一见有东西滚了进来，我和朴正圭都闭上了眼睛——我们已经料到那是震眩弹，这里是警察训练基地，肯定不缺各种警用装备。像这种“劫持人质”的局面，对方肯定不会不借用催泪弹或震眩弹而直接突击的。但对方显然不会使用催泪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戴着防毒面具，那扔进的东西肯定是更厉害的震眩弹了。
尽管我闭上了眼睛，但还是感觉到了震动和强光——这种强光可以使人暂时失明一分钟，其震动可以把人震呆，暂时丧失战斗能力。等我感觉到震眩弹的作用过去之后，我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三名警卫正躺在地上呻吟着——震眩弹显然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这时，一名端着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在他向我们开枪之前，早有准备的朴正圭已经一枪让他的脑袋开了花。
朴正圭马上又向前爬到这名突击队员那里把他的尸体向里面拖，准备拿到他的装备，我把枪指向门口掩护他。我突然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因为他在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上翻出了另一枚震眩弹。
当这枚震眩弹被扔到门外后，我们听到了外面的人的叫喊——震眩弹对他们也起了作用。等震眩一过，我们立即冲出门外。但这时我们发现外面开始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增援部队到了。
为避免被误伤，我和朴正圭都脱下了带有防毒面具的连体防护服。等装备库门口的枪声稀落下来后，我们听见有人向里面喊话，如果里面还有恐怖分子，请立即缴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我和朴正圭立即向外喊，告诉了他们我们是被囚禁的犯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外国口音就让我们马上出来。
我们和机动队员一起向装备库的里面走去。在我和朴正圭被困在值班室里面时，已经有不少武器被恐怖分子拿走了，但仍有不少武器在这里，如果里面还有残余的恐怖分子的话仍然是很危险的。在我们走过重装备库的门口时，从里面飞出一颗子弹，走在前面的机动队员倒了下去。我们马上卧倒，一名机动队员把枪向前探，枪口转向重装备库的里面，但另一名队员制止了他，说这里是重装备库，里面可能有炸弹之类的爆炸物，向里面开枪的话弄不好我们全得被埋葬在这里——敌人在里面可以向外面开枪，我们在外面却不能向里射击。机动队员又开始喊话，但回答他们的是一句粗话，紧接着是一颗子弹，不过没有打到人，因为我们都卧倒着。我立即起身跑进边上的库房，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催泪弹或震眩弹，但没有找到，但却发现了一些Mils手榴弹（即中国人俗称的“癞瓜”手榴弹）和较长的木柄手榴弹。我看了看木柄手榴弹，又看到了墙上写着的“禁止烟火”的标记，马上有了主意。
我拿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回到了原位置，朴正圭见我拿了颗手榴弹过来，以为我要往里扔手榴弹，急忙说：“你疯了么？往里扔手榴弹？”我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问身边的机动队员带没带烟，一名机动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了我一盒烟递给了我，我拿出了一根烟后又向他要了火柴，朴正圭等人仍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点燃了香烟后，用烟头去烤手榴弹的木柄，一会儿木柄上就开始冒了烟。然后我把手榴弹扔进了库房。
里面的那名恐怖分子见外面扔进了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以为我们是要彻底炸毁弹药库了，顾不得许多，一下子冲向了那颗手榴弹，想把它扔出去。他刚冲到手榴弹那里时，我已经飞身扑了上去，左手去抓他持枪的右手，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右手一挣，从我的左手中逃脱出来，但这时我的右手已经找准了他脖子上的迷走神经，右手拇指使劲一抠，他当时就昏过去了。
2003年1月11日16：50——东京时间整个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机动队员控制了局势，生化武器楼也被占领了。在对这座最危险的小楼发起突击前，机动队员对它使用了一种神经性毒气，类似于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解救剧院人质时使用的催眠毒气，事先便摧毁了里面的人的战斗力，使得里面的毒气无法发挥作用。被囚禁的犯人也大都被解救。但北野却不见踪影。我和朴正圭带着几名机动队员冲进了他的办公楼，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所以冲在最前面带路。他的办公室关着门，我们就先冲过这个门向前方的屋子冲去。但我刚向前跑了几步就感觉身后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前扑卧倒，当我回头看时，朴正圭和机动队员都中弹倒下了，在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手拿冲锋枪的北野。我朝北野打了一个点射，但他敏捷地撞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进了屋里。我马上上步*在了门的左侧。朴正圭受了伤，我看了看他，他向我做手势表示情况还行——朝鲜特种部队的军人一向是以坚强著称的，以前突袭青瓦台未成的三十一名朝鲜特种兵中有二十八名牺牲，一名被俘，剩下的两人都受了伤，一个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但仍然带伤跋山涉水，偷越朝韩边界回到了朝鲜。但现在朴正圭的大腿上也中了枪，暂时无法战斗。我让他躺着别动，然后将枪的前部探进北野的办公室打了几枪，北野立即还击，子弹打在了门口。我拿起一个被打死的机动队员的头盔扔进了办公室。我在听到枪声后立即冲到了门口，枪口指向屋里——现在北野的注意力应该在我扔进头盔的那个方向。
北野果然蹲在他的办公桌边，枪口指向墙壁——头盔刚刚落在那里。我立即向他射击，但他马上又缩回了办公桌下，同时从桌子底下向我开枪，我立即向一旁扑去，在我落地时听到了北野的枪里传来的“咔嗒”声——他没子弹了。我立即起身向桌子下开枪，他就地一滚，在枪了几声后，我的子弹也打光了。我顺手将枪扔向了北野，他动作很快，一向子就从办公桌周围的那块小地方蹦到了屋子一偶的较开阔地带，我向他扑去，他继续向侧面一蹿，我扑到了他刚才呆的桌子周围的地带。北野向门口一挪，顺手拿起了挂在墙上的日本军刀——糟糕，我现在开始后悔刚才不该扔空枪砸他，因为我现在完全是徒手对他的军刀了。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向他扔去，北野很轻松地用军刀一劈，那本书被齐齐刷刷地切开了，这并没有阻挡他向我逼来的步伐。我又拿起另一本书向他砸去，他又是一劈，准确无误地把这本书又劈成了两截，他不愧是剑道高手，这仍没有阻挡住他的进逼的步伐——他现在已经离我很近了，脸上带着狞笑。我又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辞典向他扔去，这次我扔向了他的军刀劈击的死角——他持刀的手臂，因为他的军刀可以劈向任一方向，唯独无法劈向他自己持刀的手臂。这下子他不得不躲闪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向前一蹿，正站在了他的面前，我的脸几乎要贴在了他的脸上——这时他的军刀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因为对付长刀就如同对付棍子和鞭子一样，当你冲到了他的面前时，这些武器就会失去效力。当一个人差不多脸贴脸地站在你面前时，你手中的军刀根本劈不到他，因为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更没法抡起军刀了。
北野被我这一新奇的招法震惊了，我趁机一记低发的上勾拳打在了他的裆部，当他被击中后弯下腰时，我又借机一个转身过腰摔将他扔在了地上，他的军刀也掉了。但北野不愧是个老手，刚一倒地就一记外摆腿踢在了我的腰上，同时去够掉在地上的军刀。我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只钢笔，就立即拿起来并取下了笔帽。这时，躺在地上的北野已经拿到了军刀并准备向我劈来，但用军刀砍人前是要有一个抡起的过程的，北野在地上向我抡起军刀时，我也在用手中的钢笔沿着最短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向他的脖子刺去。当他的军刀还在半空中时，我的钢笔尖已经刺进了他的颈动脉。
2003年1月25日14：35——东京时间我坐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执行间谍任务，却经历了这样的生与死的考验。我现在在飞机上坐着无聊，大脑便开始搜索着所有关于间谍的信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都在追溯间谍这一行业的起源，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竟然说最早的间谍是在《圣经》里的摩西那一时代，但最后最全面、正统的间谍学的起源被认为是在中国，因为《孙子兵法》里详细地阐述了用“间”的理论。科技在不断地发展，技术情报手段在不断地更新，但《孙子兵法》里的人力间谍理论却从未变过，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间谍这一行业也由于影视小说等作品的渲染而变得浪漫化了，它的残酷性却往往因此被人忽视。以前我就提过对外情报工作的难度是大于反间谍工作的难度的，因为在国内反间谍时你有着种种为你的侦察提供便利的特权，又有着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但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任何特权来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一切都需要绝对的保密，而且有时你会发现你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敌对国家的整个反间谍机关，军队和警察。但即使这样，在历史上仍有许多间谍能从敌人的天罗地网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期，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可见间谍这一行业被神化也的确由其原因。奇怪，我怎么又开始琢磨这些抽象的东西来了？可能是我被囚禁的太久了，养成了*琢磨事情来消磨时间的习惯了。不想了，睡觉吧。在我闭上眼睛时，大脑中又闪过了麦克阿瑟的那句话，不过我替换了主语：Spie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间谍不会死，只会慢慢消失。（完）
后记：2003年8月2日11：00——北京时间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特工的故事（第四部）
第十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一）
2003年9月12日22：39——伦敦时间
我坐在带着外交牌照的车里，等待着刘文泰的到来。我来伦敦快一周了，一直等待着这一刻。我这次的任务是从刘文泰那里拿到他所掌握的中国政府内部为A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刘文泰出生在新加坡，后来移民A国，并成为A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人员。由于他在新加坡出生，所以在长相和语言等方面在向中国渗透这一点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刘也的确是一名很有成效的特工人员，他不仅打入了中国政府的高层圈子，而且还成功地渗透了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为A国情报部门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A国情报部门将他从一线调到了A国情报部门的机关里做案头工作，但可能是因为刘知道的内情太多，触及了A国情报部门的利益，他开始在A国情报机关内受到排挤。后来，刘由于长期从事紧张的秘密工作使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经常做一些不太正常的事，不过都算不上大事，但最终他还是在一家超市里偷窃小日用品时被保安抓获。A国情报机关则借机将他踢出门外，刘一下子就成了一名流浪汉。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坚信自己之所以因小事被开除是因为A国情报机关早就有缷磨杀驴的想法。他曾向有关方面投诉过，但自然不会有结果。这件事也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十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外出购物归来后突然发现口袋里被人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纸条的作者是刘文泰，他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当年由他发展的而且现在仍在中国政府内的A国情报员名单，交换条件是我方向其提供若干数额的美金以解决其生活上的问题。这名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T机关的驻外情报人员，看来对方显然知道他的身份才专门把纸条递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不是个恶作剧，而且纸条上还提到了一位敏感人物，仅凭这点就可以确定此人应该是刘文泰一样的知晓内幕的人物。估计他是为了躲开A国反间谍部门在国内无孔不入的监视才把地点选在第三国的，但像他这样敏感的人物离开A国国境也肯定是要被跟踪和监视的，更何况英国反间谍部门MI5和A国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估计也会对他进行监视。刘文泰在纸条上还写了交货与付钱的时间与地点。为确保交易时不出意外，T机关决定派一名行动特工负责在现场与刘交易，由于T机关驻英情报站全是由负责政治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和反间谍情报三条线的秘密情报人员组成的，所以没有专门执行危险的外勤任务的行动特工，T机关总部便将我派到了英国。
我到了伦敦后一直住在使馆，因为这次我的掩护身份是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的外交信使，以信使为掩护身份是因为信使在国外都是短期出差，最多十几天就回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刘接头，在拿到资料后就可以把情报装入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邮袋安全地带回国，因为外交邮袋是不受侵犯的。但这只是在敌人不敢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以前就出现过信使被杀，被绑架，邮袋被劫的情况，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人也许还记得影片在一开始就说两名德国外交信使被杀，证件被劫。这虽然是电影，但现实中也不乏其事。冷战时期，法国情报机关"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特工一次想在国际列车上夺取两名苏联外交信使铐在手腕上的外交邮箱，但见这两名苏联人身材高大，看起来训练有素，估计是由克格勃的行动特工假扮的，就没敢贸然直接下手。后来法国特工设法住在了两名苏联人的卧铺隔间的隔壁，然后他们在两个隔间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个眼，对两名苏联人施发了催眠气体，在两人昏睡过去后偷到了外交邮袋。
我这次是和另一名真正的信使一起来英。一般情况下，临时出差的人可以选择住在外面的旅馆里，但信使则必须住在使馆里以保证其安全，而且信使一般要在使馆里住上几天到十几天，等使馆方面回复完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公函后再将复函带回。信使在使馆等待的那段时间一般都颇为无聊，所以和我同去的那位信使竟然带了一部电视剧的影碟去以打发时光。我为不引人注目，所以很少出去转，但我也可以肯定我已经被MI5拍了照——我是坐着使馆来机场接我们的车进入使馆的，但这也难不倒MI5的反间谍技术人员的，他们在鉴别外国情报人员方面一直居世界前列。驻英使馆的研究室里居然还有两位是我在XX学院时的老师，他们是被XX部以干部交流的名义派到驻英使馆来的，因为XX学院由XX部直接管理，所以其教师也算作事业单位编制的XX部干部，但教师出身的人在使馆一般都是做调研工作。使馆的日子比较平静，只是每周三下午要有点风波，因为这是流亡英国的"藏独"分子每周都铁定了要来中国使馆前示威的时间，但他们也不敢太造次，如果使馆碰巧在这时有外事活动的话，就会把电话打到苏格兰场，到时自然会有英国警察来驱散他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盼着刘快点到来，大半夜地呆在这个不熟悉的僻静地点不是很安全，真遇上亡命的劫匪他们才不管什么外交特权与豁免呢，警察倒是轻易不敢犯这条。我在开车来这里的路上发现了有车在跟踪（使馆的车外出一般都要受MI5的跟踪），但我在路口转弯时轻易地甩掉了他们。我以前就看过刘的照片，也了解一些他在中国时的活动情况，现在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能认出他来。
2003年9月12日22：40——伦敦时间
规定的接头时间到了，我在车里向四周望去，看见一个人从小巷里向我走来——果然是刘文泰。他见了挂着使馆牌照的车子和坐在车里的中国人后就直接向车子走来。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后就问我钱带来了么，我指了指车的后座，他让我把钱拿过来。
他在看了钱后就递给了我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个电脑优盘。我说：“我怎么知道里面就是我要的东西？”刘笑了笑说：“间谍活动也是有游戏规则的，我是一个老特工，当然明白这一点。A国情报局破坏了对自己人的游戏规则，我当然也没必要遵守这些规则了。比如，他们本来是不允许我出境的，但我还是耍了他们，溜到了英国来。我们之间的规则是你给我钱，我给你情报，如果我骗了你，恐怕你要找到我也不是很难吧。我听说你们T机关的行动特工可是比国家安全部的厉害得多了。我可怕会中国功夫的杀手，哈哈。”——他居然知道T机关的存在，事实上目前也没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知道T机关这个中国最秘密的情报机关，知道的也不是太确定，只是把它当作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秘密部门。看来刘对中国政府的渗透真的是很深。而且他对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的行动特工的比较也是不无道理的，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地方各级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并非一个实战单位，尽管它也有自己的对外情报特工和行动特工，但在外勤秘密活动方面还达不到T机关的实战水平，因为T机关的特点就是以外勤秘密情报活动为主要业务，不存在什么指导地方各级机关的工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地方分支机构，只是在国外有许多情报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和更隐蔽的情报单位SD——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关系。
刘文泰下车后，我也调头把车开走了，但我刚开了几步就从反光镜里发现刘文泰的身后出现了两个身影，并向刘快速逼进。不好，我立即调转车头开了过去。
当我逼进那两个人时已经看见其中一个掏出了刀子。我快速逼上去，把车挡在了他们和刘之间。我猛地把车门推开，撞在了那个拿刀的人的身上，他被撞退了几步，刀子也掉了。我刚一下车，他就一拳打过来，我闪身一躲，他的拳头打在了车门上。这时我也看清了对方——他看起来瘦小但很精悍，很像广东人，估计是当地华人移民的黑社会成员。我借机抓住他打在车门上往回收的右臂向左后方使劲一拉，同时突然发力来了个侧闪，左脚在下面使了个绊，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式摔跤里的“泼脚”动作，一下子就把他摔到了我的身后——他倒在了紧贴车轮的位置。他刚要站起来我便用右手的掌根向上猛推他的下巴——打击下巴也可以用拳，但有人曾经在用拳重击对手下巴时把自己的手指也打伤了，当然，对方的下巴的境遇也不会太好，但如果用掌根的话就不会造成对自己手部的伤害了，而且两者打击的效果也差不多——这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但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人从后面紧紧地锁住了——是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技术很熟练，用伸直的手掌的食指外缘用力卡我的喉结，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的前面助力。我刚要进行反击就感到对方的压力一下子小多了，紧接着他的手干脆就松开了。我向前跳了一步回头看去，刘文泰站在袭击者的身后，右手完全伸直——看来他刚才在袭击者的背后向某个部位戳了一指。当袭击者转过身面对他时，刘文泰伸直的手掌像金蛇吐信一样快速地将指尖在对方的喉结周围戳了两下，对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
刘文泰对我说：“孩子，你快走吧，我照顾得了自己，后会有期。”然后就向小巷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快速开车回到了使馆，路上也没出什么意外。
2003年9月21日08：42——北京时间
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起来接了电话。对方说：“您好，我们是XX文化发展公司，已经收到您的简历，请与今天上午10点来我公司面试。”——这是T机关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在用暗语通知我上午10点到T机关三号办公楼报到。我本来现在是在完成了在伦敦的任务后的休假期，现在又有事找我，估计剩下的假期休不成了。这次的事情看来也不会是小事。
2003年9月21日09：00——北京时间
T机关三号办公楼行动部主任办公室内，我坐在肖主任办公桌的对面。肖主任对我说：“根据刘文泰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和国家安全部一起抓获了大量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叛徒，包括许多福建省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一名供认自己除了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外，还为台湾军事情报局工作，并曾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他又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在台湾受训期间在曾一名军情局特务喝酒，对方喝多了，无意中说出他过去曾在军事情报局在台北郊外的一个秘密的据点任管理员，因为那里保管着大量军情局在解放军内部发展的情报员的档案。对方特意向他炫耀那时自己接触的档案全是最高机密。” 他说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严肃地看了看我，然后说：“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台湾了。”
“你是说我把那些档案带回来？”我问到。“对，但档案有好几大铁柜子，看来你还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2003年9月23日10：34——北京时间
我站在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训练场上的模拟跳伞台上，这将是我今天上午第三十次跳出“机舱”了。自从我在肖主任那里接受了任务后就开始了伞降强化训练。跳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刚到一局后就在这个特种大队接受了跳伞训练，因为这是行动特工的必训科目。如果想秘密潜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有三种途径，即陆路，海路和空中。陆路渗透就是指偷越国境，但如果对方不是邻国的话便没办法了，走海路则可以通过直接潜水登陆，也可以乘潜艇或高速摩托艇登陆——朝鲜特工和特种部队常用这种方法向韩国和日本渗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水上特种部队，即战斗蛙人——在台湾一般被称为水鬼，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偷袭大陆。甚至在007的影片里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穿着潜水服上岸的镜头，在“Thunderball”一集里还有他和大批特工（在小说里是潜艇水兵）穿着潜水服在水下与敌人的蛙人集体搏斗的精彩场面。但如果要被渗透的国家是个内陆国，恐怕潜水也会失去作用。而空降才是万能的渗透方式，因为哪个国家的上头都是天空。
我在这里先强化一下出舱动作，几天后再与去伞训的特种兵们一起真正地跳出机舱。我在这里还可以熟悉一下将和我一起去台湾的特种兵们，他们将由哈连长带领。哈连长是蒙古族人，以前是27军的一名侦察兵，后来考上了军校，在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特种作战及侦察指挥专业学习了三年后被分到了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这次他将带上一个武装侦察排和我一起去台湾——很多人搞不清特种兵和侦察兵的区别，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只是规模上不同罢了，按传统的编制，解放军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由团部直属的特务连，其中有一个侦察排，负责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进行战术侦察，如果到了师的层次则至少要有一个独立的侦察连，可以担负战役层次的侦察，要是到了军区的层次则需要有一个较大的侦察单位来进行战略层次上的侦察及特种作战任务，叫做特种大队，以前叫侦察大队。由此可见，侦察兵和特种兵其实是同一兵种，只是编制小的单位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编制大的单位执行战役和战略层次上的任务。举个例子，如果你需要侦察敌人的一个火力点的火力情况或抓一名俘虏，则一个侦察班就差不多够用了，如果你要对敌人首都的要害部门进行突袭或摧毁敌人防守严密的军用机场，核设施或指挥部一般就必须要整个特种大队参战了。特种（侦察）兵也分许多种类，但只要大体上分为武装侦察和技术侦察两种就可以了。基本上每一个部队的侦察单位都是由武侦分队和技侦分队两部分组成的。
按T机关行动部的计划，在我们秘密空降到台北后，我先带着那个提供情况的人，原福建省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史建斌去将那个透露秘密据点情况的台湾军情局特工王世俊擒获，然后对他进行审讯，查出秘密据点所在地，再带着特种兵突袭秘密据点，然后由我方派飞机来把我们和绝密档案一起运回大陆。当然，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方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
台湾方面曾为防止大陆方面的空降采取过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可笑的一点是在一些城市的电线杆顶端插上尖锐的长针，这样就会对空降人员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只能在我方空降兵大举进攻时起到点作用，但不会有什么回天之力，因为不会每一名空降兵都正好跳到电线杆上。而对于小规模的我方特工或特种部队的秘密空降则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小规模的敌后空降一般都是会把地点选在郊外的，要是在市区空降很容易会被警察或市民发觉。
2003年10月14日23：48——北京时间
福建省某地，我和哈连长及三十几名特种兵就要登机了，同机的还有一名总参情报部门的军官，他叫李明，曾经秘密潜入过台湾，非常了解台湾的情况，和我方在台湾的潜伏人员也有过长期接触，并且练出了和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一模一样的口音——我在这之前也专门接受了台北方言的强化训练，训练之余我还常看一些台湾电视连续剧，一方面摹仿语言，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台北的风土人情——这比模仿日本人容易多了，起码语言上的问题不大，但关键是要注意言行举止要有台湾特色，不能暴露出大陆人的风格。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朝鲜特工对韩国的渗透，韩国安全企划部和警察曾对老百姓发布公告，如果在街上发现一些穿同样的衣服，都留着短发，土里土气，带北方口音（其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了），做事唯唯诺诺，怕惹事的人就立即向警方报告————与其他国家的警察不同，韩国警察的第一要务不是维持治安和打击犯罪，而是对付朝鲜的特工人员。
李明比我大几岁，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总参情报部门从事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是我们这些人里唯一一个对台情报专家。我们潜入台湾以后具体工作的开展就全＊他了，因为他负责与潜伏人员的联络，在整个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建斌当然也和我们一起去，台湾方面为他提供过了伞降训练，倒也省了我们的事，只是事前让他又温习了几遍。他实际上也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能帮我们抓到王世俊以查到秘密据点所在地。这也是他戴罪立功的一个好机会。
登上飞机后，哈连长才向战士们介绍了我们的任务，此前为了绝对保密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这次具体是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一听就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个战士马上说：“我一听是来福建还以为是让我们当打台湾的尖刀部队呢，可把我乐坏了。”哈连长笑着说：“那你明年就别退伍了，一直等着吧，真打的时候我肯定让你第一个空降到台湾 。”一个坐在我身边的战士听说我是行动特工后居然偷偷地问我有没有杀人执照——看来他是受到了007的影响。其实所谓的杀人执照纯是扯淡，就算英女皇为007颁发了杀人执照，他来中国杀了人被抓照样要被判死刑，中国的法律是不会给英女皇面子的。反过来说，就算你没有杀人执照，你为本国政府杀了人之后只要及时逃回本国也不会被对方处死。所谓的杀人执照其实就是你杀人后逃跑的本事。但英国政府也的确向MI6（007的工作单位） 的特工人员进行过授权，准许他们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恐怖分子”使用致命武力，但这种“杀人执照”并不会阻挡利比亚反间谍部门的活动的。
这时一个战士又说：“反正我们都要到台北去，那干嘛不干脆借这个机会把陈水扁给干扁了？”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战士马上说：“虽然我们只有三十多人，但如果策划得好的话，真打进他的总统府也不是不可能。”——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偷袭青瓦台的那件事。那次也是三十多名特种兵，他们着韩国军装潜入汉城，准备刺杀韩国总统等高级官员，但因不慎穿着苏联制军鞋被警察识破，后来被韩国大批军警追剿，大部分突击队员英勇牺牲。这突然让我对这次来台湾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2003年10月12日20：25——台北时间
“总统”陈水扁的办公室门外，“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以前的“军统”）局长戴伯特正在等待着陈水扁的召见，由他的部下潘境原策划的这次“诱捕共谍”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扁总统的极大兴趣，竟然在一听到这个计划后直接让戴伯特来他的办公室面谈。
面谈开始后，戴伯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这实际上是由军情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提出的。潘的部下黄大伟在大陆策反了福建省某机关工作人员史建斌，在黄的推荐下，潘让其来台接受军情局秘密训练。但在史来台后，潘境原发现史并不适合情报工作，不可重用，但现在已经让他知道了不少内情，让他活着回去似乎不是太好。在想到这一点时，他又觉得这么做一旦走漏了风声军情局将信誉扫地，没有大陆人再敢为其服务了，而且这在内部影响也不太好。于是，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命令手下的王世俊少校，即史建斌的密写术教官请史喝酒，并装做醉酒向史透露其曾在台北的阳明山附近某军情局绝密基地任职，该基地内藏军情局的大量关于在大陆军队系统内发展的情报局的文件，其中许多情报员的级别和军衔非常高。
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料到史这种人迟早要被大陆方面逮捕，而且由于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算大陆不知道，军情局也可以故意走漏风声让其被抓，这样他就可能在被审讯时说出所谓阳明山秘密基地的事情。由于特意说明了那里的绝密文件是关于解放军内的台湾特务的，按目前台海的局势，大陆方面肯定会急于得到这些文件以尽早消除军队内部的隐患的，因为这些军队里的内＊暴露的越晚，大陆将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就越小。
于是，当史一回到大陆，军情局的特工就对他进行了监视，一旦他被安全机关逮捕或突然失踪就向军情局汇报——估计很快大陆方面就会对“绝密基地”采取行动了。
现在戴伯特已经得到了情报员的密报，史建斌已经被大陆安全机关逮捕。戴估计时机已到，便立即向陈水扁汇报了这一情况。
按军情局的计划，大陆在知道绝密文件的信息后，肯定会派特工人员来台夺取这些文件，到时候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将其抓获，但并不是等其一入台就动手，而是先对其进行监控，因为这些特工不可能不寻求大陆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通过监视便可以发现在台湾隐藏得很深的大陆潜伏人员，这些人都是心腹之患，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连根拔掉——大陆方面想通过派特工来台夺取文件以查清在大陆的台湾特工，而军情局的行动却可以借机查清在台湾的大陆特工。这样一来，大陆就失去了在台湾岛内的耳目，恐怕其不敢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就算大陆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也将在情报上占很大的优势。
戴伯特汇报完毕后，陈水扁高兴得眯起了眼睛，说到：“这个计划很好，很合理，估计大陆方面会上钩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陆在台潜伏人员始终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这次要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给大陆点颜色看看。我会让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和国军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你们的行动。国防部高层也将会为你们专门抽调‘夜鹰部队’来负责直接对付来台的共谍。”
陈水扁之所以提到法务部调查局是因为这次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岛内反间谍工作，尽管是军事情报局的人出的这个主意，但军情局只负责在大陆和海外进行情报工作，无权在岛内进行此类反间谍工作，此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法务部调查局”，即前“中统”。它是台湾各情治单位中实权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在岛内不仅有秘密调查的权力，还享有拘捕等强制性权力，其侦察范围也极广，凡是和政治安全及贪污受贿有关的案件都要由其插手，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不像它对外宣称的那样只限于岛内，它同时也从事对大陆的进攻性的情报工作。陈水扁也不仅用它来对付间谍，还用它来调查选举等政治活动中的“黑金”案件等，以确保岛内的政治稳定和陈水扁本人的政治地位。刘德华和梁家辉曾主演过一部叫《黑金》的影片，就是表现调查局人员调查黑社会人员渗透台湾政坛的案件的。
这样一来，等大陆特工到了台湾，就会由调查局人员负责全程监控，军情局人员配合。如果对方有武装，则可由“夜鹰部队”出面对付。“夜鹰部队”即宪兵特勤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在平时反渗透的特种部队，是台湾各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编制在一百人左右，目前编为三个组，包括主要配备手枪及冲锋枪的突击组、配备MP5冲锋枪及M16步枪的支持组，以及配备狙击步枪的掩护组，平时都固定维持在三分之二人员待命的状态。
戴伯特又说：“由于这次是来直接夺取文件，所以估计大陆方面可能派出武装特工，甚至特种部队。我看是不是有必要通知内政部警政署，让其命警方的维安部队和霹雳小组也做好准备，一旦武装共谍漏网窜入市区，就可以发挥维安和特勤人员的室内近距离作战优势将其歼灭或擒获。”陈水扁说：“嗯，不错，应该让他们也有所准备，不过要注意不要再扩大知情范围了，免得被对方察觉。”然后，他把身子往后＊在了椅背上，一字一句的说到：“这次要让共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他们在台湾的老本都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