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00：41——台北时间
飞机到达预定地点了，地面上没有什么动静，看来没有惊动敌人。在地面接应的潜伏人员也发来了信号，战士们都起身准备跳伞，我暗中观察了一下史建斌，他好像有点紧张，得看紧他，免得他再次反水，在落地后乘夜色溜掉。李明在经过我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排队跳了出去。很快也轮到我了，我走到机舱门口，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纵身跳出了机舱。
特工的故事（第五部）
第十一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二）
2003年10月13日10：00——台北时间
台北阳明山“芝山庄”军事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内，台湾“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相关人员正在召开绝密会议，讨论“诱捕共谍”的具体方案。为了尽量保密，参会各方都是在缩小范围后选定的部门——－－一般来讲，涉及重大反间谍业务的事项也应通知“内政部警政署”和“总政治作战部”等部门派员与会。
但为了保密起见，按陈水扁的指示，仅由以上与此案直接相关的部门参加讨论。其中，“国家安全局”号称台湾的“情治太上皇”，因为它负责协调其他所有情治单位的活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事实上“国家安全局”就是模仿中情局建立的，而“法务部调查局”则是在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的模板上建立的。“国家安全局”也不仅仅只是个总的情报协调机构，它也可以从事直接的对外情报工作，其成员在海外一般都是以台湾“外交人员”身份出现，出了问题时一般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相比之下，同样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军事情报局”人员则一般在海外以非官方身份出现，即情报界通常所说的“illegal”，出了问题则很少由外交渠道解决，台湾方面甚至可以干脆就否认出事的特工是自己的人，因此其工作的危险性要大于“国家安全局”驻外人员。
“宪兵司令部”与会是因为其下属的精锐特种部队“宪兵特勤队”（代号“夜鹰部队”）将负责对付武装的大陆特工或特战队员。宪兵是“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重要政府部门，外国驻台“使馆”，以及国际机场，核电厂等重要目标，维持社会治安，处理突发事件，并负责进行反恐怖，反渗透等专项任务————这一点上与大陆的武警部队相似，但不同的是，大陆的武警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执行公安任务的准军事部队，一般来讲，战斗力是弱于解放军的。（日前台湾“军事情报局”提出的大陆将出动武警进攻台湾的说法基本上等于。。。）而台湾宪兵则是“国军”中的精英部队，蒋介石当年在视察宪兵部队时就亲口说过：“我宁可失去正规军的一名连长，也不愿失去宪兵的一名士兵。”——－宪兵的武器装备一般也要比普通“国军”轻步兵部队精良得多，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据说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就是日军在攻陷南京的过程中在雨花台遭到了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宪兵的沉重打击，用一名日本军官的话说，在中国宪兵的德式冲锋枪的强大火力面前，日军士兵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简直成了烧火棍——日军在中国宪兵的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为了泄愤，日军竟然对无辜平民下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屠城大惨案。如今，宪兵仍在台湾的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解放军一定会先派出特种部队对设在台北的台湾要害目标进行致命打击，而“国军”正规军部队一般都驻扎在郊区，要赶来迎战需要一定的时间，担任这些重要目标，包括“总统府”的警卫任务的正是宪兵部队，在正规军赶到之前就要由宪兵来拼死保卫这些地方了。所以台军特别重视宪兵的建设，其特种作战分队，即宪兵特勤队的战斗力在台军所有特种部队中是最高的，平时专门负责应对大陆特工和特种部队的渗透，并担负台湾岛内主要的反恐任务——宪兵特勤队每三个月都会与航空公司合作，登上客机进行反劫机演练。如果这次大陆特工武装对抗情治单位的抓捕，则由宪兵特勤队设法将其制服或击毙，也就是说，宪兵特勤队将担任与大陆特工直接的武力对抗行动。另外，台湾的宪兵不仅从事军事及准军事活动，而且还具有侦察权，不仅可以侦察军内案件，甚至还可以侦察地方案件（不过在不久前的改革中台湾宪兵的这一重大权力被取消）——军事组织享有对地方事务的侦察权，这在各国强力部门中并不多见。事实上，早在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宪兵就是享有这一特权的，大陆较早时候拍的一些反映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影片中就对此有所描述，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不错的反映敌后地下斗争的片子《蓝色档案》，其中就有地下党员被宪兵逮捕审讯的场面。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军事情报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这次反间设想的始作俑者，他的初步计划是，大陆特工到来后肯定会设法找到王世俊并将其绑架，以便从其口中得知秘密基地所在地，所以他建议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加强对王世俊的监视及保护，注意有无可疑人员暗中监视王世俊并对可疑人员进行反监控，重要的是要发现他们在台湾与谁联系，这样才能在逮住大陆的“派遣特工”的同时也挖出其在台湾的“潜伏特工”。“国家安全局”人员只是负责就整个行动对各部门协调，不直接派人参与侦察。宪兵司令部在前期也先不介入，只是在共产党的特工真的动起武来时再派出特勤队对付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开始时只有军事情报局和法务部调查局的人介入，而且以调查局的行动为主，因为它才是岛内反间谍的主管机关，军情局的人只是提供支持。
调查局方面发言的是调查局本部主管侦察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活动的侦防三处处长邓宏辉，他的意见是，既然共谍迟早是要从王世俊身上下手的，那调查局不妨先广泛利用自己在台北地区的眼线，仔细观察有无可疑人物突然在台北及市郊出现，以便及早发现对方，同时对王世俊进行监视加保护，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大陆特工上钩，届时将由邓宏辉亲自指挥调查局本部侦防三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及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政治侦防干员对共谍进行跟监。如果大陆特工企图绑架王世俊，调查局特工则先让其得手，然后一路尾随，关键是要查清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潜伏人员。王世俊在被绑架后会说出一个地点——那里并没有什么绝密档案，只有事先设伏的宪兵特勤队员，王还将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并通过熟人等关系使他们进入——这样对方才不会杀他。等他们到了地方后，宪兵特勤人员将使用震眩弹，催泪弹，及国术等种种手段和技巧，力争将共谍全部活捉，如共谍武装反抗，则用狙击步枪等武器将其击伤擒获，尽量留下活口。
宪兵司令部方面同意调查局对最后一部分，即擒获共谍的方案的安排，并声称准备让夜鹰队员立即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但他提出如果共谍的火力危及到了宪兵们的安全，则宪兵方面有可能使用致命武力。
随后便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邓宏辉私下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下属——调查局侦防三处特工黄利平说：“老弟，这次对共谍的一线调查大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2003年10月15日13：40——台北时间
我、李明、刘维杰（花莲旅店老板，我在台潜伏人员）以及由刘负责管理的几名潜伏人员正在花莲旅店的秘密地下室里开会，讨论如何具体展开夺取绝密档案的工作。
我们在空降到地面后就在接应的潜伏人员的指引下脱离了空降区域，先是到达了郊外一个大院中的一个小楼，这里是潜伏人员孙玉林所经营的“广益行泰来米厂”内的一些小楼之一，对外称是米厂员工的宿舍，我们和战士们先安顿在了这里。外人一般是不会来这里的，周围人员也很少，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孙玉林除经营米厂外还经营林场，资金比较雄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络的是潜伏人员刘维杰，由于他不太方便来到郊区，所以我和李明及哈连长坐着台北市警察局保一总队的警官田子彬（潜伏人员）的车来到了他开的花莲旅店——一般人是不敢拦保一总队警官的车的。哈连长则和战士们继续在米厂内隐蔽。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和李明将让史建斌带路到达王世俊在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一段26号的家附近，然后在其下班时我们埋伏在楼道里用麻醉枪将其击昏，之后装作送病人去医院将其塞入由潜伏人员李学骅（“港风咖啡馆”老板——这些公开身份为自由职业者或个体经营者的人最适合从事秘密活动了，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很自主）驾驶的一辆带着假的警方牌照的车辆，将其秘密运往米厂并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在王供认后，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突袭秘密基地，并在得手后到指定地点等待接我们的飞机。
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对王世俊下手，据史建斌交待，王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们在路上动手的机会不大，诸如制造交通意外等拦截方法风险太大，所以我们选定在他家的楼道里动手。
2003年10月15日16：54——台北时间
我，李明及史建斌一起来到了忠孝东路一段26号王世俊的家附近，我们先没有＊得他家太近，而是坐在李学骅的车里，由于我们手上没有王世俊的照片，所以只能让史建斌肉眼辨认——今天只是认人，明天我和李明前来将他擒走——这种事最好不要让特种兵动手，因为他们外表上的军人特征太明显，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是来自大陆的，所以轻易不能让他们露面，连哈连长都一直和战士们呆在楼里。
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我们的车的方位是在王世俊的家和他的单位——位于阳明山脚下“芝山庄”的军情局总部之间的，所以也是他下班的必经之路，史建斌一直在监视着每一辆从这个方向驶来的汽车，但王世俊的车出现时，正值下班的车辆拥护时段，所以他的车开过时速度较慢，史建斌表示百分百确认对方就是王世俊。李明让我呆在车里，他下车徒步跟了过去，此时王世俊正在把车开向车库。
几分钟后，李明回来了，他已经记下了王世俊的特征和他家的门牌号，就等着明天下手了。
2003年10月15日17：09——台北时间
负责在王世俊家的对面楼里监视街面情况的调查局特工黄利平用麦克风式对讲机向邓宏辉报告：“有一辆警方牌照车辆在王家附近停留了近二十分钟，在王的车出现后，该车内一人下车尾随王进了楼里，随后又独自出来上车走了。A组的人正在跟踪，我们已经对车里的人全部拍照并录了像。其中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很像军情局提供的照片上的史建斌。”
2003年10月15日17：11——台北时间
邓宏辉一听到消息马上来了精神，看来共谍开始行动了，他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查那个警方车牌，同时着手向上级请示，准备把全部机动人员投入到对大陆特工的监视中去。
2003年10月15日17：15——台北时间
汽车已经开到了忠孝西路一段，刚刚路过了希尔顿饭店。我坐在汽车副驾驭的位子上，仔细地用反光镜观察着是否有车跟踪——从事情报工作绝不能大意，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几乎没有哪个间谍在被捕前知道自己已被监控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被抓住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道自己被发现的情况下落网的，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哪怕对某件事情有一丁点儿的疑惑也不要放过。我记得看过一部叫做《沙漠突击队》的英国影片，演的是二战时一个由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五人小组奉命去北非刺杀正在开会的盟国领导人，在路上他们被一帮阿拉伯匪徒追杀，但突然来了一架飞机赶走了这帮匪徒，这个突击队的队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飞机来赶走这帮匪徒呢？他本来可以继续思考下去，但一名队员总是唧唧歪歪地抱怨这抱怨那的，使得他分了神而没有继续注意这一点——事实上盟军情报部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特意将计就计让他们上钩，所以为了不让他们的行程受到阻碍而派飞机赶走了匪徒，但可惜的是，这名队长未能继续重视这个可疑之处，所以尽管他们最后勇敢地扮成盟军混进了盟军军营，但仍然中了盟军的圈套而全部被杀或擒获——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它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
汽车开到了怀宁街时，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后面跟了我们大约五分钟了，其他的车辆则要么在路上停下，要么转弯走了。这辆车一直跟我们保持两辆车的距离，车的前排坐着两个人。我让李学骅把车停在前面的音像店门口，然后让他注意后面的那辆黑色小轿车，然后我下车走进了音像店。
音像店里正放着刘若英唱的《后来》，我在里面转了两三分钟，假装选光碟，然后又回到了车上。在我向反光镜望去的同时，李学骅对我说：“我一停车，后面的黑色小轿车也停了，但没有人下车。”当我们的车重新开动了大约一分钟后，那辆黑色轿车又在反光镜中出现了————看来我们真的有“尾巴”了。
看来情况不妙，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已经被跟踪了。对方可能是警察，但更有可能是负责反间谍的“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如果是警察的话，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警方牌照有问题，但照警察的工作方式，他们早就该过来直接盘查了，似乎没有长时间跟踪的必要。如果对方是调查局的人的话，问题可就十分严重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完全暴露了。但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们的呢？我们今天凌晨才着陆，此前潜伏人员已经检查了空降区域的周边环境，没有发现敌人，之后我们就到了米厂，哈连长和战士们留在了那里，我和李明下午去花莲旅店开会，在确定了计划和协助我们的潜伏人员人选后，我们又回到米厂，一直等到李学骅把车开到米厂，然后把我们送到王世俊家。难道是我们在进入米厂时就被人发现并报告给调查局了？当时是深夜，能见度很差，不过也不好说，没准孙玉林此前就被调查局人员注意并进行了监控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可真是万分危急了。现在已经没那么多时间来考虑我们是什么时候暴露的了，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车开回米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除非我们能确信把尾巴在路上甩掉，但这也不代表米厂那边尚未暴露。怎么办？看来我只能以攻为守，看看敌人到底知道我们多少了。于是我先用李学骅的手机给孙玉林打了个电话，让他迅速将米厂的所有同志转移到其他地点，他自己离开米厂后也暂时不要再回去，并派人暗中观察米厂周围的情况。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坐在黑色轿车里跟踪可疑车辆的是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调查员厉永平和他的助手王正义，他在这次代号为“钟馗行动”的反间谍调查中被编入A组。刚才总指挥部已经通知他，前面的车的警方牌照是伪照的，车牌号倒是真的，不过那是台北刑侦大队侦二队的一辆不带警用标志的公车的牌照，现在该车正停在刑大的车库里呢。共谍一般不会使用警用牌照的，因为那样风险比较大，看来他们真的是在策划绑架，用警用牌照可以使人误以为是便衣探员在守候和抓人，也可以在绑架后撤离的路上不受拦截。
A组总共有四辆车八名组员，后面的三辆车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和他换位置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辆车长期跟踪而使对方怀疑的情况了。
这时，前面的车又停下了，厉永平的车也在慢慢减速，不知道对方这次又要干什么。几分钟前目标车里的一个年轻人下车进了一家音像店，在里面停留了几分钟后走了出来。共谍不会是执行秘密任务时还有心情听歌吧，也不会是为了买点来台湾出差的纪念品吧，而且他是空着手出来的，看来那家音像店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刚才可能传递了什么情报或报告了什么情况，所以他刚才特地记下了那家音像店的店名和地址。
这时那名年轻人又下车了，但这次目标车没有等他，而是直接向前开走了。厉永平觉得奇怪，难道他是在台湾的潜伏人员，现在要回家了？那可得跟上他，查出他家在哪儿，如果他不是回家而是去另一个接头地点的话就更好了。
他马上也下了车，并告诉开车的调查员继续跟住目标车，并随时和后面的车联系并向黄利平组长报告，然后他跟在了那名年轻人后面。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里坐着的是北部机动组调查员宋太平和刘长勇，由宋太平负责。宋太平在目标车和厉永平的车刚刚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时发现目标车突然停了下来，一名年轻人下了车并向马路右面走去，厉永平坐的车也停了下来，他在后面跟着那名年轻人也走了。看来他是在跟踪这名共谍。这时他的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的声音，告诉他厉永平下车步行跟踪去了，并让宋太平的车赶紧上来和他的车换位置，以免共谍怀疑。
宋太平在用麦克风通知了后面的A组第三辆车后马上赶了上去，排在了厉永平的助手开的车前面，继续对目标车进行跟踪。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厉永平在跟踪前面的年轻人，他刚才刚刚向黄利平报告了方位，这里是重庆南路一段，黄让他一定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厉永平自认是步行跟踪的老手，轻易不会让对方识破的，加上自己身上带着枪，完全可以应付任何变故。
前面的年轻人开始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应该是条死胡同，看来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了，厉永平立即跟了上去。
他刚一探头就感到一个埋伏在拐角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一闪，一只胳膊牢牢地锁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发不出声来，同时对方的手在向右侧卡他的迷走神经，自己的左手也被对方抓住向左侧猛拉，对方是在利用这一左一右的合力使他昏迷，显然是个擒拿的行家。但他也不是白受了调查局的训练的，他用左脚用力向对方的脚趾上使劲一踩，同时右手向右用力拉开对手的右臂对自己脖子的擒锁，向前一进步，在向右转身的同时用右手向对手打去一记反手拳。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见厉永平挣脱了我的擒锁后向我打来一记反手拳就竖起右臂一挡，然后顺势用右手缠住他的右腕向斜后方使劲一拉，把他的右臂彻底拉直了，然后向我的方向猛拉，同时左臂用前撞肘向他伸直的右臂肘关节快速撞去——这一招在中国擒拿术里叫做“韩湘子撞枝”，属于分筯错骨术，即通常所说的“大擒拿”部分，我的左肘向前方撞他被拉直了的的肘关节，同时右手向后方拉他的肘关节，这正利用了这一前一后的合力，加上我使的是冷脆劲，只听“喀”的一声，对方的胳膊断了。
厉永平叫了一声后捂住了自己的右臂，我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这里是死胡同，不用太担心会突然有人出现。
我让他转过去面对着墙，然后趁机掏出消音器安在了枪上，再让他转过来，他显然吓坏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的？”
“今天下午。”
“在哪儿？”
“忠孝东路。”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在那儿？”
“这。。。。。。。。。”他有些迟疑，显然刚才保命心切还顾不上撒谎，但现在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了。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没必要再问下去了，因为他说是在忠孝东路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一开始就被监控了的，他们显然知道王世俊的事，我们的行动意图完全暴露了。但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为王世俊而来的呢？莫非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陷阱？
厉永平说话了，他现在显得镇静得多了：“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大陆特工的胆识，佩服。不过，兄弟，你以为你逃得出台湾么？”我觉得这样正好可以对他进行试探，当我正在想如何套他的话的时候，他又说了：“老弟干脆还是弃暗投明吧，跟我去调查局可以把你按投诚人员处理。”
“除非到了回天无力的地步，否则我是不会投降的。”我说到。
“哈哈，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么？你们的行踪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我们还有不少人在跟着你刚才坐的那辆车呢。”————－跟踪我们的车证明他们目前还不知道米厂里藏着解放军。
“那看来我们的行动意图早就暴露了？”
“当然，军情局的人就是要把你们骗来台湾的。”
糟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上当了。这时，厉永平突然对着自己的衣领说：“我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北起第一个胡同劝共产特工投诚，你们就在外面？”他是在对着麦克风说话，难道还有别的敌人也跟过来了？
“怎么样，兄弟，做个决断吧，外面有我们好几个人，你困在这个死胡同里肯定跑不脱的，赶紧放下枪向我投诚吧。”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正在跟在宋太平的车的后面，按刚才他们在麦克风里的约定，一会儿将由第三辆车超过它们赶在目标车的前面，而他自己的车将仍然保持在后面。
但突然他发现目标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宋太平的车也开始减速，并在一点点地超过目标车——看来他是想赶到目标车的前面去，让王正义的车跟上去，这样比自己也停下来引起对方怀疑好多了。果然，麦克风里传来了宋太平的声音，他让王正义跟上去。
但就在这时，王正义发现目标车里又下来了一个人，手臂上缠着一件衣服，这个人快步跑向宋太平的车，并向车里的人猛烈地挥着手，好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宋太平见目标车上的人快步向车跑来就把车也停下了，他见对方在车窗外对他说什么就摇下了车窗，并听见了对方的话：“我要投诚。”
宋太平一听，第一反应是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了不少劲了，第二反应是这下子麻烦大了，因为他看见对方手臂上缠着的衣服里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对方打开后车门坐了进去，用枪指着宋太平的头，让他立即将车向前开。“去哪里？”宋太平问到。“向回开。”李明说。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王正义正要跟上去，却看见目标车里下来的那个人走到宋太平的车窗前，然后坐到了宋的车的后座上。从他的裹着衣服的手臂的姿势来看，那里面应该是藏着枪的。王正义立即向坐镇指挥的黄利平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黄利平感觉到情况不妙，命令王正义紧紧跟住宋的车，但这时王正义又报告，说目标车向另一方向驶去，而现在第三辆车还没上来，不知道该跟哪一辆。黄利平做出决断，要王正义先不管宋的车，要不惜一切代价咬住目标车，因为现在已经百分百确认对方是共谍了，那么共谍刚才的做法无非是要用劫持宋太平的车来引开跟踪车辆对目标车的注意力，绝不能上他的当。反正后面的第三和第四辆车里的调查员也都认得宋太平的车，让他们跟上去解救宋太平他们吧。同时他立即通知B组人马上和他一起出发，跟随A组的车辆，同时他也把这一紧急情况汇报给了在总部坐镇指挥的邓宏辉。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用无声手枪对准了蹲在我面前的厉永平，他仍在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虚张声势：“你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好，我估计他一会儿就会和我出去的，所以你们先别开枪。”我早已识破了他的小伎俩，他对麦克风说的话太多了，这反而让人觉得他是在使用心理战术，而且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是有大批人来包围这里的话是不会这么静的。就算真的有大批调查局特工包围过来我也不怕，因为有他这个人质在手上，但关键的是现在得赶紧脱离这个危险区域，因为这里是死胡同。我迅速将身子向外一撤，向外看了一眼，并没有人包抄过来——我已经料到了这一点。当我转过身去时，厉永平正用双手端起刚从围在脚踝上的枪套里掏出的枪，他的右臂受了伤，所以我转过身去时，他的枪口还在向上抬，但在他的枪口对准我之前我的子弹已经射入了他的脑袋。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黄利平刚刚坐进汽车里准备带着B组的人去支援A组的调查员，这时麦克风里却传来了厉永平的声音，显然他已经被他所跟踪的大陆特工用枪逼住了，他在麦克风里说了自己现在是在重庆南路一段。真见鬼，这个关头上他又出事了。黄利平赶紧让B组的两辆车立即赶往重庆南路，他自己带着另两辆侦防车快速追向A组的方向。
这时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对对方进行心理战的声音，他在骗对方说他们已经被大批调查局特工包围了，劝对方投诚，他一直是在说这类的话。但没过多一会儿，他好像听见“扑”的一声，然后是厉永平的呻吟，随后就没声音了。
他刚开始想该怎么处置那边的情况，麦克风里又传来了负责跟踪宋太平被劫持的汽车的A组第三辆车调查员声音——宋太平的车突然向回开了。
黄利平来不及考虑对方的动机，只是让第三辆车跟着王正义的车追踪目标车，同时第四辆车跟住宋太平的车，然后他命令自己的司机再快点开，这下子他可以和共谍来个面对面了。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内，李明仍在用枪指着坐在前面的宋太平，刚才236已经用麦克风通知他他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所以他得赶快赶到那里和他会合。李学骅开的那辆车已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李明在下车前按236的要求给史建斌戴上了手铐，以免他在只有李学骅一人开车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偷袭以再次反水到台湾一方。李学骅只要能暂时逃脱调查局的追踪就行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完全暴露了，估计调查局的特务已给我们拍了照，那找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看来我们得把他带回大陆了，但问题是不能再让别的潜伏人员暴露了。
2003年10月15日17：27——台北时间
黄利平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现在共谍已经摊牌了，看来他们今天是要来个鱼死网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再跟踪目标车了，因为他们既然发现了跟踪自然不会再直接回窝了。于是，黄利平命令王正义和第三辆车里的特工快速上前，一前一后将目标车截住，注意对方可能使用武力，可能的情况下要照非致命部位开枪以留下活口。
这时，跟踪宋太平的第四辆车的特工报告宋的车在重庆南路一段与忠孝西路的接口停下了，另一个人上了车。黄利平心里一股怒火涌了上来，他一边命令第四辆车跟紧他们，并伺机采取行动解救宋太平和刘长勇，然后马上又在麦克风里对B组前往宗仁胡同两部侦防车里的调查员破口大骂。
这时那两部车刚刚赶到重庆南路路口，车里的四名调查员已经发现了宋太平的车以及紧紧跟来的A组第四部车。他们立即把车迎上前去，挡住了宋太平的车的去路，同时第四部车也在后面堵住了那部车。
2003年10月15日17：27——台北时间
目标车已经开到了位于忠孝西路二段的台北邮电局前方，王正义把车向右一别，正挡在了目标车的前面，但同时目标车也重重地撞在了他的车上。后面的A组第三部车也撞上了目标车的后部。王正义和第三部车里的两名调查员一起拔出了手枪，对准了目标车里的人。
在目标车内，史建斌一见调查局的人上来了，马上挣扎到车窗前高喊：“我要投诚，有重要情况举报！”李学骅马上转身用刚掏出的手枪一枪打在了他的头上——他知道米厂这一重要据点以及有解放军藏在那里，绝不能让他背叛得逞。但刚刚打死了史建斌，李学骅就感到自己的后背像被重锤猛击了一下一样，他知道自己中枪了，但他仍转过身向车窗外的王正义打了一枪，对方退到后面躲开了，同时第三部车里的调查员向他开枪，他脖子上中了一弹，在他的头歪在车座＊背上时，他又看了一眼史建斌，确认他已被打死后自己也一头向副驾驭的座位上栽倒了，几秒钟后，他牺牲了。
2003年10月15日17：28——台北时间
我坐在宋太平的车的后座上，李明坐在我的旁边，手枪仍指向宋太平的后脑——－现在我们手上有两名调查员做人质，估计对方不敢贸然开枪，但我们绝不能选择与其僵持，而是要趁这个机会给对方以快速有效的打击，否则等受过专门反劫持训练并拥有特种装备的警方或宪兵的特勤小组赶来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日后被写入他们成功反劫持的历史教材了。
我见三辆车里的六名调查员全走出了自己的汽车并将枪口对准我们这部车后就用右手将枪指向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刘长勇的后脑，同时用左手摇下车窗，随后偷偷地掏出了来台之前T机关装备部给我配备的超强型瞬爆烟雾弹，我先是装作要谈判的样子向对方大喊：“你们全给我向后退两步！”当对方在考虑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用左手将已经拉掉了环的瞬爆烟雾弹扔出了车窗外。只听“嘭”的一声，我坐的这辆车的周围立即被一大片红色的浓烟包围了，这种烟雾弹是T机关专门研制的超强型的烟雾弹，所以它刚一爆炸整个汽车就全被烟雾包围了。
调查员们不敢开枪，因为他们已经没法看清车里的情况，如果贸然开枪很可能会打死自己的同事。但这时坐在我前面的刘长勇趁机转过身来用双手钳住了我持枪的右手，同时宋太平也借机伸手去夺李明的枪。我用双膝顶住前面的座位，同时用左手抓过右手里的无声手枪，一枪打在了刘长勇的前额。李明在那边仍与宋太平搏斗，我又一枪打在了宋太平的头上。
我和李明都从他所＊着的右侧车门爬出汽车，调查员们都站在车的左侧，我不失时机地又向他们扔出另一枚烟雾弹。
仅这一会儿工夫，重庆南路与忠孝西路的交＊路口一带已经炸开了锅，路人们见这烟雾弹加子弹的场景全傻了，我们也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我们立即沿着重庆南路向南跑去，现在红烟还未散去，街上又有不少行人，估计调查员们不敢朝我们的方向乱开枪的。
2003年10月20日08：32——台北时间
军情局总部楼内，我穿着宪兵制服走进了三楼的一间厕所。五天前，我和李明在摆脱了乘车赶来的调查局特工的堵截后又沿着重庆南路跑了一段后向右拐入了汉口街。在那里，我们拿出和假警车配套使用的“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向一位市民“征用”了他的汽车，然后一口气开到了刘维杰开的花莲旅店附近，在确认了那里没有暴露后，我们又把车向前开了很长一段后假装下车购物把车停在一家超市旁边，然后步行到了旅店。经刘维杰与孙玉林联系，我们知道特种兵们已经被孙玉林用米厂的卡车转移到了他所经营的林场那里，我们随后也由潜伏人员秘密送到了林场。
在分析形势后，我们清楚了整件事是军情局的一个阴谋，想用所谓绝密文件来诱捕大陆来的特工并进而挖出大陆在台湾的潜伏人员。既然行动的目标是假的，这次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返回大陆，同时保证潜伏人员不再受到损失。李学骅已经牺牲了，估计法务部调查局会从他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这样的话我们在林场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与T机关和总参谋部联系上，让他们派飞机把我们接走。但目前我们已经暴露了自己在敌后的存在，敌人一定会加倍注意防空勤务，这时来飞机将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阵，但这又将使我们不得不谨慎应对调查局的搜捕。调查局在岛内耳目众多，再加上他们有了李学骅那边的线索，如果坐等下去我们很可能会被他们追查出来，所以我们决定以攻为守，就算返回大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于是，10月19日晚，我和一名擅长开锁的潜伏人员偷偷来到忠孝东路一段王世俊的家，尽管和调查局的交锋已经过去了四天，但这样做仍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里很可能仍处于调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
我们化装成维修工人乘车进入了王世俊家所在的楼群，由那名潜伏人员开车，我则蜷曲在座位下，这样在他开车离开时别人会以为他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
他很快就撬开了王世俊家的车库，李明跟踪王世俊到过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家及他的车库的具体位置，我在确认了他的汽车后就又让潜伏人员撬开了他的车的后备箱，然后我钻了进去——剩下的事就是等着天亮了。
王世俊今天早上直接开车到了军情局总部上班，车停在了军情局院内的地下停车场。王世俊停完车后就走了。我悄悄地从后备箱里爬了出来，估计李明他们也该到了——－他们在阳明山附近埋伏着，看见了王世俊的车就跟踪到军情局来。
我拿出藏在身上的麻醉枪后躲到了停车场的一角，一名宪兵巡逻到了这里，他在四处巡视着。突然，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吹口哨，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没有看见任何人，但口哨声又响了，估计是有人在故意逗他，他快步循着口哨声的方向走去，但他刚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后背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我把那名宪兵塞进了王世俊的车的后备箱里后就以巡逻的步态走出了停车场，我手里提着的袋子可能会使我暴露，但我又不得不提着它，因为里面东西至关重要，过一会儿的行动全＊它了。我放低手中的口袋，头转向一边装作巡视的样子走过了停车场入口处的管理员办公室。
我现在已经走进了军情局的办公楼的主体部分，楼道里有一些穿着军官服的人——军情局的人员都是正式的军人，所以在楼内都要穿制服。但楼里也可以看见负责保卫工作的宪兵的身影，但楼内的巡逻人员不多，多数宪兵是在要害部门的门前站固定哨——估计档案馆那里的警卫也肯定松不了。我从楼内的示意图上发现了档案馆位于三楼，我到了三楼后发现了档案馆所在地，但我没敢凑过去，因为门口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宪兵在站岗，要是离他们太近被他们发现我是个穿着宪兵制服的陌生人后我可就惨了，这时我也发现两名宪兵的头上还有电子监视器。我倒是有一个大但的设想，就是一直走过去，直到监视器的正下方两名宪兵站着的地方，因为那里是监视器的死角，然后突然掏出无声手枪干掉他们，但这个过程中的变数太大，极不保险，如果两名宪兵够警惕的话，在我一开始走向他们时就会让我停下或者在我掏枪时他们已经开了枪，现在还没必要下这么大的赌注，更何况还不知道进了档案馆的门以后里面有没有警卫呢。
于是我向回走到了三楼的男厕所，在里面掏出了口袋中的一部分东西，其中有定时催泪瓦斯弹，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催泪瓦斯，然后戴上防毒面具，这是按照台湾宪兵的制式防毒面具仿照的，这样一来，在楼里的宪兵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以应付突然出现的大量瓦斯时，我就可以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防毒面具瞒天过海了。我刚才在楼下也特意在示意图上找了一下军情局的领导人物的办公室的位置，但上面根本就没有标，但我在二楼时看见一些位于走廊紧里面的一些办公室外面有好几名持枪宪兵的固定哨，估计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所在地。由此可见，要刺杀戴伯特这帮人的难度很大，成功率很小，不过无所谓，现在还没到杀他的时候，关键是要拿到那些解放军内部的叛徒的档案，有了这些就可以消除内患，这才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我在考虑什么时间放催泪瓦斯最合适，李明和哈连长正在潜伏人员的帮助下埋伏在离军情局总部不远的地方的一个较大的秘密据点里，潜伏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仿照的宪兵制服以及霹雳小组的蒙面作训服，他们可以用这些为掩护配合我的行动。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军情局局长戴伯特办公室内，戴伯特正与潘境原谈追捕大陆特工的事情。这次行动让调查局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让大陆特工干掉了三名特工，对方也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初把假情报传给大陆方面的史建斌，是在企图再次叛变被大陆特工打死的，他到头来还是死在了共产党的手上。从那名被调查局特工打死的人身上只搜出了一个“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上面显示他是一名叫做林毅文的组长，但这证件是伪造的。此外没有其他的身份证明，从该人身上搜出了一个手机，上面有许多号码，可见此人是一名潜伏人员，而非来自大陆的特工，调查局依照电话号码的线索追查下去，发现此人原来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但现在调查局只是将其家人监控起来，尚未采取别的措施。手机中的其他号码似乎只是其一些普通朋友和生意伙伴的，至于其中是否仍有隐藏了身份的共谍则要等调查局调查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两名漏网的共谍似乎与以往他们对付的大陆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不同，因为国安部人员的风格比较类似于以前大陆拍的间谍片子中的江姐，张露萍，冯传庆一类的人物，而这次这两个人这样居然像电影上的007一样玩起了“全武行”，则实在是少见。潘境原也说他怀疑这两个人是共军的特战队员，看来也不无道理。
戴伯特问潘境原：“你认为共谍在与我方摊牌后下一步将怎么走？”
潘境原回答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会想办法逃回大陆，因为既然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图已经暴露，那估计他们就不敢再打档案的主意了，因为现在再试图窃取根本就不在什么秘密地点的档案无疑是自投罗网，所以估计他们目前会以逃命为重。不知局座有何高见。”
戴伯特刚要回答，却听见外面一阵噪乱，他问潘境原：“外面怎么回事？”潘境原也是一脸疑惑，这时他们听见了有人在大喊：“是催泪瓦斯！”
特工的故事（第六部）
第十二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三）
2003年10月20日08：50——台北时间
我已经设计好了方案，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先从三楼走到一楼，然后进了一楼的一间男厕所，我特地选择了各楼层间的安全楼梯，而没有走电梯，因为我最怕遇上其他的宪兵，负责这里的警卫工作的只会有一个宪兵分队，其成员间应该是互相认识并熟悉的，如果一名宪兵看见了一个穿宪兵制服的陌生人的话，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军情局正式工作人员倒不一定认识所有的宪兵，因为他们是不会与警卫人员有太多的交往的，但也要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毕竟这帮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
我在一楼和二楼的男厕所里都放置了定时催泪瓦斯弹，时间定在了一分钟后，因为时间定得太长就很有可能被上厕所的军情局人员发现而将其拆除。然后我快步走向三楼，在走到档案馆那条走廊的边上时，我将身体隐藏在拐角处，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震眩弹，将它紧贴着墙边快速向档案馆的方向滚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