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是的。其实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古至今乃至千年之后，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总是在供给、需求、土地、劳动、资本、货币、利率、物价之间，做永无止境的排列组合，然后在各国的环境下，得出无限多的变化。这就像医学的对象亘古不变（都是人体），但是医学的进步，让我们从只用肉眼判断，进步到运用显微镜，再进步到DNA基因的分析。然而，无论医学如何进步，人终究是要死的。有个5百多岁的吸血鬼，最大的抱怨就是他无法死去。人真的会活得不耐烦。
再举音乐为例，古典音乐的代表作，几百年来透过更好的乐器、更优秀的演奏家，达到更高的境界。如果莫扎特棺中复起，必然会对自己的作品，在两百多年后能得到这种听觉效果，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还肯买票去听古典音乐，目的是什么？因为两百多年前的音符，还能对我们传达有意义的讯息。如果你同意这个说法，那为什么不肯翻一下《国富论》或《资本论》？
问：你的意思是说：问题是旧的，但答案是新的？
答：以二次大战之后的经济学为例，进步之快令人叹为观止：有很新很炫的数学模型，有复杂到惊人的计量方法，有前所未闻的新领域，有前所未见的大量研究人员，有数不完的专业期刊。但在这些眩人耳目的声光化电背后，有什么新的体系性学说吗？恐怕不多，大体上还在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学派的笼罩下，还是被通货膨胀、萧条、恐慌、失业这些旧问题困扰着。换句话说：经济学的进展又快速又多元，但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多少，反而是问题更多更大。从这个意义来说，经济学的进步对社会与个人而言，远远比不上医学进步来得有意义。
问：我都听胡涂了，到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答：抱歉，真是离题万里了。好吧！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研究经典著作，目的不是要满足考古癖，也不是要做校雠式的注解，而是像古典音乐一样，用新的概念和新的工具，阐释出新意义，让这些经典能万古常新。这样说未免调子太高，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如果身边的专家回答不了，那为何不去请教古人呢？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时，当时的新古典学派理论，还笼罩在赛依法则的概念里（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无法回答许多混乱的问题，也提不出解决的药方。
凯因斯除了有卓越的才华，还有丰富的古典知识，很快就从年少时期阅读马尔萨斯（1766-1834）的著作中，回想到一个有用的概念：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马尔萨斯一直反对古典学派的基本概念：每个供给者都会先了解市场的需求，之后才会去生产，所以不会有生产过剩（market glut）的情形。马尔萨斯认为，英国当时经济的衰退，就是供给过剩造成的，所以他提出「创造有效需求」这个药方。结果很明显：没有人理会他，直到1930年代初期，凯恩斯才明白这个概念的功能。
凯恩斯因而提倡政府用赤字支出来创造就业，透过公共建设来创造需求。这套概念成为凯恩斯总体政策的基本精神，深刻影响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也影响哈佛、耶鲁、MIT的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而影响1960-70年代台湾的留学生，把这套学说应用在1970-2000年代的台湾经济政策上。凯恩斯为了感念马尔萨斯的启发，帮他写了一篇长传记，收录在凯恩斯全集第十册。你如果觉得古典著作根本就是垃圾，我希望凯恩斯与马尔萨斯的例子，可以劝你不要太铁齿。
2008-9年美国金融大海啸时，联邦储备银行（Fed）出手救股市、救产业、救金融，短期成效立竿见影。其中的关键人物，是Fed主席（央行总裁）Ben Bernanke（1953-）。他的贡献很大，还当选2009年底Time杂志的封面风云人物。他是MIT的经济学博士，写过一本论1930年大恐慌的专著：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2005）。Obama总统的纾困（bailout）手法，基本上就是凯恩斯派「政府赤字（国债）救经济」的思维。
Fed主席（央行总裁）Ben Bernanke，1953-
问：你的意思是说，《国富论》和《资本论》将来也可能对我们有用？
答：恐怕是的。1986年得诺贝尔奖的James Buchanan, Jr.（1919-），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图书馆架上，看到瑞典经济学家Knut Wicksell（1851-1926）的财政学著作，因而深受启发。不要急着丢掉经典著作。刚翻身的人，很怕别人看到他家里有旧东西，喜欢一切都是闪亮全新；深厚的贵族世家，作风必然完全不同。
Knut Wicksell，1851-1926
重复一下我的要点：读经典名著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把经典当作提供解答现代问题的数据库。古老的经典，会因为读者有新的问题意识，而发现新的意义，也会因为不同时代的阅读角度，得到不一样的感受。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学时期读《三国演义》的心得，必然和中年阶段在职场激烈冲撞时的阅读感受不同，也和老年时期看遍人生起落之后的体会大异其趣。书到用时方恨少，希望你在大学时期，把历代经济思潮的图像存在脑海里，哪一天突然需要时，才不会一脸茫然，甚至不知道如何从网络搜寻答案。
问：了解！了解！死人的见解未必是错的，活人的见解未必是正确的，有用有效最要紧，管他是死的还是活的。凯恩斯也说过：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其实往往都还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可否稍微解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
答：好，请稍等一下，我刚才的话题还没讲完。经济理论和哲学和其它智慧性的题材，都心智重构后的产品。如果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后人就会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下，持续提出新见解、增添新内容、新经验，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加入新的分析工具（数学、统计、计算机）。真正具有活力或关键性的概念，不论是经济学或物理学或数学，都不会有时间、文化、地理的疆界。我相信亚当史密斯、马克斯、凯恩斯的体系，都具备这些特质。
对经济学理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依照希腊诗人Archilochus（公元前4世纪）的说法，有些是知晓多事的狐狸，有些是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这个譬喻透过牛津大学知名思想史学者Isaiah Berlin（1909-97）的运用，常被借用来描述某些思想家，在知识上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狐狸），以及另一类思想家，专注于单一题材的深度探索（刺猬）。
Isaiah Berlin，1909-97
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狐狸有：亚当史密斯、John Stuart Mill、Alfred Marshall。著名的刺猬有：David Ricardo、Jevons、Wicksell。凯恩斯当然是一只大狐狸，但晚年转变成大刺猬。马克斯是另一种独特的类型：有时是只大狐狸，有时是只大刺猬。我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太接受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诠译。但如果回归原典，我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最最独特的人物，也是最最最了不起的体系建构者，对人文社会诸多领域，产生最最最广泛深远的影响。
我趁机讲个小故事。马克思的样子大家都有点印象，他是个天生反骨的德国犹太人，在德法比三国被驱逐到英国定居，生活全靠英俊多才富裕的恩格斯接济。恩格斯结结巴巴可以讲18种语言，家族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有纺织厂，还可以在塞纳-马恩省河两岸游好几个来回。他和马克思在巴黎初会后，就明白这个其貌不扬口音浓重的犹太人，是少见的天才，终身对马克思不离不弃，还把他的德文手稿译成英文付印。
这让我联想到「床头捉刀人」的故事。「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即崔琰，声姿高昂、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代，（魏武）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世说新语˙容止》）有眼光的人，当然看得出外表与内在的差异。男人怀才就像女人怀孕，时间久了一定看得出来。
问：这样听起来，经济思想史应该是内容很丰富有趣的课，为什么一般人对它的印象是呆板无趣呢？
答：那是因为被无趣的人教坏了，整个仓库的上好食材，被平庸的厨子糟蹋了。你到图书馆架上，随便找一本20世纪出版的中文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我打赌你看不完第1章。如果你能看完全书，还觉得生动有趣获益良多，那我愿意把头砍下来给你当椅子坐。因为这些作者，大都是平淡地摘述各家各派的表面差异，对主要思想家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特质，缺乏广度与深度的掌握。另一项严重的缺点，是这些前辈忽略「古今贯通」的重要性，一直在原著的时代内打转，不知道到要告诉读者，经典讯息对今日的意义。
这就好像莫扎特的交响乐，被清末北京国乐团演出的效果：团员对西洋各国毫无概念，对西乐的历史潮流一无所知，对奥地利、萨尔兹堡、莫扎特的知识离零不远。他们把繁杂丰富的交响乐总谱，转换成中式的工尺简谱，然后像打字机一样地逐符弹奏。这样的音乐能听吗？反而让听众明白一件事：名震全球的莫扎特，原来如此不堪入耳。这种生吞活剥的粗糙产品，造成的恶果很明显：人才不肯投入，避之唯恐不及，恶性循环至今仍无解药。
问：在你心目中，有哪几位是传达经济思想史的「优良演员」。
答：在书末附录的延伸阅读里，介绍的主要教科书与参考著作，我觉得都还不错，表示在英语世界里，这方面的高手还不少。他们都是写剧本的高手，但未必是好演员。前面提过的Mark Blaug当然是个好演员：简单清楚、犀利嘲讽、知识广博、永不认输、懒得理你、睥睨天下、眼睛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普林斯顿大学济系的William Baumol（1922-）。如果你上维基百科的英文版，或是他的个人网页，很容易看到他的丰功伟业。他是1949年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于1951年出版为Economic Dynamics，这是战后动态经济学的里程碑。1952年他和之前的大学部学生Gary Becker（1992年诺贝尔奬），在伦敦政经学院出版的期刊Economica发表一篇论文：“The Classical Monetary Theory”。虽然他对思想史没发表多少著作，但在普林斯顿担任这门课非常多年。1990年3月Blaug来台时，有一位朋友说他曾经上过Baumol的思想史课。Blaug惊异地看着他，喔了一声。
William Baumol，1922-
Baumol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1981），他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过17篇论文，这项记录至今无人超越。大家都知道Baumol的著作广泛，但恐怕不太多人知道，他也在普林斯顿教雕塑，是正式的课程专业教师。我一直觉得他该得诺贝尔奖，但都没猜中。我只猜中一次：2002年以实验经济学得奖的Vernon Smith。
问：我想问一下狐狸与刺狸的问题，你亲眼见过这两种人吗？
答：1992-3年间，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资助我编着一本书，探讨《国富论》出版两百多年来，在十个非英语国家的翻译与接纳状况。这是跨国跨世纪的大题材，相关资料最丰富的地方，是哈佛商学院Baker图书馆内，历史档案部的Adam Smith Collections。牛津大学出版过Smith的全集六册，对我这本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有兴趣，但编排过程拖了6年多，才在2000年3月出书，我的网页上有PDF檔可看。
MIT和哈佛只有2站地铁的距离，这两所大学的各种课程与各式演员，多到让人喘不过气。我要说一只刺猬和两只狐狸的故事。当时哈佛哲学系的三大名人是：Willard Quine（1908-2000）、John Rawls（1921-2002）、Robert Nozick（1938-2002）。我对这三位的著作稍有接触，对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1971）兴趣较高，因为内容和福利经济学相关，他有一本书刚出版（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就好奇地去听他的课。
那是个中小型音乐厅式的讲堂，爆满到让人意外，听众很耐心地让他用迟缓的句子，讲出表面上很平淡的内容。我忘了为什么他让我约了时间见他，那是个相当宽广的研究室，里面空荡荡地接近冷清，完全显不出他的世界性行情。面对面看着他，约70出头的年纪，表情很少，轻微口吃，提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新书（刚出现在书店橱窗），明显地高兴起来。如果以为面对面比较能听到特别的事，或能感受到他的特质，那必然完全失望。他的外表完全是一盘清汤，连蛋花也没有，但是从来没人敢小看他，因为他让「正义」这个哲理性与社会性的题材，「改变了话题」。我的观察是：刺猬通常很无聊，活动力不强，总是盯着脚趾头呆坐着，但他们能深刻地明白一件大道理。
同一时间同一校园内，我见到两只超大型的狐狸，都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在其它领域的名望，甚至还超过本行业。Amartya Sen（1933-）出生于东孟加拉国，年幼时见过大饥荒（1943）的死亡惨状，日后对福利经济学和饥荒研究有卓越的贡献。他先在印度读物理后转经济学与数学，毕业后成绩优异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经济博士。论文（1959）的指导教授是马克思派的Maurice Dobb与Joan Robinson。Sen很快就用数理模型，在福利经济学界做出重要贡献，他的关怀自然地延伸到平等、贫穷、伦理诸多面向。我那时刚读他的一本薄书On Ethics and Economics（1987），先不说内容与视野，光是他的优雅英文，就足以征服英美学界。1992-3年间哈佛聘他为University Professor，条件是开的课程要让全校公开选修，由哲学系和经济系合聘，各自提供研究室与各种支持。他的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在1998年聘他回去当院长Master，同年得诺贝尔奖。
Amartya Sen，1933-（1998年诺贝尔奖）
你很容易就可以在书店或图书馆，找到Sen的大量著作。其它不说，光看参考书目就让人不明白，他到底一天是否有240小时，是否有4头8臂，产品量多质精，真恨上天为何这么不公平。我有个小学同学和Sen熟识，向我夸说Sen如何招待他去Trinity College的餐厅，坐在high table与院内师生晚餐，喝上等陈年葡萄酒，之后邀他去院长官邸参观，真是宽阔气派。Sen的夫人也是Trinity学院的教授，是研究Adam Smith的专家，在著作中常感谢Sen的知性帮助。
这种狐狸实在太可怕了，什么都知道，都比你想象的更深刻：something of everything，everything of something。Sen得了诺贝尔之后还保留印度护照，有一次在机场入境时，他填写的地址是：剑桥三一学院官邸。移民官员当然明白这个简短地址的意义，就问他：你在那里服务（当印劳）多久了？他费了几番唇舌，掏出不少证件才过关。Sen平易近人，对我这种小人物都肯打招呼说两句。1986年李远哲得诺贝尔化学奖，柏克莱大学依惯例，给他一个画红色线的专用车位，有好几次警卫吹哨子要赶走他。印度人和黄种人怎么会得诺贝尔？
另一只更大的狐狸是Herbert Simon（1916-2001）。我很难想象，竟然有机会见到这么不可思议的奇人，Simon和Sen一样，可以和任何人讨论「太阳底下的任何事」（everything under the sun）。Simon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政治学的学士（1936）、博士（1943），受到同校数理经济学大本营Cowles Commission几位主将的吸引，开始用数理模型探讨经济行为。1949年卡内基技术学院（日后的卡内基美隆大学），聘他为产业管理系教授，在同校服务到2001年过世，但换了好几个工作单位：计算器系与心理系。
Herbert Simon，1916-2001（1978年诺贝尔奖）
他得过1978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但好像没在经济系任教过。如果你看他的得奖记录，那就更惊人了：1975年得到计算器领域最高的Turing（图灵）奖；1986年得到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奖，1988年得到von Neumann Theory奖。他的主聘单位是心理系，主要的工作是人工智能。在经济学方面，他有两项众所周知的概念：bounded nationality（有限理性说）、satisficing（满意就好说）。
他还有许多精采的事，包括会说26种半生不熟的外国话，请读他的传记Models of My Life（1991），保证难忘。1993年初我在哈佛校园听他演讲，主题是他在Nature或Science刚发表的论文，谈为什么狗要被人豢养（docility）。他写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解说这种生存策略的优势。他那时已75岁，挺个肚子，精神饱满，思路清晰灵活。我在Kenneth Arrow（1921-，1972年诺贝尔）演讲时，也看到相似的身手。
好了，真抱歉，实在是讲过头了。年纪愈大愈要节制，不要让人讨厌最要紧。你如果问我喜欢狐狸还是刺猬，我会说：我尊敬刺猬，我喜欢狐狸。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都是历史上的超大型狐狸和刺猬，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没意思。
问：最后一个问题。上次提到日本人一向注重经济思想史，可否稍微解说一下他们如何投入？
答：1992-3年间，我研究《国富论》的跨国跨世纪影响时，做过一个详细的长表，对照各国在1776-1990年间，各自译过几次《国富论》。答案很清楚：日本第1名，对《国富论》的各种版本（Smith生前有过6个版本），总共翻译过14次。我和你打睹，龟毛的日本人在2百年内，还会再重复翻译14次。
根岸隆（Negishi Takashi，1933-）
1991年初我有机会去东京大学的经济系，根岸隆（Negishi Takashi）教授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国际知名学者，我认为他也是日本经济思想史学界最杰出的研究者。他那时是系主任，正在做亚当史密斯的研究，带我去经济系图书馆参观亚当史密斯文库。那是什么？日本人在二次大战前，花了大把银子，从欧美买了亚当史密斯生前的藏书。也就是说，全世界要研究Smith的人，都要来东京大学经济系图书馆。和我做相似题材的名古屋大学水田洋教授，在牛津出版社编一本Adam Smith’s Library（2000），对日本各图书馆的Smith藏书，有很好的解说。
1990年一桥大学的校长盐野谷佑一（Shionoya Yuichi），它是国际知名的熊彼德专家，带我去看图书馆的熊彼德文库。那是1932年熊彼德离开德国去哈佛定居时，捐出的所有藏书。我还在一桥看到，奥地学派创立者Carl Menger（1840-1921）的藏书：他逝后因为奥地利的经济变坏，又碰到1930世界性经济大恐慌，物价飙涨。日本人看到这个机会，洽询他的遗孀是否可以出售藏书。她迫于生计勉强答应，日本人来运书时，有不少维也纳人围在Menger家门口抗议。我看到Menger的随身羊皮笔记本，大约手掌大小，用细到不能再细的钢笔，每页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笔迹清晰，墨迹鲜明如新。
Carl Menger，1840-1921
这说明一件事：日本人很会抢别人的国宝，连经济思想史这么不重要的领域，都下狠手重金豪夺。我不敢奢求台湾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能在百年内超英赶美，只希望能加速脚步，缩减和日本之间的大幅落差。
好了，八卦和嬉笑怒骂都结束了，下星期是第2周上课，进入严肃的议题。这条荒无人烟的小道，其实丰富有趣得很呢！各位，我再说一次：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问：我知道下课时间到了，但我想问一个共同的疑惑：如果照你所说的，思想史真的这么有趣，为什么经济学界内的专业人数这么少？如果你这么推荐这家餐厅，为什么顾客总是这么稀微？
答：喔，好！你问到重点了。每个小行业都有它的乐趣与苦恼，前面谈的都是振奋性的乐趣，我不应该回避苦恼的黑暗面，分三个角度来看。(1)心态的问题：多数人认定经济学就是要有数学，才具有科学的架势。而思想史大多只用文字或简单图表，一看就是没有学问的样子，父母妻子都不放心。(2)就业市场的问题：经济学内的专业领域众多，在有限的职缺中，大家倾向可以申请较多研究经费，会吸引更多学生的项目。(3)人才培育的问题：如果你的统计学得很好，数学也很熟练，大学毕业后4到5年就可取得博士学位。只要学到一套核心技术，就可以迅速进入职场大展手脚。但思想史需要许多支持性的文史社会背景知识，需要阅读多种语言，需要找寻有意义的主题，而这不是容易的事。五年内大概难毕业，加上就业机会少，自然雪上加霜。
听了这三项缺点，下次来上课的人必然锐减。但有正必有邪，总有天生反骨或祖师爷赏饭吃的人。如果你觉得这条路并不是那么没意思，你也相信今天的康庄大道，从前说不定只是一条泥泞小路，那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社会一个机会？任何事情只要做得够深，必然都会有趣有用。天底下只有无趣的人，没有无趣的事。人算不如天算，不比别人强就和别人不一样吧！
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千金难买早知道。行的人到哪都行，不行的人到哪都不行。Blaug退休后各地邀约不断，从来没有失业的问题。2009年82岁时，还在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批判Sraffa派经济学的论文（41卷2期的头篇）。所以问题不在学门领域，而在自己身上。我的结论很简单：(1)我不应该劝各位以经济思想史为主修。(2)也不应该预期你像Samuelson或Stigler，对这个领域既有兴趣又有贡献。(3)但请给自己一个机会，体会一下这个领域的内容，告诉别人说经济思想史其实没有伤害性，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用。
好！多说无益，下星期二见！
3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上次的主题是：为什么需要重新理解古人的经济见解。今天谈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我们阅读或评判先人的著作时，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与限度。但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超大型狐狸与刺猬，才禁得起时代考验流传至今，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容易，就被解构得一文不值吗？那是因为我们常会：(1)不自觉地以现代的条件来评判古人，忽略了他们的时代限制。例如古典学派还不具备「边际效用」的概念，所以无法解决「钻石与水的矛盾」。(2)对先贤过度预期，以为只要读通《国富论》，就能让台湾的GNP翻两番。
狐狸与刺猬
换句话说，我们容易：(1)以今日较成熟的理论与概念，去批判先贤的思考缺乏深度。(2)以今日较先进的技术工具（计算机统计软件），去低估先贤的思虑广度。(3)急切地要把先贤的论述，纳入自己的分析架构，合用就高兴，不合用就鄙弃。对先人没有「同情的理解」，只有眼前的实用取舍。上次提过凯恩斯的例子，他在求学成长期间，不以功利为取向地广泛阅读，才能在1930年代大恐慌时期，全世界束手无策时，猛然想起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说」。
我的意思很简单：危急时有救命功能的，恐怕不是多年苦心经营最在意的东西，而是你平时鄙弃的小玩意。识大体的人不敢轻视前人的智慧，文革时期红卫兵破坏四旧，而现在大陆对经典的重视，又远超过台湾。历史对人类文明演化的贡献，恐怕比你想象的更重要。经典对我们的意义是：(1)古人经验累积的数据库；(2)记录各种可能的状况与解决方式。这些状况是现在一时想象不到，但已实际存在过，日后可能会重现。
问：如果要历史对我们有用，历史学也要跟得上时代才行，经典也要具有现代意义才会引人注意。单是说历史重要并没有意义，要让历史有用才行。
答：是的，所以才需要我这种人在经济系教这门课。我们这个行业的功能，就是在呼应你的问题，你已经说明我的主要任务了。我接着要说的是：随着新时代的进步，我们会有新概念和新工具，对历史会有更好的理解。换言之，「历史学」在进步，我们对过去的认知也不断地更新。以前我们对王莽的评价，总是说他过度改革，造成民不聊生，好像责任都在他身上。现代的气候史研究告诉我们，西汉末年正好是小冰期，气温下降造成农作歉收，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在那段气候不利的时期，谁来当皇帝都没用。从环境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历代君王的看法就不同了：太平盛世可能是气候的帮助，太平天国的起因，可能不只是人祸而已。
问：如果能这样把视野拉开，把眼光放大，一方面对历史的理解较全面，也可避免苛责或歌功颂德的表层理解。请问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哪几主要的分析手法？
答：简单说，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在处理某项经济理论时，会注意建构那个理论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就是说，要把概念和它的时代结合（例如自由主义vs.保护主义的概念与背景），这样才不会犯孤立判断的错误。相对地，绝对主义就不管什么时代背景与特色，而是注重某个理论（例如劳动价值说）的发展，在Adam Smith之前有过哪些见解，到Smith时变成如何，到马克思时又添了哪些面向。
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诺贝尔奖）
换句话说，绝对主义者注重某个观念（例如货币数量说：货币和物价之间有比例性的关系），如何从模糊的概念，逐渐发展到18世纪的David Hume手中，再发展到19世纪末的Irving Fisher手中，再发展到1960年代Milton Friedman手中。绝对主义注重这一连串由小到大、由错误到正确（逐步趋向真理）的过程。相对主义较不注重谁对谁错，而是具有同情心地去理解，货币数量说在Hume时有哪些说法，同时期的人有过哪些对照性的见解，这些不同的论述，是受到当时哪些因素的影响。在相对主义者眼中，没有对的错的好的坏的，而是要更深入理解「为什么？」。
Irving Fisher，1867-1947
思想史研究者，可能会有20%的绝对主义，和80%的相对主义色彩。这个比例依人而异，0%与100%的两极反而少见。这两种立场各有优劣，作者依各自的专长发挥，读者心中如果先明白这项基本区别，就可减少不必要的口水战。
问：如果从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各时代对经济学的界定，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异。
答：是的，谢谢你提出这个重要问题。以《国富论》为例，它的主要诉求，是探讨「国家财富的本质与起源」。到理嘉图时，他的重点放在「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是透过哪些法则来分配」（注重所得分配的原理）。到马克思时，他的重点又不同了，要探讨「资本主义的变动原理」。1870年之后的主旨和我们现在较接近，要分析「在有限的资源与既有的技术下，人类如何做不同的效益运用。」在这种说法之下，经济学已具备科学探讨（求极大化、求最适化）的性质，和古典学派时期的目标完全不同。二次大战后，经济学就是众所熟知的，在探讨资源的效率配置、效用极大化、利润极大化、厂商的竞争策略、消费者的效用满足。
换个角度来说，古典学派较注重总体宏观的议题：GNP、货币、物价、人口。新古典学派注重个体微观的议题：消费、厂商、竞争。到了凯恩斯时，他开创近代的总体宏观经济学，把个体微观分出成为另一个领域，这个分界法延用至今。但又有人提倡总体研究的个体基础，以及个体研究的总体效果，两者很难完全切割。
问：不论用任何内容来指称经济学，有一项不变的原则就是：经济分析和其它科学研究一样，都是在昨日的偏见错误之上，追寻更能解释实况的学理。
答：那当然。科学的本质就是提出新假说与新证据，来推翻旧的错误认知，这是个永无止尽的过程。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能被否证的学理，才具有科学意义。例如目前的数字体系内无法否证1+1=2，但如果你能论证1+1≠2，那就另有意义。但反过来说，经济命题或结果，能用这种方式来否证吗？同样的货币数量说，在16世纪和21世纪的意义就不完全一样，在美国和在非洲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所以上述的否证法，就不适用在经济学理上。
那要如何判断经济学是否在进步呢？这倒容易，因为有愈来愈新的概念、愈多的实际证据、愈好的分析工具。自然科学可以说，爱因斯坦比牛顿正确，但经济学无法说Milton Friedman必然比Adam Smith正确。在人文社会的领域内，个人的（主观）判断是最后的凭据。也就是因为经济学具有这种特质，所以古典著作才有存在的空间，才有必要学习经济思想史。
问：前面谈过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听说还有「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之分，请问那是什么意思？
答：其实这是两组很相似的概念，可用来互补或相互彰显。历史重构的基本意思很简单：如果要评估过去某位思想家的某项概念，就要从他们本人的立场去理解。例如为什么Smith会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他受过哪些人对这个概念的启发，或受到当时哪些事件的影响。换句话说，要尽量「真如其实」地，重构Smith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情境。
理性重构和绝对主义一样，不必顾虑Smith的时代背景、特色、出发点、目的，而是把Smith当作和我们同时代的人，用「我们的想法」来分析「古人的观点」。目的是要找出先贤的不足或错误，或用以彰显我们对「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在这250年间已比Smith所知道的增加许多。理性重构的好处，就是能建构出某个概念，在各时代的进展轨迹，但缺点就是「时空错置」。
历史重构的好处，是让我们更明白先贤如何在较初始的状态下，竟然就能有那种感受，还提出一个至今仍适用的概念。历史重构的缺点是，其实很难真正回到先贤的时光里，而只能用现代的眼光，「假装」模拟过去的实况，误差必然很大。若单从理论进展的观点来看，当然是要用理性重构的方法。但缺点就是完全抹去各时代的特色，好像这些概念是在真空试管里长出来的。有无可能结合这两种手法？如前所述，其实都是百分比的问题，0%和100%的情况很少见。
问：如果想读经济思想的原著，或想了解某位思想家，我应该注意哪些面向或角度？
答：经典名著的时代离我们较远，作者的风格与那时期对著作的要求，都和我们不同。但不论读多久以前，或多左派多右派的书，基本上要掌握五个重点。
(1)要弄清楚这个学派和这位作者的历史背景（根源性），因为每种思潮不会只有单一起源，必然有复杂多元的根底。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能响应时代的特殊性，提出新概念或新手法，得到对后代有启发性的答案。例如《国富论》的主旨之一，就是批判当时主流的重商主义，提出自由放任的政策，来取代政府干预的经济管制。
凯恩斯的《一般理论》，就是要解决1930年初期的大萧条。因为古典学派的自动充分就业说、赛依法则（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已经不能分析1930年代的失业与需求问题。凯因斯被迫提出许多新理论，包括：有效需求说、不充份就业下的均衡说、工资僵硬性、流动性陷阱、乘数原理、加速原理。这些都是他在「新环境」下提出的「新学说」。大家反而忽略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凯恩斯之前的经济理论，碰到大萧条时会束手无策？这就是思想史有帮助的地方。
(2)要弄清楚这个学派或这本着作的主轴。每本名著的内容必然包罗诸多面向，要先弄清楚主流意见和反对意见。例如重商主义特别注重金银的累积，但为什么David Hume却反对累积金银，认为那不是真正国家的财富？因为Hume认为生产力的优势，才是国家长期应努力的目标。累积金银（外汇存底），会让英国的货币升值，不利出口，工商业受害，失去国际竞争力之后，反而要用先前辛苦累积的外汇，去买外国商品，到头来就白忙一场了。
(3)这个学派或作者让谁获益（或受损）？为什么有人愿意继续追随这个学派？他们想得到什么好处？以支持《资本论》的读者为例，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讉责资本主义体系下，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行为，认为那是造成社会不公、人间无义的罪恶根源。他们痛恨《国富论》的「自利说」、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Smith是资本家的走狗，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魔鬼律师」。换言之，支持《国富论》和《资本论》的人，不会只是单纯的读者，他们有背后的用意与目标，还牵涉到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严重的话还会让人头落地。
(4)要了解这个学派的有效性、有用性、正确性。先不谈上面那一点的社会现象，单从书呆子的角度来说，《国富论》和《资本论》的论点，对「你自己」来说，是否有说服力？能帮助我进一步做什么？是否能说服同学、亲友或高层决策者？
(5)判断一本着作是否为经典，最简单标准就是「时间」。就算我对《资本论》毫无兴趣，但总要弄明白为什么它会流传至今，好像一百年内还不会绝版。对当今的人来说，凯恩斯的《一般理论》比《国富论》切身，但我相信两三百年后，《国富论》恐怕还会流传，而《一般理论》就未必了。主因是凯恩斯的学说虽然相当有创意，但在「主义」的层次上，恐怕还是比不上《国富论》，对人文社会学界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就值得让我们去了解背后的因素，而不是只凭自己有限的知识，和一时喜恶就妄下断语。
问：你说得太难太多太复杂，我还是弄不懂上这门课有什么用？
答：当然没有立即明显的功用，不会帮助你变得更聪明，也不会让你更富裕。但如果你打开心胸，去了解经济学的重要前辈，是如何一步步地建构这个学门，以及其中纷杂的派别与人物，或许可以帮助你「减少无知」。例如当你听到「古典学派」时，就不必像其它同学一样，露出茫然的表情。
Mark Blaug，1927-
Blaug说过一段较抽象的话，但你可以揣摩他的意思：「当今的理论必然带着过去问题的伤疤，这些过去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错误也已经改正了，但如果没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还是不易充分理解，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没有人会大声宣扬不认识自己的祖先，但经济学者对专业上的祖先，不但毫不在意，还讥笑别人靠先人的遗着发老祖宗财。是的，学习经济思想史不会让你更快乐，也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它是经济知识教养的一部分，只能消极地减少无知，没有积极见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件事已经充分反映在经济学界的就业市场上。
我希望你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现在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经济学是会演化的，你今日以为正确崇高的原理，到了你子孙辈时，恐怕不值钱也不正确了。130亿年来，宇宙的本质并无基本的改变，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对宇宙的认知。经济现象也一样，说来说去都是货币、物价、供给、需求，但每个时代都对这些议题，提供新经验、新概念、新推理。
今日的经济学，只是经济学史洪流中的一小段，不必太轻视过去，也不必太膨胀自己。太阳底下真正新鲜的事并不多，人类的基本特性、效用函数、喜怒哀乐，三千年前和三千年后大概相差不远。科学的进步，是对同一个太阳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角度与深度。抱歉，我又离题千里自言自语了，这表示我无法精确简要地回答你的疑惑。
问：现在听到的思想史主要人物，都是欧美人士，难道其它的文明，例如中国、阿拉伯世界、日本，几千年来难道没有对自己经济现象的观察吗？
答：当然有，但目前仍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各国都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也有各自的著作，但相互间缺乏共同的语言。以中国为例，我认为目前较好的两套著作，一是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63、1981）。在1950-70年代，一个人用这么长时间，写这套书确实不容易，我知道有人尝试把它译成英文。但对外国读者有几项困难：(1)要先花很大力气，才弄得清楚什么是先秦诸子。(2)不容易用西洋观念来解释墨子的「兼爱」和管仲的「轻重说」。(3)胡寄窗在某段时期，大量套用马列主义的架构，来解说中国经济思想。熟悉马克斯概念的西方人，对这种手法反而困惑了：你到底是在讲中国的思想，还是马克思的？
另一套是较新近的集体著作，赵靖与石世奇主编的4册《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这是集众人力量合写的通史，广度很够，从先秦到晚清。但和胡寄窗的3册对照，比较看不出作者的特色，而是表面地解说个别人物传记，综述他们的想法。流水帐地解说个别人物的经济见解，必然流于平淡干涩。不容易和洋人对话的原因是，就算他们读完这两套书的完美英译本，还是不能明白，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概念与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