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构思过，用对话体写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但总是被懒惰和畏难打败。以下是我的基本构想，或许有人会觉得有用。我虚拟一个叫做「盐铁续论」的超时空会议，找来十位历朝的代表人物，争辩30个贯穿时代性的主题。[ 〈群英聚议˙盐铁续论〉。仲夏蹙读西汉桓宽《盐铁论》，文字古奥费解，文学与贤良之论既冗且迂，屡作无义之言。浅显之论，饰以雕文，牵引比拟，意味索然。脑中浮起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之论断：「其明切当于世，不过千于言，其余冗蔓可削也。…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颇不实，殆苟于成书者与！」（《惜抱轩文后集》）。
然犹努力尽心，概其间所涉问题仍有思索余地也。原书已难，注解者犹锦上添花，注文屡屡长于本文，然多胶着于文字训诂，尽作外围解说，对盐铁会议之本质反而少探究解说，思之益发无奈。遂发奇想：辩论双方若在两千年后棺中复起，目睹历朝诸代各种变化，若能就原题再辩一番，何等奇妙趣味？
湿热累倦，百绪未解，昏昏然半醒半梦间，忽觉有人飘然而至。疑惑中睁眼，只见古装十人群立，貌皆昂然，应非鬼妖之辈。挣扎起立，请问来者何人？曰管仲、曰商鞅、曰桑弘羊、曰文学、曰贤良、曰王安石、曰司马光、曰张居正、曰清圣祖康熙帝、曰张之洞。「久仰诸位，敢问何事毕集寒舍？」「吾辈生前或掌国政或主经济财政或久居民间，死后不忘社稷。古今多少英伟雄者，多少风流才识人物，在阴间亦常议论历代政策利弊得失。议题既广，见闻又异，立场分歧，争论不休，亦无结论。人间世事，地府无人决讼，久论无果。今知君读《盐铁论》甚惑，乃邀众人同来议论，各舒己见，请君作裁人。」
「诸位历经风浪起伏，切肤之受岂是后学晚辈读书者所能企及？」「君勿却，我等亦知历代读《盐铁论》者甚众，而未现身争辩，乃读者多属文史学者，皆非财经专业或决策人士，相隔一层，论之无味。且历代研读此书，多见秋毫不见舆薪，专事训诂文学考证，小学而大遗。」「此书牵涉问题甚广，财经之外旁及社会与政治诸事项。此外，这些问题贯穿时代，非一朝一代之断事。诸位既有实际体验，又目睹长时期变化，可论之事必多且深，你我众人如何在一夕之间尽兴？」「今逢七月中旬，我等可告假一月，入夜即来，鸡鸣则去，日论一题，若何？」「善。古今不拘，派别无束，畅所欲言，君子动口，点到为止。」
遂聚议题材，删增推敲，各俱气势主见。历数时辰，议决。天将明，约定时日，一拜而别。惊醒，苦思如何准备应对。所难者二：一是对历代史实所知有限，恐群雄见笑；二是对各派见解掌握不足，恐立落下风难以相驳辩。遂取《古今图书集成》之〈食货典〉，与《十通》之〈食货志〉，囫囵吞枣，备战群雄。平日散读无方，常自讥「书到搬时方恨多」，谁知人生难测，如今却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十位与会者代表不同的时代与立场，有丰富的文献可以呈现他们的立论。还有一位会议主持人，博通古今中外的经济议题，广泛引述各式见解与论点，全场提问挑拨离间，让激辩的会议火花四射。与会者是：管仲、商鞅、桑弘羊、王安石、司马光、张居正、康熙、张之洞、文学、贤良。30个主题是：本末、义利、奢俭、贫富、井田、边防、平准、均输、轻重、市易、专卖、茶铁、酒榷、国用、户口、荒政、繇役、漕运、盐法、杂税、钱钞、赈恤、蠲贷、抑商、疾贫、治河、兼并、纵民、田赋、会计。
如何搭起有效的对话，进而产生激荡的火花？这些难以否认的困难，在研究阿拉伯与日本的经济思想时也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在写经济论述时，主要目的是解决自己的困境，主观性必然很强。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要到18世纪中叶尤其在《国富论》（1776）时，才整理成较学术性的形式：除了具体的赋税与贸易这类政策问题，也开始提出「看不见的手」、「钻石与水的矛盾」这类哲学性质的学理。
之后随着学术的发展与分工，19世纪在大学里出现政治经济学讲座，把具体的经济问题学理化。到了20世纪中叶，更是大量数学模型化。所以如果你只用今日的美式经济学理，来理解中、日、阿式的古典经济著作，必然会觉得落伍失望。这时就不能用绝对主义，而是要用相对主义的手法，来做历史重构（而非理性重构）。
每个时代都有主流有异端，最好抱持生物多样性的态度，理解百花齐放的重要性。没有哪套主义或学派，是超越时空的真理。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若以英雄成败来看，有效果的学派就是好学派，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人是运用工具的动物，思想本身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相互争斗。思想也一种商品，必须在「思想市场」里和其它思想竞争。
我们在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上，看到的人物与派别，就是过去几百年来，在这个市场激烈竞争下的优胜者。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学派背后，必定有许多其它（失败的）学派，不知何年何时还会东山复起。今日以「市场机能」为首的认知，下个世纪就未必合乎时代的需要。
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和讲求精确不移的自然科学，有几项主要差异。(1)经济思想不必然是向前进步的，而是对千古不变的问题（货币、失业、利率、物价），提出新观点、新经验、新分析工具。(2)经济思潮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统一共认的标准，来检定哪项理论较优越。而是以说理上的说服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弱，来判断高低输赢。(3)各派之间的主要差异，主要是「信念」与「目标」的问题。经济派别和政治派别的相同点，是会（强烈）互斥、攻击、抢夺发言权与资源分配权。从生物多样性与思想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也不是坏事。人在绝望或束手无策时，先人的智慧就会变得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下半句是：书到搬时方恨多），为什么不学学凯恩斯，年轻时读些经典，说不定日后还能救命呢！
糟糕，我太激动讲太长了。下次见！
4重商主义与富国强兵说
重商主义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现象，例如战国时期东方的齐国重工商、二次大战后的台湾、1990年代之后的大陆，都是显著的重商主义，战后的日本更是成功的显例。不同世纪不同地区的重商主义，具体做法与内容差异很大，但共同的基本特征是：由国家拟定具体的政策，透过工商业与进出口，积极累积外汇存底。这类重商主义的例子，从16世纪的西欧诸国，到今日的世界诸国从未间断过。
今天的主题，以1500-1776年间的英国为例，原因有二。(1)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掀起对外发展贸易与殖民地的热潮。大约250年后，有一股强烈的反重商主义思潮兴起，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国富论》（1776）。(2)以英国为例的主因很明显：这是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开始向上爬升的阶段，亨利八世积极对欧陆发动征战，伊莉萨白一世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积极对外开发殖民地与新贸易路线。1500-1776年间，是扩展洲际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这时期英国的各项作为，奠定了日后各国重商主义的基本模式。
亨利八世（1491-47）在位37年9个月
问：我还不是很明白，西欧如何从封建体制进入重商主义。
答：如果看过电影《侠盗王子罗宾汉》，就可以想象在英国Nottingham这类的封建领地里，领主拥有一座城堡，四边有宽阔的耕地和深广的森林，耕地的农户要纳税服劳务。同样地，领主要向国王尽类似的义务：纳税与打仗。哥伦布航海大发现后，从海外带来的商品与白银逐渐增多，商人阶级逐渐掌握金银，而领主仍旧拥有土地、掌握人力与粮食。简言之，竞争的形态与要素不同了，商业与贸易逐渐成为主要目标，国与国之间竞争殖民地与金银。换言之，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逐渐被商人与殖民者取代。
伊莉萨白一世（1533-1603）在位44年7个月
问：如果以日正当中时期的英国重商主义为例，他们在手法与政策上有哪些特点？
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累积金银，这和今日大陆、台湾、日本的做法完全一样。共同的心态是：外汇存底是贸易顺差的结果，而贸易顺差是国家生产力的表征，金银累积愈多，表示国家更富裕，兵力更强大。第二个特征也是古今贯通的：国家主义高涨，强悍争取世界的资源，这种心态是零和式的：「你强我就弱、我多你就少」。16-18世纪之间，西欧诸国在这种心态下各种花招尽出，例如荷兰为了发展渔业与造船业，规定全国每星期五晚餐必须吃鱼。
第三项特征，是鼓励国外的原料免税进口、禁止本国的原料出口。平行的做法是奖励出口、打击进口（高关税保护）。以英国关键的羊毛业为例，如果走私活羊出口，就会被没收财产砍掉左手，第二次再犯就判死刑。商业战争打到这种程度，和商鞅的农战与首功其实同样激烈。第四项特征就是殖民主义，抢夺各大洲的资源、矿产、金银。附带的做法就是颁发特许权，以独占的方式瓜分海外地盘，目的是增加国王（库）的税收。英国在1651、1660年颁布航海法，规定国货国运，外国船只不准入内、不准外国货进入殖民地，目的都是据地为王，排挤外国的竞争。
以上是对外的策略与手法，对国内的工商业与经济政策，有三大特征。第一是把国内原本林立的关卡逐渐废除，铲除国内的通行税，以免妨碍出口的竞争力。其次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集中强大，例如发给工商业的各式经营特许权（从玻璃到纸牌都有）、补贴策略性产业出口、管制生产项目与数量。简言之，政府积极介入工商业，目的是极大化税收与增强海外竞争力。
第三项特征是宏观性的经济政策。在那个劳力密集型的时代，政府明白廉价的劳动力，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根源，所以积极鼓励生育，人力充沛后可提供更强大的海员、军人、工人。另一方面压抑物价，减低工商界成本，目的是增强国际竞争力与累积外汇。今日的亚洲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但16-18世纪的英国做得较直接：惩罚偷懒的工人，还会割掉耳朵，把不努力工作者罚为奴，送给检举者。小孩满4岁就可以上工（童工），每日至少工作12小时，大人甚至到18小时。简言之，要把整个国家搞得像永不止息的印钞机，万众一心向钱看。
问：哪些阶层是重商主义的最大受益者？
答：我换个方式，用一个经济概念来回答。经济利益的受益者，当然是在追求超额利益（超过正当的利润），我们称之为利益（rent），而不称为利润（profit）。因为利润是会计性的概念（收入减去成本），而rent的概念来自地租，是经营之后的获利，程度依「地主」的能力而异。
在重商制度下，与王室有交情的人或太子权臣，较有机会得到特许权，经营殖民地或某项产业，这些人就称为rent-seeker（追逐超额利益者）。他们的种种作为（效忠、奉承、勾结），称为rent-seeking behavior。这些追求自利自肥者对社会有害，例如英国的羊毛业者反对棉花进口，法国的蜡烛制造商要求政府，禁止民间在白天开窗帘。换言之，只要有管制，就有人因而受益或受害；政府是最大的管制者，法令多如牛毛，人民动辄得咎。
反过来说，这种做法也有优点，否则英国不会强盛起来，其它国家不会积极跟进。最明显的好处是：国家因而经济强壮，军事实力超强，度量衡与货币迅速统一，跨国性的大企业（例如东印度公司）兴起，交通网发达，国内市场体系化效率化，物畅其流，GNP迅速爬升。这种基本思维流传至今不变，说得夸张一些：重商主义虽然不至于与人类共始终，但在百千年内大概阴魂不散。最简明的共同特征有几项：保护本国产业、刺激国内工商业发展、压低币值追求出口顺差累外汇。
问：从学理面来说，可否介绍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见解？
答：从经济分析的观点来看，重商主义时期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分析者。当然你很容易说，Thomas Mun（1630）《英国的财富与国外贸易》，不就是众所周知的名著吗？是的，Mun是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他的主要见解，和之前综述的重商主义学说相近似。整体而言，重商主义期谈论经济议题的著作很多，大都以小册子（pamphlet）的形式出版。作者群相当多元：商人发表他的海外经商感受和各地奇风异俗、主管贸易的官员依他的立场提出政策、国会议员针对某项经济题议提出说帖。凯恩斯在1930年代之前，大量搜集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册子，后来转赠给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
换个方式来说，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重商主义学说，其实是后代学者的理性重构，其中最有名的著作，是瑞典经济史学者Eli Heckscher （1879-1952）的Mercantilism。原著以德文撰写，1935年译成英文（2册），那种拗口的奇怪文体，保证你看3页就放弃。法、德、荷、葡、西、义诸国，在那段时期也有各自的重商主义学说，可惜我不够理解。虽然面貌与经验不一，但前述的共同本质，应该和英国的例子类似。如果你在维基百科的英文版查索mercantilism，会出现许多想象不到的文献，然后再连结到法、德、荷、西、义语文的版本，就会看到读不完的文献。
Eli Heckscher，1879-1952
问：你这样的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实质的内容，可否举一两位代表人物的实例，不要躲躲闪闪地在外围打转。
答：是的，真是说了一堆空话。那我就举David Hume（1711-76）和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的学说为例，内容有点繁复，我尽量简化。Hume是Adam Smith的友人，年长12岁。他在哲学与经济分析上的重要性，维基百科的英文版有很好解说，在此我只挑他最有名的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来说。
Price指的是英国物价，specie-flow是指因贸易而在英国流进流出的金银。Hume的基本意思很简明：重商主义以累积金银为目标（金块主义），但到18世纪中叶时，国内累积的金银已经相当可观，必然的结果是物价明显上涨。物价上涨后，粮价水涨船高，工资也跟着攀升，结果是各行各业的成本，竟然被过去辛苦累积的金银，逼升到远超过贸易对手国（德、法、荷）的水平。
后果很明显：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必然因而下降，到头来反而要用前人累积的外汇，去购买外国较廉价的粮食与商品，金银因而逆流出去，这是一种自己打败自己（self-defeating）的过程。Hume提醒英国各界，金银不是真正的财富，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货币是「一层面纱」，真正要储存累积的，是工商业的生产力与竞争力。
问：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Hume担心的事并未发生，因为1800年之后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还缔造出日不落国与大英国协。难道Hume的理论有缺陷吗？
答：确实如你所说，英国在1800年之后，实质所得以将近80度的仰角，急速上升到第1次世界大战（1914-8）期间。这就是经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产业革命，也是人类终于能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分水岭：人口成长率高过所得成长率。现在用理论性的说法，回答你的重要问题：Hume的理论既简单又合理，但为何没有发生？以下的答案当然是近代经济学者的理性重构。如果国内的物价高升，Hume预期国际收支会恶化，但在下列的情况下，这种情形不会发生：(1)国内对进口物品的需求弹性（Ed），和(2)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弹性（Ef），两者之和小于1（即Ed + Ef < 1）。
这是什么意思？(1)的意思是说，不管国内物价的变化，英国人对外国商品（例如法国葡萄酒）的需求弹性（Ed）还是很低（不买不行）。(2)的意思是说，虽然英国的物价上涨，生产成本比外国高，但由于英国产品的质量（例羊毛织品）仍居世界首位，就算价格明显提升，外国人还是会来买，这时就可以说：「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弹性（Ef）很低」（不买不行）。如果(1)和(2)的总合小于1（Ed + Ef < 1），Hume的说法就不成立了。Hume的理论在什么情况下会成立呢？很简单：Ed + Ef > 1。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会掉入「重商主义的窘境」（自己打败自己）。对英国人来说，Hume担心的事没发生（幸而言错）。
问：喔！没想到还有这层道理。请问可以具体衡量Ed和Ef吗？
答：如果你有某项商品（例如羊毛），在各国的长期价格序列，有各国的进出数量，当然就可计算。但整体而言，这是个概念性的解答，目的在解说「重商主义的窘境」，在哪种状况下会出现或消失。
问：那另一个Richard Cantillon，他有什么重要学说呢？
答：他是个爱尔兰商人和银行家，大约是1680-90年间出生。大部分的时间在巴黎生活，最主要的著作是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论商业体系的本质》）。这本书大约是1720年代写成，1734年他被仆人杀害后放火烧屋，毁掉不少尚未发表的文稿。这本着作在1755年才出版，现有英法文的对照版。学界一直有个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本书是《国富论》（1776）之前，最具体系性的经济分析著作。
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的《论商业体系的本质》
我只解说其中最有名的论点，称为Cantillon效果。在他之前的学者，大都持货币数量说：英国的物价会因为货币供给的增加，而比例性地上升。如果外汇累积造成货币供给增加3倍，国内物价大体而言也会增长3倍。这个原理到了美国经济学者Irving Fisher（1867-1947）手中，写成著名的Fisher方程式，延用至今：MV=PT（M=货币存量，P=物价水平，T=交易额，V=货币的流通速度）。这个方程式是货币数量说的根基，但Cantillon认为是错的。
他说得很有道理：透过贸易所累积的外汇，转换成英镑之后，并不会均匀地分到各行业，所以不会有「增加3倍货币供给量，物价就涨3倍」的结果。真实的状况是：这些透过贸易顺差赚来的钱，大部分会流入王室、贵族、富商手中，人口比例较高的农民与工匠根本分配不到，怎么会让农工产品也涨3倍呢？
以大陆为例，1990-2010年间急剧累积2兆多美元的外汇存底，物价确实因而高涨数倍，但对沿海诸省（尤其是通商口岸），和内地云贵青海的物价效果就明显不同；对特种行业与对农工业的物价效果，也必然不同。Cantillon的意思简单又正确：货币数量说太天真，外汇存底的物价效果，要看这些钱流入谁的手中而异（用在炒房产、奢侈精品，或用在教育研究上）。这些钱流入不同行业后，透过不同的花钱管道，会再次改变社会的财富结构，进而改变物价的结构。凯恩斯说过类似的话：「货币供给改变后，并不会对各种物品的价格，产生相同方式、相同程度、相同时间点的影响。」
问：这样听起来，好像在重商主义时期，还是有些脑筋清楚的分析，不只是满脑子钱钱钱的利润极大化者。
答：每个时代都有了不起的人物和卓越的见解。但和日后的古典学派相较，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论述，还缺乏分析性的概念与工具，比较像是中国史书上的「策论」形式，有强力的论点，但还没能概念化与一般化。
问：我记得凯恩斯《一般理论》（1936）内，有一章的名称是「重商主义」。为什么他会要论说这个主题？他提出什么论点？研究重商主义的学者，对凯恩斯有什么评论？
答：《一般理论》的第23章，主题是「论重商主义、高利贷法、铸币、消费不足论」。这是他对经济思想史重要议题的评论，说明古今学理如何相贯通。此章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对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论」与「有效需求说」作出积极响应，认为这是拯救1930年代初期大萧条的良方。但如果针对重商主义这个议题来说，凯恩斯的理解就因为历史知识不足，而受到专家的严厉批评。其中一个例子，是以研究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1519-79）闻名的Raymond de Roover（1904-72）。1949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Gresham on Foreign Exchange，全书最末（页287）注解17说，凯恩斯对重商主义的理解「充满不正确的内容与错误的诠释」。
Sir Thomas Gresham，1519-79
另一位是前面提过的瑞典经济史学者Eli Heckscher，他对重商主义的研究举世公认，也对凯恩斯的理解很有意见，其中最重大的批评，是有关「失业」的见解。凯恩斯犯了一个时空错置的错误，以为重商主义时期的失业问题，本质上与193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失业问题类似。1930年代失业问题的起因是投资不足，而这个现象在产业革命之前从未存在过。17-18世纪英国经济的主体仍是农业，大部分的失业是由于农业的季节性或歉收引起。当时规模尚小的工业，如果有失业问题，也是因为冬季的河流结冰，或春季河水泛滥，造成水力推动的磨坊车停摆。
重商主义时期当然也有景气循环，例如太阳黑子的活动影响作物收成。这类因大自然因素而起的失业，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救济。重商主义者真正担心的，是「自愿性的失业」：农村人口转到都市部门工作后，由于对过长工时的反弹，而宁可放弃工作机会，选择休闲式的失业。这和凯恩斯所说的非志愿性失业，本质上完全不同。
我趁这个机会对比一下，凯恩斯和马克思对失业观念的差异。如前所述，凯恩斯式的失业是由于投资不足，造成GNP的水平不足以提供充分就业。而马克思式的失业不同，那是一个劳力充足但资本不足的时代。19世纪的英国天赋资源不充足、技术水平不够高，即使有巨额资金投入生产，也无法完全吸纳劳动市场上的过剩劳工。
换言之，马克思式的失业，是三项因素的综合性体：(1)人口过剩（劳动供给无限）；(2)所得水平太低，无法累积足够的储蓄，(3)技术水准尚在初始状态。这种失业是结构性的，不是景气循环性的。增加公共投资、货币扩张、政府赤字支出这类的政策，是治疗1930年代失业问题的有效药方，但对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式的失业问题就没效，对16-18世纪重商主义时期的失业也没效。
打个比方，虽然外观症状同样是发烧，但祖父和儿子和孙子的病因却完全不同，药方当然也就不能一样。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某个国家的失业率严重，思想史与经济史的知识就可以提醒执政者，要先判断这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失业，要开哪种处方才能对症下药。
矢内原忠雄，1893-1961
问：我原本以为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只是执政者着重如何透过贸易顺差累积金银，没想到那时期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其实对外汇、贸易、工商管制、富国强兵、竞逐超额利润，已有相当成熟的见解。
答：是的，我们在一堂课的时间内，只能触及重商主义的简要面向。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相关著作，或查看英法德西义语文版的维基百科，就会明显感受到，我们对这个议题的知识既有限又偏颇。我年轻时接触过这个领域的文献，深知其中的复杂度与宽广性。日本对重商主义有很好的研究，其中的一个缩影，就是台大经济系的张汉裕教授（1913-98）。他的博士论文《英国重商主义研究》，由东京大学矢内原忠雄教授（1893-1961）指导，1954年在岩波书店出版（260页），当时这是很荣耀的事。张教授晚年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现在重读此书，更感受到台湾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在半世纪期间的严重空档。
张汉裕，1913-98
5重农主义与自然法则说
我们把场景从英国转到法国，从重商主义转到重农学派（Physiocratic school），这个学派可以说是既短命又长命。「短命」是从实际的存续时间来说：起点是1756年揆内（Fran?ois Quesnay，1694-1774）在Grande Encyclopédie发表的第1篇经济论述起算。终点有两个，都是1776年：(1)这个学派的重要成员Turgot （1727-81），1776年离开财政部长的职位，对政策失去影响力。(2)亚当史密斯发表《国富论》（1776），把自己的见解和法国的反重商思想、经济自由主义结合得很好，重农学派的光彩反而被《国富论》掩盖过去。
Fran?ois Quesnay，1694-1774
从「长命」的角度来看，揆内的「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在20世纪有过两项主要影响：(1)芝加哥大学的Frank Knight教授（1885-1972），在1930年代初期把经济表简化，画成现今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的「经济溪流图」（circular flow diagram）：有2个市场（原料市场、产品市场）与2个经济单位（家户与企业厂商）。经济资源、劳力、商品、服务、货币、消费、工资、利息、地租、利润、土地、资本，就在这溪流图内无限地循环。
经济溪流图（circular flow diagram）
(2)哈佛大学的Wassily Leontief（1905-99），把经济表的概念转换成「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1936年Leontief发表一项研究，分析1919年美国46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关系。这种分析让人一目了然，各部门的产业关联效果有多大，对政府的总体投资决策，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Leontief因而在1973年得诺贝尔奖。法国重农学派在短暂20年间（1756-76）的著作，没想到对后世的影响超过200年。
Wassily Leontief，1905-99（1973年诺贝尔奖）
问：你一下子说太多事，我完全跟不上，可否先解说重农学派的历史背景？
答：喔！我刚才说得太急切，反而让人一头雾水，其实我是在简介今天的主要内容，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大约从17世纪末起，法国的经济进入长期衰退。除了不可抗拒的天灾，还有两项人祸：(1)路易十四卷入一连串耗费惊人的战争；(2)一系列失败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反应就是推翻路易十四、推翻重商主义。
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商主义政策的代表人物：财政部长Jean-Baptiste Colbert（1619-83）。他是不择手段的追求富强者，认为只有四项东西有用：农业、贸易、战争抢夺土地、海外经营。他是典型的「零和」观念者，主张透过「商战」和各国竞争。对内采取积极干预政策：管制产业的质量与数量、补贴新产业、透过颁授独占权增加税收、鼓励勤奋工作、早婚生子提供劳动力、童工6岁就可进工厂、取消17天的宗教节日、度量衡公制化。
Jean-Baptiste Colbert，1619-83
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对法国的强盛有显著贡献，但也产生许多副作用：管得太多太细，妨碍发明与进步；积极鼓励工商而引发反对势力；管制太严、税关卡过多，造成诸多不便；为了追求国库盈收采包税制，造成民间负荷过重；为了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允许宗教界、富人、贵族免税，造成社会不公；禁止谷物输出，造成农业不够兴盛；工商业的法规过多而妨碍竞争。这些诸多不便，加上所得不均、王朝腐败，改革声浪大起。
问：听起来相当复杂，我只能有个粗略的感受。我想问另一个问题：重农学派有哪些基本主张？
答：可以分好几个面向来说。(1)从哲学面来说，他们主张政策制订者，要遵从自然法则（natural order）。执政者要勿违天道，让万物和谐共存。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要「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过多的人为干预在短期内有速效，但长期必因违反自然法则而自败。(2)把这套哲学落实在政策上，就是政府不要干预，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让百姓做自己喜欢的事，人尽其才物畅其流。重农主义最有名的口号是：管得愈少管得愈好。(3)法国是以农为本的经济体，工商业并非国本，Colbert的重商政策，违逆经济的本质，倒行逆施。(4)重商主义为了追求国富，过度征收各种税源，造成民间负担过重。重农派主张单一税：只要课征土地农业税即可，废除其余各式的税收。(5)注重各部门之间的依存关系，因为经济体系就像人体，是由肌肉、血液、神经、骨骼组成的有机结构，不能独重工商而轻农业或消费，必须顾及诸多部门的各种需求与差异。
问：重农学派提出这些与执政者相违背的学说，目的是希望哪些人得益？
答：从字面上看来，是希望农民能获得利益。最重要的两项措施是：(1)去除繁复的层层规定，让农业部门在松绑后可以自由发展。(2)积极协助农产品出口赚外汇，利国利民。重农派主张采取企业化的大规模耕作，而不只是消极地把农地租佃出去。另一方面希望农业发达后，政府可以简化税制：全国只课土地税（单一税）。这项理想没有成功，但日后影响19世纪末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97，美国社会改革者），转而影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
Henry George，1839-97
重农学派有这种主张，主因是当时手工商业占GNP的比重太低，利润额的规模，不足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相对地，农业是唯一有可能储存资本的部门，这和二次战后开发中国家的状况类似。从21世纪工商业的观点来看，重农主义的两大诉求已无重大意义：(1)工商无用论；(2)土地是财富的根本。但公平地说，重农思想到19世纪John Stuart Mill时，甚至对今日的开发中国家，还一直有影响力。
William Harvey，1578-1657
如前所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重农派在分析上的长远贡献，比实务性的具体政策更重要，可分五个小点来说。(1)重农派的主角揆内，是《国富论》之前最体系性的经济分析者。(2)同样地，重农派在分析手法上，也比史密斯之前的经济分析，更具科学的气息：已经能运用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医生）的血液循环论，来模拟经济体系内，各部门相互流通的原理。(3)提出报酬递减法则，分析农业与各种经济现象。(4)厘清政府的角色与功能，主张自由放任、管得愈少愈好。
问：听了这些整体性的解说，我想进一步知道揆内的生平与主要学说。
答：揆内是家境富裕的地主之子，后来成为路易十五的宫廷医生。1750年左右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希望能把信任他的国王，转变为开明的君主。揆内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当时的小农制不效率，希望国王能鼓励企业化经营的大型农场。这些具体的政策前面已提过，以下介绍揆内的基本思维与分析上的贡献。
国王曾向揆内抱怨「君难为」，揆内回答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困难。」国王说：如果你是国君会怎么做？答：「什么也不做。」「那你要怎么治理国家呢？」「我依靠自然法则。」他的意思是：社会运作的原理就像天体运转一样，有既定的法则在支配，国君的任务就是让社会与经济，依照自然法则（natural law）自行运转，不要插手干预。法文的字句是laissez-fair, laissez-passer（就随他们去做），中文译为较精简的「自由放任说」。用今日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国君只要靠「看不见的手」（市场机能）去运作协调，不要「作之君、作之亲」，伸出「看得见的脚」，反而碍事扰民。
揆内的「经济表」（1758-66）
问：前面提过揆内的「经济表」，可否具体深入一些？
答：揆内的原著于1758年呈给国王，1766年修正。初见之下内容相当复杂，其实可以简化成三个主要阶级与部门。(1)生产阶级（农业部门），供应全国粮食与劳力。(2)有产阶级（地主），提供土地与资金。(3)手工业与商人阶级，提供商品与服务，揆内认为这是个「无生产性」的阶层。
经济表的主要功能，是说明这三个阶级各自提供的粮食、资金、商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交换、流通、累积、循环。经济表的重要性，并不是图内的具体数字，而是第一次有人以图解的形式，描绘经济内部的溪流与循环原理，也是第一次出现宏观的总体系统分析，意义非凡。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经济表是：(1)原初的国民所得分析图，已有粗略的所得帐观念。(2)明确指出多部门之间多项物品的交换模式（N×M），已具有一般均衡体系的运作概念。
问：揆内的本业是医生，虽然国王喜欢他也信任他，但重农学派的政策不可能在他手上执行。
答：是的，这就要提到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81）。他是出身诺曼底贵族家庭的神职人员，还俗后进入司法与行政体系，1774年担任财政部长，主掌经济与财政决策。他的主要路线和Colbert的重商主义相反：反重商、反封建、主张重农，因而引起激烈反对：封建贵族恨他、宗教界与神职人员不信任他、包税者大反弹。原因很简单：Turgot的政策抵触既得利益阶层。他的下场和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类似：在激烈的反对声浪下，被国君忍痛免职。Turgot最让人熟知的两项政策是：(1)主张自由贸易，打破关税保护。(2)不要过度课税（杀鸡取卵），要做到「拔鹅毛而不要让鹅叫」。Turgot是精采的人物，请参见维基百科的英法文版，相关文献非常丰富，在此只能约略触及。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81
重农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具体成形的学派：有共同的观点与政策，崇尚自由主义与自然法则，主张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极小化。这群讨论经济议题的人，自称为économistes（经济学家）。重农派的其它主要成员，还有Marquis de Mirabeau、Mercier de la Rivière、Dupont de Nemours、Le Trosne、Nicholas Baudeau，可以从维基百科查索他们的生平与见解。重农派对外国的影响，主要是透过《国富论》，因为史密斯曾在法国游历两年，和重农学派的成员（尤其是揆内）的见解唱和共鸣。重农学派在法国只维持20年，反而是透过与《国富论》的结合，才让他们的自由经济学说广为流传至今。
问：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看，重商主义者必然反对重农学派。有没有人从学理上，批评过重农学说？
答：他们在那20年间，只提出方向性与原则性的论述，简言之就是重视农业与尊重经济自由。在政策方面，他们的主要关怀是税制与贸易问题，以及前述的农业企业经营化，但这些理想并没有多少具体成果。若从学说面来看，他们对货币、物价、金银、殖民地、人口、劳动力这些经济问题，并没有重要的见解与政策；对产业、商业、消费、粮食，也没独特的洞见。重农派的基本思想，如前所述，是尊重自然法则。这种自然观的意思，就好像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就放手离去，让世界依照几条简洁的基本规则来运作。这就像是钟表师傅制作时钟后，就由钟表自己去转动。国君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体认背后的法则，适时上紧发条看着它运转即可。而这些规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市场机能，放手让百姓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大自然有自我调整的能力，外力的介入与干预，长期而言未必有效或有益。
问：这样听起来，自然法则不能算是科学的原理，只是一种「勿违天理」的态度。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我就认为自然法则说，对经济分析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对吗？
答：你说得很好，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问：其实在重农学派出现之前，科学界已有相当显著的进步。例如牛顿（1642-1727）在1687年，就把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行星运动体系，向前推进一大步。牛顿的《数学原理》（1687）已经万有引力的概念。我认为这类具有推理性质的科学革命，要比哲学性的自然法则，对经济分析有更重大的启发。
Johannes Kepler，1571-1630
答：完全同意。科学进入牛顿革命后，就要进一步了解自然法则的具体内容与背后的原理，而不只是表面性的应用。但也请同情地理解，重农派只是借用自然法则当作武器或工具，来推销自己的经济政策，不宜用牛顿式的纯科学来相比拟。自然科学的革命，除了讲求学理的内在逻辑，更要求实验证据能印证理论，这种思维当然深刻影响探讨经济现象的学者。牛顿从对天文的认知，明白在星球体系内的个体，是相互依存、相互牵动、相互影响的。经济学者也很快就明白，这种科学观很可以应用在经济分析上。然而，从前面的解说可以看到，18世纪中叶之前的经济思想，还相当原初性。马克思说，拔牙时需要麻醉剂，但拔除旧观念时，要去哪里找麻醉剂呢？
问：除了科学界的革命，还有另一项革命，对经济分析的进展也很有帮助，那就是从17世纪末开始酝酿的产业革命。
答：是的，产业革命对整体的产出规模影响很大，对原料、人工、资源的需求急速增加，国内外贸易的数额水涨船高。在社会方面，开始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商人的数量与地位大增，原本的贵族逐渐衰退，以独占来追求超额利润的政经关系，逐渐被市场竞争取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开始专业化规模化，因为圈地养羊而赶走农人（羊吃人）的事越常见。在工业方面，中大型的工厂逐渐兴起，传统工匠的生存空间逐渐减缩。在短暂的百年间，经济结构、社会问题、政治权力都面临急速变革。在经济思潮方面，很自然地就更朝向松绑、减少管制干预，财产权与人身权愈来愈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