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谓「激进的先验主义」（radical apriorism）和「超实证派」（ultra-empiricism）？分属于这两个阵营的经济学者，各自持有哪些对立性的观点？大多数的经济学者，赞成哪一边的论点？（p. 690上中）
2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在方法论上很少以实证资料，来检验或否证自己的理论，请举例说明为什么？（pp. 690中-691）
3新古典学派分析的特色，包括比较静态、均衡、短期变动。虽然模型因而显得更严谨，也使用更精微的数学分析，但这些特质都不易用统计资料来验证或否证。你同意这项说法吗？（p. 692）
4新古典的分析，着重在Samuelson所说的qualitative calculus。这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手法，被讥为是一种theory without measurement的研究，例如只能描述均衡的特质，而不能以数据说明动态的变化过程。你认为这种批评公平合理吗？（p. 694中）
5 Friedman的经济学方法论，有哪些特殊的论点（p. 694下）？Blaug对他有哪些批评？（p. 695）
6要判断一个经济命题是否具有「可否证性」（falsifiability），时常会遇到既可又不可的两难，请举例说明。（pp. 696中-7）
7为什么经济学不可能是个「价值中立」的学科？（pp. 699中-700中）
8美国的制度学派，在出发点上和新古典学派有何差异？（p. 700下）。在方法论上，有哪些根本的区别？（p. 701中）
9综述Veblen 的学说有哪些特点？（pp. 701中-702中）
10为何研究经济思想史（或经济理论史），有助于辨别「披着科学外衣」的空洞理论，和具有「真实洞见」的优质经济分析？（p. 704）
附录3
不只是经济学家：
一位思想史学者的人生回顾
Mark Blaug (1994): “Not only an economist: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American Economist, 38(2):12-27.
高景仲译
赖建诚校
我决定念经济学，是受到Henry George与Karl Marx著作的影响。1944年我17岁，念纽约市的Peter Stuyvesant中学，修了一门商业的课。学期的最后一周，老师带我和几位比较优秀的学生，到邻近的Henry George School参与一场讲座。主题是在解释，如果地租没有限制地成长，就会造成贫穷、战争，以及其它现代文明的弊病。Henry George在很久以前，就诊断出这个病灶，并提出解决良方：单一地租的「没收性」征税！讲座结束时，我们都得到Henry George的免费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1879）。这本书我读得一头雾水。几年后，当我读到Ricardo的差额地租理论时，发现George的理论来源，因而感到一阵兴奋。
1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进步与贫穷》引发我的兴趣，但并未让我信服。不久后在纽约大学读大一时，我结交几个左翼同学，他们先介绍我看 Lenin与Stalin的小册子，之后是Marx与Engels的大部头。我深深被这些文章折服，几个月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Marx的虔诚追随者。
我现在试图回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那么快就改变我。我想那是一些特质的组合，这些特质可以充分说明我这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首先，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闪耀着那种绝对拥有真理的氛围。特别是集大成的Lenin与Stalin，以执拗辛辣的语调，对付敌营的知识分子。第二，马克思理论百科全书式的触角，感觉这是个社会的普世科学，的确是一种哲学史以及自然的哲学。无论是最近的选举结果，或是法国大革命的成因，或是古希腊王朝的倾覆，或是Rembrandt为何对光影对比（chiaroscuro）情有独锺，或是Beethoven最后的钢琴协奏曲第102号为何只有两个乐章，或是Gothe在《浮世德》（Faust）最后要表达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解释。年轻的我颇好发高论，马克思主义就像为我量身定做：它可以让我大言不惭地，对所有题材发表自以为是的议论。
Friedrich Engels，1820-95
马克思主义教我经济决定论。根据经济决定论，经济利益与经济力量，是所有社会与政治冲突的基础。进一步推论，所有事物最终都可简化为经济学，经济学因而可以称为社会科学之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六个月内，我决定必须读通经济学。大二那年我修了第一门经济学，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很重的学科。我很高兴还能记取自己念经济学的困难，因为这使我成为更好的老师。
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吸引力。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的概念工具、专有名词与各类的精致术语；以及无数的（古犹太法统）区分，如「底层」与「上层结构」、「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社会行为的「策略」与「方法」、社会经济体系的「矛盾冲突」与「对立整合」等等。一旦掌握技术性语言，服膺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创造一个论述的次文化。在这个次文化中，不夸张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了解你。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让我初窥，知识社群自我哺育的学术文化。
我并不只是个纯知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美国共产党、出席政治会议、参与政党示威，这些我都做得意兴阑珊，因为我不太热衷参与组织活动，然而却也短暂地经历一段真实的政治活动。过程简短，是因为我天生反骨，很快就被逐出共产党。1945年当大战接近尾声，同盟国占领德国的问题浮上台面，成为政治议题。为了让美军永久驻在德国，美国总统Roosevelt提出战后军事召集建议案，得到美国共产党主席Earl Browder的背书。Browder因而被若干党员视为异端。Stalin出面反对罗斯福的政策，Browder的命运也就此底定：主席的职位被拔除并逐出共党，瞬间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几个共党大学生，替Browder收集陈情书，经过一番考虑我签署了。之后我被传出席共党审判庭，由于应讯时未表悔意，旋即被开除党籍。从那时起，许多党内友人与旧识，不只不跟我讲话，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从未加入阴谋（或准阴谋）组织的人，很难相信党内同志相煎的速度既快又急。1945年时，美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我的经验显得荒谬，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左翼政治现实的痛苦觉醒。
The God That Failed: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1950）
虽然在1945年时，我已非摇旗吶喊的共产党员，之后却要用了至少七、八年的时间，来摆脱马克思主义余绪的桎梏。1945-52年间，我头也不回地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我清楚记得，The God That Failed: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1950）这本书对我的影响。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André Gide、Richard Wright、Louise Fischer、Stephen Spender这六位作者，都是出走共产主义的「旅伴」。事隔多年，我还记得与知名共党叛党份子，一起幻灭的那种糟糕感觉。捐弃先前的信仰，而没有踏上「完全不信」这一步，是很玄妙的。对我来说，这一步的动力来自1952年夏天，胎死腹中的东德「革命」：东柏林人几乎推翻苏联扶植的东德政府。1952年5月我去柏林旅游，见证了反东德政权的强烈憎恨。回到伦敦后，我从共党的平面媒体，看到革命爆发与苏联坦克镇压的报导。我一直知道，共党报章能睁眼说瞎话，但我之前闭着眼睛，让谎言持续上演。像我这种「真正信仰者」所经历的幻灭，就像泡过热水澡后的当头冷水淋浴。
当年身为共产主义者，所相信的、剀切力陈的、全然信服的事，现在想来让我羞红耳根。例如我记得如何为「莫斯科大审」的斯大林版辩护。这个版本指出，住在巴黎和墨西哥城的Trotsky，筹划在苏联境内进行大规模破坏，甚至要危及苏联军事高层。尽管读了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我把它斥为资产阶级的文宣。这让我从此以后，对强烈主张的信仰存疑，也让我比原来的自己更能容忍。现在每当我声称某件事绝对真实，总会悄悄对自己说：「是的，就像莫斯科大审。」
Arthur Koestler，1905-83
我弃共产主义如敝屣，但扬弃马克思主义则还要更多时间。从某个意义而言，压榨、异化、不平等这些大主题，依然挥之不去。当然，经济学念得越多，我就越不相信马克思经济学。我很快就看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难题的掌握，程度是可笑的。他真的认为，社会就像大街角的杂货店，出现的事情顶多是会计问题 。此外，马克思的经济预测，绝大部份都错得离谱。在他死前，对无产阶级未能推翻资本主义，显然深感失望。但我还是花了很多年，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深层谬误。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甚或前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看不出这个谬误。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谬误，很聪明地被隐藏在《资本论》里，千分之一不到的读者曾注意到。这个想法是：经济体中每个产业，都有相同的剩余价值率。简言之，资本家每支付一元工资，就可以得到若干元的利润，不管是在农业中挖沟渠，还是在石油业炼油的所得。这是个非常不可能的假说，但却无法证明这是错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率不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也不是一个行为的变量。Marx深知这个问题，但急于伪装这个假说的武断性，他将价值与剩余价值具体化，并反复提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全力增加剩余价值率。这是个体资本主义者做不到，也没有诱因去做的事。然而，Marx必须假设有一个固定的剩余价值率，否则他所宣称的「劳动本身创造剩余价值」，这个说法会一败涂地。
资本主义奠基于对劳动的剥削
至少在西方国家，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再相信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剩余价值劳动理论。尽管如此，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继续相信，资本主义奠基于对劳动的剥削。他们指的剥削，就是工人未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因此得不到雇用劳动所产生的利润。他们的说法是，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不正义，存在于「工人没拥有，老板不工作」这个事实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去观察这些自称「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能做到什么程度：放弃各种结果论，赞许资本主义，转向更多的道德判断。这些道德判断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社会关系的伦理意义。换言之，他们问的是：我们都要工作维生，而少数人可以不做而活，公平吗？（当然，对此唯一的答案，是非常不公平）。但他们不问：如果没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私人财富分配，资本主义还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同意，资本主义并非教化人心的体系，它是粗暴、残忍、道德沦丧的，但它却可以产出货品，而我们要的就是货品。
2麦卡锡经验
要不是在1952年遭遇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幽魂，我怀疑那时我会用这么多年，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冷战的高峰，美国陷入反共的恐慌中，参议员Joseph McCarthy的声势如日中天。从以下的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阵恐慌。1950年我已经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班一年级。当时皇后学院经济系主任Arthur Gay因车祸丧生，系上找人在学期中接他的课。我曾是他的研究助理，因此被征询是否要一试。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课程满档，教授个体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从没念过的营销学。我还记得每门课第一次上课前，紧张到前一晚真的把内容全部背下来。
Joseph McCarthy，1908-57
正当我的教学开始上手时，由McCarthy主持的「反美国活动委员会」（th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到纽约调查市立大学系统内的共产主义。他们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出席，毫无疑问地，是为了问熟悉的问题：「你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三位教授都援引宪法第一与第五修正案（禁止证人自我入罪），拒绝与委员会合作。尽管三人都是终身职教授，但还是迅速被解职。其中一位是皇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教授Vera Shlakman。她是我先前的老师，也是当时的同事。「教师工会」（Teacher’s Union），是纽约地区大学教师的左翼职业工会，她左倾也是会长，就我所知，她可能也是对共产主义幻灭的出走者。我上过她的课，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极力避免灌输意识形态给学生。几个学生发动联署陈情书，要求校长让Shlakman复职。但根据学院章程，请愿书至少要有一位院内教师签署。学生找遍经济系四十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像我这样的低阶助教，没有人愿意签署陈情书。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上我。出于我对Shlakman教授的尊崇，也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怯懦，我签了陈情书。二十四小时内，我收到Thatcher院长（奇怪的是，四十年后竟然还记得他的姓名）下的字条，知会我若不立即主动辞职，将会被免职，并列入未来就业的黑名单。
接下来一两天，我考虑发动大规模抗争，并发表强力要求个人自由的声明。这项声明将传诸后世，会被美国高中生阅读、引述。然后，我静静地递出辞呈。
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为了开始写博士论文，我之前已申请一项奖学金，并仰赖在皇后学院的授课薪水，维持这段期间的生活。在我口袋空空，且因这件事深受打击之际，突然接获一通电话，告知我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奖助金，让我到国外撰写博士论文。显然有人暗中对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我生命中的每个灾难，总是以奇妙的方式适时转化为助力。我很快就了解，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自此展开。我选定「David Ricardo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起伏」为题目，最后的丰硕成果，超乎我先前的想象。[我的博士论文Ricardian Economics 出版时(1953)，我认为David Ricardo是严谨的理论家、令人景仰的人物，还以David为我的大儿子取名。这些年来我开始发现，Ricardo有「可伸缩」（telescopic）的倾向：将长期缩为短期，之间没有转换期。这是正统经济学的持续之恶。]我也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个房间，过着中古时代僧侣般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作长达十八小时。我将初期的研究成果，寄给博士指导教授，当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George Stigler，他辛辣但中肯的评语，正是我所需要的前进动力。两年后我带着完成的论文回到纽约，真心欢喜地在电视上，目睹McCarthy参议员最后的倾覆。
George Stigler（左，1982年诺贝尔奖）、Milton Friedman（中，1976年诺贝尔奖）、Kenneth Galbraith（右，1908-2006，哈佛大学教授）
1954年夏天，我参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面试。日后成为我导师之一的William Fellner是主考委员。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辞去皇后学院教职的原因。我一直记得Fellner当时打断我，说：「这是一所私立大学，我们不在意几年前在公立大学发生的事。」这印证了Milton Friedman的论点：可能的雇主激增后，一个自由的市场，较一个以国家机关为独买者的社会主义体系，更能确保个人的自由。
今日很难描绘，麦卡锡年代的诡异氛围。当时在背后捅你一刀的，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人们真的会每天晚上，搜索「床下的共党份子」。年轻时我曾天真地相信，知识分子会捍卫对抗当权者的想法，但受到麦卡锡经验的影响，我失去对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所有尊敬。只要有足够的压力，他们会向McCarthy、Hitler（希特勒）、?Stalin、Sadam Hussein，或任何背后有军警力量的人低头。
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
1954年在耶鲁执教前，我几乎已摆脱对共产主义的旧信仰。Kruschev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反Stalin演说，我从他亲口所说的话，确认自己的新信仰，因而有一种静静的满足感。随后几年，我稳定地向右移动，但不像许多前共产主义者，我从未疯狂地反共产主义。无论是当时，或许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政治上左右摆荡。对私有化、松绑、工会立法等政策议题，我相当右派。但对社福支出、失业给付、女性的平权措施、黑人与同志、堕胎权、软性毒品的合法化等议题，我则是强烈的左派。我向右的旅程，被Reagan与Thatcher阻断。1980年代居住在英格兰时，我对政府明目张胆地，用大规模失业来对抗通货膨胀，愈发感到不齿；也对英国选民十多年来，持续容忍二位数的失业率感到惊讶。Thatcher夫人能用「通膨成本总是大于失业成本」这种说辞，来说服选民、财金记者，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令我大开眼界。个位数通膨伴随两位数的失业率，的确是1980年代的大部分情况，但我相信这是明显的错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所时，我开始对通货膨胀经济学感兴趣。当时的老师Arthur Burns教总体经济学，对Keynes的理论多所质疑。Burns是我博士论文口试的四位委员之一（其它三位是Abram Bergson、John Maurice Clark与Karl Polanyi）。Burns问我通膨问题何在？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1%。无论我给任何答案（对债主不公平、对薪资员工与年金领取人造成问题、一种储蓄税等等），他就以一个反证来驳斥。不到十分钟，他让我不知所云，觉得自己像是个两呎侏儒。意识到必定过不了这部份的口试，我的心凉了半截。最后我被告知通过整体口试，我因通膨问题的差劲表现向他致歉。他亲切地拍拍我肩膀，说：「没关系，年轻人，比你强的人都栽在这个问题上。」我冲回家，狂读通膨问题，矢言永不再败在这个问题上。]福克兰战争（The Falklands War）已经够糟了，但她无能力对抗失业问题，或甚至承认这是个问题，让我面对总体经济问题时，采取长久以来面对社会问题的左倾立场。正是由于Thatcher夫人，我回到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近乎稳定的信仰。但这是经过「凯因斯式需求管理」与「准社会主义式福利主义」调和过的资本主义。
3与佛洛伊德的纠缠
深受Marx影响的同时，我也无法拒绝Freud（佛洛伊德）的召唤。1944、1945、1946三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州北部，几家以接待犹太客人为主的饭店做服务生。我的客人中，许多是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分析师。不久后我就埋首阅读，Freud及其信徒的作品。佛洛伊德理论解释所有事物的力量，令我热血沸腾，这种力量当然也让我想起Marx的风格。我还清楚记得，目眩神迷于《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有感于像梦这般的内在神秘，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解释。我也折服于Freud的强大文字渲染力，或许人们视他为科学家，但他更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弗罗伊德主义对我的深层影响，较马克思主义更长远。然而渐渐地，这些年来我愈发了解，许多心理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如何地自我验证与自我合理化；以及（精神）分析师抗拒以实证测试，来检视弗罗伊德思想的特性。我现在认为，几乎整个弗罗伊德理论，都是胡说八道。再说，作为一种治疗技术，心理分析与中国式的洗脑，并无太大差异。但这个观点的建立，是个缓慢的过程，与我自己的心理分析经验有关。
《梦的解析》
W.H. Auden的绝妙好诗〈纪念Sigmund Freud〉，每行都值得引述。Auden的结论是：
如果，他时常错误，有时荒谬
对我们而言，他只是个凡人
现在，只是整个意见气候
在他化身的气候下，我们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
他就像天气，只可以阻碍或帮助
其实不然，他只能阻碍、也确实在阻碍。
4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思想史？
从小到现在，我一直是个求知若渴的读者。年轻时用阅读来逃避，后来养成每天读一本的习惯。在经济思想史的领域里，不断地阅读具有比较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对我而言，思想史是一种自我放纵的形式。1954年时，我到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所班，理由很简单：系上老师只有我跃跃欲试。于是我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的学府，教一门研究生的思想史必修课。耶鲁经济系那几年约录取二、三十位精心挑选的研究生，往后几年间至少有十二位成为知名的经济学者。教这门课让我紧张到过度准备，我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我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我在这本书的导论指出，思想史学者若非「相对主义者」，就是「绝对主义者」。相对主义者认为，所有过去的学说，大致上忠实反映学说生成的历史情境。绝对主义者认为，思想的变迁是这门学问内部逻辑发展的成果；以日后的眼光来看，早先的思想几乎都是错的。我宣称自己是个抬头挺胸的绝对主义者，并在书中消遣相对主义者。然而，这已不是我现在的观点，原因是这些年来，强势的「辉格历史诠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已经抢尽风头。近年来我目睹许多论述者，尝试以现代的外衣包装（特别是某种数学模型），来重现过去的伟大思想。我于是理解到，过度的绝对主义逻辑，将会抽去思想史的根本。绝对主义完全不懂得珍视过去，而且不合理地要求，历代的思想家必须活在今天，并以我们的方式思考。这种做法会摧毁对历史的认知。
我年轻时期的绝对主义，是三股力量作用的结果。第一，1950年代末期与1960年代初期，经济学这个领域的信心达到顶峰。我们「当时」知道：就理论而言，一般均衡理论的简洁已经达到极致；投入产出分析与线性规划，很快就会让一般均衡理论不只简洁，并具有可操作性；「新古典综合」已经成功地将凯恩斯总体经济学，加进华尔拉斯派的个体经济学。简言之，真正的经济学是个教会，所有的真理随时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就经济思想史而言，如果有人要采取绝对主义的观点，1960年正是绝佳的行动时间点。第二，我深受Schumpeter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影响。Schumpeter当然是个奇特的绝对主义者，然而他也是个执着的绝对主义者。我之所以强调Schumpeter，是受到博士论文指导教授George Stigler的作品与人格影响。[我在哥大所有的老师，包括James Angell、Arthur Burns、William Vickrey、John Maurice Clark、Abram Bergson、Ragnar Nurkse与Karl Polanyi，其中我只清楚记得Karl Polanyi。因为他介绍一般经济理论，要我念从未听过的书（例如Malinow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并教我如何轻而易举地杜撰历史「法则」。Polanyi注重「互惠」与「再分配」，他以这两个术语，描述历史上所有市场经济之前的经济体系。我不相信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的中心论点，但它是气味相投的「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且非常引人入胜。]当时Stigler打击学生的恶名在外，但我们的关系始终良好。我喜欢强势自信的人。当他说你写的东西是胡扯，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来支持他的判断，让你不得不感激，他竟然纡尊降贵地批评你。他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极少数真正有趣的人。他的幽默感戏谑甚至恶毒，但我喜欢。我发现自己在模仿他的授课风格，当然还有他的写作风格，但是我总写不出像他那般犀利的脚注。
Frank Knight，1885-1972
往后每当我遇到他，立刻变成屈膝的年轻研究生。其实我有点怕他，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观点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好几次我还不经意地，表达让他深恶痛绝的意见。他最令我感动的回忆，是1960年在芝加哥时，把我介绍给他在1930年代的指导教授Frank Knight。我看他跟Knight讲话时的恭谨，与我面对他时的态度若出一辙。我忽然了解，就像我无法把Stigler当成平辈一样，Stigler也无法与Knight平起平坐。这种师生之间「知识明灯」的传递不息，有极其动人之处。
先不论绝对主义有什么知性上的长处，除了Schumpeter与Stigler，我在耶鲁的学生，也是将我推向绝对主义的动力。经济思想史在1950年代，是研究所的必修课，这些典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技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性的科目。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要说服这些热血青年接受思想史，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在某种程度上思想史与他们相关。所以我教这门课时，不仅强调纯粹分析的概念一脉相承，不断强调过去思想的现代性，同时也坦承过去的思想有时缺乏现代性。
我非常用力鼓吹，经济学史是追求知识的合理学科，但这项努力也消磨了我对经济学史的兴趣。1962年我离开美国之前，我已大致决定转攻应用经济学。但在离开思想史十年后，我在1970年代重新拥抱这个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总而言之，我发现思想史在知性上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可匹敌。我一直不能明白，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我开始学微积分时，就必须探究牛顿是怎么发明它的？Leibniz是如何独立发明它的？双方如何论辩正确的微积分符号，以及导数这个概念的意涵究竟为何？尽管一再努力，我一直无法真正了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原因是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对我太难，因此我无法像理解Leibniz一样地了解爱因斯坦。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套用经济史最近流行的术语来说，都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解过去的文献，如何导出新的理论发展。如果当初的思想主体不同，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断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我很了解，在经济学家论资排辈的行列中，思想史学者为何寥若晨星。但这确实意谓，对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是几乎非知识性的学科。许多经济学家面对思想时，简直不知人文为何物，就像山顶洞人听贝多芬四重奏曲时，还问为什么这四个演奏者，似乎无法齐一拉弓。
5教育经济学
1962年我拿到研究奖学金，从美国到巴黎一年，继续十九世纪的棉业研究。那年年底是耶鲁升等的年限。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六年后，学校必须擢升你为终身职副教授，或是请你离开。耶鲁不让我升等的原因，是他们不需要专攻经济思想史的资深教授，我觉得有必要另寻出路。现在想到回美国这件事，就让我感到灰心。我了解到，即使在美国生活二十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美国人太粗线条、太市侩。面对那些粗鄙的美国人，我还存有些许身为文化欧洲人的优越感。如John Stuart Mill所言，在美国「男人全心抢钱，女人全心喂饱男人。」；或者如Oscar Wilde所描述，美国「这个国家，从野蛮直接跳到堕落，缺少中间的文明阶段。」我决定搬回英国，那个我在二次大战期间渡过男孩岁月，与之后写博士论文的地方。
Oscar Wilde，1854-1900
我开始申请几个英国大学的教职，但1962年的学术就业市场没什么扩张。我很快就了解，可能过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我幸运地碰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Lionel Elvin，他告诉我教育经济学在英国是个新领域，他们有个员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从没听过「教育经济学」，决定先做些功课。我没花太多时间，因为在1962年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极有限。我勇敢地写信给Lionel Elvin，坦承是教育经济学的新手，但想知道教育学院，能否以一或两年为期约聘我。院方同意，且出乎双方的意料，这两年结果变成23年！我提这些事，只是要强调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我读过几十种复杂的理由，来解释人们如何选择工作或婚姻。经过仔细的研究，我发现经常是纯粹的机缘成为化学家或律师，或选择另一个她或他成为伴侣。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学士后教师进修学院，学生大都是想要升级的老师，我的授课时数不多。教育学院经济系只有两三个成员，我的行政工作负担也轻，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写作与研究。虽然没有经济学家可以对话，但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就在同一条街上，因此也不以为苦。不久后我就到伦敦政经学院兼课，我的时间就平分在两个学院。
对我来说，教育的世界是个全新的范畴，比经济学的世界更软性。极少教育学者重视，以实证结果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有许多论证沦为价值判断的冲突。面对教育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切齿敌意，我一开始没有作好准备。在他们眼中，从好的方面来看，经济学家是成本的撙节者，从坏的方面来看是法西斯人渣。见风转舵的情况，在教育学界甚至比经济学界更严重。尽管在政治的光谱上，教育学的重心位置，远较经济学偏左，但当教育学者向右靠时，他们让Milton Friedman看起来像是左翼怪咖。
不久后，我就开始强力鼓吹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我也是对英国的教育投资，进行报酬率计算的第一人。大约在1965-75年间，我为人力资本论阵营广招信徒并全心投入，至少在文章发表的数量上打败对手。然而就像先前的弗罗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本论的神话也宣告幻灭。1976年我发表一长篇检讨报告，其标题「人力资本理论︰不堪回首的记录」，即可说明一切。这篇文章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错，但立论薄弱且未见成果，无法呼应这个理论早期提出的承诺。也无法与主要的竞争对手（筛选假设理论、文凭主义、文凭热，随你怎么称它）匹敌。最后我认为，人力资本论大幅夸大认知知识，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所扮演的角色。教育心理学者说，正规教育能赋予「情绪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学校在形塑学生价值与态度过程中的影响，可以解释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的经济、甚至社会、政治角色。雇主看重教育的部份，不是在受过教育的职工知道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表现。这个领悟，深远地影响了职业训练的议题与教育计划的面向、甚至教育资金的问题。我的「不完全契约」概念，需要监督「人类努力」（human effort），以及职工雇用与晋升所涉及的筛选、传递问题。最后，我将这个概念，与我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新观念相结合。但是在1970年代末期前，我发现自己在不同场合一再重复这些讯息，无论是对教育社群，或经济学家处理教育议题的方式，皆未产生丝毫影响。结果是我对这整个议题失去兴趣。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的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教育比起绝大多数的议题，更容易沦为一种似曾相似、没完没了的连环歹戏。其中的每个问题与论点，每隔十或二十年，恒常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出现。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只提一个。1960年末期，我开始倡议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这种学生贷款的财源，最好来自毕业生就业生涯中，所课征的毕业税。尽管在那之前，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在美国已经是老套，但在英国一直到1980年代，这还是个耸人听闻且极端不受欢迎的想法。我曾经非常接近英国教育的权力中心，首先是1970年代初期的工党政府，接着是1980年代初期的保守党政府，但是从未成功地让有能力执行的人接受这个想法。1982年左右我憎恶地放弃它，但其它英国经济学家立即接棒，更有力地鼓吹它，到最后还是无力回天。Thatcher夫人的保守党政府，1988年终于通过一项阳春型的学生贷款计划，让学生在十五年内清偿个人债务。当时对这个议题二十年来的相关论述完全没提到，英国经济学界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个提案。直到今日政治人物还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财务并非经济学家的强项。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我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的教育顾问。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我参与经济代表团，前往赤道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六个低度开发国家。我在印度待六个月，写一本关于毕业生失业的书，在泰国与印度为福特基金会工作一年。对发展经济学，以及提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咨询，起初我学到很多东西。然而学习的报酬递减效应很快就出现，而且发现我一直在重复，几乎每件在前个国家工作时所说的话。我开始时满腔热血，亟欲拯救第三世界的涂炭生灵。但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愈发同意Peter Bauer的看法，那就是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害之甚于爱之。联合国的援助使团也好，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哪些经济政策要做或不做的咨询也罢，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出超级大戏。这些相关国家，只想得到援助或世界银行的贷款，但到手前要先证明，他们已经尽力寻求咨询。除了石油钻探或水利工程等技术领域，这些国家不花钱向国际顾问业购买咨询服务。他们找联合国组织，争取像我这样的特约顾问提供服务。我很快就识破他们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但至少还做了一阵子正事，直到他们高唱的歌曲变调。
我越来越不相信，那些我必须共事的第三世界部长与政客。他们利用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去得到想要的援助，同时中饱金援的余款。在每个曾工作的国家，目睹这些贪污与政治假面，终于让我反对发展咨询顾问这件事。要脱身容易，只要说些第三世界政府不想听的话，而且说得够勤快，就保证不被续聘。
我念兹在兹的事很简单：坚决反对高等教育，强烈支持小学教育。我认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非洲国家，在免费的高等教育上离谱地透支经费。当然，这些政府的当红官员，之前都曾因此而受益。同样离谱的是，这些国家的偏远小学经费不足。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是中学阶段正规职业教育的浪费，更不要提小中学课程标准的职业化。如果认为学生的知识，造成教育的花费如此昂贵，那真是长久以来的谬误。以上两个错误政策的成因，是一种称为「人力需求法」的教育规画技术。人力需求法是把投入产出分析，不适切地用来媒合受教育职工，以及个别产业的工作职位。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攻击人力需求法教育规划，最后还是未竟全功，至少在第三世界是如此。人力需求法完全针对物质量（physical quantity），完全不谈价格（有人名之为无价经济）。这个方法浅显易懂，在政治上无可阻挡，因此直到今天，还是第三世界教育训练计划的主要工具。
担任第三世界顾问这些年，领受到一个重要教训。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发展现代化的目标结合时，所产生的严重歧异。我曾效力过的每个政府，对社会主义都怀抱某种程度的使命感，但也想要进行现代化，与仿效美、日、英等国家。这些国家侈言「在地创业家精神」之必要，但却压制每个赚钱的人，特别是出售黑心货品给在「非正式部门」的一般人民。简言之，他们从未能接受「彻底个人主义」，以及快速经济成长所带来的不平等，但也无法放弃成长与发展的目标。他们完全搞不清楚「国富的肇因」，不管这些「肇因」为何，绝对不是立即杜绝「非劳动所得」，也不是所得非配的完全均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代时，几乎每份我帮忙撰写的经济使团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刚发表，或不久之后就被推翻，列举如下：1964、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实验读写能力计划代表团」，赴巴勒维国王辖下的伊朗；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代表团」，赴Haile Selassie辖下的衣索比亚；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全面代表团」，赴马可仕总统辖下的菲律宾；1975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全面代表团」，赴El Nimeiry总统辖下的苏丹；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计划代表团」，赴Moshoeshoe国王辖下的赖索托；198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团，赴Wanghuk国王辖下的不丹；198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团，赴苏丹Bolkiah辖下的文莱；1983年世界银行代表团，赴邓小平辖下的中国。写作本文同时，除了不丹、文莱、中国，其它国家的领导人皆已换人。当年写报告的对象，常常被现在掌权的人视为仇寇。经济学家对外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已经不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