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经济学方法论
随着1970年代的展开，我逐渐转向经济哲学方法论，这也成为我长期的研究兴趣。其实这是我一直不自知的兴趣，始于我年少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着迷，更确切地说，始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皇后学院大四那年，我修一门Donald Davidson的社会科学哲学讨论课（我后来才知道，Donald Davidson是个望重士林的科学哲学家）。Davidson知道班上有几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别忘了当时是1949年），他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温和地戏谑它。当我使出Hegel辩证三法则（量变到质变、对立的统一、否定的否定），作为打开所有门的万能钥匙，他提出更好的Herbert Spencer的演化「法则」︰演化是由一个相对地模糊、不连贯的同构型状态，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清晰、连贯的异质状态。Davidson说：「这干净利落地几乎解释了每件事。」我惊讶地明了到，这跟辩证法则一样地真实：它们解释了每一件事，那就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Donald Davidson，1917-2003
Davidson要我们读Carl Hempel的论文〈历史中一般法则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39(2):35-48)。Hempel指出，要合理解释历史现象（例如法国大革命），必然要援引某种普遍的实证假说，且该历史现象被认为是这个假说的特定例子。若无法做到，那就只是伪说明（pseudo-explanation）。后来这被称为「科学说明的涵盖模型」（the covering-law model）：解释一件事，就是将它「涵盖」在某种普遍法则之下。四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这篇论文如雷轰顶。包括此文在内的十几篇文章，对我的思想有长远影响。我忽然了解，多年来我一直用这种伪说明，而不了解它们站不住脚，因为它们涉及我或其它人，都一无所知的那种涵盖法则。一个革命性的涵盖法则？是的，我们都读过Crane Brinton的《革命的解析》（Anatomy of Revolution，1938），这本书以三个革命为样本，归纳出革命的通性。但这些通性几乎不等同普遍法则，或甚至普遍可应用的特性。简言之，除了以随机的方式，没有人真正解释过法国大革命或俄国革命。
我写博士论文之前没读过Popper，但已经多少吸收过他的否证主义（falsificationism）。这个概念有些来自Milton Friedman的经典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953）。虽然这篇文章没提到Popper，却是一种粗糙、迷你版的Popper主义。这个概念也有些来自Stigler论经济思想史的文章。1954年我在耶鲁任教后，很快就与Tjalling Koopmans交好，一方面因为他是业余作曲家，我也开始拉大提琴，我们可以谈音乐；另一方面因为我们都来自荷兰，喜欢一起讲荷语，但我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完全不同。他开始写《三论经济科学的状态》（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1957）的第二论时，内容全都是关于方法论。我们谈到Friedman的论文，我第一次完全被预测主义说服。预测主义指的是，理论的有效性，必须以它的预测正确性来评断。1956年我发表第一篇专业论文〈李嘉图经济学的实证内容〉（“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内容充满预测主义，然而我还是没念过Popper。我能恍如昨日般，记得最后决定念Popper的那一刻。
1962年住在巴黎时，一个周五下午我逛进书店，看到Karl Popper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众所周知，这本书是研究Plato、Hegel、Marx这三位开放社会的大敌。我回家吃过晚饭马上开始看，整个晚上加上周六整天都看，满心不愿意地睡着，周日把它看完。我敢说在那之前，或之后直到现在，没有一本书让我更热血。[ 「最喜欢的书」。这是我喜欢玩的维多利亚室内游戏：(1)最喜欢的小说：Homer的Odyssey。(2)最喜欢的诗：Stephen Spender的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3)最喜欢的戏剧：Arnold Strindberg的The Father。(4)最喜欢的军事史：William Prescott的The Conquest of Mexico。(5)最喜欢的思想史：Arthur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6)最喜欢的哲学作品：Alfred Ayer的Language, Truth and Logic。(7)最喜欢的人类学研究：先前提过的Malinowsky。(8)最喜欢的政治研究︰ Popper 的Open Society；等等、等等；这是无止尽的游戏，困难之处在于你不能选第二名。]读它就像是畅饮一瓶香槟。这本书右打Plato和Hegel（我一直将两人视为右派怪物），左批Marx犯下「启示录型的谬误」（预测在未知的将来某一天，世界末日将到来的游戏）。它也提供科学哲学、否证主义以及反对政治革命的有力论述。反政治革命的原因是，整体来说，我们缺乏改变社会的知识，但我们可以也应该，以渐进的方式来改革社会。
伦敦政经学院（LSE）
于是我坐下来，阅读Popper写的所有东西。我成为彻底的Popper主义者，虽然我现在觉得Popper有下列夸大之处：(1)没有归纳法这回事；(2)检证法（verification）与否证法（falsification）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性；(3)方法论是规范性的，且与科学史无涉。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再生（unregenerative）的Popper主义者。我在Popper身上学到，怎么用清晰素朴的正统英式英文，来论述复杂的议题，也发现自己几乎是逐字模仿他的风格。[更令人尴尬的文字风格启发者是Joan Robinson。第一次读她的经济学著作是在学生时代，多年后我还是深受吸引。我读过她写的每个字，她的语言（充满素朴口语的文字代数），吸引我的程度，跟她政治观点倒我胃口的程度一样。我们碰面时，她总是对我极不客气（在1960年代「剑桥的资本理论争议」后，她即视我为敌），但我不在意。在经济学这个由男性主导的专业，要当个聪明的女性已经够难了；要在剑桥经济系这种同质气氛中当个聪明的女性，铁定令人抓狂。]1952年去伦敦写博士论文时，我兴奋地得知Popper在伦敦政经学院，每周一次开科学史的讨论课。我获准列席旁听，但很快就了解Popper是个旧派普鲁士风格的老师。他在著作中苦口婆心反对傲慢的偏执，然而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反证。伦敦政经学院流传着一则笑话，显然是Popper学生想出来的。那就是Popper应该将他的书定名为《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 by One of Its Enemies），较好的书名是《一个封闭心灵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 by a Closed Mind）。唉！最伟大的作曲家Beethoven，是个糟糕的人，Wagner、Goethe、Tolstoy亦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
7经济学之前是哲学
我从不后悔年轻时立志成为经济学家，但有些时候我但愿当年念的是哲学。我可以说是始于哲学，也似乎是终于哲学。我的开端并非一般性的哲学，而是一种特定的哲学：神学。「神是否存在」是我第一个问与答的哲学问题，至今我仍感到兴趣。我被养育为正统犹太人，十二岁前信泛神论，十五岁前信不可知论，十七岁前信激进无神论，自此未曾片刻动摇。的确，年纪愈长，我的无神论似乎愈激进。现在当我舌战超级信徒（不得不说，我爱、超爱这么做）时，要同时维持有礼合宜的谈吐，简直是对我容忍力的一大考验。
这一切的开始是我十二岁那年，叔叔给我一本《圣经》，我没留意里面有新约与旧约。我是个停不下来的读者，一书在手就全心投入。我从来不知道新约的存在，很自然地就读起来。我立刻被耶稣的故事深深吸引，再辅以阅读Ernest Renan的《耶稣的一生》（一本十九世纪美化的耶稣传记，将他描绘为人性化的远古先知）。我认为这个说法必定为真，但亲戚都告诉我这个说法是假。我与他们争辩，然后被送到拉比（犹太教经师）处接受矫正。他很快地说服我，指出耶稣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因为创造宇宙的至高智能，既不能有子嗣也不能是弥赛亚，原因是当弥赛亚降世时，羔羊将与狮子并卧，放下刀剑，民族间不再兵戎相见。刀剑放下了吗？民族间的战争停止了吗？于是我发现，那是个具有彻底说服力的论证。
也许在福音故事里，记载的耶稣美丽故事是假，但是佛陀的故事呢？佛陀是耶稣之后的下一个阅读，我觉得两个故事同等美丽。然而亲戚友人再一次告诉我，佛陀的故事不可能为真。所有这些美丽的故事，包括旧约中摩西、约瑟、戴维的故事、新约中耶稣的故事、以及大乘佛教经典中的佛陀，我想必然都是真，因为它们这么优美。然而同样地也必然为假，因为它们彼此的矛盾。我茅塞顿开，不再相信任何权威性的宗教，而成为Spinoza式的泛神论者（我当然从未听过Spinoza）。1940年德国入侵后，我们仓皇离开荷兰，父母把哥哥跟我送到英国寄宿学校。校长是个基督教科学会信徒，试图要我改信基督教科学会，这件事让我接触权威式异议教派。往后几年，我是大人眼里经常性的小捣蛋鬼，因为我从不停止问他们宗教信仰的问题。我发问的目的不在学习，而在说服他们放弃，证明神存在的设计论证（argument of design）、第一因（first cause）论证、或终极目的论证等谬误。至于耶稣的历史性，我有很多聪明的理由，来说明耶稣存在的可信度，比不上阿瑟王或罗宾汉的可信度。我必须说，这是我永远无法真正学会克服的弱点。直到今天，我忍不住要跟基本教义派份子辩论，无论其背景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尽管我知道这是无望的白费力气。我是个地狱的（infernal）乐观主义者，总是相信理性的论证最终会胜出。
我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宗教的人，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在思索以下的大哉问：宇宙间有秩序吗？这个秩序意义何在？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一个目的吗？这些都是好问题，但是由神或教会来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深度而言是一种污蔑。我十几岁时热切拥抱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无神论正是我所要的。我阅读Popper，想要亲近Popper作品的原因，并非Popper主义等同无神论，而是Popper的谬误法完全适合无神论。请让我看看有哪些事件，可以推论神不存在？没有，当然，神的存在是信仰的问题。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存在并不重要。不会造成区别的区别，是无意义的区别（A difference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s no difference）！故此理得证。
8从Popper到Lakatos
1960年代后期，当我固定在伦敦政经学院授课时，认识了Imre Lakatos。他继Popper之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担任逻辑与科学哲学教授。在这短短几年间，我很喜欢他（他1974年去世）。1968年的学潮期间，他成为无惧却具同情心的批判者，毫不怜悯地取笑学生的激进虚矫行径。他有资格这么做，因为在1956年逃往西方世界之前，他曾经因「右派偏离份子」的罪名，在匈牙利监狱服刑数年。他有极佳的幽默感，[我最喜欢的Lakatos故事，带有精采犹太笑话的强烈色彩。Lakatos说他成长在一个匈牙利小村庄。七岁时带第一张成绩单回家时，所有的科目都得到A，唯有体育是C。他妈妈狠狠揍他一顿以示惩罚。来年的成绩单，包括体育在内，通通得A（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够好笑了，因为他体型瘦小，根本不可能在运动上有杰出表现）。母亲总是告诉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剑桥大学教授（不知为何，她将剑桥视为学术成就的巅峰）。1956年Lakatos从匈牙利逃到英格兰，获得奖学金赴剑桥攻读数学史。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以Proofs and Refutations为书名出版），并获聘为临时讲师。他将写信告知住在匈牙利的母亲，她回信说：「好，但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当教授？」]我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Lakatos不懂经济学，但他的博士生Spiro Latsis给他灵感，想把他的方法论见解应用到经济学领域。Latsis的确是首位将Lakatos思想应用在经济学的人。1974年 Lakatos在希腊办一场学术会议，让物理学者、经济学者、科学哲学学者，发展一些「科学研究方法论计划」的个案研究。他在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猝逝，Latsis如期举办这次会议来纪念Lakatos。对我和其它许多人来说，这次会议是一生难得的际会。经济学领域有Lionel Robbins、John Hicks、Terence Huchinson、Herbert Simon与Alex Leijonhfvud等大家。哲学领域有Carl Hempel、Adolf Grunbaum、与Paul Feyerabend等硕儒。充满知性的火花。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希腊境内美丽的Nafplion。Spiro Latsis的父亲John Latsis，豪迈地提供金援，让我们见识一种心向往之的风格。
Imre Lakatos，1922-74
Popper与Lakatos两人之间关系的争议，自1974年起延烧至今。在我眼中，Lakatos是80%的Popper，加上20%的Kuhn。Lakatos强调不同的东西，但传达的方法论本质上与Popper相同。1989年Neil de Marchi和我在Capri筹办第二次Nafplion会议，与会的众多经济学者，对Lakatos与Popper思想的敌意让我深深讶异。大部分的敌意，是针对Lakatos坚持，说对科学研究的最终评判，应该以能否创造出崭新的预测为指标。这个标准终究难以被与会者所接受，他们了解这个指标会让今日通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全部都会被质疑。
逐渐地，经济学自1950年代以来，近年来更是以加快的速度，变得愈来愈数学形式化。也就是说，几乎都只关切分析的精准，而不惜牺牲政策的相关性。经济学所展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数学，而非实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有时被指控为物理羡妒症（physics-envy），但这是完全误导性的指控。任何了解当代物理的人都会证实，物理学重视实验证据，力求理论与实验证据一致，不太重视严谨的定理与分析的引理（lemmas）。经济学家的真正问题，是数学羡妒症（mathematics-envy）。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理论中最尊贵的类型，只有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在运用。这个理论完全不具实证内容。证明多重市场与一般均衡的存在、独特性、以及局部的稳定性，能帮助我们对经济体增进多少了解？完全没有。没有物理学家会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提出有趣的问题，但数学家当然会发现这是一展身手的机会。一些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学者，甚至将之合理化，说它实现了Adam Smith的古老承诺，证明「看不见的手」有调和私人与社会利益的倾向。这种说法不仅歪曲知识史，也完全误解竞争作为社会过程的重要性。这个社会过程发生在现在，在一个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这个社会过程也确保科技动能和成本极小化。Walras式的一般均衡理论，或是最终状态（end-state）理论，与上述的说法根本不相干。
物理羡妒症（physics-envy）
浸淫在经济学领域45年后，最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一般均衡理论未能实现其目标，且持续将科技进步剔除在经济研究的题目之外，它依然享有高度评价。近年来，经济史学者终于开始打开科技变迁的黑盒子，但经济理论学者持续研究经济成长，彷佛经济成长全都是资本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而且仅是生产要素的量化增量（quantitative increments）。从一位二十世纪经济学的中心人物身上，可以充分看到这种过分强调Walras式一般均衡理论，而轻忽科技进步的典型。这个人物就是Joseph Schumpeter。奇怪的是，Schumpeter一方面非常推崇Walras式的理论，将它视为经济学术成就的巅峰。另一方面，Schumpeter对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几乎未受到Walras式理论的启发。的确，讲实在的，Schumpeter与Walras的贡献是相互冲突的。当我比较年轻时，对Schumpeter的创业家精神理论，与对创新学说的处理，并未给予太高评价。但从那时起，Schumpeter在28岁写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1），就被我视为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巨著之一，足可与Fisher的《利率论》（Theory of Interest）、Keynes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并驾齐驱。Schumpeter有两项天才的洞见：(1)过程创新只是创新的一个类型，在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可能还远不及产品创新或组织创新。[我了解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是基于个人因素。1930年代我父亲在荷兰做雨衣，材料本来都是人造橡胶。1932年，一个瑞典人发明了府绸（poplin）雨衣，彻底改变了这门生意。来年是荷兰经济大萧条的谷底，父亲发现手上有好几千件卖不出去的橡胶雨衣，濒临破产。雨衣产业的人都认为风潮不会长久，但父亲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橡胶雨衣的需求不复存在。于是将所有存货，贱价卖给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服饰店C&A。C&A对父亲的大胆印象深刻，表示若他有能力学会生产府绸雨衣，愿意下订单。父亲前往瑞典，挖角一个裁缝师和剪裁师，完成那笔订单。接下来，订单一笔接一笔。1935年之前，他已经成为荷兰的雨衣大王、白手起家的百万富豪。他的好运并不长久，1940年代德国人入侵荷兰，我们失去一切。这个发迹致富的故事开始时，我六岁；故事结束，十二岁。简言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产品的影响力。](2)他认识到银行信用，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由机器驱动的工厂生产来说，银行信用不只是财务的附属品。诚然，Schumpeter颂扬企业家精神，几乎将它简化为杰出个人的英雄主义，但是无论如何，谈论资本主义下的经济进展， Schumpeter比Marx以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有贡献（就过去一百年的经济理论化，这是多么悲哀的评论！）。Parato最适、完全竞争、静态效率等等，是受到一般均衡的启发，也是备受赞誉的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基础定理。Schumpeter却认为这些都不具实际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是藉由可行的竞争标准、动态效率、科技动能等，来评估市场的结构：那就是Adam Smith所说，竞争的「看不见的手」的意思，而非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的边际转化率。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1
令人忧心的是，后现代结构在方法论的概念上，成为一组受欢迎的描述性规范。这证明当代经济学，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Donald McColskey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学只是强辩硬拗，和文学批评或美学没什么不同。经济学认为，某些「深描」（thick）的方法论规则（轻声说话、倾听对手、提出论证），还可以接受；但是Popper与Lakatos的「浅绘」（thin）方法论，就被判定为不合理。McColskey或他的追随者从未觉得，这是个破绽百出的见解。
我并未把Popper与Lakatos，尊为作品不能被质疑的大师。我确信他们的有效贡献，核心是以下的概念：经济学必须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推出具有「实证上可以被推翻的理论」。那并不表示，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分析概念，就必须立即被丢弃。我们必须努力创造可以被否定的预测，同时不能满足于未经实证质疑的经济理论。科技的解谜，若只是一种为解谜而解谜的游戏，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成为学生的模范。
在我的专业经济学家生涯中，我一直钦羡Milton Friedman做学问的风格，却不齿于他的政治观点；我钦羡Paul Samuelson的政治观点，但不欣赏他的经济分析手法。我似乎注定永远要陷于两难之间。
附录4
不要谈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
Mark Blaug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1):145-64.
高景仲译
赖建诚校
众所周知，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被主流经济学家看轻，有时还被公然奚落为嗜古成癖。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要喟叹，二次大战以来思想史的日趋衰微，甚至几乎从大学课程中销声匿迹；不仅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学部也一样。[ Blaug（1991）与Cardosa（1995:198）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这个趋势在美国比欧洲明显，但举世皆然。[ Cardosa（1995:202）对25国三百位经济思想史教师进行调查，发现思想史在研究所多为必修，在大学部则为选修。这个异常的结果，与一般报导所描述的美国、英国经验完全相反。]
虽然思想史的课程愈来愈少，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出席思想史会议并发表论文。思想史的学术期刊急速增长，质量佳，而且愈来愈好。除了1969年创刊的龙头期刊《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981年的《经济学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还有1983开始的年刊《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年创办的《经济思想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年起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经济学史学会1973年成立时，仅有两百多名会员，1974年的首届年会只有50人出席；1999年的会员总数已超过六百，有三百人参与年会，在三天的会议发表大约150篇论文。此外，欧洲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每年都出版会讯，在英国与欧陆的两个地点举行会议。日本与澳洲也有类似的学会在运作。Schabas（1992）推估，全世界约有五百至六百名，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概有千名学者教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若将Schabas的数字更新，成长的幅度应该有百分之五十。
思想史一方面在课堂中衰微，但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研讨会、专业期刊却又在增加。我们应该如何解说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
1经济思想史的伏与起
先看正统经济学者，对思想史的研究兴趣如何衰退。这相当容易解释，以致于任何尝试，都会出现方法论上的「过度诠释」。
先谈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强势影响力。Alfred Whitehead（1929:162）曾说：「不能爽快遗忘其创始者的科学，是个失败的学门。」这句话已说明一切。Jean-Baptiste Say更简洁地表达相似概念：「愈完美的科学，历史愈短。」（引自Barber 1997:93）。自然科学不管自身的历史（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现在要打折扣），[有时会在物理、化学、生物之外的系所，开科学史课程（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数字，但一直无法找到相关的量化研究）。某些思想史学者，受到经济系同僚的刻意蔑视而心灰意冷，想转而与科学史学者结盟（Schabas 1992）。这项提议已经被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者否决。]因此，如果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那就应该轻忽自身的历史。
Alfred Whitehead，1861-1947
第二个解释较温和，是个标准经济学的例子。在理想的世界中，来点思想史课程作为学生的娱乐，当作狂热钻研数学或统计学之余的休憩，当然不是什么错事。但是，最重要的稀少资源是时间。思想史在众多课程的权衡取舍中，因而不能自保。如Paul Samuelson（1988:52）说：「研究生每晚至少要睡四个小时，那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因此经济学的课程有些必须割舍。」此外，思想史对就业没有帮助。有谁曾经听过，任何学术圈外的雇主，会因为求职者修过此课而对他印象深刻呢？
但是若以上的说法成立，那我们要如何说明，愈来愈多人参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以及专业期刊的持续增加呢？
过度简化的解释是：在这个人口持续增加、高等教育的参与率、教师人数上升的世界，所有的数字都必然会增加，包括不愿被淘汰而积极著述的年轻教师，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这个纯数量的论点是有几分道理，但有点过度简单。各国念经济学的学生人数并未增加，在重量级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固然有助学术生涯，但大学系主任对思想史的专业期刊评价并不高。[若有人搜集思想史学术会议与期刊的成长数据，来和经济学的其它领域相对比，我（与其它人）就不会再使用这种口耳相传的证据。然而在欧洲参与一项未尽人意的尝试之后，我不愿以Kuznets式的手法，来提出美国的数据。但若有这些数据出现时，我会极有兴趣运用。]
思想史学者之所以会增加，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它吸引异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具数学天分者，学习物理、工程、现代经济学时，会有如鱼得水之感。具哲学天分者（知识分子而非技术专才），会因经济学与政策具有相关性，或是认为社会的基础在于经济你可能ㄥ學與政策的相關性，或相信基於，文章而在所有國家，念 ，因而被经济学吸引。这种人很可能会选择思想史，作为研究的专长之一。由于思想史的论文鲜少有大量数学或经济计量，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思想史是个软柿子。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思想史比主流经济学更艰难、更精妙、较无法依样画葫芦。尽管如此，令人讶异的是，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竟然会吸引不同比例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Sraffa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后凯因斯学派的人马。这些人都不属于新古典学派，或甚至反对新古典；他们在这个会议里，才有机会与自己狭窄学术圈之外的学者对话（Vaughn, 1993:180）。换言之，思想史是异端者的避风港。这种异端无疑地有许多根源，但我认为从另一种心灵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从某些意气相投的思维出发。
2为经济思想史辩护
然而思想史有「任何」功用吗？面对这个问题，有些文章的标题，采取痛苦护卫的语调，讨论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的角色：〈经济思想史，多少钱一斤？〉（Winch 1962）；〈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Stigler 1969）；〈在Samuelson之后，谁还需要Adam Smith？〉（Boulding 1971）；〈经济学家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Corry 1975）；〈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Backhouse 1992）；以及〈为什么要教经济思想史？〉（Vaughn 1993）。从这些辩解中可以感受到痛苦的意味，那是因为要替知性偏好做有力的辩护，原本就不容易；尤其所面对的，是本来就心怀疑难的对象。看看Schumpeter（1954:4）在《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所提出的软弱辩护。他自问为什么要研究思想史，接着回答说：「教学上有用、会有新的想法、会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
「教学上有用」，是指在宽广的历史与知识背景下，传授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机会成本、依边际法则作决策、个人成本vs. 社会成本、利润诱因、跨期协调、市场结清、市场失灵、讯息不完全、道德风险、交易成本，等等）。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大三学生有些底子之后，以及在大四决定是否要继续念经济所之前，最合适讲授思想史。
较少被提及的理由是：发现「新的（或是被遗忘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Pareto的最适境界」被忽略26年后，于1930年代重新被发现；Coase早在1937年就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要在30年后这个概念才有人探索，这类例子在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并不多见。
Ronald Coase，1910-（1991年诺贝尔奖）
某些思想史的评论者相信，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透过期刊、书籍、研讨会与会议的通讯网络，新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传布地相当有效率，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会流失。这个「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说：思想史可以被忽略也无损失，因为有价值的概念，应该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中了。Stigler（1969）既能忽略思想史，但也能针对思想史中的某些议题，做出许多极具价值，至今仍称得上经典的研究。「思想市场」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任何反对这种说法的声音都无须讨论。「市场」是学术（或任何）商品的质量仲裁者，所以也必然会受到流行风潮或势利眼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学者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或是在接受补助的高等研究机构工作。[对「思想市场有效率」假说的批评，参见Anderson and Tollison （1986）、Strassman（1993）、Khalil（1995:717）以及Yeager（1997）。思想市场这个观念，是新「科学经济学」的主体。相关的讨论参见Hands（1997:728-9），和Wible（1998）的专书。]此外，在思想史的领域里，我们忧虑会流失的内容，并非无法修复或是会完全失去的想法，而只是一些酝酿中的想法（例如交易成本）。这些见解对当前经济难题的深刻洞见，尚未被适当地探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把Edgeworth经济理论中的「核心」（core）概念，与非合作赛局的Nash均衡联系起来，前后花了多长的时间！
关于思想史的实用功能，Stigler只提出一项。这有点奇怪，因为他说思想史能教人「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对所阅读的东西作出反应」。他表示，这种技巧从过去真正的伟大著作中，最能磨炼出来，因为这样最能透过时间的差距，来显示出不同的观点。Boulding（1971:235）也有相同的观点：阅读《国富论》这类的巨着，「让我们对真正出众之智者的工作方式，有约略的了解。」这个说法和Schumpeter对思想史的第三种说法类似：对人类的心灵方式产生洞见。但对Boulding来说，事情还不只这样。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idiots savant）。[ Boulding（1971:232-3）指出：「在反历史学派盛行的美国，思想史被视为一种稍稍腐化的娱乐，仅适合真正喜欢中世纪拉丁文的人。因此，只阅读过去十年文献的人，就是个完备而且被认可的经济学家...。这样的反历史学派，造就出训练有素但缺乏深度的技术专家；他们知道怎么用计算机、跑大规模的统计相关分析与回归方程式，但对经济制度却无知得令人咋舌，无法掌握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投入的血、汗、泪，对数据背后的现实也几无所悉。」以上是1971年的情形。当Boulding面对Klamer and Colander（1990），以及经济学研究所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Krueger, 1991）的研究结果时，他会说什么？]
当Schumpeter替思想史辩护时，他心里想的是经济「分析」史。然而，几乎所有后来为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如同上面提到的Stigler和Boulding，都是有关经济「学说」史，亦即在讨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哲学与政治概念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在国际间的传布，以及如何把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相关问题（特别参见Winch 1962; Corry 1975:260; Cesarano 1983）。从这个较宽宏的角度来看，要替思想史的教学辩护并不难。事实上，唯有透过思想史的教学，才能让学生更理解，经济学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社群内的相对位置，也才有能力辩解，学术分工优缺点这类的重要问题。我们在教授过往大师的思想时，若能留意他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方面的概念、以及写作时的制度环境，那就能做到Schumpeter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但更要紧的是，因而能进一步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如同Karen Vaughn（1993:178）为思想史所做的强烈辩护：「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史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它能帮助学生磨练理论技巧，或给他们一点跨学门的广度，而是因为它能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本身、它的潜在成就、它的主要限度有所了解。」她的结论是，有好些理由要多学一点思想史，少学一点数理经济学与高阶的计量经济。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多面向、多层次的。经济学的知识包括分析、数据、历史、制度与政策。某些具有深度的概念，只有在仔细区分研究之后，才能和其它有密切相关的概念，得到较好的共同理解。因此，知识的宽广度要看如何去做细腻的区分，与深入的探讨。这些知识的层面，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思想史对许多学生而言，具有潜在广泛的应用性，能帮助他们对广博的观念，有深入的根本理解。
3如何重建过去
有些学者试图对系上同事，证明思想史的价值。他们把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然后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所谓现代的外衣，是让他们的文章看起来，像是最近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政治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数学模型。我称之为「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并用它来和「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对照，后者是从Richard Rorty的哲学史借来的（Blaug 1990; 参见Backhouse 1992:24; Khalil 1995:46-9）。Schumpeter（1954）的「经济分析史」，其实是一种理性重构。Schumpeter在其伟大著作的首章，虽然宣示了他的意图，但其实一直陷在当时所称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里（p. 303），这种做法和我所说的「历史重构」，几乎是同一回事。[英国历史学者Herbert Butterfield的《历史的Whig 诠释 》于1951年出版，之后这项具有批判意味的「历史的Whig 诠释 」，就被用来攻击英格兰史学的主流传统，成为理性重构的主要标签。原有的传统，是将英格兰史描绘成，一个朝着Whig党所代表的自由理想，稳定进展的故事。「Whig诠释」这个词汇，很快地就被广泛使用，代表一种历史学者应该避免的做法。但批评者指出，Butterfield自己的《现代科学之起源，1300-1800年》（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本身就带有强烈的Whig 式作风。关于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的区分，我的看法和科学史学者，对科学史的「时空错置」（anachronical）、「与时变化」（diachronical），这两种观点的区分相同。]
Jacques Derrida，1930-2004
我刻意用「重构」这个词，目的是要向Jacques Derrida与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的洞见致敬。他们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构，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并不是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文本既然必须重建，问题在于我们要怎么做：是要以我们現在的ㄜ ichtepp. 46-49 现在的全部所知来重构，或是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