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 Foucault，1926-84
选择前者的诱惑几乎难以抵挡。这么做的话，我们是在让思想史与当代经济学家之间，有清楚的关联；同时我们也在运用现代的专业技法，看是否能对当代的问题有所帮助。用三条联立方程式的成长模型，来表达Adam Smith的见解，或用两条微分方程式来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必然都是时空错置的做法。但我们终于可以用理解Samuelson 的方式，去了解Ricardo。在这种情况下，「时空错置」的代价，怎能和那种狂喜的感觉相提并论？
相对地，历史重构是在运用过去思想家与同时代追随者，所能接受的方法，来正确地描述其意图，来解释其思想，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历史重构必须仔细阅读这些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历史重构犹如驾着经济学的列车，借着后照镜在时光中回溯。这时我们会安慰自己说：毫无疑问，无论就心理面、智识面、或甚至逻辑面，严格来说，历史重构都不可能做到这几个面向的要求。我们读Karl Marx时，怎么可能或甚至假装不管当代经济学？为什么可怜的Marx，会试图把产出的价值归因于单一的投入（劳动力），而对边际生产力一无所知？怎么可以跟心理分析师谈自己的童年，但又假装在青春期曾经发生失忆症？
展读Paul Samuelson、Michio Morishima、Hans Brems、Jürgen Niehans、Takashi Negishi等理性重构大师的作品，[二次大战前的世代中，有一个强烈的例证，参见Knight（1935），以及Stigler（1941）由Knight指导的博士论文。]我们学到许多用数学模型表达的思想史，甚至还能多学到一些对Smith、Ricardo、Mill、Walras、Wicksell的理解。然而，无论理性重构的手法如何地理所当然，但到了某个时间点，败象就至为明显。我们可以写出数学模型，来描述农业体系内的土地具有稀少性，而且没有补充的可能，这种手法是在用现代的外衣，来包装Ricardo。这么做的话，会削去整个大问题中不少难以处理的棱角，但这只是在把Ricardo当作广告商标，他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若你手上有一把铁锤，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会像是钉子。经济学家拥有现代的数理工具，每个议题在他们眼中，就像是可以运用这些工具的好机会。铁锤若能有新钉子可敲，总是件好事。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构终必会使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
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挞伐的罪行，但我还是要下结论说：历史重构才是研究思想史的唯一路径，这么做才能尊重所探讨素材的独特本质，而非只是迁就现代分析工具的应用。理性重构会使过去的思想家看起来更像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历史重构会使他们显得较不像我们，但会较像他们的原貌。我们无法重建Adam Smith的心灵状态，以及他所继承的知识遗产，但我们可以尽力尝试趋近。思想史的研究在进步，正如经济学也在进展。阅读Jacob Hollander与Jacob Viner这些前辈学者，对Adam Smith的研究，就可以了解近数十年来，我们对Smith研究的重大进展。我们知道，要把过去的思想，以其「原貌」还原重建，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重建1792年巴黎，或1917年莫斯科的革命热潮一样。若思想史对历史重构的问题确实难以克服，那么任何写作历史、政治或经济史的尝试，也就都免谈了。
4鱼与熊掌兼得
如果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必须泾渭分明，区分这两种诠释便不成问题。然而大多数奉行理性重构者，都自认比那些只能重现过去的纯粹思想史学者，更能以历史的眼光对思想大家，作更深层的解读。我曾多次指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例子（Blaug 1990），在此我用两个有力的例证，说明思想史如何能厘清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并启发经济思想的开展。
Frank Hahn，1925-
Adam Smith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文献中最知名的比喻之一。Kenneth Arrow与Frank Hahn在《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的「历史导论」中，向Adam Smith致敬（Arrow and Hahn 1971:1-2），因为Smith在两百年前已经洞知，完全竞争会导致Pareto最适的多重市场均衡。对Smith作这样的解读，在许多初阶教科书中，也以可看到类似的说法（Blaug 1997a:82）。这种褒扬其实是历史的大乌龙。Smith所说的竞争，属于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对Smith而言，是「明显且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意谓没有人为的限制，尤其是不对进出产业或职业设限。无论是竞争或垄断，皆与市场内的卖方人数无关；垄断所指的，并非卖方只有一人，而是指生产要素，由于未能完全流通，而造成供给缺乏弹性。竞争的相反并非垄断，而是合作。简言之，所谓的竞争，是我们从「竞争」这个动词，所联想到的商业行为模式，亦即进入能获利的产业，以削价来扩张市场占有率，以及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取利益。「完全竞争」这个概念，是1838年才由Auguste Cournot提出。在完全竞争下，厂商为数众多，每个厂商都必须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仅能自由调整自已的产量。这种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概念，完全异于Smith，以及所有自他以降，古典经济学家思考竞争的方式。再者，若把古典经济学家，从竞争过程所得到的「动态效率」概念，等同于Pareto与Arrow、Debreu所提出的「静态效率」，那就更是乌龙加乌龙了（Hutchison 1999）。
Gérard Debreu，1921-2004（1983年诺贝尔奖）
此外，Smith在三个不同地方，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汇。Smith每次用它时，都不是用来说明，市场必将能把个人的「恶行」（如自私），转化为公共之「德行」（例如众人之所得与就业）；而是要证明，如Robert Burns所说的：「the best-laid schemes o’ mice and men/Gang aft a-gley」（Rothschild 1994）。《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谈到国际贸易时，「看不见的手」仅出现一次。Smith指出，对国内产业的自利偏好，超过国外产业时，就会不经意地替捍卫本国利益出一份力（Grampp 2000）。Smith还轻蔑地补充说，装模作样的商人刻意促进公共福利，所造成的伤害总是多过帮助。Friedrich Hayek与Robert Nozick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与Smith同时期的Adam Ferguson（1978），所提出的「个人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就是在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社会制度。Ferguson的说法，在Smith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所以呢，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再者，相对于现代盛行的终局（end-state）概念，若要了解竞争的过程概念（process-conception, Blaug 1997a），这倒值得耐住性子，思索Smith对价格制度之优点的真正想法。
Friedrich Hayek，1899-1992（1974年诺贝尔奖）
接下来要提出的例证，更能清楚呈现我的观点。我确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思想史的评价相当低，部份原因是他们将思想史视为很久以前的经济学史，所处理的议题或许是Aristotle对货币的看法，或是经院学派（scholastics）对高利贷的观点，或是重商主义学派对进口关税的论点。然而对后世的学者而言，最近一期的Econometrica，必然是后人眼中的经济思想史，其中所含的见解，和Pigou谑称的「死人的谬见」其实并无差别。思想史的范围，可溯及昨日才出现的经济见解；活着的经济学家与逝去的经济学家，皆可为思想史学者所用。Robert Lucas（1996）以货币的长期中立性，作为诺贝尔奖演说的题材，正可说明此点。Lucas沿袭Milton Friedman的作风，只要一讨论到货币理论，就必先阐释David Hume在1752年发表的〈论货币〉与〈论利率〉这两篇「宏文」。Lucas援引Hume两段讨论「我们现在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内容是︰(1)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会等比例地改变货币价格；(2)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不会对产出与就业有实质的影响。Lucas（1996:661-3）也注意到Hume所宣称的：「事物在调整至新的情势之前，总有一段间隔空档。」Lucas于是提出疑问：若个人采取理性的预期，那么为何在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初期效应，会异于其最终的效应？货币的中立性变动，如何使就业与生产作同方向的变动？
Lucas（1996:664）认为Hume的论述有矛盾，他的解释是Hume欠缺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他说：「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对一个仅具有文字工具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能力超卓如Hume，这个（问题）毕竟太难。」Lucas指出，十八世纪缺乏有系统的货币与价格数据，迫使Hume相当依赖纯理论的思考推理。「基于日常生活的知识，Hume确信货币变动与生产变动之间，存在着短期的相关性。然而这样的想法，经过非正式的测试后，会与Hume的广博历史知识抵触。」Lucas（1996:668-9）针对Hume的论点，作更进一步的历史重建。他说︰
「Hume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货币成长率之下的长期一般行为时，能作出严谨的理论化工作；我们也都看见，他在实证上也相当成功。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短期时，他被迫采取较松散的思考推理，以及较粗糙的实证数据，作出一般化的结论。经济理论经过十九世纪，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演进，Hume论述的双重标准特征依然存活着。运用最新发展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货币数量理论说中的“货币中立性定理”。这项定理若用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
Lucas告诉我们说，Wicksell、Keynes、Hayek、甚至Patinkin等人，都是以一般均衡的模式思考。在一般均衡下，人的行为被视为总是在追求极大化，所要解决的是，跨期的替代性问题。但Wicksell等人的做法，到头来和Hume一样，受到分析工具的限制，只能诉诸松散的动态均衡。对Lucas而言，这一切「只是要强调，如果没有现代的数理经济学工具，任何解析困难动态问题的尝试，必然徒劳无功。」Lucas的诺贝尔奖演说，在阐明此点后，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适切地探讨，总体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他也证明说，若个体对其所作决定的随机结果，具有完全的信息，则菲利浦曲线必然会垂直。
Don Patinkin，1922-95
Lucas似乎浑然不觉，他的说法并非Hume和同时期的人士，或是在19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发生之前的学者，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诠释。货币的效果在长期是中性的，这在当时殆无疑义（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学派对长期出口顺差情有独锺，实在是大错特错的观念）；但就短期而言，货币的效果并非中立性。的确，Hume以及后来的Marshall、 Fisher、Wicksell、Mises、Hayek与Keynes等人，皆极度强调货币的短期非中立性。在此之前被大力鼓吹过的货币长期中立性、等比率定理，这类的相关理论，几乎都已不见踪影（Mayer 1980; Patinkin 1990; Humphrey 1991; Blaug 1997c:19-21, 614-28, 638-40）。Hume指出：「主事者的最佳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藉此可活络国家的产业士气。」Hume所开的处方，是渐进式的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来看，Hume甚至比Friedman或Lucas所想象的还要更现代。
Hume对短期的强调，成为第一次与二次大战之间，凯因斯总体经济学的特色。然而这项强调，几乎被Lucas以及所有现代教科书，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忽略（Laidler 1991:18-9, 79; 1999）。所以我的结论是：Lucas对Hume所做的理性重构，是个别脚的历史重构，并因而严重地误解，两个多世纪的货币理论史。
Lucas的理论架构，说明经济学家的唯一关切，是长期均衡的特性。只要脱离这个框架的文本，Lucas就无法诠释。尽管理性预期与现代的随机分析工具，确实有助于厘清，Hume对货币长期中立性主张的一些根本问题，但若要说这些前辈经济学家的目的，是在试图建立货币长期中立性的模型，那必非实情。在理性预期的特殊假定条件下，运用某些分析工具所得到的理论分析，其实完全不能回答下列的问题：货币政策是否应针对短期的景气循环而发？或是在货币长期中立性的假设下，来指导短期的货币政策？
5为经济思想史研究作最后的辩驳
现在要回到先前提及的，那个既困难又关键的问题：如何替「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作为经济学的专业」辩护？我们讨论过一些有力的论证，但我敢说没有一个说法，可以完全说服死硬派的存疑者。我在此提出自己的压箱说帖，同时我也充分理解，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那就是：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甚至数学的思想或理论，除非对自己学门的历史有透彻研究，否则这些想法或理论，就不可能被充分了解。我在学生时期所不能理解的微积分，是后来读了Newton与Leibniz对「微积分基本定理」的争议论述，才豁然开朗的。微积分的基本原理，植基于微量增加或微量减少的形而上意义；那时我才顿时了然，确切明白为何微分是积分的对立面。读了Hayek那本相当整人的《价格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1931），以及Robbins对《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1934）的混淆解说后，我才了解凯因斯革命的真正意义。我想，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可适用这个道理。经济知识本来就是随境而变，我们现在所知晓的经济体系，并非我们刚刚才发现的东西。相反地，它是过去所有发现、洞见、起步错误等等的总和。没有Hayek、Robbins、Pigou，就没有Keynes；没有Keynes就没有Friedman；没有Friedman就没有Lucas；没有Lucas就没有…。Leijonhufvud（1999）曾经将经济思想史与决策树叉图相提并论：树干有许多分枝，有些长得饱满结实，其它则在萎缩枯死后，树液回流主干滋养其它分枝。我们目前的经济理论，并非早就注定的。假若几年前，经济学在关键的岔点上，选择了另一个转折，那我们今天有可能，就会鼓吹不同的经济理论。
Axel Leijonhufvud，1933-
我真的可以信手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基本的想法，但在此只提个例子。Stigler的《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第三版（1966:113），提出所谓的Coase定理，这项理论已成为现代「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核心概念。试着想象：如何从Stigler的书，去了解Coase定理的完整意义。Stigler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的成本将会相等」，因此，「产出的组合内容，将不受法律对损害责任规定的影响。」Stigler的自信结论，结合了「效率」与「不变」两种说法。所谓的效率说是指，若当事者自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则完全竞争恒为最适状态（optimal）。所谓的不变说是指，资源的最后配置，不会因财产权不同的初始分配而不同。随后的大量文献显示，无论是效率说或不变说，在完全竞争的世界之外，都有高度的争议性。或甚至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都能精确定义的情况下，效率说与不变说，都会变成只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参见Usher 1998; Medema and Zerbe 2000）。但若回到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这篇著名文章，我们会发现所谓的Coase定理，完全没有包含上述的名词。此外，所谓的「交易成本」，在Coase的文章中，仅被定义为「营销成本」（marketing costs）。无论在此处的「营销成本」意义为何，距离Coase讨论「厂商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 1937）的文章已有23年，交易成本的概念，在那篇文章中初次出现。Coase本人用好几年的时间，藉助他人发展出来的Coase经济学，才能较精确地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协商契约的成本（无论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来定义），以及监督或警戒契约的执行成本。Coase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强调交易成本可以被极小化，但即使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也恒为正数。简言之，Stigler与其它许多人所描述的「Coase定理」，对Coase自己而言，是永远无法应用在现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
这个错中错大喜剧，给我们的教训是：第一，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未必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创见。其次，伟大思想的潜力，要靠门生与批评者花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才能充分发掘。我们现在不时提到Coase 那篇1960年的文章，是因为它教导我们说，「政府失灵」与Pigou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同样重大的问题。因此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未能两相吻合，并不足以构成政府介入的充分理由。然而当我们以不同的眼光重读这篇文章时，并不能明显地感受到上述的说法。
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时间对文本所产生的作用，并非只对Coase定理有效。正因如此，经济学作为一个专业学门，必须扬弃对思想史的鄙视。思想史并非经济学内的特殊专业，它本身就是经济学，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法：从时间的横轴纵切下去，进行深入的研究。
6经济思想史的新潮流
与其它经济学家对话，让我深切了解到，在他们的印象中，思想史是一种知性的考古学。思想史或许能偶尔挖掘出新手稿或文件，但这类事情并不会影响经济思想。此外，与经济学的其它领域相比，思想史的发展与进步，并未与时推移。这完全是个误导性的印象。在此我试图描绘思想史中，若干领域近年来的剧烈改变。当然我的看法，会深受自身兴趣的影响，我无法和以博览群书著称的Jacob Viner媲美。
让我们回溯1980年代，向Odd Langholm（1987）的著作致敬。他有三本讨论经院学派经济学的专书，彻底改写了先前研究「后罗马与前古典」经济思想的论述。事实上，他的《亚理斯多德传统中的价格与价值理论》（Price and Value Theory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1979），可称为经济思想史的经典之一而无愧，足以与Heckscher（1935）论重商主义、Viner（1937）论国贸理论、Collison Black（1960）论古典发展经济学（与爱尔兰相关）、Fetter（1965）论英国货币正统思想，等等巨着等量齐观。
牛津大学Glasgow版《道德情操论》
自从Glasgow版的Adam Smith全集与书信集，在1970年代问世后，Smith的面貌也随之改变。Glasgow版的编辑倾力弭平所谓的「Adam Smith难题」。这个难题在于Smith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矛盾关系。《情操论》这部艺高胆大的巨着，所探讨的伦理理论，是奠基在「同理心」这个心理学概念上；而《国富论》的主题是经济成长，其立论基础则是受商业社会传统习俗影响的自利心。Glasgow版的编辑指出，《情操论》说人类的动力是利他主义，而《国富论》则说人类的动力是自利。两者之间的出入，表象多于本质。原因是《情操论》中的重要概念「同情心」或「同理心」，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牺牲自己以造福他人的利他主义。此外，令人困惑的是，Smith从来不曾互相引证这两本书，但他曾计划将这两本书整合写成另一本，当作讨论法理学的第三本专书，而这个想法并未实现。
我们曾经短暂地认为，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但这个难题阴魂不散，继续出现在探讨Adam Smith的论文中。这些年来，Smith已经成为整个经济思想领域中，最莫测高深与复杂的思想家。从各个面向来讨论Smith著作的专书与文章汗牛充栋，内容高潮迭起，我们亟需重新整理这些研究成果。[ West（1988）的综述距今已逾十年。Tribe（1999）的研究，不能算是对Smith文献的全面整理，但确实已足够显示Smith文献的丰富性。]
相对地，与David Ricardo、John Stuart Mill相关的研究则较不活跃。虽然Samuel Hollander对Ricardo的工资理论提出「新观点」（Peach, 1988），此外也有人对先前未曾得到应有独立思想家地位的古典经济学作家，做了全新的重新评价（O’Brian, 1998），但都未引起多大注意。此外，Sraffa派的学者，试图重新将整个古典经济学诠释为「剩余理论」。这样的诠释，目的在一劳永逸地揭示，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将「新古典」招牌中的「古典」去掉（Kurz and Salvador 1998）。然而，这些努力仅得到些许（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议题仍有争议（见Blaug 1999a）。[现今的主要总体经济学教科书，对「古典」这个标签的非历史用法，可参见Backhouse（1996:11-2）。]
Samuel Hollander，1937-
Malthus是近年来，受到最彻底重新诠释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方面，Samuel Hollander（1996）在对Malthus所做的理性重构巨着中，将Malthus说成坚决反对Ricardo价值与分配理论。我们（或与Malthus同时代的人）视Malthus为人口理论家，那是纯属偶然意外之事。另一方面，Winch（1987, 1996）对Malthus所做的有力历史重构，将他描绘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人必读的经济学家。Malthus的宗教观一直被贬抑，当我们对古典时期，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有新的认知后，Malthus的价值已得到全然的认可。对Malthus的重新评价，无法完全平反旧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声称，说Malthus是替地主阶级辩护的人；也无法辩驳自由主义者的见解，认为Malthus是捍卫社会旧秩序的人。这些对Malthus 所持的老旧观点，已经很难在新的诠释中找到（Waterman 1998，Pullen 1998）。
近来对十九世纪德国与法国经济思想的重新认识，已经扭转以往处理1870年代，边际革命时所持的见解。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标准的说法，认为Jevons、Menger、Walras这三人帮，在1870年与1874年间，各自独立地发现新边际经济学。但这个说法之中有些例外，包括好几项重要的突破：Cournot（1838）、Dupuit（1844）、von Thünen（1852）、Gossen（1855），而这些人的成就都被忽略了。Eric Streissler（1990, 1994）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纪中期已有一个新古典原型的德国传统，其中有von Thünen，以及Hermann、Rau、Hufeland、Mangoldt、Sch?ffle等较不知名的作者。这些人都了解边际效用递减、边际生产力递减、机会成本与边际替代性这些概念。因此，「所有基本的边际概念都已齐备，可以让Menger进一步发挥。」（Streissler 1990:46）。的确，主观价值理论与供需图（他们和Marshall一样，把价格放在纵轴上），首度出现在Rau的Grunds?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基础经济学》第四版，1841）。这是第一部标准的德文经济学教科书，在往后的40年间印行八版。[ Hutchison（1953:132）指出：「对于价值、生产与分配的分析，有一两位德国“古典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领先同时代的英格兰学者数十年。」他的唯一错误，是在「一两位」，其实「四或五位」应较适切。]
Karl Heinrich Rau（1792-1810）的著作（1816）
相似地，我们近年来发现，Cournot与Dupuit在法国的经济学中并非孤立人物。Ekelund and Hébert（1989）指出，一批法国国立道路桥梁学院的工程师，比Jevons、Menger、Walras早半世纪，就独立地阐述现代个体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工程师并非学术界的人，他们的分析焦点是道路、运河、铁路的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实用为导向，因而能创造新思惟来解决经济问题；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想法从未有系统地发展，也没有与法国大学中的传统经济学对话。
根据一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边际革命是发生在曼彻斯特、维也纳与洛桑等地的奇特单一事件，历经三十、四十或甚至五十年，才全面存在于经济学界。综合前述Streissler与 Ekelund、Hébert的说法，这样的描述必须改写。的确，这个历史在翻案之后，令人更难解释边际革命，为何要这么长的时间才成功。利 這麼久的時間才成功？ㄥㄜ桑等地的奇特的述就要改寫。根據將 历时三十至四十年的演进，怎么还能称得上革命？
三人帮当中Walras是最复杂矛盾的人，其理论意图的神秘性直追Adam Smith。我们知道Walras是最抽象的经济理论家，他也相当热中应用经济学，但其经济理念中，实证面与规范面的确切关系，最近才逐渐被了解（Jolink 1996）。Walker（1996）指出，Walras如何在《纯粹经济学要义》（Pure Elements of Economics）前后不同的改版中，针对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存在性问题」（亦即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是否可能同时产生市场结清），终于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学形式解，也扬弃了他先前所提出的见解：经由反复摸索的过程，对「稳定性问题」所得到的半真实解。由于均衡的概念逐渐受到注意，不均衡的概念，以及任何有关市场制度的叙述，就都跟着消失了（Walker 1997）。
总而言之，从Walras到Arrow与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史，可说是在暗道中摸索前进，最后由思想史家来盖棺论定（Ingro and Israel 1991）。这条暗路原本是死胡同，因为Arrow与Debreu对存在性问题，提出最严谨的解答，把一般均衡理论转化为数学谜题的形式，应用在只能想象但不可能存在的虚拟经济体上。然而非常相关的「稳定性问题」，则从未被严谨或松散地解决。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个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向（Blaug 1997a）。这是个可以争论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必须藉由一般均衡理论，才能说明经济体内各部门之间的互相依存性。但这个「各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观念，全然不是Walras所发明的理论。
Harold Hotelling，1895-1973
一般均衡理论在Walras死后就逐渐衰微，到了1930年代才被Hicks、Lange、Hotelling、Samuelson等人复兴。此时正值凯因斯革命、独占性竞争革命、社会计算革命（即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辩）、新福利经济学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的过程」概念，逐渐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计算辩论」中浮现。多年来我们傻傻地认为，Oskar Lange轻松赢了那场论战，并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也能探讨实际议题，例如用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重估这项辩论（Lavoie 1985; Blaug 1997a），使我们了解上述想法的荒谬性，这也再度揭示，经济学史经常地在改写。但是要如何改写，则与我们解读当前学说（例如一般均衡理论）的方式有直接关系。
Kenneth Arrow，1921-（1972年诺贝尔奖）
1930年代在经济思想上，是前所未有繁花似锦的十年，二次大战之后的十年成果更是丰硕。Arrow and Debreu（1954）那篇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文章，加上Samuelson在《经济学入门》（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1955）第三版所宣称的「新古典综合」，代表着往后我们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诞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式主义革命」（Blaug 1999b）。要解释为何发生在1945至1955年，而非更早或更晚，则仍是个问号。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中，必须仰靠那关键十年间的文献；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些新文献还不断地出现。
现在刚刚浮上台面的新经济思想史，是德国人以往所称的Geistesgeschichte（时代精神史），是以一些关键主题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或是以一个博大的思想来统摄整个年代。Philip Mirowski的著作，特别是More Heat Than Light（1989），是最显著的例证。他以全新的眼光来看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物理学或其它自然科学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在历史细节上有颇多舛误，de Marchi （1993）曾严厉批评Mirowski对Walras、Marshall、Wicksell等指标性人物的处理。然而此书仍持续展现出一种历史风格，引导我们较不关切，这些过往的大师实际上说了什么，而较关切他们发言时的大环境。
最后，以计量经济史为主题的书籍，近来有几乎爆炸性的增加。从Epstein（1987）、Morgan （1990）、Duo Qin （1993）讨论1940年代的机率研究法，以及Cowles Commission的结构估算法；后来发展到Hendry and Morgan（1995）的博大研究，可谓灿然备矣。Hendry and Morgan将二十世纪计量经济史的重要论文纳入讨论，并以现代工具（另见Darnell 1994），重新演算当初使用的实证方法。在这波热潮之后我的印象是，对计量经济学史的兴趣已再度降温。只要计量经济在经济学中仍是热门的议题，进一步探索计量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进过程，必然会产生可观的效益。总体经济学在1980与1990年代变得日益理论化，而计量经济则变得更加非理论化，这是由于许多顶尖计量经济学者，在着手做实证研究之前，会先深入探讨数据。为何会如此？我敢说，大部分的人会相信，这不是思想史学者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错了，他们正在找答案。
本文的参考书目甚多，可从网络下载全文的PDF檔。
原刊于《当代》2002年8月180期
附录5
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究竟意所何指
William D. Grampp (2000):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3):441-65.
袁大羽译
赖建诚校
摘要
我们若回归亚当史密斯的本意，会发觉「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能解决某个问题，就可以推及于所有问题的万灵丹，也不是现在人们赋予它的各种意涵中的任何一种。它单纯是指商人因为有足够的诱因而将资金留在国内，导致国内资本财的增加与国防力量的加强；此二者皆非商人的本意，但对社会大众都有利。史密斯的解说，显示他的修辞扭曲了他的经济学，混淆了他对自由贸易的论点，他也藉此操弄事实，并且玩弄别人的想法。
我们如果给古典经济学配上歌曲背景，歌曲的名称当然是「最初的五个字」，也就是「看不见的手」。歌曲的开始应该由单人清唱，以符合这五个字最初的单纯本质；歌曲的结尾应该由众人各唱各的调，以反映这五个字后来被诠释成，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主张。
「看不见的手」，是史密斯写过的文字中最为人熟知者，尤其对那些读过关于史密斯的著作，远超过读史密斯原著的人而言，肯定是熟悉得无以复加。如果我们按照「看不见的手」受到世人嘱目的程度，来衡量其重要性，那么它的确很重要。但是备受舆论重视，不一定表示它真的很重要。
在我看来，「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首先，它是史密斯对自由贸易整体主张的一部分，它在好几个地方是机敏的论述，有几次显得狡猾，还有时候似是而非。整体看来，史密斯选择的这个名称，既可以代表后来人们误以为真的观念，也可以代表他原本希望，他们能够持守的真理。简言之，就此论点而言，史密斯既是艺术家也是教授。其次，「看不见的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论战中的辩论工具，常常被用来斥责某些人，对价格机能的认知视野狭隘。第三，史密斯对这项观念的论述中，少有或甚至于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后人对「看不见的手」的种种诠释。这就又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伟人的文字在读者眼中，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甚至被曲解成连本人都不认识的意义。
「看不见的手」
我说「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是因为它在《国富论》中既非主角，也无特殊地位。它只是跟史密斯对国内资本的一些想法有关，这些想法诚然重要，但并不会因「看不见的手」之起落而消长。「看不见的手」也和史密斯的经济政策重要主张有关：国防性比财富重要。但是，同样地，这项主张并非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上，没有它也没关系。
诚然，多数人（并非全部）是引用《国富论》中的想法，来诠释「看不见的手」，但是史密斯当初说明「看不见的手」时，并未用到他们所引用的想法（只有一个例外）。
史密斯说了什么，有那么大的关系吗？理当如此。如果「看不见的手」的本意被人误解，那么这些误解史密斯本意的主张，也可能同样地会被别人误解。例如，我们如果把「看不见的手」，诠释为价格机能（其实它不是），可能会使人忽视，史密斯对价格机能的许多保留意见；也可能会使人忽视，他所谓的「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观点。这个观点其实既不单纯，也缺乏系统，更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市场。我们稍后会细数，史密斯所主张的几项干预行动，希望能使那些动辄引用史密斯的话，来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其实可以找到比「看不见的手」更好的论点，来支持市场经济说。但这并不表示，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可以就认为史密斯站在他们这边。史密斯所提出的这些干预行动，只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例外状态，并不能构成有系统、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反对市场经济。市场干预措施，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适用，例如在1815年到1846年间，英国谷物法案的长期大辩论中，保护主义者就引用史密斯的话，主张当进口货物与国产品竞争，而且国产品在国内要纳税时，政府就应当对进口货物课征关税。结果保护主义者失败，法案被撤销。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吗？你能说这是自由贸易论者的挫败吗？
国富论
我想提出一套说法，来厘清史密斯或任何人对「看不见的手」的主张。首先要区别：
a) 史密斯实际上说了些什么？
b) 他的话有什么涵意？
c) 我们从他的话，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什么？
d) 我们从他的话，可以猜测出什么意思？
e) 他当初的真意可能是什么？
f) 我们会把他的话，认定成什么意思？
第二步是要尽可能地贴近(a)与(b)。要记得(c)的重点在于「合理地」，只有当(a) (b) (c)都走不通时，才去尝试(d)，或者根本不要去碰它。至于(e)和(f)，把它们留给那些（如George Stigler所说的），用想象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人吧。
上述步骤是沿着一条又直又窄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通往一个目的崇高、简洁宏伟的大原则：「要就把它搞清楚，否则就别碰它」。或许这个大原则是完美主义，就算这篇论文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不理会这个大原则的人会说：「请容我告退，名人所说的名言，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如此。然而，读者若能因为下面这段话而有所警惕，那么这篇论文仍有其意义：「其实史密斯没有说过市场需要引导，也不太相信市场需要引导。既然如此，各位请想一想，看不见的手（套用史密斯的用语）要如何引导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