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从几个方向，来看亚当斯密自己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1)《国富论》如何解释「看不见的手」；(2)《国富论》如何解释「个人自利行为，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3)「看不见的手」与「个人自利行为，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国富论》书影
《国富论》只有第四卷（政治经济制度）第二章（对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应否限制国外之进口），论及「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必须在「个人的某类利益，与大众的不同类但又相容的利益，幸运地相一致」这种特殊条件下，才能成立（但是这项特殊条件未必成立）。商人从事交易增加财富，这当然符合他的利益；这笔交易并不会减少其它人的财富，反而很可能会增加，这是对他人有利的事。如果商人把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包括该商人）。大家的利益之所以会增加，是因为国内的财富可以用来保卫国家。该商人透过谋求自己的某类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每个人（包括他自己）的另一类利益；他原先并无此意，也不知道有此贡献。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国防是一种公共财，国内资金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它的强弱。有些交易可以增加国内资金存量，产生有利的外部效果，从而促进此种公共财的实际或潜在数量。从事这类交易的人，既无意于促进国防，也不知道有此贡献，但是终究有此贡献。他们的行为显示，对某人在某方面有利之事，可以在另一方面对众人有利。「看不见的手」就是在此情况下运作的利己行为，私人的交易行为在此情况下，能够产生正面的外部效果，从而扩增公众利益。
这项诠释包含亚当斯密的四个想法：(1)国防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不宜单用财富增加之多寡，来衡量经济政策；(2)财富是国家所倚赖的国防资源之一（此外还有人力、其技能与斗志）。财富存放在国内比国外安全，对国防也比较有贡献；(3)个人的进取行为，唯有在竞争的状态下，才有可能促进国防；(4)个人在竞争的状态下进行利己行为时，既无意于促进众人的利益，也不知道会有此贡献。
以下说明有哪些证据，可以解释上述四点亚当斯密的想法。
1. 他清楚地表示，国防应该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他说政府应该藉由关税保护、管制、甚至奖励等手段，来鼓励民间制造国防必需品，例如火药与船帆。他还说政府应该用关税保护，与其它可以降低外国船队竞争力的手段，来加强商船队的规模。他对「航海法」的支持，清楚地表明他的主张。他承认该法案降低了效率，从而使国家的财富，达不到原本可能的水平，但他说这是历来的法案中最明智者，因为「国防…远比富裕重要。」（《国富论》页463，523，464-5）。
《国富论》1776初版封面
2. 亚当斯密认为国防有赖于国家的财富，他说「枪炮的费用昂贵，最能付得起的国家，占明显的优势」（页708）。这些话出现在第五卷第一章，该章讨论政府的三大功能：国防、司法、公共工程（他对国防的讨论，远超过其它两项）。他在该处以及它处所说的话，在在显示他对军事史的深厚知识，加上他对军事、军人和斗志的高度兴趣，使得他的举动，好像是非常认真、斗志高昂的军事将领，这是从《亚当斯密的生平》（Ross 1995:316-7）得到的印象，虽然书中没有明言此意。他最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基层军人缺乏斗志，以及中阶军人的斗志未达应有水平。他主张二者应各依适当的方法训练，以习得适切的勇气与斗志（《国富论》页787-8）。
亚当斯密讨论「看不见的手」时，特别强调存放在国内的财富，有别于国内外的总财富，因为他相信，国防主要依赖国内的财富存量。客观的读者此时会（正确地）认为，自由贸易本来就意味着资金的自由移动，以及资金的部分出口，所以亚当斯密认为资金出口有害之说，实乃无稽之谈。「看不见的手」会把资金留在国内，这就是它的益处，也是亚当斯密唯一明白指出的益处。他从未说「看不见的手」有其它益处。他说某个人若投资在国内的、竞争性的、且最有利的生意，而非投资在国外，则此人「在此处，如同在其它几处，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去促成一种非其本意的目标。」（页456）
亚当斯密说「其它几处」有何用意？是说除了投资于国内竞争的生意，还有其它的交易，也可以增加国内的财富、促进国防？或是说投资在国内，除了能促进国防，还会促进其它的目的，例如在他处所称的「国家的壮盛」？或是亚当斯密使用「其它几处」，来同时包括这三种意义？
亚当斯密讨论枪炮武器时，并没有区分存放在国内或国外的财富。有人可能因此推论说，存放在国外的英国资产，对英国仍具有军事价值。亚当斯密在贬抑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时，的确如此说过。重商主义者认为，透过贸易顺差而流入国内的资金，在战争时可用于国防，因此贸易顺差具有军事价值。亚当斯密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军事所需的资金，可以经由出超取得。可是出超就是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项矛盾，是亚当斯密在讨论重商主义时，所犯的几项错误之一；他最大且可能最不为人注意的错误，是说重商主义者主张，金钱就是财富（《国富论》页440-1）。
亚当斯密特别注重国内的财富，因为这会影响国内的就业、工商业和贸易，而且这三项都关系着国防的强弱。他用几种方法，来说明「国内」的重要性。他说留在国内的资金，比滞留在外者更安全，他虽然没有明说原因，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那是因为它们更容易被征用于国防。他明白主张，应该「鼓励」国内「对国防有必要的工业」。他说土地是所有资本中最安全者，它不像商人的资金可以挪来挪去，甚至随他高兴而流出。国内贸易优于国际贸易，因为它对国内产业的增进效果，是国际贸易的两倍，也比较快获得报酬（《国富论》页463, 377-8, 426, 368）。就业水平和资金存量，共同决定国家的财富，所以就业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亚当斯密为何特别注意国内就业，我们只能推测其原因。依我看，他认为住在国内的英国人，比住在海外者更容易被征召来保卫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明证）。
3. 亚当斯密认为，唯有在竞争下从事利己活动时，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这也是在提及「看不见的手」那一章），个人若在不受国外竞争的保护下，从事利己活动，即使其个人或产业的资本增加，国家的资本也未必因而增加（页453）。
4. 亚当斯密在那著名的一章（译注：第四卷第二章）的最开始，先略述个人在累积资本的同时，可能不知不觉、无意之间，促进「公众的利益」（可以名之为国防）。他在数页之后详细说明这个题材，谈到个人、其资本以及看不见的手。他说：
「每个社会的全年总收入，正是其工商业全年总产出之可交换价值，所以总收入和可交换价值是同一件事。因此，当每个人尽所能地运用其资本来支持国内产业，就会同时使该产业的产出价值臻于最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尽力使社会的全年收入极大化。然而，他通常既无意于推动公众利益，也不明白推动了多少。他之所以选择支持国内而非国外产业，只是为了自已的安全；他之所以尽力使投资有最大的产值，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此事上，跟对其他许多事情一般，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着，去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目标。纵使社会未曾参与促成此项目标，情形也未必逊色。个人在谋求利己时，所能够促进的社会公益，往往比当他真心诚意要促进时还更有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社会公益而交易买卖，还能达成什么真正的公益。那其实只是装模作样，在商人中很少见，不必多费唇舌，就足以劝阻商人这么做。」（页456）
深思熟虑的读者此时可能会质疑，我把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诠释成是在推动国防，究竟是否合理？他没有使用国防这两个字，他只明白地说，看不见的手可以增加国内资本。
这个问题是一位匿名的博学评审，在评阅本文时提出的。他认为「看不见的手」，主要是在谈国内资本的累积，而非国防。他认为这是个可以申论的要点。他又说，亚当斯密认为，有利于国内资金的事，亦会有利于国防。这位评审还恰当地指出，亚当斯密有一段文字，与他的看法一致。亚当斯密在论「看不见的手」之前的一两段，先汇总他在另一章中，对资本的长篇讨论，认为国内贸易优先于国际贸易，这是由于前者对国内资本与就业，有较大的帮助，随后才提出「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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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尽然。在我先前所引用的段落中，亚当斯密并没有把国内资本与就业的增加，归功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归因于人类单纯的自利动机，这是一种不用引导、无需协助的力量。当某个人决定将资本留在国内而非国外时，他不会不明了其经济后果。他知道这会使得，他在国内所雇用的人工，比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他也明白，由于他把资本留在国内，国内的产出会比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在亚当斯密看来，商人所不知道的是，他的这项作为可能会加添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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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另一章里讨论资本时，说：「就财富所能发挥的力量而言，财富就是国力的表征，所以国力必然与该国每年产出的财富成正比。」他又说：「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在增加国家的财富与国力。」他没有说国力端赖于存放在国内的财富，但是他清楚地表示，存放在国内的财富，比存放于国外，更能够安全地提供国力的保障（页426）。
因此，国家的财富是众人在自觉状态下，为了利己而努力的成果。一国之国力，包括军事力量，则是这种努力无意（但幸运的）结果，也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成果。
还有可再申述者。讨论资本的这一章有许多争议，亚当斯密驳斥，藉由补贴或其它方法来促进出口，他认为无此必要。商人从事国际贸易，是因为比国内贸易更有利可图，不过后者（亚当斯密不厌其烦、长篇累牍地说明）亦有其优点。亚当斯密笔下，国内贸易的优点相当多，读者可能会因而困惑，说是否应该扶持国内贸易。这种结论会扭曲自由贸易者的意思。只要是在竞争的环境下，商人不需要别人教，就会把资本投在最能增加国家财富之处。只要在国内能够获得的利润与国外一样多，他就会把资本留在国内。资本在国内可以产生多种在国外不会有的益处，他在本章对这些益处有详尽的说明，并建议读者珍惜国内贸易的诸般优点。当他写到谈「看不见的手」的那一章（译注：第四卷第二章〈对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应否限制其自国外之进口〉）时，已经明确表示，国际贸易不致于损及国内贸易。
从表面上看，第四卷第二章所主张者，是废止导致业者独占市场的进口关税，换言之，它主张废止关税障碍。对于不构成障碍的进口关税，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按照本章的根本精神，同样主张废止。所谓本章的根本精神，是指不论个人或民族，都想找最便宜的采购价格。从财政收入的观点来看关税，这是另一回事，但在本章内未置一辞。
亚当斯密在陈述他的主张（译注：废止关税障碍）时，逐一考虑可能的反对理由。其实这些理由在当时已常见。他在此处的推论，显得观察入微鞭辟入里。这种功力，在亚当斯密的其它文字中比较少见，在戴维李嘉图的著作中比较明显。这也使得擅长分析的经济学者，由于气味相投而较接受李嘉图，疏远亚当斯密。此外，本章显示亚当斯密喜欢修辞藻饰，喜欢用言辞技巧来赢得辩论，而非真正解决问题。他的取胜之道，是靠言词上的说服，而非论点上的坚定有力。亚当斯密喜欢修辞学其实不足为奇，因为那本来就是他最初的兴趣，他在转向研究经济学之前，对此早已钻研多年。
他对三种反对废止关税障碍的理由，分别提出答辩。对很有把握者，他在答辩中提供令人安心的保证。对没有把握者，他有时坦白以对，有时虚词狡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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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自由贸易可能会对国内某些经济活动造成伤害。持这种看法的人会说，农牧业易受伤害，尤其是谷物业与养牛业。亚当斯密的答辩，与当时的各类贸易政策辩论相当不同，令人侧目。他说国产谷物价格，纵然比进口的谷物高，但是这个价差，仍低于将谷物从外国运到英国的运费。他接下来的结论，不论读者主张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一定都大感意外：他说谷物的进口关税，并没有保护英国农人。人们受到幻觉的影响，误以为关税有保护作用，从而支持关税。他们之所以受制于此幻觉，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慷慨分享的本性，转而拥抱商人与工厂老板，那种吝啬独占的心（这可能正是这些人的本性）。亚当斯密说，农民完全不必担心谷物自由进口，他引用当时一位「知识非常渊博作家」的书，指出当时谷物的年平均进口量，还不及年平均消耗量的0.2%（0.175%）。
亚当斯密引用的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它源自查理士史密斯的《关于谷物贸易与谷物法案的三种思索》（1766）。所谓「平均」不及0.2%（他的表达方式是1/571），是针对1697-1764的68年间，根据四种谷类（大麦，燕麦，裸麦，小麦）的数量（而非价值）计算得到的。如果当初查理士史密斯，先计算各别谷类每年进口价值，占消耗值的比例，再加权平均，计算四种谷类在68年间的比例，则总比例可能不是1/571。然而查理士史密斯当初没有这么做，现在也无法重建这些比例，因为他只记载小麦的价格。此外，我们对查理士史密斯的数据，还有更严重的疑虑：谷物进口量在这68年间，起伏波动太大。就小麦来说，在这68年之间，有六年的进口量，比平均进口量多30%到3,000%，各占各年消费量的0.14%到3.4%。就这68年整体来看，小麦的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0.11%。这些都不是什么大数字，但若与价格的波动合起来看，就足以使查理士史密斯相信，进口关税、出口奖励、以及其它的管制有其必要。其中某些作法或许有待商榷，但精神仍值得保留。然而亚当斯密在赞扬查理士史密斯时，却绝口不提这一点。史密斯也不提，谷物的进口比例之所以这么低，就是受到进口关税的阻碍。博学多闻的查理士史密斯，对此倒是有很多话要说。他列举英国在1698到1766年间，通过的20项谷物贸易法案，这还没有算入在1698年之前已通过，在这段期间持续有效的法案（见查理士史密斯1766书，页145, 144, 120-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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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亚当斯密真的相信，农业未受益于关税保护，那他就不需要反对关税保护，然而他却这样做。他在次页警告说：「以立法的方式，长久地禁止进口谷物与牛只」，将会限制国家的人口与产业。他又机巧地说，限制牛只进口，会导致国内谷物的产量下降，因为这种限制会抬高牛价，导致土地用来种牧草比种谷物更赚钱。亚当斯密这一次，用经济学而非修辞学来提出论点。
过了几句话之后，亚当斯密又把经济分析和修辞学纠杂起来，反驳对谷物出口的奖励。他说这会让国内的谷物存货下降，国内的谷价因而上扬，比歉收时的价格还要高。高谷价会诱使进口增加，降低国内农民的市场占有率。
这项经济推理无可反驳。只是读者没想到，它所强调的事实：「出口奖励减弱了进口关税的保护效果」，会出现在倡导自由贸易的言论中。此外，亚当斯密刚刚才说，英国农民有成本优势，不需要关税保护。会不会是有些人没被说服，仍然希望维持关税保护，所以亚当斯密告诉他们，只要主张废止出口奖励（亚当斯密身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一定会同意），他们就可以确保关税保护？停止这种想法！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臆测。根据亚当斯密自己的说法，出口奖励是商人与谷物商船主的最爱，这些人的内心吝啬独占，受人唾弃，与乡村绅士的慷慨分享本性不属同类。
针对反自由贸易的第二种理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答辩，以经济分析居多，少用空洞的修辞。第二种反对理由声称，自由贸易终必减少就业。亚当斯密承认，受到保护的产业会吸引更多资金，增加雇用人数。但他接着说，整体经济其它部门的资金，因而会少于原本可有的水平，而且（这就暗示）损失会超过利益。因此，国家若实行保护主义，财富将比自由贸易时少。撤消保护主义后，对就业的效果，与实行保护主义时，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承认撤消保护的产业，会减少雇用人数。但他接着说，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力，失业者会被其它产业雇用。他指出，上一次战争（很可能是结束于1763年的英法战争）后退役的官兵，很快就找到新工作，足以证明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力。尤其是这些退役官兵，缺乏平民工作的技能与习惯，经济体系还能有此调整，更是难能可贵。而且（他的修辞技巧在此处重现），保护措施可以逐步移除，好让失业者有足够时间找到新工作。有人会问，既然经济体系能迅速吸收退役官兵，为什么还要逐步移除保护措施？（答案或许是：要对错过前一项保证的读者，提供另一项保证，但这也只是另一项臆测）
反对自由贸易的第三类理由，跟资本有关。其中之一在第二类理由中已经预见了，那就是自由贸易会减少就业，将导致国家的财富减少。另一种反对理由认为，自由贸易会使资本离开本国。这种反对意见涉及看不见的手，我们因此对它较感兴趣。
对于担心国内资本会出走，而反对自由贸易，亚当斯密在答辩时，使用「看不见的手」这句名言。他对资本外流所说的话，正是支持我对「看不见的手」的诠释，最强力的证据。
他说批发商（译注：表示大商人）倾向投资国内，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就会这么作。他接着说这是一件好事。批发商在国内投资，并不是由于亚当斯密所主张的理由，亦即国内的投资有助于国防。我们姑且假设，亚当斯密所诉求对象的社会大众，与批发商的想法相同。然而，当社会大众读到这章时，是否会因为亚当斯密，描述国内贸易的众多好处，而相信这些利益重要到，不应任其暴露在国际贸易的竞争？
亚当斯密继续他的答辩。商人纵使可以不顾心中的不安，而从事国际贸易，仍然不能完全克服那种不安。比方说，一个荷兰商人从里斯本（Lisbon）买酒，运到康尼格斯堡（Konigsberg，译注：位于波罗的海边，当时隶属普鲁士，现在是俄罗斯的Kalinigrad）卖掉，再从康尼格斯堡买谷物，运到里斯本出售。他的资本似乎与荷兰国内的财富无关，其实不然。贸易商会在货物抵达目的港之前买下它们，在阿姆斯特丹卸下船，再重新装上船（虽然费用昂贵），所以阿姆斯特丹成为货物转运集散港。货物在重新装船的过程中，就成为荷兰国内资本的一部份。难道亚当斯密要我们相信，自由贸易会使伦敦成为转运集散港？
他的意思既不是这个，也不是指「看不见的手」，代表神经紧张的商人内心之不安，因为那是商人基于本能，规避风险的结果。亚当斯密解释「看不见的手」时，加入一项关键条件：「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商人愿意在国内投资。
如果我们说，亚当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由于风险较高，因此利润率比国内贸易高，用这种观念来解释「看不见的手」，会不会比较合理？按此说法，当国际贸易的额外利润，不足以抵消隐含的风险时，商人出于利己动机，会避免在国外投资。这只不过是过渡性的条件，除非我们假设，国内与国外的生产成本没有差异。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假设，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国际贸易，亚当斯密当然不致如此，不论在本章或别章都一样。事实上他说过，种植谷物的农民成本够低，足以保护他们对抗外国的竞争。但他没有说，这适用于所有的货物，例如他在书中另一处，对谷物问题所说的话，就与此处矛盾。
他对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利润率所说的话，暗示「看不见的手」虽然可以限制资金外流，但不能禁绝。他在另一章明白表达这项暗示，该章出现在《国富论》第三卷，该卷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对国家种植业之影响与改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际贸易对国内农业资本价值的影响）。亚当斯密在该处说，用于国际贸易的资金，和用于国内制造业的资金一样，是「非常不安定的财产」。在这里，他将国家的财产，与贸易商或制造商的财产，作不同的看待。这段话再次显示，国家的财富就是个人财富的加总，个人的财富原本就对个人有益；国家的财富也对众人有益，这项益处就是国防。
他之所以说，用于国内制造业与国内贸易的资金，对于国防的价值很不确定，是因为那些资金，不同于用在农业的资金，只要资金所有人稍微不满，就很容易外流（《国富论》页426）。这种说法可以解释成，制造商与贸易商是情绪化反复无常的人。也可以解释为（我觉得这比较合理），他们对国内的投资报酬率有点不满。
既然如此，「看不见的手」就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运作的利己动机。资本主的行为若对公众有利，是由于他的行为对自己有利，碰巧也对大众有益。如果他的行为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大众也就没有好处。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资本主的行为虽然对自己有利，但对大众不利。这类情形并不罕见，虽然它们的重要性不一，但皆非微不足道。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从中看出，亚当斯密对市场与经济政策的观念。在《国富论》与《论法理学》（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里，大约有35或40种（要看区分之粗细而定）政府干预措施，是亚当斯密赞成或鼓吹的，可归为五大类。数量最多的一类，跟帮助买方、卖方、或需要各种协助的人有关，例如烈酒课税高于啤酒税，是为了节制对酒精的消费。如果卖方居于独占地位，就规定食物的价格。数量次多的第二类，旨在透过管制或取代某些市场，来增进效率，例如授与暂时性的独占特权、禁止在殖民地垄断土地。第三类，是以租税来重新分配所得（例如对房屋租金课税），或是重新配置资源（例如对地主限定用途之土地，对其租金课税）。第四类约束国际贸易，其中主要的措施旨在促进国防。第五类对货币发行与其它金融交易加以管制，例如立法规定在北美殖民地发行的纸币，不得作为法定货币。我在另一项研究中，对亚当斯密称许的干预措施，有详细说明。（Grampp 1993:74-9）
这些干预措施，与「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背道而驰。亚当斯密不但支持「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也以此广为众人所感念。大家深深地记得，亚当斯密所支持的「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以至于对他所提出的干预措施，要不就略过不提，要不就说那些不重要，只不过是贴在自由竞争这个强健身体上的小绷带。其实这些例外很重要，亚当斯密也这么说，他认为这些例外，是对「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的修正。对与此事无关痛痒的读者来说，这就是结论了。然而，这类读者不太可能确切明白，这些例外与「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如何能调整结合成为一体。少数几项干预措施，可以促进众人的福祉，但有许多措施的效果可疑。
《国富论》的读者想要了解这本书，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把许多南辕北辙的观点，调整结合成为一体，这比了解个别观点困难多了。就亚当斯密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众多观念而言（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尤其是如此。此外，他的表达方式也增加这个困难度。在一段不到200字的段落里，他说某项干预（禁止发行小面额的纸币），是「公然违反自然自由」，因为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护「自然自由」。但接下来的一句，就把「公然违反」，降温为「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违反」。然后他又说，少数人的自然自由，不可以危及多数人的自然自由。每个政府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不论是自由的或是专制的政府（《国富论》页324）。就这样，以谠论宏观大原则起头的滔滔大论，却以违背这项大原则的泛泛之言收尾。不论虎头或蛇尾，亚当斯密说起来，都是同样地意兴风发、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