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说，我认为这对中国简直太重要了……
汪丁丁：
是的，新增长理论在中国学者里很受重视（汪注：整个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几乎就可以叫做“新增长理论系”）。
索洛：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稳定。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的稳态增长率的研究或答案在我看来都不大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可以说也不那么重要（汪注：而这恰恰是许多以新增长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的核心目标）。重要的是把中国经济的动态过程搞清楚，不要在稳态增长速度上花太多的工夫。
这些就是我对你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了。
汪丁丁：
当然，你的这些回答也与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有关。
索洛：
肯定的，它们有关联。我们会讨论到那些问题的。
汪丁丁：
你的讨论让我想到我在第二个问题里隐晦地问到你的一点，我现在可以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那就是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与“人类知识的积累”作为知识存量，这样一个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我在你的那本书（即索洛新著）里发现一个顺便的注释（A Bypassing Note）提及人力资本的问题，我记得是在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那一章里。但那只是一个顺便的注释，你还没有展开讨论知识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使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看法，或者，你不同意这一看法？
索洛：
好的。我觉得我们必须区分人力资本与（人类）知识。人力资本指的是技能，至少在我的理解里是如此的，我觉得那是一套技能，也许是智力上的，也许是体力上的，也许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人力资本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知识存量，但肯定不同于知识存量。我倾向于认为这两个东西对经济增长而言是不同的投入。曾经增长的有些部分，无疑是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类技术知识的积累;而增长的另一部分则来自参与生产的人们所积累的技能。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事情。例如当新知识出现的时候，一些老的技能会失去其价值;而另一些老的技能会重新变得有价值。这是如此复杂，以致我不认为经济学家们能够甚至可能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
汪丁丁专访索洛(4)
汪丁丁：
是的。这个与知识有关的问题让我可以直接问你我的第三个问题了。你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社会学和人类学，根据你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广博知识，你……我注意到在你晚近发表的文章里你确实表现出对经济学以外的问题的强烈兴趣。
索洛：
是的。我收到你的信以后，对你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很感兴趣，你那个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你提到我非常年轻时曾经是珀森斯的学生（所以我的思想体系或许会受到他的功能主义立场的影响）。
我意识到……我不觉得帕森斯在他所谓的“社会系统”上的研究或兴趣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我当学生时，我也经常怀疑帕森斯的“系统理论”，我觉得那些概念不是很严谨。当他向我们描述社会系统，描述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等，我从来无法搞清楚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能够中止而另一些东西可以开始……（汪注：黑格尔说，缺乏规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我觉得，帕森斯所讲的东西里面非常好，也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当时我选修他的一门课，他正在讲授专家们的社会行为，他讲述法学专家们，医学专家们，以及学术专家们如何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行为，他同时也讲授企业组织的社会学。我从那些课程当中学到的东西是：人们的动机，人们各种行为的动机，那是高度复杂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动机，驱使和统治着人们在日常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行为。动机不是心理学的，动机是社会学的。经常我们听到人们讨论经济学假设，总是将人类行为描述为似乎出于心理学因素导致的问题，好像人的大脑或心智是否理性。我觉得那是一个误解。人们如何行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人们通常的行为是在社会里的行为，是受到社会规范影响的行为。正如帕森斯强调的那样。人们加入某个专业协会，受到专业协会制定的规范的限制，逐渐接受并将这些规范内化成自动的行为。所以我认为生意人在商场里怎样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心理学无关，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在生意场里的地位和作用有关，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职能以及与该职能相关的规则在行为，这职能是由社会规定好了的。所以我觉得在研究经理的行为，或医生的行为，或律师的行为时，很重要的是了解社会为这些角色限定了什么样的规则和规范。
这使得我在经济学里……首先，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通常经济学关于自利的人和理性的人的那套说法。因为我认为在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里，生意人就应当去追逐利润，那是他，作为生意人的社会角色的理性的体现。当一位银行家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被假定会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慈祥。而当他来到办公室里与你讨论贷款的时候，你绝不应当指望他会对你仁慈，因为那不是社会为他在办公室里规定的角色。所以我对标准的经济学假设比较满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对经济学的这些标准假设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把这些假设推的太远了，倾向于将这些假设从它们原本适用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广到那些它们很不适用的经济活动领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里，在我和洪（汪注：指剑桥教授 Frank Hahn，索洛与洪教授在1995年发表了他们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批评，见我的问题一）的那本书里，我们对这种将标准假设推广到劳动力市场里的倾向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社会所认可的，规范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行为的那些准则，看上去与通常的市场，例如银行家的行为相当不同。换句话说，经济学的倾向是把“劳动”当做一项普通的商品来处理。在某些方面，它是的。但在其他的方面，劳动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商品。
这样，我从社会学里学到的东西是，我理解了，当我们从经济的一些部分转到经济的另一些部分时，随着当时当地社会秩序的不同，人们的行为模式会发生变化，会有所不同。
汪丁丁：
你的看法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我应当提出来。那就是，我读你那本书的时候，发现你特别区分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汪注：在1990年以来的新增长理论文献里，这两者是不加区分的，因为1990年《政治经济杂志》“新发展理论”专号已经将经济发展看做是人力资本，技术知识，与有关社会制度的知识的变迁视为新增长模型能够处理的因素了）……
索洛：
是的，我强调了这二者的不同。
汪丁丁：
你说你将只处理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以及人们对各种社会制度的态度。你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这给我印象很深，作为一位MIT经济学家，你对制度问题的重视，这使你非常不同于中国人眼里的MIT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传统上并不对制度这类问题有什么兴趣……
索洛：
这有些……我觉得，你刚才指出的那种（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在MIT经济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看法。我觉得人们很容易从MIT学派——如果有这么个学派的话——较早推行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及其严格的表述方式，就推论MIT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很显然，是萨缪尔森自己在形式化方面做了主要的工作。不过，仅仅因为这群经济学家做了严格的技术分析和使用数学工具，你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MIT经济学家们会以一种所谓“机械”的眼光来对待经济理论。有许多MIT经济学家，他们在方法论上很明显地追随着MIT的（形式化）风格，但他们同时也承认社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例如，如果你读彼得·戴尔蒙德（汪注：Peter Diamond，被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是“天才”）的作品……
汪丁丁专访索洛(5)
汪丁丁：
当然，我喜欢他的东西。
索洛：
如果你读他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东西，你会看到，他是多么重视这个问题的社会背景，他讨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预期是怎样的……我可以给你其他人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我觉得，MIT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把严格的数学模型语言与一种广阔的关于经济动机与经济行为结合起来。这是我的看法。
汪丁丁：
谢谢你的解释，这很大程度上已经回答了我心里想的其他问题。那么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回到我的第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关于你和洪教授的那本新著，《一篇关于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批评性论文》（A Critical Essay on Modern Macroeconomic Theory）。不过我始终没有找到或者买到这本书，我很奇怪为什么书店里和图书馆里没有这本书？
索洛：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你去问玛利（汪注：索洛和萨缪尔森的秘书），她会帮你找到一本的。
汪丁丁：
太感谢了。你刚才曾经提到你们在那本书里对当代经济学理论在劳动力市场的应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那是否就是你们那本书的主要议题了呢？
索洛：
那个题目确实是我们的主要论题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在那本书里讨论了两个或三个重要主题，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我们有整整一章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在那一章里我们试图发展出不同于目前的主流学派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我们在那里感到兴趣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们对卢卡斯的所谓“真实商业周期”（汪注：“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大意参见卢卡斯的新增长理论专著The Real Business Cycle，或参考我在《经济研究》1994年的那篇综述）追随者们所遵循的思路表示了怀疑。我们认为这一思路试图从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动态模型推演出整个经济的动态过程，而这是很可疑的。在你的问题里，你提到关于“理性预期”假设的合理性问题，以及我的看法。事实上，我是不接受该假设的，但是甚至“合理预期”也还不是我们批评的对象。事实上我们的批评是从假定我们接受了合理预期假设推导出来的。我们这么做不是由于我们相信“合理预期”假设，而是我们要说明，这一派经济学家们试图以一个特殊的和狭隘的数学模型就推演出整个现实经济过程，那是很荒唐的。例如，我们从同样的“理性预期”假设出发，仅仅在次要的方面引进了稍微不同于卢卡斯及其追随者的假设，我们得到了与这一学派的理论结论非常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我们事实上只是在理性预期假设之下，允许规模收益递增。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垄断竞争的市场，而不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样，我们就导出了与他们的结论激烈地冲突的命题。这些命题甚至与合理预期学派的本意（汪注：即论证政府政策的无效）相冲突。事实上，假设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备的视野和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两个假设的结合会使得经济行为变得非常简单和规范。而这距离现实经济很远。
最后，我们的第三个主题，我们为此专门写了一章，我们确实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模型，我觉得那是一个（比目前主流学派的）更好的模型。那个模型可以容纳更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和规模收益递增以及垄断竞争市场，我们在那里也允许人们的预期失效，等等。我们证明了那种模型可以产生，或许可以产生，多均衡状态，其中一些（均衡）或许比另一些（均衡）好些，这样你能够想像一些经济会沿着一系列均衡点发展下去，所以我们可以就此讨论经济动态过程。这些就是我们在那本书里讨论的事情。
汪丁丁：
在第二个主题上，你提到你们从不甚相同的假设，例如允许垄断竞争的市场等等，从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你能否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呢？例如你们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截然不同的结论？
索洛：
当然了。首先，即便接受“合理预期”假设，并且不引进新的假设，我们发现这个模型的经济可能不稳定。一旦某种外力干扰了它的均衡点，它可能永远也回不到那个均衡点去了。其次我们发现，在我们稍做了修改的模型里，存在着确定的政策操作空间……也就是说，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确定性地改进宏观经济的行为，而这在合理预期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是不可能的。
汪丁丁：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激烈地不同于他们的本意了。那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你和洪教授在那本书里似乎没有批评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基础……
索洛：
没有，我们的批评不是指向他们的方法论基础的。即便接受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发现他们选择的模型是特殊地迎合了他们本意的而且过分简化了的模型（汪注：由于关系重大，我必须将英文写在这里：“……given their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they choosed a specially favorable and simple model。”换句话说，新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家们不是很客观地讨论所有可能的模型。这一批评在我感觉里似乎类似于我们国内说的“学风不正”了）。我们在那本书里也声明了，我们不相信“理性预期”假设，我们使用这一假设，因为否定这一假设不是我们那本书的主旨。
汪丁丁专访索洛(6)
汪丁丁：
但是，从我刚读完的你的这本书里，我可以看出来，你确实不同意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不是如此呢？
索洛：
是的，当然。但那不是我们写那本书的目的。
汪丁丁：
但在我的阅读里，不论是你或者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很多对芝加哥学派方法论基础的批评。我倒是读了赫伯特·西蒙对芝加哥学派方法论的批评，他写了许多这类批评，而且批评得非常严厉。
索洛：
是的。我承认。不过方法论问题确实也不是我所喜爱的论题。所以我倾向于在这方面不发表任何意见。
汪丁丁：
我明白了。或许今天下午我会就这个问题请教萨缪尔森教授，他在这方面著述颇多。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第四个问题了。你同意吗？
索洛：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第四个问题了。你那个问题首先问我：“……你是否觉得今天的经济学进入了某种危机？如果你确实如此认为，那么你认为那将是什么危机？如果你不认为如此，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你愿意指出哪些有希望的理论发展方向？”让我开始回答吧。首先，我不觉得今天的经济学有什么危机。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些在理论上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显然面临着实践方面的非常困难的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理论方面的困难问题。其中的一个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理解到，人们的预期会多么严重地影响经济系统的行为，我们同样明白了，人们的预期可以非常迅速地改变，由于今天的通信技术不断得到改进，今天我们的传真，电子邮件，等等通信手段不断得到完善……我觉得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们预期的动荡性（Volatility），因为这些技术大大加快了新看法，新消息，以及恐惧和信任在人群中的传播。所以非常可能地，人们的预期将在我们的经济中变得甚至更加重要。而我们对预期的形成与传播机制却了解的非常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之一，当预期变得日益重要时，经济学家对它的理解却很可怜。所以，理解人们预期的形成，变化，传播的机制，这成为今天经济学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不过我不会就此将它描述为一场“危机”，因为它没有在其他经济学基础方面投下怀疑的阴影。这只是一个新出现的难题，需要去解决它。另一个与此类似的困难课题，与技术进步有关系。那就是技术是怎样传播的。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到美国的福特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电子技术革命，技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必须学会分析这一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修改我们的经济分析方法，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我总是提醒我的研究生们，经济学不是物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物理学定律大致永远不会改变，例如光（在真空里）的传播速度，在一万年以前与在今天是一样的。但这绝不是经济学的情况。经济学里从来没有这样一万年不变的定律。所以说，经济学里面的定律绝不会永远成立。当现实经济发生了变化时，我们的理论也必须改变。这是经济学始终面临的问题。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困难的课题，预期的变化与技术传播问题，它们不是经济学的危机，因为经济学一直就在改变着。它们只构成今天经济学面临的新的问题。
我打算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他们应当尽量迅速地学会西方人的经济理论。因为那是我们至今找到的最好的经济理论了，应当迅速地学到手。然后，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情是，不论他们从这里学到了什么，他们必须将这些东西具体地结合到中国的现实当中。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实质性地不同于例如北美的和欧洲的经济，必须结合到中国的历史，国土规模和社会制度。如果中国学生简单地将他们欧洲和北美的老师喜欢的东西运用到中国环境里，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说：瞧，这里有一些观点，在将它们运用于我们的经济，国土，社会制度，以及我们运行经济的方式的时候，是否必须对它们加以修正呢？通过将经济学观点结合到中国的现实中去，他们将发展出新的观点，从而他们的理论将成为经济学演化过程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建议有两部分。首先是尽量多和尽量迅速地学习欧洲和北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但是，其次，不是简单地将这一经济学搬到中国去，不是说，你看，它已经适用于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了，所以一定适用于中国。
汪丁丁：
索洛教授，你刚才已经提出了目前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困难课题。鉴于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联系在一起的，你是否觉得从这些问题可能潜在地导致当代经济学的危机呢？
索洛：
我不认为如此，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汪丁丁：
例如，你刚才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它们不是与我们对人类理性的理解和经济学处理理性的方式有关系吗？例如最近人们讨论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与演进主义的假设之间的重大不同。
汪丁丁专访索洛(7)
索洛：是的。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一次危机，我认为这只是经济学演变的方向有所改变。我和洪教授在我们那本书里做的事情说明，当你改变一些假设时，你得到非常不同的结果。但是你的基本方法并没有改变。
汪丁丁：你的意思是说，今天经济学的解释力没有改变（汪注：危机在库恩的框架里解释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越来越小，于是导致“科学革命”）？
索洛：是的……不过……我觉得“危机”必须指称某些革命性的变化。
汪丁丁：但是你确实认为经济学在发生某种“范式变迁”……（汪注：库恩晚年的用语，英文是“Paradigm Shift”。可是索洛教授误听做“Paradox Change”，即“悖论导致的变迁”。）索洛：这和悖论不太一样。这里是经济行为发生了变化，所以理论当然要改变。如我列举的那些技术进步，通信技术改变了人们预期形成与传播的速度等等……这样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参数必须改变，理论应当改变。但是这不是“危机”……
汪丁丁：我刚才说的不是“悖论”变迁而是“范式变迁”。
索洛：我明白了。我……不过，我不喜欢使用这个术语，因为它的意思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过。所以我始终比较愿意做的是在现有的方向及传统内，试图改进经济理论。当环境改变时，我们能够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决新的问题。
汪丁丁：让我再澄清一下吧。我在香港大学和德国教过书，我当时的感觉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而在大约二十年前，占据这一地位的是哈佛的（新左派）或MIT（新古典综合）的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确定性地存在着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我的问题是，你现在是否感到了经济学的范式正在向二十年前回归？
索洛：我肯定希望如此。因为我觉得以前那种研究经济的方式比现在这样好得多。老的方式比现在的方式距离（现实世界的）真理更近。
汪丁丁：是的。在以前的那个“范式”里，经济学更加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的问题。
索洛：是这样，而且以前的经济学较少被那些将复杂现实粗暴地简约的假设的诱惑。就这一点我当然同意你的看法。
汪丁丁：好的。非常感谢你，索洛教授。
索洛：不客气，祝你好运。
汪丁丁：是的。谢谢。再见。
索洛：再见。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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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勒建议我国修路说起
王五一
在这次国内瞩目的“诺贝尔大追寻”采访中，谈中国问题最多的大概要数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教授了。在他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谈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关于中国应多修路的建议（见《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9月1日第一版）。
米勒几百字的“修路说”可以归纳出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中国人投资要算账，什么合算干什么，如修路就比修坝合算得多；第二，与日本不同，路，对于中国意义重大；第三，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第四，修公路，不但要修大路，尤其要修小路；第五，中国人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用推土机更科学。
外国人对中国的事发议论，难得像米勒在中国的修路问题上谈得这么中肯，这么近乎完全正确。
确实，中国同日本不同。日本整个国家是在一块大石板上，自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它只有把自身放在整个世界的“大体系”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对于日本来说，修码头比修路要重要。中国则不然，无论中国是闭关锁国还是对外开放，它自身都是一个统一的资源体系和市场体系。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再高，她自己内部的经济联系也远比她同外界的经济联系重要。用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把整个中国联系起来，这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说到这里，笔者联想起了2000年前西罗马帝国的历史实例。罗马帝国以兵立国，军队是国家的柱石。为了使强大的罗马军团可以随时随地赶到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国家出巨资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公路网。真可谓“养路千日，用路一时”，公路网的军事利用率是极低的。然而，国家没有料到的是，这些公路不久便开始被买卖人用来从事商业运输，军用公路实际上变成了商用公路。西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因此迅速繁荣起来。不管公路最初是出于什么动机修建的，只要有了路，就有了市场的基本硬件。罗马帝国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个公路系统以及由此自发地滋生出来的商业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罗马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识地促进商品经济的措施，就更能使我们理解“路”之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不能说中国人不重视修路。四十几年以及十几年来，我国是修了不少铁路和公路的。“要致富，去修路”的四六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人们创造出来而成了许多地方官员政绩总结或发展设想中的口头禅。但细想来，中国的修路总还是有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许多又都被老米勒言及了。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这“四多四少”，大概能把我国近年来在修路上存在的问题概括出来。
关于沿海与内地的修路孰多孰少的问题好像很难有个确定标准，但有一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改革之初，中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曾提出一个“先沿海后内地，以沿海带内地”的方针，事到如今，这个方针只实现了一半。“先沿海”是做到了，“带内地”却落空了。人们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实在我看来，原因就是一个：路不行。道路瓶颈，是中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当问及拟将其工厂由内地向沿海转移的广西“喷施宝”集团何以如此时，回答是：交通不方便。东南飞的“孔雀”起初仅是指干部和技术人才，后来又包括了大批的粗工劳动力，最后连资金也开始向沿海流。沿海带内地的逻辑被颠倒过来了。
我国近年来的道路投资多数集中在沿海。单是高速公路一项从南往北数，广—深、福—厦、沪—宁、济—青、京—津、沈—大等等，全是在沿海。最大的铁路项目，京—九铁路，也是沿东部地区南北走向的。一个渤海湾，修了环渤海高速公路，又修火车轮渡，最近又打算投13亿巨资修一条穿越长山列岛的桥梁——隧道综合跨海大通道。当然，沿海地区的修路成本比内地要小得多，但不能因此而什么省事干什么。一个企业当然可以奉行这个原则，但政府却不能这样。什么时候沿海带内地的战略真正得以实现了，沿海与内地在修路问题上孰多孰少的问题也就有了结论了。
在中国的修路问题上使许多外国人感到不解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西方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拆了铁路建公路的时候，中国人在修路上的热情为什么一直向铁路倾斜。这个问题如果要问中国的铁道部长或交通部长，他们回答可能很简单：因为铁路运输的需求比公路大。这个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下一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为什么铁路运输的需求比公路大？我曾经用一句话回答过一个朋友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因为沿途的人们无法随便用一面小旗就把火车拦下来罚款。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公路货运的运输成本不一定比铁路高，但它的交易成本则大大高于火车。并且，公路上的形形色色的制服、胳膊箍和小红旗们的主要猎取对象是货车，因为罚客车一来油水不大，二来可能碰上“茬口”自找倒霉。于是，本来可以走公路运输的货物便被这些小红旗一批批地驱赶到越来越拥挤的铁路货栈上。
近年来，“吃路”的队伍在不断扩大，除了“制服阶级”以外，老百姓也开始设法挤进来；“吃路”的花样也不断创新，由单纯的行政性敲诈向商业性敲诈发展，强制洗车、强制推车和其他一些强制性服务。最近看到一则消息，某外国人行车途中被横路的一条低垂的电线挡了路，旁边的农民立刻上前用杆子将电线挑起。洋人正要感谢，原来却是收费服务。外国人不知道个中就里，只就收费太高发了点牢骚。其实我估计，这条电线十之八九就是这农民事先设的。还有事先在路上挖好坑，车陷进去以后再去推而收费的。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吃路”只限于“制服阶级”，则事情还有个限度，如果扩大到了广大农民，那“潜力”可就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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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路”问题，绝非仅是个社会风气问题，实际上它是一连串经济因果的源头。吃路的规模决定着公路运输的交易成本，进而决定着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的需求结构，进而又影响着道路投资者的收益预期，最后影响整个国家的道路投资结构。看来，“吃路”问题与“修路”问题是相联系的。老米勒建议中国要多修公路，这很对；并且他主张要用铲子代替推土机来修路，以降低建设成本，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他不知道的一点是，中国农民的铲子也是“双刃”的，它可以修路，也可以挖路；正如政府的各种与公路管理有关的机构，既可以“养路”，也可以“吃路”一样。如何解决好这类“双刃铲”的问题，这却不是经济学家所能想出好办法的事情。
诺奖·制度转变·对策论
茅于轼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在对策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桑尼以及波恩大学的泽尔滕。他们三人中，纳什在国内的知名度最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我主编的《现代经济前沿专题》第一集中就有张欣博士写的一篇专门介绍对策论的文章，其中对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都做了介绍，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纳什的工作。前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诺斯等人，今年又奖给了研究对策的人，实际上制度就是在对策中形成的，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受到中国改革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的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的至今执迷不悟（当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虽然知道有病，却开不出处方。何况制度转变最成功的中国也远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能否不经太大的震荡就建成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社会，至今还充满着未知数。
其实，真正深刻地思考过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制度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与一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以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将斯密的结论更精确化、更严密化。在20世纪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后，可说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从表现上看，它只是证明了在竞争条件下达到的全面均衡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意义却要深远得多。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意却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它强调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且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换言之，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说到这里，惊奇又化成了平淡，社会原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确实，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今天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因私欲膨胀，造成对他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侵犯。尤其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追求自利的合理界限正在消失，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蜕化。当然，杀人越货，偷盗诈骗，直接损害他人的身体、财产，是市场经济（以及一切人类有组织的社会中）所反对的，这是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也会发生并不对任何人直接构成威胁，却因追求自利而造成对整体的危害呢？对策论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著名的囚犯难题（参见拙著《生活中的经济学》末一篇“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就是一例。在囚犯难题情况下，各人追求自利形成的最终局面，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对所有的人均不利的一个结局。因为它是一个均衡解，一旦陷入其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因而对策论又深入到研究重复对策和多阶段对策，这些概念涉及到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了解规律未必就能避免危机，因为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能够摆布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所利用，可是人类却无法纠正自己所造成的悲剧，波黑战争、卢旺达残杀不都是例子吗？从斯密到纳什，由于杰出人物的深邃思想，我们对制度形成及对策规律有了深刻得多的理解。但要靠它来挽救人类，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4年10月25日
当我们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或是探索经济思潮何以会有特定走向时，我认为如果能深入了解当时经济情势与经济思想趋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会有丰硕的收获。这在总体经济学的范畴最为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学上亦不例外。在此举一个与我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为解决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经济大恐慌问题而出现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凯恩斯对当时的各项问题极感兴趣，也尝试发展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理论，但其间经过长期的酝酿。他的学术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影响，其后还有英国金本位制、战后的通货膨胀、失业等等问题，最后才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
我们大学在印制介绍手册时，会要求每位教授用几句话来说明自己为何投身到学术领域中。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是因为身为经济大恐慌时代的年轻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长在那个年代，心里的确充满了苦闷，人们很容易因经济生活的问题而丧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岁的年轻人，也感觉不到有无穷的机会等待着他们。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年轻人固然担心核战争的威胁，但也同时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的未来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
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但当时另一项新兴事物，却给我带来了幸运。我的脑海里原本一直浮着一个想法，就是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我在大学所修的课程，大部分不是数学就是经济学。我并不是富有原创力的数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数学天才，这点我早由自己曾经参与的数学竞赛就知道了。不过我深深被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吸引，同时产生了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学上的念头。例如，用数学式来表现需求曲线或收益的预估。当我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图书馆里时，十分惊讶地看到，各种新兴学科的相关期刊内容十分深入，探讨问题的复杂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我的想像。
其实，我大学时代的指导教授并不赞同我在攻读经济学时兼修数学，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莱的最佳资源：一流的经济系、数学系以及数理统计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但我的学术专业则是发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柏克莱，以及其后获得的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当年我在柏克莱的图书馆浏览时，曾经看过好几本早期的《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萨缪尔森的文章特别吸引我的目光。当我有机会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能和萨缪尔森共同研究的念头，或许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一开始我在他手下担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极力找机会与他接触，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时所传达的见解。
透过数学与政策应用，萨缪尔森成为阐释凯恩斯理论的先锋，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马上面对两项挑战——其一是要让这种总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让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后来，这两项挑战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间也经过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对的过程。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成为经济学普遍使用的入门教科书时，凯恩斯经济学可以说自此根深蒂固，形成无法扭转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一批批学生中，经济研究所的课程逐渐转向了数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生学成后的教学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脉络。数理方法的终告确立，首先是在美国，继之则是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过其中许多基础仍在欧洲建立，而且许多美国数理经济学大师都是外来移民。然而，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等本土学者使数理经济研究具有美国本土特性，并在美国广受欢迎。
麻省理工学院的岁月，是我进入经济学专业的起步，而我离开研究所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任职。当年我24岁，这份工作好像是又进入另外一个研究所。就像许多科学领域一样，其实我那时就是所谓的博士后研究员。
计量经济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真可谓人才济济，这种坚强的阵容，恐怕是后无来者了。在我们这群亲密的工作伙伴里头，先后产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之中，又产生了两位得主。我们合力专注研究单一的课题——为美国经济建构整体的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尝试），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各种现有的资料。经过4～5年密集的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散开，展开了新的学术生命。不过我个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续了这项建立总体模型的努力，而许多曾经与我共事的才俊，则分别在不同的经济学分支中一展才能——如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在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上、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上、西蒙（Simon）在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统计学上、马尔夏克（Jacob Marschak）在组织理论上等等。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
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面对战后的规划工作，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梦想。不过我们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我们所建构的系统是从考列斯委员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为经济学者标准研究工具组合的一环。这些系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主导政策的形成，它们在经济预测上位居领导角色，但也并非经济预测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里的科学家，秘密地以编组方式进行比考列斯委员会更重要的研究计划。由于考列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们与那些科学家交往相当频繁。季拉德这位堪称20世纪最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偶尔也会客串业余经济学家的角色。他曾建构总体经济的室内赛局（Parlor Games），来说明如何透过一项货币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气循环，也教导我们许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与科学。还有一位我们常接触的科学家，是传奇人物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会造访芝加哥，因为当时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行程，必须在芝加哥换车。另外一位对考列斯委员会的成员有相当深入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者瓦德（Abraham Wa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