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斯通（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老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俨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庭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
我到密歇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至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至再像1929年一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歇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歇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歇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歇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歇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做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①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②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③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④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歇根开始使用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取得小笔经费，来建构第一代的华顿模型。后来，我们在华顿学院成立了一个以数量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的单位，其财源则是来自福特基金会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这种补助性财源只是暂时的，到60年代中期就会用完。
与企业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时间，几家大公司分别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的经济研究部门建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业提出建议，由我们在华顿学院为他们建构一套模型并提供预测，而他们则以赞助我们计量经济的研究计划作为回馈。
埃文斯（Michael Evans）在196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参与我们与民间合作的新预测小组。他带来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论文中所发展的另一套模型。一开始，我们有两套预测数字，一个是来自他的模型，另一个则是来自原来的华顿模型。不久之后，二者整合为一合并模型，也成为华顿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种。
华顿计量经济预测组（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Unit）不断成长茁壮，1963年开始时只有五位成员，到1969年已经扩大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机构（完全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时卖给一家出版公司，接着在1983年为一家法国的电脑公司购入。1969年以后，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Inc．）与大通计量经济（Chase Econometrics）两家公司也开始从事商业的预测工作，一项全新的行业就此诞生。目前，已经有许多竞争厂商投入这一行，整个产业的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
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 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Random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做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如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做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5)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分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阪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续去了多次。因为这些机缘，我和新开场一（Yoichi Shinkai）共同设计了一套日本经济模型，并参与了大阪大学的经济模型专案。虽然日后各种日本模型不断推陈出新，使这些早期模型显得过时，但经过这些对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国从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的经验，使我的兴趣走向了国际模型的建构。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 Pout）的研究员邀请我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开发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我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助，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负责墨西哥研究的学者戴里欧（Abel Beltran Del 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访蒙特瑞（Monterrey），在那里获得许多民间企业承诺，支援我们将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并用于经济的预测以及经济政策与情境发展的分析。我们在华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组成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者开始，该组织已经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一百五十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我认为这项成功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以费城为据点所发展的各项技术，可以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我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资料的缺乏一直是难题所在，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克服，几乎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60年代中叶，我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算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我也同时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所属的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有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目标，一直是我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我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我也在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时，我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苏联建构模型——U.S.S.R 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我向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已更为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于途，他们的造访，使我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动建立国际模型
在分别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的经济体——OECD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建构模型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构国际经济体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稳定与成长小组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建议透过一项合作方案来应对逐渐增加的国际性经济问题，而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参考的设计。如果我们以各国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个部门代表，就可以为世界经济主要研究单位整合出一套一惯性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开始是希望由OECD来进行这样的工作。1967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颇为冲动——“景气循环已经过时了吗？”还好，我们确认景气循环持续存在，但对开始建构模型以利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达成共识。不过，这次的会议却让我们建立了一些持久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助益。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6)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入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①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②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③运用超级电脑（Super Com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至1983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努力使整个远东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做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7)
至于通俗性的写作方面，我仍继续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定期撰写专栏，而在《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法国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曾在1954年原文连图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矶时报》也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我对在媒体撰写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过对政治事务的感受相同：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而且我还是以学术领域的写作最为自在。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4年11月5日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表现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面又担心名不副实，两者之间的分寸实在不易拿捏。在此，我愿意矢志追随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位卓越的真相追求者的训示，这是他在也许是惟一一次表现得过度谦虚时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我绝对不能同意将所谓谦虚与其他的美德并列。服膺逻辑思维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贬抑自己与自我夸大，同样都是背离了真理。”
回忆的盲点
我们在回顾时，并不能宣称对自己的一生无所不知。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知识积累，我都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曾经影响过我的所有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各位就可以发现，我目前仍然无法重建自己的思想与兴趣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当重新阅读以前所写的学术论文时，我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记忆多少有一些错误。其实，参与这一系列演讲的主讲者，都被要求担任他们自己的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然而，就像所有的历史学者或是传记作家一样，他们偶尔也会犯错。如果这些回忆能够和文献记录相互印证，就应该值得信赖。否则，诸如主讲者个人单独与闻之事，只能视为不尽完美可信的证据。
我一直对经济思想史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年也教授这门课程。我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新观念的发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的个人成长历史与阶级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实际的状况并非如此。以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相当成功的生意人，或许说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机客更为恰当；小弥尔（John Stuart Mill）则从小就被严父培养为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经济理论却非常近似。无可讳言的，教育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影响程度愈来愈深远，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和其他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一样，早已成为一项专业的学问。再者，个人的才智与兴趣，也可能影响经济学的专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似乎没有证据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人格特质，会在他所引介的新观念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来只对个人的出生背景做简要的介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皆是外国移民，在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安定下来。双亲来自贫穷的家庭，而母亲的家庭则是勤奋而业绩平平的商人。他们两人都非常聪明，家母是高中毕业，家父则是大专毕业。家父年轻之时，经营事业可说一帆风顺，因此我10岁之前生活非常舒适，而更重要的是，家里有许多好书。后来，经济大恐慌使家父的事业一败涂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们的家境是一贫如洗。
我在年幼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资赋优异。我几乎无书不读，并且渴望将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统化。举历史为例，在我的想法里头，历史并不仅仅是一堆日期与一些生动的故事，我将之视为一个序列，从一个事件中不断产生下一个事件。这种秩序感在我高中与大学的阶段逐渐成型，导致我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
由统计学入手
整体来说，我在小学及中学表现优秀。到了大学，由于家境贫寒，我仅能选择纽约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该校自1847年以来，就受纽约市政府补助而不收学杂费。迫于经济因素而不得不来此就读的优秀学生，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学生的平均素质相当高。在师资方面，一般来说都能胜任其职，有些更是相当杰出。老师们均以育英才为职责，我从中获益颇多。因为担心失业，我选修了一些较实用的课程，例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作为辅修的学科，毕竟我有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较抽象的科目，对就业的助益不大。没有料到，修习统计学却对我个人经济学的生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透过文献附注中提及的资料来源，使我对快速发展中的数理统计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数理统计学为统计实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带来了全面性的改变。1940年我大学毕业后，无法在高中谋得教职，于是决定进入研究所攻读统计。当时统计学还未成为独立的科系，教授数理统计课程的地方也是凤毛麟角。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门下。霍特林的正式职位是隶属于经济系，也写过若干在经济理论上相当有分量的报告。我在修习他的数理统计时，了解自己已找到了专长所在。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8)
当时，霍特林乃至整个经济系都曾给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特林以外，并没有人对经济理论投入多大的关注，这一点倒是满令人讶异。当时，经济系把重点摆在实证面与制度面的分析，而系里的支持就表现在最具体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额的奖助学金。在这种背景下，我学习经济理论的方法，也和学习其他很多学科相同，是透过阅读而来的。就我个人的状况，我相信自修远比上课听讲有效。在经济学的领域使用数学作为工具虽然说由来已久，但当时仍只局限于少数的一批人。透过精挑细选的阅读，我能选择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的确选得很好呢！
我虽然成绩优秀，但自感原创力不足。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发生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一篇博士论文受到认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不过当时我在意的，是符合老师的期望，同时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这种责任感不但没有带来激励作用，反而有破坏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经验虽然有趣，又更耽搁了个人实现抱负的决心。我放弃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构想，看来全都是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但最后却终于累积成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项重要的成就。
开创社会选择理论
接下来，我要将这项贡献的源起做比较明确的交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现一般性经济思想如何与我个人的专长产生互动。社会选择和后面会提到我的其他研究领域有一项显著的不同之处，它可说是全新的课题，先前几乎没有人分析过。那些其他领域已经见诸文献上相当程度的讨论，我的角色只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观点，但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做了部分解答。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主张，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从事本质上理性的抉择。例如，家庭单位从不同种类的财货组合中做选择，这些组合乃是它们在当前的物价水准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而厂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做出选择，也要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做出选择。认为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者，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都认为，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选择者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可能方案中，不论是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或是家庭单位在预算限制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从事选择的人都会从中选出顺位最高的方案。
当我们说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顺序时，其涵义相当明确。第一，任何两组选择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较，选择的人可能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顺序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较受青睐。这项特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虽然这项选择理论最初是用于经济分析，但显然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可以应用。霍特林、冯纽曼、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 Schumpeter），都曾主张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政治选择方面，像是对选择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法案的选择等等。投票可视为将个别选民对候选人或其政见的偏好加总，而汇集为所谓的社会选择。
我最初是在经济架构之中面对这个问题。我观察到，大企业并不是个人，而（至少在理论上）应该要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确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状况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做选择时，每一位股东都会各自根据对利润的预期而排列各项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股东可能会有不同的预期，因此他们排列出来的投资方案顺序自然可能大异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权所支持的一种。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大部分都会碰到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起见，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做法，就从三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所考虑的是公司政策，我们也许可以说，该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资方案排列顺序，再选出最好的一项。然而，由于公司的决策不外是反映股东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按照个别股东所排列的顺序而建构出来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权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对第二案，我们可以说公司偏好第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