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的矛盾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胜一筹。换句话说，多数决投票（Majority Voting），并不一定会具备我刚才提到的递移性。
在此以选择为例来说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第一位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我们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存在递移性，则第一位选民偏好是A优于C。假设第二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对B的喜好应胜于A。而第三位选民的偏好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那么对第一位选举人和第三位选民而言，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选民都认为B优于C。如果递移性存在，则A应该会胜过C。但实际的状况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选民却都较偏好C而不是A，所以产生无递移性（Intransitivity），有时也称为投票的矛盾（Paradox of Voting）。当然，这种无法递移的特性不必然会产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点是，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Pairwise Majority Voting）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9)
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一定也有其他人做过，事实上，我好像曾在哪里听到过。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确听过。但不管如何，这种想法确实使我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转而投入其他的课题。
大约一年后，我又不经意地注意到投票的问题。我发现，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条件下，我先前发现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这值得撰文探讨。但我在着手之际看到一本期刊，发现其中有篇英国经济学者布拉克（Duncan Black）的文章，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实布拉克和我所发现的结果，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来随时都可能被提出，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几乎在同时想到，这点巧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解释。
对科学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发现是一项激励，反之，结果若可预知，则令人泄气。因此，我再度放弃有关投票行为的研究，转而探讨一些重要但较不具吸引力的课题，不过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我偶然被问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中足以显示，这方面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新研究。当时，新的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被应用到军事与外交的冲突上。在这项应用中，国家被视为理性的行为者。然而，既然国家是由偏好顺序不同的个人所集结而成，那么上述的观点如何能成立呢？因为根据个人先前所做的研究，如果采用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那么根据人民的偏好顺序，不一定能导出整个国家的优先顺序。
由个人偏好到社会选择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总个人的偏好顺序，以形成社会的偏好顺序？也就是说，在不同方案间所做的选择具有递移性。经过数周深入的思考，我总算对这个问题找到了清楚的解答。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而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递移性，就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
由于受过逻辑的训练，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过，我并没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数理逻辑概念。
这项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项附带的收获，是我由一些人士来函得知了早期相关的文献。事实上，多数决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国人康陀塞侯爵（Marquis Du Condorcet）提出！但其后就不见后续探讨的文献。大约在1860年时，有人曾考虑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对如何在牛津办理选举提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方案并未出版。当时一位名为道奇生（Charles L．Dodgson）的数学家曾宣扬过这些方案。道奇生为同事之女爱丽丝·李戴尔（Alice Lidell）写了著名的童话《爱丽丝梦游奇境》，只是在出版时用了卡洛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已出版的社会选择报告中，惟一堪称重要的一篇刊登于1882年一本鲜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个人的了解，几乎没有其他研究主题像社会选择这样历史间断而零散。
但后来的情势却完全改观，相关文献之多，几乎可用爆炸来形容。最近的一项调查，虽然不刻意强调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甚至出现了一本完全探讨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相关议题的期刊。
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选择理论的平行发展相当重要，但它与过去的研究则甚少直接关联。至于个人另外的两项贡献，与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又有不同的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这项理论所演绎的观点看似简单，却不易了解。在经济体系内，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我们且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30年代，由于德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热能或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准。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涉及复杂的化学程序，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这里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后续的变化又回过头来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任何一项产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产品价格的影响——包括劳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样地，任何一项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力或资本的供给，也是受到所有商品价格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各种产品与劳务目前的价格水准呢？在经济学上常用的假说就是均衡（Equilibrium）的概念。现行的价格，就是使市场上供给等于需求的价格。这样的假说，就像经济学里头许多其他的假说，或自然科学的假说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准，但是却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说法。如果和那些过分夸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来，把这种近似说法完全弃置不顾反倒更背离真实。
经济上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较完整的架构。不过，当时要运用此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仍有困难，而且数学训练不足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理解。直到30年代，经济学界才重拾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其中又以希克斯所做的精辟阐释与推展居功至伟。本人有幸于1972年与他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0)
但是，还有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主张，各项商品的价格，是由解一大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条方程式都代表个别商品市场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然而，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单一解存在？假如没有，那么一般均衡理论不可能永远为真。事实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个有意义的解。维也纳的银行家史列辛格（Karl Schlesinger）在大学时主修经济学，之后也一直对经济学的发展相当关注，他认为前述的困难主要是源于某项细微的误解，其实一般均衡的存在应该可以证明。他聘请瓦德这位年轻的数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解释）存在的证明。事实上，对照后来的相关研究，他们设定的条件似乎太过严苛。即使如此，整个证明的过程仍是相当困难的。
为一般均衡求解
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重大浩劫也影响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列辛格原本坚信奥地利不致沦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梦成真，他随即自杀身亡。而瓦德则逃过此劫，并且来到了美国，他的兴趣领域也转移到数理统计。他正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与否这个有待解开的问题。不过还记得我曾问过瓦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既然他在数学上的能力远胜于我，我听了自然觉得很泄气。
由于某一领域的发展而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发展，在科学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时，博弈论正迅速发展。数学家纳什（John Nash）证明的一项理论，在我看来与竞争性均衡存在与否的问题有许多相通之处。我借用并修正纳什所发展的数学工具，终于能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组将会有解。
其实，这里头并不只是数学的问题而已，还牵涉到怎样更清楚地说明一般均衡系统。正如史列辛格已经做过的部分努力，我们有必要将所做的假设更进一步地弄清，在这项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从前面的说明，大家应当可以了解，能证明均衡的存在，是因为经济学及数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不断进步发展，而我当然也不是惟一提出证明的学者。事实上，就在我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际，我得知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独立地获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决定联合发表研究结果。就在我们的论文公诸于世之前，第三位经济学家麦肯锡（Lionel McKenzie）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走的是类似的但不完全一样的路线。
在科学的世界里，重复发现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同小异。由不同动机所带动的相关领域发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发展既然公诸于大众，所以各方学者都能加以运用，重复发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一项新的发现，能够成为第一位发现者或是跻身首批发现者之列，当然颇令人满足。不过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论来说，即使没有我的投入，显然它的发展也不至有什么不同。
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论看来相当抽象化及数学化，但日后却变得相当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论在特定经济问题上的应用，也让大家对所谓“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体认到，某一项特定的经济变动将会造成比最初变动更为深远的影响。史卡夫（Herbert Scarf）更指出，如果把证明的方法做适当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实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统的解。此一方法已经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问题上：关税、公司所得税、社会福利措施的改变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接下来，我要说明个人的第三项贡献，即针对不同经济主体（Economic Agents）的信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自思考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医疗组织的问题；但研究的奠基则靠我对数理统计的研究，还有早期从事风险承担经济学（Economics of Risk Bearing）的理论研究，再加上其他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像前面的两项那样偏向具体明确的技术性成就，而是提出新的观点，将经济理论重新界定。
条件性合约
一般均衡理论和绝大部分1950年前发展的经济理论一样，都假定所有的经济主体均在确定的情况下运作。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厂商、投资人等，都正确无误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或至少是看来如此。因此我们假设，生产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将会有多少的产出；而投资人也知道他们计划出售的商品在未来的价格水准如何。
在此，我并非暗示经济学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至不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晓得这种状况。事实上，有些文献即清楚地指出，许多经济行为只有在假设经济个体已充分了解确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的解释。例如，投资人持有多元的投资组合以及购买保险等。然而，将不确定性与标准经济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加以整合的通论仍然付诸阙加。对此我逐引介了条件性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虽简单，却谈得上是创见。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1)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与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测的那么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
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做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做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来应付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信息的差异
再举佃农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情况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信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信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率。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粮（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险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做部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信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导致了无效率，也促使我们透过合约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识，对信息不足的一方施以保护。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术性的，所发展的理论也是集体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
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浅显的说法，来报告我过去一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成果相互关联。不只科学的领域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也正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为了学术上的荣誉与成就，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但追根究底，让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乃是我们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无数先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5年2月6日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Allen）使用数学符号；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熟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做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盾牌。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2)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眩晕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垄断性竞争、思想史（Doctrines History）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3)
接下来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做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滥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 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定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 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 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 Wilson）与伍华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测，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 A．Wells 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4)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时期如婴儿初生，那么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拦，因此可移动之物就移动了。对萨缪尔森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事。男孩在父亲的庇荫之下永远长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属于自己的高楼。萨缪尔森与一些杰出同僚共同努力，终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中心。海明威笔下的芸芸众生常说，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但在清醒的现实中，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Norbert Wiener）在成名后，仍然为被逐出哈佛而闷闷不乐的例子，令萨缪尔森更加珍惜他与哈佛的联系，也努力为母校争光。
荣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间对他也很快就给予不断的肯定，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国家学术院（National Academy）、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等。正如赚第一个一百万最困难，得到一项荣誉之后，另一项也会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经累积了一打的荣誉学位，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数目自然会加倍。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荣誉学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会——最令他感动。当哈佛授予荣誉给他本国的先知时，他也感到欣然。
专业学会副主席与主席的头衔也纷至沓来：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协会、国际经济协会等。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新地方，会收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但萨缪尔森倾向于不动如山。在1966年成为驻校教授之后，由于有极佳的研究机会，而且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他实际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级研究员的阶段。既已到达乐园，他就留着不动了。
但也会偶尔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为国会的委员会讲课多次。当他受聘为联邦机构的顾问时，经常会加速该机构的终结，幸好美国财政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虽曾请他担任学术顾问，却逃过了此劫。萨缪尔森认为美国太过珍贵，不能完全托付给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盖伯瑞斯（Galbraith）或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人，因此他对史蒂文森（Stevenson）与哈里曼（Avered Harriman）讲授经济学，并终能成为肯尼迪在参选总统阶段的经济顾问。他最后并未去华府那块应许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 Heller）、托宾、戈登（Kermit Gordon）等人，他也颇觉有趣。
对于万事不缺的人，上帝还能赐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绍：“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麻州贝尔蒙（Belmont）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盖伯瑞斯在《财富》（Fortune）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结果此一预言也真的应验了。曾有人听到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自语：“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由我写的，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这本教科书在耶鲁遭到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抨击为诋毁上帝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售也直线上升。
四分之一世纪前，对某位写了一本畅销书的学者乍得的声名，《经济学》的作者曾恳切地做了一番评述：
“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 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文思永久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我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章的人要干这种事？”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5)
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槟，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