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平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6)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有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Wlrasian Com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5年3月21日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攻奖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1985年），一共有22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在这里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她已在几年前辞世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
至于第二项条件是身为美国公民。22位得奖人中，有12位来自美国，4位来自英国，2位来自瑞典，另外4位分别来自4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3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仅是英国的3倍，所以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佳。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7)
至于第三项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统计结果。在12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9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除了这9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得奖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十年书。只不过在我的归类里头，他是奥地利人而非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诸位未来可能得奖人的建议。
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祝福删除，把中间的主文陈述如下：
“我所专攻的学科，晚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奖，则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结论未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此刻本人有幸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是这样的。
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礼拜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员蜂拥而至。我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这样的关注，固然令人受宠若惊，但也难免导致自满之心。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针砭，但我们这些桂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有所戒慎恐惧。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药是，设立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我膨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吧！”
幸运的意外
言归正传，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我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ia），在他们移民美国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他们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赤手空拳地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让我此后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茨（Keats）《希腊古瓮咏》（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数行诗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
第三项事件，或许应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发生在我大学阶段。我的母校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今天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不过1928年我入学时，还只是小型的私立学院，但已开始改制为州立大学的程序，做法是设立优厚的奖学金制度，由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我就是靠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得以在不用负担学费的情况下进入大学。
和当时大部分移民一样，我的父母一贫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贫穷标准来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于这项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去世了。无论如何，靠着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再加上四处打工，像是到餐厅当服务生、在商店当店员以及暑期工读等等，我不但在大学期间自食其力，还小有积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费用。
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原本计划主修数学。当时我还小不懂事，所知道惟一会用到数学的行业，只有保险业的精算师，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这一行发展。精算师是一项高度专业的行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精算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会员资格。在大学期间，我参加过好几次相关的考试，有些及格，有些则没通过——这大概是我记忆所及惟一失败的考试经验。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8)
知识经济学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因为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网罗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目前则是美国驻前西德大使。当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后来的接触中，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精确与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琼斯（Homer Jones），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他们两位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所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应该归功于琼斯。
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彷徨。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惟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
名师启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门课是由威纳讲授。对我而言，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但是经师，也是人师。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让我了解经济理论是一套首尾连贯、逻辑完整的知识，绝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这门课程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同学萝丝·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威纳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因此萝丝和我比邻而坐，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在若干年后结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小镇，我们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相遇。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们堪称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事实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定（Kenneth Boulding）。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自由讨论吧。
再继续谈我个人的经历。舒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霍特林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给予我新的启发，一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也介绍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则教导我独特的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头角峥嵘，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
理想的学习环境
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做这样的结论：至少在30年代，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也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9)
在哥伦比亚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际遇。我的两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他目前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不论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来说明经济性的内容。少有经济学者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沃利斯后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长的职位，目前则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专业领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重理论，后者重统计与实证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区分，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系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结果合写了《独立专业之所得》（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一书。该书的核心，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资料。这项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我个人或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特性。
战争期间的研究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大战的头两年——即1941年至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一直不能释怀。毫无疑问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多的租税。但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课到更高金额的税收，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甚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就已经及早脱身，否则对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无疑是不治之症。
大战的后两年——1943年至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做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衬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瑕。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10～20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0)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阴，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我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做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缪达尔（Gunriar 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哈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缪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哪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轾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做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做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歇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节约开支的法案修正做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歇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做这件事，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同样地，我投入平衡预算及节约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从事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1)
一般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有三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四种意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为何，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庸派。
从整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极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怀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不过不晓得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项主题。最后我要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弗兰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7年3月24日
准备这篇演讲的过程，带给我颇多乐趣。借着回顾以往，我重新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陈年往事，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关联之处。当我看到指定的题目：“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时，真有点吓了一跳。既然谈的是个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须由低等状态开始，然后交待如何进展到更高的层次。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不过有一个关于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争论的故事，我认为相当有道理。那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腔：“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有本事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毫无惧色地跳出来说道：“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先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了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还有这样的能耐？”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样的景象？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这是由谁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诸位报告的就是我个人对混沌所做的贡献。我要特别强调，在我—叙述个人生涯的故事时，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个有关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奖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运气？在我获奖之后，许多人写信问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条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需要许多著作，也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运气。我自己这一生就极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其中头一桩幸运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许就是娶瑟琳娜（Serena）为妻。当年我还是一位年轻毛躁的小伙子，很难想像未来能够搞出什么名堂，不过幸运的是，她陪我一路走过了这段人生岁月。我相信，她想证明自己嫁给这个毛头小子是项有利的投资，我希望此刻她已然感觉在这项投资上大获成功。
在意大利的岁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个人成长的历程。我在1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年轻的岁月就在法西斯主义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过。家父是罗马著名的小儿科医师，家母则是献身于社会工作的义工，我还有一位兄长。在家人充满关爱的保护下，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相当固执，除了这点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但我有幸进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读，这所位于罗马的高中曾经产生了许多位教宗、枢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职人员。我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伟大的心灵的确弥漫在校园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试着跳级，直接进入大学，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学制提早了两年。
不过，我当时对于自己未来要做些什么尚无主见。由于家父是医师，所以大家认为我该研读医学。家父在我年幼时即撒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绍箕裘。但在走向注册窗口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时，我闭上双眼，想到的尽是鲜血！一想到血，我就脸色惨白，因此我当下决定，最好还是和医科离得远一点。那么要做什么好呢？我个人对其他学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就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做法：进入法学院就读，那时法学院的出路相当多。法律方面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相当多，除了准备考试需要稍微抱佛脚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课堂的讲授并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课。为了打发时间，我在不经意间开始涉入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由于略通德文，一家同业公会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从德文译为意大利文，我由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德文的经济问题文献。在我翻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价格管制的问题。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2)
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 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英文版也付诸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