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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故事（中国卷）》
作者：郭喜亭【完结】
考古自被引入中国，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京人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了人类演进的清晰进程；殷墟的考古，把传说中的商王朝变成了信史；三星堆的发掘，惊现了一个失落的文明古国；马王堆汉墓的揭秘，让我们见识了古人卓绝的才华与智慧……
比考古的结果更为激动人心的是考古过程，那简直就像一出悬念百出的戏剧。你根本想像不到，考古工作者那谨若履冰、认真细致的发掘，将会是震惊世界的大发现，还是一无所获的徒劳，抑或是悬念的继续？不仅如此，就连古代遗址被发现都充满了耐人寻味的传奇。陕西农民一镐下去，挖出个惊天动地的兵马俑，雄伟的地下帝国被撩开神秘的面纱；解放军开山炸石，炸开了藏有无数珍宝重器的曾侯乙墓……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前言
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对历史的记载极为有限，远远不能反映出历史的绵长与博大，更勿论历史的全貌。而考古的出现与走向成熟则成功地为人类找到一条回归历史的途径，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现代人类通过系统的发掘，把古代人类活动的场所真正地重现出来，一幅幅这样的场景与文字资料一同完整地再现了古代社会的历史图景，把残缺、破碎的历史连接、统一起来。
考古自被引入中国，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京人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了人类演进的清晰进程；殷墟的考古，把传说中的商王朝变成了信史；三星堆的发掘，惊现了一个失落的文明古国；马王堆汉墓的揭秘，让我们见识了古人卓绝的才华与智慧……
比考古的结果更为激动人心的是考古过程，那简直就像一出悬念百出的戏剧。你根本想像不到，考古工作者那谨若履冰、认真细致的发掘，将会是震惊世界的大发现，还是一无所获的徒劳，抑或是悬念的继续？不仅如此，就连古代遗址被发现都充满了耐人寻味的传奇。陕西农民一镐下去，挖出个惊天动地的兵马俑，雄伟的地下帝国被撩开神秘的面纱；解放军开山炸石，炸开了藏有无数珍宝重器的曾侯乙墓……一桩桩、一件件，是那样的勾人心魄，引人入胜。
考古，无论是它石破天惊的伟大发现，扣人心弦的发掘过程，还是叩开重大考古之门的偶然，都充满了太多的奇迹。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次又一次改写着人类的历史，它磁石般地吸引着天性好奇的人们。
遗憾的是，专注于科学研究的考古工作者，最终把不可思议与充满趣味的考古变成了一叠叠简报、数据与论文，他们固然为考古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关心考古、热爱考古的读者更感兴趣的则是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历奇经过。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也为了普及考古与文化知识，我们精选9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编写了这部《考古的故事》(中国卷）。本书以生动流畅的语言叙写这些重大发现曲折惊险的故事性历程，将考古的真相娓娓道来，把曾经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秘密层层揭开，让读者随考古学家一铲一铲地挖掘，与他们一起探险、一起历奇、一起感受那激动人心的辉煌时刻或接受一次无奈的失落。
时空的阻隔使我们对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古代文明十分陌生，单纯依靠文字再现活生生的古代社会是极为困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特选配300余幅精美的图片，其中有久历沧桑的古代遗址，有考古发掘的现场实景，有精美绝伦的文物照片，还有电脑制作的复原图，利用这些图片，营造一个逼真的场景，引领读者来到考古的现场，零距离感受古代文明，全方位观察古人创造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触摸真实而生动的古代社会。
当然，考古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人类对文明兴衰的追怀与感悟，有对历史发展的深思、反省及人类对自身终极命运的追问和关怀。
让我们听着考古的故事，踏入考古的现场，去获取那份无可替代的感受吧！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轰动世界的发现(1)
人类是如何起源的?或者说，人类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一直在反复不停地探索。我们的祖先曾由于当时科学的局限把人类起源寄于神的力量，《圣经》上著名的“创世纪”神话，就宣称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就是上帝创造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神话传说中对于神创造了人这一观点也是惊人的一致。到了19世纪，达尔文利用科学的考察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宣称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达尔文论证科学，并发现了许多的材料予以证实，但直到20世纪前半期，人们仍半信半疑，争论不休。人类的起源，需要考古界提供更确凿的证据。
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区的西山脚下，距市区约50千米。1840年，国门被打开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大肆寻求矿物原产地，纷纷建立工厂开采各种矿物。191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人来到了周口店鸡骨山，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这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在当地矿工的引导下，他在鸡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精通考古的安特生预言在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和遗物。这一预言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
后来，安特生和瑞典古物学家师丹斯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找到了两颗类似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两颗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后，被证实是古人类的化石，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于是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1924年，人们又从周口店发掘出了两个中国猿人的下颌骨和3颗保存得很完整的牙齿，这更加证实了安特生和步达生的预言。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1927年开始了对龙骨山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1928年，天降英才，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两年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龙骨山发掘现场主持发掘工作，整个发掘工作是分春秋两季进行的。在春季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个残破的猿人类头盖骨，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这个发现坚定了裴文中的信心。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4日下午4点钟左右，技工刘义山发现了一个圆圆的发黑的东西，觉得既不像鹿也不像虎的头盖骨。他不敢肯定自己的发现，于是立即叫来了裴文中。裴文中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进洞，仔细辨认了一会后，突然兴奋地叫出了声：“是人的头盖骨!”
发掘出了头盖骨以后，为了尽快完整地将它送到北平（今北京）去研究，裴文中立即对它进行了处理。为防止头盖骨因为没有全干而在路途中受到损坏，裴文中先用炭灰耐心地烤了两夜，又在头盖骨的表面糊了多层绵纸，然后再在外面糊上石膏。待一切保护工作做完后，他才将头盖骨运到北平，交给研究北京人化石的步达生教授进行研究和鉴定。
步达生经过认真的研究后，认为这是一块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猿人的完整头盖骨化石。这消息一经公开，立即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界。这是因为，它确定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过“直立人”的阶段，把人类的历史由当时公认的十几万年向前推到了五六十万年前；并且有实物证明，在五六十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学会了制造石器和猎取大型动物，同时人类用火的历史也由此向前推进了四五十万年。
此后，他们又在周口店进行了连续长达数年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龙骨山上发掘出一些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和用火遗迹。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认真研究，考古学家们推定，直立的“北京人”距今约69万年。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群居生活，已经开始学会制造和使用粗糙的石质工具，而且学会了用火，已经知道和使用火来取暖和吃烧熟的食物。那些保存在洞内的几个灰烬层便是明证，其中最厚的一层灰烬超过了6米。过去，在欧洲等地也发现过好多人类用火的证据，但它们的年代一般都在距今10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时期，而“北京人”用火遗址的发现，则明显要早。这样，人类用火的历史便大大地提前了。这时的“北京人”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以前，世界上虽然有德国的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而且人们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直立人等人骨化石，可是这些成果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人骨化石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就算是持进化论学术观点的人，也是各言其说，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石器、用火遗迹被发现以后，人们才肯定了直立人的确切存在，人类进化的序列也基本明确，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又于1933年在龙骨山的山顶洞穴内发现了距今约1.8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它们大约代表着10个人的遗骸，其中有3个完整的成年男女头盖骨。人们根据其居住特点，形象地称之为“山顶洞人”。经考察，他们具有原始蒙古人的特征，属于晚期智人。考古认为，这3个人是有意被埋葬的，因为遗体显示，入葬前在死者身上还撒下了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出土物中，还有骨针和各种装饰品，这些物品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陪葬品。研究证明，山顶洞人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狩猎、捕鱼技术，还学会了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学会了打孔技术，用贝壳、兽牙等做成项链来美化自己，还掌握了相当进步的制造装饰品的工艺技术，并产生了原始宗教的萌芽。这些研究都表明山顶洞人已经进入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轰动世界的发现(2)
从1935年起，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就交由科学家贾兰坡主持。1936年秋，贾兰坡在周口店地区发掘修复了3个较为完整的头骨，经检验其中有两个是成年男性，一个是成年女性，同时还有一些成年男女的残破肢骨。同样，这些研究发现再一次震惊了国际学术界。
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间，经过考古工作者和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在龙骨山遗址中，共发现完整的头盖骨5个，头部残片21块，比较完整的和残破的下颌骨12个，牙齿100多颗，残破的上下肢骨12块，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到了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龙骨山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包括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在内的所有珍宝，都保存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里。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日美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协和医院也已经感觉到缺乏安全感，主持这项研究的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建议把这批举世瞩目的化石运到美国保存。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化石并没有就此启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三个星期的一天，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突然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这样，15块北京猿人的头骨碎片及5个头盖骨，14块下颌骨，再加上147块锁骨、大腿骨、牙齿等化石被擦镜细绵纸仔细包好，裹上药棉，包上纸、细布棉花等，小心地装进两只大木箱，运往美国大使馆。但是天意难测，从此以后，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就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为了寻找中国猿人化石，在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可遗憾的是一无所获。1972年，美国巨商詹纽斯悬赏重金寻找中国猿人化石，虽然有不少人前来报告线索，可结果同样令人遗憾。纽约一位老太太称她丈夫从中国带来的一箱化石中有中国猿人化石，开价50万美元，可是从她提供的照片来看，那不是失踪的中国猿人化石。人们费尽心机，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中国猿人化石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呢?它又是如何失踪的呢?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启运时的绝对保密，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考查了。有人说，它在秦皇岛被运上哈里森总统号邮船，在赴美途中与邮船一起沉没海底；也有人说，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经易手，最终下落不明。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猿人化石可能深埋入海底难以重见天日了；而如果是后者，它很可能是秘密藏在了日本民间。
不过，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美国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根据士兵的说法，周国兴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就是中国猿人化石。虽然周国兴已经找到了埋藏的地方，可是由于上面已经建起了高楼大厦，未能挖掘。如果埋藏的这一箱东西正是化石，那么失踪多年的中国猿人化石将会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在世界上。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我们盼望着这一揭示人类童年生活状况的无价之宝能够早日失而复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又开始了对周口店遗址的全面挖掘，并在1966年取得了重大发现。在周口店再次出土的一件“北京人”的头盖骨，其形态特征，经过研究证明，比以往所发现的猿人化石具有更进一步的性质。
1973年，在龙骨山东南角，科学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距今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人们将之定名为“新洞人”。这是一种新的人类，属于古人，即早期智人阶段。在这里生活过的新洞人比北京人的生活时期要晚，但比山顶洞人要早得多。此次考古发现，正好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期。经过比较发现，新洞人的牙齿化石比猿人的短，可能是由于多食熟食的缘故；可是却比山顶洞人的要大，而且牙根也长，说明从北京猿人到新洞人再到山顶洞人，取火用火技巧越来越熟练，因而熟食能更广泛地被后来的山顶洞人食用。从此，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有了代表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和居住地，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们在北京周口店各洞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挖到的堆积物大约有3万立方米，约为全部堆积物的一半，其中有头盖骨6个，下颌骨15个，牙齿153颗，以及一些肢骨、面骨等，代表了340多个男女老少的“北京人”化石，还有石器10万多件，动物化石118种，以及大量的用于熟食、取暖的灰烬。
周口店“北京人”原始遗址的发现和连续发掘，在人类史和生物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通过化石实物表明，人类的历史要比原先设想的要早，而且也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由古猿进化到人的物种起源学说。“北京人”的发现，被公认为是20世纪人类考古学史上的最显著的成就。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走近周口店
因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周口店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早期人类的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里曾分别居住着距今7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距今10万年左右的“新洞人”和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宝库。在这里，从猿到人的进化观点得到了证实。
经过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从北京猿人的体质和外形来看，“北京人”已具备了人的特点，但是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保留了一些猿的特征。人们常用“既像人又像猿”来概括“北京人”的形象。“北京人”前额低平，眼眶上两个相连接的大眉骨像房檐一样遮护着两眼，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要厚一倍。头盖骨呈馒头状，下部膨大，上部收缩，脑容量约为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80%。嘴巴向前伸出老远，高颧骨、宽鼻梁、牙齿粗壮有力。从复原的形象来看，“北京人”的头部与猿惊人地相似。但与猿相比，“北京人”的“上下肢”就进步得多了，其大腿骨在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等许多方面都和现代人相似，只是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左右径大于前后径；上肢骨除了骨壁略厚、髓腔稍小以外，其他特征与现代人类似。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火，由此摆脱了生吃食物的野蛮时代，开始吃烤熟的食物，体质也开始强健起来，寿命也延长了。
山顶洞人较“北京人”又有了更大的进步，在山顶洞穴中发现了许多用兽骨磨制而成的精致骨角器，如磨光的鹿骨，穿孔的骨坠、鱼骨、牙饰、蚌饰等，这生动地反映了山顶洞人原始艺术的萌芽。尤其是骨针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告别了赤身裸体的时代，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严寒。通过研究发现，山顶洞人以狩猎为生，但有时也从事捕捞活动，其食物来源非常广泛，包括了陆、海、空三方面的生物。而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共同的劳动与生活中，山顶洞人已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并且随着这种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另外，从山顶洞人尸骨的粉红色粉末和穿孔石珠的殉葬物来看，山顶洞人很可能已出现了原始的宗教，而且他们已经有了美的观念，并开始了对美的原始的追求。
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中国猿人遗址中发现最多的是石制品，它们数以万计，原料都是就地取材。由于受到原料产地与岩石种类的限制，“北京人”大量使用质坚而脆的脉石英和质软易碎的砂岩，他们还用不同的方法制成各种各样的工具。通过研究挖掘出土的石器工具，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周口店已经发现了许多种石制工具，主要有石斧、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
在周口店有一座遗址博物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它于1972年建成开放。它建在周口店龙骨山上的50万年前北京人遗址处，该馆陈列着部分复原的“北京人”洞穴，“北京人”还原塑像，周口店遗址发掘历史和研究历史，“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介绍图表，“北京人”生产劳动、生活景观和“北京人”时期的自然环境复原图以及山顶洞的概况等。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周口店 人类史的“博物馆”
对今天的人来说，“人是从猿变来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实，可是在“北京人”发现以前这却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论，虽然已经有好多人不再接受上帝造人的学说，可是人们对于人类的起源还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人们指责为奇谈怪论，而当“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空前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类生活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一切就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
周口店地区距今达60万年的“北京猿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的“新洞人”遗址、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以及其他脊椎动物化石遗址共有20多处。截止到目前，出土的全部“北京人”化石有6件完整的头盖骨、12件残破面骨、15件下颌骨、157颗牙齿和十几件残肢骨及体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生物史和人类史“博物馆”。
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遗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它的发现被世界学术界和考古界公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向前推进了数十万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丰富完整的内容在当今古人类研究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推断，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三星堆 广汉文化(1)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似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而三星堆则得名于河道南岸的3个大土堆。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29年2月的一天，家住广汉太平镇月亮湾的燕氏父子在浇灌农田的过程中，锄头锄到了一块石板，他们满怀惊奇地撬开石板，竟发现了满坑光彩夺目的玉石器。不懂文物的他们肯定这是宝物，于是燕氏父子便在深夜偷偷将一共300多件玉石器取出，搬回家中。过了一年，燕氏父子见周围并无异常反应，为了谋利，他们便携带这些玉石器到城市的少城路——以前最大的古董市场去卖。据说这些被他们变卖的玉器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此多的罕见之宝涌入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在古董商和古玩家之间炒得沸沸扬扬。大批所谓的“淘金者”纷纷涌向月亮湾，去寻觅宝物。
三星堆遗址能以真面目示人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在燕氏父子出卖那些玉石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送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此人乃一介武夫，对古董一无所知，但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先生，请他帮助鉴别。葛维汉先生来自美国，对古董有所研究，他看到这些玉器，眼前为之一亮，没想到如此精美的玉器也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他初步认定了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是稀世珍宝。就在1933年秋，葛维汉先生与同是华西大学教授的林铬钧先生、戴谦和先生等人组成了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队。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1936年，考古队将发掘所获加以整理分析，在《华西边疆学刊》上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的文章。在报告中，把有关遗址文物称之为“广汉文化”。不幸的是，第一次发掘工作仅仅持续了4年，就被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阻断了。
第二次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配合宝成铁路的建设，考古学家们又一次来到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继续十余年前对遗址的勘探。他们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他们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1963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发掘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带领他的学生进行的。他们来到月亮湾的高地上，极目远眺，顿感这是一个不凡之地。冯先生深有感慨，他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1980年，在全面发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的发掘全面展开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出土了不少陶器、玉器、石器，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4000多年前的墓葬。这些陶器、石器让人们了解了4000多年前古蜀人的文化特点，从而也从它们身上见识到了古蜀文化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次成功发掘的激励下，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继续前进，试图进一步揭开古蜀王国之谜。1986年7月23日凌晨2时30分，他们又有了一个重大收获。考古学家以竹签为工具，在谨慎的挑土过程中，发现了一小点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色物体，他们耐住性子，继续挑土，不一会儿，黄色物体显露的面积越来越大，还显出花纹来。先是一尾雕刻逼真的鱼映入眼帘，接着人们又发现了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这弯弯曲曲的黄色物体不断地延伸，竟长达一米多，令人惊奇的是，上面除了刻有鱼、鸟纹外，竟然还刻有一个王者之像。考古人员将这一发掘物称为“金腰带”。意识到此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即向政府请求派军警保护现场，局面得以控制后，考古人员才公开了发现古蜀王“金腰带”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继“金腰带”之后，大量的玉器、象牙、青铜器及金器也被陆续发现，尤其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三星堆 广汉文化(2)
在考古人员不知疲倦的奋战下，一具具神奇的青铜面具，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玉器，闪闪发光的金鱼、金叶，离开了它们沉睡的泥土，发出了熠熠光辉。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它是三星堆遗址的代表。其中一号器物坑位于三星堆土堆南侧100米左右，该坑是一个口大底小的长方形，从坑内大概有400多件文物被出土；二号器物坑位于祭祀坑东南，相距大概20米，是一个坑壁稍微有些倾斜的长方竖穴，从这个坑里出土了439件青铜器，131件玉石器，此外还有骨、象牙等器物。这些3000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十分罕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件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发掘，填补了美术史上商代大型雕塑的空白，它总体身高将近3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几尊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人像面部的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头上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发冠。它手臂的动作好像是在进献贡品，人像身着饰有巨龙、云雷、人面花纹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华丽。无论是从它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还是衣着来看，都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有的专家推断这个青铜大立像可能是一个象征着王者的“司巫”。在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1件铜人头像，它们的大小、面部比例、神色与真人非常接近，大概也是反映了巫师的形象。
在这两座器物坑中，人们还发现了一种被专家称为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那就是用青铜器制作的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近4米，由树座、主干和3层树枝组成，体态挺拔，装饰十分精美。树下底盘为圆环形，上有一个描绘着云气状花纹的山形树座。高大的树干一共有3层，一层向外伸出3根枝条，每一根枝条上都站立着一只鸟，枝端挂着一颗桃形的果实，十分精巧。除此之外，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树座下面背朝着树干跪着3个人像，他们的表情十分威严庄重，愈发使神树显得神圣无比。这棵神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据推测，后世兴起的“摇钱树”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座器物坑中除了青铜人像和铜树外，还有玉石器和青铜礼器也是颇为重要的。出土的玉器，其中一部分像斤、斧、凿、刀、锄、舌形器、椭圆形穿孔附饰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很明显是当地人制造的、蜀人本来就有的玉器；而另一部分像玉璋、玉琮、玉戈、玉瑗等，它们的制造则体现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英国《独立报》曾以《中国青铜像无与伦比》为题发表文章，称三星堆青铜像是“古代最杰出的艺术制品”，而这次大量的青铜文物的出土，也将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文明的无穷魅力。从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来看，商的势力和商文化的影响确已达到了成都平原。虽然过去专家们在研究殷墟卜辞时也曾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们怀疑商王朝根本无力攻入像四川这样的遥远之地，所以这些记载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于商文化是如何从遥远的中原地区传入四川的，专家们提出种种推测，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经过考察三星堆出土的若干青铜器，认为商文化可能是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经由淮河流域，穿过洞庭湖，沿着长江流域逐步发展到四川地区的。
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惟有在这些遗迹和遗物中，我们才能探寻到过去的讯息。当然，我们从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早期蜀王国灿烂文明的物质表现，至于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青铜艺术则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品味、去欣赏。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假龙骨 小屯村人的意外发现
在19世纪末的一天，河南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的一位农民耕作之时，偶然从地下挖掘出数片龟甲和兽骨。他拿起来看时，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但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地带的农民农耕之时，常常能发掘出铜器、古钱、古镜等物，并转卖获利。此人发现甲骨后，以为自己这次又能得些意外之财，便继续挖掘，结果发现很多甲骨，于是，他把这些甲骨拿回家中，准备出售，不料却无人问津。后来，小屯村又有许多甲骨出土。许多农民就把甲骨充作龙骨和龟板卖给中药店铺，当时中药店铺有龙骨、龟板等药材，药铺又常常以古骨充当龙骨，而且古骨研磨成粉，可治刀伤，因而这些甲骨有了一些“销路”，但价格低廉，一斤仅得数钱。对贫穷的农民而言，这又是一条财路，村民便乘农闲之时四处挖掘。他们把形状大的甲骨卖给药铺，小的则填塞枯井。由于药铺收购的“甲骨”不能有文字，村民们又每每把甲骨的文字用刀刮去以后出售。他们不知道，自己愚昧无知的行为毁灭了许多无价之宝。
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小屯村曾经是商朝后期的国都所在地。
公元前16世纪前后，商汤灭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商王盘庚曾5次迁都于殷。直到商纣亡国，273年间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周取代商以后，殷民迁走，殷都也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沦为一片废墟。殷都的文明也只局限在文字记载上，甚至有人认为那些记载几近传奇，不可尽信。然而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逐渐使人们否定了这种怀疑，殷都积淀的古文明在考古者的手下逐渐展现出来，而甲骨文就是人们认识殷都文明的最丰富材料。
甲骨文在发现之初，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很多有价值的甲骨被人“吃”掉或遗弃了。可以说，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被世人认识并收藏之前，已经遭到了重大损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外国文化侵略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大肆掠夺我国的历史文物，甲骨当然也难逃厄运。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对甲骨的发掘
甲骨从被确认为商代遗物到被国家文物机构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这一过程，竟历时数十年。甲骨的发掘工作也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大体是：早期的乱采滥挖、中期的研究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期发掘。
早在人们意识到甲骨的真正价值之前，其私自滥挖现象已很严重，不计其数的甲骨被填枯井或充作龙骨、龟板以作中药。1899年，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后，其身价陡增，当地地主、农民、古董商等为牟取暴利聚众挖掘。
1904年冬，小屯村地主朱坤率先聚众在小屯村北地、洹河南岸的农田中建起了挖掘工地，大肆挖掘甲骨达数车。同村人霍文元、刘金声等人见有利可图，也聚众挖掘，双方为了争夺甲骨还发生了群体械斗。最后，安阳知县下令禁止私掘，但禁令并未维持多久，私掘现象依然严重。
当地人和古董商都只顾得到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甲骨，而破坏了殷墟遗址的结构，使殷墟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址遭到极大的破坏，并造成大量包括甲骨在内的古代文物的散失。
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后，便派董作宾于1928年8月到安阳小屯村调查甲骨出土及保存情况。董作宾在小屯村一带多处调查走访，了解到近几年在小屯村仍有甲骨出土，便从村民手中收购了部分甲骨。经过这次调查，中央研究院认为小屯村的地下还有甲骨出土的可能，遂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先后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参加发掘的主要工作人员有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石璋如等。这15次发掘中，第一至第九次以小屯村为重点，得甲骨6500余片；第十至第十二次以距小屯村3千米远的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为重点，挖掘了王陵墓葬，但没有甲骨出土；第十三至第十五次仍以小屯村为重点，得甲骨多达1.84万余片。其中收获最大的一次为1936年春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出土甲骨1.7万片，并有完整和较完整的龟腹甲200多个。
通过这15次科学系统的发掘，他们不但发现了很多商代晚期的遗址、墓葬，同时还获得有字甲骨2.4918万片。后来，中央研究院从中选出近1.3万片辑成《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这10年的殷墟发掘是以考古学作指导的，出土的甲骨等文物也收归国有，因此这是甲骨学史上的极大收获。特别是后5次发掘，对殷墟建筑基础的遗留及墓葬的排列情况都做了详细研讨，为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从1950年春到1977年，文物局对殷墟进行了十几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工作，得有字甲骨5000多片及商代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并使商代殷都的面貌整体呈献在世人面前，获得了甲骨学史上的空前收获。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由甲骨文引出的殷墟遗址
小屯村农民的意外发现引来了无数的学者，经研究，他们确定了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属商代王室占卜用的刻辞。继甲骨文后，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随之而来，于是，一座标志古代文明的都市遗址——殷墟遗址被发现了。
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市西北2.5千米的小屯村是遗址的中心，洹水两岸的后岗、武官村、高楼庄、花园庄、孝民庄、侯家庄、四盘磨、大小司空村等10多个村庄都在遗址的范围内，总面积约24平方千米。
殷墟遗址从1928年开始共经历了15次发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停止。1949年后，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
从遗址上看，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70多处版筑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700多个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这些窖穴大都用来贮藏粮食、器具、甲骨，少数则作为居穴。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宗庙基址周围，多为人祭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包括有名的妇好墓在内的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
王陵区分布在洹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在这里共发现13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其中赫赫有名的商王大墓就在武官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祭坑。
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其他各村也有发现，但规模都略小，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辛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
殷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早的、历时最长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之地，所获实物资料也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3万片，青铜器多达数千件，以及不计其数的玉、石、骨、角、牙、蚌、陶等各类遗物。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的文字特征
甲骨文并不是一种处于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无论从文字本身的形体结构还是史料证据上，都说明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在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二三十种刻划符号，郭沫若先生和于省吾先生通过考证都认为其是汉字起源的简单文字。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字，更被认为是处于发展阶段的早期文字，而且其形体与商周文字较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甲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的汉字可能已经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和演变。
在论及甲骨文的源头时，有的学者认为甲骨文有3个源头：①物件记事；②符号记事；③图画记事。
用符号或把原始的图画转变为符号，以达到记事的目的，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人们用它来代表某些物和事，或者说，人们把具体的物和事变换成一些抽象的符号，并借助这些符号来思维，这本身就是人类思维能力的巨大进步。直到今天，在许多专门的科学领域，如计算机程序的设定，也是通过一套专门的符号系统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与转换的。因此，人们把文字的发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甲骨文已经不是最初的简单符号，它是商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其发达与成熟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甲骨文集字成词，联词成句，以句子表达思想。它的每个单字在句中一般并不单独承担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任务，而处于初级阶段的文字符号一般要单独表达一种或数种相关的信息。
从已出土的甲骨文看，其句子的构成已经具备了现今汉语的表达方式的雏形。不仅甲骨文中的词句已经具备了后来汉语表意方式的基本特征，而且甲骨文中的单字也已经具备了后来汉字的主要特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出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内的“六书”，甲骨文字也已经大体具备了这“六书”所包括的内容。在“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文字的构造规律，而转注、假借则是文字的使用方法。转注有形转、音转、义转的不同，假借是将已有的象形或形声字作为音符借用。在此，着重谈谈甲骨文中的“六书”。
1.象形：甲骨文中的一些象形文字并不纯粹具有较多的会意成分，但却能够表现出对象的主要特征。甲骨文通常以最简练的笔法表现出动物、植物、器物等的最具特征的部分。如：人字，形如侧立之人。一手一足，弓身屈膝，形象地表现出人侧立时的主要特征。
日字，与太阳的形象十分相近。
2.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加上其他表意性质的符号以表明某种事物的特征。如：立字，上为正立的人，下一横表示地。
3.形声：在表意符号图形旁边再加固定的表声符号，使原来的表意符号易于识读，从而扩大了表意符号的表达范围。如：水字，系江河湖海之水的总名。加“可”为河。“水”为意符，“可”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