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古文字学家研究，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已占很大比例。文字声符的规范化是文字成熟的重要标志。
4.会意：会意字在甲骨文中是由几个表意符号有机组合而成的。如：众字，在数量上并不只表示三人，而是表示多于二的多数之意。
5.转注：许慎认为：“转注音，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
关于转注，历代学者对许慎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里不加详述，只举几个例子： “火，也。” “，火也。从火毁声。” “缠，绕也。”“绕，缠也。”
6.假借：
假借的核心是借用同音字，而没有其字。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进化和语言的丰富，用于记录语言的文字的需求量也势必增加，有些语言产生后却没有文字记述。
甲骨文字虽然主要为占卜的记录，但是它独特的书写形式，即以利器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以及它的文字结构特征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字成熟初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在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的近300年中，甲骨文字的契刻风格是各不相同的。中国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对甲骨文的书法风格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甲骨文不同的契刻风格甚至成了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依据之一。
甲骨文是一种成熟却又相当古老的文字，绝大多数文字至今还无法识别。甲骨文字是现代人了解商周社会的窗口，也许破译了这些文字，商周社会面貌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揭开殷人占卜之谜
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殷商时期，人们对神的崇拜已经具有了宗教意义。人们通过向神灵卜问来预测吉凶祸福，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甲骨文就记录了大量的占卜卜辞。
据研究发现，当时用于记录占卜卜辞的龟甲和牛胛骨是经过精心修饰的。中国的古人认为乌龟能活“千年”，视之为“通神灵物”，因而相信神灵的殷人也就以这种“神龟”来占卜。在殷商时代，龟甲主要从南方进贡而来。据专家鉴定，出土于殷墟的龟甲多是取材于南方江淮、珠江流域的胶龟，其特大者则是产于我国近海的海龟。另外，占卜用的龟甲还有少量取材于陆地龟。
学者们从一块已破译的甲骨上得知：商代武丁时期，一个雀地的诸侯一次向商王进贡“五百龟甲”。从其他甲骨文材料看，向殷王室进贡龟骨的人多为殷王之官或附属的方国之人。雀地的诸侯一次就送来500只龟，可见当时殷王室储存的龟甲数量是十分庞大的。
当时的社会，畜牧业仍很发达，可以提供大量的卜骨。1973年在安阳小屯发掘的H99是当时存放骨头的一个窖穴，里面存放着大量未经加工过的牛胛骨。可见，卜骨也是预先收集，以备随时取用的。
从发现的甲骨看，它们都有被锯、削、刮、磨的痕迹。卜甲一般是将乌龟的甲壳分成凸起的背甲和较平的腹甲两部分。连接背甲与腹甲左右两边的甲片，就叫甲桥，其位置在乌龟的前后足之间。在锯开上下甲时，甲桥留在腹甲上。腹甲、背甲都要经过一系列的整治。要除去鳞片、胶质等，背甲一般从中间剖开，并将中脊凸起部分锯去，在上面钻一孔。
卜骨主要用牛肩胛骨，不分左右。其整治方法是将顶端骨臼的圆形削磨成月牙形，以使骨臼与骨面平整。
甲骨经整治加工以后，还要经过钻凿才能用于占卜。钻凿是在甲骨的反面加工出窠槽，由呈椭圆形的凿和呈圆形的钻作用而成。钻和凿都只加工到距甲骨最薄的地方而不透过骨面。钻凿大致有三种：一是有钻无凿，二是有凿无钻，三是钻凿并用。
甲骨钻凿完毕，即已完成了占卜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当时的占卜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占卜的起始程序叫“灼龟”。钻凿的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在钻处进行烘烤，这叫“灼”。第二种则在紧挨凿的左边或右边施灼，称“单灼”。在甲骨反面施灼之后，它的正面就会出现裂痕，直裂的兆纹称为“兆干”，横裂的称为“兆枝”。如果反面钻在凿左，则正面的兆枝向右；反之，钻在凿右，则正面的兆枝向左。占卜者就是根据兆枝的走向来判断吉凶祸福。
下面介绍一些商人占卜的内容。我们在一些神话题材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商周人占卜的情形。在甲骨文中，对自然现象的神话说明已成了宗教教义，人们向神灵卜问或乞求神为他们造成某种自然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卜问是否丰收，哪个地区、哪种作物将获得丰收。例如：
甲午卜，延贞：东土受年?
甲午卜，延贞：东土不其受年?
甲午卜，宾贞：西土受年?贞：西土不其受年?
癸未卜，宾贞：我受黍年?贞：我不其受黍年?
还有卜问“帝”是否会降下灾祸，不让人们获得丰收：
贞：唯帝它我年?二月。贞：不唯帝它我年?二告。
这类卜辞在甲骨文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各种著录甲骨文的书籍及研究论著，其编排、列用出处甚至文字也小有出入，但共同之处都认为殷人把丰收与否看作是由神、尤其是“帝”所掌握的。据此，研究者们认为农业是商代主要的经济部门。
天上的风雨阴晴，也被认为是由神掌握的，有卜雨的甲骨为证：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
在有关降雨的卜辞中，认为是帝所掌管的也较多。与雨有关的是风。风的有无也是占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被认为是由帝所掌管的。从甲骨文来看，帝未必亲自掌管风雨，但掌管风雨之神似乎必须得到帝的命令才可以降雨和刮风。
风雨可作为自然现象的代表，从商代人占卜中可以看出，在商代人的心目中，自然界乃是帝及其神所掌管的世界。神话中关于风雨的解说，成了商代人的宗教信条。
不仅如此，疾病也被认为是神灵的作祟。有些卜辞说明，在商代人心目中，疾病是和帝有关的事件，有些病也被认为和已故的祖先有关。
商代人祀神的方式，有告、卫等数种。告，是遇重大事件时向神灵报告的祭礼，只有一部分用于禳除包括疾病在内的灾祸。
在占卜结束之后，把所问之事刻写于卜兆旁边，这就是卜辞。卜辞刻在甲骨的正面和反面的均有，但前者居多，这以武丁时期甲骨文为多。有的卜辞正面刻不完，就在反面接着刻。早期甲骨文中多见这种正反两面相衔接的卜辞。
殷人契刻卜辞有一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卜辞可以分为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4个部分。
前辞，也叫叙辞或述辞，记述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
命辞，也称贞辞、问辞，即命龟之辞，是向龟陈述要卜问的事。
占辞，即根据卜兆而判断吉凶。
验辞，即将占卜之后应验的事补刻下来。
但在卜辞中，4个部分不一定要同时存在，某些部分常有省略。
甲骨上的卜辞除契刻以外，还有朱砂或墨书写的卜辞，这种书写的卜辞字形特别粗大，比同一版面上的刻辞字形大得多。而且卜辞都是写在甲骨背面，而刻辞多是刻在甲骨正面的。这可能与甲骨的正面富有胶质和磁质，不易着色有关。
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中记录的商代科学
甲骨文字虽然多为商代占卜用的卜辞，但其他方面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征伐战争、宗教祭祀、家庭宗法、方国地理、平民奴隶、刑罚牢狱、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等等都有记录。以下重点介绍商代的科学发展水平。下面分为几类：
首先是对事物的认识。从甲骨上对事物名称及相关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
商代人对许多事物都做了详细的分类和准确的命名。商代农作物的种类，据统计有：禾（粟）、秫（黏谷子）、黍（糜）、麦（来、）、菽（豆）、（稻）、高粱等数种。
商人区分农作物种类的标准主要是果实的外部形态。正如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谷子的穗是聚而下垂的，黍子的穗是散的，麦子的穗是直上的。禾字，“酷肖成熟的谷子”。据此，可以认为那形似穗、大而直的作物可能是高粱。
不仅如此，商代人还开始尝试从果实的内在性质上区分作物。如秫是禾的一种，另选一字以区别于禾。这表明商代人已认识到二者的差别。禾与秫的差别，单从外部形态是难以辨明的，但秫米作成饭是黏的。从禾中区分出秫，说明商人对农作物的区分已不再局限于外部形态。
商代人饲养的家畜种类也很丰富，有马、牛、羊、鸡、犬、猪，有人认为商代人还饲养鸭、鹅，甚至饲养鹿和身体庞大的象。
甲骨文中对每种家畜又有进一步的区分。其中马的名称还有白马、赤马等。用白马、赤马来命名马，依据的是马的颜色。从马的外形去认识马的性能，是后世相马学的基础。
商代人不仅从最简单、最直观的毛色上区分马的种类，还从年龄上对其加以区分，甲骨文中一些牛字右上方常附有－、、、等字样，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表示牛的年龄的符号。
猪与牛类似，成猪叫豕，小猪叫豚。温少峰先生认为，这是以齿况鉴别猪的记载。
以年龄对猪、牛进行分类和命名，乃是基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牛年龄的标志，是它的牙齿状况。相对于毛色，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特征。
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几种野兽的名字，如鹿、麋、、虎、象、兕、豕、狐、兔。是幼鹿。猎获的鸟类中，甲骨文中有记载的只有3种，即：雉、鹰、鸟。
这种情况表明，商代人对一部分猎物尚未能命名，因而也尚未能把它们区别出来。
其次是商代人对时间的区分。甲骨文中已经明确记录了年、月、旬、日等时间单位。
年，最初有“谷熟”的意思，后来将谷熟一次作为一个时间单位。甲骨文中已有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记述。
与年相当的时间单位是“岁”。岁也是与农作物成熟、收获有关的概念，因此也和年一样，用做时间单位：
己巳壬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与年、岁相当的时间单位是“祀”。商代对祖先实行周而复始的祭祀制度。其祭祀周期有36旬型和37旬型。一个祭祀周期就是一年，因此也被用做记年的时间单位。以祀纪年出现在商代晚期和周初的甲骨文中，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以祀为时间单位是在年岁作为时间单位出现以后的事。
比年小的时间单位是月。月显然是月亮盈亏一次或出没一次的周期。日则是视觉中太阳出没一次的周期。10日为一旬。这样的周期最易为人所感知，因此应当最先被作为时间单位。对月和年的认识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商代人已将年月旬日组成一套完整历法，说明他们对时间的区分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商代人又根据一日之中的明暗程度将日划分为若干段落。据甲骨文记载，商代人把白天称为“日”，晚上称为“夕”。日与夕，构成一天。白天的时间又区分为晨、昧、旦、朝、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
一日之内，表示时间概念的名词如此之多，反映了商代人精细划分时间段落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使他们有可能寻求一种更精细的办法去确定和划分时间段落。
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已经建造了专门测影的工具，甚至可以测定日食。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有日食文献记录最早的国家，古书中保存有夏代的一次日食的记录。在殷墟卜辞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日食资料，经科学家推算验证，这些记载和实际现象是吻合的，说明商代已经能比较科学地观测并记录日食这一天文现象。这些记载为研究古代的天文历法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医学方面，商代人也不完全依靠占卜来治愈疾病。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按摩、艾炙。
商代的数学水平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甲骨文中有许多有关计量猎获野兽数量的记录：
乙未卜，今日王狩光，擒。允获……鹿二十二，豕二……虎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
数学计算在贡赋中也有很多应用，如：
……致牛四百。
兹致二百犬。
贡赋中计数的种类，除家畜外，还有野兽、奴隶、货币、卜甲等。此外，还有许多方面的计算，如战争人数、祭品数量、君王赏赐等都以数来计量。
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万”这样的数量单位。
商代人对数的特殊重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实际需要，并对当时及以后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甲骨文与殷都遗址是一个难得的文物宝库。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破译，它们和许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谜案。研究甲骨文字，将有利于揭开许多历史谜团。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繁杂浩大的发掘
古老的中国以其博深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一代一代的考古学家们对其进行不懈的探索。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辉煌一时的楚文化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当人们从历史记录中去寻找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王国时，一系列的谜团让人迷茫。楚国当时应统治着诸多的小国，而这些小国共同构筑了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的繁荣，了解这些小国的情况对研究楚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小国的情况却鲜为人知，历史资料记载极少，惟一可行的办法即是在考古中去了解过去，体味历史。而小国的国君之墓会在何处?小国内的衣食住行情况如何?它们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楚文化有何区别?等等，这些令人迷惑的疑团随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而初现端倪。
繁杂浩大的发掘
随县地处湖北省中北部，居长江之北，汉水以东，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过渡丘陵带。随县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有着悠久博深的历史文化渊源。
厉山，传说中为炎帝神农的家乡，即位于随县，这里遗留下了许多关于神农氏活动的踪迹，如神农洞、炎帝神农碑等。殷商时，随县是王朝的南土，这在殷墟甲骨卜辞上有清楚的记载，同时，随县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南北东西的交通中枢。在西周时代，随县成为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的领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侯国的随县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扩建营地，在距随县县域西北约3千米处名为擂鼓墩的丘陵地带实施修建工程。施工人员因红砂岩坚硬，阻碍施工，就用炸药把红砂岩炸得粉碎，然后用推土机推平，结果，发现了褐色的软土，再往下则推出了青灰色的石板。施工人员立即停止施工，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这一举措保护了曾侯乙墓的完整。
1978年，在多方努力下，经省地县勘察小组的联合考证，这里应是一处大型的古墓葬，并且墓中的木椁保存完好，墓坑并不似以往所发掘出四方形的墓穴那样，这一墓穴呈不规则的多边形，并且没有墓道，这在湖北境内尚属首例。考古工作者们不顾风雨，对石板及下部的白膏泥、木炭做了系统的测量，并绘制出剖面图，这些繁杂细致的工作对保护墓的完整性和使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工作者们在发掘过程中最怕的就是盗墓贼，因为盗墓贼的贪婪会使墓穴遭到巨大破坏，会导致考古发掘工作空手而归。果不其然，在发掘过程中，墓的中部有一个直径为0.8米的洞，且顺势往下。很显然，盗墓贼已经发现这个墓并进去了。盗墓贼往往会一挖到底，并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葬品一扫而光。这一情况给人们心里布下了疑团，也让几位勘测者有些泄气，如果是一座被盗空的墓，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但根据以往楚墓发掘情况来看，墓穴即使被盗，仍会留下许多陪葬品，而且考古发掘并不是仅挖宝物，墓坑、木棺及其反映的葬俗也是珍贵、极具价值的科学资料。在几番争论后，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发掘工作是艰难、细致、繁杂而令人兴奋的，而且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攻坚战，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经多方支持，发掘工作于1978年5月上旬正式开始。首先是清理填土，填土都经过夯打，异常坚固结实，并且填土是从别的地方运来，极少杂质。接着是清理填土下起保护作用的石板，这些形状不规则，重达1000公斤的石板更激起了人们对这座墓的好奇，在当时较为原始的技术条件下，运放这些石板并不是一件易事。石板向下是褐土与青灰泥相间的夯层，再往下是竹网、丝帛、篾席。木椁也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展现于世人面前。在木椁四周与坑壁的空隙里，填有大量木炭。清理木炭的工作非常紧张，它不仅必须严格按考古的要求完成资料工作，而且要保护木炭层下的遗物。考古人员和民工一铲铲地挖出木炭，共清理木炭31360公斤，至此，墓室的椁板全部显露出来。这时，考古人员发现那个盗洞继续穿过木炭层并在椁盖上留下一个不足0.5米的洞口。墓内文物究竟保存如何，只有等到椁盖打开之后才能见分晓。
吊车缓缓将每块重达数吨的椁板吊起运走后，人们并没有见到期待中的文物出现，只见盗洞下的淤泥和满室的积水。当盖板全部起出，才发现水面飘浮起10具彩绘棺。接着，考古人员就吊取彩绘棺，抽干墓中积水，并清除淤泥，一步步往下做。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巨大的、异常丰富的地下文物宝藏渐渐展露在人们面前。发掘人员连续作战，至5月30日，淤泥清理基本完毕，发掘出的大批文物令世人为之震惊。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奢华的地下寝宫
春秋初年，周王分封的诸侯国有140多个，大多是小国。在战乱中为了生存，小国经常会联合起来，以抗拒大国的侵犯。但是，联合失败后，它们又纷纷依附于大国，成为大国的附庸。至战国中期，联合发展为合纵连横形式，政治联盟和联姻成为诸侯国间在战争中常用的外交策略。而联姻是在统治阶层中进行的。男女双方都出身于诸侯、卿、士大夫家族，女方为了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均赠送青铜器为嫁妆，并于器皿上刻有铭文。曾国为楚国附庸国，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专门为曾国君主曾侯乙制造了礼乐器铜钟。曾侯乙将钟悬挂于宗庙编钟架凸出部位，以显示其政治地位。当时的楚国与中原保持了一定距离。楚国疆域南及沅湘，北至淮水，西到巴蜀，东连吴越，成为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粮食可用十年的大国，拥有多达62个侯国，曾国便是其中之一。地下寝宫的发掘证明了曾国与楚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下寝宫的墓坑方向正南，墓口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17米左右，总面积为220平方米。坑内置有木椁，高3米左右，分为北、中、东、西四室，且均为长方形。其中中室面积最大，长约9.75米，主要放置整架的宗庙编钟、编磬和其他多种乐器，并有大量的青铜礼器。编钟靠近西壁和中室南部，其他随葬品的摆放,井然有序，这充分反映了墓主人饮酒作乐的生活场景。整个中室仅东北角盗洞下方的遗物较少，其余地方则保持完整性，这应归功于墓室的积水。中室出土的青铜礼、乐器上均刻有“曾侯乙作”的铭文，说明这些器物为曾侯乙所有，而器物的庞大组合说明这是一处礼乐宫，主要用于祭祀和宴请之用。在古代，因过于依赖自然界以维持生存，任何一种自然因素，如过量的雨水，干旱，风暴均会影响古人的生活，为保护自身的生活资料，祭神便成为古人寻找与自然相调和的手段。湖北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了楚地信巫好鬼的传统。
东室长9米左右，为墓主的“寝宫”，放置着墓主的特大型双层套棺和8具陪葬棺，以及11具葬宠物的狗棺，这显示了墓主人奢华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还出土了一些以琴、瑟为主的乐器及以剑为主的兵器。楚墓出剑比例增多，显示了军功人士的身份变化。在东周时代，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配剑，因而早期只有贵族墓才有剑出土，但后期则在平民墓亦有剑出土。说明军功人士在楚社会成员比率的变化。墓中人骨经鉴定，墓主人为男性，45岁左右；陪葬的均为女性，年龄在13～25岁之间，尤以20岁左右居多。这些应是曾侯乙生前的妻妾嫔妃。
各室中面积最小的是北室，南北长为4.25米，主要放置大量的兵器、车马器、皮甲胄，有两件高1.3米、重300公斤的大铜缶用以盛酒，并有240多支竹简，简文记载的是用于葬仪的车马兵器，有自制的，也有赠送的。从大量兵器的发掘，可知楚国尚武风气之盛。
西室与中室并列，长8.65米，主要放置了13具均为女性的陪葬棺，除了极少一些玩具与服饰外，再无其他葬品。
6月底，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出土文物共有7000件之多，如此众多的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乐器1200件，包括编钟64件；礼器、宴器、杂器140件，而兵器最多，共计4500件，由此可一窥当时楚国强大的武力。随葬品还包括一些木制生活用具、金玉服饰等。史料记载，古时楚地身份较高的贵族以青铜礼器及成套乐器、车马器随葬。青铜礼器包括楚人特有的按单数成列的束腰平底鼎，其他鼎类多成双，有别于中原地区以单数组成的列鼎之制。如此众多的随葬品充分说明了墓主人曾侯乙的地位，因为，此墓中的随葬礼器中有显示相当于天子之身份等级的九鼎人簋，以及编制庞大的编钟、编磬等，与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情况下有僭越行为的列国诸侯的身份是相符的。由于受到楚国的保护，国内相对安宁，能够避免直接战祸，曾国的社会生产力才有了较好的发展，制造出的编钟、纺织品等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产品。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别具一格的手工制品(1)
在古代文献中，关于楚国及其附庸的记载很少，因此，具有大量珍贵文物的曾侯乙墓的发现和发掘，有着重大意义。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统治工具和财富象征，因而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重点手工业。楚国的铜矿资源丰富，为各国所羡。今人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湖南麻阳九曲湾都发现了矿冶遗址，当时采矿已运用竖井、平巷、盲井、斜井等方式，而且冶炼方式的先进性令今人吃惊，由出土有水波纹状的炉渣中知道，冶炼炉渣的流动性非常高，其含铜量仅为0.7％，竟与现代粗铜冶炼的标准完全一致。曾侯乙墓能一次出土青铜器达100吨，所需冶炼矿石至少500吨，正是依赖楚地丰富的矿源和先进的冶炼技术。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器种数量之多、器型之大、铸造之精、纹饰之美，保存的完整，在历来出土的青铜器群中独占鳌头。这批青铜器的材料主要为铜、锡、铅合金体，铜占80％左右。工匠们很好地掌握了合金的特点和各种原料的配比，因为纯铜质地太软，大型器具很难成形，而锡、铅恰好硬度大，熔点低，工匠们把三者结合起来，就制造出了既精美又实用的器皿。从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来看，工匠们采用熔模法(失蜡法)制器，这把中国使用熔模工艺的时间从汉代提前到春秋中晚期。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有5件超过了100公斤，另有两件大尊缶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如此巨大，造型复杂的器皿往往采用分段烧铸再拼合的工艺，器皿的耳、足及饰物则采用先成形后嵌入主体器皿浇柱或焊接上去的办法。令人吃惊的是，铸镶法首次发现于曾侯乙墓的青铅器上。铸镶法就是把原来的器皿上镶入红铜纹饰，改成置于铸范内与器体一次浇铸，这很好地避免了嵌入红铜纹饰易脱落的现象，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进步的典型例子。曾侯乙墓出土有20件鼎，有圆腹、双附耳、三蹄形足3种基本形状。按其形制，这些鼎又可细分为3种样式：第一种为形体巨大的大鼎，第二种为束腰平底鼎，第三种为盖鼎。束腰平底鼎即春秋时有名的“楚王问鼎”中的升鼎。升鼎是王权的象征，商灭殷，周灭商，都是得到了前朝的升鼎才算真正的灭国。曾侯乙使用九鼎，证明了当时的礼制已遭破坏，天子威严已不复存在。
在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中有一件造型精巧、结构复杂的尊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好酒的民族，统治阶层更是常常饮酒作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精致的酒器也就应运而生了。尊是一种盛酒器，盘则是一种盛水器，出土时，尊盘浑然一体。以结构来看，由本体、龙形附件和透空附饰三部分组成，分别采用浑铸法、分铸法和熔模法(失蜡法)。熔模法构造出的透空附饰，是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支撑，而内层铜梗又分层联结，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整体，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达到了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它是此墓中除了编钟外最珍贵的文物，在所有传世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件杰作。人们在惊叹它的精美时，不禁要问：在制作工具很简陋的时代，这些错综复杂的纹饰到底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研究表明：尊分4个部件，通过56处铸焊而成一体；盘分38个部件，通过44处铸焊而成一体。镂空附饰的铸造即采用了熔模法(失蜡法)，此工艺在20世纪仍用于制造精密的机械零件。
熔模法(失蜡法)工艺，是先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然后用泥浆多次浇淋，并涤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再经烘烧使黄蜡熔化流出，形成模腔，最后浇铸铜液成器。曾侯乙尊盘是中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熔模法(失蜡法)所铸标本，将中国使用这种先进工艺的历史提前了200多年。
漆器是指表面髹漆的器物，胎骨有木、竹、荜、丝麻等多种，以木为主。漆器最早见于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商和西周时期，漆器制作讲究，绘有雕花，镶绿松石、蚌泡、玉。纹样有饕餮、雷、蕉叶等。在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纹饰华丽、器体较大、制作古朴的漆器。这批漆器也是先秦墓葬中迄今发现最多最好的。当时楚国西部有很多漆树林，漆原料极其丰富，加之南方湿润的环境易疏松陶质器皿、锈蚀铜器，故楚人除将漆器作为礼器外，还广泛用于生活、乐器和葬具。此外，许多陶器、铜器也往往髹漆，如在铜镜的背面、铜尊的内壁。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彩绘和雕刻以鸟兽形纹、几何纹和龙形图案为主，大多是木制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包括衣箱、食盒、餐具、梳妆用品等，其中以5件衣箱和一件鸳鸯形盒的彩绘最为出色，透雕或浮雕以4件盖豆和一件禁器见长。
衣箱，从刻文和文献资料分析，应为宫内后妃所用之物，由此大致可推断东室的陪葬棺为妃嫔陪葬棺。衣箱周身彩绘图案，其中又以箱盖图案最为丰富多彩，有的绘传说“后羿弋射”图，有的绘神话“夸父追日”图，或绘简单几何纹和龙形兽形纹样。其中最珍贵的是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抽象图案的衣箱，它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别具一格的手工制品(2)
木雕鸳鸯形盒似一只鸳鸯，头部雕琢形象逼真；颈与身交合处做成活拓，使鸳鸯头颈能自由转动；鸟翅上翘，尾平展，足蜷曲。器身上下两半交合，背上开长方形孔，内部雕空放置东西，上用浮雕龙纹的长方形盖扣住。全器施黑漆彩绘，每个部位的色彩与图案各不相同，主要绘几何纹和简单的龙纹。最别致的当属鸟腹两侧中心的两幅极精彩的漆画：右侧为两兽共一人击鼓起舞图；左侧画面则为两马衔悬挂二钟二磬的编乐器，一似鸟似人者正在击钟。两画皆形象生动，简洁明快，极富观赏性。
有盖豆和禁器从形制到纹饰都模仿青铜同类器，然而精致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盖豆器身由整木挖削成型，然后细致地雕出龙纹方耳(内、外、顶、两旁五面的龙纹形态各异，连龙的耳、目、嘴、角、鳞、爪都刻画入微)、圆弧大把手，并施黑漆彩绘。4件盖豆制作都相当精致，尤其是盖及耳上的仿铜浮雕和满身鲜艳的彩绘，使得整件器具的外形变得非常生动活泼。禁器横截面呈方形，也由整木制成。面板附8个龙形角饰边饰，其中四角各为双龙，四边当中各为一首双身龙。面板图案分成兽。全身以黑漆为底，朱绘花纹。两器雕与绘完美结合，图案纹饰也相互配合，但不放置一处，原来是否成套就不得而知了。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是现今所见的先秦最早最重要的完整漆器之一，许多器型如衣箱、食具盒等为此墓独有，彩绘简单中不失别致，尤其是多种龙的生动形象，在先秦漆器中是非常少见的。
曾侯乙墓共出土了5012件漆器，由此可见，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漆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中原地区，其古朴的风格、精良的制作工艺使漆器成为楚文化的特色，也反映出战国时期漆器的空前繁荣，品种庞多，工艺水平高超，而且管理非常专业化。据云梦出土的秦简《秦律杂钞》所载，若漆园被评为下等，负责人便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各地楚墓中经常可见器型相同、制作规整、纹样一致而缺少个性的作品，这可能就是漆器生产出现专业化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极少，曾侯乙墓出土的金器数量甚少，有一些为墓主生前实用之器，如腰间的4个皇带钩，皆为黄金铸成，制作精美，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令人爱不释手。经检测，其含金量在90％以上。同时发现了一件金制酒器，是带盖、方唇直口，浅腹平底矮足，双环耳名“盏”的酒器，是迄今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重约2150克。
考古人员从墓主人尸骨周围清理出500多件玉饰品。因为先秦诸侯下葬时往往头戴饰满珠玉的冠帽，身挂佩饰。从它们在棺内的位置及与死者的关系来判断，可分出两类，一类为墓主人生前用品，一类是死后的陪葬品。按照当时的风俗或礼仪，用来陪葬死者的玉器为“墓玉”，是专门为了保存尸体而制。墓中出土的玉器大部分制成了种种动物形状或雕绘纹饰，是这批玉器中最精彩的部分。，即上置于口中的玉器，这位墓主人口中竟含了21件玉雕动物，如玉牛、玉羊、玉鱼等，迄今仅此一例。尽管这些器物小如豆，却都刻画出细如发丝的线条，特征明显，比例协调，栩栩如生。曾侯乙墓出土的玉缨是一件16节的龙凤玉挂。龙凤自古就是帝王和王妃的象征，曾侯乙的许多佩饰就是两者的形象。这件玉挂通长48厘米，宽8.3厘米，厚0.5厘米。全器用玉料5块，每块之间用活环或玉销钉串接，可自由卷折，第一节顶端穿孔套在冠上，全器为一变形龙。各节分别透雕成龙、凤或壁、环状，并两面相似雕刻或阴刻这些龙凤的细部，或加刻龙凤蛇和谷纹、斜线纹等。整件玉挂集透、平、阴雕等玉雕技艺于一身，共刻有大大小小的37条龙、7只凤及10条蛇，皆栩栩如生，玲珑剔透，实为古代玉雕之精品。另一件罕见的玉雕精品为四节龙凤玉挂。它由一块玉料透雕而成，分四节，以三个椭圆形环(中环活动)串连，能折卷。各节为左右对称的龙、凤透雕，两面用细如发丝的线条阴刻龙凤细部或蛇纹，共刻有7条龙、4条凤和4条蛇，布局严谨，造型美观。
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为了确定季节与农时，特别重视天文和历法的观测。楚人祖先祝融曾任火正，是观测天象之官，故楚人对天象历法的研究，由来已久。现存的楚帛书中，记载了楚人观察天象和确定季节的历史。在曾侯乙墓东室西南角靠近主棺的地方，出土了一件髹漆衣箱。箱长82.8厘米、总高44.8厘米，内壁朱漆，外壁黑漆，黑漆上绘有朱漆纹样。箱盖面一端绘青龙，另一端绘白虎，中心朱书一个象征北斗星的大“斗”字，围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一圈的是篆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古代星名。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日月五星的运行及位置作系统观测，绕天一周选取28个星座作为观测标志，叫做二十八宿。它的出现，对日月五星运行周期和运行轨道的测定，对编制较为准确的历法，以及对恒星的观测和天区的划分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衣箱盖上的二十八星象图的发现，是二十八宿完整名称的最早出现，是二十八宿与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配的最早记录，表明了北斗星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把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对进一步探讨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旷世奇观的古代音乐圣殿
楚国巫风浓厚，楚地自古又是音乐之乡，音乐在巫术中扮演了沟通人与神鬼世界的角色，祭祀必以歌舞以乐诸神。
《左传·成公九年》及《定公五年》记载有乐官钟仪钟建二人。钟仪曾说“乐”是其先父之职。先秦时代，被视为国家要职的天文、史官、巫祝等皆以世袭形式出任，因而楚国有世袭专职乐官，这说明了音乐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曾侯乙墓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和乐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这些编钟及其他古乐器的出土，是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乐器或由青铜构件和木石构件混合组成，或由木竹制成，共125件(套)。其中的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乐器中规模最大、质量最佳、完整性最好、音律协奏性最高的顶尖精品。
对中国音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应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编钟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由青铜铸成，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编钟悬挂在钟架上，演奏时以小槌或木棒敲打而鸣。曾侯乙墓出土的整套编钟由钟架、编钟和演奏工具三大部分组成，计有青铜编钟65件、挂钟铜构件65件、大型钟架1副、作为演奏工具的棒或槌8件。更为珍贵的是，整套青铜编钟出土时仍依照当时演奏时放置的原样排列，可使现代人一睹2400年前演奏时的盛况。
编钟的钟架为铜木结构，由立柱和横梁搭架而成，长架长约7米，高约2米，短架长约3米，高约2米。整个钟架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6根圆柱承托。又分上、中、下三层。6个铜人皆造型端庄，神态肃穆安详，口、鼻、耳刻画细腻，着长袖曳地长袍，细腰束带。虽整组编钟重达2500公斤，但现场试奏时仍不见晃动。
是编钟中体积最大的，只有一件，呈椭圆形，表面铸有铭文3行共31字，内容主要是记载它的来历。此最大的意义在于所刻铭文使考古学家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墓葬的时间，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
甬钟共45件，下层13件体积较大，有3件挂在短梁上；其余32件置于第二层，短梁上有11件。最大者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高约50厘米，重约15公斤。钟体上窄下宽，表面分布18个枚，枚间空隙处和上部雕满龙纹。
编磬是另一件组合乐器，由架、磬块、挂钩和槌构成。由于长期浸于水中，石质已溶蚀损坏，所以不能测音。但精美磬架保存完整，磬架由青铜制成，双层结构。由两只鹤状怪禽(由多种动物形体构成)支撑。圆立柱身全是错金花纹。磬块共32件，分列4组。磬面刻有文字，约700字，为音律、音阶的名称和编号。
除此之外，出土的乐器都是单体乐器，有鼓、瑟、箫、笙和琴等。箫是用13根依次缩短的细竹管并列而成，再用剖开的细竹管缠缚而成。出土时，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可以发声。笙则以葫芦作笙斗；以细竹为笙管，管内有竹质的簧片。瑟由整块木料雕成，腔体完整，彩绘十分精美。鼓的皮面已朽烂，仅存鼓腔。鼓中的精品是一件建鼓，鼓座由青铜制成。此鼓应为作战时激励士气所用，所以体积特别巨大，形体也相当精致。
还应讲一下钟铭，在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铭共3755字，刻于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钟铭字体纤秀，运笔细匀流畅，比较规整，字体随钟体大小而变化，布局精致。铭文内容可分为记事、标音和乐律关系三部分。除钟体铭文外，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钟架的木质横架上也有铭文，约180字，是悬钟位置的标记，便于挂钟时能对号入座。另外，编磬亦有约800字的铭文，包括记事、编号、标音和乐律关系。这些铭文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乐理专著，它的发掘与研究，使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长期争论的问题得以解释。曾侯乙钟铭为现代人揭开了先秦乐律学史中光彩夺目的一页，因为钟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表现出相当精密的程度。这些乐律术语约有2/3不见于过去的乐律学著作。
1979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厅里，世界名曲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优美旋律，时而清脆明亮，时而深沉浑厚。它既不是钢琴的弹奏，也不是提琴的弦响，更不是铜管的鸣号。这旋律发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巨型青铜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