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侯的出现一样，从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便产生了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一个上层社会阶层——官吏阶层。
在我国，从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吏制度。此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官吏制度越来越完善。统治者把帮助他管理国家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又增加了许多爵位，用于封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吏。这些官吏上至太师、宰相，下至县令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是极有伸缩性的，倘若当朝的是个有德的帝王，那么他手下的官吏可能就会好官多一些。这些好官不仅能帮帝王统治国家，还能帮帝王治理国家。倘若当朝是个无德的昏庸帝王，那么朝野中就会奸党林立，恶官纵横。那些恶官不但不能帮助帝王稳固江山，还是江山社稷的蛀虫，是一个王朝毁灭的因素。在我国几千年的官宦史上，出现了比干、包拯、寇准、房玄龄、魏征等许多好官。同时，也出现了赵高、杨国忠、蔡京、高俅等一系列坏官。
这些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做了许多好事与坏事。但是，有一种事情是好官坏官都可能做过的，这就是盗墓。当然好官与坏官盗墓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官吏盗墓中，盗墓目的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复仇；第二类是为财；第三类则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前途；第四类是为了猎奇；第五类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心理需求。当然这几种目的很多都是相互交错的。
从官吏盗墓是为复仇来说，典型的代表是伍子胥。这种复仇与王侯的复仇有一定的区别。王侯的复仇目的有家仇、国仇，而官吏盗墓就不存在国仇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找那些死去的仇人的麻烦。伍子胥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哥哥报仇，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三百。他甚至为了自己的个人恩怨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带领着吴国的军队灭了楚国。伍子胥在政治上的作为可以堪称是一个好官，好官盗墓大多数是为了雪耻复仇。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敛财来说，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而且为了敛财而盗墓的官吏几乎全都是坏官。官吏为敛财而盗墓似乎不是很难理解。官吏们虽然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又都有朝廷的俸禄养着，但是若与王侯比起来，经济实力就相差得太远了。这些官吏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便要四处搜罗来财之路。贪污受贿是可以得到许多钱财，不过那样风险也比较大，而且只有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吏才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如果对统治下的百姓太过苛刻，就有造成民变的危险。与这些生财之道相比，盗墓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盗墓不仅不用担心被皇上查抄，也不用担心有乱民造反，只要盗墓进行的隐秘些，是不会被外界所察觉的。考虑到这些，许多贪财的官员就自然而然地把生财之路放在了盗墓上。比如明朝陈奉盗明显陵，就完全是为了获取明显陵中的宝物。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取悦当权者，谋取自己的前途来说，最为典型的代表非北宋徽宗时期的李朝儒莫属。作为陕西的转运使，专门负责钱粮等物资的筹备、运输，他可以说是不缺钱花的。然而，为了做到更大的官，把前途继续向前扩展，他想到了取悦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方法。当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又有着收集古董的喜好。因此，李朝儒认为要想使自己升官，可以从这方面下手，把皇帝哄高兴了，官位不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吗？而盗墓是取得古董，尤其是那些较为珍贵的古董的最好的方法。鉴于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皇帝，李朝儒是不敢把那些普通的古董送上去的。比干墓的传闻给了他希望，那件充满传奇色彩的铜盘墓志铭就成了李朝儒取悦宋徽宗的最好的古董。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当然不肯放弃了，盗墓也就成为必然。
从官吏盗墓是为了猎奇来说，以西晋刺史温放之盗王士燮为代表。温放之为当时的朝廷立下了不少军功，可以说是个好官。可是，他却偏偏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甚至对在民间传说中被传得极为阴森恐怖的王士燮的陵墓都充满了好奇心。他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去盗墓，看看陵墓中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些鬼神，于是便掘开了王士燮的陵墓，打开了棺椁。盗墓之后，温放之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然而，他也因为这种猎奇心理而死，在盗墓归途时堕马而死。不管是不是温放之真的是由于受到鬼神的惩罚而死，但他是死在盗墓上的，这勿庸置疑。归根结底，是他的猎奇心理害了他。
从盗墓是为了满足盗墓者变态的心理需求来说，南朝太守王玄象盗墓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王玄象与西汉广川王刘去一样，都对盗墓有着强烈的喜爱，并把这种无耻的行为当做一个嗜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的盗墓业绩十分显赫，达到了在他的地盘内找不到一具完整的棺椁的地步。解释他的盗墓动机，似乎找不到其他的答案。他自小生活在官宦之家，不缺钱，不是为了敛财而盗墓。他与所盗陵墓也没有什么仇恨，不是为了报仇而盗墓，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他的盗墓行为自豪的解释就是在一种变态心理下进行的变态活动。
除此之外，元朝杨琏真珈的盗墓比较特殊。他的盗墓融合了敛财、民族仇恨与歧视、取悦当权者以及变态的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佛教怪胎。杨琏真珈盗墓确实搜刮了墓葬中的所有陪葬品，为敛财而盗名副其实；杨琏真珈的盗墓同时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对宋王朝以及整个汉族社会予以侮辱，表达元朝政权对南宋偏安王朝的极大蔑视。因为在当时，创立元朝的蒙古族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都无法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上的落后。汉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落后而看不起他们。元朝统治者为了报复汉人的轻视态度，就采取了更为残忍的手段表达他们对汉人的仇视心理。在取悦当权者上，杨琏真珈是很聪明的。他看出了当时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不满，就极力做一些迎合统治者心里的事情。这从元世祖忽必烈对杨琏真珈盗南宋六陵的默许态度可以看出。说杨琏真珈变态，一点也不过分。他作为一个本应普度众生、以善为本的和尚，却坏了规矩，做起了偷坟掘墓的事情，不能不说他的心理是变态的。
官吏盗墓的性质是比较好区分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官盗事件，只有一小部分兼有官盗和民盗的共同特点，像明朝陈奉盗墓就既是官盗事件，又是民盗事件。说它是官盗事件，是因为陈奉是打着朝廷的名义，带着军队去盗墓的。说它是民盗事件，是因为盗墓所得的财宝大部分都被陈奉私吞。
官吏的盗墓手段都是极为不高明的，并没有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盗墓队伍。因为他们并不是专职盗墓的盗墓贼，所以也不具备一定的盗墓经验和特定的盗墓技术。盗墓工具也极为简陋，以铁锹、斧子、刀剑为主。因为没有盗墓经验、盗墓技术以及合理的盗墓工具，致使他们所盗的陵墓都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有的官吏盗墓还是十分残忍的，像伍子胥鞭尸三百，像杨琏真珈把南宋皇帝的遗骨与牛马粪混在一起，并造塔镇压。
纵观我国官吏盗墓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发生的。这时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秩序混乱，朝廷统治黑暗，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民变时有发生。伍子胥盗墓是吴国刚刚灭掉楚国之后；温放之盗墓则是出于长久不安的西晋时期；王玄象盗墓发生在诸多小国相互混战的南北朝时期；李朝儒盗墓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犯的时候；杨琏真珈盗墓发生在元军灭掉南宋的时候；陈奉盗墓发生在社会统治极为黑暗的明神宗时期。可以说，处于太平盛世，社会稳定，统治者贤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是很少发生官吏盗墓事件的。因为那些稳定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都十分严厉，制度也比较健全，官吏就不好钻空子。那些混乱的朝代，统治者自身难保，哪还有精力去管那些盗墓贼呢？况且，有的官吏盗墓就是在皇帝的默许与支持下进行的，与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宋徽宗喜爱古董的嗜好，才引发了李朝儒盗墓。正是因为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杨琏真珈才敢在南宋六陵中作乱。正是因为有了明神宗的默许，陈奉才有胆量盗掘明神宗曾祖的明显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