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教育体制的架构和考核标准的设计，不能完全归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事实上，当经典物理学影响到现代科学的建立的时候，就是把学科分成详细的分支，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分析和综合的办法来一项一项地把学到的知识分类，建立简单的学习机制和考核标准。在标准化课程的禁锢下，人类思想领域被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科学知识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而我们也假设，教育在于怎样把这些专业学得更加扎实。这个模式起源于18世纪普鲁士人的现代化教育尝试，它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子，而是大规模训练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父母、老师和组织在内的权威。继承了牛顿力学的经典理性主义也给教育者信心，使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通过科学的考察，人们可以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甚至某个科研机构可以在什么时间研究出来什么东西。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教育制度，更打上了工业化初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的烙印。
二十世纪初，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管理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和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工人在流水线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如果把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泰勒管理下的工厂来做对比的话，会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教育管理机构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子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泰勒制的工厂里机器人最终会取代人完成没有多余动作的重复性劳动，泰勒制的教育系统里人也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我们今日教给我们孩子的东西，正是人工智能所擅长的，而不是人所擅长的技艺。
当然，这样的教育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可以在短期内培养大量的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力，为实现国家在工程上的崛起提供重要原动力。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水平，要实现更多人都可以接受基本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这种教育体制。但时至今日，我们也看到了经典理论设计下的教育体制同样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阻止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发展，甚至因为权威先验的判断声音，让学生和受教育者习惯于遵从已有的既定的教育方案，并习惯于找答案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教育系统里，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学识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比较了人工智能和人的根本区别，也比较了经典系统和量子力学所预示的系统之间的差别，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趋势已经不那么需要服从纪律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可以轻易地被机器人取代。相反，人类社会对人的科学素养和人文底蕴要求越来越高。这包括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和与人的沟通能力，回到我们曾经讲的三个问题上来，就是对自然的关系认知、对社会的关系沟通和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调和的能力。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要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的细微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本来人的思维是自由的、可创造的、可沟通的，我们的教育系统的终极目标居然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人，而我们的教育考核指标在这个逻辑下就是给机器人准备的。
这样的教育系统，不仅仅是受普鲁士式的教育模式影响，它跟我们习惯的传统的思维模式也一脉相承。神秘论在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里占有了很重的地位，我们相信绝对真理，也相信绝对权威，在绝对权威的控制下去分配资源，围绕权威的想法和规划去做事情。比方说，我们的研究目标一定是科研目标的指南制定出来的，而我们公民的素质是被《科学基准》规范的。但是科学发展本身常常是无法规划的，它就是在不断地拓宽未知领域。我们按规划做的不能算作科学，只是工程技术的实现。
我们培养科学家的方式可能一直要追溯到改变我们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本身限制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教育方式影响了我们形成对知识的认知方式。科学方法教育，只提供建设性的方向，不提供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也不预设不可质疑的前提。你按照科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得出什么结论，拿回来什么结果都被鼓励和接纳。你会看到美国、英国的儿童教育会更多鼓励孩子从事探索性的活动。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孩子形成了对知识的认识和科学方法的掌握。他的思维习惯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权威。根据我自己在美国教书的经历，美国学生不把你当权威，经常会跟你辩论，他们也不把你说的话当成真理。他会平等地跟你进行讨论，如果觉得你是不对的，会指出来你有问题。但是在中国带研究生，教授们经常被称为老板、包工头，我们也希望学生以简单服从为基本准则，完成老板交的任务。这种思维模式下训练出来的科研人员，很难做出来有突破性的东西。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用诺贝尔奖数量衡量，那我们还差得很远。瑞士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有20多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也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的十几亿人口，到21世纪末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得奖数上超过犹太人。
像犹太人这样全民族在为人类科学进程做贡献，从思维模式的现代化起步我们还有长足的路要走。我们对好学生的要求，与训练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并无二致，也拿客观的、唯一的、标准答案式的指标来衡量。我们需要从教育根上就开始做修改，花好几代人去适应现代科学的教育方式，否则淘汰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不是我们不够勤奋，而根本就是机器人。作为灵动的、体验的、交互的、关联的人类，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理解科学发现、理解人类社会而认识我们自己。
四
管理创新团队
1914年发生了两件影响人类现代历史的事。一件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末日到来；另外一件让资本主义的浴火重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撼动了资本主义大厦，它结束的时候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无止境地剥削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工人整体的消费能力被严重压制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国家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情况发生，于是有了苏维埃的联合体。另一件相比较起来简直是小事，福特汽车厂改制。一方面福特厂的现代化流水线作业使工厂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老亨利·福特（Henry Ford）提出口号：让福特工人买得起福特汽车！这个口号的意义常常被我们低估，它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和劳工从对立面的零和博弈走向了共享生产盈余的新分配模式。这催生了大量社会中产阶级，而大量的中产阶级又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稳定的核心。实际上，从那以后，资本主义在各种修修补补下，又活了一百多年。
福特改制的成功使福特公司成为资本主义的大公司的典范，但中国有古话说，富不过三代。老亨利·福特年纪大了以后，他由激进改革派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保守派。老头子固执地认为T型轿车就是轿车的理想设计，不需要改也根本不允许别人提修改意见。这种僵化导致了福特汽车被通用等汽车品牌超过，在四十年代销售量直线下滑。小亨利·福特（Henry Ford，Jr. ）从爷爷手里接棒之后对公司进行管理体制改造，使公司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董事会代表了公司拥有权，而公司运营由职业经理人来执行。由此，诞生了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是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斯隆（Alfred P. Sloan）等第一代职业经理人。
德鲁克多少有些理想社会主义的情怀，一定程度上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和经典科学体系的影响。以他为代表的早期管理学通过生产资料的控制来达到资本的管控，通过层级结构来安排企业生产，这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大工业生产系统中无疑是有效的。当然，对泰勒等人的早期管理理论的继承也不能被忽略。从此现代企业的绩效管理、质量管理等理论从德鲁克等一代人开始，在福特和通用大型现代化工业生产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苹果、谷歌、Facebook（脸谱网）等知识型企业的兴起，层级式管理、依靠固定资产和货币资产流通实现企业管理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唯一可以出卖的只有自己的体力”的假设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下不再成立。生产资料越来越趋于无形而被知识工作者所拥有。固定资产不再体现公司的实际价值，公司的资产也许就体现在一支U盘里或一封电子邮件里。从社会财富的角度讲，农业社会人类的财富几乎无法积累，生产多少消耗多少。在农业社会里，社会的总产量是一定的，人多粮少，因此有了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论，土地就那么多，亩产量就那么大。人多了人均的粮食就少，人类不断地通过竞争而生存，人口会不断地起伏波动。然而工业社会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人类不再受粮食生产总量的控制。基于已有的工具和生产资料，人类能生产出更多的资料和财富，这样工业社会带来财富的几何级数增长。二十一世纪带来的财富增长模式却是完全不同，为数不多的几个、几十个知识工作者能在几个月内成就一个亿万级企业，这样阶跃式增长的知识型企业怎样管理，传统管理面对着新挑战。
21世纪之后管理学从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困难，组织的管理者完全无法预测和规划企业的最佳增长点该在哪里，传统的管理学理论不仅常常无效，而且常常起到相反的作用。这自然也导致了大量从卖新规律的角度牟利的课程和导师的诞生。知识工作者成为企业的核心力量，知识资本取代固定资产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本内容。企业里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个性驱使，管理变得异常复杂。传统的管理学认为企业行为可以被精确地规划，通过对组织的层级结构设计，管理者根据目标来分配职责，向各个部门发布任务和验收成果。只要每个部门把自己被分配到的事情认真及时完成，整个组织就能有效运作。但随着学习型组织的出现，体系内部的关联被不断强调，传统结构的治理方式显得越来越乏力。越来越高的成本消耗在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上，各个部门都按照要求完成了任务，但把各个部门交回来的作业拼凑起来却远远达不到组织的预期目标。
至此，企业管理也经过了三代历程。第一代的企业经营家族式产业，企业内部推行家长式管理。第二代企业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出现、量化考核和绩效制度是这一代企业管理普遍采用的工具。第三代企业里管理者不得不把自己变为生产活动的组织者，有时甚至扮演组织的灵魂，知识工作者成为事实上的企业拥有者，企业成为知识资本家的联盟和新思想的孕育地。怎样使这样的企业更具有活力，最有效地创造新知识和新产品，最大程度上地激发知识工作者工作能力，并同时保护知识工作者的集体利益是这一形态下管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让知识资本等同于金融资本只是它的一个具体目标。德鲁克讲，在知识型社会里，管理学需要新的理论。接下来我们看看量子力学能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些参考。我会介绍一些因为受到量子而启发的管理的实践性技术，希望读者能从前面长篇累牍的铺垫中看到，这些实践技术的背景和思想来源于对量子关联的观点在宏观世界的应用。而这些是否仅仅是巧合，还是有必然的联系，也许将来我们能够给出一个更明确的论证。当下之计，不妨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借鉴。
正如我在第一部分中所讲，每一门科学都会让人接受科学的方法训练，而这种训练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它是可以“触类旁通”的，因为科学方法和原则是一致的，管理学也不应该例外。作为一个骨子里体验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我从量子力学借鉴来的思想绝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也不是万能灵药，它是在很多已有的现象和规律上的总结，读者可以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我还是不喜欢用比喻来论证，这本书里说了好多次，比喻论证是神秘论常用的方法。比喻本身不是证明，而似是而非，我们无法严格地证明两者应该遵循相类似的规律，证明“相似的有效性”又是一个新命题。我们关于量子在物理学之外的借鉴，尤其在复杂场景下的知识企业管理的借鉴，目前看来就是一个比喻，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无法严格证明。
在量子模拟的研究中，我们用相对可控的量子体系来模拟另外的量子体系。我们也在计算机上做类似的模拟工作，用数据模拟空气动力学或股票交易的过程。量子力学本身决定了量子行为只能用量子行为来模拟。现实体系中的大多数问题无法用经典理论预测和解释，但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从量子的观点出发，用量子模拟装置给我们更多的证据，让我们在处理复杂关联所得出的方法系统可以有更自然的支持。这并不是违规的做法，科学所找的规律，也许暂时还不能被严格证明，我们暂且叫它唯象的理论。用量子的观点来处理复杂系统，在最终被量子模拟证明其规律之前，也可以是个唯象的规律。有一日，我们也许终可以用量子模拟来验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看到这个理论合理的地方和不靠谱的地方。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乐得看到无论哪方面的成功。
出于各种目的，不管叫“互联网时代”还是“工业4.0时代”，我们文化里总喜欢给新事物戴一个帽子。新行业的出现往往是因关联产生，由行业跟行业之间发生新的不确定性的关系而发生。而新行业的出现，可以同时对一个或几个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企业多以知识型企业为主。作为个人甚至是集体都很难预测到某件事情对某一行业的影响而提前做准备。这个时代大多数企业都将是像硅谷现在的小企业，不再是上万人而是几十个人，一两百人，由规模生产型企业转向创意型企业。传统的企业分层式金字塔型的管理结构里，金字塔顶端是董事长或CEO，之下有按职能划分的部门经理，各个经理再分级管理普通员工。而学习型组织内部所有的人都有很强关联，企业内部采用扁平化的团队运营模式。这样的企业的管理者是团队的组织者，而不是一个金字塔系统里高高在上的控制者。知识型企业的主要人员是各种专业背景的设计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独立的角色。创意、设计、交流，这些是企业的特色和竞争要素，而恰恰这些工作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做不了的，或者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代不了人的工作。
一个知识型企业里，以创新为生存方法，首先解决的是创意的问题，创意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在前一章里讲到了牛津的创新模式中大唠嗑是非常有益的，这个方法值得推广和借鉴。如果人的思维是量子化的，对一个量子状态的描述又需要无穷多的经典态，那么尽多可能地沟通而让语言本身成为冗余，最大可能贴近未坍缩的全面信息。公司的创意也可以在类似的过程中产生。创意并不是树上掉苹果砸出来的，而是思考者在大唠嗑的过程中吸取了灵感，思想汇集而激发出来的。
面对新的事物，我们经常会有凭着第一感觉而产生内心判决的声音，而内心判决的声音常常会束缚个人的思想延展。对集体而言，先验的偏见也同样会扼杀集体的创造力，我们通常称之为“趋同思维”。讨论中领导者占据了主导发言的时候，可以破坏团队的真心和正直态度。这种因领导者诱发的集体的判决声音，会让大家拘束，并延伸到让每个参与者心里面关注哪些话可讲和不可讲，哪些事能做和不能做，甚至哪些问题该想和不该想。趋同思维的影响往往只有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如果我们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淡化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主客体分离的基本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从对象内部进行观察的观念，停止使用我们习惯的假设，并用新鲜的视角看问题，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看清自己与现实中观察对象的关联。
1787年5月到9月，在美国费城举行制宪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美国建国之初的无政府状态，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因此这次会议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在为期四个月的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华盛顿只做了三次正式发言：宣布会议开始；宣布会议结束；一天早上华盛顿对代表们说“哪位先生的笔记本昨天丢在会场，来取一下”。除此之外，华盛顿作为大会主席一直一言不发。多年之后有人问华盛顿：“在这次决定美国命运的重要会议上，您作为大会主席为什么不说话？”华盛顿回答说：“以我的威望，这个会议上无论说什么话，都会影响到参会代表们讨论和思考的方向。”
几乎所有四岁以下的小孩都有超乎成人的智力，这个智力包括多个方面：空间，肢体运动，音乐，人际关系，自省和语言等。而到了二十岁时，这些智力就只剩下10%了；过了二十岁，这些方面的天赋就几乎看不到了。大家问：我们儿时那些超常的智力都跑到哪里去了？其实没到哪里去，只是被我们内心的判决声音覆盖了。在创新组织里我们应该试图做的就是建立一种环境氛围，让大家在判决声之外找回自己曾经擅长的深层的创造力。心存偏见的我们，往往并未意识到其实是自己的偏见在决定着我们的“所见”和“所为”。人们能够持续地激活创造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关照它，悬挂心中限制自己创造力的判决声音，比如“这个想法很蠢”，“不能这么做”。偏见带来了冗余信息的坍缩，像我们说过的量子芝诺效应一样，每一次我们因为提出自己的判断而停止了这些冗余信息的蔓延和生长，我们就不得不重回思想的起点再来一次。
一旦我们开始接受对某个特定的人或人群的成见，这个思想就变成我们自己思想的代理。这个代理会积极主动地参与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里。而我们打交道的态度又会影响对方的态度和行为。在好的大唠嗑氛围里，一组人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索复杂、困难的问题。大家都暂时忘记自己先验的判决，又可以自由沟通这些因新问题而引发的假设。这样的过程最终引向诱导群体自由的探索，使大家的深层经历和思想都浮出水面，同时又能超越个人的观点。
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的典故给我们的启发在于，企业的组织者在大唠嗑进行的时候，要创造好的唠嗑环境，让参与者产生更多更好的创意，第一要做的就是先悬挂自己的观点，听参与者把话讲完，而先不妄加评论。激励每个人把自己哪怕不靠谱的想法说出来，团队就可能就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去解决问题。在话剧训练中有improvision的训练，一群人聚在一起接力做即兴表演。一个人开始说“我面前这张桌子现在变成一个池塘”。第二个人如果说“桌子怎么会变成池塘？”这个游戏就被先验判决终止了。Improvision要求参与者随意而有关联的展开：第一个人说面前这张桌子变成一个池塘，第二个人就说我变成了池子里游泳的鱼，第三个人说我抓住了鱼的尾巴，第四个人说这鱼拉着我飞到了空中……每个人要用形体把自己当时产生的创意表演出来。这是大唠嗑很重要的启动方式，也许第一个人说的真是个很糟糕的创意，参与者不是立刻否定掉它，而是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延伸，直到所有人突然都意识到，Bingo，对了，这才是我们要找的！
正如一个量子状态需要无穷多的经典信息来描述，而我们也多次指出有限词汇对思想表达的不足，人们需要无穷多的语言冗余来重建这种关联。参与大唠嗑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接触到更大的信息冗余，而这个冗余状态单靠个人是接触不到的。它意味着由整体来组织各个部分，而不是试图把各个部分拉到整体中。我们尚缺乏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方法，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这样的大唠嗑里面，只有体验式的演进。充分的交流，大唠嗑是把所有人拥有的和可能贡献的信息放到一起并可以营造冗余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跟简单的是非逻辑辩论的不同在于参与大唠嗑人不是要击败对手赢得胜利。如果做的得当，每一个参与者都赢得了胜利。个人在大唠嗑中获得新知识、新感悟而激发新创意。通过分享共同的冗余信息，大家不再处于对立面，也不能说是简单相互影响。大家在参与这个信息冗余氛围的建立，这个氛围中团体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科学所训练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这些冗余信息中捕捉有意义的信息，把不经意的思想的火花从每一个人的谈论中激发出来而捕捉、演化成为可以实施的方案。记得牛顿说自己是在海边捡贝壳的小孩吗？他的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庸才连贝壳都捡不到！”科学所训练的是这种“在沙滩里发现贝壳”的能力，而制造一个有充分冗余的信息库作为这种灵感的来源，需要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放松的、大唠嗑的环境。在这个基础上，集体的学习实践不仅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对挖掘创造潜力至关重要。通过大唠嗑，大家能够相互帮助，深度了解彼此而认识到各自思想的不连贯之处，并由此使集体思想成为发现新创意的源泉。
这种交流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达，而是三五好友在一起没有压力的畅谈，大家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想想而今身在互联网连接中的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没有明确的目标而需要解决什么事，大唠嗑更多是一种放轻松没有规划的自由交流。在一个自觉的知识型工作者所组成的团队里，团队成员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交换意见，组织内部互相激发，产生新的思想。面对面的多面的说话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在新的学科产生、组织的有效运作，个体关联的建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建立冗余信息的关联，尤其是知识型企业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业务的对接中都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甚至是唯一有效、最大限度上避免误解、减少摩擦而提高体系效率的办法。
五
冥想的体验
冥想多少有点神秘论的味道，但我觉得冥想是可以接受并且实际上有益的。如果我们理解了思维的关联秉性，也许会觉得这种修行方式多少有点道理。冥想让我们能更好地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或者即使是当作休息的方法，或者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的过程，它都是值得尝试的。尤其是当人掌握足够多思想素材的时候，冥想是将这些思想素材串联在一起的过程，在清醒的意识导引下，大脑游走在以往的材料中，它是自己与内心对话。胡适讲功不唐捐，陈年积累的素材在这样的游走过程中重新被组织成为新概念、新想法，触发人对自然、社会和内心世界的顿悟。彼得·圣吉讲做修行的集训时，或迟或早每个人都有顿悟，它常常在长期的沉静思考后不经意地发生。某一日醒来，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想起来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但剧情又极其完整。这样的经历，不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原因，而是这些素材早就在脑子里存在，而梦境里没有“理智”给出先决的判断声音，所以它可以在这些素材中自由地游走，组织成一个有意思有细节的完整故事。
话剧表演是一个极其劳心费神的过程。一个好的演员会深入体会角色，在另一个时空里把日子再过一次。“在疯子的眼里，别人都是疯子”，戏剧大师焦菊隐在执导《龙须沟》时，用这句话去培养演员寻找角色的感觉，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但这样的训练往往不顾及演员的感受。演员要钻研剧本，努力揣摩人物每句台词背后的动机和当时当地的心境，用鲜活的充满五彩缤纷表现力的台词和表演，让人物栩栩如生地从纸面跃上舞台。然而这样的训练常常使演员沉浸于角色而难以自拔。如果不能好地处理演员对角色的进入和退出，会让演员在平日的生活里受到角色的影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样的演员也许可以本色演出，但从演员的成长而言，是不够负责的。
在牛津的第一年，我参与了牛津版的《雷雨》的改编和演出。这出戏里演员的表演不是简单地替一部中文版的《雷雨》进行英语配音，而是要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尤其是这部戏被同台的英国演员诠释，演员说台词时不仅仅是议论抒情，其中往往掩盖或表现挑衅、恐吓、安抚和警告的内心态度。在鲁妈得知四凤陷入与周家少爷的情感纠葛的这一幕里，鲁妈的独白对天与命的问责来源于她心中几十年与命运的搏斗，需要演员通过日常反复的揣摩体会剧本，但这也会让演员把戏里的情绪带入到戏外，同样，当演员从戏外回到舞台上来的时候，生活中的琐事又让他很难迅速进入角色。英式的话剧排练讲究“情绪管理”。话剧训练时，在演出前和演出后，导演都会和演员坐在一起做冥想，这会有极强的代入感。在冥想结束后，演员会很容易进入角色，忘却现实里的自我而“入戏”。同样，在演出结束后，也会在一起冥想，使演员的心态恢复平常，忘记舞台上的那个人生。这样的过程里，演员在台上有一种恍如隔世的心理暗示。经过冥想回到现实世界之后，舞台上的人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跟自己无关。至少，在我们没有能力对每一个演员进行完善的心理辅导时，这样的冥想过程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尝试。
如果你从未接触过冥想，可以试试这样的办法。
找个阳光好的地方，一个柔软适中的瑜伽垫子或温度合适的木地板，以舒适的姿势坐定。传统的姿势是盘腿而坐，也可半仰卧、坐在直背的椅子上，任何你觉得放松的姿势。冥想切记不能在犯困的时候进行，否则你真的就睡着了。从个人体会来说，我觉得至少冥想能够身心愉悦，几分钟可以休息得很好。冥想本身应该是个积极的脑力活动。闭起双眼，用鼻子深呼吸，让肺部充满空气，腹部和胸腔因而扩张，用鼻子或嘴缓缓地呼气。把注意力放在气息上，甚至可以很具体地想象气流的形态，注意空气进出的感觉。吐气时可以数呼吸，从一数到七。开始练习的时候，整段冥想时间里反复数数，先学会让专注力更深化。关注吸气如何开始、增强与结束，每次注意力溜走时也可以通过呼吸的调节把注意力找回来。当呼吸顺畅均匀之后，开始想象。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道光，穿越身体、海洋、空间和星辰，最后再回到身体上来。
另外一种冥想是一个人的旅行。学生们问我成长的建议。我说，二十多岁的时候该去走走，世界有多大就走多远，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到三十多岁的时候选择一份可以让自己做到退休的工作。我曾经开车横穿美国，也曾经一个人翻越阿尔卑斯山。独自面对大自然，夕阳下广袤的田野，一条路孤独地通向天边，雪山之巅，四寂无人的林海，这时候跟自己的对话，能使人感到内心的宁静，听得到成长的声音。这些独处的时候，最容易获得顿悟。旅行是一个极好的方式，尤其是你已经有足够的知识作为思想的素材。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是思考和了解别人怎样生活的最好的途径。当然，这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九天十国游式的拍照游，而是坐下来倾听，端杯咖啡，懒懒地晒个太阳，买70公路和65公路交叉口的小镇上的“可能是美国最好吃的冰激凌（水泥色）”。这样的旅行，聆听自己心灵的声音也是冥想的一种方式。即使身在喧嚣的闹市，人也可以很轻易地把自己置身于独自的思考里。城市里，停下来，一个人坐着地铁去旅行，围绕十号线兜两圈，或者拿本似看非看的书，一个人在阳光下阅读，与作者聊天。这时候书只是个媒介，是人跟自己聊天。
写作也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良好方法，我的文字功底不好，中文底子的教育停留在高中。而重新捡起来是在读博士之后。牛津是个可以给人留下很多空白时间的地方，因此也会给人留下很多聊天时间，往往是一个话题引起这样那样有意思的想法。我自己是想法太多记性不好，觉得这些想法我自己很久以后肯定记不起来，所以一定要写下来。但往往是做这些笔记的时候，我才会认真地考虑这些东西的可靠性和从中可以延伸拓展的意义。而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自己能够在物理之外的地方有了自己的感悟，跟这种书写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要求学生写好实验记录，这是一个极其英国式的做法。刚入克莱敦实验室的时候，系里的秘书龙女士（Miss Dragon）很认真地跟我讲了实验记录本的用处，“是你科学成果的证据”。时间地点和第一手的测量数据，均要认真记录。这不仅仅在审定和记载发现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在让你整理自己的思维顺序。书写的时候，速度够慢，你可以跟自己对话。文字只是一个联系脑子里已有材料的工具，而没有落成文字的时候，这些资料以“量子信息”的方式存储在大脑里，随着它们凝聚成文字，它们因纠缠引出更多的材料，也会因此触发很多新的发现。
彼得·圣吉讲第五项修炼，关注于组织者内心的修行，虽然还是有些神秘论的味道，但科学的心态永远是开放的，不去设定边界，只是承认我们尚有不够的地方，把这些东西为什么认识不够的原因找清楚。心灵从来就不是科学不可以认识的禁地，我们也正尝试不同的办法试图认识心灵，了解人类思维的过程。在这之前，从实践的角度讲，我们并不排斥黑匣子的方式，先使用后理解，往往成了实践论的基本方法。甚至，虽然量子力学本身设定了我们人类认知的边界问题，但这从来没有妨碍我们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了解世界。
六
营造创新组织
现代企业利用经典管理学的大棒和胡萝卜精确设计了很多规则，遵守的奖赏和违反的惩罚。泰勒甚至利用电影来拍摄工人在流水线上的动作来分析哪个动作是多余的，不做或者怎么做能更好地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看看富士康和华强北的大多数工厂，是可以理解这种管理方式的。工业4.0使得企业变得小型化，企业核心价值增长更多的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甚至是情感交流而产生的创意。线下体验和感情交流是单纯用语言文字这些经典信息没法描述的，也不是制度可以规划的。
电影《在云端》（Up in the Air），男主角受雇于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与传统的人力资源公司不同，他不是去做猎头雇人，而是作为猎手去炒人。这确实有需求，同一公司共事那么久，真遇到要裁员，谁都抹不开面子，就得请人来扮恶人解雇旧同事。金融危机刚开始，男主角公司的业务特别好，但最终还是难以独善其身。为了节省开支，公司用远程视频来做常规业务，用skype通知对方，你被你的公司裁员了。剧情发展到后来，一位被裁的员工受不了这种方式而自杀。这引起主角的反省，如果裁员不能避免，面对面地交谈也远远好过通过冷漠屏幕的一席谈话。这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即使有一天可以做到更真实的虚拟现实，而是说人作为群居生物，有社会性的一面。面对面攀谈的信息交流和感官体会，不能被经典信息的01代码的系统全部记述，交谈开始和结束时候的一个拥抱，也会完全改变谈话的氛围和结果。拥抱，传递的是信任，通过拥抱建立起人与人的关联。
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观察，欧洲人喜欢拥抱，而美国人喜欢握手。拥抱本身是个奇妙的体验，也许人类还残存着动物本能的体现，拥抱会刺激某某蒙的分泌，人会觉得被信任、被肯定、被眷顾，心里踏实，这些体验是握手所不能传达的。美国式的握手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化的、礼貌的、谦卑的和疏远的。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防备和疏远，使我们在有压力的时候无法得到安慰。但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着需要支持、关爱和安慰的一面，因此，学会给身边深爱的亲人、朋友拥抱，并且需要的时候，向他们寻求拥抱，是帮助我们面对社会孤单和压力的有效方式。
自由环境的营造，大学是一个例子。谷歌（Google）按照斯坦福大学的模式来设计工作环境，而相反，我们很多大学按照工厂来设计，看看某学校的主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的环境自然会影响处在环境中的人的心态。谷歌还喜欢让每个人的工作空间都极小，甚至人坐在椅子上转身的时候就可以碰到别人。谷歌甚至控制吃饭排队的时间是四分钟，这样刚刚可以跟前面后面排队的人开始一段对话，而不会无聊到拿出手机玩。创造员工可以对话的氛围，大唠嗑可以随时随地展开，甚至办公室周围到处可以有白板把即时的创意记载下来。为了保持公司强大的创新能力，谷歌努力营造极乐空间（Asylum），而“极乐空间”的本意为“避难所”（a place of refuge）。人们对工作场所心存更崇高的渴望，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探求初心的避难之所，人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创造、建造和成长。谷歌让员工自己来经营这个极乐空间，而授权于群众营造大唠嗑的氛围，保证人们能够安全地发表意见。人们常常有枪打出头鸟的习惯，警告人不要随便发表评论。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因素对创意的压抑，谷歌尽可能削弱管理者的权力和他们在避难所发言的机会，他们拥有的正式授权越少，就越难利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辖制团队，这个团队的创新范围便会越广。
我们从麦克斯韦妖的角度来看激光冷却，每一个麦克斯韦妖都在判断光子的能量大小、方向，从而决定这个光子是否应该被吸收，放出高能的光子。最后，整体的温度下降而熵减少，体系更加有序。体系解决共同的问题，要做的事情可能是让体系内的每一个体都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每一个个体都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找出对体系最有利的方案。要相信体系里边每一个人都是聪明而智慧的，一旦某一个方案被验证是有效的，整个体系对这个方案会迅速效仿而蔚然成风。相比较，作用于整体的外力会让系统从一侧倒向另外一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不能让系统趋于更有序。
数学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称之为分形，它与混沌密切相关。分形是一种描述自相似的数学模型，请数学家不要太强求我的用词，我不过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工作者，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孤僻的数学概念。海岸线是一个典型的分形问题。中国的海岸线有多长呢？测量海岸线长度可以用卫星照片，再用数格子的办法，得出海岸线32 000公里。但假设我们能够开条船，沿着海岸线走一次，会看到很多卫星拍不到的细节，这些长度也要算到海岸线的长度里去，得出的总长度会比32 000公里长。假设我们以一只蚂蚁的视野来看，可以想象，我们能够计算的海岸线长度还会长很多。类似的结构我们还会在树叶的脉络、人的血管构造里发现，而计算机可以算出来很多美妙的图像。混沌也是这样的例子，当我们用更小的或更大的尺度来看混沌的特征时，它还是混沌的，我们把不同尺度上的这种相似性叫作分形结构，而它从一个尺度到另外一个尺度的规律的相似我们叫作映射。雪花由水分子凝结而成。凝结刚开始时水分子碰到一起的没有任何一个方向有优势，所有生长方向是均匀一致的。但某一个地方有了相对的优势，这种优势会被放大，形成结晶核，而它越大能凝结分子的面积就越大，新来的分子会按照这个方向延伸，从而也把优势继续扩大，这个过程我们叫作分形生长。与分形生长所对应的复杂结构的自我复制成长也往往是类似的过程。某一个局域的小范围形成某种特定的结构，而后这个结构一旦取得稍微的优势，周围区域对这个优势的放大会很快扩展到整个体系。对于组织也存在类似解决方案，先让大家都做各自的尝试，一旦有人尝试出来好的解决方案，组织内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主动的、聪明的而独立决策的。我们不应该怀疑这样的组织对正确方案的选择能力和组织内个体对已经验证有效的方案的效仿能力。当这种组织内部的分形生长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组织所面对的问题也会得到最终解决。
图3–2 用分形模型计算海岸线长度
传统企业里有一种误解，讲究“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工人是用来干活的，工人掌握的东西多了就会跳槽，所以要封闭，要分工，要竞业禁止。然而知识型企业里面，这句话应该解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团队成员都很优秀，就让他们自我管理；团队成员不够优秀，就让他们得到受训练的机会而变得优秀。一个知识型工作者聚集的团队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会不断地去自我组织而自觉学习。在经典哲学的体系下，我们曾认为通过外在的客观的宏观设计能给组织一个正确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组织的问题。但当这个组织变得宏大而复杂的时候，孤立的领导者就很难得到足够的信息而做出全面判断。决策者常站在他能看得到的角度提出方针政策，做总体的一揽子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可常常是眼前的问题解决了，长远来看会带来更多的新麻烦。
让组织内每一个社会成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由自由竞争淘汰出更好的方法，相信组织的成员有足够的智慧来效仿并拓展最佳方案的效用。从信息的角度来讲，即使我们掌握了足够多的经典信息，量子信息那部分也还是无法完全了解。所以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我们必须明白，在复杂系统为主的任何领域里，我们都不可能获得主宰事情进程的全部信息。对待信息缺失的复杂系统，我们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来养护花草的生长。经典物理学所代表的自然科学进步使人类常常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的能力正在无止境地增长，用早年特有词汇来说，这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典科学的胜利诱使人们不但试图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甚至想主宰我们的人类环境，再延伸为我们会被自己发现的科学所控制，这实质上是危险的。
量子力学所启示的思维引导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可变的、交互的，我们会发现一个发达的社会赖以运行的系统是多么精妙，而自由竞争的市场在处理分散的信息方面，比任何人类精心设计的体系都更为有效，但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可以懂得谦卑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的帮凶。人类的文明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而面对社会共同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不如交给每个自由思考的个人，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尝试，一旦有人试出对的有效的，就会有大量的人去跟进。这样会节约大量的试错成本，集体常有伟大的力量，其试错成本也是极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