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普利高津提出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可以看成在无机和有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鸿沟之间有了沟通之处，不光如此，在世界变迁、历史进化、物理世界、细胞微观运动、大气运动和人类组织的形成等方面都能找到自组织行为的烙印，甚至它可以看成是在宗教与哲学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自组织行为有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实验在英国会比较容易观察到。英国学生宿舍里的厨房用的是电炉，可以用平底锅烧水。水的受热是均匀的。盯着看水面变化，到八十度左右，水面形成一些稳定的六边形结构，有些地方水流向上涌，有些地方向下流，最终形成一个个互相挨着的六边形堆积的蜂窝结构。一个均匀稳定无序的系统，在外界加热而有能量输入的情况下，可以形成有序的状态，这个现象就是自组织行为，或者说是对称性自发破缺。而这种自组织行为和分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讲的超导和超流，以及超冷原子相变，都是这种量子的对称性自发破缺行为的具体表现。
在知识工作者的组织体系内，自组织要求管理者制定了组织内的基本规则就好。事实上由哥德尔的不完备性，我们知道限制性条件是无法被穷尽的，而维护这些条件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往往超过不去限制带来的损失。在相同的效果下，给予最少的限制来降低成文规定的成本实际上是一门艺术。团队通过“大唠嗑”过程，充分进行信息交流和建立共同愿景，组织内部可以产生的创意超越任何一个卓越的总设计师。在一个自由的知识工作者团体里面，作为团队的组织者，你需要做的只是把更优秀的人挑选到组织内部来，给每个人充分的授权而让他去发挥自己认为合适于组织愿景的功能。
为了适应知识型社会的出现，我们的学校也不应再成为供人们从中获取机械技能的职业培训的中心，而应成为合作性的探究中心。类似地，我们的工厂也必须从根据利益管理理论而建立的等级制的权力结构转变为合作与共享的工作场所。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将实验性的探究方法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信念和价值之中，而且必须以协商的精神来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作为与自然发生互动的人类的一部分而活着。在文明中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并不仅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所维系的人类共同体在行动与体验中显示的智慧。
知识型企业希望把聪明人组织起来而实现组织内部成员的共同愿景。把这些人纳入群体之后，组织者要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找到自己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能迅速地形成自己的模式，组织者需要对这个模式进行鼓励确认，并且放手给他们足够多的授权。体验性对应于变化环境的随机性，虽然某一项随机事件可能概率极小，却有可能影响整个局面。事件参与者的重要能力在于培养自己的稳定心态来面对这些变化。面对随机事件的发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作为组织者寻找人才的时候，尤其像现在这种局面情况下，所要找的人才的特征，就是“他知道怎样去面对变化”，因为没有一个方案和标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管理这样一个企业的取巧办法自然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管理者做到让大家感觉不到管理的存在，最好的政府即是让大家感觉不到存在的政府。组织者努力去做到的就是让所有的员工或者所有的参与者觉得自己存在的重要性，甚至是自己发言的重要性。而作为一个组织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去构建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环境，管理者对这个企业的影响，是不经意间发生的。管理知识工作者的企业，是一门感性的艺术。
每个人都知道愿景是什么，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广泛交流，对企业而言有企业的确定目标。这个目标让所有人知道，大家为这个目标去努力，从而建立了企业的共同愿景。排一出话剧，作为导演不是绝对的领导，导演作为组织者，只是把演员邀请到一起，至于这出戏最终是什么样子，可能跟编剧或者导演最初构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这出戏是观众所喜欢的。对创新型企业也一样，企业的创始人，或者精深于某一类新科技而年龄较轻而缺乏商场经验的，或者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多年，商业经验丰富而对新科技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样在越来越多的组织内部管理不得不变为合作性质的。组织者不再被定义为企业的绝对领导，而需要用愿景来团结队伍，而不能指望强大的领导者的精神力量来引导团队。一定意义上，权力已经不再适应在这样的架构里发挥效力。
知识型企业的领导者，更像一个话剧社的导演，而员工像是演员。演员很少能在话剧社待一辈子，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一部戏把共同爱好者聚集在一起。通过演出和排练，演员得到成长，而剧社的成功也让演员身价倍增。剧社和演员形成一个有明确目标、有期限的良性合作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互助形式，在剧社的日常工作中，我们也可以尝试着使用一种系统的建立共同愿景的方式让自组织的团队效率最大化。
第一，团队的共同愿景，剧组是以演一出好戏为目的的，好戏的标准只有一个，观众认可。
第二，导演和演员会经常在一起借助各种工具来讨论演员的舞台表现，但这些工具所提供的数据是用于培养演员和调整战术，不会用来作为KPI来规范演员，实际上，剧团很少对演员采用负向激励。
第三，组织的愿景和演员的使命高度相关。剧社成员，不管演员、舞美、灯光、音响都想着一件事，为观众做一出好戏。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所在的位置、所处的职能和演出成功之间的联系，因而会相互配合、共同努力，而不是相互拆台。再小的角色也可能把一出戏搞砸，作为导演，演出一旦开始，就完全把舞台交给了演员，你无法左右哪个人的出彩或者失误对一出戏影响。大家只是在一起密切配合，以一出好戏为目的。
第四，强化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联系，演员对演出的渴望不仅仅是被演出费、成就感所驱动，还包括被观众的肯定和赞赏。事实上，让演员和观众直接接触，获得观众的直接反馈是非常有效的激励形式。越来越多的小剧场鼓励演员走到舞台下面演出，把观众也纳入演出的环境，这些方法对团队本身都有正面的影响。
工作最好的报酬就是工作本身。我们如果无法让工作本身变得让人愉悦、有吸引力，在绩效体系失效的时代，我们便不知道如何激励员工，如何强化组织的战斗力。因而，在知识型的社会里企业管理者和人力资源从业者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对员工进行威逼利诱，而是在细微的尺度下对个体员工进行细致而差异化的管理，进而建立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期望，营造一个能让所有人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环境和氛围，创造促进员工之间充分交流和精诚协作的自组织体系，让智慧在组织的共同愿景下争相迸发。在每一个环节中，大唠嗑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充分的交流来建立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和理解，使得团队对共同愿景有认知，对成果有分享，对每个团队成员自己的成长经验有交代。
七
去工业化的进程
如果说量子力学会对工业4.0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或者我前面介绍的各种量子的概念和论点对这一节要叙述的观点有什么映证的意义，我会说那是神秘论。虽然量子力学和复杂体系有很多类似，那也是我们忽略掉很多未能深究的例子而选取了对论证有利的例子来说明的。我们还没有能力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这些类似是否真的存在深层次的对应关系，因为量子力学到宏观体系的过渡，还是一个尚未被完全理解的问题。所以这一章的文字应该这样理解，当我们在某一领域受了训练，领悟了那个领域的事情而掌握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能够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己的三个问题上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时，再用这种经过训练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的时候，会有自己特有的见解和深入的看法。也就是说，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对自己学科的钻研领悟，掌握现代的科学方法，再看世界的时候有自己相对独立而正确的结论。这个能力的培养，不一定是通过对量子力学的理解，而有可能是通过对化学、生物、社会、历史、心理等学科的潜心学习和实践。
对工业4.0而言，字面上不过是又一个新的“名教”话题，没有太大的新意。自动化的技术早就存在，互联网也不是新东西，人工智能还早，不前不后的新名词“工业4.0”更像是一个为了炒作而出现的有互联网式烙印的新名词。然而当我们把这个名词放到整个人类的文明进化的大背景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再把它叫作工业的进化，而应该叫作工业的消亡。
人类的文明进化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一条是信息的生产能力和信息的交互能力。前者创造了商品，后者创造了商业。我们试着用这两条线来重新梳理一下人类的文明史。这时候需要多少介绍一下信息不对称原理。最早研究这一现象的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1970年他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次品问题》，首次提出了“信息市场”概念。阿克尔洛夫从二手车市场入手，发现由于买卖双方对车况信息掌握的不同会滋生矛盾，最终导致旧车市场越来越难做。在旧车交易中，卖主一定比买主掌握更多的信息。交易中的旧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车况良好的车，一类是外观能看但实际很差的“垃圾车”。中间商从原车主那里买来旧车，卖给新买主，利用新旧车信息不对称来赚钱。但是如果让买主不经过中间商而直接从车主手中购买，将产生一个更公平的交易，原车主会比卖给中间商得到更多的钱，而买主也会比从中间商手里买的便宜。但接下来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当买主发现自己总是在交易中处于不利位置，他会刻意压价，以致低于卖主的心理价位而使得交易无法进行。同样，卖主会更容易隐藏关于车辆的关键信息，比如严重损毁的历史而使得交易在一个对买方不公平的价格上进行。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总有一方会因为获取信息的不完整而对交易缺乏信心。对于商品交易来说，这个成本是昂贵的，但仍然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比如对中间商来说，如果他们一贯坚持只卖好车，不卖一辆“垃圾车”，长此以往建立的声誉便可增加买主的信任，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这就是平台的作用和中间商存在的意义。
现代人类大概是七万年前非洲的一个一千多人的部落的后裔，随着定居的农业经济兴起，人类逐渐减少了游牧生活的比重。农业社会人的生产能力相对消费能力来说是偏低的，这时候的生产也是个性化生产。作为普通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仅仅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即使稍有盈余，也是跟一个小的范围的人群做交换。即使偶尔走运，风调雨顺，生产有了盈余，可以拿出来其中一部分作为商品来交换自己所需的别的东西，但这很难保证自己的生产盈余能够及时找到自己想要的货品。这导致了商业行为本身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成功率偏低。一旦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比如某一地区的生产会对应另外一个地区的需求，商业的盈余空间反而是稳定的，商业模式也相对持久。西藏有很长历史的盐道，每年盐商的马帮先到藏北的盐湖收集盐，再走两个月到印度边境换取其他生活用品。类似模式的物物交换通道还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商路一通，几十年上百年就可以依靠这种稳定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维持买卖。在信息相对难以准确把握而信息总量生产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货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物物交换的不方便，买什么卖什么的决定可以后做。这时候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商业活动，在人类整个社会活动中占有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后。农业为主的生产情况下，小农经济形式占了主要的地位，男耕女织代表了典型的个性化消费模式，每一家生产的粮食、织的布匹都是不一样的。这时候的个性化消费，也是“不得不”的个性化消费，没有别的选择，看到邻居家的衣服漂亮，想买一身自己穿，对不起，没有了，就这么大的生产能力。商业的确对这种问题有所解决，但能力有限。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工业逐渐成形。工业生产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规模化生产来取代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通过规模化生产，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时候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是工业的，也在于农业，随着机械耕种方式出现，大量的农业人口失去土地而进入工厂成为经过简单劳动培训就可以上岗的劳动力。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这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失业，人从土地上被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赶了出来。商业活动变得极为频繁，而信息不对称在这时候开始逐渐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业化本身意味着集约化生产。拿织布来说，蒸汽机在纺织业的大量使用，使织布的效率大大提高，生产成本快速下降。问题在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未必与消费者的需求吻合，而信息本身不能够准确地预测消费者需求，从而产生了消费端和生产端的信息不对称。作为生产组织者的资本家在早期凭着直觉尽量去压低工人工资，但同时尽量扩大产品生产。如果人工是成本的话，这样的做法是自然的，开源节流，这就是“资本的贪婪”。但问题是这时的信息流通是不顺畅的，当整个社会的资本家们都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发现，出了工厂，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手里的货币买不起社会集体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信息无法畅通流转的时候，这个过程变成资本主义的顽疾而反复发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三类办法：一，通过广告营销，使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能够匹配生产能力；二，拓展消费品市场，对外倾销商品，这个多见于早期殖民时期，殖民地不仅是原料的供应地，而且是产品的消化地；第三，计划性消费。
营销作为信息的提供方出现，消费是生产之后发生的事情。由后发生的事情来决定先发生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让因果律反过来，在工业时代的逻辑下是很难实现的。说到营销就不得不说钻石的案例。钻石作为工业原料，历史上需求不是很大，而作为珠宝原料，它虽然新奇，但也一直没有成为消费的主流产品。1859年英国人在南非创建戴比尔斯（De Beers）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钻供应商，垄断性地控制了全世界80%以上的天然原钻的开采和购销。当1929年大萧条来临，经济危机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钻石市场极度紧缩，戴比尔斯在这场风暴中开始摇摇欲坠。戴比尔斯的转折一直要到“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再次起飞。在1945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美国影星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接到戴比尔斯公司送给她的镶有24克拉钻石项链时，她突然伤感起来：“要是一个人能有像钻石一样的爱情该多好啊！”事实上这时克劳馥个人感情并不顺利，她向往永恒爱情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光鲜、耀眼的明星的真情流露，启发了戴比尔斯的营销团队。理想的爱情是什么？爱情应该是坚强的，没有什么能够击碎它。爱情应该是稳定的，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质。钻石=坚硬＋稳定=永恒爱情。这些构成了戴比尔斯故事的核心：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世上永恒的东西唯有钻石，“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此后，戴比尔斯在全球为渴望获得永恒爱情的人宣讲一个拥有永恒爱情的故事。这一创举变革了人们的婚恋习俗：20世纪60年代，80%的美国人订婚开始选择钻戒作为信物。这个市场的潜力无疑是惊人的，所以营销是制造新的信息而促进消费，使得消费行为匹配工业化集约生产的生产能力，但事实上它更大程度上抑制了个性化消费。
对于解决方案战争和殖民地，不用多说，我们有时候就以平和的心态看这事，有时候人家是来做生意，不是来打仗的，开开门以商业道德解决问题会好过武力。
信息是工业生产中相对特殊的一种产品，它一样满足供需关系，但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中，它缺乏前预测能力。但在工业4.0的理想情境下，生产是可以被安排在消费之后的，如我们在上一章讲的，因果关系这时候是可以被左右的，后发生的事情确实可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工业社会，生产发生在消费之前，在生产时对销售做出准确预测是非常困难的，这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成本。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和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顽疾，社会产品的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每隔几年来一次，并愈演愈烈，最终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这时候的工业生产也最大限度的压制个性化消费，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计划性消费，按照生产能力来消费，由营销手段来强迫消费者按照生产最优化的成本来消费。从工业的定义上来讲，生产越规模化，生产成本越低，这成了工业社会默认的经济规律。信息技术和虚拟智能化生产应用，对工业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它改变了工业的默认属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个性化生产的成本。像工业革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了出去一样，这一次是新技术革命把工人从工厂赶了出去，从两方面讲，它更像是去工业化，而非简单的工业的升级版。我们就每一个步骤来分析这样的结论是怎样获得的。
从工业产品生产流程来讲，第一步是建模，新产品被制造前先要做出模具。传统工业设计的方式先要画图纸，根据图纸来加工生产，当产品零件比较多的时候，需要每一件都做出模具来。如果零件匹配不够好，则需要重新调整设计。这样对设计人员的技能要求、出模的成本要求都很高。也正因为如此，大批量重复化生产才可以平摊设计成本，规模越大，成本越低。这是工业生产的基本逻辑。
但如果产品模具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虚拟化设计，比如机械加工常用的SolidWorks和电子设计用的PSpice等软件，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我们相信会有更好的软件应运而生。数字化的工具使出模的成本大幅度降低。SolidWorks不但提供每一个零件的三维设计图纸，而且还可以虚拟地通过零件碰撞考验，尺寸不匹配可以及时修改参数。进一步，还可以通过3D打印的方式来尝试生产。对于成衣行业，可以通过虚拟设计，在计算机上模拟客户身材，看效果定衣服。对于电路设计，在流片之前，可以通过电路的模拟，知道性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随着软件技术的提高，模具设计越来越精确，也越来越吻合生产的需求。但作为实验物理学家，我还是要顺便强调，不要以为软件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零件设计，还是需要设计者真的了解机械加工的过程，模拟化设计有时候软件上行得通，但加工和材料选择的过于复杂，几乎完全不能做出来的情况也会发生。
在生产过程中，一样可以先进行物流和生产流程的虚拟化设计。对现代工业的流水线而言，相当大的成本在于物流的精确控制。很难想象因为某一个零件没有到位，整个流水线停下来等，对传统手工业等待只是效率下降，对大工业而言，这意味着整个生产线的大量无用消耗。丰田汽车很早实现了零库存生产。虚拟生产从而对物流进行精密控制，其核心在于对流水线上的零件进行精确计划并跟踪行程，通过对流程的精密设计，减少了材料库存，也节省了流水线的运营成本。
到销售环节，因为生产者是跟客户在一起设计产品，产品最大程度上已经满足了客户需求，操作中也可以让客户预付定金，所以产品未被生产出来时就已经被买了单。这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生产产品的浪费，同样节省了成本。传统工业而言，生产者并不知道客户的具体需求。生产鞋子，鞋厂不知道最后谁会买走自己的鞋子，只能根据人脚大小，把某一款的鞋子按照最常见的尺码来生产，生产厂家巴不得所有人的脚长得一样大，这样销售盈余是最小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每个尺码的鞋都会有盈余。不管哪个尺码卖没了，这一款的鞋就被称为断码，销售者只能大幅降价处理，而这样做的成本最后是分摊在消费者头上的。没有断码的流行款里的利润，必然要覆盖断码而降价处理的其他鞋子的损失或者低利润。这样，在工业允许客户参与生产前的产品设计而让客户为设计而提供的服务事先买单，甚至锁定了消费对象和消费数量，从而节约了销售环节的营销库存成本。
这样，通过生产前做设计，生产中和生产后的各个环节，工业4.0相关的技术在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工业默认规则：工业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工业4.0使得个性化生产的成本有可能比规模化生产的成本更低。这样似乎称作去工业化更为合理。去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恐怕是机器人代替人在工厂中从事重复性、低创造性的活动，而我们却不必因为人失业而恐慌。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农民一样从土地上被赶了出来，进入工厂成为体力工人。而如今，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从工厂里被赶了出来。但我们应该乐观地相信，正如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候，工人在工厂里找到了出路，人力也一样在这次的“被淘汰”中找到出路。那么出路是什么呢？
人工智能和人类思维之间的差别在于彼此的基础是不一样的，而区别于人类的思维可能是基于量子的，而量子又有关联解释。除非我们有一天能够对量子有更深入的认识，基于量子关联建筑新一代的计算设备有可能跟人类竞争，我们尽可以安心地与人工智能分工，从事与关联相关的工作：沟通、学习和创造。人因为深思而建立关联，因为联想而找到创意，因为大唠嗑而充分沟通，这些是人工智能最近几百年有可能还赶不上人类的，而这些东西又与简单的体力劳动不同。从工厂出来的人类，大可以做这些事情，而工程化的、可重复性的、可程序化的东西，可以放心交给人工智能的设备来做，人的简单劳动，再次被替代，人依靠自己的大脑被再次解放。
我们还没有忘了信息生产这条路，这条脉络在去工业化之后意味着什么呢？大多数信息通过共享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商业机会，但也意味着新的机会和模式的出现。比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如上所述，被去工业化的种种技术所带来的精准消费所避免的正是这种危机产生的根源，社会的物质财富最大可能地满足了消费需求而不被浪费。让马克思忧虑过的经济危机所定义的基础矛盾，极有可能就这样被技术进步而解决。
八
终身学习的设计师社会
工业生产早期，人在工厂里从事简单高度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而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工人的劳动可以简单地用时间来计算。通过简单的技能培训就可以上岗工作，而工作的效率由“拿摩温”（NO.1）来监督。人当作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劳动力或经济人是合适的假设，但这样的劳动越来越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而人从工厂里解放出来，从事机器人还无法替代我们的工作。比如沟通学习和创新，这些能力需要人知识结构和储备，需要关联各种相关知识要素的思维能力，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那样的沟通者和设计师。
大唠嗑通过交流大量的信息和信息冗余来创造新东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已经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不足进行审视，学习新东西，接纳新的技能。我们而今常常更多会关注于儿童的早期教育而忽略对成人的再教育。甚至我们一味地宣传神童的故事。好像读书就要趁早读完，少年有成，早早上完大学读完研究生，教育生涯就可以结束了，这之后就只是工作挣钱谋事。
但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人一生都要进行不断再教育的新社会。教育机构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位自己的社会责任，把一个人培养到大学毕业获得学位就算是终止了，还是为成人不断地回到学校里接受再教育提供便利。终身学习会变成社会风气，无论在人生和事业的哪一阶段，人都会重新对自己进行再教育，学习新知识。一方面是自己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满足内心的需求，纯粹就是为了兴趣，你永远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用的上。胡适讲“功不唐捐”，如今花点时间学到了新东西，也许某一天某个时间它就会在被用到。而即使这样都显得功利心太强，学习仅是为了使自身愉悦，不亦悦乎。
越近现代社会，人受教育的时间也越长，从几年到十几年，再到几十年，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一辈子都要求人们学习新东西。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我们通过学习，越来越远离了我们能给予机器所指定的思考规则。人通过不断地学习新东西，在脑子里建立起来这些新东西的关联，保证创造新东西的能力。工程师要去学习怎样与人沟通，科学家应该学习艺术，设计师应该学学焊电路。人从工厂里被机器人撵出来之后，社会应该给他提供条件，让他们接受再教育，并获得学习和成长的乐趣。
KB成为我导师之后，开始学习中文。我开玩笑说是因为我英文太差了，他只好先学中文来教我。周五的下午我们经常在他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和学习中文。他也每天带着随身听，上下班的路上听中文课磁带。他办公室外间的秘书是位英国大龄女青年，我们经常背地里叫她“Dragon”，每到周五下午我的讨论时间到KB办公室经过她的屋子，她总喊“Keith，你的中文老师来了”。讨论完我们会一起走到Lamb & Flag酒吧去喝酒。Lamb & Flag是圣约翰学院自己开的酒吧，跟学院几乎一样老。KB曾是这学院的院长，离物理系又最近，它自然成了我们组周五下午的据点。只要KB在牛津，周五下午他一定会去这间酒吧。这间酒吧的钟是逆时针走的，有极其好吃的炸猪皮下酒，还有他们有个针对圣约翰学院学生的奖学金，以酒吧的名字命名，坊间谣传这个奖学金的奖励是在酒吧免费喝酒。这时KB是牛津的理学院院长，因为做物理的成就被封大英帝国荣誉司令（CBE），当然，喝醉了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他是共产主义者，他年轻的时候也崇拜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我毕业两年后，KB去谢菲尔德大学做校长，至今学校的校长介绍里都在讲KB对中国语言和文化颇感兴趣。正是这个原因，他在学校里极其扶持谢菲尔德大学的孔子学院。时任教育部长的刘延东给他发了一个汉学普及先进个人奖，而他也以十分钟的汉语报告，介绍了英国的汉学教育。这已经是他学习中文十几年之后的事。
迈克·达西（Michael d’ Arcy）是我的师兄，也是KB的学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留在组里做博士后带我做实验。达西先生，我喜欢这样叫他，因为跟那时上映的《傲慢与偏见》男主人公同名。达西先生是很传统的天主教徒，生在利物浦听着甲壳虫音乐长大的爱尔兰人。达西先生的父母、弟弟和妹妹都是牛津毕业生，他喜欢猫王和007。我初到牛津，他是第一个也是几年之内唯一一个曾经盯着我买了正版的编辑软件的人。达西先生每天穿衣都很认真，永远的牛津衬衫。这是一种领子上有扣子的衬衫，因为有扣子，所以衣领总是很笔挺。达西先生在牛津做完一年博士后，去美国跟了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我后来的博士后导师。达西先生对我很好，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从华盛顿每天打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到我牛津的办公室，一字一句地帮我改论文，中间茶歇还要各自去喝个下午茶休息一下。达西先生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工作了一年，转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工作。布鲁金斯学会是白宫的四大智囊团之一，颇有些特工集中营的神秘味道，所以我们开他玩笑说终于去做了007。再转年，他回到伦敦，做了国王学院的一名讲师，研究方向是战争研究。后来我到了美国国家标准局做博士后，收到他的来信，说他觉得做律师不错，于是去上律师学校。再过两年，他在Facebook空间里发布了他戴着律师假发宣誓的照片。
演过《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的科林·菲斯（Colin Firth）除了做影帝，也研究脑神经科学，跟伦敦的国王学院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过两篇论文。而我的另外一位同事，斯蒂文·霍普金斯（Steven Hopkins）也绝非俗人。我刚到牛津见到他时，他在组里做博士后，后来才知道他以前在专业乐团作曲、拉大提琴。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觉得物理真有意思，于是在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修完物理学本科。学位拿到还不过瘾，又在开放大学读了个博士，到牛津做博士后。英国的开放大学是个很好的机制，任何成人都可以在任何合适的阶段，找一间英国大学去修学位，几年修完都可以，而它颁发的学位是政府承认的正式学位。跟霍普金斯共事了一年多之后，组里又给他开了告别晚宴，他说他觉得还是回去做音乐比较好玩。做物理的人感觉我们转行去干别的是很容易的，但是搞音乐的人四十多岁突然想去学物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很多英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学习新东西。只是因为对某项事情感兴趣就去学学看，不一定要靠学新东西来安身立命。当一个社会人们生活富足而没有太多生存的负担，家长不再教育孩子倡导“学以致用”、“学优则仕”，甚至不用“功不唐捐”来诱导人，这是成熟的社会，代表着未来生活方式的社会。不管到哪个年龄段，或者事业到了哪一步，都不成为学习新东西的障碍。人通过学习领悟人类的智慧，而获得内心的愉悦。
斯坦福大学改变了学制，不光是在斯坦福念四年拿到本科文凭，学制可以变成六年，可以任何时间回斯坦福重新修学分，花六年把学位拿下来。你可以集中把它念完，也可以中间去做些别的事情。学校不仅在学制上发生变化，而是把学校本身变成了不断改变人们和社会的思想源泉。而我们如果不得不一生都进行工作，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
远古人类未尝不是在个性化的生产中成为全能的设计师。为了适应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人类必须拥有非常全面的生存能力和知识，才能够随机应变地躲避危险，获得食物求得生存。为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全面的训练获得独当一面的生存技能。人类的生活丰富多采，他们每天都可以接触不同的新鲜事物，还能发展和运用不同技能。那时候的人生活在多元的环境里，利用不同技能来应对新挑战。
然而，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后把人类限制在固定的土地和固定的工作场所，更多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重复劳动，成为标准的劳动力而非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者。专业化成了要求人们自身的准则，成了理所当然的圣经。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后来的职业发展，我们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以便成为一个庞大产业链中的螺丝钉。这完全符合经典科学对世界的设计，人也不过是一个精密设备上的某一个零件，只要他们能够按照宏大设计来完成自己被分配的工作，那么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就可以稳步运作。当然这是一种伟大而单调的构想，它割裂了人作为复杂的或者是量子的系统对环境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本身原来是不确定的、不可规划的而多变的。这种割裂也推演出对人生命的漠然，他们不过是可以被取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
这个时代，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大量资本就能购买土地和工厂，雇用大量工人，通过规模效益获得巨大利润。企业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用自己专业的管理知识为企业主服务，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这种经典科学影响下的工业化的另外一个危险的思潮是会让人以为一旦用更有生产能力的“生产者”机器人来做这些重复性的“螺丝钉”式的劳动，人就一无是处，而最终成为机器的奴隶，被淘汰出去。要找到一些被成功自动化而取代人的例子并不难。谷歌地图解决了导航问题，IBM的Watson电脑编写了医生的处方，还有负责分发和运货的行走机器人。然而，希望通过前面的内容，读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经典思维下的大设计与我们更真实的世界是差别很大的。
随着理性认知的技术能逐渐模拟人的技能，人的感性认知的思维技能相对而言也可能变得更有价值。计算机更擅长回答有确定答案的提问，而人的洞察力适于提出一些重要的新问题。质疑机器的行动和决策能力对用它们来解放我们而非约束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人被机器人从工厂里撵出来之后，会发掘更多可做的事情，比如从事更加丰富的个性化设计。相比使用认知技术的狭义自动化任务，诸如批判性思维、通用问题解决能力、对不明确事物的容忍度以及智谋等能扩大范围并且实现广义任务的必需技能和品质，都会变得更有价值。产品设计、服务、娱乐或者构建使人满意环境的这些工作都不会在短期内被计算机取代。完成这类任务需要的技能，会相对更有价值。
通过工业4.0的技术提供了能使这些创新变得更可靠的工具，比如说虚拟设计、3D打印和物联网等。但是，创造某种新奇的、美丽或者让人感到愉快事物的中心任务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上遵循产品设计或者电脑制作具体原则的技能，还需要对偶然性的开放心态等人性特有的技能。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团队成员与客户一起去设计客户需要的产品。这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产品被制造出来前已经锁定了买家，解决了销售的问题，二是不需要费那么多脑筋自己去揣摩客户意图来从事创意性设计，进一步节省了设计成本。工业化早期，生产的逻辑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但工业4.0从设计、生产和销售各个方面节省成本，使得个性化生产变成可能。尤其是当智能化生产变为平常的事，实质的问题是生产能力会逐渐超过消费能力。工业化时代，为了处理低成本批量生产的产品，有了广告学和市场营销。新时代里每一个人都为别人设计东西，满足这样那样的丰富的个人需求，即个性化的回归，可以说是农耕时代满足个人消费喜好的回归，这样的职业空间是无限的。
非要以防万一，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重新审视在其工作场景中需要用到哪种技能。计算机暂时无法取代的比如说解决问题的能力、直觉、创造力、说服力，这些是完成所谓智慧型的抽象任务所需要的；还有对场景的适应力、视觉和语言认知力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建立关联而产生新的链接。以提供客户个性化体验为例。尽管认知技术可以实现更加高质量和个性化的自动化服务，但是，目前为止它还无法取代由有高情商、精神饱满和富有善解人意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所提供的体验。那些想要面对挑剔客户、发展并维持高价值的客户关系的行当，则继续依赖人际接触来完成关系管理和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常规任务被认知和其他技术取代时，完成这些工作的技能会越来越缺乏价值。这也意味着我们如今通过灌输和重复而完成的知识教育存在着真实的隐患。然而，需要常识、一般智力、应变力和创造力这类技能以及那些需要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比如说情商和同理心的技能会变得相对更有价值。科技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个人收入，同时对有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也更大。
个性化设计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个性化设计所需的大多为个人技能、知识和时间，不存在大规模生产，没有很长的产业链，通常也不需要大规模合作，很多情况下，个人甚至就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设计提供者。而互联网的发展又为此类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帮助供需双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独立的个体与客户之间能够直接进行交易。硅谷目前的明星公司Airbnb和Uber，就让全球成百上千万的人拥有了第二份收入，类似平台之外也兴起了很多例如运动健身、教育、私厨美食、美容美甲按摩、旅游服务、知识技能分享、时尚代购等平台，这使得大量相关技能拥有者能够摆脱机构的束缚，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在个性化服务流行的知识型社会里，固定资产所代表的旧式的资本不再具有优势而知识工作者可以独立或以少数的联合完成产业链上的一段或整段工序。硅谷的崛起使得过去那些老牌的全球500强企业黯然失色，世界的聚光灯迅速转移到了那些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科技公司。谷歌与苹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地位，于是那些曾经在学校最不受欢迎的极客们登上了商业交易的前台，成为各大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争相抢夺的人才资源。产生于工业化年代的广告营销由于信息的对称化而逐渐淘汰。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以字算钱贩卖信息的电报是何物，非专有的简单信息本身变得趋于廉价而易得。这时候广告营销的个性化也应该从推销产品转向推销设计师，对接设计和客户需求，成为设计师的代理人而不是某一样产品的代理人，解决怎样能让设计师的时间得到有效利用，帮助设计师迅速找到自己的客户，也让客户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设计师。
公共平台和设计所需要的共享资源可以有大的公司来集中配置，同时大公司也在提供公有的设备来减少设计师在做专业化服务时候的平台成本。大公司依旧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基础提供产品的信誉和售后保障，这样的话消费者才会相对放心而高效去向这些设计师进行设计服务的购买。而事实上在今天已经有公司以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了，医院便是典型的这样运营的公司。医生扮演了这一体系中个性化的独立设计师，医院的标准化流程和医疗设备提供了保证医生医疗水平能正常发挥的公共生产生态，并且通过医院的声誉为医生的群体提供了品质保障。一家理想运营的医院，第一位的是医生，而医院是具有医疗技术的人的自由联合体，提供标准的工作环境和设施配备。医生面对自己的患者，如设计师面对的客户，每个设计师所擅长的项目并不一致，患者和医生聊了半个小时才发现医生擅长看牙科而病人只是肚子不舒服。这样的沟通成本在大量设计师面对客户精细需求的时候，会尤为突出。平台这时发挥的作用就是营销设计师技能的中间人，把客户的要求和擅长处理这项要求的设计师对应，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沟通的成本。
由于个性化需求的增加，工业生产过程也将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比如手机，有人要求可穿戴于手上，符合自己手型，有人要求叠加测量空气质量功能，有人要求佩戴在耳朵上。这样设计师就面临各种复杂的技能需求，不光要懂美学设计，还要懂电子产品设计，还要懂人体生理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甚至是机器人的工作原理。旧日里做一张饭桌，家里请来一位木匠师傅，他从设计尺寸和款式，到加工制作，一个人可以全都搞定。这些木工活对于一个木匠来说不算什么。可是现在，客户要的桌子不仅要能吃饭，而且要有直接插电源煮功夫茶的电磁炉、要接有水龙头，还要有Wi-fi，桌子高度可调节，最好还有音乐播放功能，可以用这张桌子边工作边听音乐。桌子就不再是一个木匠可以完成的了。工人的再训练的需求就变大，设计师会不断地进行多专业的学习，将这些知识整合成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工业产品。因此，职业再教育成为必须。工业4.0来临，以满足客户为中心的成人职业再教育市场将会成为朝阳的行业。
工业4.0的实现对创意人才的需求量会因此增加很多。在消费环节，以前传统的消费是商家告诉你，你上火需要买凉茶喝。而现在的消费者更多需求设计是满足自己个性化需要的属于自己风格的产品。但目前人们对工业4.0有个错误的认识在于，将来谁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工业4.0的憧憬宣传展现这样的画面：消费者在自己的手机端随意描画出自己想要的产品的样子，工厂的生产端就轻松实现了。这显然是没从事过工业产品的人的外行理解。设计一款汽车，除了考虑车的外观之外，还要了解车的构造和安全性需求，从关联角度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需求和生产对接的过程。客户想要的个性化车子，是不是符合汽车的安全性要求，是不是符合汽车生产流程，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的。汽车生产厂为了满足客户需求，需要有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要懂得汽车生产工艺、技术安全要求，又懂得跟各种客户沟通，把客户的个性化与企业的可生产能力磨合匹配，最终生产出一部满意的又符合汽车标准的车，这就需要既有美感欣赏能力，又有汽车设计基础，更重要还有客户沟通能力的技能全面的设计师。以客户为中心而个性化地提供服务也是德国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德国企业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说：“以客户为中心比以竞争为中心更重要。和客户之间保持常年的合作关系是德国企业的长处，这甚至比强大的技术竞争力更有价值。”而这些合作关系，也往往体现在与客户一起设计产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