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需要修筑，动力需要接通，成千上万工人的住处需要及时搭建起来。
生产经过了科学论证，而这种论证一结束，工厂建筑便轰轰烈烈地上了马。
在哥伦比亚河拐弯儿的地域的上游和下游，要建三座生产用反应堆，两个建在上游，一个建在下游，每座之间相隔6英里。往南10英里，也就是在盖布尔山的南端，将建分为两组的四个化学分离厂。汉福德小村，将建成中央建筑基地，服务于几个工地的建设。
困难很大，最大的困难是人手短缺，人手短缺的原因是招工困难。国家在打仗，到处需要人，充分就业早已实现。糟糕的是，汉福德缺乏吸引力。这里远离城市、地域偏僻、风沙极大，住在帐篷里……特别是风沙，成了人们最惧怕的敌手。每次风沙过后，减员总以百计。
另外一个不留人的因素是生活单调，没有任何娱乐。开始时，打架斗殴成了惟一的消遣方式。一夜过去，睁眼醒来后，人们总可以听到某地某处某某惨死的恐怖故事。垃圾桶里发现无名死尸是常有的事。后来，承包商开了一些酒馆。工人们倒是有了消遣之处，但同时也有了聚众械斗的场所。酒馆里的窗子故意做得窗棱稀疏，以便在发生群斗群伤难以控制局面之时，警察向里投掷催泪弹。
但这里也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在全国普遍实行肉类配给制的情况下，这里是惟一的例外，人们可以吃到鲜美的肉类。
经过艰苦的工作，总算是有5000名工人留了下来。
1943年8月，开始为三座反应堆建造废水处理工厂，其总容量足可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之用。10月4日，杜邦公司完成了反应堆的设计图。 10月10日，公司的工程师们在哥伦比亚河边兴建第一座反应堆“100—B”的厂房。工人们先打反应堆的地基，并且挖掘反应堆厂房后面用来存放被辐照过换下来的铀棒的深水池……要建造的反应堆厂房高40英尺，工人们动用的第一批钢筋有390吨，混凝土有17400立方码，混凝土板 50000块，混凝土砖71000块。只是，到年底，工人们建造的这座没有窗户的庞大混凝土厂房里面却是空的，按计划，安装反应堆的工作要到 1944年2月才能进行。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费米搬家
这个厂房建造期间，费米原来的反应堆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实验和生产的需要。为了争取时间，在汉福德工厂反应堆安装之前，“曼哈顿工程 ”决定选一个新的场地建造一个大一些的反应堆。地点确定了，在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校长已经决定献出校园，表示“为了协助赢得这场战争，必要时我们把大学翻转来也在所不惜”。
这便出现了一个问题：费米必须把家搬到芝加哥去。
动员工作由阿瑟·康普顿承担了起来。康普顿到费米的家见了费米，没有进行试探，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了出来。
费米只犹豫了三秒钟。康普顿的使命很容易地就完成了，但康普顿心中感到不踏实，问费米：“劳拉怎么样？”
费米回答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康普顿这时道：“看来，齐拉特可以赢得劳伦斯的一支雪茄了。”
费米不知康普顿何所指，忙问其故。康普顿讲了故事的缘由。
动员费米去芝加哥原想会费些周折。因此，康普顿把劳伦斯、齐拉特请到自己家里商讨办法。当时康普顿正被流行性感冒折磨着，还躺在病床上。劳伦斯和齐拉特则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到了那里。
问题提出之后，齐拉特第一个说，原来是为了这个——他还以为被叫来商量什么难于上青天的大事……言外之意，康普顿杀鸡用了牛刀，把他从遥远的地方搬了来，实属多余。
康普顿也遭到了劳伦斯的嘲笑，劳伦斯冲着康普顿喊道：“你永远也不会在芝加哥得到费米——你这叫一厢情愿。”
齐拉特是不喜欢别人在费米的问题上与他叫板的。他有点火了，道：“大炮……你有什么根据否定我？”他一向如此称呼劳伦斯。
实际上，劳伦斯是借此激齐拉特上钩，把事情弄扎实，万一康普顿说不下来，齐拉特就得跟上，说什么也得把费米弄过来。齐拉特上钩了。
劳伦斯道：“还要什么根据，劳拉第一个就不赞成！”
齐拉特：“这不能成其为论据——劳拉绝对不是问题。”
劳伦斯道“我用1000元跟你打赌。”
齐拉特：“我同意，在座的可以作证。”
这时劳伦斯收了兵，说：“我把赌注降到一支五分钱的雪茄烟。”
齐拉特：“这也可以——我岂图你那区区1000元！”
其实，劳拉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费米犹豫那三秒钟，想到的就是劳拉。劳拉已经失去了太多，尤其精神方面。她离开生她养她的罗马，已经受到了刺激。现在，他们刚刚在纽约安顿下来，在郊区拥有一所舒适的房子。这一弄，又要面临一次迁动。问题还不止这些。劳拉在他们家的地下煤库的混凝土地板下面的铅管里，埋下了现钞，是费米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因为他们名义上还是“敌侨”。国家有可能对敌对国家的外国人实行财产冻结。而那样的话，那些宝贝就是他们的生活依靠了。
这些情况如何不叫费米费思量呢？
但费米选择了服从需要，至于劳拉，他决定慢慢说服。
为了缓解问题的尖锐性，事情定下来之后，费米总是乘火车来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劳拉不忍看到自己的丈夫来回奔波，便挖出了他们埋藏的财宝，搬家到芝加哥去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格罗夫斯的赌注
克林顿和汉福德两处工程的巨大规模，表明美国正孤注一掷，要保卫自己的主权，使它免于潜在的、迄今还从未受到过的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这个威胁——德国制成原子弹——当时只剩下了一面阴暗的镜子里的幻影。
重金属同位素的性格是顽强的。我们还记得，1939年玻尔坚持说，要把铀235从铀238中分离出来，只有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工厂才成。特勒回忆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几年后，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我记起了1939年他说过的话，于是，我想对他说：‘你瞧……’还没有等我开口，玻尔就先说道：‘你瞧，我对你说过的，不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大工厂，这件事是做不成的——现在你们做的正是这件事。’”
玻尔的这番话使我们看到了工程的巨大，工程的巨大表明美国的另一种拼搏：它是多么雄心勃勃地在抢夺这项大奖！它不允许别人得到这一奖项，就是它的最坚强的伙伴英国也不成。1943年的6月，格罗夫斯将军为此进行的疯狂拼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向军事政策委员会建议，美国应设法完全控制全世界已知的铀矿。当时，联合矿业公司在比属刚果开的辛柯洛布威铀矿由于遭受洪水而被迫停产。格罗夫斯曾强行要求这家公司在那里恢复生产。公司表示拒绝，格罗夫斯立即想其他办法，绝对没有退缩的打算。
我们在前台看到了一个格罗夫斯，其实，这种意志绝对不是格罗夫斯一个人的。它是美国最高决策层意志的一种体现。
实际上，格罗夫斯当时大概还不清楚，地球上到处都有铀，总量达好几百万吨。但1943年时，人们认为有用品位的铀矿很少，因此，这位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将军代表国家拼命地想把每一磅铀都囤积起来，归美国独家使用。也许，他还会想到把海洋也囤积起来呢。
美国人的这种单独拼搏一直坚持到1943年8月。由于丘吉尔的努力，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要两国“分享”原子弹研究的成果。两位巨头在魁北克会议上达成了谅解。其背景是来年盟军将在诺曼第海滩登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形势所迫德国的原子弹
战争使科研的分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对德国原子弹开发计划，盟军方面知之甚少。这种情况，我们从英美科学家对“海森堡图纸”的反应便可见一斑。那么，德国原子弹开发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了？
开发工程地位降格1941年12月6日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麾下的苏联军队在200英里宽的阵地上，对离莫斯科只有30英里、在华氏零下35度雪地里苦苦挣扎的德军发起了反攻。
朱可夫的100个师，被描写“吃得好、穿得暖”，“完全是以冬季作战需要装备了起来的”，而这一切，德军没有。推进了500英里到达能够用肉眼望见克里姆林宫顶端那颗闪耀着的红星的那支德国机械化军队，在苏军的强力攻击下栽了筋斗，开始向德国溃退。这是自从希特勒发动他的征服性闪电战以来的第一次失败。
到了1942年3月底，希特勒在东线兵员的伤亡，不计病号，达到了120万人。
后方的情况也很清楚，德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它扩展的极限。接踵而至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有所取，并有所舍。
在美国，布什和科南特制定了新的计划，并向科学家们做了广泛的宣传，要他们加快前进的步伐。在德国，军火部部长向帝国军事研究所所长下达指令，要他向参与原子弹开发工程的物理学家们宣布：“提出的新要求，在当前的征兵和原材料危机的情况下，只有肯定能证明在近期可以直接得到某些利益才会得到满足。”
在混乱中，哪个能够拿出这种证明呢？
机构方面也做了调整。陆军部决定把原子弹开发工程中的大部分交由伯恩哈德·卢斯特领导下的教育部。这说明，在考虑取舍的问题后，原子弹开发工程的优先地位降了下来。
物理学家们为管理的降格，尤其为脱离军队的管束而欢呼。只是，他们为把这项工作托付给一个党棍而感到懊丧。
别看科学家们瞧不起这位最高上司，卢斯特本人还瞧不上这项工作呢！他把权力交付给了帝国研究理事会。
帝国研究理事会倒想有所作为，于是，决定向帝国的最高当局直接呼吁，请求支援。它组织了一次报告会，并精心进行了安排。他们邀请了诸如赫尔曼·戈林、马丁·博尔曼、海因里希·希姆莱、海军司令埃里奇·雷德尔上将、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和艾伯特·施佩尔等名声显赫的人物出席会议。
2月26日，会议如期举行。海森堡、哈恩、盖革和哈特克都出席了。主持会议的是卢斯特。会上还准备供应一顿“实验性的午餐”，给与会者供应外涂人造黄油的冷冻食物和用豆粉制作的面包。
不幸的是，尽管组织者认为已经是十分经心了，但还是出现了纰漏，受命发请柬的一位秘书把通知寄错了。当日有两个会议，除这次“极端重要的会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陆军军需部主持的一次秘密科学会议。那个会议日程包括25份高度技术性的科学报告。部分应该参加上面那个“极端重要的会议”的人员，却收到了另外的“极端重要的会议”的请柬，因此去了那个会场。但多数人不但没有出席这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也没出席另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希姆莱接到了这边的邀请，但他表示了歉意，说他正好当天要离开柏林到外地去。凯特尔也收到了这边的邀请，但说“手头太忙”，也不来了。雷德尔派来了一名代表。总而言之，当天，阴差也好，阳错也好，反正没有一个军方领导人出席这次会议。
这样，这次会议成了一个核科学家的俱乐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当年春天，海森堡应邀与卢斯特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也可以看成是那次会议的一次回应，并且又对德国的原子弹开发工程带来一些实际收益— —海森堡的研究所得到了“一大笔”资金——10亿帝国马克，用它可以得到10公斤铀235。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希望
1942年的4月，后方军司令弗里德里克·弗罗姆一次定期的私人午餐会使德国的原子弹开发工程现了转机。希特勒的军备和军火部长施佩尔出席了这次午餐会。我们知道，施佩尔可是希特勒的红人。他是德国有名的建筑师，1931年参加纳粹党，是希特勒的忠诚追随者。纳粹党的旗帜是他设计的。纳粹党执政后，他成为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负责柏林重建整体设计。战争开打前，他是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战争打响后，他成了军备和军火部长。他主管军械生产和运输，全国的原料和生产大权都集中在了他的手里。在那次午餐会上，他从威廉大帝学会会长弗罗姆那里听到一个信息：德国赢得战争的惟一机会在于发展一种具有全新效果的武器。弗罗姆告诉施佩尔，一批科学家正在追寻一种能使整个整个城市消失的武器。他建议施佩尔和他一起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一次访问。
施佩尔并没有安排这样的访问，但他于5月6日把这一信息报告给了希特勒，并建议由戈林担任帝国研究理事会的头头——以此强调它的重要性。希特勒批准了这个建议。
把重心移向戈林只带来下一步的行动：6月4日，在哈纳克堂举行的一次会议。施佩尔、弗罗姆、汽车和坦克的设计师费迪南德·波舍和其他军事和工业领导人都参加了。海森堡也被指定参加了会议。
会上，海森堡讲述了核能的开发问题，并强调了军事前景。
威廉大帝学会的一位参加会议的秘书被惊呆了。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所使用的‘炸弹’这个词不仅对我来说是新闻，从在场的许多人的反应来看，他们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
当轮到海森堡回答问题时，施佩尔的一个副手问：能毁灭一个城市的炸弹多大？海森堡用手指做出了一个杯状——就像费米从普平楼眺望曼哈顿岛时所做的那样。海森堡回答说：“就像一只菠萝那么大。”发问者一听不由得伸出了舌头。
但对施佩尔来说这并不是新闻。海森堡回答了施佩尔副手的问题后，施佩尔直接问海森堡：“究竟如何把核物理用于生产原子弹?”
听了施佩尔的发问，海森堡回答道：“科学上的解决办法已经被发现……但是生产的技术前提的发展将需要时日……”
施佩尔：“明确讲：这需要多少时间？”
海森堡：“即使它得到了最大的支援，至少也得两年……”
施佩尔：“主要困难是什么？”
海森堡：“我们缺少回旋加速器，因而无能为力……”
施佩尔：“我保证，你们将得到与美国的一样大或者比美国的还要大的回旋加速器。”
海森堡：“那也无能为力……”
施佩尔：“又是什么原因？”
海森堡：“德国物理学家们缺乏建造大型回旋加速器的经验，只能从小型的开始起步。”
施佩尔：“科学家们为了推进原子弹开发工程需要采取什么措施，需要多少资金，需要什么材料，所有这一些，请你尽快告诉我。”
一个星期之后，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请求。他们大着胆子要求50万马克的拨款。
这个数字很让施佩尔感到不安。他事后对别人说：“对于这样一件具有如此关键性的事情只提出这样区区的请求，我颇感不安。于是，我建议他们接受一二百万马克和相应地多一些的材料。但是，看来更多的东西眼前也用不上。”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希望破灭
过了没多久，施佩尔的热情熄灭了。一来，战场的形势使他看到，原子弹已经不能对战争进程产生任何影响了。二来，他了解到了希特勒对这种武器的真实态度。
施佩尔定期地会见希特勒。他后来写道：
“我向他讲了生产原子炸弹的可能性，但这一题目相当明显地使他的智力承受了难以匹敌的压力。他不能理解核物理的革命性质。我告诉他，海森堡教授对核裂变能否加以控制的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这样，希特勒对这样一种前景感到了不安：地球有变成一颗白炽星的可能。他半开玩笑地说：科学家们那些想把天底下所有秘密都揭示出来的非凡努力总有一天会把地球给烧着了。不过，他接着说，那种情况无疑会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他不会活着看到了。”
希特勒明确表示，看来，原子弹开发工程对战争没有多大可资利用的价值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施佩尔退缩了。他把这种变化的责任推给了科学家，说：“在核物理学家们的建议下，我们放弃了发展原子炸弹的计划… …那是在我再一次问到他们搞出来的最后期限并被告知说三四年内不会有什么结果之后。”
无论是哪方面的原因，反正是从1942年开始，德国官方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原子弹开发计划。
这一情况同盟国当时毫无所知。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盟国破坏重水的第一次行动
英国人知道重水对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一直注意不让德国人得到它。挪威的韦莫克是德国惟一的重水生产厂。从1942年起，英国对这座工厂一连采取了几次破坏行动。
格罗夫斯受命管辖“曼哈顿计划”后不久，便请求英国对韦莫克的重水厂采取行动，英国人则很快付诸实施。
1942年11月19日，两架载满34名受过训练的爆破专家的滑翔机起飞了。四名挪威突击队员组成的先遣小组于10月18日空降到了留坎地区进行了准备。但不幸的是，11月19日起飞的那两架滑翔机从苏格兰飞越北海后，由于天气恶劣都遭了殃：它们都在挪威境内坠毁，一架撞在了山上，另一架也因机械故障而坠落，机上的14个人被德国占领军俘获，并在当天被枪决了。
这次行动可悲地失败了，还派不派另一个爆破小组前去？
英国空军参谋部最后做出了最痛苦的决定：派！一定要毁掉这个重水工厂！
这一次是10个人，都是韦莫克出生的挪威人，并且受过特遣部队的训练。第一批先遣队员出发后，其余6人于1943年2月16日一个月圆的晚上空降到了韦莫克西北30英里一个结冰的湖面上。他们都穿着英国陆军军服，外面罩着白色的跳伞装，携带着滑雪屐、食品、短波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炸药。
这些挪威人在山上经受了最大的一次风暴的袭击。在暴风雪中，他们找到了4名先遣小组成员。4名先遣队员曾被迫躲藏在光秃的当厄山中，又冷又饿，身子已经相当虚弱了。新到的人喂饱了他们的这些同胞，并派一个人滑雪到留坎去搜集有关工厂的最新情报。
派去的人回来了，报告说，大路上都已埋设了地雷，在跨越陡峭的峡谷的吊桥上有警卫把守，但只有15人，尽管那次失败的滑翔机攻击已经敲响了先期警报。工厂的墙上装有探照灯并有机枪卫护。
2月27日星期六傍晚，突击队员们整装出发——只留下一个人守护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们都随身带了氰化物胶丸，准备在受伤或被俘虏后吞下去。他们在处于峡谷的工厂的对面高山上停了下来，以便观察工厂的动静。
他们往下走，到了一半路程，目标就在脚下。夜里，矗立着的七层楼高的厂房在眼前显得特别高大……风刮得越来越紧，但峡谷对面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这时他们明白德国人为什么会让自己在那里设置如此小的一支警卫部队了——那巨大的建筑躺在那里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它处在人们最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并且由悬崖绝壁和河流保护着。
他们在松软的积雪中向下滑，一直滑到了谷底。随后，他们跨过了结着冰、覆盖着积雪的河道，完了又从另一边往上，向工厂那边爬去。
爬到一片平台上，出现了一条铁道。这是一条支线，看来很少使用。它一直通向厂院。他们希望德国人不至于在这里埋设地雷。风很大，夜很黑。探照灯一直没有打开。风暴吞食了他们所发出的所有声响。离韦莫克只有500码远了。时间已经到了午夜。前面有一座被雪覆盖的建筑物。他们躲在建筑物下吃了一点巧克力，等待岗哨换岗。他们分了两组，一组负责爆破，一组负责掩护。他们的武装精良：九个人中有五支冲锋枪，每个人有一支手枪、一把刀，还有足够的手榴弹。
他们等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岗哨终于换岗了。
他们发起了进攻。
掩护组冲在前面。他们切断了道路上的铁链条，并分散开来，进入事先计划好要占领的阵地——离德军兵营20码的地方。前面是作为兵营的木板房。他们向里面扫射，爆破组趁机向前移动。
工厂的第一道门是锁着的，但突击队员们知道一条电缆通道，他们可以钻入那条通道直接爬到那个重水设施前。两个人去寻找另外的入口，两个人则消失在电缆通道之中。
等在外面作掩护的小组好像是等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听到了第一声爆炸，但声音小得可怜。我们千里迢迢跑来，听到的，难道就是这样的小声音吗?
警卫慢吞吞地进行检查，而且出来探察的只有一个德国兵。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一个一个地推着可以下到工厂去的各道门。它们是锁着的。他又抬头向山上望了一下，看看是否是山上发生了雪崩，雪砸响了地雷。然后，他就缩到住处去了。
挪威人迅速地撤了出来。
警报还是响了起来。不过，当警报响起时，挪威人已经越过了谷底的河流。
行动是成功的。双方都没有伤亡。所有18座槽都被炸开了。将近半吨的重水泄入了下水道。
工厂修理需要几个星期，而修复后重新投入生产将需要一年的时间。
德国驻挪威占领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冯·福尔肯霍斯特称，这次韦莫克袭击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一次突击”。
此时，德国原子弹开发工程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但物理学家们的核研究还在进行。没有了重水，核研究的进度变得更慢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盟国破坏重水的第二次行动
英国人依然关注着挪威韦莫克的重水厂——它并没有被破坏得无法修复。1943年夏天，情报来源报告说，该厂已在4月间重新投入了生产。
1943年10月6日，当玻尔从斯德哥尔摩逃到苏格兰时，随身携带着海森堡画的试验性重水反应堆的图纸。
那年秋天，玻尔不只一次地在伦敦同安得逊爵士会面。安得逊对那张图纸十分看重。他自然还有另外的情报来源。他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再次袭击这座工厂。
纳粹已经大大加强了对韦莫克的安全保卫，因此，再派突击队去袭击是不现实的。英美两国的代表们在华盛顿讨论了这个问题。乔治·马歇尔根据代表门的报告，批准对工厂实施精确轰炸。
美国第八航空队的B—17轰炸机于11月16日黎明前从英国基地起飞，目标就是韦莫克。
为了减少挪威人的伤亡，按计划这些飞机将在上午11点30分到正午之间水电站午饭休息时扔下炸弹。机群没有遇到德国战斗机的阻挡。这些飞机在北海上空盘旋，消磨时间，等待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却惊动了德国高射炮。几架轰炸机飞越边境时被炮火击落。140架飞到了韦莫克上空，一共投下700多枚炸弹，每枚500磅。可是，没有一枚击中目标，只有4枚炸毁了发电站，2枚重创了供应氢气给高浓缩工厂的电解车间。这谈不上什么“精确轰炸”，但至少，工厂关闭停产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盟国破坏重水的第三次行动（1）
1944年初，德国决定将韦莫克工厂迁往国内，这样，工厂的设备要拆卸下来，运回德国。
挪威地下工作者把这一情报报告给了伦敦。安得逊对工厂本身不太在意，因为他知道德国可供这一工厂使用的水力发电量是有限的。但他对工厂里储存的重水很是关心。英国情报机关要求挪威地下工作者对设备的搬运情况继续加以监视。
2月9日，伦敦收到了从留坎地区发过来的短波电报，电报说，重水将在一两星期内在警卫保护下运往德国。
空降一支破坏小组已经来不及了。在留坎地区，除了无线电报务员外，挪威人克努特·霍克利德是这里惟一一个受过训练的突击队员。他已经在那里潜伏了一年，以便组织未来的军事行动。
现在，行动只能靠他一人了。他要寻找一些非专业人员来帮助他破坏这批重水。
霍克利德在晚间潜入留坎地区，秘密会见了韦莫克工厂的新任总工程师阿尔夫·拉森，拉森答应与他一起干。通过拉森，又联络上了负责这次运输的一位工程师。
这批重水浓缩度不等，从11％到976％，准备装在39只桶里，桶上贴上“钾碱液”的标记。
霍克利德和拉森对正在拆卸的韦莫克工厂实施袭击，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他们考虑，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在重水运输途中设法用某种方法进行袭击。他们和那位负责运输的工程师对旅途的各个阶段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装满重水的桶将用火车从留坎运到廷湖的源头，在那里把装有重水的车厢拖上渡船，渡船穿过廷湖，到达彼岸港口，再用火车把那节车厢运往德国。
炸火车是困难的，而且会造成重大伤亡，因为火车上会挤满挪威的乘客。
他们最后决定设法炸船，让它沉到1300英尺深的湖底去。船上虽然也有乘客，但比起火车来要少得多。负责运输的工程师说，他会通过他的影响，让重水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启运，因为那时渡船上的乘客通常最少。
可以肯定，炸船会使一些护运的德国警卫丧命，从而招致德军对廷湖地区挪威居民的严厉报复。霍克利德打电报向伦敦请示说，他的工程师同胞们怀疑这样做是否会得不偿失。
当日，英方复电表示不同意霍克利德的见解，电文说：所提问题已经过考虑。此间认为，破坏重水非常重要。望能在不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办成。祝工作成功，并致敬意。霍克利德制定了计划。
几个月前，英国人曾向挪威突击队空投了一些物资，包括一些塑料炸药棍。霍克利德把这些短而粗的棍子捆在一起，做成一个环形的炸药圈。他要靠它将船底炸开。
霍克利德花了不少时间坐下来计算炸开的洞应该有多大，才能使渡船很快沉没。
为了试验他的定时装置，霍克利德在留坎的一个山顶小屋里工作了一整夜。他安装了几个备用的引爆器，把定时器拨到傍晚时刻，然后躺下睡觉。装置按预定的时刻引爆。他急忙从床上跳下来，随手抓起一杆枪，下意识地堵住了门。
星期六，霍克利德和拉森悄悄溜到留坎。街上满是德国士兵和秘密警察。
午夜前，霍克利德和负责运输的工程师走到横跨曼河的桥上，观察他们的目标。将要装载重水的那辆车已在灯光的照明下开过来，上面有不少的警卫。火车预定第二天早上8点开启，渡船则预定于10点启航。
他们两个人从桥上溜到一条小街上。这里有一辆汽车。汽车是等待他们的。汽车是霍克利德偷偷借来的，讲好星期日上午还给车主。司机是临时找来的。他们去接拉森，准备在完成任务之后一起逃离挪威。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盟国破坏重水的第三次行动（2）
拉森刚刚参加了一个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人们陆续退席。拉森要从这里直接到接头的地点去。时间还早。有些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着，并没有立即离去的意思。拉森也拉住了一两个熟人闲聊着，以便消磨时间。席间，有一个小提琴手的演奏曾引起了阵阵掌声。现在，那个小提琴手向外走时被拉森身边另外一些人留住，像老朋友一样聊起来。
别的话拉森没有在意，但小提琴手的讲话中，“水利”号三字却引得拉森的心脏猛地动了一下。原来，有人问小提琴手是不是还有演出，小提琴手回答说，他明日就要回去了。他告诉发问的人，他回去所要乘坐的，就是“水利”号。“水利”号正是拉森他们准备炸沉的目标。
听到这话，拉森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转过身去，凑近小提琴手与他寒暄了一阵，称赞他的琴技如何如何高超，他自己如何如何被琴声所感动。谈话变得亲近了起来。拉森介绍了自己，并对小提琴手说，方才他听说他就要回去，这是十分令人伤心的，因为也许一去就一生再也听不到他的琴声了。拉森问小提琴手是不是喜欢滑雪？对方说在德国很少有滑雪的机会，因此，他还没有尝试过这项运动。不过，他说，可以想象，能够在雪中飞翔，那一定是很惬意的。拉森一听非常高兴，遂道：“那我建议阁下在这里多停一天，我陪阁下去试试— —那对我来说，就是三生之幸了。”
事情好像要出现什么转机。
但是，小提琴手亲切地谢绝了。他解释说，他十分愿意进一步结交一位新朋友，也真的愿意享受一下滑雪带来的快乐。只是，遗憾的是，他明天晚上在汉堡有一场演出，他不能失约。
事情既然如此，拉森就没有什么理由让小提琴手在留坎留下来了。
小提琴手表示了遗憾。拉森更是表示了遗憾。两个人分手了。
拉森赶到接头地点，与霍克利德他们会合。
他们在午夜后驾车抵达湖边。
他们携带着冲锋枪、手枪和手榴弹，在冰天雪地里匍匐前进，最后爬向渡船，没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船也被冻僵了，碰上什么什么发声。当他们匍匐到渡船码头边的桥上时，他们觉得，身下发出的响声好像一个连的士兵在列队前进。
霍克利德在船上进行勘察，其他两个人掩护。船上一片寂静，而寂静令霍克利德感到不安：是德国人居然在这整个运输路程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忘记了布置警卫，还是德国人已经掌握了他们行动的秘密，正在暗中监视，随时准备下手捕捉他们？
但霍克利德听到了船员房间里谈话的声音。他潜伏到升降口偷听那些讲话。从那些人的谈话中霍克利德知道，他们正在玩牌，而更多的人正在下面开晚会。这使霍克利德放了心，立即招另外的两个人走进三等舱。这里有一扇小门通向船底。
他们正想打开那扇小门，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他们急忙躲在身边的桌椅后面，隐蔽起来。是几名巡逻员。霍克利德等在门口站住了。
霍克利德思想敏捷，他判定“情况尴尬，但并不危险”。他拉着另外两个人站出来，并对巡逻员说，他们是在躲避盖世太保，要找个藏身之处。
当时，盖世太保名声之臭，从下面的情节可见一般：那些巡逻员马上给霍克利德他们指着甲板上的舱口，意思是让他们进入那个舱门去躲避。他们提着自己的袋子，溜走了。最后，他们到了甲板的下面开始工作。
霍克利德和拉森站在船的底板上，脚没在一英尺深的冷水中。他们得把带定时器的炸药绑在支撑船壳的钢骨上，给定时器按上四只电动引爆器，在塑料炸药圈上接上高速引线，把炸药包放在船底板上。这一项工作是最为危险的。麻烦还在于，他们的手都被冻僵了，变得不听使唤。
好在19磅高效炸药顺利放好了，定时器拨在10点45分。清晨4点他们做完了一切应当做的工作。
霍克利德、拉森和那位工程师溜出“水利”号，溜出渡口，上了来时乘的那辆汽车。拉森还挂念着那位忠于本职的小提琴手。
“水利”号载着53人准时启航。船在穿湖航行45分钟后，霍克利德安装的塑料炸药炸穿了船壳。船长并没有听到爆炸声，只是感觉了爆炸。尽管廷湖是一个内陆湖，船长却认为可能是遭到了鱼雷的袭击。
船头先往下沉。乘客和船员奋力挣扎，救生艇被放了下来。
货车和里面装的那39桶重水全被震散，滚下船去，像石头一样沉到了湖底。
乘客和船员淹死了26人。
那位小提琴手的命运如何？
从高处跳进了一个救生艇，身上竟然滴水未沾。他连自己的职业工具——小提琴都没有损失——当小提琴盒子漂过来的时候，有位好心人替他把它捞了上来。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逃出法西斯魔爪
丹麦独特的“安宁”随着欧洲战局的剧变而结束。法西斯重新占领丹麦。玻尔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地下组织帮玻尔逃离了虎口。
一、丹麦的“安宁”局面结束，玻尔逃出魔爪丹麦的“安宁”没有维持多久，占领的负担在日益加重，战局对轴心国越来越不利，抵抗运动，罢工、破坏事件逐渐增加。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丹麦人。紧接着，夏天，7月25日墨索里尼的辞职和被捕以及即将到来的意大利的投降，又使斗争着的丹麦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反对占领军的火焰越烧越旺。8月28日，纳粹驻丹麦全权大使卡尔·鲁道夫·维尔纳·贝斯特博土，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向丹麦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禁止罢工和集会并且实行宵禁，禁止携带武器，由德国人来检查新闻，以及对隐藏武器和进行破坏者处以死刑。丹麦政府把拒绝德国最后通牒的决定呈送国王，国王批准，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传给德国。在此情况之下，8月29日德军重新占领哥本哈根，丹麦军队的武装被解除，王宫被封锁，国王被拘禁。
受到占领军迫害的首先是丹麦的犹太人，过去，这些人之被豁免于“最后解决”办法之外已使希特勒火冒三丈。现在，希特勒可以痛痛快快地出手了。8月29日，纳粹首先逮捕了几名犹太知名人物。玻尔的名字原在这批人员之列，但纳粹不得不顾及后果。玻尔这个名字太响亮了。他们于是把对玻尔的逮捕，放在下一次普遍逮捕中实施，以便使行动不那么显眼。
9月初，玻尔从瑞典驻哥本哈根大使那里获悉，他研究所的流亡同事们列入了逮捕名单。玻尔通过霍尔上校帮助流亡者到达瑞典。地下工作者弄到一条船，难民们一起挤在那条划艇里偷偷渡过了厄勒森德海峡。这批精疲力竭的人们经历了9个小时的风暴才登上了瑞典的海岸。
不久该轮到玻尔了。玻尔将于数日内被捕，瑞典大使9月28日把这个消息通知了玻尔。玛格丽特·玻尔的弟弟次日清晨也传过话来，说一个在哥本哈根盖世太保办公室工作的反纳粹德国女同胞曾见到柏林来的授权逮捕和驱逐尼尔斯、哈拉尔德兄弟的命令。
玛格丽特后来回忆说：“我们必须在当天离开，让孩子们稍后跟着走。许多人都在帮忙。朋友们安排了一条船，我们被告知可以带一只小包儿。”
9月29日傍晚，玻尔夫妇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了。他们按平日的路线走了一段之后，拐弯，到了一所靠海的郊区花园。进入公园之后，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躲在管花园人的一间小屋里。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约定好了的时间离开小屋，走向海滩。一艘摩托艇正在那里等着。摩托艇把他们载到了一条渔船上。他们穿越布雷区和德国人的巡逻区，在月光下渡过了厄勒森德海峡，并在靠近马尔默的林汉姆登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逃亡途中玻尔为解救国内的
犹太同胞而奔波玻尔在离开荣誉宫前最后一分钟得知，纳粹计划在第二天晚上把所有的丹麦犹太人都抓起来，并把他们押解到德国去。他把妻子留在瑞典南部等待儿子们渡海过来，自己则赶到斯德哥尔摩去找他认识的瑞典政府官员，向瑞典政府呼吁求援。瑞典政府采取了行动，与德国方面进行了交涉。德国人否认他们有任何搜捕的计划。
事实上当玻尔通过瑞典官方进行交涉的时候，德国人已按照计划行事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像原来预计的那样获得“完全的成功”。
丹麦人事先都得到警讯，自发地把他们的犹太公民藏了起来。德国人在那次行动中，只抓到284名年纪较大的住在养老院的犹太人。其余7000名犹太人暂时是安全的。
玻尔于9月30日会见瑞典副外长，恳求瑞典公布它给德国外交部的抗议照会。他认为，公布这个抗议照会会使潜在的受害人警觉起来，发出瑞典表示同情的信号，并给纳粹施加压力要它放弃这个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