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外长告诉玻尔，瑞典已经向德国发出了这样的照会，但它只能是外交途径之内的。玻尔于是又找到瑞典外长。但是，仍未能使照会公布。这样，玻尔决定另开蹊径。这位丹麦诺贝尔奖获得者找到了丹麦国王克里斯琴十世的妹妹英盖博格公主，并表示希望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玻尔还接触了丹麦大使和有影响的瑞典学术界同事。
这样，玻尔最终实现了同瑞典国王的一次带有关键意义的会面：
接见在30日下午进行。玻尔提出，由于同盟国的胜利，情况发生了有利于反轴心国同盟国的改变，而相应的，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责任也在增加。在此情况之下，他建议瑞典政府把为丹麦犹太人承担责任的承诺公布于世。国王答应立即同外交部长商谈，但他强调实施这一计划存在巨大的困难。
困难被克服了。10月2日晚，瑞典广播电台广播了瑞典的抗议，并且报道说，瑞典准备为受害者提供庇护。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努力收到了实效
玻尔所要的，就是为自己受难的犹太同胞开辟一条逃难的路径，这一广播指明了这样的途径。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在瑞同典海岸警卫队的积极帮助下，有7220名犹太人渡海，安抵瑞典。
有一个难民讲了他在躲藏的地方听到瑞典的广播后产生逃走念头的经过。他的故事是典型的：“在牧师家里我听到了瑞典电台广播，我觉得自己有了一条生路。”
尼尔斯·玻尔以公开性原则的名义进行个人干预——这种原则就是对于罪恶和错误都要公之于众，对拯救丹麦犹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斯德哥尔摩充斥着德国特务，人们担心玻尔会被暗杀。就在这时，彻韦尔勋爵来了电报，邀请玻尔到英国去。玻尔立即接受了。玻尔的儿子奥格·玻尔赶到了，当时他只有21岁，是一个有希望的年轻物理学家。他准备随父亲去英国，玛格丽特·玻尔和其他的孩子们则留在瑞典。
这时，一架英国飞机正停在瑞典的机场。这是一架非武装的双引擎“蚊式”轰炸机。它这次来斯德哥尔摩是运送外交邮袋的。这种轻而快的飞机可以飞得很高，以避开挪威西海岸的德国高炮群。
这架蚊式机经过了改装：炸弹舱成了客舱，只是仅仅可以容纳一个乘客。
经商定，玻尔将乘这架飞机飞往伦敦。奥格·玻尔则留下以后再走。
四、空中“悲剧”
10月6日玻尔穿上飞行服，身上系好降落伞，登上了飞机。驾驶员还给了他一顶飞行头盔，上面带有一副耳机，用它可以同驾驶舱通话，以便接受指令，其中包括，必要时，从哪里可以接通氧气。玻尔还拿到了一根曳光棒，如遇攻击，驾驶员会打开炸弹舱，那样的话，玻尔就会降落到寒冷的北海里。曳光棒有助于自己被发现，获得营救，如果他还幸存的话。
蚊式飞机起飞后，很快爬高，并达到它所需的高度。有必要使用氧气面具了。驾驶员通过机内电话告诉自己的乘客如何打开机关，接受氧气供应。但是，玻尔的那颗头颅过大了，那顶带耳机的头盔不适合这样的一个脑袋。悲剧发生了，玻尔因此没有听到命令。事过不久，由于缺氧玻尔就晕了过去。驾驶员没有听到回答，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所以一飞过挪威就降低高度，在北海上空低飞。终于到了目的地。飞机在苏格兰着陆时，玻尔已经清醒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到达英国
查德威克正在机场等候他。
玻尔，这位58岁的核泰斗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一下飞机就从查德威克那里知道了查德威克他们正在搞的事。
奥格在一星期后到达，父子二人游览了英国，了解了代号为“管合金”计划的原子弹开发计划的发展情况，视察了一座试验性的小型气体扩散厂。
不久，玻尔便有了再一次去美国的使命。这一次使命与原子弹开发有关，但主要不在核科学的领域以内。第二十九章 玻尔第二次访美的特殊使命
原子弹眼看就要制造出来。美国争分夺秒研制原子弹，原是为了对付法西斯德国，一定抢在他们前面造出原子弹。现在，这种威胁因素越来越小。许多迹象表明，德国不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前把原子弹造出来。这样，美国科学家原子弹的制造工作就失去了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玻尔来到了美国。上次，玻尔来带来了核裂变的信息，从而激发了美国科学家核研究的热情，大大推动了美国的核研究事业的发展。这次，他又带来了新东西：原子弹的革命性。他设法用原子弹的生产来消灭原子弹，至少消除将来原子弹用于战争的危险。他这一理念在美国科学界乃至政界，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弗里希加入了英国国籍
1943年的11月，詹姆斯·查德威克专门到利物浦找到了奥托·弗里希，问他：“你愿不愿意去美国工作一段？”
美国是令人向往的。对弗里希来说，查德威克一把问题提出，他就意识到了这次旅行的特殊意义。他高兴地答应下来。
查德威克听后道：“那你得先成为英国公民才成。”
这引起了弗里希的思索。
他不是为要不要加入英国国籍而在费思量。加入英国国籍，成为一个英国公民，这也是他所向往的。尤其在打仗期间，在英国举国团结一致、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抗击法西斯的背景下，他为成为一名光荣的英国人而感到骄傲。
他想到了别的，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好好的一个国家却被一只魔爪抓住，那个魔爪把它放置在了一只迅速膨胀着的怪鸟的卵翼之下。他，弗里希，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他弗里希，曾看着那只怪鸟的迅速膨胀，因为他曾一度在膨胀前的大鸟的保护之下。随后，他被赶了出来，不但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而且也失去了一个栖身之地。他成了一个流亡者。到了英国之后，他并没有获得自由。英国在打仗。他弗里希来自敌国。许多事情他不能干，许多话他不能听，许多话他也不能说。他弗里希成了一个异己。作为一个科学家，这是最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周围都是自己的同事，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与同事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只能做那些被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别人的工作不能过问，不能打听，不能共同承担朋友们的忧愁，也不能分享朋友们的快乐。与同行近在咫尺，实际上中间却隔着千山万水……
所有这一切灾难，就是由于出了一个希特勒！就是由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他感慨万千，眼里噙着泪水。
查德威克还在等着他的回答。
他回答了：“我同意，非常同意。另外，对你，查德威克，朋友，我表示感谢……”
他紧紧地握住了查德威克的手。
此时此刻，查德威克完全能够体会弗里希的复杂心情。
事情就这样定了。
原来，当年的8月，英美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会晤达成原子弹共享的协议，英方组成这个核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去，就是落实这一协议。
弗里希成了这个代表团的一员。
查德威克告诉弗里希：“把所有要带的东西装在一只箱子里，坐夜车到伦敦。”
就是说，只允许带一只箱子。弗里希照办了。2弗里希登上了“安第斯”号
在伦敦，弗里希只呆了一天。他和其他申请加入英国国籍的移民科学家一起，跑了有关机关，办理入籍手续，宣誓向英王效忠，领取护照，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整整忙了一天，然后又赶回利物浦。次日清早，他们乘上了开往美国的“安第斯”号豪华客轮。
带队的是帝国化学公司的华莱士·埃克斯。查德威克是副领队。
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从集中住的旅馆到码头自然需要乘车前往。但为代表团备好的车子偏偏在当日的空袭中被全部炸毁。临时到哪里去弄车辆来送他们？查德威克能够发现中子、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可弄辆车子却毫无办法，因此急得团团转。华莱士·埃克斯只好把重担挑起来。他到底是开公司的，最终，他把难题解决了。他弄到一辆丧葬用的黑色面包车来送人。如果另外的一辆拉行李的车子不是灵车的话，人们未必能够看出那辆豪华的黑色车子是一辆丧葬车。可惜，它是灵车。华莱士·埃克斯本想搞到一辆别的车来运送行李，以掩盖那辆丧葬车的真实身份，但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时间不等人哪！他只好要大家“将就”了。
“安第斯”号上没有多少乘客，弗里希一个人就占了一间拥有八个床位的客舱。
“安第斯”号没有军舰护航。轮船取“S”路线前进，躲避敌人潜水艇的袭击。3代表团到达美国
“安第斯”号在纽波特纽斯进港，代表团上了岸，改乘火车去里士满。
一下船，代表团就置于格罗夫斯派来的保安的保护之下。
美国也在打仗，但给代表团成员突出的感受，一是安全，二是豪华。在伦敦、在利物浦，在英国的所有地方，人们一直是“身临其境”——战争之境。来去匆匆，必须随时准备进入防空洞，提心吊胆……这里全然不见那种景象，全然没有那种气氛。人们照旧坐在咖啡店里悠哉悠哉品尝着咖啡的浓香，照旧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遛狗……光亮最为刺激，在全英国，为了对付空袭而实行着灯火管制，在这里，霓虹灯却在整个市区闪烁，灯红酒绿，流光溢彩。橙黄橙黄的橘子像金字塔般堆着，奶酪在柜台中摆成了长龙……
代表团成员们的精神个个自然松弛了下来。
他们在华盛顿进一步领略了这种安全和豪华。只是，从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拧紧工作之弦。格罗夫斯派人给他们上了保密课。
接着，他们分做两批，一批去了纽约，一批被送往洛斯阿拉莫斯。
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的有詹姆斯·查德威克和奥托·弗里希等，共有五人。
和风习习，阳光明媚。越过层层由铁丝网缠绕的栅墙，车子向一幢“T”型的小楼驶去。远远的，英国人就看到一群人等候在那里，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嘴里叼着一只很大的烟斗，头发像军人那样，剪得很短。
车子停在那群人前，大家下了车。就听那个叼烟斗的人说：“欢迎大家来洛斯阿拉莫斯，请问尊姓大名……”说着，他与詹姆斯·查德威克和奥托·弗里希拥抱在了一起。
三个人亲昵地呼着对方的名字：
“詹姆斯……”
“奥托……”
“罗伯特……”
他们在英国时是老朋友，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也在“安第斯”号上
代表团乘坐的“安第斯”号，不要军舰护航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是为了安全。由于海军兵力不足，许多客轮已不再由军舰护航。而德国的海军力量也是不足的。这迫使他们在海洋里不得不对进攻的目标有所选择。武装舰艇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货船。客轮他们一般是不理睬的。费很大的劲，打掉一艘客轮，死几百人，还受到谴责，不合算。在此情况之下，如果对一只客轮进行护航，那就无异于向敌人表明它十分重要，从而反会招致危险。
另外一项措施就是严格地保密，客轮上的特殊乘客的行踪不能被人知晓。
对“安第斯”号的航行做精心安排，固然考虑到了华莱士·埃克斯的代表团的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或者英国当局思想上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安第斯”号上还有两名乘客，他们就是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儿子奥格·玻尔。
此时，尼尔斯·玻尔担任了英国“管道合金局”——原来的“莫德”委员会又改成了现名——的顾问，奥格·玻尔则被聘为初级科学官员。
他们负有使命访美，任务与华莱士·埃克斯的那个代表团无关。
到达后，格罗夫斯的保安人员在码头迎接了他们，并给他们起了假名字，尼尔斯·玻尔称尼古拉斯·贝克，奥格·玻尔则称詹姆斯·贝克，然后赶忙送他们去了旅馆，次日，就把他们送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1）
与奥本海默等一起研究“海森堡图纸”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奥本海默与玻尔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第一件工作是讨论海森堡的那张重水反应堆的草图。玻尔以前曾向美国方面透露过这张图。
1943年的最后一天，奥本海默召集专家们开会，听取大家对这个反应堆的看法。
贝蒂在战后回忆说，“那是一张反应堆的图，但当我们看到它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德国人简直疯了——他们是不是想把这个反应堆扔到伦敦去?”
我们记得，当玻尔得到这张图纸时，自己也曾有这种想法。
贝蒂和特勒的见解是，这种铀重水反应堆的爆炸“比相同质量的梯恩梯炸药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许更少，但肯定不会更多”。
如果海森堡的图纸告诉了这些物理学家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应当使他们明白，德国人在原子弹开发方面的工作比美国和英国落后得多。图上画的是铀片，而不是铀块。
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这只是意味着，德国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真正目的掩盖了起来，哪怕对象是像玻尔、奥本海默、费米、劳伦斯这样一批聪明的科学家。
我们还记得，前一段，当玻尔刚刚得到这张图纸的时候，这种见解曾一时占据了上风。
对图纸难以形成一致的见解。这已无关紧要。美国的核能制造机器已经快速地转动了起来，尽管开动这架机器的科学家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但它的轴承是不太容易受到麻痹而减速的。2玻尔开始履行使命
奥本海默很高兴。玻尔的到来对大家肯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战后奥本海默告诉一批科学家说：“玻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得很出色。他对技术表现出非常活跃的兴趣……但我认为对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他的真正作用并不在技术方面。”
第二次访美时的尼尔斯·玻尔那在什么方面呢？
奥本海默这次战后讲话，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文本，两种文本同样反映了奥本海默所记得的他自己在1944年时的思想状态，但在叙述方面有些差异。在未经审订的记录文本中，有他讲的这样的话：“玻尔的到来，使这个看上去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似乎有了希望。”在经过审订的记录文本里这句话变成了这样：“当许多人都心怀疑虑的时候，他的到来使这项事业似乎有了希望。”
马力开得足足的，资金投入大大的，一般说，科学家们的热情很高，奥本海默却说了这样的话：由于玻尔的到来，他们的事业才有了希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本海默记录了玻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写道：玻尔以轻蔑的口吻提到希特勒，说他只有几百辆坦克和飞机，却企图奴役欧洲1000年。他说，这一类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他自己非常希望结局是良好的，而且他所看到的科学家中的客观性和合作精神将会在这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相信他说的这一切。关键是这句话：“他说，这一类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奥地利移民、核物理理论家维克托·韦斯考普夫对当时的情景也有一段回忆：在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干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科学家所能面临的最值得怀疑、最成问题的事。当时我们热爱的物理学被推入现实的最残酷部分，而对此，我们只能忍受。我可以说，我们——至少大部分人—— 都很年轻，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玻尔却突然在洛斯阿拉莫斯出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切可怕的事的意义，因为玻尔一来，就不仅参与了我们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我们的讨论。每个巨大和深刻的困难本身都包含着它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我们是从他那里学到的。维克托·韦斯考普夫的这段话道破了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大家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大家把铀研究仅仅当作一项科学事业进行着。后来，战争来临，铀研究的政治性突出起来。科学界普遍遵守的规矩发生了变化。独立的科研变为政府干预，公开原则被保密纪律所取代，相互交流让位于分隔化。赶在德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几乎成为每个科学家的行动准则。一切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事业接近了成功。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自己搞的这种玩意儿是要杀人的，而且要杀死几十万、几百万。大家还渐渐听到，德国其实搞不出什么原子弹。那么，大家辛辛苦苦搞这个东西为了对付谁呢？
所以，连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在那时的讲话中都用了“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而官方把这句话改掉，也是自然的。
这就是当时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玻尔的到来，帮助大家消除了这种疑虑。他的到来向大家说明，原子弹有搞下去的价值，科学家们的劳动不是在积累罪恶，而是在积累善德。要不，他就不会来了。
那么，这种善德指的是什么呢？
也许，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见到玻尔的极少数几位科学家知道指的是什么。
齐拉特算是一个。他讲了一段话，那段话中，就有玻尔思想的影子：如果在公众了解到原子弹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之前就实现了和平，那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和平……假定今后几年里还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原子弹……这项武器的威力将如此强大，以致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会有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缔结成解散不了的政治同盟……除非在这次大战中实际使用了高效率的原子弹，而且它的破坏力已经深入人心，否则很难实现这种政治行动。明明白白地理解玻尔的意思的，当属奥本海默。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并不需要玻尔帮助制造一颗原子弹。” 奥本海默接着说，玻尔来美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一直高悬着的一个目标。他离开了老婆孩子和工作，孤零零地来到美国，同他曾在黑暗的年代匆匆去斯德哥尔摩见国王所做的事是一样的：做见证，澄清问题，争取改变，最后进行拯救。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2）
上一次他来美国，带来的是裂变的信息。这一次，他给人们带来的是关于原子弹的互补性的理念。
据奥本海默说，玻尔的这个理念给人的启示，与听到卢瑟福发现原子核后的启示是相同的。
奥本海默的理解是准确的。
在伦敦，在洛斯阿拉莫斯，玻尔一直在努力，他要找出原子弹的革命性后果。他找到了。现在，他想把自己的理念告诉可能对此采取行动的国家首脑，首先是告诉罗斯福和丘吉尔。3与法兰克福特的约定
1943年12月间，在他首次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他和奥格住在华盛顿的丹麦大使馆。在一次小型招待会上，他再次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这位法官身材矮小、聪明、生气勃勃，他出生于维也纳，是个好争论的、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自然已经是美国人，是个热情的爱国者，罗斯福的密友，也是总统的长期顾问之一。
1933年，在英国，玻尔为救援学术界移民事项曾经见过他，两个人建立了友谊。1939年玻尔访问华盛顿时，法兰克福特刚提升到最高法院，现在，他们又重叙旧情。
在那次招待会上，两人没有机会谈很多的话，法兰克福特离开时，邀请玻尔确定时间到最高法院去，与他共进午餐。这使玻尔意识到自己的这位朋友将有话要讲。
1944年2月中旬，玻尔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华盛顿，他和法兰克福特如约共进午餐。他们先是山南海北，丹麦的近况，战争的可能进程，英国帝国的状况……德国的必败……法兰克福特以为玻尔会向他吐露一些有关这次访美的目的，从而把话引到主题上去，可没有。
这样，只好由他先来起个头了。
尽管是躲躲闪闪的，法兰克福特说，他曾听说过一个他称之为“X”的计划。他向玻尔解释说，这是他从“某些著名的美国科学家”那里听到的。
其实，这法兰克福特没有讲真话。实际情况是，一个曾经在劳伦斯手下工作的年轻科学家，由于与工程承包商杜邦公司闹矛盾，曾打通门路，找到法兰克福特和罗斯福夫人，向他们控诉了这家公司。这样，法兰克福特便从他那里了解到存在着一个X计划，对这个计划的意义，连听带猜，也便略知一二。法兰克福特知道玻尔的研究领域，他猜想玻尔访美肯定与X计划有关。法兰克福特盘算着，如果猜对了，玻尔教授真正参与此事，玻尔就会看出他对这个计划是知晓的。
玻尔听了法兰克福特讲后，摸不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对法兰克福特也就含含糊糊、闪烁其词地应付。但不久，两个人就都明白了。他们俩都如此长期和如此深刻地受到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又如此深深地参与共同的事业，怎能丝毫不向对方透露一点真情来讨论讨论X计划的含义呢？
就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一举清除了中间存在着的微弱障碍。
于是，玻尔向法兰克福特表示，他深信“X计划”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的福利之一，或者，可能成为最大的灾难。
玻尔所讲的“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福利之一”，指的就是他的“原子弹的革命性”。
讲到这里，法兰克福特说，他了解罗斯福总统，深信总统会很赞成玻尔的想法。
这样，玻尔最终找到了他的一个传话人。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罗斯福（1）
月的某一天的晚上，白宫总统办公室灯火通明。罗斯福与法兰克福特已经谈了将近半小时。
法兰克福特坐在沙发上，罗斯福的轮椅就在他的对面。
罗斯福面色凝重，他道：“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片云——整个这件事使我忧虑得要死……”
法兰克福特：“总统……”法兰克福特一般不称“总统先生”，而直呼“总统”。
罗斯福没有让法兰克福特讲下去：“这片云对我来说颜色过于深重了，而且它连着整个世界，挥之不去，扯之难动……”
法兰克福特被打断了一次，这次打算静静地听，任罗斯福讲下去。
罗斯福：“从这片云掉下来，而且离我越来越近，我便考虑到，总统这个宝座不是好坐的。当初，1939年，好像是11月，萨克斯到这里来，给了我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萨克斯给我上课，讲了原子问题。在那之前，我只晓得原子是物质的最小颗粒，是不能再分的。可萨克斯突然说：在科学界，那已经是老掉了牙的知识。当时人们的认识是，它不但可分，而且已经分出了不止一个更小的微粒。它不但可分，而且在分裂的过程中能够放出大量的能量——了不得，萨克斯那时说，用重金属做成的一颗炸弹，只有拳头那么大，就可能炸平一座城市。现在，这方面的报告多了起来，那样的炸弹已经有了一个轮廓。科学家们真是能干，那个奥本海默真能干，还听说有一位将军，叫什么……格罗夫斯，很霸道，可很能干，才四年的光景啊……”
罗斯福停了下来。法兰克福特依然不想立即讲话，以便让罗斯福把他的话讲完整。
半天，罗斯福又道：“当总统难在哪里呢？他除了考虑平常的事物之外，还得思考原子弹。法兰克福特，我们在打仗。人们告诉我，那是件武器。法兰克福特，对武器，我们自认是懂得的。在我当总统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飞机、大炮、潜艇，等等，而且它们已经被普遍使用。用多少，杀多少人，一般无须总统来过问。在我任职期间，人们发明了雷达，新玩意儿，但使用起来也无须总统来批准。就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譬如密集轰炸，人们希望总统过问过问，而总统表示意见，下命令，难处也不应该很大。可，原子弹就不同了。法兰克福特，你知道吗？对它的知识了解得越多，思索起来越发让人焦虑……它被成功制造的消息向这里传得越多，思索起来越发让人焦虑……它要杀死一个城市的人哪！毫无疑问，动用这样的武器，一定要得到总统的批准。这就是令人焦虑的根源。批不批准使用它？人们一定会说，这关系到美国士兵的生死—— 用了它，我们就会减少伤亡……当初，我呼应爱因斯坦的请求。当初，我批准了布什的曼哈顿工程。这一切完全为的是抢在纳粹的前面，但抢在前面干什么？是不是抢在前面用它？应该说，思想并不明确。现在，有情报说，纳粹并没有真的搞什么原子弹，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比我们落后得多，他们不太可能在我们前面搞出一颗原子弹。这就费思量了，花十几亿、二十亿美元搞原子弹，到头来不使用，将军们肯定不干。可使用它对着谁呢？对着一个城市的几十万老百姓？想来令人毛骨悚然……法兰克福特，怎么办？”
罗斯福停下来。等了半天，他不再说话了。这时，法兰克福特道：“总统，也许，您说的那片云，在玻尔那里颜色浅些……”
罗斯福盯着法兰克福特。法兰克福特补充道：“我觉得，要挥它，要扯它，他会有点办法……”
罗斯福：“这是我所希望的……我要见他！”
罗斯福见了玻尔。会见时，主要是罗斯福听取玻尔的讲解。玻尔自然着重解释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双重性的观念。罗斯福听得很认真。最后，他也听明白了。他觉得玻尔谈得很有启发性。如果按照玻尔的办法办，真的显示了玻尔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讲了的“原子弹的革命性”。
只是，罗斯福有一个错觉，认为玻尔是负有使命的，而且，他的脑子里形成的概念一直是，玻尔的使命担子是丘吉尔放在他的肩上的。或者是这样：丘吉尔周围的英国政治家们是在利用玻尔向他转达这样一种信息，关于战时和战后安排，丘吉尔本人还没有最后决定承担什么义务，仅仅有些想法。他们要通过玻尔来向美国进行试探。这样，罗斯福做了一个欠妥的决定，他表示：这件事将由丘吉尔首相和他本人寻找最好的办法加以解决，以造福于全人类。他衷心欢迎首相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任何建议。
这就等于告诉玻尔，让玻尔把他的意愿带回英国去。
会见使罗斯福的精神轻松了许多。他觉得，他讲的那片云，极有可能可以被扯动，被除去了。
实际上，玻尔的使命重担不是丘吉尔放在他的肩上的。把重担放在玻尔肩上的，是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密友约翰·安得逊爵士。爵士是玻尔的朋友，他了解玻尔，也了解玻尔的有关原子弹双重性的思想，并且认识到这个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极端重要。他知道，现在，原子弹的钥匙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因此，要实现玻尔所说的原子弹的革命性，美国人需要走出第一步。这样，他积极鼓励并推动实现了玻尔的美国之行。
玻尔对罗斯福的表示也做了错误理解。也认为罗斯福的见解与自己不谋而合。“这件事”的处理，罗斯福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罗斯福希望把他的意愿让玻尔带到英国去，取得丘吉尔的同意。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罗斯福（2）
在那时和以后的时间里，玻尔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他的主张是：在第一枚原子弹快要造成之前，就必须迅速地、正式地、诚恳地向苏联通报，说美英正在执行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从而给苏联一种信任感。而给予这种信任感的目的，是导致战后军备控制的谈判，并使谈判取得成功，达成军控协议。如果不这样做，让苏联自己去发现这个情报，然后美国造出了原子弹并把它掷出去，那么，就势必形成到战争结束后用英美核垄断去对付苏联的局面。而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一场可怕的核军备竞赛。
与此相适应，玻尔还强调公开性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凭空相信另一个国家的空话。每个国家都想亲自看到另一个国家确实没有在秘密制造原子弹。这就意味着，世界必须开放。
防止秘密准备的竞赛，需要对工业包括军事准备做出有关交换情况和开放的让步。而这种让步做起来是艰难的，因此，需要掌握原子弹这一武器的国家采取主动。因为打开大门的钥匙握在他们的手里。
事实上，没有开放的世界就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原子能。
因此，作为一项原则，凡是可能威胁到世界安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向世界公开。
公开性可以取得比制止军备竞赛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玻尔对原子弹互补性的启示，应该是当代最根本的国际政治问题。就那时来说，它比起其他任何国际政治问题解决起来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换句话说，那时任何的国际政治问题，都是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错综复杂的形势有用局部问题掩盖这个大问题的危险。
原子弹既是机会又是威胁，而且将永远如此。这是一个特别的、充满矛盾的希望。然而在原子弹部署之后，政治情况必然会和部署前根本不同。
我们还记得，前不久，当玻尔到达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就已经抓住了这个基本点，并对奥本海默的同事们说，像希特勒那样企图奴役欧洲的事，今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奥本海默立即明白了玻尔的意思，于是对他的同事说：“玻尔明白，如果我们的开发成功的话，它将对战争的整个形势，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也就是世界格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看来，科学家们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并列出了处理事件的轻重缓急的顺序。
某些政治家似乎也看到了这一层。
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如此看问题呢？
1944年3月底，按照玻尔的理解，自己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授权，要去向英国首相传话。
法兰克福特听了玻尔介绍的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后深受鼓舞，他认为事情的发展十分重要，因此，认为玻尔应当立即回到伦敦去。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丘吉尔（1）
在丘吉尔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玻尔见了这位首相
当年的4月初，玻尔父子再次横越大西洋。这次乘坐的是军用飞机。
玻尔要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完成自己的使命呢？
实际上，约翰·安得逊爵士已经开始了行动。他赞同玻尔的意见，看到战后核武器可能在国际上扩散，认为取代恶性军备竞赛的惟一出路是达成国际协议。因此，他曾向首相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向俄国明白地通报，我们期望在一定时期拥有这个毁灭性的武器，并……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合作，准备一项国际控制的计划。”
结果是什么呢？
丘吉尔在约翰·安得逊爵士的书面建议中 “合作”二字上划了一个大圆圈，并挥动手中的鹅翎笔把那个圆圈拉出到边角上，疾速地写了两个大字：“决不！”
玻尔就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见这位被称作“怒吼的雄狮”的首相了。
玻尔到达后，安得逊爵士再次写信给丘吉尔，把同样的论点又重复了一遍，但补充说，他现在认为罗斯福正在注意这个问题，并欢迎讨论。这位顽强的爵士甚至随信提供了一份代丘吉尔起草的发给罗斯福表示可以交换意见的电报草稿。
顽强的爵士遇上了更为顽强的雄狮。丘吉尔就在爵士的那份电报稿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不认为有必要发任何这类电报，我也不愿意看到扩大得悉此事的人的圈子的任何尝试！”
那硕大的歪歪扭扭的字迹，把爵士电报稿一半的文字都压住了。
丘吉尔根本就不想见玻尔。这位丹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了好几个星期，脚跟都等得有些凉了。2玻尔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函
就在玻尔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事情有了新的变数。玻尔收到了苏联人的一封来信。信是玻尔一家逃离丹麦后不久写给玻尔的，原来发到了斯德哥尔摩，现在从斯德哥尔摩到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
玻尔觉得，战时取这样的信应该事先向“管道合金局”负责安全的官员打招呼。玻尔这样做了。然后，他到苏联大使馆去取这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兹奉告先生知晓，欢迎先生到苏联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先生和先生的家庭有一安身之处。现在，我们已具备从事科学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信是他的俄国朋友彼得·卡皮查写来的。
之后，他又向“管道合金局”报告了信的内容。
这事已足以表明，苏联至少已嗅到关于原子弹计划的迹象，可能正在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做玻尔主张做的那件事，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3会见
5月16日，玻尔怀着这一迫切感终于被通知可以到唐宁街10号去见首相了。
丘吉尔的科学顾问彻韦尔被安排陪同这次会见。
玻尔这是第一次见到首相。进入办公室后他就发现了一个面色凝重的丘吉尔。丘吉尔嘴里叼着他的烟斗，正在低头看一个文件。他头都没抬地做了一个让客人坐下的手势，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文件。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才把脑袋转过来，看了玻尔一眼。结果，他的目光立即转向了彻韦尔，并且，那目光立即毫不掩饰地转换成了责备的眼神儿。原来，他注意到了玻尔的一头散发。他心里在责骂彻韦尔：瞧你，给我弄来了这样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在他的观念里，世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最好也像他那样，头发没有几根才合乎标准。
他没有讲“欢迎先生”或“荣幸地见到先生”之类的客套话。他也不打算首先打破沉寞。
玻尔见此光景便先开了口：“首相先生，我见您……”
丘吉尔这时又抢话：“我知道您想讲什么！您那个革命性我领略了。可在我的观念里，原子弹的革命性只有用来对付纳粹时才好表现出来…… ”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万艘战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场面，出现了盟国千军万马登陆的场面，出现了德国军队节节败退的场面。
“可是，现在，用不着在希特勒面前让原子弹显示它的革命性了。”丘吉尔讲了这样一句话。在场的彻韦尔知道丘吉尔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他参与了即将实施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的制定。
玻尔也了解了丘吉尔这句话的含义，但根据并不一样。玻尔明白丘吉尔那话的含义，是因为他知道，鉴于德国原子弹开发的现有水平，他们肯定不会像原来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抢在盟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而玻尔相信，纳粹垮台已经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盟国不可能对德国使用原子弹。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丘吉尔（2）
丘吉尔还在继续说着，他道：“至于未来，原子弹的那种革命性，倒会在俄国人身上表现出来——让它表现得越淋漓尽致，那就越好！”
玻尔听出了弦外之音。他道：“首相先生，我想说明的是……”
丘吉尔又打断了他。
“您想说明的那个问题我知道——我刚才讲了。而它，” 丘吉尔用拇指掐住了小手指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先生，您必须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比它重要得多的其他问题。”
这时，玻尔又要讲话。丘吉尔制止了他，自己继续道：“我听说，您执意要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和进度告诉俄国人。对此，我还是那句话：决不！听说您对原子弹这种东西的出现有想法，对战后世界可能陷入的状态很是担忧。对此，我告诉您我的看法：这个新炸弹无非是将比我们现在的炸弹大，这并不含有与原来的战争原有原则的任何差别。至于说到战后的问题，先生，我告诉您，在我和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友好地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玻尔被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