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政治家表演了——他们粉墨登场。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总统被告知原子弹的事
继任的是副总统杜鲁门。内阁不太了解这位新总统。这位新总统也不太了解内阁。很多事情得从头讲起。
老总统逝世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两个人把原子弹的事告诉了这位新总统。
第一个人是史汀生，那位身材笔直、白发苍苍、气度不凡的陆军部长。罗斯福逝世后那天晚上杜鲁门宣誓就职以后，召开了一次简短的内阁会议。散会后，史汀生就向总统讲了有关原子弹的事。
史汀生告诉杜鲁门，有一项重大计划正在进行之中。这项计划预期将制造出一种新的、具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爆炸物。
这就是当时史汀生向新总统讲的全部内容。
语言如此简短、概括，让新总统不得要领。
杜鲁门自从战时在参议院工作、担任“调查国防计划委员会”主席以来就知道有一个“曼哈顿计划”。当时，他曾经试图向陆军部长查询这项代价昂贵的秘密计划，但遭到了拒绝。史汀生只讲了一句话：“无可奉告。”
当时，就这么一句话，就使这位负有监视责任而又顽固倔强的参议员放弃了对一项未加说明、花了数以亿计美元的国防工厂建筑进行的查询，单这一点就足以衡量出陆军部长声望的高低了。
杜鲁门就任总统时，史汀生已经77岁。
另一个告诉杜鲁门关于原子弹的事的，是66岁的“助理总统”、实职为“战争动员局局长”的吉米·贝尔纳斯。
如果杜鲁门站在史汀生面前不得不承认对方是一个老前辈，那么，他站在贝尔纳斯面前，便不得不承认对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政治对手。
贝尔纳斯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从政已经有32个年头。他是罗斯福的老朋友。罗斯福曾考虑把他当成竞选伙伴，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为了争取足够的选票，才把竞选伙伴改为杜鲁门。但贝尔纳斯在罗斯福政府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战争打响后，在罗斯福忙于处理战争和外交事务时，实际上是贝尔纳斯管理着这个国家。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是罗斯福的那次改变，就是他，而不是杜鲁门，将坐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
当代观察家对这位政治家有固定的外形描述：一个个子小、坚韧、利索的人，有一张奇特的有棱有角的脸，一双犀利的眼睛带着探询的和蔼表情凝视着你。
这个实际上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家自然知道原子弹的事，1944年4月13日，正是一边“带着探询的和蔼表情”凝视着新总统，一边向新总统讲了有关原子弹的问题，内容差不多与史汀生讲的一样简洁，时间也像史汀生讲时一样短。
杜鲁门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接任总统职务的。他有两个缺乏：缺乏执政权威，缺乏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的经验。他也没有自己的人马。他不得不指望自己的勤奋弥补缺欠，还不得不依靠罗斯福网络成的那套班底。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总统焦急应对
一个个天大的事接踵而来。驻苏大使哈里曼发来了长篇报告，历述苏联人“背信弃义”的行动，要求总统对苏采取强硬政策。随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杜鲁门见了正在美国的莫洛托夫，谈的是他伤脑筋的波兰问题。会见很快就陷入僵局，杜鲁门向对方提出要求，要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因为国务院告诉他，雅尔塔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莫洛托夫闪烁其词。杜鲁门坚持。莫洛托夫搪塞。杜鲁门发起攻势：“我再次表示，美国愿意与俄国友好，但这只能在相互遵守协议的基础之上才能办到。”莫洛托夫以抱怨的方式反击：“有生以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 杜鲁门又是一击：“履行我们的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了。”
肯定是莫洛托夫报回了他与美国新总统的不愉快的谈话，斯大林来了电函。斯大林并不像莫洛托夫那样闪烁其词，应付搪塞。他话讲得明确，态度强硬。斯大林说：“波兰同苏联接壤而不同英国或美国接壤。波兰问题对于苏联的安全意义，正如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安全的意义一模一样。”斯大林接着说：“看来，您并不同意苏联有权利让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但是，苏联政府不同意波兰有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血流成河，姑且抛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谈，仅仅这件事就要求达到上述一点。我不知道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比利时的政府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苏联对于这两个国家政府的成立并未加以过问。苏联政府不曾要求干预这些事，因为它理解到希腊和比利时对英国的安全具有的巨大意义。”最后，斯大林写道：“我准备答应你的要求，并尽一切可能来达成一个和谐的解决办法。但是你对我的要求过多了。换言之，你要求我抛弃苏联的安全利益，而我，不可能背叛我的祖国。”
这是一个挑战，必须予以答复。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提议弄得新总统懵懵懂懂（1）
正在杜鲁门被波兰问题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同部分政治家一起酝酿一项给总统的提案。
奥本海默、费米找布什和科南特，布什和科南特找史汀生，重提原子弹战后时代挑战的问题。
罗斯福逝世前夕，即1944年10月末，布什为“原子弹战后时代挑战的问题”再次敦促史汀生采取行动，最后，史汀生硬着头皮见了罗斯福，向总统提出了那一问题。令史汀生感到意外的是，总统并没有驳回史汀生的建议，尽管史汀生知道有海德公园那个备忘录。只是，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给史汀生的印象是改日再议。
可是，没等到改日，罗斯福走了。
要不要跟新总统谈谈这一问题？布什和科南特都表示：“那是肯定的。”
这样，史汀生提出了见总统的请求。杜鲁门同意，会见安排在1945年的4月25日星期三中午。
那天晚上按照预先安排的日程，杜鲁门通过无线电向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发表演说。
见陆军部长时，杜鲁门心里还萦绕着斯大林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强硬言辞，针对此事，有关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无线电演说稿要不要修改的问题也在他脑子里跳来跳去。
史汀生为了得到技术上的协助，带来了格罗夫斯，但开始时，他把格罗夫斯留在了椭圆形办公室之外。
要谈论布什和科南特他们的建议，大概首先需要向新总统讲述原子弹是什么，讲述它的巨大威力，讲述这种威力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由于程序问题，陆军部长把事情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那些问题将由格罗夫斯讲，他，陆军部长，要阐述问题的核心部分。事情总不能先让一位少将开头吧！这样，格罗夫斯留在了外面。
对自己阐述的部分，陆军部长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他读了那份备忘录：
“在今后的四个月内，我们将十之八九可以制造出一批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用其中的一颗就可以摧毁整个一座城市的最可怕的炸弹。
“我们同英国人分享了发展的秘密，但是，我们控制了制作这一爆炸物质的所有工厂，因此，在几年之内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达到我们所达到的这种地步。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可能永久享有这种垄断地位。而在未来几年内，惟一可以从事这种生产的国家就是俄国。”
陆军部长继续文绉绉地念着：“整个世界在它目前道德进展的状况下，同它的技术发展相比，将最终受这类武器的支配。换句话说，现代文明有可能完全毁于一旦。
“到现在为止，考虑到的一切管制办法都不足以控制这一威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个别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对这一武器的管制将毫无疑问是最最困难的事情，这涉及我们到现在为止所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核查权和国内管制问题。”
从这里史汀生念到了最关键的一点；
“此外，鉴于目前我们就这一武器所处的地位，同其他国家分享的问题，以及如果决定分享，按什么条件分享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
显然，杜鲁门被弄糊涂了，因此感到奇怪，他的陆军部长到底在说些什么呀，特别是史汀生补充提到，正因为美国在核技术上处于领导地位，因此也就产生了“某种道义责任”，对此，美国“不可能逃避”，“否则将对这一武器对文明造成的任何灾难负有非常严重的责任”。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把自己花了20亿美元弄出来的一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新式作战武器分赠出去吗？
史汀生发觉了总统的疑惑，他把格罗夫斯叫了进来。
这位将军带来了一份关于曼哈顿计划现状的报告。这是两天前应陆军部长的要求搞出来的。
格罗夫斯把报告递给了史汀生，史汀生则把它呈给了总统，呈上后，他们两人在一旁等着。十分明显，史汀生要杜鲁门当场阅读这份文件。
总统坐立不安。他要处理斯大林发来的口吻强硬的照会。他要修改联合国大会上的开幕词……他不想现在就阅读这份报告。可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等在那里。接着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喜剧。昨天，新总统曾与陆军部长一起阅读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发回的长篇电报，看完之后，他对陆军部长表白，他喜欢看长篇的东西，只要它内容充实。现在，又一篇长篇的东西到了手上，而且，史汀生经手的东西，内容充实是确定无疑的。读不读呢？他犹豫了起来。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提议弄得新总统懵懵懂懂（2）
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等在那里。最终他还是拿起了那个报告，读了起来。格罗夫斯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场面：杜鲁门先生不喜欢阅读长篇报告。如果考虑到这个计划的规模，它并不算长，一共24页。他不耐烦地读着，常常停下来，说：“唔，我不喜欢阅读文件。”于是，史汀生和我就会回答说：“啊，我们不可能用更简练的语言把事情写给您。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举例来说，我们难以用四五行字来阐明我们同英国人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解释所有过程，我们只是说说这些过程是什么——如此而已。”如此读读停停，停停读读，杜鲁门总算是把报告读完了。
事情又回到了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上。给杜鲁门解了围的是格罗夫斯报告中作为推进整个事情进展的一个实际步骤的小建议：成立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以便为政府的决定提供咨询。
杜鲁门立即抓住了这把稻草，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批准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后续之事等这个委员会提出咨询之后再议。
杜鲁门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以得体的笔调，甚至是带着几分幽默感，描述了他同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的这次会见。他写道：我以专注的兴趣听着，因为史汀生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和远见卓识的人物。他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在设计中的武器的性质和威力……史汀生和贝尔纳斯已经告诉了我，这种武器威力极大，有可能毁灭整座整座城市，杀伤人民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贝尔纳斯后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新炸弹也许可以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任意提出自己的条件了。
另一方面，史汀生似乎对原子弹决定历史的作用和它缩短战争的能力至少是同样关心的……我感谢他对这一令人生畏的题目所作的说明给了我启发，而当我送他到门口时，我感到我们的国家有这样能干和明智的人为它服务是多么幸运。这段叙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史汀生的话杜鲁门听懂了。实际情况也许是这样。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算他听懂了，那他的行动是怎样的？最后，他照史汀生（当然也是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做了吗？更不用说玻尔的建议了。不错，在原子弹使用之前，他把秘密告诉给了斯大林。可他的出发点与史汀生、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一致吗？更不用说玻尔的建议了。是什么人，在日本人表示了投降意愿之时批准向这个民族投放了原子弹的？
实际情况是，历史将宣判，杜鲁门，与丘吉尔一样，对冷战的形成负有重责。这个刚刚坐上美国总统宝座的人，本来有机会纠正历史的偏差，拨正历史前途的航向，但他没有。在原子弹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他也是如此。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个人。更深刻的思想或者应该是，杜鲁门的意愿代表着一个大社团的意志。归根结底，这个责任应该由那个大社团来负。但即使这样，杜鲁门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他是推不掉的。
上台不久，他要去一趟欧洲，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显身手，随后，他要在世界的范围内一显身手。我们看看他在那些地方的表现吧。
不管杜鲁门是不是听懂了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的话，但有一点他肯定听懂了，那就是史汀生在一开始所讲的那句：“在今后的四个月内，我们将十之八九可以制造出一批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用其中的一颗就可以摧毁整个一座城市的最可怕的炸弹。”
4个月后，他正是带着这个信息宝物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 第三十二章齐拉特的后继行动
“先知”齐拉特在科学家中继玻尔之后要“通天”，讲解原子弹的革命性。只是，这次，他又来了个“想不到”。
在玻尔、布什和科南特以及史汀生都为原子弹出世后的战后世界操心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肯定是坐不住的，他定然会想到同一个问题，并且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
这个人就是齐拉特。
随着汉福德生产反应堆的成功运行和克林顿工厂分离作业的成功，齐拉特的工作节奏慢了下来。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了。他想到了“试验原子弹和使用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由此想下去，思想便顺到了玻尔的思路上。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行动：再次找爱因斯坦
他要采取行动，并想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通天，找总统。因为他有成功的经验。他同时也想到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干什么呢？
他在为海军的某项科研实验做理论性的计算。总之，他一直没有参与曼蛤吨工程。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布什在一次高级研究所所长会议上曾经指出部分原因，他说：我根本不敢相信，如果我让爱因斯坦完全接触这个题目，他不会去讨论不应该讨论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我可以把整个工作同他说明……但鉴于在华盛顿这里的人们对他的态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人对他的全部历史进行过研究……“华盛顿这里的人们”当然是指政府方面的决策者们。“对他的态度”，取决于“对他的全部历史进行过研究”。这些人不喜欢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倾向，可能还不太喜欢他的犹太主义。他们像布什一样，担心爱因斯坦会发起讨论那些与工程无关的问题，从而造成工程的不安全。
齐拉特找到了爱因斯坦。他事先写了一个备忘录，但鉴于爱因斯坦不是这个工程里的人，所以，他不能让爱因斯坦看那个备忘录。他只是就他要爱因斯坦做的事提出了要求。爱因斯坦一下子就抓住了要领，看到了齐拉特要他做的工作的重大意义，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齐拉特的要求，又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打通关节找总统
有了爱因斯坦的信，齐拉特又去想办法，打通关节。他这次找的是罗斯福的夫人。齐拉特在1945年5月8 日见了埃莉诺·罗斯福，并与她就向总统阐明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他得到了支持。尔后，齐拉特漫步到了阿瑟·康普顿的办公室，向他的顶头上司坦白了自己在“局外”所犯的 “罪行”。令齐拉特想不到的是，他却得到了鼓励。
齐拉特喜出望外。他离开康普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刚刚坐下，椅子还没有被坐热，就听到有人敲门。他应了一声，敲门的人进来了— —他是康普顿的秘书。秘书进门后一句话没说，大步走到齐拉特的桌子前，打开了桌子上的收音机。
收音机传出播音员低沉的声音：……总统3时35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天哪！
齐拉特绝不想放弃，他要找新总统。
这当然得另找门路。杜鲁门的老班底在堪萨斯城。齐拉特绞尽脑汁儿，寻找与杜鲁门的“堪萨斯帮”有联系的人。最后，齐拉特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一个叫艾伯特·卡恩的年轻物理学家。卡恩读研究生时勤工俭学曾为堪萨斯城的党魁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党政机关做过工。艾伯特·卡恩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他带着齐拉特进了堪萨斯城，编造了一大批“齐拉特传奇故事”，向彭德格斯特的一群党棍吹嘘了一番。结果，齐拉特很快便得到了进白宫见总统的保证，而且那些人拍着胸脯说，三天之内传奇人物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果不其然，齐拉特赶回华盛顿之后，就得到总统接见的通知。他如期到达，首先送上了爱因斯坦的信。信被送进去了，不一会儿，齐拉特被通知，总统拜读了爱因斯坦先生的信，并且知道了齐拉特求见的意思。总统指示说，为了不占用齐拉特先生更多的时间，总统就不见了，他责成一位先生处理此事，那位先生现在斯帕坦斯堡。
总统的秘书递给齐拉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詹姆斯·贝尔纳斯”几个大字。
詹姆斯·贝尔纳斯，齐拉特是知道的，罗斯福的红人儿。他从这个名字中甚至看到了希望。
贝尔纳斯实际上是杜鲁门未来的国务卿。总统的这项任命已经透露给了贝尔纳斯本人。杜鲁门没有自己的人。鉴于他与贝尔纳斯那种微妙的关系，他觉得任用贝尔纳斯，让他做自己的国务卿，是一种补偿的表示。这样一来，贝尔纳斯也会好好地卖力气。暂不任命，是技术原因，现任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正在代表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总统不想削弱代表团在那里的权威性。五、找到尚未被任命的国务卿：
来了个“想不到”贝尔纳斯已经从杜鲁门那里知道齐拉特来访之事。齐拉特一到，工作立即展开。
贝尔纳斯首先看了齐拉特的备忘录。
平心而论，齐拉特的这份备忘录，堪称一份有预见性的文件。它论证说，准备试验并随后使用原子弹，使美国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导致毁坏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强有力的地位。他指出，美国的军事优势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重武器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生产得多。而当其他国家取得核武器时——他们肯定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的这个优势就将丧失殆尽。齐拉特指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也许就是“炫耀”自己的原子弹。因为这势必引发与苏联的核竞赛。
齐拉特最后归纳为：是实行国际监督，还是保持美国的核垄断。
齐拉特的见解更接近玻尔，他说：对这个问题的确定，不应该取决于当前原子弹的事实，而应该取决于我们预期几年之内情况如何。
这是问题的核心。
贝尔纳斯第一个讲了话。他看完齐拉特的备忘录就道：“对您的焦虑我很关注。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显示原子弹的力量，就会引来俄国人的竞赛。可格罗夫斯将军告诉我，俄国并没有铀。”
这话使齐拉特愣住了。这竟是一种驳论的论据！
这样，齐拉特不得不向贝尔纳斯做出解释，说格罗夫斯确实在忙着收购全世界的铀。可格罗夫斯坚信只有高品位的铀矿才能提炼制作原子弹的铀，因此他买的都是高品位的铀矿。而实际上，低品位的铀矿石照样可以生产出一颗原子弹来……
没等齐拉特讲完，贝尔纳斯把话题转移了，但所讲的内容同样让齐拉特吃惊。
贝尔纳斯说：“你主张把秘密向俄国人公开，可俄国人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波兰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现在，他们的军队又开进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要说服他们把军队撤出来，恐怕比登天还难。也许，美国保持自己的强大威慑力，会让他们老实些。就是说，显示一下原子弹，说不定能够让俄国规矩些！”
这话使齐拉特目瞪口呆：真是想不到。
齐拉特这时才明白，自己向这位罗斯福时代“实际管理国家的人”、现在肯定将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再谈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齐拉特感叹起来。
美国呀，你要倒霉了！世界呀，也要倒霉了！
第七部分：发威试验前夕发生的几件大事
政治家们在行动，科学家们也在行动。不过，他们不是按照玻尔所指示的方向，而正好相反，因为政治家那边有命令。
欧洲战场结束了战斗1945年5月8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盟军的任务于1945年5月7日当地时间凌晨2时41分完成。艾森豪威尔的庆祝讲话充满了深情，他说：我怀着难得的荣幸，代表一支近500万战斗人员的胜利军队讲话。他们，以及那些如此出色地支援了他们的妇女们，组成了盟军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已经解放了西部欧洲。他们已经消灭了，或俘虏了总数比他们自己的数量多得多的敌军，从瑟堡到吕贝克、莱比锡和慕尼黑，在这相隔几百英里的战线上胜利进军……
这些辉煌的胜利并不是没有忧伤和痛苦而轻易获得的。仅仅在这一战区，就有8万美国士兵和相等数量的其他盟国军人丧失了生命，从而使我们其余的人能够生活在自由的阳光之下……
但是，这一部分工作终于完成了。从这个战区不再会有曾给千家万户带来如此悲伤的伤亡通知书寄往美国了。战争的隆隆声已经从欧洲舞台上消逝。格罗夫斯派出的情报小组闹清楚了德国原子弹制造的真相1943年，格罗夫斯成立了一个情报小组，专门负责搜集德国有关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情报。小组的名字叫“阿尔索斯”，在希腊文中为“格罗夫”。小组的负责人是鲍里斯·帕什中校。
1944年帕什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基地，那时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正向法国腹地推进。
盟军推进到巴黎时，戴高乐将军提出要求，让“自由法国”的战士首先进入巴黎。罗斯福同意了，盟军军士留在城外，让“自由法国”的战士开进巴黎。
在这一情况下，帕什中校领导的小分队，趁机尾随“自由法国”的战士进了城，成为第一批进入巴黎的美国部队。
帕什急着进入巴黎，是为了及早地找到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以便从他那里了解到有关德国原子弹研制的详细情况。他率领小分队不顾剩余的纳粹狙击手的枪击，在巴黎小巷中穿来穿去，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目标。
小组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那里得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按照约里奥提供的线索，小组首先找到了斯特拉斯堡的实验室。帕什在那里得到了大量相关文件。花了两天两夜，他们看完了那些文件，并且得出结论：德国没有原子弹。
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格罗夫斯。格罗夫斯不以文字为满足，他下令收集证据——最好是人证。
格罗夫斯记得，德国占领比利时时，曾把联合矿业公司的1200吨铀矿石运回了德国。如果德国人制造原子弹，一定要用上那些矿石。而如果矿石依然存在，那就大体可以做出否定的判断。
随后，帕什了解到了那批矿石曾经存放的地点——斯塔斯福特。他们需要去那里。而且当时情况紧急，因为斯塔斯福特在苏联红军前进的路线上，而且从红军推进的速度看，如果不尽快赶到，那里就会被苏军占领。而如果那样，真相如何就难以弄清楚了。万一那批可贵矿石还在，它就成为苏军的囊中之物。帕什迅速决断，并且找到了第12军团司令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抢在苏军前面，赶到了那里。
谢天谢地，那批矿石大部分还在。它们被装在钢桶里，存放在一个破旧的敞棚里。帕什向第12集团军要了足够的卡车，把它们运到火车站，后来又把那些矿石运回了美国。这些铀矿石被用到了橡树岭的克林顿工厂。“小男孩”的筋骨成长所需的养料中，就有这些德国印记的养料。
收索德国的科学家成了帕什下一个任务。帕什小组从约里奥那里得到确实的情报，海森堡、哈恩、盖革等人在德国西南部黑森林地区的海格尔洛赫。
他们赶到了那里。那里有一个反应堆，用一吨半重水作减速剂，燃料包括664块立方体铀，拴在78根链条上。
这些装置说明，德国还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
海森堡、哈恩、盖革等人都在那里，他们被押送到了英国。美国成立“临时委员会”和“目标委员会”直到欧洲战事结束，杜鲁门仍有两种选择：一，接受玻尔、史汀生、布什和科南特的建议，把“原子弹的革命性”活动继续下去；二、按照丘吉尔、贝尔纳斯的见解办，保持所谓核垄断地位，坚持核威慑。
事实上，杜鲁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艾森豪威尔结束欧洲战事讲话的第二天，即当年的5月9日，按照杜鲁门的指令，旨在处理原子弹事务的最高权利结构“临时委员会”成立。随后，旨在选择轰击日本目标的“目标委员会”成立。
第七部分：发威确定轰击日本
“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要“目标委员会”尽快投入工作。
“目标委员会”由部分军方将领和科学家组成。格罗夫斯出席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明确讲，根据“临时委员会”的意见，目标不能多于四个。这使大家明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美国的“核武库”中没有更多的存货。
美国空军509混合大队的队长保罗·蒂比茨上校和副队长帕森也出席了会议。早些时候，他们奉命派出最优秀的飞行员到古巴按要求进行了飞行训练。会议要确定目标，少不了他们所掌握的飞行数据。
保罗·蒂比茨上校说，他的飞行员已经在古巴训练了六个星期。关于载重，上校说，飞行员起飞时总载重是135万磅，带着的“南瓜”——未来的称为“胖子”的原子弹的模型——是1万磅。飞行距离达4300公里。“南瓜”从32万英尺的高空投下。完成一次这样的飞行，飞机返回基地时尚余900加仑燃料。
“南瓜”已经投下了19个。
根据这些飞行数据，委员会最后确定了3个保留目标：京都、广岛和新睸。
东京没有列入目标，因为那里差不多已经被美国的空军夷为平地，只有皇宫那边才有尚未倒塌的建筑。
委员会还得出了下列一致见解：1不具体确定目标，这将留待以后在基地确定，那时将得悉天气状况。
不考虑把工业区域的位置定为定点轰炸目标，因为在这三个目标中，这样的区域很小，分布在城市边缘，十分分散。
要争取把第一个装置投掷在已选中城市的中心；这就是说，不需要以后的一个到两个装置来进行全面的摧毁。这个委员会的结论交到了格罗夫斯手上。按照杜鲁门总统的指令，一个“临时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当时在总统之下处理原子弹问题的最高权力机构。2京都被排除
过了若干天，即当年的5月30日，格罗夫斯从他的弗吉尼亚大街的办公室过河，来到了五角大楼。
史汀生对轰炸日本城市的沮丧是不加掩饰的。格罗夫斯是应陆军部长的要求前来的。
“目标就那样了？” 格罗夫斯一进陆军部长的办公室，就这样被问到。
“是这样，部长先生。我已经写好了报告，预定第二天早上呈交给马歇尔将军。” 格罗夫斯回答。
史汀生：“那就是说，你的报告已经完全写好了，是吗?”
格罗夫斯：“我还想再看一遍，部长先生。我要确保一切都妥贴无误。”
史汀生：“那么，我想看一看。”
格罗夫斯：“您会看到它的，部长先生——马歇尔将军会呈送给您……”
史汀生：“不，现在。”
格罗夫斯：“现在？”
史汀生：“现在。”
格罗夫斯：“可是，还在河那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史汀生：“我一整天都有时间，我知道你的办公室运转神速。这张写字台上有一个电话。你把电话拿起来，叫通你的办公室，要他们把报告送到这里来，立刻。”
格罗夫斯担心越过了马歇尔将军，因此表示：“我认为这事应该由马歇尔将军来呈送给您……”
史汀生：“我要首先看到它。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告诉我应该怎样做。在这件事上我是主角。你还是把那个报告拿到这里来为好。”
格罗夫斯只好顺从，拨通了电话。
在等待的期间，史汀生问：“你们确定了京都是不是？”
格罗夫斯：“是。”
史汀生：“为什么？”
格罗夫斯：“这是比较中意的目标……”
史汀生打断了他：“还是中意的……”
格罗夫斯：“这个城市的大小正好使我们可以没有疑问地弄清楚原子弹的真实效果……”
史汀生又打断了格罗夫斯：“我不愿意使京都被炸。”
格罗夫斯不说话了。史汀生接着说：“京都是一个古都，有悠久的历史，是日本的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城市，有什么理由非炸平了它不成呢？ ”
报告送到了，史汀生看了一遍，然后走到那扇把他的办公室同马歇尔将军的办公室隔开的门前，把门打开，向那边喊道：“马歇尔将军，你如果不忙的话，我希望你来一下。”
马歇尔过来了，史汀生未加任何解释就对马歇尔说：“马歇尔，格罗夫斯刚刚把他的有关建议目标的报告带给我看了。” 史汀生接着强调说：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列上京都。”
格罗夫斯意识到自己成了一名被告。
第七部分：发威横空出世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就要出世了——它以磅礴的气势宣告了自己的降生。
怀胎十月，准备出生汉福德正在源源不断地把生产出来的钚运往洛斯阿拉莫斯。内爆的问题已经解决。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即将出世。
没有谁会怀疑，如果设计方面不出问题的话，它定会成功。而负责设计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人才济济，它的主任又是获得大家信任的人。因此，众人个个信心百倍。
“三一计划”将被搬到实验场上去。
需要寻找一个足够空旷、离中心城市遥远的试验场地，并对那里的一切进行组织。
肯尼思·班布里奇被任命为“三一计划”实验场的主任，选址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班布里奇是非常胜任的。他出生在纽约州，是一个文具批发商的儿子，曾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卢瑟福的领导下工作过，设计并建造了哈佛大学的回旋加速器。现在，那个加速器正在方山上为曼哈顿工程服务。1941年夏天，他曾经把“莫德”的有关信息带回美国。1943年夏天，他被奥本海默招聘到了洛斯阿拉莫斯。1944年3月他开始负责“三一计划”。
那个实验场必须平坦、荒无人烟，气候条件还要好。它离洛斯阿拉莫斯不能很远，以便往来方便；但又要有相当的距离，以便掩饰两地之间的明显联系。
班布里奇首先从地图资料中选择这样的地点。他初选了八处，其中包括南加州的一个沙漠训练场地，得克萨斯湾沙洲地区，以及新墨西哥州南部的几个荒漠的干燥谷地。
1944年5月，班布里奇同奥本海默和一组军官乘坐一辆3／4吨武器运输车在暮春积雪中对新墨西哥场地进行了勘查。他们带着食物、饮水和睡袋。他们进入谷地后，顺着地图上未标明的山间小道，穿过若干年来被干旱和大风吹得干枯的荒芜田野，转了一大圈儿。对奥本海默来说，这是一次从繁重的日复一日指挥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中难得的解脱，他意识到，这种悠闲，将是以后再也无法享用的，尽管这也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经过了几次这样的勘查，班布里奇选择了一块平坦的灌木丛地区，它在阿拉莫戈多西北约60英里，在里奥格兰德和谢拉奥斯库拉之间。这个地方有一条由干涸的河流被踩成的小路。这条小路早在西班牙时代就得了一个不吉利的名字：霍尔纳多-德尔穆埃托，意为“死亡之路”。
这里最后被选中。
第七部分：发威布置接生现场
这里属于阿拉莫戈多第二空军大队，征得大队司令尤扎尔·恩特的同意后，班布里奇在这片土地上立桩标出了18×24英里的面积，定名为霍尔纳多实验场
1944年秋天，由于内爆多次实验都没能成功，“三一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几乎降为零，直到1945年2月底，奥本海默在充分掌握了原子弹的物理机制之后，内爆难题得以解决，“三一计划”的试验才得以按计划进行。
试验爆炸日期预定为当年的7月4日。班布里奇忙了起来。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从25人增加到了250人。赫伯特·安德森、埃米利奥·赛格雷等成了实验场的主要负责人，恩里科·费米任顾问。
戴维·麦克唐纳牧场是霍尔纳多实验场的中心，这里建成了一个场地实验室。从实验室向西北3400码处，被班布里奇标为“零点地段”。这里就是未来试验时原子弹的爆炸点。工兵团承包者以实验室为起点，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向，向北，向西、向南各10英里，分别建造了三个地下掩体，上有混凝土屋顶，下面由比铁道枕木还粗的橡树梁柱支撑着。北面的那个掩体中，将放置记录仪器和探照灯；西面的那个掩体中，将放置探照灯和一排排高速照相机；南面的那个，将作为进行试验的控制掩体，即指挥中心。从南面那个掩体再向南5英里，是由帐篷和兵营组成的大本营。
从“零点地段”向西北20英里有一座小山，叫做康帕尼亚山。这里就是霍尔纳多实验场的边缘了。康帕尼亚山将作为贵宾的NB158望台。
实验场的东面是4000英尺高的奥斯库拉山，它矗立于这片高度盐碱的平原的东沿，将见证一次地球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奇景的发生。
霍尔纳多地面上生长着一种坚硬无比的灰色螺丝豆夹，那夹尖得像一把刀的尖。这里滋生蝎子、蜈蚣，早上起来，人们得先从他们的皮靴里把这些虫子抖搂掉。还有响尾蛇、火蚁和毒蜘蛛。宪兵们用机关枪追猎羚羊，既可以得到鲜美的肉又是一种消遣。井水苦涩，充斥着石膏味。格罗夫斯批准他的军队只能用冷水淋浴；他们这种与世隔绝的职守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美军中性病率最低的奖赏。
肮脏的道路造成了工作的拖延，因此班布里奇向格罗夫斯要求铺设25英里的道路，并如愿以偿。这样，核试验加快了进程。
承包商建筑了两座塔。一座塔在“零点地段”，一座在“零点地段”以南800码。南面那座塔有20英尺高，上面架着宽宽的平台，像是一个室外舞池。
建筑工人是轮休的，当年5月初的某一天，按规定轮休回来的工人发现南面那座塔整个都不见了。原来，在班布里奇的监督下，人们在塔内放了装在木箱内的100吨强力炸药，在中心摆放了一筒筒从汉福德工厂运来的带放射性的溶滓。5月7日拂晓之前，按照班布里奇的命令，那100吨炸药起爆了。那塔便只剩下了底座的几根被熔化变了形的支架，它们歪歪扭扭竖在那里，犹如经过一场山火被烧焦了的荆棘。
这是有意设置的最大的一次化学爆炸，目的只是演习常规操作程序和试验各种仪器。
奥本海默、泡利、班布里奇陪格罗夫斯仔细地察看了现场。
“零点地段”的塔高100英尺，由浇灌到沙漠硬质生硝地以下20英尺的混凝土墩支持着它的四只脚，每条脚之间相距35英尺。最上面是一个橡木平台，平台上建了一个小房子。小房子敞开的一面正好与西面10英里那边的掩体中的照相机镜头相对。平台中心有一部分可以移开，以便通向地面。高架钢铁工人最后在结束塔的建筑时，在塔顶装上了一个支架，那支架固定着一台造价20000美元的重型电动绞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