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能记得我哥哥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是我记不起来了。我想我们只说了句：“成功了！”我想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两个都这样说：“ 成功了！”“三一计划”负责人班步里奇很合适地宣告了对计划的“祝福”：任何一个看到它的人都永远难忘，一件肮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在大本营，那个令人紧张得窒息的布朗丁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只身越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险景，一直在格罗夫斯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是呀，那根绷紧的绳子栓在他的腰上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三个年头，另外还加上波茨坦的压力，他的思想的那根弦如何不会紧绷着！在他刚刚和奥本海默分手时，奥本海默表示出了信心，说：“这件事是可能的，我们将会办到。”他是信任奥本海默的，但即使如此，他思想的那根弦依然难以松弛下来。
在爆炸震动波来到之前格罗夫斯坐在壕沟里，科南特和布什向他伸出了手来。结果，他们看到，这个平日那样坚强、霸道的军人，竟哭成了一个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
泡利对着这位哭泣的将军说：“将军，现在我们可以按计划干我们的事了。”
震动波在南掩体把基斯塔科夫斯基击倒了。他爬过来观看火球的升起、变暗，观看蘑菇云的紫色光辉，然后走过去要他赌赢的钱。他拍着奥本海默的后背说：“奥比，你欠我10块钱。”心不在焉的洛斯阿拉莫斯主任真的掏出了他的钱夹子。他告诉基斯塔科夫斯基：“空空如也。你只好等一等了。”可奥本海默的讲话和动作，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基斯塔科夫斯基也像格罗夫斯一样，哭了，也许，他倒真的是由于委屈。
班布里奇转了一圈，就内爆方法的成功祝贺在南掩体现场的领导人。他最后对奥本海默说：“现在我们都是狗娘养的……”
后来，奥本海默曾对班布里奇的小女儿说，这是人们在试验之后所说的最妙的一句话了。
大家最初的感觉是兴高采烈，然后感到了疲劳，最后是焦虑不安。
拉比阐述说：很自然，我们对实验的结果欢喜若狂。这个巨大无比的火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观察它，它滚向前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消散在云层里……然后它被风刮走了。最初几分钟，我们转而相互凝视，相互祝贺。然后，感到一阵透骨的凉气，这不是早上的寒冷，这是当人们在思考时吹进脑海中的凉气。奥本海默再次回到了《摩呵婆罗多》之中：我们等待着，直到爆炸气浪过后，我们走出了隐蔽所，然后是一阵极其严肃的沉寂。我们知道世界不会再是原样的了。少数人笑了，也有少数人哭了。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我记起了那段经文：*.湿奴正在试图说服王子，他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而且为了给王子深刻的印象，他摆出多臂的姿态，并说：“现在，我已经变成了死神，大千世界的毁灭者。 ”其他想象也被记起来了，这是奥本海默在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告诉听众的：当它点燃的时候，在那个新墨西哥的黎明时刻，那第一颗原子弹使我们想起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想起了他的希望，他那枉然的希望，即希望炸药将结束战争。我们也想起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即人对他新获得的新的力量所感到的深切犯罪感。这反映了他对邪恶的认识，以及他早就知道邪恶的存在。我们知道这会是一个新的世界，但是，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新事物本身在人类生命中早已有之，我们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植根其上。法雷尔的想法不同。实验结束之后，他很快地找到了格罗夫斯，并对这位将军说：“战争结束了。”
格罗夫斯则回答说：“是啊，但那要等到我们向日本投掷几颗原子弹之后。”那天早上较晚的时候，费米和安德森披上浆洗干净的外科医生的白色大褂儿，坐上那两辆加了铅防护板的坦克。坦克向”零点地段”驶去。不幸的是，费米的坦克只走了一英里就抛了锚，他不得不步行折回。
安德森铿锵前往。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通过潜望镜研究了原子弹造成的弹坑。塔——价值两万美元的绞车，小屋子，木板平台，100英尺的钢架 ——全部不见了。它们气化成一堆扭曲的废物落在塔座脚下。曾经是柏油铺过的路，现在变成了熔化了的沙粒，透明的绿色，像翡翠一样。安德森用放在火箭上的杯子收集了碎片。他以后做的放射化学测量证实是18600吨，是洛斯阿拉莫斯预期的四倍。不用说，拉比的18000吨最接近这一读数，他因此赌赢了一局。
第七部分：发威横空出世（3）
费米患了一种后遗症，他对他的妻子说：“从霍尔纳多回来时，平生第一次感到开车是不安全的。当时，我感到汽车似乎从一个转弯跳到另一转弯，避开了弯路之间的直线。我请一位朋友来开，虽然他一贯坚决反对让别人替自己开车。”
一颗在沙漠里爆炸的原子弹除了沙粒、仙人掌一类的植物和清新的空气外没有毁坏其他更多的东西。在霍尔纳多负责放射性安全的医生斯塔福德·沃伦进行搜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杀伤效果：距离“零点地段”800多码远的地方找到了内脏被部分炸出的长耳大野兔的尸体，可以认定是被气浪杀死的。3英里以外一座农舍的大门被炸开了，还遭到了其他大量损失……光的强度在9英里外足以造成暂时失明，在更近一点的地方造成失明时间更长……光加上热以及紫外线辐射，在五六英里以外的地方会对未加保护的双眼造成严重的损伤，这种损伤足以使人们几天之内无法行动，即使不是永久不能行动的话……
弗兰克·奥本海默放在外面由装满细刨花的松树板构架的“日本房子”也记录了亮光的到来：1000码以外烧成了炭，2000码以外轻微烧焦。在 1520码，即9／10英里的地方，外露的表面热到了华氏750°。
为目标委员会研究爆炸效力的英国物理学家彭尼在“三一计划”五天后在洛斯阿拉莫斯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贝蒂回忆说：“他应用了他的计算。他预期这个武器将把一个30至40万人口的城市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一堆废墟和急待救护、包扎和运进医院的人。”
第七部分：发威杜鲁门登上了世界舞台
试验的当日晚些时候，科学家们听到了一则无线电广播：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司令官声明如下：
今天上午，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接到多次询问，清晨的一次大爆炸发生在空军基地之中是怎么回事。经调查，这是一所大型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这个仓库位于基地中心的远处，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军火。爆炸没有引起任何人员伤亡，军火库以外的财产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需要提醒居民的是，由于爆炸中有毒气弹被引爆，它可能会影响到大气，使大气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陆军当局认为，把少数居民暂时迁移是比较适宜的。
7月16日，于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参加试验的每个人都笑了，只是，脸上无不表现出一种无奈的苦涩。 第三十五章杜鲁门在欧洲
杜鲁门登上了世界舞台。
胜利者1945年7月16日，当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在紧张地等待“孩子”出世的时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正乘敞篷汽车离开波茨坦来到柏林。他们要看看这个过去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城市，究竟被炸成了什么样子。
他们是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渡过大西洋在安特卫普上岸，从那里来到波茨坦的。他们现在并肩视察着柏林的市容，头戴软褶帽，身着深色的西装，神采奕奕。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
史汀生也来到了波茨坦。他是自己主动要求来的。就是说，代表团的名单上原来没有史汀生的名字。史汀生自己提出了要求，他对杜鲁门说：这样，总统可以从陆军部最高文职官员那里得到咨询。原来，贝尔纳斯强烈反对史汀生前来。他的一个借口很有说服力：陆军部长来了，海军部长会怎么样？如果也答应了海军部长的要求，空军司令又会怎样？
杜鲁门做了难。他不好不答应“一个老人”的要求，但贝尔纳斯的意愿也不能不加考虑。他知道史汀生和贝尔纳斯是政敌，贝尔纳斯不希望在处理欧洲战后事务时自己身边站着一个史汀生。但杜鲁门考虑到，自己已经与贝尔纳斯迅速接近。也可能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让史汀生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所以，最后，他答应了史汀生的要求。
史汀生来了，但他没有选择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一起横渡大西洋。他独自登上了“巴西”号，早于杜鲁门在欧洲登了陆。在波茨坦，他也没有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住在一起。当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乘坐敞篷车出现在柏林大街上的时候，史汀生也不在现场。
现在的问题是：对欧洲事务，是做出战后的安排；对东亚事务，是战胜日本。
第七部分：发威史汀生的建议
7月2日，还在国内的时候，史汀生呈交给杜鲁门一份《对日本作战计划的建议》。建议中评述了日本的情况，里面包括了当时尚恪守中立的苏联有可能参加太平洋作战的问题。史汀生对日本的判断是：日本已没有盟国。
它的海军已近于全军覆没，它很容易受到海上和陆路上的封锁，这可以使它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供应来养活自己的百姓。
我们全力以赴对它过分拥挤的城市以及密集的工业和食品资源地的空中攻势，已经使它变得越发脆弱。
它不仅要对付英美部队，而且还要对付日益增强的中国军队的威胁。
我们有用之不尽、未受战争触动的工业资源，可以用来对它日益削弱的潜力施以压力。
我们是它第一次偷袭的受害者，因此我们有很大的道义上的优势。史汀生在建议中还着重讲了另外一面：日本人有极高的爱国心，肯定容易接受疯狂抵抗入侵的号召。如果美国试图攻入的话，我们也许会经历比在德国所经历的更为残酷的最后一战。十分明显，史汀生不主张美军登陆日本，他想走另外的一条道路：我相信，日本在这样的危机中会比我们当前的报纸和当前的其他评论所指明的更加理智得多。日本这个民族并非完全由疯子组成，它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完全有别于我们。相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它孕育出极其出色的人民，能够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不仅采纳了西方文明的复杂技术，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取它们的文化和它们的政治、社会思想。它在这些方面的进展……是历史上民族进步的最令人震惊的壮举之一……
因此，我的结论是慎重选择一个时机给日本发出一个警告……
我个人认为，如果提出这样的警告，我应该补充一点，即我们并不排除在它当今的皇朝下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将大大增加被接受的机会。陆军部长知道，有一个“无条件投降”的约定。这个约定产生于1943年。那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会晤，主题是劝说法国抵抗法西斯的实力派人物吉罗和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实现联合。会晤中两国首脑还讨论了德国和日本的投降条件的问题。当时，讨论中出现过“无条件投降”这一概念，但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使用它。1月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会见记者，罗斯福向记者即兴讲道：“只有完全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全世界才有和平……”他接着补充说：“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那就意味着德、意、日的无条件投降。”
当时，丘吉尔就在罗斯福的身边，罗斯福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听后他大吃一惊。
后来罗斯福对哈里·霍普金斯说，临时突然插进这句决定对方命运的话，是因为他脑子里总想着劝说吉罗先生和戴高乐将军坐到一起的事，结果，思想一下子被搅乱了。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解释说：“我们想把这两位将军拉到一起，费了好大的周折。我心里暗想，这真和当年人们安排格兰特会见李将军一样困难。后来要出席记者招待会了，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忽然想到过去人们曾称格兰特为‘无条件投降先生’ ，于是，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冒出了这句话。”
问题是，罗斯福讲后，丘吉尔立即就表示了与罗斯福的一致性。丘吉尔说他当时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即使是一个漏洞，在这种场合也会对我们的作战努力造成损害甚至危害。”
这样，“无条件投降”成了一个约定，同时成了一项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汀生在建议中多处把自己关于日本可保留天皇制实际上是有条件投降的建议描述为“等同于无条件投降”，以避免看上去与既定政策相背离。
但是，这并未能遮住人们的眼睛，其他的人并不这样看。
第七部分：发威史汀生的建议行不通
前往波茨坦之前，贝尔纳斯曾带着史汀生的这份建议书去见年老多病的科德尔·赫尔。这位前国务卿是他的南方同乡。结果，赫尔立即指出了对“当今皇朝”即天皇裕仁的让步的问题，并告诉贝尔纳斯说：“这看来对日本过于迁就姑息了。”
就是说，赫尔不同意史汀生的见解。
事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当史汀生、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抵达波茨坦时，他们得知，保留天皇制，正是日本人准备接受的起码投降条件。
美国的情报机关截获并破译了东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电讯。这些电讯表明，日本政府指示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设法使苏联关注于调解日本的投降。外相东乡茂德在7月11日致电佐藤说：“帝国的外部和国内情况十分严峻，现在甚至正私下考虑结束战争的问题……我们也正在试探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借助于苏联来结束它……这是帝国宫廷十分关心的一件事情。”
次日，外相直截了当地提出：
“陛下衷心希望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只要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我国只有竭尽全力打到底，以争取生存和祖国的荣誉，此外别无选择。”
无条件投降，对日本领导阶层来说，就是要求它放弃它的政体。而这一点，日本绝对不会接受。这就是当时问题的实质。
当贝尔纳斯远渡大西洋时，赫尔考虑了这些困难，并在7月16日发出了一封提出进一步建议的电报。这位前任国务卿申辩说，即使允许天皇继续保留他的皇位，日本也可能拒绝有关投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他们中间的军国主义分子将会把这一点视为盟国意志正在削弱的表现，从而得到鼓舞，而且，“势必将在美国国内引起可怕的政治反击……在此情况之下，是不是先等一等盟军轰炸的高潮和俄国参战再做定夺”？
对日本人提出警告的目的在于敦促它早日投降，从而有希望避免一次血腥的入侵；苏联参战同样会促使日本早日投降。但是，它有明显的副作用：受制于斯大林，让苏联得到更多的好处。赫尔的拖延策略有可能改善第一个前景，但是它也可能促成第二点的实现。
第七部分：发威出生的喜讯传到杜鲁门那里
就在杜鲁门举棋不定的时刻，另一条消息传到了波茨坦。它立即改变了方程式的条件。
陆军部副部长乔治·哈里森从华盛顿发了一个电报给史汀生，宣告，霍尔纳多爆炸成功，电文如下：今晨进行手术。诊断尚未全部结束，但结果令人满意，并已超出预料。必须发布当地新闻，因为关注甚为广泛。格罗夫斯大夫极为高兴。他明天回来。进一步的情况我将继续向您报告。这条消息首先使史汀生如释重负。陆军部花费20亿美元搞原子弹，史汀生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如果原子弹搞不出什么名堂，后果可想而知。
这位陆军部长愉快地把这个电报送给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
他们刚刚从柏林回到波茨坦。
贝尔纳斯从史汀生令人鼓舞的消息中看到了更为广泛的缓解。这使他连夜给赫尔复了电。他告诉赫尔，对日本人发出警告的声明应该推迟，而且在发表时不应该包含对天皇的这一承诺。
现在，贝尔纳斯有充分的理由来推迟发出警告了：要等待第一批实战原子弹准备就绪。
这些武器将满足赫尔的第一条反对理由，如果日本人不理睬警告，那么，美国可以有一次十分可怕的惩罚性反应。
就是说，美国的武器库里增加了这样的武器之后就不需要再为无条件投降做出妥协了。而且美国在太平洋不再需要苏联的援助了。现在的问题将不再是设法把苏联拖进来，而是力图把他们排除在外。
贝尔纳斯断言：“当总统和我本人知道了这次成功的试验后，谁也不急于要俄国人参战了。”
但就当时而言，除总统和贝尔纳斯之外，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认为，如果只有裕仁可以说服那些尚未被击败、手上还有可供一年使用的军火，但战线漫长的日本军队放下他们的武器的话，那么，保留天皇可能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在此情况之下，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需要一份适宜的宣言，既不会惊扰他们的下属，让美国人民安心，又可以给日本人一明白无误的信息。
星期六中午，格罗夫斯关于“三一计划”试验的目击报告，由哈里森以密电送达。史汀生找到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他高声朗读了报告。格罗夫斯估计“释放出来的能量超过15000吨梯恩梯，而达到了20000吨”。报告援引他的副手法雷尔对当时场面的描述：“史无前例的、辉煌的、美丽的、惊人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
他们的用语与科学家大有不同，我们还记得班布里奇的描述：“肮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报告还收入了法雷尔对事件的评价：“至于目前的战争，这里有一种感觉，即不管还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握有的手段足以保证它迅速结束，这将使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生命免于涂炭。”
这无疑是总统和国务卿喜欢听的。
史汀生注意到杜鲁门为这个报告“大为振奋”，说这个报告“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念”。
实际上史汀生也很兴奋。不错，史汀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布什和科南特的接近玻尔思想的建议，同时，对日本，他主张可以放宽条件，甚至允许保留天皇制。但是，他并不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特别是真的如果借此可以结束战争、减少美国军人的死伤的话。
第七部分：发威艾森豪威尔的见解
接到格罗夫斯的报告之前，史汀生正在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款待。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在德国的总部里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饭菜可口，一切都很好。席间，史汀生收到了一份电报，其中说原子弹已经加以完善，并且可以投掷了。”
哈里森的这份电报是他就原子弹问题向陆军部长发的第二份电报。这正是“三一计划”试验的第二天，当时格罗夫斯回到了华盛顿，电报说：医生刚刚回来，他兴高采烈，相信小男孩同他的大哥哥一样健壮。他眼睛发出的亮光从这里到海霍尔德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这里到我的农场，我都可以听到他的尖叫声。海霍尔德是史汀生在长岛的住宅，离华盛顿有250英里。哈里森的农场在首都郊外50英里处。这种暗语自然是形容霍尔纳多实验场原子弹的闪光和声响的。当时，艾森豪威尔读到它时，觉得这种比喻并不令人感到有意思，而且认为它蕴含着邪恶，他写道：电报用的是暗语，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讲的，“小羊羔生了”，或者其他讨厌的类似的话。然后史汀生告诉我，他们准备把它投掷在日本人身上。好么，我只是洗耳恭听，我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说到底，我在欧洲的事已经干完，日本那边的事由不得我。但是只要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越来越感到抑郁。然后他询问我的意见，于是我告诉他，我反对这样做，理由是两点：第一，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了，没有必要用这个可怕的东西去打击他们。第二，我憎恨看到我国首先使用这类武器。好啊……这位老先生听后大为恼火。我能了解他何以如此。说到底，他承担了重任，他有权这样做。但是，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还找到杜鲁门，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但总统有他自己的判断。当他听到“三一计划”成功的消息时，他立即在日记中记了这样的话：“我相信日本人在俄国人进来以前就会垮台。我肯定，当‘曼哈顿’出现在他们本土时，他们就会垮。”
什么时候发布波茨坦宣言，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时候第一批原子弹能准备就绪加以投掷的问题。史汀生询问了哈里森，哈里森回答说：从8月1 日开始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手术，但还要看病人准备情况和大气情况。单从病人角度来看，从8月1日至3日有机会，从8月4日至5日，好机会，排除未及始料的旧病复发，8月10日以前几乎肯定是可以的。这时是7月23日，史汀生要了一份目标城市名单，哈里森回电说：按照顺序是广岛、小仓、新睸。史汀生放了心：京都已肯定被排除。
这份电报意味着，在7月最后一周，长崎还没有被补充在名单上。但几天之后长崎就加上去了。官方的空军史学家们推测是李梅的部下建议的，目测轰炸的需要或许就是加上的原因。长崎被补上肯定还因为它当时是日本少数没有被完全烧毁的城市之一。
作为实战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即“胖子”，应该大约在8月6日在太平洋基地准备就绪，第二颗大约在8月24日就绪。更多的数量将加速准备好，九月份或许完成3颗，到12月份希望完成7颗或者更多。每月三颗以上的增加率需要设计的改进，格罗夫斯认为这种改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史汀生在7月24日星期二上午把哈里森的几项估计向杜鲁门做了汇报。总统甚为高兴，并说他将按照这些估计来确定发布波茨坦宣言的时间。
陆军部长利用这个时刻吁请杜鲁门考虑是否在私下向日本人保证，他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如果他们坚持要这一让步作为投降条件的话。总统没有表示什么，他说他将记住这一点并将加以关注。
第七部分：发威杜鲁门如何向斯大林进行通报
史汀生离开后，贝尔纳斯同杜鲁门一起共进午餐。他们已经决定将原子弹的事告诉给斯大林，现在在讨论如何把话讲得尽可能少些。让斯大林知道他的战时盟国背着他已经发展了一种划时代的新式武器，但又不能透露更多的内容，这需要一种高超的策略。而贝尔纳斯比杜鲁门想到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在1958年他告诉一位历史学家说：根据我在会议第一个星期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已得出结论，如果俄国人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话，那会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我担心如果斯大林充分得悉新武器的威力的话，他可能命令苏联军队立刻火速前进。经过反复斟酌，向斯大林通报的难题得到了解决。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商定后的次日，他们安排在塞西林宫与斯大林会谈。会谈结束后，杜鲁门按照精心做出的安排，又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随便的”接触。
塞西林宫已经被撤去了饰物，看起来十分寒酸。淡色的德国蚊虫从没有纱窗的窗户飞进来，放肆地向几个征服者发起进攻。杜鲁门跟在他的翻译背后，绕着用呢子铺的会议圆桌，侧身走向他的苏联对手。他实际上心情十分紧张，但假装着镇静。等杜鲁门表现得漫不经心走到斯大林跟前时，他又“漫不经心”告诉斯大林，美国有了一种破坏力非同一般的新武器。
当杜鲁门说这番话的时候，贝尔纳斯在远处使劲地盯住斯大林的脸。他期望能从斯大林的脸上看到一种惧怕之情，至少他希望能看到斯大林听后会做出某种反应，以根据面部表情的变化判断出斯大林的某种心理活动。
贝尔纳斯没有从斯大林的脸上看到任何异常的东西。斯大林照旧叼着他那精制的烟斗，神情安详而又自若。他平静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吸入的烟雾缓缓吐出，淡青色的烟缕从烟斗里冒出来，袅袅上升，与斯大林吐出的淡青色的烟雾混合后，渐渐消失在大厅里。这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以为斯大林压根就没有弄明白他们向他透露的内容的分量。
等了大约半分钟，斯大林说话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感到很高兴，希望我们好好利用它，例如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后来，奥本海默知道这个故事之后，深深叹了一口气，他说：“这是把漫不经心做过了头的典型事例。” 奥本海默懂得，从此时此刻开始，全世界将失去什么，失去多少。
如果斯大林对原子弹的潜力还没有深刻印象的话，杜鲁门却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形成圣经启示录式的幻觉，他写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世界史上最可怕的炸弹。这或许就是幼发拉底河时代所预言的诺亚和他的传说中的方舟之后的烈火毁灭。
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分裂原子。用温和的口气说，在新墨西哥的沙漠地带的试验是惊人的……
这一武器将在现在到8月10日之间对日本使用。我已经告诉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说，在使用时要以军事目标、步兵和水兵为目标，而不是妇女和儿童。即使日本人是野蛮人、嗜杀成性、冷酷无情、疯狂暴虐的，我们作为世界的领袖，为了共同的利益不能够把这个可怕的炸弹投掷在老京城或新首都上。
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目标将纯粹是军事性的，而且我们将发布一项警告声明，敦促日本人投降，使生命免遭涂炭。我确信他们不会接受，但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希特勒一伙和斯大林的人没有发现原子弹，这对世界来说肯定是一件幸事。这似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可以用来做最好用途。除了表达垄断原子弹的秘密、以此进行核讹诈的决心之外，我们似乎还看到了这个人的一片善心。“以军事目标、步兵和水兵为目标”，“不是妇女和儿童”。
如要光看这节日记，好像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妇女和儿童”的头上的暴行违背了总统的意志，不但法理难容，而且是对“圣心”的亵渎。可与事实一对照，我们却正好看到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的可耻嘴脸！
我们同时看到，杜鲁门也发现了原子弹的革命性，说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可以用来做最好用途”。可他的那种革命性，与玻尔的革命性之间，又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星期二当杜鲁门向斯大林提到新武器时，美国的三军参谋长正和他们的苏联对手会见。红军参谋长阿列克谢·E·安东诺夫宣布苏军已经在满洲边境集结，并将在8月下半月准备进军。斯大林以前曾说是8月15日。贝尔纳斯担心苏联人会证明他们是不同寻常地遵守时刻的。
第七部分：发威命令下达
在杜鲁门会见斯大林的那天下午，格罗夫斯在华盛顿起草了启用原子弹的历史性指令。这一指令送交哈里森，通过无线电以绝密件发给马歇尔，请求“尽快地得到你和陆军部长的批准”。
与此同时，一张从全国地理协会出版的大地图上剪下来的日本小地图和标明已选定目标的一页纸表明，现在，长崎已经包括在目标之内了。这张地图旋即由信使带给马歇尔。
这一指令稿很快得到了马歇尔和史汀生的批准。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他们把它拿给杜鲁门看了，虽然在记录上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这一点。我们记得，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初，罗斯福作为总统是曾为原子弹的出世而坐卧不宁的。他至少意识到了一个总统在这上面的责任。杜鲁门不是这样。他不认为在自己的身边有什么问题。原子弹？好玩意儿！
次日，指令发往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致卡尔·斯帕茨将军，美国战略空军司令：
1第20航空军第509混合大队在1945年8月3日以后天气允许目测轰炸的情况下，将在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睸和长崎… …
2一旦计划人员准备就绪，立即对上述目标投掷更多的这类炸弹……
3一切有关发布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的消息均由美国陆军部长和总统决定……
4上述指令系奉美国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指示并经他们的批准而发给你的。这表明，“最后的事情”定了下来。
第七部分：发威被允许发威
“小男孩”在一个岛上接生，将到另一个岛上降生霍尔纳多爆炸的时候，旧金山湾的亨特海军基地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
一架由探照灯照亮的吊车把15英尺长、内装有原子弹“小男孩”部件木箱安放在了“印第安纳波利斯” 号的甲板上。
两名水手用铁杠抬着，把一个铅桶送上了船。铅桶里“小男孩”的弹芯静静地睡着。水手的身后跟着两名洛斯阿拉莫斯陆军军官。铅桶被放进了舰上一名海军上尉的房舱里——这名上尉已经早早地把房舱腾了出来。
在舱内底板上已经焊上了吊环螺栓。两位水手把铅桶固定在了螺栓上。洛斯阿拉莫斯陆军军官用挂锁把它锁牢。他们在10天航行至提尼安岛前将24小时轮流看守。
在1945年7月16日太平洋时间8点36分时，当霍尔纳多抛出把月亮的表面照亮的亮光4小时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载着它的“货物”穿过金门大桥驶向大海。
当年3月底，埃尔默·E·柯克帕特里克上校，一位陆军工程师，根据格罗夫斯的命令，到达了玛丽安娜群岛。在那里，他要确定一个地方安置蒂比茨的第509混合大队，而“小男孩”将由这个大队载往目标投掷。
柯克帕特里克3月30日到达，他见了太平洋飞行大队司令李梅，然后到关岛同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见了面。他发现这些司令官都很乐于合作。
最终确定蒂比茨的大队安置在提尼安岛。
李梅在4月3日亲自驾驶飞机送柯克帕特里克去了提尼安岛。到达的当天，柯克帕特里克向格罗夫斯报告了情况，说他“踏遍了大部分岛屿，定下了我们的场地，计划部队已经开始布局”。
虽然并不缺少B-29,但柯克帕特里克发现岛上水泥和建筑物严重短缺。除了将级军官和海军军官外，人们都住在帐篷或敞开的营房里，条件十分恶劣。
柯克帕特里克在4月5日飞回关岛，看看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修建机场所需要的物资，并为自己的工作取得所需要的优先权。
在当地，他跑遍了海军和空军的层层领导机关，带着从华盛顿得到的批准书，见了这位长官再见那位长官。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亲眼看到了有关方面向塞班岛发去的一个指示当地供给他“足够的物资，以便把主要的事情做好”的电传。他还得到保证，一个被称为“海上蜜蜂” 的海军工程营，将负责建筑房屋、停机坪，并挖掘放原子弹的大坑，以便把原子弹吊升到蒂比茨的B-29的弹舱内。因为原子弹太大了，飞机与地面之间的空间容纳不下。
6月底，柯克帕特里克向格罗夫斯报告了他工作的进展状况，成绩是令人感到鼓舞的：5间仓库、一幢办公楼、工作区内的道路和停车区、9个弹药库已经完工。几个大坑已挖就，停放509大队飞机的停机坪地基已经完工，正准备铺设路面。发电机房和压气机棚即将完工。一幢准备用于组装原子弹的带空调设备的建筑物将在7月1日完成。另外两幢组装建筑物将分别在8月1日和8月15日前完工。509大队的战士中已有1100多人到达。“每星期都有更多的人到来”。
蒂比茨的第一批战斗飞行员自己驾驶着先进的、经过专门改进过的B-29到达了提尼安。
不能不说提尼安是一个奇迹。这里，离旧金山6000英里，美国武装部队筑起了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场。一个庞大的珊瑚岗被铲掉了一半，以便用来填平高低不平的原野，建筑了6条跑道，每条跑道将近2英里长，可以并排跑10辆汽车。在这些跑道的旁边停放着一排一排的银光闪闪的大型飞机。飞机不是几十架而是数以百计。从高空往下看，这个比曼哈顿小的海岛俨然就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
而所有这一切庞大的准备工作具有一种巨大而令人生畏的后果。
7月26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到达了提尼安岛。
分别携带“小男孩”部件的三架空军运输司令部的C-54运输机，也到达了这里。
第七部分：发威远在欧洲的主人看着新的
接生场的一举一动在欧洲，杜鲁门的参谋人员在当天，即7月26日晚上7点钟向报界散发了波茨坦公告。公报代表美国总统、国民党中国的主席和大不列颠首相向日本提供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公告称：我们的条件如下。我们不会更改，也没有其他另一方式。我们将不容忍任何拖延。
那些曾经欺骗和误引日本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领导当局和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直至一种新的秩序成立之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 将被占领。
……日本的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我们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
日本军队将完全解除武装，士兵们将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使他们有和平和生产、生活的机会。
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是，对于一切战争罪犯将处以严厉的法律上的制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必须建立。
日本将被允许保留维持其经济所需要的工业……
一旦这些目标建立，并且，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而建立的致力于和平和负责的政府成立之后，盟国的占领军将从日本撤出。
我们通告日本政府现在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这个严峻的文件通过无线电从旧金山发送给了日本人：日本的监听员在7月27日东京时间7时收到。日本的领导人一整天都对这个文件进行研究。外相东乡不喜欢占领和剥夺日本海外领地的要求，他分析说，公告以三国领导人的名义发表，说明苏联并不赞成这个公告，他建议等待有了苏联对佐藤大使陈述的反应以后再对公告做出答复。
首相铃木贯太郎男爵同意外相的立场。
但军方领导人不同意，他们建议立即拒绝。他们争论说，不这样做将会严重挫伤士气。
第二天日本报纸发表了一份经过检查删减的波茨坦公告文本，特别删去了允许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军人和平地回到自己的家园的条款，以及日本人将不会被奴役和消灭的保证。下午铃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说：“我相信三国的联合公告只是重弹开罗宣言的老调。至于本国政府，没有发现文件中有任何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抉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我们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就是说：日本准备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是双重逼迫：日本打算在保留天皇制的框架内投降，英美不同意，坚持以“无条件投降”逼迫日本，日本拒绝接受，这样，就把事情推上了绝路。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史汀生向《哈泼斯》杂志解释说：“面对着这样的拒绝，我们只能进而证实哀的美敦书的权威：言必信、行必果。日本人继续作战，我们就要奉陪到底。但我们的伤亡陪不起。在此情况之下，动用原子弹是一个十分适宜的选择。”
事情或许就是这样：一旦证明原子弹是成功的，人们就寻找理由去使用它。史汀生于1947年在《哈泼斯》杂志的辩解中写出了最迫切的理由：我的主要目的是使我曾协助建立起来的军队，以最少的战士生命为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当根据合理的估计有另外的选择出现时，我相信，处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担负着我们所负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在他手中握着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类武器的情况下不去使用它。如果那样，他们在以后还如何能够正视自己的同胞呢？
第七部分：发威出生前面临的复杂争执
对于是否应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科学家中出现了意见分歧。
有人把使用原子武器视为非法，并且担心如果现在使用这种武器，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将受到损害。
7月初，齐拉特的一份呼吁书在“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中被传阅着，这份呼吁书抗议原子弹的使用。呼吁书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特勒就是反对阵营中的一员，他在回答齐拉特时说：首先让我说，我已经没有希望洗清我的良心。我们正在做的东西太可怕了，任何数量的抗议或者玩弄政治都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但是我并没有被你的反对所真正说服。我认为不存在宣布某一种武器为非法的任何机会。如果我们有生存的一线希望，那就在于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武器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就更加肯定地会在任何真正的冲突中被使用，而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
我们的惟一希望是把我们获得结果的事实公之于人民。这样或许会帮助说服每一个人：下一次战争将是毁灭性的。为了这一目的，实际的作战使用甚至可以是最好的事。使用原子弹似乎还有一个理由：补偿它的花费，说服国会相信，投资20亿美元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