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福：“你省略了一个情节。”
查德威克道：“以头等荣誉……”
卢瑟福：“这就对了。一个原本学数学的学生，学了物理，最后以头等荣誉毕业，此皆卢瑟福爵士之力也！”
众人笑了起来，并热烈地鼓起掌来。
查德威克继续道：“我留下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得到硕士学位，并……”他看了卢瑟福一眼，卢瑟福故意不理他，他继续道，“得到一项重要研究奖金。此后，老师推荐我去了柏林，在盖革手下工作。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爱因斯坦、哈恩和迈特纳。而这时，战争插了进来。盖革应征入伍。我作为敌侨不能再呆下去了。盖革临行前，赠给我一张200马克的私人支票，要我买票赶快离开德国。但有些朋友劝我等一等，以免匆忙遇上德军军车。后来我买到了去荷兰的车票，但旅行社建议我走中立的瑞士。我听从了，留下来等合适的车次，但迟了。我因发表‘颠覆性言论’而被捕——那时，讲英语就被视为发表‘颠覆性言论’。我在柏林被关了10天，是盖革实验室出面我才得到释放。而出来之后我并没有得到自由——德皇政府命令对所有在德国的英国人实行战时拘留。我被关在了鲁雷木，四年，饥饿，冬季的严寒，寂寞……但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停战协定签定后，我回到了曼彻斯特，当时我手上只有11英镑，是老师再次接受了我……”
查德威克哭了起来。
大家都被感动了。
卢瑟福道：“这就是一个未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青年时代。它，连同传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勤奋品格，会有报偿的！”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看到了新访客认作老朋友
无论在“核物理的史前时期”还是在“核物理的历史时期”，这门科学每前进一步，几乎都离不开法国“居里家族”所做出的贡献。只是，他们似乎总是命运不佳，往往是：他们的成果总是后人一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起到了搭梯的作用。因此说，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这次他们“看到了新访客，可认作了老朋友”——他们看到了中子，可他们把它们依然当成了γ射线。这表明，他们又在发现中子的门槛前停了下来。
在卢瑟福和查德威克苦苦寻找中子而无果的时候，在巴黎，居里家族却与中子碰了面。
1928年，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和他的学生赫伯特·贝克尔用α粒子轰击铍，实验中出现了“不名能量”。他们的实验结果公布后引起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纷纷起来为多出的能寻找来源。
居里家族捷足先登。
这时，居里家族的主要成员除玛丽·居里之外，还有她的女儿艾琳纳·居里和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艾琳纳·居里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于1927年结婚。
这期间，玛丽·居里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创建了镭研究所。研究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有丰富的钋源。这是因为，当时各国的医生都用氡治疗癌症。而氡在一定的时间里就会自然衰变为三种同位素，钋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样，许多医生为了对发现镭的玛丽·居里表示敬意，就把氡的衰变物送到巴黎的镭研究所。正好，艾琳纳·居里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已经掌握了氡的衰变物的分离技术，因此，他们很容易地将钋从混合物中提炼出来。他们手上有了大量的钋。钋是轰击铍的有效放射源。
很快他们就有了第一批实验结果，发现铍的辐射要比博特、贝克尔公布的辐射穿透力强——测得的辐射能量为进行轰击的α粒子能量的三倍。
他们进一步实验，目的是检查铍辐射能不能像α粒子那样，在物质中打出质子来。他们在电离室内装了一个小窗子，然后把不同的材料紧靠在窗口的辐射通道上。他们试了含有氢的石蜡等。这没有让他们发现什么质子。但是，当把石蜡等薄片放近窗口时，他们观察到了一种现象: 电离比平常时大了起来。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随后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最后得出结论：电离的增加，是含氢物质放出质子的结果。就是说，这是铍辐射和氢原子核之间的“弹性碰撞”，犹如台球或玻璃弹子的碰撞。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下一步走对了，居里家族就得到了发现中子的优先权。
可惜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认错了人，把一个来访的新客，当成了旧相识。
他们没有读过卢瑟福的贝克尔讲演，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这种讲演往往是以前报道过的工作的重复叙述。卢瑟福以往的工作论述，他们都知道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花时间去阅读它。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到存在一种中性粒子的可能性。
他们仍然保持他们原来的信念，认为从铍产生的有穿透力的辐射只能是γ辐射，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1932年1月18日，约里奥—居里夫妇把他们的发现，即石蜡被铍辐射轰击时放出的高速质子，报告给了法国科学院。他们随即发表了论文，题目是：《含氢物质被强γ射线照射时放出高速质子》。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认出了中子
查德威克看了居里家族的报告后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改变了方向，立即把一种新的粒子抓住了。他完成核物理学划时代的发现——认出了中子
这可能吗？使铍产生这一效应的如果是γ射线，那就犹如一个玻璃弹子，无论它能量多大，也不可能使一颗射来的摧毁性炮弹发生偏转。
γ射线可以偏转电子。这已被美国实验物理学家阿瑟·霍利·康普顿所证实，并以发现者的名字标为“康普顿效应”。
但质子的质量比电子大1836倍，因此，γ射线便难以推动质子。而如果质子真的被推动了，那推动它的一定是别的什么。
2月初，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论文到了卡文迪许。
查德威克吃惊了：这是不可能的！
他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卢瑟福。长期以来，卡文迪许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上午11点前后，大家要聚到卢瑟福那里，告诉他一切有意思的新闻，并讨论实验室在进行中的工作。当时还不到那一时刻，查德威克就跑去见卢瑟福，把约里奥—居里的观测告诉给了他。查德威克看到，卢瑟福变得越来越惊异，最后，他大声喊道：“不相信！”
查德威克动手重复了约里奥的实验。他相信，一定有某种全新并且是奇特的东西将要问世。
查德威克重复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后自己又另辟新径，做自己的实验。他拿开了石蜡片，观察其他元素直接被辐射轰击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在电离室窗口前放上了固体元素，锂、铍、硼、炭等等。尔后，他又把氢、氦、氮、氧和氩等气体元素打入电离室以代替其中的空气。结果，在所有情况下，波形跳动都增加了。强有力的铍辐射从查德威克所测试的所有元素中都打出了质子，而且从每种元素打出的数目大体相同。
这样，他否定了约里奥的结论，说：“如果我们假设辐射不是γ辐射而是其质量与质子很接近的一种新粒子，那么，所有与碰撞相关的困难，如它们的频率以及传给不同质量的能量等等，就全部消失了。”
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解释这种辐射的强大穿透力，我们还必须假设这种粒子不带正电也不带负电……我们可以假定它就是卢瑟福在1920年贝克尔讲演中所谈到过的‘中子’。”
当约里奥—居里夫妇读到查德威克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深深地也是合理地感到了苦恼。
中子终于被发现了。从卢瑟福1920年在贝克尔讲演中提到它并且号召人们努力地寻找它，已经过去了12个年头。查德威克原做的实验走错了路，没有成功。约里奥·居里走对了路，但认错了人。最后，查德威克照约里奥·居里的路走下去，获得了成功。
卢瑟福实现了两个预言：第一，中子被找到了。第二，查德威克从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了真正的诺贝尔奖的得主——1935年，他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奖。
查德威克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物质的第三个基本成分。正是这个中性物质增加了元素的重量而不增加电荷。人们彻底弄明白了，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一个氢核，7个质子和7个中子组成一个氮核，47个质子和60 个中子组成一个银核，56个质子和81个中子组成一个钡核，92 个质子和146（或147）个中子组成一个铀核，如此等等。
由于中子同一个质子的质量相当，但不带电荷，它便几乎不受核周围的电子壳的影响，核本身的电子屏障也挡不住它。就是说，它是具有惊人穿透力的新的核探测物。
中子被发现后，已经在美国的汉斯·贝蒂说：“中子发现前是核物理的史前时期，中子发现后才开始了核物理学的历史。”
汉斯·贝蒂的认识是深刻的。原子只有破裂时才能释放出其内部的无限能量。而中子是对原子核进行轰击使它破裂的惟一有效武器。进一步：真正让原子的能量释放出来，只有实现原子的“链式反应”才成。而引起这种反应的，又是“第二代中子”。可以这样讲：没有对中子的认识和把握，就没有原子弹。
中子的发现等于宣布：核物理学的历史正式开元了！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一次会议的启动
事情就是这样，人们想做工，就想到打造工具。工具一旦打造完毕，它就被派上用场。起初，中子并不是人们为做某事而有意识“打造出来”的。但它既然成为工具，人们就自然想到了它的用项。
一、一次会议的启动
1居里家族的实验报告受到质疑，引发新的探讨
1933年10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七届索尔维会议。全世界的核物理学家第一次专注于核物理的讨论，因此吸引了各国最高水平的男女三代物理学家与会。老一辈的物理学家中，有玛丽·居里、欧内斯特·卢瑟福等，中年一代有尼尔斯·玻尔、莉泽·迈特纳、奥托·哈恩等，在年轻一辈人中则有维尔纳·海森堡、沃尔夫冈·泡利、恩里科·费米、詹姆斯·查德威克、乔治·伽莫夫、艾琳纳·居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欧内斯特·劳伦斯等。欧内斯特·劳伦斯是美国惟一的代表，他的回旋加速器已在运转。
这些物理学家对原子结构问题进行了辩论。
会议之前，约里奥夫妇又有了新的发现：用由钋产生的α粒子轰击某些元素，如铝和硼，有时会放射出一粒中子。他们兴高采烈地把这个结果写成报告在会上公布。
这样，作为核物理最重大的议题——原子的裂变，便从此开始问世了。
但是，约里奥夫妇的报告立即遭受到莉泽·迈特纳的质疑。谁都清楚，莉泽·迈特纳一向是以严谨、精确的实验工作而受到高度尊敬的。她的声音意味着什么，没一个人心中不明白。莉泽·迈特纳说，她在威廉大帝研究所作过类似实验，而她的实验中从没有能够发现一粒中子。
大会自然偏向了迈特纳。不用说，约里奥夫妇感到异常沮丧。
好在理论物理学家们进行了干预。在约里奥夫妇沮丧地走出会场时，尼尔斯·玻尔从后面赶了上来，他把他们拉到一边，并以诚恳的语调对他们道：“我认为你们的实验结果非常重要。”
在他们讲话的当儿，莉泽·迈特纳也赶到了，她在搀扶着玛丽·居里。莉泽·迈特纳放开玛丽·居里，向艾琳纳奔了过来，并拥抱了她。玛丽·居里对女儿说：“回去细细地检查检查好了。” 莉泽·迈特纳也点了点头，做了同样的表示。显然，莉泽·迈特纳和玛丽·居里谈了他们的实验。
2 居里家族决定重做实验
约里奥夫妇回到巴黎后，准备重做实验。
1932年艾琳纳已经接替母亲成为镭研究所的所长。玛丽·居里，这位长期失去丈夫的放射性研究的先驱者，由于多年受到过多的辐射而患了致命的白血病。
看起来，中子而不是质子的出现，很可能取决于轰击靶子的α粒子的能量。想到这里，约里奥—居里夫妇决定把他们的钋放射源离开靶子远一些，迫使α粒子穿过更长距离的空气，从而把速度减慢下来，以证实他们的设想。他们这样做了，并注意观察着结果。
3 新的实验使居里家族发现了人工放射现象
被轰击的靶子是非放射性元素。约里奥发现，实验中出现了一种物质，测其半衰期，确定为3分钟。这是很奇怪的：铝被α粒子轰击最后会产生另一种元素？会是这样吗？
实验是通过盖革计数器测出这一结果的，万一盖革计数器失误了呢？
研究所中正好有一位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名叫沃尔夫冈·根特纳，他是盖革计数器的专家。约里奥请他来检查盖革计数器。
当天晚上，他们夫妇去参加一个不能不去的社交活动。第二天早晨，约里奥夫妇发现，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有一张沃尔夫冈·根特纳写的便条，上面写着：盖革计数器处于完好的工作状态。
这说明，对生成物半衰期的测定没有错。这使他们坚持了正常推理，结果导致了人工放射性的发现。
这个发现无疑是对艾琳纳病中的母亲的一种极大的安慰，是她培养了她的女儿并资助了她的女婿。
当艾琳纳和约里奥把盛在一个小玻璃管中的第一个人工放射性元素举在玛丽·居里眼前时，玛丽·居里接过小玻璃管，把它捏在她那早已被镭烧焦了表皮的手指中，细细地观察着。最后，为了证实孩子们告诉她的情况，她将试管移近一个盖革计数器。她立即听到了计数器发出的嘀嗒声。无疑，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巨大满足。
约里奥夫妇于1934年1月15日在《报告》上公布了他们的实验，随后给《自然》杂志写了详细的报告。
世界再一次轰动了。两个星期后，他们接到了卢瑟福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说：“我祝贺你们二人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我肯定这项工作将最终被证明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卢瑟福还说，他自己也曾作过多次这种实验，但是“都没有成功”。玻尔也来了祝贺的信函。
约里奥夫妇随后证明，可以用人工方法使核在放射性衰变中释放出能量。
1935年， 约里奥夫妇获得了诺贝尔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 约里奥有一个讲话， 其中道：
天文学家有时观察到一颗中等星体会突然增大起来，一颗肉眼看不到的星体会变得异常明亮，以致不用望远镜都可以看到——这是新星的出现。这种星体的突然闪耀，可能是由于像我们飞翔的想象力现在正在领悟到的、具有爆炸特性的那种嬗变所引起的——探索者无疑将试图实现这种过程，同时我们希望，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中子上阵（1）
1齐拉特的提示
到目前为止，诱导人工放射性，约里奥夫妇做了实验，而他们用的工具是α粒子。
卢瑟福曾有预言：中子会很容易地进入核的内部。有了这个提示，世界上有一个生有奇异脑袋的人这时想到了中子，并进一步，按照当时某些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的习惯，正在思考有关利用中子的专利问题。这个人就是居住在德国的匈牙利科学家利奥·齐拉特。
1934年3月，齐拉特申请了一项专利，申请书上有这样的文字：
按照本发明，放射性物质是用中子轰击一些适合的元素而产生的……这种不带电的粒子可以穿透重元素……从而产生放射性物质……
这里所讲的，就是利用中子实现元素的人工放射性。这方面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子裂变实验的成功。所以，人工放射性的实现，是实现原子裂变的前奏和先声。
2费米的作业
意大利的恩里科·费米，和齐拉特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实现元素的人工放射性，中子要比α粒子更为有效。
费米与齐拉特不同的是，他为此采取了实际行动。
1934年1月，费米收到了刊有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人工放射性文章的法文杂志《报告》。费米十分兴奋，并立即想到了使用中子的优势。
三、费米发现“慢中子效应”
于是，费米开始了他的中子轰击实验。
当年他33岁，身材矮，体格壮，肤色深，一头厚厚的黑发，一个狭窄的鼻子，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他笑口常开，让人一看就感到亲切。他的妻子劳拉·费米，是一个意大利海军军官的女儿，纤小、美丽。结婚之后，费米被妻子鼓励养成了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他先一个人在家中工作几小时，9点钟到物理研究所上班，一直工作到12点半才回家吃午饭，下午4点回研究所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然后回家吃晚餐。几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
他和他的年轻的同事们占用研究所二楼南头的一些房间。同他们共用这部分楼层的，还有罗马市卫生局的局长科尔宾诺和卫生局的物理学家G·C·特拉巴齐。特拉巴齐是一个很大方的好好先生，常常借给科尔宾诺的“孩子们”所需要的仪器和物品。作为回报，他们非常喜欢他，并一直喊他为“上帝”。
科尔宾诺和他的一家住在上一层，住宅俯视着后面一个私用的花园，其中心有一个金鱼池。一楼给学生用，地下室设有发电机和一个用铅作内衬的保险柜，其中放有卫生局的一克重的镭，价值670000里拉——约合34000美元。玻璃管道穿过保险柜的一侧的墙壁，将由镭衰变而产生的氡引至由玻璃管组成的小型精炼塔中，以便将这种放射性气体纯化并加以干燥。
这幢楼靠近罗马市中心，坐落在山旁的一个小花园中。花园里种了棕榈树和竹林，整天都非常安静。一条用小石子铺成的小路，在罗马的金色日光下闪耀着白色光芒。它通向潘尼斯普娜路。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中子上阵（2）
费米开始了作业。他想要把周期表上绝大多数的元素都用中子加以辐照，故而从最轻的元素开始，按照原子顺序一个一个地实验着。他首先辐照水——这样就同时试验了氢和氧——然后试验锂、铍、硼和碳。结果令他失望：它们被辐射后并没有放射性产生。
费米没有灰心，继续下来，结果，对氟的试验获得了成功。随后，铁、硅、磷、氯、钒、铜、砷、银、碲、磺、铬、钡、钠、镁、钛、锌、硒、锑、溴和镧的人工诱导放射性都获得了成功。
最后，他终于进行到了铀。
辐照纯化了的硝酸铀得到了强烈的效果，产生几种不同的半衰期。
6月，他把结果报告给了《自然》杂志。
这样一来，费米成了物理界轰动一时的人物。
1934年夏天，费米在伦敦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物理学会议。这期间，留在家里的埃米利奥·赛格雷和其他年轻同事们通知了他，他们得到了半衰期为3分钟的铝的同位素。费米在会上宣布了这一结果。
但是，随后发生了混乱——向他报告的埃米利奥·赛格雷随后发现，辐照过的铝的半衰期并不是像原来报告给费米的那个样子。
糟糕的是费米在会上已经宣布。而新出现的糟糕情况他们是不能向费米隐瞒的。
可以想见，当费米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会是何等地恼火。他狠狠地批评了他的这些粗心的、不可原谅的学生们。
随后，这些受责骂的青年们接受了费米安排给他们的繁重的工作。他们必须对他们原先的“粗糙工作”加以改进，重新来做那些实验。
重做实验时，埃米利奥·赛格雷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把中子源放置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放射性。特别是，他发现，几张木桌子具有奇妙的性质——中子源放置在这些桌子上进行辐照，其放射性强度比把它放置在同一个房间中大理石桌上进行辐照得到的放射性强度大出了许多。
什么原因？
10月的一天，费米亲自做实验。他走进实验室时，忽然想到应该试验一下在入射的中子前面放一块铅，看看会产生什么效应。但在放这块铅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不，我不要放铅——我要放一块石蜡。”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没有预警，没有事先的推理和逻辑思索，他立刻拿了一块奇形怪状的石蜡，把它放在应该放铅的位置上。
放入石蜡，而不是放入铅，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放射性强度戏剧性地增大了。
中午，每个人都被召来看了这个由石蜡过滤而产生的奇迹般的效果。起初，学生们以为是计数器出了毛病，但是，怀疑很快被消除，大家坚信，这种强烈的放射性活动，确实是由于产生放射性的辐射为石蜡所过滤而造成的。
物理楼的走廊里响起了一阵阵响亮的惊叹声：“奇妙极了!不可思议!简直是魔术!”
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费米独自思考着。下午他从家中回来，提出了一个答案：是中子同石蜡和木头中的氢核发生了碰撞。中子穿越石蜡和木头时，速度减慢下来。
费米的推理是合乎实际的。三分钟半衰期铝的同位素问题解决了：在不同的桌子上的实验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木桌子和大理石桌子之谜也解开了。木桌子和石蜡一样，是含氢物体，它减缓了中子的速度。
费米在这里发现的，正是所谓“慢中子效应”。这种效应的发现，对核研究进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我们在后面就会清楚地看到。
后来，到了美国的汉斯·贝蒂在总结这一现象时风趣地说：“如果意大利不是一个富于产大理石的国家，慢中子的效应恐怕永远也不会被发现。大理石桌面给出了与木桌面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又给出了正确的结论。如果实验在美国进行，我们也许至今也不会与这个慢中子谋面。”
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停下原子的问题，来讲一下犹太人的问题了。
第二部分：裂变希特勒的狂吠（1）
二次大战中，希特勒的反犹活动，用心之恶毒，手段之残忍，都是令人发指的。希伯来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人们大多数知道这一点，记住了这一层，而与此紧密关联的另一个侧面却被忽略了。
我们放一放原子而谈一下犹太人的问题，原因是：第一，本书的不少主人公都是犹太人，他们在一个特定时期面临着灾难，我们不能不作为一个方面，单独地来加以叙述。第二，这些人与另外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命运如何，不能不直接影响到那些人。第三，袭击他们的那场巨大灾难，从另外的一面却成就了，至少是帮助了美国人，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帮助整个人类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核事业。而制造这场战争灾难的人，不但失去了道义，而且也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人才。可能正是这种失却，他们才失去了战争，走向了覆灭。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先来看一篇奇文。这篇奇文的题目是世人皆知的，名叫《我的奋斗》。
1919年12月的慕尼黑的一个小小的旧酒吧里，寒冷而又黑暗。一个脸色苍白、消瘦的中年人正在一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前起草一份文件。此人一会儿停一下，把笔尖含在嘴里思考一番，一会儿奋笔疾书。很快，文件拟就。起草人淡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光芒一会儿停在文件上，一会儿从文件上移开，射向远方。“就这样了！”在此人干脆利落的断言声中，一份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文件定了稿。
这份文稿的起草人就是鲁道夫·希特勒。
第二年的2月，还是在这个旧啤酒店里，面对着大约2000人，这个文件被宣读了，它就是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前身的德国工人党的党纲。
党纲一共25条，其中有六条，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人不是“德国血统”的同胞，因此不能成为公民；只有公民才能出任公职或有权出版德文报纸；非德国人不能移入德国，自大战开始以来进入德国的所有非德国人应当被驱逐出境。如此等等。
这是希特勒发出的头一篇反犹宣言。
1923年11月8日德国工人党发动啤酒馆暴动，此后希特勒被送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向鲁道夫·赫斯口授了他个人的政治宣言，《我的奋斗》出笼。全文近700页。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犹太人是书中提到的最多的内容。
希特勒在书中说，犹太人“不喜欢喝水”，他们的衣服“不干净”，外表“通常是不体面的”。从此，人们“常常由于闻不惯这些人的气味而感到胃中不适”。
这还没有牵涉根本问题。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头。希特勒接着讲：“作为外国人”这些人具有“一定的种族特性”：他们是“劣等的”，长着“毒牙”，是令人讨厌的“吸血鬼”。
讲完这番话后，希特勒有了一个小结：“所有一切邪恶象征的魔鬼的化身，便是犹太人的活生生的形象。”
希特勒认为，犹太人讨人厌的特征不计其数。他写道：犹太人是“拣垃圾的”，他们总是把污秽溅在人类的面孔上。他们是“一堆粗制滥造的家伙”，“就像最坏的带菌体”，“毒害着人类的灵魂”。也可以说他们是“大城市最底层中可憎的罪恶交易里面残酷、无耻而又精明的指挥者”。
希特勒又有了一个小结：“难道世界上有什么肮脏、荒淫的事情……没有至少一个犹太人卷入其中吗?”“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只要你小心地切开这样一块脓包，就会有一道凶光射出，突然使你目眩。而像腐烂尸体中看到蛆一样，在这个脓包中你总会看到一个犹太鬼!”
希特勒进一步发挥，说：希伯来族是一个“诡辩的说谎者的种族”，他们不顾来生，“只管今世”，是“最大的说谎专家”；是“叛徒、奸商、高利贷者”；是一种“世界瘟疫”。
第二部分：裂变希特勒的狂吠（2）
希特勒断言，这些人“单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时，定然窒息在污秽和垃圾之中”。
犹太人是“其他人民身体内的寄生虫”，“自己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他们也“缺乏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
犹太人“嘲弄自然感情，抛弃一切美、崇高、尊严和好的概念，而把人拖进他自己卑鄙性格的领域中去”。
他们“凶残”地“吸血”，“毒害别人的血而保存他自己的血”，“丝毫不顾及道德”。他们还“有预谋地糟蹋妇女和孩子”。作者形容说：“黑头发的犹太青年人，脸上挂着邪恶的欢乐之情，偷偷等待着无知的女孩儿，然后用他的血玷污她，从而从她的人民中窃走她。”
犹太人是“杂种”，“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把黑人带进莱茵，想法是机密的，目的却昭然若揭——生产杂种来毁灭他们所仇恨的白种人”。
希特勒恶毒地咒骂：梅毒是一种“犹太病”，它使“我们的精神生活犹太化，使我们择偶的天性金钱化，这样任其发展下去，迟早会毁灭我们整个后代”。
希特勒断言：“一件黑袍和一鬈黑发这种怪影”，它所造成的“精神毒害远比古代的黑死病要坏”。
希特勒逐渐把问题引向政治，他道：犹太人“不是德国人”。
当时，德国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谁也没有看重这篇稀奇古怪的作品和那个近似发疯一样的中年人，尽管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假如在战争之初和战争中间有12000个或15000个这些毒害人民的希伯来人曾经被毒气所阻止……那么，我们在前线丢了性命的几百万同胞就算得到了报偿。
这里所讲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战争刚刚结束，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十几年，而且没有什么人看得起德国工人党——它毕竟只是一支由两千人组成的队伍，政坛上没有它的位置。
猫头鹰想唱歌，就让它唱好了。
可是，《我的奋斗》的作者却在渐渐得势。
1931年，阿道夫·希特勒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假使他获得了德国，他到哪里去寻找智囊来管理这个国家。
对此，希特勒回答得很是干脆，他说，他自己就是智囊，他道：
你是不是认为，按照我的党的路线行事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不会继承一群群的智能囊？你是不是认为作为知识阶级花朵的德国的中产阶级会拒绝为我们服务、拒绝把他们的才智交给我们支配？你放心，到头来，德国中产阶级将站在既成事实的显要的立场上，对待这个阶级，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这涉及犹太人。记者提出了问题：“犹太人呢？那些有才干的人民，他们之中有战争英雄，有爱因斯坦……”
对此，希特勒回答：“他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从我们这里偷去的。”稍加思索，希特勒道：“他们会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来反对我们。他们只会在其他人民中挑拨动乱。”最后，他说：“我们不需要他们。”
这是个不祥之兆。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的总理。
如果往日人们，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对灾难的来临还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他们肯定要认真思考一下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第二部分：裂变希特勒掷宝从爱因斯坦掷起
记者在向希特勒提问中提到了爱因斯坦，那么，事情我们就从爱因斯坦讲起。
反犹、护犹几乎与爱因斯坦声望的提高与日俱进。
1919午12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柏林给他的一位外地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道：“这里反犹太主义的势头很是强烈，政治反应很是粗暴。”
这时，各国新闻界已经发现了爱因斯坦，他开始成为国际著名人物。
当年12月出版的《柏林画报》封面上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照片，上面还附有这样的文字：“世界历史上一位新人物……他的观察意味着我们对自然概念的彻底改变，可以同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的洞察相提并论。”
这里所说的“他的观察”，指的是他提出的相对论。
自1910年以来，除两年外爱因斯坦年年都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有人说，如果相对论不是那样难以理解的话，爱因斯坦肯定较早地获得这一奖项——迟至1921年他才获得。
相对论的被重视，多亏了当时的一次日蚀。一项理论只有当它得到证实时才产生力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是如此。星光经过像太阳这样巨大的物体时会被偏移。一部分天文学家按照牛顿的理论计算出了偏移的角度。爱因斯坦按照相对论也计算出了偏移角度——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孰对孰错？天文学界、物理学界都在关注着。一次日蚀将在1919年5月29日发生。这是观察、计算星光被太阳偏移的最理想的时刻。这之前，英国人动员了起来。剑桥的一支远征队预先到达西非海岸外的普林西比岛，格林尼治天文台派出另一支远征队预先到了巴西北部的索布拉尔。
观察结果出来了。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的伯林顿大厦召开联席会议，J·J·汤姆生在牛顿的一幅画像下宣布：是爱因斯坦的数值而不是牛顿数值才是对的。J·J·汤姆生充满激情地说：“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发现的，不是天之一方的一个岛屿，而是新科学思想的整个一个大陆。”
这当然是新闻。《泰晤士报》报道了这次会议所宣布的结果，大标题是：《科学中的革命》。
消息传开了。从那一天起，爱因斯坦成为世界级显赫人物。可他也成了出头鸟。反犹太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马上准备对他下手了。
爱因斯坦则不顾反犹主义者发出的一次次警告和面临的实际危险，不但坚持自己的科学事业，而且坚持自己的护犹事业。他曾目睹一群群东方犹太人随着战争和革命的到来而涌入柏林的情景，当然也目睹了他们在德国反犹主义者煽动下被德国人驱赶无以为家到处躲避、流浪的惨状。从那时起，他便决定参加他们的行列。
1922年6月21日，魏玛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杀害了。拉特瑙是一位物理化学家和实业家，是爱因斯坦的朋友，自然也是一名犹太人。右翼极端分子直言不讳，枪杀是他们干的。
看来，爱因斯坦可能是下一个……
之后的许多细节我们在此不赘述了，而且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要暂时放下爱因斯坦而介绍一下别的人的情况。
第二部分：裂变大批宝贝随后被掷了出去
希特勒接受任命时是兴高采烈的。他真的要为所欲为了。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宪法规定的自由中止了。随后，3月23日，希特勒实际上接管了国会的权力，纳粹开始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反犹太主义合法化了，希特勒废除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4月1日，全国开始对犹太商家开展抵制活动。报纸公布了犹太商店的地址，纳粹冲锋队出现在店前，对暴徒们的行动负责指挥。在街上，犹太人遭到殴打，警察则在袖手旁观。
一个月之前，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不少的犹太知名人士，还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国会大厦被烧后的那天晚上，沃尔夫冈·泡利去哥廷根参加一个小组活动。爱德华·特勒同是小组的一员。小组讨论了德国的政治局势。泡利认为，所传的“德国独裁”不过是一句“蠢话”。平日，泡利喜欢用“废话”、“无稽之谈”、“胡说八道”一类的字眼儿。这次，为形容那种“蠢话”，这些字眼儿他差不多全都用上了。他告诉小组成员说：“我看到过俄国的独裁，在德国——那种事是无稽之谈。”
在汉堡，奥托·弗里希的乐观情绪与这里的泡利相似。他对人讲，他并未认真看待希特勒。他的感觉是：反正都是总理，他们上台，也下台——希特勒未必比别人坏多少。
上面提到的泡利、特勒和弗里希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德国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他们的认识表明，他们将被打一个措手不及。当然，这怨他们自己。爱因斯坦和其他的人不是没有提醒过他们。
事情急转直下，4月7日，第三帝国颁布了反犹太人法令，恢复专业文职法，这一法律永远地改变了泡利、特勒、弗里希和他们许多同事的生活。因为这项法律宣布：非雅利安人血统的公务人员必须全部辞退。
大学是国家机构，院系的成员都是公务人员。这项新的法律一下子剥夺了德国1／4的物理学家——人数达1600名，其中包括11位已经获得或将会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工作权利，自然包括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具体些讲，柏林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各失去1／3的教学人员。医学界遭到解职的423例，物理学界106例，数学界60例……
被帝国开除的这些学者不大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迁移出德国。
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其中包括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对迹象表现的最初意义看得很准，因为他毕竟是爱因斯坦，也因为他在战后不久就遭到这种攻击和伤害。
可他能去哪里？哪里会是他的故乡？
他当时说：“我将成为一个漂泊不定的候鸟。”
1932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 爱因斯坦夫妇就要离开多年的住所了。当他们走出他们住房的门廊时，他告诉他的妻子：“请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你将再也不会见到它了。”
第二部分：裂变齐拉特的先见之明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另外一个人，这就是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见过面的利奥·齐拉特。利奥·齐拉特，这位匈牙利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犹太人，1898年生于布达佩斯。在爱因斯坦不得不放弃他的德国国籍的那一年，齐拉特已经35岁。他身材不高，长有一副圆脸，有一头浓重、鬈曲的黑发，一副生动的面容和丰满的双唇，颊骨是扁平的（这带有蒙古人的特征），眼睛是深褐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