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齐拉特在布达佩斯的约瑟夫国王技术学院学工程，被征入奥匈军队，成为一名骑兵。他很快随他的部队开往前线。我们看到，利奥·齐拉特的一生充满传奇。这一次，是一次请假救了他的命。当时，他的一个弟弟要做手术，他请了假。请假的理由是为了在他兄弟进行重大手术时他能够守在父母身边，给他双亲以精神上的支持。但事实上是他生了病。他原以为自己得了肺炎，以便在布达佩斯他父母身边而不是在一个前线陆军医院得到治疗。他立正站着，等待长官——一位上尉——听取他的请求。那时他已经发烧到了华氏102度。开始，那位上尉不同意，随后，齐拉特以他独特的方式坚持着，最后终于获准。他的朋友们帮他上了火车，他返回布达佩斯。诊断证明，他得的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成为在奥匈这一边的第一批病例中的一例。治疗期间，从前线传来消息，一次战斗中，齐拉特的那个团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他的同伴全部失踪了。
齐拉特20年代初就到了柏林，进入柏林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在那里，他很快成为爱因斯坦的知心人和实际性发明的伙伴。
下面一项专利特别值得一提：1929年齐拉特为他的一个装置申请了专利。这种装置后来作为劳伦斯的发明并被称做回旋加速器。劳伦斯由于这种装置的发明而获得了1939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而如果当时齐拉特把它进行到底，并让它超乎专利的范畴，那么，诺贝尔奖极有可能是他齐拉特的。因为他弄出那一装置的时间比劳伦斯至少早3个月。
20年代中间某段时期，齐拉特注意到了核物理。但直到1932年，他除思考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他有其他的事做。1932年核物理变得引人注目了。詹姆斯·查德威克证实了中子的存在。齐拉特便开始想到了中子的用项，这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但是，他的思绪被政治打乱了。
1933年2月27日夜晚发生了焚烧国会大厦事件。后来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齐拉特离开了柏林。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临近1933年4月1日，我乘火车从柏林去维也纳，火车是空的。第二天，同一班火车却超员了，火车在边境上停下来，人们必须走下车，每个人都受到纳粹的盘问。这正好证明，假如你要想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你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你只要比别人早一天就行了。”
说“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实际上，齐拉特就是比别的人聪明些。
利奥·齐拉特从1935年开始在牛津进行研究工作。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使他心情不安。1936年3月下旬，他从牛津给在维也纳的格特鲁德·韦斯写信说，他认为她应该考虑去美国。他向她表明，这个想法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齐拉特是在柏林时认识韦斯的，并曾一直给她提出种种忠告，也在悄悄地追求着她。现在她从医学院毕业了，接到齐拉特的信，她到伦敦来看他。留下了一张她给齐拉特拍的他们一起在乡间散步的照片，公路边上，他站在一个饱经风吹雨打的圆木路障的前面，身后有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那时齐拉特38岁，已经开始发胖，但还不算太胖。
他们谈到了希特勒。齐拉特对韦斯说，她如果留在维也纳，她的和平的时间最多为两年。他明确告诉韦斯，希特勒会到那里去——吞并奥地利。韦斯后来说，吞并事件果然发生了，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准确得几乎一天不差。
关于去美国的事，齐拉特进一步对韦斯说：“英国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你如果去美国，肯定将更好……在美国，你将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且很快地将改变‘异乡人’的地位。”
韦斯真的去了美国并留在了那里，最后成为一个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并且成为齐拉特夫人。这是后话。
齐拉特自己呢？他对韦斯说：“我先在英国呆着，直到战争开始前二年，然后就去纽约。”
当初，韦斯认为这话是很可笑的，“直到战争开始前二年”——谁能说战争在哪一年爆发呢?
后来的事实表明，齐拉特的判断只有四个月的误差。
齐拉特到美国后，依然是一个预言家。有人这样说：：“利奥·齐拉特博士……证明是最好的预言者——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预见到事态发展。在风暴爆发的几星期之前，他就开始形成计划以便给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提供某些协助。”
第二部分：裂变成批宝贝终于被抛出
如果说身处安全地带苏黎世的泡利以前曾看错了形势，那么，新法律一公布就使他看清楚了一切。他离开了，选择的最初目的地是中立的瑞士。他乘火车去了苏黎世，安全地到达理工学院的物理楼。一进大楼的大门，迎面是一个直通二楼的宽而直的楼梯。在楼梯上，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于是想到，今后几个月中还会有许多许多的人要走到这里来。
这时他才认识到，“德国独裁”的想法不再是一句蠢话。
当时，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贝蒂正在蒂宾根，只有27岁。他的一个学生告诉了他被解职的消息，那个学生写信给他，说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学生告诉贝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逻辑推理运用惯了，看了学生的信，他第一个反应是问题提得离题——是他贝蒂而不是那个学生被解职了，他为难什么呢？
贝蒂强壮、不知疲倦，是一个滑雪和登山运动员，在物理学上非常自信，社交方面则不行。他有一双蓝色的的眼睛，体形是日耳曼型的，浓厚、深棕色的头发剃得很短，使人看上去整个头部像一把刷子。
他已经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著作。
贝蒂的父亲不是犹太人，但母亲是。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然而官方并不这样看问题。
他被解了职，然后离开了德国。在哥本哈根同玻尔工作了一段时间，1934年夏，康奈尔大学给他以助理教授职务，他接受了并乘船于1935年2月到达美国。
特勒呢？
1930年，他在莱比锡海森堡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土学位，又作为研究员在那里呆了一年，然后迁到哥廷根到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他早期的论文都是关于量子力学领域的。1930-1936年间，他写出约30篇论文。
特勒必须离开，因为他不但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还不是一个德国公民。
但到哪里去？在同他的父母经过一场紧张的争吵之后他去了哥本哈根玻尔那里。最后，他去了美国。若干年之后，他，贝蒂，还有泡利，都成为“曼哈顿工程”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帮奥本海默研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后话。
在汉堡的奥托·弗里希终于也得认真考虑一下希特勒了。
当时正赶上玻尔来到汉堡。玻尔在德国到处旅行，看看什么人需要协助。若干年后弗里希写道：“我突然间面对着尼尔斯·玻尔——对于我这几乎是一个带传奇性的名字——并且看到他像一位和蔼的父亲那样对我微笑，真是感到幸福之至。这是一次伟大的经历。他拉着我坎肩上的扣子，对我说，‘我希望什么时候你能来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喜欢能搞思想实验的人!’”让弗里希感到特别欣慰的是，玻尔不但把弗里希作为一个难民看待，还看到了他的成就（弗里希刚刚有一项关于量子论的创见，即一个原子在发射出光子时产生后坐，这个运动过去认为太微弱无法测量出来）。弗里希回忆说：“那天夜里我写信给家里的母亲……并告诉她不要担心，因为好上帝曾拉着我坎肩上的扣子并向我微笑了。”
弗里希在朋友的帮助下，最后越过北海到哥本哈根同“好上帝”一起工作去了。
莉泽·迈特纳是弗里希的姨妈。
莉泽·迈特纳被禁止在柏林大学讲课，但她被允许继续在威廉大帝研究所的工作。对她来说，官方如此处理就算客气了。她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但她自己并不这样看。她有她的理由：她生在一个犹太人家里，但婴儿时她受过洗礼。凭这一点她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教徒。动乱开始时，部分由于不愿使她的朋友们——其中主要是哈恩，他已经离开卢瑟福，回到了德国——为难，她保持了沉默。而当希特勒要把一切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到光天化日之下时，特别是她被解除了柏林大学教职时，她自然变得难堪起来，因此，她找到哈恩并告诉他真相：“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容易给你造成麻烦。”她决定离开自己的朋友们。
7月6日哈恩和其他人帮助迈特纳整理行李。哈恩舍不得自己这位亲密的朋友，但形势所迫，他必须接受迈特纳离去的现实。他给了她一个漂亮的钻石戒指。那是母亲遗留给他的，他一直珍藏着，从来没有戴过它。一方面是一个纪念，另一方面，哈恩是考虑到，在紧急的时刻，她能够有些钱用。
次日早晨，哈恩送走了迈特纳，惆怅之情无以言表。
第二部分：裂变哈恩感到往事如烟
1906年，哈恩离开蒙特利尔的欧内斯特·卢瑟福，来到柏林大学与埃米尔·费希尔一起工作。费希尔是当时知名的有机化学家，他对放射性了解很少，但知道哈恩是这一领域第一流的人物。费希尔在自己的实验室的地下木工房为哈恩腾出一块地方。当时，哈恩的领域不为大多数化学家所熟悉，因此他们产生了偏见，认为摆弄一块金箔便能产生一种新元素，如果不是一种骗局，至少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可笑之事。因此费希尔收留哈恩便引起了他的同事们的普遍非议。
无独有偶，费希尔还由于收留了另一个“难容之人”遭到了非议。这个人就是莉泽·迈特纳。
莉泽·迈特纳来自奥地利，当年29岁。她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发表了两篇关于α和β辐射的论文，她来柏林是被理论物理学所吸引。
当时，作为一个妇女，莉泽·迈特纳很难在柏林找到容身之地。她投奔了埃米尔·费希尔。
费希尔同意接纳她，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永远不能出现在楼上的实验室中，因为那里全部是男人。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哈恩工作的那间木工房。
哈恩是一个运动员，又滑雪又爬山；浑身带有孩子气，喜欢啤酒和雪茄，对人热情，还具有自我否定的幽默感。他喜欢漂亮妇女，在他幸福的婚姻生活的整个时间里，他同相识的漂亮妇女之中的许多人保持友谊。迈特纳矮小、微黑但美丽，而且带有病态的羞怯。这样一个女人正是哈恩最最喜欢的。莉泽·迈特纳没家没业，需要一个伙伴，工作中也需要一个合作者。这样，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放射化学家，两个人开始建立起友谊。
在两年的时间里，莉泽·迈特纳严格遵守费希尔提出的条件。但即使这样，她的存在是瞒不了人的（费希尔的本意自然并不是要瞒谁），费希尔因此受到了责难。好在随着大学的开明化，禁忌渐渐被解除，费希尔放宽了条件，开始允许妇女上他的课，也允许迈特纳从地下室走到上边来。迈特纳的成就引起了权威们的注目。1912 年，马克斯·普朗克成了她一位热情的支持者，为她谋到了一个助教职位。爱因斯坦则忘记了莉泽·迈特纳出生在奥地利，称她是“德国的居里夫人”。
当年，也就是1912年，哈恩和莉泽·迈特纳，这两个亲密的朋友一起搬到新建起的研究所，并筹划给前来视察的德皇一项展示。他们找到钍的一种同位素，当时误认为那是一个新的元素——其放射性比通常的钍大10万倍。这种钍同位素会在黑暗中发光，其亮度与已知的钍放射出的光大有不同。哈恩认为这种差别也许会使皇帝高兴，便与莉泽·迈特纳商量，趁皇帝陛下来研究所视察的机会，给德皇展示一下。
在一个小盒里，哈恩放上一个小丝绒垫，丝绒垫上便放上了他的“新元素”样品，其放射强度等于300毫克的镭，而外面没加任何防护。
皇帝到时，哈恩把自己的“礼物”呈献给了德皇。
皇帝兴致很高，拿着盒子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没有任何人提醒皇帝陛下放射性的危险，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当时，莉泽·迈特纳就在哈恩的身后。
这次视察令皇帝陛下十分开心，这直接导致了几个新的研究所的建立……
一晃20几年过去了，当时，谁会想得到有分离的一天呢？可这一天无情地到来了。
莉泽·迈特纳带着同样惆怅的心情，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到了荷兰边境，由五个人组成的纳粹军事巡逻队进入车厢，逐个地检查证件。当迈特纳把她早已过期的奥地利护照递给其中的一个纳粹大兵时，她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她的护照被拿走了，她坐在座位上等着。10分钟过去了，她倒觉得过去了几个小时。她注意看着车厢的门。一个纳粹官员带着那几个士兵回来了。迈特纳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部，耳朵里嗡嗡作响。她以为自己就要被捕了。可那位军官把护照交还给她，一言不发地领着他的大兵们离开了。
两分钟过后，迈特纳下车进入荷兰境内。在那里已有几位她的荷兰同行来迎接她。
安全了！
她继续前行，到了哥本哈根卡尔斯堡荣誉宫的玻尔的家中。玻尔夫妇好不容易使她激动的感情平静了下来。
第二部分：裂变援 救
年轻的科学家们处在了困难之中——刚刚开始立足，发表了一些著作，没有国际声望。
有人写道：无法描述在德国的各阶层犹太人的完全失望情绪。他们正被追查并突然中断他们的事业，其彻底性令人吃惊。除非有来自外界的协助，成千上万或许几十万人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饿死或自杀。这是一次巨大的“冷酷的大屠杀”，而且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共产党员当然包括在内，不过不是按种族而选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通常就要或即将遭到禁止，特别是如果他们有一点点对纳粹运动的反抗……
总而言之，他们需要有组织的支援。
而实际上，国际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科学家们，卢瑟福、玻尔等已经行动了起来。在伦敦，欧内斯特·卢瑟福领导着一个学术救援委员会。在委员会成立宣言上签名的都是英国当时的社会贤达。委员会很快成为一个票据交换所和信息中心，并开始募集基金。
在美国，约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会，援助德国免职学者紧急委员会也组织了起来。
齐拉特自身是一个流亡者。同时，他又成了一个国际救援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齐拉特到达美国后，爱因斯坦已经在那里。爱因斯坦曾想创立一所“流亡者大学”，齐拉特则利用爱因斯坦的威望服务于自己的活动。在瑞士，他推动着国际学生服务局和国际联盟的国际合作处的工作进程；在荷兰，他推动有一小笔款项但不善于组织活动的埃伦菲斯特，来资助到访的物理学家。在比利时，他取得了大学校长们的同情……
“大萧条”开始缓解，移民开始增多。美国官方统计，1933年，有30位欧洲科学家和学者来到美国，1934年是32人，1935年15人，但到1938年，又增加到43人，1939年97人，1940年59人，1941年50人。其中物理学家共有100名，而且都是物理学界的精英。
后续的，还有意大利人，其中有费米。
美国成了一个新世界。
后来，汉斯·贝蒂回忆了第一个早晨的情景时写道：
“当我醒来的时候，太阳照在了我的脸上。我睡得很沉、很香、很长——这是许多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在这里，上床时不必害怕清晨3点钟会有一部汽车装着若干冲锋队员开来把我带走。”
自由就是酣睡，就是平安地观看早晨的日出，就是和院子里孩子们无拘无束地嬉戏……
前面是科学和事业，是生活，甚至是家庭或恋爱……
第二部分：裂变玻尔誉满全球
是不是一种规律？当一种实验需要理论指导时，这种理论就及时出现
一、玻尔誉满全球
时间不饶人哪，尼尔斯·玻尔已经50岁了。10月7日，他欢度了他的50寿辰。从德国被希特勒赶到哥本哈根的奥托·弗里希观察到：“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玻尔似乎处在了他的精力的顶峰。当他噔噔噔一步两台阶地奔上研究所的陡楼梯时，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人都感到相形见绌。”
图书室里的宁静往往被轻快的乒乓球比赛所中断。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玻尔的悬赏——他曾夸下海口，哪个赢了他，他就制造一艘核动力的潜艇送给胜利者，让他在海底周游世界。
为了对这位丹麦的物理学权威表示敬意，丹麦人发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募捐运动，共献出10万丹麦克朗，给玻尔买了06克的镭。玻尔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决心用坚韧和辛劳报答自己的同胞。
德·赫维赛把这些溶液形式的镭加入铍粉与之混合，再使它们干燥，最后分为六份，制成了六份强中子放射源。他再将它们分别放在六根长棒的一端，存储在研究所地下室的一个干井里。这个井原来是为放置摄谱仪使其不受振动而挖掘的。
很快就迎来了圣诞节。此次的圣诞节很值得庆祝一番。玻尔的学生们组织了庆祝会，而且形式很符合玻尔的心意。
庆祝会在那间储有镭放射源的井的房间里举行。井盖当成了桌子，圣诞树放在井盖的中央。全部人员，从所长到车间中最年轻的学徒，都聚会在了井的周围。食物并不丰富——只有啤酒和香肠。
会上，尼尔斯·玻尔发表了演说——每年都是如此的，回顾了过去了的一年。
玻尔由于他的研究工作，也由于他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们的帮助而誉满全球。
1932年，丹麦科学院邀请他终生免费住进了丹麦荣誉宫。这是一所按古庞贝风格修建的宫殿式大宅邸。最初，卡尔斯堡啤酒厂的创建人住在里面，后来就留给了丹麦最杰出的公民。玻尔之前，这里住着北极探险家努德·拉斯姆森。
在丹麦，这是仅次于国王宫殿的一所住宅。
不幸的是，两年过后，一次意外的事故夺走了玻尔的长子，年方19岁的克里斯提安。父子俩和另外两个朋友在厄勒海峡玩帆船。这里是瑞典与丹麦之间的一条海上通道。突然起了一阵狂风，克里斯提安从一艘单桅小帆船上跌入波涛汹涌的大海。玻尔在失事地点转来转去寻找他，直到天黑。儿子失踪了。玻尔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拼命地投入了工作中，而此时的流亡者们也确实在等待他的救援。他在无尽头的工作中减少了痛苦。
第二部分：裂变完成原子核液滴模型理论的探索
这期间，研究所中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费米的中子研究工作。弗里希是所里惟一懂意大利文的物理学家，他成了大家的翻译，《科学研究》一旦送达，他就大声地把连载的论文翻译给大家听。有关慢中子对某些元素比另外一些元素引起更强烈的反应这一点，大家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觉得，一个速度不快的中子射向核时，应该穿过它，而不应当被它捕获。
已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蒂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他的计算得出结论，中子被捕获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这种观点与费米小组观察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小组讨论贝蒂的论文。弗里希的发言不断地被玻尔打断。弗里希感到有些奇怪。他正要想向玻尔指出允许他把话说完，忽然发现玻尔想说一句话没出口便停了下来。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时，玻尔坐了下来，面如死色。大家焦急地看了他几秒钟，以为他生病了。但是，几秒种过去，玻尔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歉意的微笑说道：“现在我弄清楚了。”
玻尔弄清楚了什么呢？
1936年1月27日，玻尔在丹麦科学院做了一次演说。在这次划时代的演讲里，他道出了内心的秘密，讲明了小组讨论贝蒂的论文那天他究竟想明白了什么事。
他的演说的题目是《中子捕获与核结构》。在这篇演说中，他借助于中子捕获这种现象，提出了原子核的一个模型。
我们不应该忘记，玻尔的博士论文是讲液体的表面张力的。而现在，他的原子核模型与那有关——他设想整个原子核就像一个液滴。
分子凝聚在一起的倾向使液体具有一层称为表面张力的“皮”。因此，一个向下落的小雨点就成为一个完美的小圆珠。任何作用在液滴上的力将会使它变形。同时，还可以这样想象：一个充满水的气球被向上抛开然后再把它接住时，它将发生颤动。这表明，表面张力和引起变形的力，以复杂的形式彼此相互作用着。液体中的分子在相互撞击。被着力的整个液滴在颤动，在变形。加进去的能量最终以热的形式消散出去，这样，液滴又恢复稳定。
按玻尔设想，原子核的情况与此相似。
就这样，玻尔用他的液滴模型补充了他的老师卢瑟福的行星式模型，从而开辟了核物理的一个新的时代。
不管这个模型当时遗留了多少未解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后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对于在哥本哈根的弗里希和在挪威的迈特纳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思考，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玻尔的新理论大大推动着核物理学的进程，它标志着，原子能量的开发已经向实际利用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当时，玻尔本人并不认为核能的利用是现实的，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看到撞击会使整个核产生爆炸。但困难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我们对核反应知道得越多，那个目标就似乎离我们越远”。
差不多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对核能的利用也讲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对核的利用几率，犹如“在黑夜中要射中为数不多的鸟”。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最有独创性的三位活着的物理学家都已对征服核能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卢瑟福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利用这种能简直是“痴人梦呓”；爱因斯坦讲了“射夜鸟”的名言；玻尔则认为对核知道越多就离利用它的能的目标越远。
这就预示着，人们要想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啊!
第二部分：裂变一次事故
在世界的一个偏僻角落的农村挖完最后一棵马铃薯进入科学殿堂的孩子，与原子一起共度了一生，最后戴着荣誉的光环离去。
一、一次事故
1937年10月14日，风和日丽。前几天，欧内斯特·卢瑟福就看到，他在绿色的剑桥山后的住宅花园里的一棵树的树枝长疯了，想修剪一下而没抽出工夫。这一天，他刚刚闲暇下来，就搬了一个小梯子去修剪它。玛丽·卢瑟福跟在他的身后，为他拿着剪刀。他竖好了梯子，玛丽·卢瑟福给他扶着，并搀扶他上了梯子。他在上面站好，伸手接过了玛丽·卢瑟福递过来的剪刀。当初修剪很是顺利。有一根较粗的枝子需要剪断。他在用劲。枝子最后断了，而卢瑟福由于用力，身子失去了平衡，重重地从上面跌了下来。
玛丽·卢瑟福大吃一惊。她赶快把丈夫扶了起来。
卢瑟福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胳膊，伸了伸腿——没什么事。
两个人一起感谢了上帝。
二、救 治
但是，次日，卢瑟福就开始感到不舒服，特别是感到恶心。玛丽·卢瑟福找人来给他按摩，他感到好了许多。但是，卢瑟福当晚又感到恶心，并呕吐了。次日早上，他的家庭医生赶来了。这时，卢瑟福感到轻微的疝痛，他使用上了疝气带。医生发现，他可能有粘连现象。找来另一位医生会诊，两位医生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卢瑟福到一家叫做伊芙林的私人医院进行紧急手术。
在路上，卢瑟福告诉他的妻子说，他的事业和他的经济事务一切都安排好了。这话听起来像是遗嘱，玛丽·卢瑟福止住了他。他随后说，他的病并不严重，叫她不必担心。
手术证实确实有部分粘连情况。医生通过手术使小肠复原了。
星期六，卢瑟福看来见好。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再度呕吐，而且还出现了感染的迹象。在还没有抗生素的那个时代，这是致命的。
星期一情况变得更坏。医生们与动手术的外科大夫研究认为，他不宜做第二次手术了。他们使用了盐水静脉注射，并给他插了胃管。卢瑟福感到舒服了许多。星期二又注射了六品脱。当日——10月19日——早晨注射后，他病情略为好转。但是，随后情况又变得不妙。尽管他的妻子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忍受痛苦的非凡的好病人”，并且相信她自己曾看到了“一线希望”，可下午他开始变得虚弱了。
三、逝 世
学生们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开始向他的病榻前聚来：尼尔斯·玻尔、詹姆斯·查德威克、奥托·弗里希、马克·奥利芬特、欧内斯特·马斯登……
他已经没有气力向学生们发问了，不然，他一定询问玻尔的液滴理论有了什么新进展，询问查德威克最近在干什么，询问弗里希，迈特纳最近有什么消息……
有一段时间，他闭上了眼睛，接着，长时间地微笑着。然后，满脸的肌肉紧绷，像是在积累力量要做某种重要的事情。
最后，他可能攒足了气力，微微地睁开了眼睛，道：
“我已经对那块黑草莓园地进行了再一次的清理，现在，景色是相当地吸引人了。”
说完这些话，他眼睛向着天花板，好像在回忆一段往事。玻尔立即想到，老师肯定是想到了他在家乡挖出的那最后一个圆马铃薯，像是把它举到自己的眼前在说：“圆，肯定比别的形状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说完，卢瑟福合上了双睛，脸上的表情也平静了下来。
医生最后判定，由于大面积感染，他的心脏和血液循环都衰竭了。医生们说，他在平静中死去，享年66岁。
第二部分：裂变评价：“原子物理学中的牛顿”
那个星期，在波洛尼亚正在开一个国际性的物理学家会议，以庆祝卢杰·伽伐尼诞生200周年。
在会上，玻尔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宣布这个不幸消息的任务。当天早晨的会议开始时，玻尔走到前面，眼中含有泪水，用颤抖的声音对全体与会者宣布：“我们的领头人，欧内斯特·卢瑟福病逝了。”
大家都为这一损失的突然性感到震惊。不少的人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还到剑桥去拜访过他。几天以前，卡文迪许的人们还看到他们的领导人神采奕奕地行动着。
奥利芬特在回忆中写道：“玻尔发自内心地回忆了这位他有权利称为他的老师和朋友的伟大人物对科学的贡献。”
玻尔用希望来平衡惋惜，他对大家说：“没有了他，生活少了一些什么，但是每次想到他总是给了我一种持久的鼓舞。”
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演说中，他率直地说：“对于我来说，他几乎就像第二个父亲。”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副主教立刻做出决定，把卢瑟福的骨灰存放在教堂的中殿里——在牛顿墓的西边，和开尔文并列一排。
次年1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与会的科学家在他对卢瑟福的颂词中确定了卢瑟福在科学史中的地位，他说：
伏尔泰曾经说过，任何其他科学家都不可能像牛顿那样幸运，因为发现主宰宇宙规律的任务正好只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伏尔泰生得晚些，他也可能对卢瑟福和那无穷小的世界说同样的话——卢瑟福是原子物理学中的牛顿。
五、墓志铭
欧内斯特·卢瑟福临终前向弟子们讲的那两句话，是他在那最后的10月的第一天里在一封从他乡间住宅写给A·S·伊夫的信里讲了的。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永逝吗？是对他的一生的事业做一个总结吗？
是啊，当初，卢瑟福在遥远的新西兰挖完最后一棵马铃薯到达伦敦剑桥卡文迪许时，科学家对核物理学的知识还是“0”，核物理学还没有自己的阵地。几十年来，经过卢瑟福和他的学生们的“清理”，世界上不但有了核物理学的阵地，而且这片阵地的景色真的是变得相当吸引人了。
人们后来把这两句话当成了他的墓志铭。
第二部分：裂变赛格雷成了无家可归者
费米用中子轰击原子核的努力遇上了政治阻力。他失去了成为第一个“裂变”发现者的机会，而当时，他离成功的距离“像一张铝箔那样短”。
一、赛格雷成了无家可归者
那年夏天，被费米派来美国出差的埃米利奥·赛格雷在纽约遇到了刚刚到来不久的齐拉特。他与齐拉特是老朋友了。齐拉特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赛格雷回答：“我就回到意大利去。”齐拉特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你不会回了。到了秋天，只有上帝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你不可能回去。”
赛格雷说：“可我已经买了回程票……”
齐拉特道：“回程票值不了几个钱。”
赛格雷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事，他按计划搭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准备在那里乘船。下了火车，他买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使他终生也不会忘怀。报纸上登了墨索里尼反犹的消息。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能自投罗网。他返回了纽约，要为自己找一份职业。
第二部分：裂变费米逃出魔爪（1）
在罗马潘尼斯普娜路上的研究所里忙碌着的物理学家们，至少在30年代中期已经注意到意大利的局势在不断恶化的趋势。赛格雷还记得，在1935年春天，他曾问过费米，为什么小组的情绪看来不怎么高。费米没有回答他，而是让他到研究所阅览室的大桌子上去找答案。赛格雷去了，并在那里找到一本世界地图集。赛格雷把它拿起来，书正好自动地（肯定别的人不止一次地翻过了）翻开在埃塞俄比亚地图的那一页上。那时，意大利为了炫耀法西斯的声势，正准备入侵这个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人们是心明肚知的，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出路。
费米去了密歇根大学的暑期学校，他和劳拉在 1930年夏曾去过那里，现在又旧地重游。
费米在密歇根的清凉的湖水中游泳并且学会了享受美国饭菜。但是，意大利事态的发展无时不揪着他的心。
劳拉是一个十足的罗马人，骨子里埋着罗马种，她绝对不愿意离开她出生的那个到处梧桐、无处不古的母亲城市。何况，往日，反犹太主义在意大利不但不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在意大利会发生反犹。墨索里尼本人就宣称，他不准备使它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事态发展了。1937年1月，61岁的科尔宾诺突然因肺炎去世。一个忠实的法西斯分子东尼诺·罗·索尔多被任命接替科尔宾诺的位置。
这是费米在意大利的运气下降的征兆。
对这些阴暗岁月费米做出结论：看起来，美国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度，与欧洲的灾难、愚蠢和罪恶远隔着一个大洋。
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5月，希特勒访问罗马，罗马组织了游行。
费米从窗子里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歇斯底里。他痛苦地对身边的人说：“墨索里尼发了疯。看来只有让他倒在地上爬来爬去，意大利才有望得救。”
这之后，赛格雷出差去了美国。
当年7月14日，墨索里尼公布了反犹太人的“种族宣言”，这正是赛格雷在芝加哥买到的报纸上所见到的。宣言宣称：“意大利人是雅利安人，而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
在德国，这种恶毒的歧视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意大利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大利的犹太人只占人口的1‰，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同化。
“宣言”对费米一家的影响是致命的。他的两个孩子可能不受影响，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由一个名义上为天主教徒的父亲所生，但是劳拉却是犹太人。
“宣言”公布的那一天，劳拉正带着孩子们在南蒂罗尔地区的白云石山区度暑假。费米心事重重地来到这里向劳拉告知这个消息。
他们必须认真地考虑离开的问题了。
事先，费米已经给四所美国大学写了信，并且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从四个不同的蒂罗尔地区的城镇将信邮出。结果，五个学校发回了邀请书。最后，费米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
他先要到哥本哈根参加一个年会。年会是由玻尔发起的。会议期间，玻尔把费米拉到一边，压着他的肩膀，悄悄对他说，他已经被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按照规矩，这种秘密事先是不能透露的。但现在出现了一种特殊状况。这从玻尔向费米提出的问题中我们就看到了眼下状况的特殊性。玻尔问费米，考虑到当前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外汇方面的限制，他是愿意让提名暂时收回，还是让评选过程继续进行下去。
这告诉给了费米，他可以得到当年，也就1938年的诺贝尔奖，而且暗示，如果他愿意，可以利用这个领奖的机会逃出他的祖国意大利。
既然到了这份儿上，费米向玻尔表示，希望评奖继续下去。
第二部分：裂变费米逃出魔爪（2）
11月10日清晨，劳拉·费米被电话铃声叫醒了。接线员通知她，斯德哥尔摩将有给费米教授的电话——电话可能在下午6点钟打来。
费米立即醒了，听到妻子告诉他这个消息后，他估计这个电话百分之九十将通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费米夫妇已准备好了，如果获奖，他们就离开意大利到美国去。劳拉已经克服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与丈夫一起制定了离去的计划。费米已经跟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好，要去那里讲学，为时七个月。按照美国的规定，如果在美国居住六个月以上，持旅游签证是不成的——需要移民签证。由于费米是科学家，他和他的家属可以在意大利移民定额之外获得这种签证。
采取去讲学这个策略是为了逃避一项严厉的处罚规定：对永久离开意大利的公民只允许带出相当于50美元的财产。
计划需要谨慎实施。费米夫妇不能变卖他们的家庭用具，也不能把存款都取出来。因此，如果得到诺贝尔奖，这笔奖金适时而到，真可谓天赐之物。
他们悄悄地把钱花在了费米称之为“逃亡者的嫁妆”上面。劳拉买了一件海獭皮新大衣，在接到接线员通告等待斯德哥尔摩电话的那一天，他们又到了街上。这次在商店里买了一只贵重的手表。由于携带钻石出国是需要登记的，他们不敢冒险去买钻石戒指。
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尤其注意躲避他们眼皮底下的东尼诺·罗·索尔多。
6点钟不到，电话铃响了。劳拉和费米都兴奋了起来。一听电话，却是阿马尔蒂的妻子金纳斯特拉·阿马尔蒂打来的，她询问劳拉是否听到了消息。她让劳拉快快打开收音机。
费米夫妇打开了收音机。播送的是6点钟的新闻。劳拉直到很久之后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写道：
播音员以严厉、冷酷、加重的语调宣读了种族法的第二套法令。当天发布的法令限定了犹太人的活动范围和公民身份。犹太人的子女不能进公立学校。犹太教师要统统解职。犹太律师、医生和从事其他职业者只允许为犹太客户服务。许多犹太人开的商号已被解散。“雅利安”种的仆人不允许为犹太人工作或住在犹太人家中。犹太人的全部公民权将被褫夺，他们的护照将被收回。
犹太人的护照已经被做上标记。好在费米已经采取了措施，使他的妻子的护照免于被打上那种记号。
他们随后听到了来自德国的新闻：前一天晚上，那里发生了被称为“水晶之夜”的事件。
原来，11月7日，一个年仅17岁的波兰犹太人学生，为了报复对自己在波兰的父母的虐待，暗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恩斯特·冯姆·拉特。拉特于11月9日死去，这次暗杀就被用作借口，纳粹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骚动。疯狂的人群焚烧了犹太教堂，捣毁了很多的商行和店铺，很多犹太人全家从家中被拖出来在街上遭受到了毒打。至少死了100人。当晚在整个第三帝国境内，大量窗玻璃被打碎了，损坏的玻璃达到这些玻璃原生产地比利时年产量的一半。党卫队逮捕了大约3万犹太人——命令还特别规定要抓“有钱的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到布痕瓦尔德、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去。
